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翦伯赞一生编纂了大量的史料，在实践当中形成了丰富的史料观。他作为公认的史观派的代表人物和史料学的著名学者，将史观与史料两大学术谱系熔为一炉，在批判两种错误史论观点的过程中阐发了史论结合的原则；他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分类方法，也有新史学家的史学意识，由此解释了各类史料的应用价值；他还按照逻辑顺序将史料运用方法归纳为搜集、考证和整理三个方面。翦伯赞史料观的形成，反过来也促进了他史料编撰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翦伯赞；史料；史论
翦伯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终身致力于中国通史、民族史、史料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研究，成就卓著，为中国的史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有关史料的实践和理论方面有颇多创见，在继承和发展了以往史料学的经验和理论的基础上，直接推动了现代史料学的纵深研究，为20世纪的中国史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秉持史论结合的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其实有一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意到了史料与理论的问题，但当时的问题焦点在于到底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还是以唯心史观为指导；是以客观的历史事实为依据还是以虚构的史料为依据。翦伯赞没有把史料与理论看作互不相干的两个方面，而是想到了史论结合的问题，为此他不但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且指出了两种割裂史料与理论观点的问题。
翦伯赞治史非常重视史论结合，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史料的结合，为此他提出了“理论挂帅”的治史原则。“理论挂帅不是用一般原则去套历史，把史料硬塞进原则中去作为理论的注脚；而是用理论去分析史料，通过史料的分析，对历史事件或问题，做出理论的概括。不是用原则代替历史，而从历史引出原则”。理论挂帅也不是先写一段理论，再写一段史料，或者先写一段史料，再写一段理论，在翦伯赞看来，这只会使理论与史料相分离，正确的做法是要将理论与史料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得理论与史料相统一。历史研究者应该深入史料中间去探寻历史的真相，但同时也要跳出具体的史实，从宏观上把握历史的脉络。翦伯赞建议人们可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把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但前提是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对知人论世的具体史料加以说明。如果脱离了这种观点，就会落入客观主义史学的窠臼之中。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为中国具体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下现成的结论，但是因为理论本身具有普遍性，所以历史研究者应该在系统学习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后，结合中国的史料，对历史上的问题进行概括和判断。他还讲到了理论与史料应该如何结合成有机整体的问题，不论是用理论去硬套历史，还是用史料去迁就理论都是错误的。“要做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应该是把史料融解在理论之中，或者说把理论体现在史料之中，而不是在其外。”
应该用什么样的理论去结合史料呢？针对这一问题，翦伯赞在编写《中国史纲要》时，提出了几条历史理论的运用标准：“不要公式化，要条理分明，脉络贯通，能够画出历史的轮廓，能够显示出历史发展的倾向；不要概念化，要把历史问题提高到理论的深度和原则的高度；不要表面化，要通过历史的现象，揭示出那些隐蔽在历史背后的本质，不能从本质上来谈本质，要从现象中发掘出本质来；不要简单化，不要繁琐，不要堆砌，要能扼要地把历史发展的过程和典章制度的具体内容写出来；不要片面化，要能分辨清楚主要、次要，有所侧重，既不片面的夸张，又要重点突出。”他指出过去中国的史学家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史料堆砌，以为这才是历史学的正途，但实际上堆砌史料只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不经过理论分析，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根本不可能完成。