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作者所著《民间记忆的体制建构----文史制度与征集实践》（西安出版社 2013年5月）的第六章。本文将出版时删节的词句用粗体标明。注释在文末。
征集建国后史料本是文史资料的应有之义。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拉长，事件的消逝，当事人的死亡等不可逆性的纯自然因素，本世纪以来征集建国后史料的紧迫性较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征集民国史料，显得更加强烈和急不可待。但由于官方对建国后史料的定性和民国史料皎然有别，从征集对象到征集内容，从写法到观点，建国后史料与民国史料完全不同。而这恰恰表明了官方对建国前后两段历史性质的新旧黑白定位之悬殊。为此官方制定了一系列超常严密的体制性规定，从历史理论到政治评价，从价值观念到编纂原则，从征集范围到撰写内容，从修辞方式到文章结论，从选材角度到阅读期待，无不作出了极为繁苛的种种限制。致使建国后历史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但征集建国后史料的范围却越来越窄。最终导致无数建国后史料根本无法征集而彻底消亡的严重困境。
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具体实践和实际效果清楚表明，由于官方过度强调建国前后历史性质的对立，使得文史人员必须采用与民国史料完全不同的一套理论体系和话语模式来撰写建国后史料。如此一来，文史资料的内部分裂势在必然。史料危机由此而生。其困境在于，现行文史制度因无法使用统一的历史标准来征集建国前后的史料，竟然将建国后史料弄成一个特殊的敏感题材。其中的历史禁区比比皆是。其实质在于，在现有的文史制度下，征集建国后史料还能走多远？真实的问题是，文史资料何时才能结束这种毁灭史料的制度性灾难？可以说，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危机性乃是整个文史制度和文史资料的结构性危机。[1]就其本质而言，史料危机乃是另一种更为深刻却也更不易为人察觉的历史危机。
一、征集建国后史料的理论阐释
虽然在文史人员中，对“建国后”一词的含义还略有争议，[2]但这无关宏旨。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征集建国后史料并不单纯是为编写建国史积累史料。它本身就是一种独特（三亲）和具体（回忆）的历史书写方式。虽然同属于文史资料系列，但建国后史料与建国前史料相比，仍有着明显的形态性差异。这种形态性差异主要表现在鲜明的理论性。一般而言，建国后史料包含有更为强烈的理论意图，更为明确的理论指向，更为严格的理论要求。由于官方至今并无一个编纂中共建国史的全面理论说明，这样，征集建国后史料的理论阐释和原则规定便具有了特殊的理论价值。
考虑到大规模地征集建国后史料正式启动于九十年代初，依照官方所说，这个时候“国际风云多变”，因而不难理解官方对征集建国后史料的高度政治期待和价值赋予。“征集建国后史料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的教训告诉我们，如何正确地对待历史，是一个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问题。轻率地否定历史必然导致自我否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果与前途。因此积极地征集建国后史料，正确反映建国后四十多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正确地总结历史教训，探索历史规律，对于教育青年，启迪后代，防止‘和平演变’，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在人民群众中开展历史教育、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3]
与建国前史料相比，建国后史料是一种近乎全新的东西。简单说，建国后史料有三新。首先是内容新。“过去写战争，写阶级斗争，现在是写向自然开战，写社会主义建设。”其次是对象新。“过去写敌人和朋友，现在写的是我们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活动。”最后是撰稿人新。“过去撰稿人是旧社会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和见证人，而建国后史料的撰稿人是新社会的开拓者。”[4]最关键的是，征集建国后史料，“不单单是时限的机械延伸，由于历史背景即国家与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必然在观念上、内容上乃至工作方法上，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5]这使得征集建国后史料更为敏感和充满风险。
征集建国后史料必须回答两个重大理论问题：“一是建国后我国为什么必须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有自己的特色。不是说每一篇都要回答，但从总体上说，要帮助人民特别是青年弄清楚这些问题，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这两个问题与建国前史料要回答的问题不同。建国前史料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据说，“出版的10亿多字的史料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晚清戊戌维新搞改良主义行不通；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没有搞彻底；北洋军阀连年内战，把中国搞得四分五裂；国民党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搞独裁统治，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最终被扫出了历史舞台。”[6]合而观之，要将建国前后史料的问题联系起来，“科学地理解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地位，认识到社会主义理想的伟大及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难免出现的困难和曲折，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并以此指导建国后史料的征集工作。”[7]
