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刊文题目为“写史料为何成了写交待”。正文中粗体为被删除的部分，注释在文末。

文革前，征集史料的整体环境非常糟糕。“当年是阶级观点挂帅的年代，所以无论记录资料，或是整理别人的资料，总是宁左勿右，生怕引火烧身。因而在过去的资料中，虽然保存了一些‘三亲’资料，但‘左’的观点总是贯穿全文，出入在所难免。”[①]作为文史资料的最早倡议者和最高组织者，周恩来虽然亲自发话干预一个月写多少字的问题，这似乎说明当时在征集史料中确实存在着强制规定一个月写多少字的好大喜功现象。但对于周恩来提出“有些朋友观点不一定正确”，但可以先把史料记载下来[②]的建议，人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其中所暗示出来的极权思维。唯有这种极权思维，才能产生周恩来为胡适和陈独秀“说情”这种独具中共特色的貌似大度的霸道历史观。“胡适是为反动派服务的家伙，但也有点贡献，白话文总与他有关系，这是一功。把他的白话文写出来，又把他的反动做官路线写出来，表示我们公正，对旧知识分子也有帮助。”陈独秀“是思想反动，行为不革命，并没有帮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做坏事，这比汪精卫当汉奸要略胜一筹。对陈独秀也可以写点。”[③]显而易见，这仍属于“阶级斗争为纲”。

“以阶级斗争为纲”客观上使得人们“把写史料与写交待混为一谈”，[④]“致使人们在回顾历史时不能不有所顾虑，甚至心有余悸。而回顾文教、科技、工商经济等发展状况时，又须涉及中国近现代史过程中所取得的一定的成绩及经验，这显然是忌谈的。”[⑤]这不但造成了“很多人不敢大胆提供资料，不少宝贵资料被湮没”，[⑥]就连那些征集上来乃至已经出版的史料也存在着很大问题。文史官员承认，“文史出版物和存稿中‘左’的东西很多，史料失实严重。”[⑦]最常见的一是“成王败寇”的势利腔调，比如大革命中，“当时对周恩来、蒋介石、何应钦等领导人都广为宣传。”可这些稿件中也出现了“蒋匪帮、反动派一类的字眼”。[⑧]二是遍布文史资料中的通篇自卑自贱的作者检讨现象。[⑨]这些检讨多得连周恩来都感到厌烦。他看过《我的前半生》初稿，就对溥仪和溥杰兄弟说，“你们一提自己过去的事，一说自己罪恶大，就来一大堆检讨。你干什么事，就写什么事，不要这些检讨。”[⑩]检讨的调门高一些，骂自己声音大一些，是个态度问题。中共和溥仪都深知此理。这是一种心照不宣并且配合默契的政治双簧。这就好比，下属极力表示自己能力不行，然后等待领导的夸奖，说你太谦虚了。于是，双方心知肚明地会心一笑，自然而然地结束了一次日常化的官场仪式。时过境迁，人们现在浏览《我的前半生》全本，或许会对充斥于全书的检讨感到难以忍受的厌恶和恶心。

至于“写人写己，往往只写批判、剥削的一面，很少或不提作出贡献的一面”[11]的“党派书法”更是屡见不鲜，司空见惯。这被文史官员概括为三种笔法，“写资本家只是揭露其剥削一面，写国民党只是揭露其反动腐朽一面，写自己总是要在最后检讨几句。”[12]或者，“写敌人，只能写反动罪恶，写打败仗的一面；写工商界，只能写剥削工人的一面；写自己往往还要加进一些自我检讨。”[13]至于写战争、写军事“未将具体作战情况如实反映出来”[14]者在在多有，比比皆是。比如，国军抗战情况，尽管《毛泽东选集》第2卷里面有所肯定，但文史作者们往往不敢下笔。杨伯涛承认，“我们确实不敢写，这些事情写出来，还不被说成是为国民党涂脂抹粉吗？”[15]又如，贵州文史部门动员王家烈写回忆录，“当时钟赤兵司令员在场，因为钟赤兵司令员在长征中与他作战时负伤，所以他不敢写这段历史，后来虽然写了，有些地方也不够真实。”[16]