因为历史学的终极目的就是通过纷繁复杂的史料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学习理论的话，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翦伯赞认为理论与史料本身并没有任何对立的问题，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理论去驾驭史料，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驾驭史料，那么史料越丰富，得出的结论就越正确，在这问题上他反对厚此薄彼。翦伯赞的史料观在相当程度上强调了理论的重要性，他说如果用不正确的理论来分析研究，史料也不会发挥出自己的作用。他认为，必须先学习理论，只有具备了理论分析的能力，才能正确地处理史料，否则，碰到具体的历史问题，理论和史料就分了家，史料归史料，理论归理论，分道扬镳，各不相关。他说：“要学好理论，当然要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通过史料的分析，练习理论的运用。更好的办法是通过百家争鸣的办法提出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事件或人物展开争论，只有在学术论争中，才特别感到理论的重要，也特别感到资料和理论相结合的重要。”
“只要有此一堆堆的材料，便易使人对此等材料继续去自由探讨，便于使人对历史不断有新鲜活泼之观点与发现，易于使人对历史有新体悟。”翦伯赞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强调史料对历史研究的确有着基础性的作用：“研究历史没有史料是不行的，史料是弹药，没有弹药专放空炮是打不中敌人的。”这实际上也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重视史料的优良传统：“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在翦伯赞看来，史料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就是历史知识，如果没有历史知识，也就没有历史研究了。他认为史料如果不被放在整体中进行考察，或者研究者忽视了史料间的联系，那么它们就是孤立的历史碎片，没有什么用处；研究者如果不重视史料，或者企图不通过史料的分析就来说明历史，也是行不通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翦伯赞认同孔子的这句话，认为研究历史就必须从真实而又具体的史料出发，不能从空话出发，研究必须在占有丰富史料并分析史料的基础上展开，“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翦伯赞批判了当时存在的两种错误的史论观，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第一种就是“以论带史”的史论观。翦伯赞认为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容易使人误解研究历史要从理论而不是史料出发。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都一直强调研究历史要从史料出发，不能从理论出发，这是因为“理论和概念是研究具体史实得出来的结论。如果从理论和概念出发，那岂不是先有结论，然后按照结论去武断历史？岂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这种研究方法，不是辩证法而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对于“以论带史”，他认为这个观点本身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翦伯赞指出“以论带史”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同时也给历史学界带来了消极影响。他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些研究者不讲具体的历史事实，他们通过摘抄经典著作中的理论来代替史料，“但是，历史学的任务，并不是要我们重复人所周知的道理，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来分析具体的历史，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第二个例子就是有些人也引用一点史料，但只是把史料作为理论的注脚，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成历史研究的标签，“一般说来，对于德国许多青年作家，‘唯物主义的’这个形容词不过是一个套语，他们用这个套语去处理各种事物，再也不花什么气力去作进一步研究，也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一切都解决了”。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以论带史”观点对历史研究者意识的危害。
