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迟来的谢幕
4月7日，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逝世的消息突然被宣布，舆论界顿时重新燃起了一轮讨论她的生平、事业以及政策与思想遗产的热潮。同时，对于那些不太关注国际事务的人们来说，这则消息也显得有点奇怪。因为在有些人的印象中，她似乎是很早以前就已不在人世。这样的错觉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从1990年开始，她不仅退出了政坛，而且逐渐淡出了人们的公共视野，不再发出声音也不再受人关注。不管曾经多么辉煌，她似乎属于一个已经过去的世界，今天的世界面临着许多复杂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1990年她下台时的世界，与今天截然不同。当时苏联仍未解体，德国仍未统一，欧洲的一体化和单一货币并不是板上钉钉的趋势，虽然“冷战”看起来是逐渐走向终结了，但没有人能确保在那之后是一段长久繁荣、全球化与科技进步的时期。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阿拉伯世界依然沉静如水，没有人能预计到恐怖主义组织后来所挑起的声浪，以及21世纪之初的新战争。中国也走向不太明朗，几乎没有人可以预料到其今天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但在今天的世界里，一切都变了，吸引全球公众目光的是9•11事件之后世界秩序的巨变、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撒切尔夫人的执政理念与思想观点，对于今天的世界是否仍然有意义？
也许撒切尔夫人去世后全球各地热烈的回忆、总结、探讨、思考甚至争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尤其是在中国，她去世的消息一经宣布，就在微博等平台上激起了一场小风暴。除了表示哀悼的小蜡烛外，还有人回顾她的功绩，引用她的名言警句，或者发起更深层次的政策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这有一种“借他人之酒浇胸中块垒”的意味。在很多人心目中，她代表着一个光辉灿烂的近乎完美的形象：“铁娘子”、“冷战”的胜利者、不屈不挠的改革者、追求自由的理想主义者、自由市场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以及决不妥协的国家利益捍卫者。她不仅赢得了一场战争，而且实现了经济繁荣，挽救了英国的尊严与荣誉。
更近距离的考察
当然，事实上，如同所有历史人物那样，撒切尔夫人并不是那么完美无缺。一些英国评论家称，英国历史上惯于出产在国外的声誉比在国内高的政治家，丘吉尔和撒切尔夫人都是如此。她的形象在英国仍然充满争议。虽然没有人会质疑她对英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根本性改造，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些改革的后果。批评者认为她制造了更严重的贫富差距与社会鸿沟，破坏了平等的社会氛围。她去世后不少媒体打出“她分裂了一个国家”的大标题，甚至在局部地区出现对她死亡的庆祝活动，参与者主要是她当年推行的改革中的受损者。
与此同时，当我们凑得更近地去考察她的政绩时，很多原本明确无误的结论又变得模糊起来：例如，1982年与阿根廷的马岛战争无论从军事还是地缘政治上来看都接近于一场赌博，而赌博成功的回报是她的政治胜利和国内的高支持率，这又为她推行改变现状的经济社会改革创造了条件，而这一切的前提似乎是不稳固的——假如那场战争失败又会如何？
在经济政策上，她成功地使英国经济走出“滞胀”状态，一度在经济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速方面超过了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维持了5%以下的低通货膨胀，让英国摆脱暮气沉沉的衰落帝国的形象。但她任职期间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失业率问题，而且在她辞职的1990年，通货膨胀重新攀升到10%以上，英国经济再次陷入衰退，虽然几年后便复苏，但这能否归为她的功劳？从很多方面看，她的经济政策的效果是成功的，但似乎也并没有那么的神奇。
撒切尔逆转了英国实力不断下滑的趋势，但并未恢复英国在世界上、甚至在欧洲曾有的辉煌地位。撒切尔夫人不愿意加入欧洲汇率机制（ERM），这是她遭到保守党内的反对乃至最后被迫退位的重要原因。虽然从1992年的英镑危机和当前的欧元区危机来看，这样的怀疑有着先见之明，但英国疏远欧盟的直接后果是德法轴心成为欧盟无可争议的主导者，尤其是德国的核心地位变得无比明显。撒切尔夫人与美国总统里根联手，主导苏联解体前夕的国际秩序安排，在一段时间里造成了英国地位回升的错觉，但现在则把它置于在两边都只能扮演次要角色的尴尬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她与之前的英国名相丘吉尔走的是类似的轨道——二战胜利后人们也曾对英国的国际地位期许过高。
试图进行全面的评述并不是在贬低她。事实上，考虑到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内外交困的局面以及改革的障碍与阻力，任何一个英国领导人要实现她一方面的成就已是相当不错，何况她还是一位女性。从另一个方面看，撒切尔夫人是一个政治家而非思想家，是行动家而非理论家，她顺应了历史的时势，把新兴的经济学思潮应用到了治国实务之中。和里根、邓小平等人一样，她是处在当年潮流顶端的最闪亮的浪花，但并不能脱离作为根基的潮流而存在。让她登上这一地位的是她作为改革者的意志与魄力。