米庆云后来谈及这段时间自己的写史经过时坦承，“我撰写文史资料强调立场、观点，深恐犯错误，对解放前的事件和人物，都用一种批判的态度去观察，对国民党政府经办的事，一律以否定的笔调去深加贬斥，对国民党方面的人物，一般只是揭露他们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而不愿实事求是地去记述他们也做过的点滴好事。这种态度，这种观点，几乎贯穿在我那时所写的一切稿件之内。”[17]

但若认真追究起来，史料失实的情况和原因远比这些颇具理论色彩的说法和概括复杂得多，也微妙得多。文史资料工作初期，全国政协请了一些老人，了解北洋军阀时期的事情。上面安排荣孟源负责这个工作，做了将近一年，“结果收效甚微。”比如，老人谈起“段祺瑞怎么下棋，怎么打牌，几个小老婆，小老婆怎么打架，说得又详细又具体。可是你让他谈谈段祺瑞政治上有什么措施，他就不吭声了。”荣孟源感叹，“他们思想上有顾虑，我们又没有想办法去解除他们的这些顾虑，有价值的资料就征不到手。”[18]

有一次，荣孟源和叶恭绰一起访问了前“皇太子”袁克定。“请他谈谈他在策划‘洪宪’帝制的亲身经历，可是这位‘袁大太子’虽然已经穷困潦倒，但仍然颇为颟顸守旧。”对袁世凯一口一个“先大总统”或“先皇帝”，引起荣氏等人的反感，谈话很难进行下去，“结果未谈出什么重要史实内容。”以后来者眼光看，“当时如果能够耐心地听他讲下去，不去计较他的‘立场观点’如何，恐怕总可以留下一些历史资料。”[19]

荣孟源是《近代史资料》的编辑。在《近代史资料》第2期上登了一篇张国淦写的史料。张国淦在1917年黎元洪当大总统时是国务院的秘书长。“他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段祺瑞和黎元洪为参战之事展开的斗争。当时，他是一个中间人。他如实地写出了当时的情况。”当荣孟源准备刊用这篇史料时，张国淦却惶恐表示，“我这里没有马列主义，我得按照马列主义观点重新改写。”虽然最后“好说歹说”张氏才同意按原文发表，“但还是提出个条件，就是不能署名张国淦。”[20]这件事的饶有趣味之处在于，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使得每个史料作者内心都充满无形的恐慌和畏惧。这种下意识的自律，正表明从奴隶到奴才的改造性进化。

沈醉提供了另外一个异曲同工的例子。他在史料中写了他所知道的“历史真相”，[21]虽然是为中共说话，但仍然受到官方斥责。1961年他写了一篇《我所知道的戴笠》，提到抗战时，7名中共地下党员打入军统，最后被杀。“解放后西南地区在调查被害的共产党员与民主人士时，”把这7人列为军统特务，“在埋葬他们的大土堆上竖一牌子‘军统特务不列名’。”文革期间，沈醉被指责为“美化军统特务、丑化共产党员”，理由是“军统特务怎么会成为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怎么会去当军统特务？”虽经他再三申辩，也没人相信。组织部门还警告他，不许再“乱说”。[22]