最重要的是，征集建国后史料有利于加深对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8]征集建国后史料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史实帮助人民深刻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必然性和真理性，为深入改革开放提供历史的依据”。[9]同时，不能简单地用历史事实去注解邓小平理论。“而要把当时的实际情况通过个人的回忆实事求是地写出来，然后用现在的眼光再去总结其经验教训。”[10]
征集建国后史料的主要目的有两个，[11]一是“用正面反面的经验教训教育人民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认识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走向幸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建设好中国。”二是“为研究党史、国史提供资料，为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防止‘和平演变’，进行艰苦奋斗教育和为改革开放提供借鉴材料。”[12]换言之，对内来说，就是“资政”和“育人”。所谓资政就是“为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大政方针提供历史的借鉴”，所谓育人就是“对人民群众进行国史、国情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外来说，“就是向全世界正确的介绍中国。”也就是积极树立“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上的正确形象”。[13]政治目的决定史料内容。征集建国后史料，在内容上特别要求，“浓墨重彩地记录建国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要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如何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在一片废墟和帝国主义严密封锁下，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逐步推向富强和现代化的史实充分反映出来，借以教育人民永远坚持艰苦创业的传统。”[14]归结到一点，歌颂共产党，歌唱新中国。至于缺点永远是个别、局部、枝节等等。
围绕征集建国后史料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官方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复杂理论阐释和相关政策规定。
第一，强调“三个一”。掌握“一把标尺”，“就是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率材料，统一观点，消除分歧。”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的原则，秉笔直书，使文史资料成为“信史”。突出“一个思想”，即按照邓小平倡导的“建立大联合、发展大团结”的思想，“对于非本质的次要问题及细节，宁可隐而不写或粗粗带过，也不要因小而伤团结大局。”[15]
第二，规划三条历史线索。1949年至1956年的历史主线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1957年到1978年的历史主线是“否定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进行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的全方位建设”；1979年至1996年的历史主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16]
第三，努力“四扩大”。“扩大文史工作领域，从与党史、国史、方志的交插重叠处找出文史工作的领地；扩大时间范围，征集时限宽延到现在和眼前；扩大作者队伍，能反映出时代大背景的一般人，都可加入其列；扩大合作的力量，既重视与兄弟省市区政协文史部门的协作，更重视与市县政协有关部门的合作。”[17]
第四，解决七个问题。（1）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确定建国以来地方文史资料的选题，既要体现执行中央的决策，更要体现执行中的地方特色和地方创举。这样的地方选题才具有全国意义，补充全国选题的内容。”（2）结论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历史决议’和领导人的著作”是制订地方文史资料选题的“基本依据”；另一方面，“各地的历史实践具有多样性。”（3）成功与失误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人们总是担心记述党的失误，记述领导人的错误，尤其是涉及党内一些封建主义的东西，会有损党的形象；甚至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但担心触犯上级某些人的‘戒条’，而不敢秉笔直书。”针对这方面问题，文史官员认为“党史工作中提出3条原则处理成功与失败的关系”，也都适用于文史资料。一是“坚持记述伟大成就与成功经验为主，在总体上处于绝对优势”。这是“党史主线”的体现。二是“在记述偏离正确路线的失误及其后果的同时，要记述纠正失误的成功”。三是“执行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倡导的正确处理历史问题的原则，如不追究个人责任；不过细记录失误的细节；不公布必须保密的数字；暂不收录争而未决、纠缠不休的问题”。（4）组织与个人的关系。“在已出版的许多党史著作和专题资料中，多见组织，少见人物，弄不清该组织在哪些人的决策下进行某项工作的，把一部丰富多采的人物史写成枯燥、呆板的‘死书’。”