第二种是史论分家的史论观。他批评当时有部分学者在写史学文章时，总是写一段史料后加一段理论文字，或者反过来做，在翦伯赞看来，这两种做法实际上都属于史论分家。特别是研究者在史学论著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将经典语句当作通用的法则，不仅随意套用，还大量引用，以此显示出自己高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以致研究者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寻找这些经典语句，而忽略了作为史学工作者应该重点关注的史料问题。他指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研究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指导原则来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从史料中得出历史结论。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告诉我们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原则，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对每个具体的历史问题做出分析，“不把唯物主义的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导线索，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将历史的事实宰割和剪裁得适合于它，那末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变成和它相反的东西了”。翦伯赞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代替史料，如果那样的话，世界各国只需一部历史就可以了，“然而有些同志总想从马克思主义的文库中找出现成的结论，而且有些同志竟然‘找到’了每一个这样的结论。在我看来，这种作法，如果不歪曲马克思主义，便要歪曲具体史实”。而且，翦伯赞并不认为反对这种本本主义，就意味着放弃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因为这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来的，它们做到了理论与史料的统一。他列举了新中国成立十三年后在历史研究、历史教学、资料编纂和古籍整理方面的史学成就，同时也指出了理论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历史科学方面取得的成绩，但更大的成绩还不是上述各方面的成就，而是我们在历史科学领域内巩固地树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解决了历史科学的方向问题和道路问题。”
二、厘清史料分类及价值
翦伯赞对史料分类和史料价值的认识，不仅继承了刘知幾对史料的看法，而且承袭了梁启超史料学的观点。他不仅重视传统文献资料价值，而且认可四部之外的资料，特别是考古资料对历史研究的作用，甚至出现了“《中国史纲要》的两篇序文，读来竟像是为考古学做广告”这样的评价。
翦伯赞对文献资料的认识是全面的，他把文献资料分成了正史、正史之外的诸史、史部之外的群书、四部以外的文字记录四个大类，“在史料学中仍应论述分类法的重要性及各种处理史料分类的方法或设想”。
他认为不仅经、史、子、集部是史料，而且四部以外的一切文献资料都属于史料，“一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字记录，无一不是史料或包含有史料”。这实际上发展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说法，“‘诸子亦史’，‘诸诗集、文集、词选、曲录、传奇、小说亦史’，乃至政府档案、私人信札、碑铭、墓志、道书、佛典、契约账簿、杂志报纸、传单广告以及一切文字的记录，无一不是史料。若并此等史料而合计之，其数量又百倍千倍于史部的文献”。按照他的说法，中国历史上的史料本应该是非常多的，他把史料比喻成一座矿山，现在大部分还没有被开发出来，特别是史部之外的史料。他认为，就史料价值而言，史部以外的史料甚至比史部诸史更加可靠，因为这部分史料并非如史部史料那般是为了保存史料而作，而是在自己创作的过程中无意保留下来的，“在这一类书籍中所表现的主观意识之本身，就是客观现实之反映；因而他不但不破坏史料的真实，反而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更真实的史料”。正史以外的别史和杂史这一类私家著述，由于不受政府管制，所以史家能尽量写出其所见所闻，也较为真实，“翦伯赞肯定野史、杂史的价值，如不太摆史官的架子，所记较正史为真切，敢于暴露史实的真相等等，都是对的”。而他说的正史，是在统治者监督下写成的，经过了统治者的层层筛查，符合统治者的意志，其所依据的史料为前代的实录和官书。但是以当代人写当代史，在他看来也很难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