至于溥仪《我的前半生》，作为文史资料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单独文本，从构思、写作、完成到修改、审稿、出版，无不具有官方野史的标准化和程序化特征。“《我的前半生》写作开始于一九五四年战犯大坦白、大检举中，由溥仪口述，溥杰执笔，一九五八年脱稿。经人工钢板刻写，油印，装订成册，引起了公安部、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重视。统战部以‘未定稿’的名义，铅印了四百册，分别送到了中央领导的手中。”作为事先的内部审阅，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看了《我的前半生》的“未定稿”。[23]“在给予肯定的同时，都指出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修改工作由群众出版社负责，于1963年4月开始。溥仪和参与修改的李文达重返东北，“采访和查阅了溥仪不同阶段的改造总结以及溥杰提供的狱中日记，在国家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又收集了大量清宫档案、文稿、档、朝廷重臣的奏折、日记、往来信函。据说所收集的材料重量超过一吨，能把十几平方米的屋子堆得满满登登。再以后经老舍等著名作家、学者的‘把脉’、修改，一九六四年三月，《我的前半生》终于问世。”[24]显然，这部自传绝非普通的个人行为，甚至也不单纯是一般性的组织行为，而是标志性的国家工程[25]和世界性的样板工程。[26]这一点，在毛泽东主动提议溥仪写回忆录时，就已经定下了基调。就在溥仪“紧张修改回忆录的时候”，毛泽东还忙里偷闲地宴请溥仪。“毛泽东在湘味家宴的餐桌旁，给溥仪提出了建议，要求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出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真实的溥仪。”[27]尤堪玩味的是，“毛泽东还把未定稿的书送给了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客人。”[28]在最高领袖的亲自关照下，在全国文史专家的共同参与下，[29]终于成就了一部空前绝后的皇帝自传。人数众多加上权力巨大，再加上要求苛刻和督察细致，便足以彻底淹没溥仪个人的一切真实感受和内心想法，从而确立起一种全新性质的伪史书写模式。《我的前半生》的写作和出版，证明了文史制度的成功。它见证了一个傀儡皇帝如何被改造成傀儡公民。[30]这是传统帝制的失败，也是现代极权的成功。傀儡公民较之傀儡皇帝，没有任何道德和人格的优越之处。相反，可能更为卑贱。溥仪对斯诺说，“历史上那个有罪的皇帝已经死去了，如今，站在您面前的是公民溥仪。”[31]这番一本正经的表白，恰恰展露出溥仪身上的皇帝新衣。溥仪本来只想让人们看见他曾经是个假皇帝，不料却让人们看见他现在是个伪公民。他似乎从未有过真实的生活，他一生都是赝品。而他的自传则将炮制赝品的过程变成了一个精心打造的创造性骗局。于是，一种彰而不显的意识形态设计就有了非凡的意义。[32]尤其是书名，更是充满暗示性，令人浮想联翩。按照官方统一制定的指导思想来撰写史书，暗示着中共不光征服了你的后半生，而且还要支配你的前半生，进而控制你的整个一生，最后把你的一生永远掌握在中共的手中，成为它手里的一张牌，可以随时打出去，或展示给后人观赏。其含蓄的残酷性如同和魔鬼签订了一张出卖灵魂的终身契约。环环相扣层层紧逼的高压体制最大限度地抹杀了历史回忆者的鲜活个性，将史料写作者的最后一抹心灵色彩删除殆尽。末代皇帝的个人历史，经过官方的精心打造和精致包装，成为另外一种性质的公共记忆。围绕《我的前半生》组建起来的庞大而精干的写作班子，[33]开创了“盛世修史”的“新篇章”。“新桃换旧符”之后，末代皇帝经过官方的全面整容和彻底塑身，以一种“新人”面目出现于公众面前。与此同时，末代皇帝在被改造成“新人”之后，再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御用文人”。[34]实际作者之一的李文达说，[35]“写《我的前半生》时，为了熟悉历史背景，查阅了二三十年代的旧报纸；为熟悉溥仪在抚顺时期的历史背景，还翻阅了建国以后到60年代的《人民日报》，并写了100多万字的笔记。”[36]完稿之后，全国文史委为溥仪《我的前半生》修订稿开了几次座谈会，人们提的意见“不外是还有‘美化自己’，表面‘忏悔’、‘认罪’之词太多，真实情况仍然写得不够之类”。[37]