没有人能预测历史，因为太多的复杂因素与变数的干扰。也没有人能确保自己的改革思想与方案能完美地实现预想的成效，但只要看到了问题的存在、改革的必要与紧迫性，根据自己经过成熟思考的理念及时推动改革，不畏缩，不退避，“尽人事、听天命”，同时保持务实和开放的心态，做好准备根据改革现实效果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就是改革者必备的素质，而撒切尔夫人在很大程度上具备并很好地发挥了这样的素质。她的改革也许说明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说的成功，也许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一成功又在相当程度上被否认甚至抹煞，这些在今后的历史发展中估计都会得到人们的不断评说。但改革思路、改革所依据的学说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有时单纯的魄力和行动力甚至是更重要的，撒切尔夫人展现的改革领导力才是她遗产中最重要的方面。
经济政策思路的改变
经济兴衰周期变化无常。经历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和繁荣之后，1970年代后期的英国又处在了严重的困境之中。二战结束后，在炮火中赢得胜利的丘吉尔在国内政治战场上被艾德礼领导的工党击败。工党政府以1942年的“贝弗里奇报告”为基础，开始在英国进行“福利国家”建设，以普遍性福利作为改革方向，将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社会福利的覆盖面扩展到所有国民身上。艾德礼政府在在1948年宣布“福利国家”建设完成。从那时直到1970年代末，虽然保守党也曾上台执政，但两党在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方面达成了基本共识，保守党不再试图拆解“福利国家”这个已经成形的构架。
但在此期间里社会福利开支剧增，占政府财政开支的比例不断增大，尤其是在1973年—1975年西方经济危机引发普遍的“滞胀”情况后，这样的局面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下去。同样对英国经济产生束缚和窒息效果的还有过于庞大的国有部门、汇率管制、严格的金融管制、过高的税率和过于强大甚至不受约束的工会组织。1979年当选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已经意识到这些情况必须得到改变了。
撒切尔夫人受到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影响，以及更老资格的保守党人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的影响。约瑟夫认为存在着一种“棘轮效应”，即受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的政府干预学说的影响，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越多，政府就会被授予越大的权力去进行干预，这进而又造成更严重的经济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席卷了越来越大的干预权，其边界不断扩展，经济的自由度和活力却不断下降。在撒切尔夫人看来这是对英国经济困境的很好解释，而保守党需要做的是迫使政府把它的触角收缩回去。当然这么做所需要的政治牺牲就是打破与工党在二战后达成的社会民主主义共识，同时不可避免地激起来自工会、穷人阶层等利益受损者的一定抵制，而这是撒切尔夫人作为政治家必须付出的代价。
撒切尔夫人奉行的是一种更加直截了当的哈耶克的学说，她认为公共部门是不具生产性的，不创造财富的，相反，它是对财富创造部门和纳税人构成了一种负担，因此必须被缩小。而且当时英国负责公用事业的国有企业也的确管理不善、效率极低，撒切尔夫人相继对电气、供气、供电和供水企业进行了私有化。私有化改善了一些企业的经营状况，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自然垄断行业的私有化也产生了问题，如价格的提高和服务质量的下降，这方面至今依然存在着争议。同时私有化政策也伴随着英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传统的采矿等产业大大衰落，伴随着金融领域管制的放松，英国的经济重心向着金融等高端服务业的方向转移，这使伦敦金融城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同时私有化政策也与英国经济创新能力的提升密切相关。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撒切尔夫人主导了大规模的思路转变，她接受从美国开始流行的弗里德曼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货币主义学说，放弃“大萧条”之后开始流行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转向“供应管理”。她大大改变了英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思路，将政府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确定为价格的稳定和对通货膨胀的控制，而不再以刺激需求或者降低失业率作为目标。这样做的理论基础是弗里德曼的学说，他有一句名言——“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
应该说撒切尔夫人实行货币主义试验的效果并没有她预想的那么好，她所领导的经济政策团队也未将严格的货币主义理论贯彻始终。一开始撒切尔政府将广义货币M3作为货币增长标的，但在实行过程中却发现M3的实际增长率大幅超过了预计的控制目标。为了控制货币供应而实行的提高利率政策还造成英镑坚挺，损害出口并造成失业率剧增，失业人口在1980年底增加到200万。但当党内外都有人士呼吁进行“180度转弯”时，她却对保守党人说出一句名言：“你们如果愿意就掉头吧，但本夫人绝不掉头。”
在预算政策的辅助下，英国在1981年挺过了经济衰退。但同时撒切尔夫人也修正了对货币主义信条的严格遵守，到1985年宣布停止以M3作为标的，当时英国也已进入经济繁荣期。当时的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对此功不可没。不过，劳森试图以钉住西德马克的汇率政策来为国内反通胀目标提供稳定性，并试图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在这方面他和撒切尔夫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矛盾，导致他在1989年的辞职。