翦伯赞对不同史料的重视程度反映出他对中国历史典籍史料价值的认识。首先，他对正史史料价值的定位是：用纪传体写就的二十四史是一部史料的集成。其中会出现前后相隔和彼此抵牾之处，这是因为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中心纪事的，这样一件事的过程可能被分于数人传记之中，历史有碎片化的风险。
其次，刘知幾认为正史以外的诸史分为十种：“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翦伯赞于是按照《史通》的划分逐一对这十种史料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偏纪不是断代史，而是只记录断代史的一个片段或史家耳濡目染之事。小录不像正史那样记录一代人物，而是仅记录作者熟悉的人物。逸事则是既记言也记事：“这类著作，后来向三个方向发展：其一为辑逸，即从现存的文献中，搜集古书的逸文，辑而为书。其二为补逸，即根据其他书类增补史籍上的遗漏，或就原书注释，另为史补一书。其三则为存逸，即作者预知此事，若不及时记录，后来必然湮没，故因其见闻而随时记录之。辑逸与补逸，其性质已属于逸史之收集与补充，惟存逸而属于逸史之创造”。琐言虽是记言，但并不是记载正史中的诏令、奏章和君臣对话，而是“小说卮言，街谈巷议，民间言语，流俗嘲谑”。郡书记录人物，也不是如正史那样记录全国人物，而是仅记录地方乡贤，后来发展成为地方志，从史部中独立出来，成为方志之书。家史记家族世系，但不像正史中的世家，记录贵族世系，而是作者记录自己或贵族之外的家族世系。别传记录人物，不像正史列传仅记录大事，而是记录委曲细事，详其平生：“这种人物，或不见正史列传，或即见正史列传而不详，或已见于小录、郡书，或不见于小录、郡书。”杂记记录鬼怪神仙，但是不像正史五行志那样，专门记载祥灾图谶之事，而是记录民间异闻。地理书也不像正史地理志那样综述一代地理形势，“其最大的特点，则在专志一地，其所志之地，或为其本乡，或为其曾经游历之异域。而其内容，则侧重于山川形胜、风俗习惯。”因为历代正史里没有专门记载城郭的志篇，所以都邑簿主要记录宫阙郭邑，辨明其规模和制度。由此可知，这十种史料的价值在于所记录的史实为正史纪事或纪人所缺或所略。翦伯赞对这十种史料评价很高：“总上所述，可知中国史部杂著之丰富……因杂史所记，多系耳闻目见之事，而且其所记之事又多系民间琐事，故其所记，较之正史，皆为真切，而且皆足以补正史之遗逸缺略乃至订正正史之讹误。”
再次，翦伯赞对史部之外的群书，也就是经、子、集部的史料价值进行了探究。他先对经部，特别是古文经的史料价值进行了积极评价。他指出古文经是西汉末年很多学者根据今文经和其他古典文献编纂而成的，也是有史料价值的，例如，“《左传》，虽为《春秋》古文，但其所记，为《春秋》的史实，而且纠正了今文《公羊》上的若干错误，只要我们不为它的八股式的书法所蔽，仍然是研究春秋社会历史的最好史料。《毛诗》是古文，但其所录，为西周、春秋的诗歌。只要我们不为那种武断诗的时代、歪曲诗的本义之《毛诗序》所蔽，则《毛诗》仍然是研究西周、春秋社会的最好的史料。《周礼》虽伪，但其中有一部分仍可以认为战国史料。《孝经》虽伪，但由此可以看出汉人的伦理观念”。翦伯赞认为子部书是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史料，由于其中也有反映前代史和当时社会内容的记述，所以它具有研究先秦学术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史料价值。他指出集部书主要具有研究文学史的史料价值，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文学资料实际上都可算作史料，因为它们也是各时代的社会写照，可以算作历史记录，而这些资料恰恰为正史所缺。他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以《楚辞》为例，他说其中的《天问》篇记录了楚国流传的神话传说，《离骚》篇记录了楚国的党争，其他各篇记录了战国末年楚国的风俗。这些是战国史书所缺的内容。“总之，自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之传奇小说，乃至现在的许多文艺作品，它们表现出中国文学自己发展之一系列的历史过程；也反映出历史上所不载的社会发展的内容，所以它们是文学，同时也是史料。”
最后，翦伯赞强调研究者要特别重视四部以外各种文字记录的史料价值，实际上这承袭了梁启超扩展史料范围的一些观点：“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记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须知作小说者无论聘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翦伯赞对清代档案的遗失痛心疾首，他认为这些当时被当作废纸拍卖的档案里有大量关于鸦片战争和清朝外交的珍贵史料，他指出碑铭墓志类的史料可以补文字史和社会史的阙失，同时私人信札也是适当补充正史中所缺人物生平的史料。