据李侃回忆，“那时在‘左’的思潮弥漫全国的情况之下，也有些人对《选辑》发表战犯的回忆文字；发表民族工商业者的创业发家史料以及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内幕等表示疑惑甚至反感。”他记得1964年冬在山西昔阳县参加运动时曾发生了一件事。“晋中地区有一位县委书记犯了错误，受到处分。其错误思想表现之一，就是经常看《文史资料选辑》。”李侃自己在文革中的一条“罪状”，就是利用《文史资料选辑》“大放‘毒草’，为‘牛鬼蛇神’提供宣传阵地”。[38]更有人因写文史资料，“被群众抓住小辫，打成反革命。”[39]

虽然文史资料始终以政治、军事内容居多，但文革前这点尤为突出。倒是文革前夕，胡乔木建议把关于黑社会的材料记下来，颇有远见。只是这项工作还没有来得及着手进行，文革一来就搁置下了。为此胡乔木挨了多次批斗。[40]

总的来说，文革前的文史资料工作，“虽然受到了‘左’的干扰，但还是处于活跃阶段。”[41]人们普遍评价，这段时期征集的史料“质量一般都比较高”。[42]甚至认为政协资料库里，“最精华的资料，就是这个时期收集的。”[43]比如，《山西文史资料全编》中“最有价值的是《山西文史资料》创刊初期征集的史料”。[44]这主要是因为这个时期距离前朝不远，一些遗老遗少较多，故而“撰稿人层次比较高”。[45]甚至一些辛亥革命时期的老人“包括朱德、吴玉章、何香凝、黄炎培、章士钊等也都亲自撰写资料”。[46]但这里明显存在某些难以解释的现象。政治环境最恶劣的时期却能产生历史价值最高的文史资料。虽然肯定不能说，高压政治有助于编好史料，但这确乎令人怀疑，文史资料的历史价值是否真的与政治形势的好坏无关？

注释：

[①] 袁第锐《“文革”以前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杂忆》，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②] 《周恩来同志招待六十岁以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茶话会上的讲话（摘录）》，荆门市政协文史委编印《文史资料工作学习文件》，1986年2月。

[③] 荣孟源《文史资料的写作问题》，《文史通讯》1987年第4期。

[④] 鄂西州政协文史办《注重社会效益，提高编审质量——编辑〈鄂西文史资料〉的作法和体会》，《文史通讯》1988年第2期。

[⑤] 许水涛《文史资料工作之我见》，《文史通讯》1996年第3期。

[⑥] 孙贵田、关志伟《谈谈新时期人民政协文史工作的特点》，《文史通讯》1987年第3期。

[⑦] 李清泉《论文史资料工作的指导方针》，《文史通讯》1988年第3期。

[⑧] 《文史专员谈文史资料》，《文史通讯》1987年第4期。

[⑨] 《文史委员谈八届政协文史工作》，《文史通讯》1997年第2期。

[⑩] 《文史专员谈文史资料》，《文史通讯》1987年第4期。

[11] 张帆《民建·工商联中央召开史料征集座谈会》，《文史通讯》1984年第2期。

[12] 黄森《加强工商经济史料的征集和“抢救”工作——在两会文史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文史通讯》1984年第2期。

[13]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文史通讯》1984年第1期。

[14] 何大钧《怎样征集文史资料》，管文华、赵杰主编《文史资料工作导研——文史资料工作资料选编》。

[15] 党德信《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管文华、赵杰主编《文史资料工作导研——文史资料工作资料选编》。

[16] 《各地贯彻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动态》，《文史通讯》1981年第3期。

[17] 米庆云《写史三十年的心得体会》，《文史通讯》1993年第3期。

[18] 荣孟源《漫谈史料工作》，《文史通讯》1983年第4期。

[19] 李侃《我观〈文史资料〉》，《文史通讯》1993年第3期；叶祖孚《文史工作者的楷模——怀念荣孟源同志》，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20] 荣孟源《文史资料的写作问题》，《文史通讯》1987年第4期。