撒切尔夫人在人头税和汇率等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导致她在党内遭到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她也在一年后被迫下台。应该说撒切尔夫人奉行货币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虽然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神奇效果，但总体的经济成绩还是不错的。
在“福利国家”的改革方面，撒切尔削减财政开支，强调个人责任与义务，将“普遍性原则”改为“选择性原则”，将市场竞争引入医疗服务，改革过去完全免费的医疗健康服务，让患者也承担一定比例的费用。同时让国家卫生部门从管理者改为医疗服务购买者，增强医疗机构自主权。住房方面实行公房私有化政策，大量出售政府公房，通过优惠条件鼓励私人购买住房。福利制度改革的总思路是将福利给予最需要的人群，提高市场的配置效率，将政府的作用转变为有选择地提高优质服务。
有的评论者认为撒切尔夫人试图“埋葬”福利国家，事实也许没有那么极端。在她执政时期，福利开支并没有下降，只是占财政支出比例的增速下降了。而且她从来也没有试图从根本上拆毁英国福利制度的支柱，如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经过改革之后，英国“福利国家”的基本框架依然存在，并没有降低到美国那样低的程度——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推出医保改革方案后出现了激烈争论，但英国的全民医保一直存在。
撒切尔夫人在福利改革方面并未走极端，与此类似，对工会的政策虽然是最能展示她强硬的方面之一，但她并不是没有务实和妥协的一面。而且工会改革的背景是过度失衡的劳资关系。工会力量变得过于强大而不受制约，拥有很多法律豁免权。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曾经感叹：“我们不能碰的机构有三个：皇家近卫旅、罗马天主教会和全国矿工联合会。”事实上，撒切尔夫人在上台后第一次与钢铁工人工会的对峙时，最后是被迫屈服，答应工会条件的。但1984年煤矿工人罢工时她拒不妥协，最后换来对方的屈服。
她这方面改革更重要的是通过立法来制约工会，例如规定工会内部的秘密投票制度、不准工会惩罚不参加罢工的工人等。这是在法治轨道上进行的改革，它也许打击了工会的力量，但却使有的工会变得更民主化和健康了。当然效果并不是完美无缺，改革肯定是对不同利益集团的平衡，不可避免地会动一些人的奶酪，损害一些人的利益，这也是她至今在英国一些传统采矿和制造业区遭到反对甚至仇视的原因。
“专断”的执政风格
撒切尔1979年入主唐宁街时发表演讲说：“哪里有破坏，我们就带来和谐”，但其实执政后的撒切尔并不是一个追求和谐的领导人。甚至在党内，她也与政治上的对手针锋相对，很少妥协。例如她担任保守党领袖后便打击党内较为传统和温和的“湿派”，团结作为自己支持者的“干派”。左派立场的《卫报》甚至评论说：“她是一个政治上的斗士。她喜欢政治斗争，对她相信的事业有着狂热的冲动，不太愿意听取建议，相信她永远是对的、不可能是错的，她鄙夷共识。”她藐视“社会”，认为集体不应为个体承担太多责任。
虽然她的执政风格被指责造成了英国社会的阶层分裂，但好的一面是，与当今信息化时代举手投足都要考虑民众情绪的西方政治家不同，她可以“乾纲独断”，推行自己认为有必要的大胆改革，而有些痛苦的、损害一些利益集团的必要的结构性改革确实需要以这样的方式作出。反观当今的西方领导人，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日本，大都不敢实行可能得罪选民的改革。他们不能痛下决心改革过于僵化的福利制度，造成一定的“福利病”的累积，也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来应对经济困境，只能希望借助“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而大举开动印钞机，却反而有可能诱发新的金融危机风险。相比于这些领导人，撒切尔夫人或许有她的“专断”的缺点，但事后证明正确的“专断”就是“果断”。
最后，二战后西方形成的基本模式是一种混合经济模式，既有国有部门也有私营部门，既实行凯恩斯主义也接受新自由主义，既强调经济自由化和效率也构建基本的福利制度，为最容易受冲击的人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活保障。如上所述，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在“度”的层面上大大改造了这一模式，改变了其重心，但并没有从根本上颠覆这一模式。她只是根据当时的具体形势作出政策调整并取得了成功，英国经济的好转也不能完全归因于她的政策，还有其他偶然因素，例如北海油田的发现等。“撒切尔主义”的经验值得借鉴，但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
经济政策最忌讳的应该是教条化，应该因地制宜，用不同的理论和学说。世界的形势与风潮不断转变，不能以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放松管制取得的成效，来否认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对金融业加强监管的合理性，同样也不能以美国的强化监管，来否认中国进行自由化改革的必要性。正像北欧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其福利模式就能输出到所有国家一样，南欧的困境也不能完全归结于福利将人养懒，而是有复杂的原因。正如不能以金融危机的爆发来否认市场机制本质上的有效性一样，也不能以欧洲福利国家的困境来拒绝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事实上“国情”、“实事求是”等提法本身并没有错，只是当它们成为维持现状而拒绝向更好方向发展的挡箭牌的时候，就令人厌恶了。对撒切尔改革的借鉴应该是它的精神，而不一定是某种固定的教条。（来源：经济观察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