在党史著作中，有许多不见条文的禁区。“写了书记的成功，集体领导怎么体现；写了张某的失误，李某的另一失误为什么不写；写了领导层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否会有褒贬不匀之嫌，等等。办法只有一个，一律写成党委认为，党委提出，党委决定，把复杂人物、复杂心态、对复杂情况的复杂决策和实施，都一律淹没了，复杂多变、丰富多采的历史写成干巴巴的条文。于是，又有了党史人物传记，稍稍弥补了这种不足。”（5）面与点的关系。地方党史工作往往忽略点与典型的作用，“侧重写综合情况与全面数字，这同样是史料枯燥、呆板、缺乏深度的原因之一。”建国以来，各个时期、各条战线，有许多正反典型，这需要多立一些典型选题。《山西文史资料》第101辑的《闻名于世的大寨》，就是这类典型选题。“各地、市、县、区的文史资料，更有条件搞这种典型选题。如稷山暴动事件，长治回民的爱国活动，太原郊区天主教的爱国传教活动，等等。”（6）党内与党外的关系。“过去，地方党史对党内与党外的关系，对党外代表人士都反映得很不够。文史资料，可以大大弥补这种不足。”在这方面，“不仅要写党外人士的活动，还可多写一些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党外人士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及其中的矛盾与和解。党外人士的荣辱兴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的荣辱兴衰。”（7）叙述与评论的关系。“党史资料、文史资料，特点是提供资料，寓评于述。”所谓提倡开拓建国后史料征集的新领域，主要是指选题和内容。“可以组织一些高层人士把叙述与评论结合起来，搞一些有研究、有新意、有深度的选题。”[18]
二、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原则要求
官方提出，各级文史人员“一定要加强建国后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学习，尤其要认真学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献，以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最近编写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等论著，掌握基本政策和基本知识，做到指导思想明确，在实践中把好政治关、史实关，防止出现原则性的错误。”[19]
这种笼统性的政治要求，落实在建国后史料的征集实践中，则抽象为五条核心原则：（1）成绩主流，失误支流；（2）失误动机是好的；（3）运动方向正确，缺点是扩大化；（4）党有错但无罪；（5）改革开放绝对正确。前四条专门用于指导前三十年的史料征集，后一条专门用于规范后三十年的史料编写。其总体思路是，对前三十年的肯定留有余地，以此凸显后三十年的无与伦比。官方给出的标准说法是“最好时期”。这导致在以“亲历记”或“共同的记忆”为名目编写的改革开放史料，无一例外地呈现出惊人的单一性。所谓的“共同记忆”，却只有受惠者的政治抒情，而没有受害者的内心倾诉。因为它的意图是给“共同富裕”、“人人受益”这种官方宣传提供史料证据。阳光灿烂，颂声一片正是文史资料对征编改革开放史料定下的基调。这种严重倾斜的历史视野所造成的历史失忆和历史失语，是一种最深刻的精神酷刑。但对官方来说，这却是最有效的政治保证。唯有制订这五条原则，才能确保建国后史料成为附庸正史的官修野史。所以，这五条是底线，绝对不可逾越。任何质疑乃至异议，都会直接刺激和触痛中共历史编纂体系的敏感神经。
根据这些核心原则，文史官员建立起了更为细密的原则规定，以此作为征集建国后史料的普遍规范。与此同时，依据政治形势变化，随时添加和增补一些新的政策性条例。比如，进入二十一世纪，人们就需要叠加一些政治语汇。征集建国后史料，“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20]总之，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原则规定是一种层层加码的政治累计过程。它迫使极权政治下的思想越来越趋于紧张和恐惧。它导致建国后史料的政治缺陷更具致命性。因为，它必须按照中共执政的权力运作方式，从方方面面对征集建国后史料作出严格规范和限制。
1、开展建国后史料的征集工作，“用真实具体的史实说明我国在帝国主义封锁的条件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经过艰难探索所走出的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不仅指引我国人民满怀信心地创造美好的未来，也给世界人民了解社会主义树立了榜样。”[21]
2、要充分反映“我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和取得的建设成就，这是建国以来历史发展的主流。正确、客观地反映成就、反映主流，可以振奋人们的精神，增强人们热爱祖国的凝聚力，增强人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22]“坚持翔实地记述建国后各方面的伟大成就，理智地总结失误的教训，防止热中渲染消极现象，导致人们对建国后历史产生误解；坚持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正确阐述重要的历史事件，防止任意臧否和曲解。”[23]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规定都有其特定目标和具体针对性。比如，官方严厉指责，“一个自称‘久居好讼之国’的先生，跑出来教训我们。……对我们建国后的40年，极尽诋毁之能事，乃至说出‘十万万个疯子’之类的话。他自己若不是疯子，怎能说此疯人的呓语。”[24]气急败坏之下，毫无风度地破口大骂，对官方来说，也属常态。
3、“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针，编者有明确的观点，重大事件定性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符合。对某些具有敏感性的问题或事件，抱慎重态度。”比如，《共和国五十年四川文史书系》“使人们在回顾历史时，展望未来，同时得到启示，澄清过去的一些误解，理清时代的脉络，增进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同。”[25]