[21] 但据知情者贾植芳揭露，沈醉所写的史料，很有些向中共邀功请赏的意味，其中诬蔑伪造，在在多有。“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写了一本又一本的‘回忆录’，所谓的资料，不过是根据极左路线下的一些冤假错案，继续编造假证，来投凶残者所好。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我的同案犯绿原被诬为‘中美合作所特务’时，那位身份是军统的真牌特务就在书中作证，说绿原是戴笠‘领导’下的‘翻译’等等。这个人还以同样的方法，诬陷了著名电影演员白杨，直到他写的那本《我所知道的戴笠》被国家出版局下令销毁为止。”（《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第240，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

[22] 沈醉《我对写文史资料的一点体会》，《文史通讯》1993年第3期。

[23] 某种意义上，周恩来像是《我的前半生》的总编辑，毛泽东则像是《我的前半生》的策划人。毛周二人联袂出场，携手为改造皇帝的思想工程剪彩，并终于成就了改造皇帝的不世伟业。

[24] 吕永岩《溥仪传》第289—2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25] 当然，就文史制度而言，所有文史资料都可以看作极权政治一手设计并监工建造的一个空前庞大的意识形态国家工程。

[26] 周恩来指示溥仪，要把稿子修改到“在世界上都能‘站得住脚’”。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和古巴代表时，反复提及溥仪被改造后撰写自传的成功事例。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下令“外文出版社昼夜兼程，突击翻译，加班印制”，迅速出版了《我的前半生》英文版和德文版，“嗣后又陆续出版了日文版、匈牙利文版、意大利文版、法文版、阿拉伯文版、乌尔都文版、印地文版、西班牙文版。”同时，中文繁体字版也在港台发行。“《我的前半生》就这样走向了世界。”这期间，溥仪个人“会见国际友人的数量也大大增加，短短几年里就有几百位之多，他的工作和生活，以一种新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许多客人都被他的谈话所感动。”（王庆祥《〈我的前半生〉背后的惊天内幕》第11、31—33、43—4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

[27] 王庆祥《〈我的前半生〉背后的惊天内幕》第3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

[28] 吕永岩《溥仪传》第288、2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显然，毛已急不可耐地要向世界展示他史无前例的形象工程了。如果考虑到这个时期的大饥荒背景，似乎不难洞悉毛这种做法的真实动机。他显然是要用一本史书来掩盖一段历史，要用一本虚假的史书来掩盖一段真实的历史，要用记述过去的虚假史书来掩盖正在发生的真实历史，甚至要用末代皇帝的虚假自传来掩盖现实皇帝的真实历史。这不光是大骗子骗小骗子的庸俗故事，更是暴君玩弄废君于股掌之中，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废君的历史价值来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合法性创举。

[29] 1962年11月，全国文史委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了《我的前半生》修订稿的讨论会。会议由全国文史委副主任申伯纯主持。会上，翦伯赞、侯外庐、黎澍、刘大年、邵循正、翁独健、何干之、杨东莼、李侃等“对该书涉及的历史背景、历史事实、历史观点、历史角度、社会矛盾、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及叙述内容方面的详略和取舍等，提供了详尽而宝贵的意见，这对溥仪从宏观上把握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本质非常有益”。（王庆祥《〈我的前半生〉背后的惊天内幕》第3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

[30] 这个改造过程在官方看来是一种“去神秘化”的过程。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就起到了这个作用。“苏联解体后，沙皇势力抬头；罗马尼亚也出现了恢复帝制的小党，而中国则很难出现类似情况，因为人们通过文史资料对末代皇帝是了解的，皇帝在人们心目中没有神秘感。”（《杨拯民同志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史资料征集出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94年第2期）