翦伯赞认为中国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史料价值，这在他的戏剧史研究中有集中体现，他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认为艺术来源于历史，研究者应该剔除戏剧作品中艺术夸张的成分，将历史的真相呈现出来。比如，他通过对元代戏剧作家创作的堕落者、逃避者、控诉者、谴责者和叛逆者五种典型人物的分析，揭示出元代社会的黑暗面：“假使把元代戏剧作家所描绘的一个一个的鬼影拼合起来，那就可以使我们看出13世纪中国社会的具体形像。因此，我以为元代的戏剧作家并没有放弃他们的艺术使命。”其实，他最重视的还是考古学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他指出现代的古史研究之所以能进一步向前发展，实有赖于考古学的新发现，这些新发现能够给历史研究以新的活力，既能考订文献资料的真伪，又能补充文献资料的缺失。因此，“接收考古学的成果，使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为一，这是历史科学的任务”。他在《中国史纲要》前两卷中大量使用考古学材料即是证明。翦伯赞曾经对中国历史上各种史料的价值做过一个总结：就史料的价值而论，正史不如正史以外诸史，正史以外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群书，“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它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它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它的发展法则”。
三、总结史料运用方法
因为史料具有零碎分散和真伪混杂的特点，所以在明确史料的范围后，翦伯赞认为还需要有运用史料于具体研究中的方法，才能真正发挥史料的作用。他的运用史料的方法包括史料的搜集、考证和整理三个方面。
“惜乎世人多未注意。故凡深通史学者于著作之先，必以研究及搜求史料为要。”关于史料的搜集，翦伯赞认为并不容易：“因为中国的史料……和矿石一样，埋藏在我们所不知道的许多地方，需要我们耐烦去探求。考古学的资料不必说，沉埋在各种地层之中，不易发现；就是文献上的资料，也是散在各种典籍之中，不易找到。因之，探求史料，正如采矿一样，有时在一个地方可以发现一大批，有时在许多地方竟至找不到丝毫。”他认为学者在历史研究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应该是搜集史料。首先应该通过目录学的内容来了解相关文献的名字、作者、版本等信息，然后通过逐书搜求法和追注搜求法来找寻切合目的的史料。所谓逐书搜求法实际上就是找与主题相关的史料，比如搜求屈原的史料，先通过《史记·屈原列传》了解屈原生平，知道他与楚怀王、张仪有联系，再找两人的传记，同时也可以按图索骥，搜集屈原的文艺作品。他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把与屈原有关的主要资料搜求完备。其他史料的搜集，他认为可以通过追注搜求法来完成，“使自注之例得行，则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书之大概”，具体做法是从书的引语和注解中寻找与这一史料有关的其他文献。因为几乎所有的文献都会引用其他文献，在注解中都会标明出处，所以可以循着注解找寻其他相关文献，在这一过程中，还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找到更多的相关文献，实际上很多清代学者就是依靠此法辑成了卷帙浩繁的佚书。
“纬候图谶之书，多托之孔子。其中叙述古事，神奇怪诞，颇动听闻，诂经述史之士，或多采撷，以乱其真，故其源流不可不辨也。”因为中国古籍中有大量伪书，这会影响研究者出现判断的偏差，最终导致历史研究的错误，所以翦伯赞认为史料考证先要进行古籍辨伪。尽管从古代到近代辨伪之书众多，但是他认为其中的一些结论不一定完全正确，想要确定的话，还需要自己亲力亲为进行辨伪。他所提供的具体方法有如下几种：一是通过相关年代的文献目录书查阅书名，特别注意不在其中的书可能是伪书；二是辨析文献作者是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虚构人物所作之书一定为伪书；三是考察文献资料著作时代是否已有文字，是否符合当时的文体，是否为当时的制度和器物，不符的大多为伪书。他认为辨伪实际上还是为了找真实的史料，但伪书也并非没有价值，“例如，《周髀算经》不当作周公或商高作而当作汉初的算术书；《素问》、《难经》不当作黄帝及秦越人作，而当作秦汉间的医书；《山海经》不当作大禹或伯益作而当作汉代相传的古地理书；各种纬书不当作孔子作，而当作战国末年流传下来的神话集成；则这些伪书都有了真书的价值了”。
