导语：中美双方不仅要改变沟通方式，还需要改革各自国内的体制，加强经贸上的融合，为双边关系培育更稳固的利益平台

6月7－8日，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加州的"阳光之乡"庄园举行的气氛轻松的会谈，也许确实让两国关系得到了新阳光的照射。奥巴马和习近平表示，虽然中美有很多分歧，但两国维持稳定而紧密的关系不仅关系自身，也与世界其他国家息息相关。习近平邀请奥巴马访问中国，届时也可能采取在一个相对休闲的地点会谈的形式，这为中美元首的交往方式开辟了新范式。

西方人对中国外交的一个印象是中国非常注重外交礼仪和对等性，中国喜欢自己处于中心位置，得到隆重的款待，遵循严格的礼节，认为这样才意味着尊重。中国官员在讨论的过程中也倾向于发表事先经过集体讨论的成熟观点。而西方，尤其是美国，将举行非正式的会谈，例如庄园之内围炉闲话，像两个普通人一般的闲聊，视为对别国领导人更高程度的重视。在美国人看来，如果领导人之间能建立起朋友般的私人关系，将成为国家关系的最佳润滑剂。而中国新领导人显得更加开放，也更能接受这种方式。

奥巴马希望这次会议能构建一个平台，使双方有机会进行更深入的非正式会谈。因此，这次不受拘束的、即兴发挥式的新型峰会，既能成为一种新模式，也预示着中美关系正在发展出更为常态化、稳定化的机制。领导人的会谈可望构建一种合作框架，培育出基本的气氛。具体的事务，无论是外交、经贸还是文化，都可留待具体部门做更进一步的商讨。

安全机制

中美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次首脑峰会的特殊之处是，汇率等传统争议性话题基本退居幕后，而网络安全问题在"习奥会"中得到了美方的强调，虽然说这个问题并未吸引中国社会公众的过多注意。美方称中国黑客对美国企业、军队和研究机构展开网络攻击，窃取资料和技术。但讽刺的是，就在会议期间，美国自身的信息安全却成为问题--美国政府被曝出于防范恐怖袭击原因，对本国公民电话通话记录和互联网通讯进行监控。

朝鲜实现政权交接和举行核试验之后，一直是东亚的热点问题。美国希望中国能继续在朝鲜核问题上提供合作，尽所能地制约朝鲜政权的行为，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应该负起更大的国际责任。换言之，美国认为中国是现行国际体制的获益者，但中国没有对维护当前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在朝鲜、伊朗等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被视为承担责任的表现。

中国方面也有很多自身的关切。当前中国政府在中美关系方面最主要的考虑也许是奥巴马政府推动的"重返亚洲"战略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增强军事部署，加强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合作，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势必引起中国的警惕，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各个方向上同中国的邻国加强接触。

应该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的对外政策确实过于偏重于中东地区，对亚洲的重视相对不足，甚至一些亚洲国家有被美国遗忘的感觉。所以美国面向亚太地区的"再平衡"也是一种正常的调整，是一种战略上的必然。但美国应当向中国透露出明确的信号，表示这些行动不以防范甚至遏制中国为目的，否则有可能为中国内部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提供口实，阻碍中国的市场化和现代化改革。如果中国政府也因为美国的举动而对其意图感到怀疑的话，双方就会不断朝对抗的道路走下去，这将是一种危险的前景。但在中国方面，当它在与邻国产生纠纷，尤其是领土争端的时候，也需要多提供法理性的依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而尽量少用民族主义的口号，同样向美国明确展示自身"和平崛起"的意图。

中美之间更深层次的讨论，可以以东亚整体上的安全机制为话题。朝鲜核问题构成了东亚安全局势的最大变数，但与此同时中日之间也存在因钓鱼岛问题而爆发战争的风险，虽然说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地区各大国都亟需一种协调机制来对冲这种结构性的不稳定性，中、美、日、韩等地区主要国家应该尝试构建某种安全对话机制，及时预警风险并化解潜在的冲突。

贸易

与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相关而同样引起中国忧虑的是，美国在世界自由贸易区建设方面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这两者都相当于是某种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自由贸易俱乐部。

东亚各国之间能否达成自身的某种自由贸易安排？这个问题已经被讨论了很久，但因为中日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而无法获得实质性的推进。目前只是东盟分别与中日韩三国建立自贸区，构成所谓"小马拉大车"格局。在去年11月的金边会议上，东盟也联合中、日、韩、印、澳、新启动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倡议，因为TPP建议并不包括所有东盟国家，所以东盟也要考虑其他应对措施。但无论是何种倡议，只要中日之间不能达成政治和解，东亚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就不可能前进，不可能达到欧盟的水平，甚至说北美的水平。但是也要看到，即使中日矛盾能够缓和，美国也不愿看到东亚国家自行主导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局面。因为美国是这一地区的主宰性大国之一，而且东亚将是未来世界经济的重心，为美国在战略上日益重视。