[31] 吕永岩《溥仪传》第2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32] 这可能引发出一个极具决定性的史学判断。某种意义上，当代史学的分析对象不是真实，而是虚假。即它不是探求真实的意义，而是探索虚假的价值。因为，在中国当代，虚假开始具有了某种真实性、独立性和绝对性。它意味着，虚假第一次不再依赖真实而存在，而获得了自身的存在价值。以至于某些时候，虚假不再是真实的对立面，而是真实本身，是真实的基础，是更高的真实。仅仅把虚假看作有别于真实，或统一于真实的观点都已不再能够准确说明当代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史学的复杂性和本质性。

[33] “据统计，仅在溥仪修改过程中，有关部门和出版社就组织了十六七人帮助他搜集资料，”与此同时，“协助他修改书稿的人员还编写了几十种专题大事记。”（王庆祥《〈我的前半生〉背后的惊天内幕》第1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

[34] 一开始，西方汉学家就坚信《我的前半生》有“捉刀人”，并推测该“捉刀人”是中共党员。（凌云《〈我的前半生〉是怎样问世的？》，《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

[35] 李文达是否作者之一本不是问题，因为这是文史资料性质使然。虽然有人依据1996年北京市高院对《我的前半生》的著作权判决，坚称李文达只是编辑，不是合作者，却无法否认李文达“不但对全书进行了整体设计、构思和每章每节的具体安排，而且三次易稿和多次大修小改”，并且最终由“李文达执笔完成”这一基本事实。况且，早在1984年，国家版权局已在7号文件中确认“该书为溥仪和李文达的合作作品，二人为合作作者”。其实我觉得，在著作权问题上，特别在中国当下，司法判决或行政法规均非最大权威。历史当事人的证词倒是更为可信。当时“公安部党组成员”同时也是具体负责战犯管理事务的凌云，“熟悉溥仪的整个改造的全过程，也熟悉这本书的成书全过程。”他一手安排了溥仪和出版社以及合作者的见面和商谈，并全程监督《我的前半生》的修改事宜，包括对溥仪思想动向的掌握以及对李文达修改提纲的审核等。他作证，李文达确实是合作者。更何况，群众出版社负责人在当年（1964年）关于《我的前半生》稿费支付问题的请示报告中，也明确认定，溥仪是“名义作者”，李文达是“实际执笔者”。（王庆祥《〈我的前半生〉背后的惊天内幕》第66、2、21—24、38—3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凌云《〈我的前半生〉是怎样问世的？》，《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其实，正像最初出版署名“溥仪”“完全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一样，后来的法院判决同样也是出于政治考量。责任是编辑，却干着作者的活，这在文史资料中太常见了。李文达六十年代没说自己是合作者，不等于八十年代也不能说自己是合作者。而且李文达这么说也只是道出了文史资料编写过程中的一个普通常识而已。同样，也不能将李文达和溥仪的合作关系类比为政要写回忆录找秘书帮忙。因为政要写回忆录虽然也有秘书帮助查找资料、核对史实、修饰文字等，但基本思路、核心观点等大主意还是政要来拿。《我的前半生》显然不是这种情况。无论在史实、文字，还是思想观点，李文达都处于绝对掌控的位置。相形之下，说溥仪是合作者反倒更为准确。

[36] 叶祖孚《我帮溥杰写自传》，《文史通讯》1994年第4期。

[37] 李侃《文史资料工作杂忆》，《文史通讯》1994年第1期。

[38] 李侃《文史资料工作杂忆》，《文史通讯》1994年第1期。

[39] 国务院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办公室《国务院参事对文史资料工作的反映》，《文史资料工作情况》第3期。

[40] 荣孟源《文史资料的写作问题》，《文史通讯》1987年第4期。

[41] 黄森、刘琦主编《文史资料工作概述》第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

[42] 黄森、刘琦主编《文史资料工作概述》第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

[43] 黄森《在天津市区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89年第1期。

[44] 穆雯瑛《文史资料的价值与我们的工作》，《文史导刊》（总第41期）。

[45] 值得比较的是，文革后，人们评估新写的史料质量高则是因为作者能够实事求是了，而不再简单以作者身份高低为取舍。

[46] 黄森、刘琦主编《文史资料工作概述》第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