在辨别书籍真伪之后，研究者还要对史料真伪问题进行辩证，这跟前者是一脉相承的关系。翦伯赞通过祖述中国古代的史料考证，认为清代学者在这方面出力最大，成效也最显著，“中国文献上的史料，在清代曾经经过一度精密的考证。清代的学者，或通考诸史，或专考一史，或仅考一史中的某一部分，皆能摭拾遗佚，博采群书，属辞比事，刊误释疑”。清代学者的考证方法是以甲书上的史料辩证乙书上的史料，以真书上的史料订正伪书上的史料，以各书上一般的通论，指斥某一书上独特的异说。但是他们的文献考证，在翦伯赞看来是没有做到完全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清代学者的考证对象只是文献，而近代以来大量出现的考古学资料，他们既很少接触，也认识不到其价值所导致的。翦伯赞把考古学资料比喻成矿石，他说如果没有选矿学的知识，那么在其中找寻相关资料将会非常困难。比如，甲骨文发现之初，章太炎认为它们是古董商伪造的，甚至到现在还有部分学者怀疑史前时期文物的真伪。清代学者对前史书志的考证，集中于地理志和艺文志，而对天文和律历等志则考证较少，至于食货志、刑法志、舆服志等，则几乎没有考证过。杨鸿烈的观点可以解释这种现象：“第一，专门科学家对于他们所擅长的科学的原理因为太过亲密的原故，所以对于那种比较遥远或稍微不常习见的观念就很难明白了解。第二，历史材料的发现，利用和解释等等的技术都应该有一长期而且特别的训练，但这种训练惟历史家才能有。”翦伯赞呼吁学者们要在上述清代学者考证的薄弱环节下功夫，更要利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历史考证，他认为此天地大有可为，例如，青铜器物的时代尚待考证，甲骨文字的字义尚待训释，汉代的石刻画像尚待说明，汉晋木简和唐人写经尚待整理和考释。特别是石器时代的文物遗存，需要研究者进行详细而精密的科学研究，才有可能变成史料。因此，他强调学者们既要对清代考证成果批判地继承，也要对考古发掘的新资料进行考证，只有如此，才能完成最终的史料考证工作。“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在辨伪工作完成之后，需要对史料进行整理。首先，是史料归纳的方法，翦伯赞认为可以用笔记的方式对史料进行摘录，并注明出处，以备后用。研究者应该按照史料的性质进行有目的的查找，他指出这样可以提高研究者的专注力，也可以使搜寻的史料自动显示出系统性。他认为研究者还应该时刻保持专业敏感性，能够从各种史料的正面内容看出其反面内容，这是暗示性的历史内容，在翦伯赞看来，这些内容的史料价值也很高。他强调研究者要学会运用历史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用综合的、分析的、类比的方法来统计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人口、田赋、土地等，如此一来，许多原本看起来价值不大的史料就会变成极有用的史料。他通过对比三国时期人口数量与东汉末年人口数量之差，来说明东汉末年的混战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其次，翦伯赞所阐述的具体的整理工作就是将史料按性质进行分类。比如，研究者划定经济、政治、文化三类，然后将所有搜集规划的史料都归到这三个门类之下。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对史料的分类会越来越细，把已经归到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类中的史料，再依其特殊的性质，分别归入各小类之中。他认为随着史料分类越来越细，研究的框架也会逐步显现出来，“这样，我们在史料分类以后，便要进行史料的分节，即把每一组的史料依其所特征的史实之先后加以再编制，使之成为时间的系列。经过这种再编制，则史料所突出来的便不仅是它的性质，而且也是它所说明的史实之发展过程了”。经过时间分节的史料，研究者要分类汇集，使它们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在翦伯赞看来，史料整理只是表面工作，关键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大量史料中找寻精华，提炼出历史理论，对之进行辩证综合，经过再一次的抽象演绎而成历史法则。然后研究者再用历史法则来贯串史料，这样，原来“死”的历史就“活”了过来，“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
要之，翦伯赞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他参加过五四运动、北伐运动和社会史大论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北京大学和中国史学会的重要职务，他学贯古今，一身正气，在历史学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翦伯赞的史料观为世人所推崇，他反对割裂理论与史料的错误观点，提出要史论结合；继承了古代史料分类的方法，发展了近代史料学中有关范围、价值和运用的观点，提倡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中多用考古资料和其他非文字资料来说明历史问题。“识断之精审，固在傅斯年‘史学本是史料学’之上更非并时之史的唯物论者所能企及。”他的史料观对当今史学仍然有着深刻影响和意义，他集坚持原则的品质和深厚的史学素养于一身，载誉史坛，实为后世史学工作者之楷模。
本文原载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3年下卷，注释从略。如需引用，请核原文。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