中国也可以选择"将计就计"，主动要求加入TPP，但这意味着美国将主导泛亚太地区的经济融合进程。留给中国的另一个选择或许是以更积极的态度寻求推动WTO多边贸易安排的进展。2001年启动的WTO的"多哈回合"已经因为各国利益上的矛盾、发达区国家的不合作以及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基本上陷于破产。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萨勃拉曼尼亚建议由中国自己发起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可以称为"中国回合"--中国以开放市场换取其他国家解决中国的关切，不过这也涉及中国是否愿意继续发起另一场放开市场与自由化的改革。

中国在经贸方面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和收购所面临的壁垒，其标志性事件是去年10月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措辞极为严厉的报告，以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为由，建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阻止任何涉及华为、中兴的收购。华为因为遭遇政治狙击，已经有所谓对美国市场"不感兴趣"的说法。三一重工也在去年10月起诉奥巴马政府，因为其子公司罗尔斯公司收购美国风电场被奥巴马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最近双汇收购美国食品公司史密斯菲尔德也引起美国方面的担忧，主要是在食品安全方面，这可能使该项收购遭遇法律上的障碍。这些商业纠纷的症结主要不是经济利益上的冲突，而在于政治上的不信任。所以要解开这些结，为中美的相互投资创造一个相互友好的环境，需要由最高领导层的交流来降低疑惑，培育气氛。

秩序

哈佛大学教授阿利森曾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认为就像古希腊的雅典与斯巴达一样，崛起中的大国必然会和已经处于主宰地位的大国发生冲突。但历史上通常的模式是挑战者要求改变秩序，而既有大国要求维持秩序，如一战爆发之前的德国和英国。然而，中国的表现并不像当年的德国、日本那样咄咄逼人，相反，中国政府名义上还在坚守前任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战略，只是近几年才开始对该政策有所检讨和微调。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就认为中国已成为"现状强国"，倾向于维持而不是改变现状。也许中国应该继续邓小平的教导，坚持传统的不挑战大国也不与大国政治结盟的政策，但确实可以在经济领域有更大作为，尤其是现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能发挥更强的主动性，成为发展中国家集团的某种代言人。

"修昔底德陷阱"所预言的中美冲突在短期内不会成为现实。因为一方面中国的实力虽然提升，经济总量可望超过美国，但国家过于庞大和复杂，内部面临着许多非常棘手的挑战。这决定了即使崛起，中国政府的主要目光仍将投射在国内事务上，而不可能将重点放在国际舞台与美国竞争上。再者，整个世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20世纪上半期流行的那种零和式的、过于强调领土和空间的思维方式。当时的大国对抗不仅是单个国家的对抗，而且是以不同大国为首的国家集团的对抗。

在今天的世界上，多极化的趋势会强化，但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将存在很长时间，没有任何国家敢于组建起一个与美国对抗的阵营，即使有这个想法也不会找到多少追随者，世界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回到类似于美苏对峙的分裂时代。但在东海、台湾地区、南海等争议性区域，中美也需尽最大努力防范可能的擦枪走火情况。在今天，中美维持不冲突态势对世界的意义，要比在发生南海撞击事件的2001年大得多。

定位

有的学者认为中美关系目前还缺少一个清晰稳定的定位。两国关系受到各自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极大影响。克林顿总统任内两国表示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2001年小布什的上台曾经令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一度将中国认定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对台湾地区出售一批先进武器，并宣称将"采取一切手段"保护台湾。如果没有发生9·11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将美国注意力转移到中东的事件，中美可能走向更多冲突。

因为美国的战略转移，小布什政府也迅速调整了对华关系。2001年10月和江泽民会晤时表示中美关系是"开诚布公的建设性关系"，江泽民表示愿与美方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此后双方多次重申这一定义。小布什任内中美关系保持了长期稳定，以至于这被视为他乏善可陈的外交政绩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2009年4月，胡锦涛与刚上任不久的奥巴马在伦敦会面，两国表示要共同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之后中国又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

在思想界里，对中美关系定位最有影响的是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2005年提出来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当时美国国内正对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进行着一场深入的辩论。背景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一直保持旺盛的经济势头，对国际事务产生了超乎传统的影响，美国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把对华政策当成地区性政策来对待，需要确认中国在世界上的新角色。美国认为，虽然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不明朗，但要接受中国实力会不断增强的现实，而且中美经贸联系的加强在逐渐塑造一种共生关系，美国在试图遏制中国时要三思而后行。

佐利克强调中国并不试图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市场经济，也就是说不与主流秩序为敌，因此建议美国不能将中国隔绝于国际体系之外，要引导和鼓励中国朝向对美国有利的方向发展。对中国来说，佐利克的提法是一柄双刃剑，中国比较乐见"利益相关者"一词，这暗示着被世界秩序的主导者美国接纳，但或许也担忧"负责任"一词所暗含的负担。所以中国并未对这一定义明确表态，但无论如何这被很多学者视为一种相对更反映当前现实、也更符合中美两国利益的定义。

总而言之，近年来每隔一段时间中美就要以一定的概念定义双边关系，这样做可以为这一关系的推进注入新的活力。因为中美关系是目前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国关系，两国既非敌人也非盟友，在经贸、地缘政治、军事等方面都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美国本届政府奥巴马政府认定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奥巴马任期内一是推行"重返亚洲"战略引起了中国一定程度的顾虑，二是因为国内经济未走出危机、面临着来自工会等利益集团的压力，因而采取了一些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做法，例如对中国投资设置政治壁垒、对多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等。所以中美关系虽不能说有所恶化，但可以说进入了平台期，双方并未走得更近，而且2010年初奥巴马宣布新一轮对台军售也曾让双边关系一度非常紧张。

当然，奥巴马上任之后美国也提出"中美共治"的"两国集团"（G2）说法，但中国因为体制性的原因不可能明确接受这样的邀请，而且中国无法确定美国的意图。鉴于中国当前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类似于这样的建议都有"捧杀"中国之嫌，因为中国在体量上、在国际影响力上，都没有达到和美国平起平坐主导全球秩序的程度。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发起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中美沟通的一个很好的机制，但在相当大程度上还只是一个经贸谈判的平台，美国可以借助其就汇率等议题向中国施压。近年来中国方面也不再只是被动应战，也在提出问题，但中美还需提升这个机制的规格，使之真正能对地区安全等战略问题的解决起到作用。

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情况相似，在其他方面，也是美国处于主动，而中国处于被动因应地位。美国所要求的事项多，而中国主动要求的事项少，有时中国在表达诉求方面不像美国那么坦率直接，不喜欢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而希望美国能猜到自己的意图，而当美国不能满足这些需求时，中国因为自身利益得不到满足，就不太愿意承担美国所要求的"责任"，这又让美国认为中国在一些事情上"不负责任"。这就构成了一种误解的循环，要打破这种循环，就需要双方都具体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诉求。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萨勃拉曼尼亚就建议，中国应该达成一种"大交易"（grand　bargain），中国答应美国之所求，美国满足中国之所需。具体而言就是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放弃一部分传统上它所拥有的权力，换取中国发挥更大的全球领导作用，包括加快IMF等机构的投票权改革，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大的发言权，西方国家放弃否决权，或者给予中国否决权。这个建议不能说反映了中国目前最紧迫的诉求，但这种利益交换的思路是正确的。

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意义上的中美关系，只有30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的初期，美国并不从全球性影响的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只是到了2005年才有所改变，而中国对中美关系的重视程度要高得多，从邓小平时代起，和美国保持友好，就被视为维持中国崛起所需的和平国际环境的关键。但是态度上的更为重视并没有换来更为成功的政策，双方不仅要改变沟通方式，还需要改革各自国内的体制，加强经贸上的融合，为中美关系培育更稳固的利益平台。

今天中美两国不能说是亲密的朋友，但已不大可能回到相互敌对的时代。不过，两国国民的相互认识仍有很大的误差。认定美国有包围、遏制中国图谋的中国人不在少数，近年来，也有很多西方人觉得中国越来越想恢复过去的"天朝上国"地位，在与邻国关系中变得更加"咄咄逼人"。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沟通方式和文化差异造成的，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改变，例如美国需要更多照顾中国的情绪，考虑到"人情"意味，而中国在处理一些对外争执时要学习西方，就事论事，注重说理，少用民族主义或其他的意识形态口号。归根结底，中美两国都是庞然大物，彼此对对方的走向都无法做出确定的判断，相互之间的担忧甚至恐惧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这种中美相互猜疑，又因许多共同利益相互接近的情况，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当务之急是化解猜疑，让相互接近的趋势成为主流。来源: 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