4、建国后史料“比较贴近现实”，出版建国后史料必须高度重视“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要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前提下，讲政治，顾大局，把学术性与政治性、对历史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26]“对某些事实真实而对安定团结不利或可能引起不良影响的史料”应谨慎从事。[27]“对于史料中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某些个人恩怨问题，应严格把关，不发表，以免影响团结。”[28]至于那些“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违背的史料，可收集，但不发表。”[29]发表建国后史料要以《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原则，在客观效果上一定要有利于安定团结。”[30]所谓“客观效果”就是价值期待。此外，“对观点对立、情节出入较大的史料，可征而不发，或只发表一致的意见。”[31]
5、“由于建国后文史资料与现实关系密切，一定要明确为改革开放服务的目的，应该主动地、有意识地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提供历史的咨询，为经济建设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历史借鉴，并逐步提高文史工作为现实服务的层次。”[32]
6、“关于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史料，暂不作重点征集。但如能征集到，也不要放过，不要再过多年又去‘抢救’。对政治运动的史料，遇到什么就征集什么。”[33]
7、征集建国后史料，可以对中共历次运动和重大事件的政治背景深挖一下，“以便从基础上说明为什么要搞这些运动。”[34]
8、“要有深度。不仅要把事件的现状记述清楚，而且要把事件的背景衬托出来。”比如，写土地改革，不仅要把当时土改工作队如何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斗地主分田地的情况记录下来，“而且要把数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及其束缚生产力的现状反映出来。资料内容可以包含大地主庄园、恶霸掌政、贫下中农血泪史、开明士绅、地主子女在新中国的成长、土改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新面貌等。”[35]
9、“建国前的文史资料写的是敌人和朋友，建国后写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共和国，是各民主党派，是人民群众，是自己，这就更加要强调实事求是，防止溢美或文过饰非。”[36]
10、不为写史料而写史料，“征集资料不应眉毛胡子一把抓，要着重搜集那些有价值的史料，有助于人民了解历史发展和可以鉴往知来的史料。”[37]要首先征集那些“对人民有教育意义的、激励人民奋进的史料”。[38]“要侧重于对先进人物史料的征集。这些人物的先进事迹是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一部分积极内容，而反映他们的思想、情操则有利于共产主义精神的发扬，对促进社会风气的健康发展，树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大有稗益。”[39]
11、有的历史人物“在解放初期被镇压”，其资料也可以征集。对人物的评价，“既不照搬过去官方的评论，也不能一概地沿袭一般社会人士的观点。”[40]
12、建国前的人物，“或褒或贬比较好处理，因为大多已有定论。征集建国后人物史料，由于有些人还健在，或是因涉及的关系比较复杂，下笔时有一定的难度，”难免会出现隐讳的现象。[41]稳妥起见，“对健在的人不做盖棺论定的评价。”[42]
13、有些史料，“如取缔反动会道门、消灭妓女制度、取缔法轮功、党的民族宗教制度的形成和实施等，将它们归于社会建设史料，更能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更便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搞好社会建设。”[43]
14、必须反对自由化倾向，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关系到文史资料的政治方向和社会效益。……否定了这个阶段的毛泽东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不能在个人恩怨中攻击，贬低毛泽东，以至篡改历史抬高自己。”有文史干部指责《文史精华》刊登《造神运动》一文，效果不好。[44]
15、征集建国后史料，应严格避免思想混乱。“因为对于一些重大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涉及到对领袖人物的评价，存有众说不一的自由化倾向。……就文史部门而言，还有可以回避政治运动的自由空间，对待此类问题，完全可以灵活一些。现在有些报刊，自由化倾向比较严重，专门开设了所谓‘解密’专栏。刊出了《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毛泽东的稿费》等等；有的只给毛主席当过短时间的秘书，也不负责任地公开发表一些文章，文中对毛主席的评价极不公正，把三年困难时期出现的问题，比如饿死人全归罪于毛泽东一人，这有违《决议》精神；有的著名歌唱家在歌唱赞颂毛主席的歌曲时，公然把歌中‘毛主席’三个字全部砍掉，如《众手浇开幸福花》等；……有些已改正右派的同志更是信口雌黄，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所谓‘历史回顾’批判所谓‘造神运动’等……，所有这些，都无助于提高文史资料的社会效益，相反会引起思想混乱。”对中共政要的一分为二，应与中央保持一致，应该着重宣传中共领袖的正面形象。所以不是什么样的“所谓回忆等都能刊载的。……在对待建国后的史料中，更要严把‘政治关’”。[45]
16、“成功与失误、胜利与挫折都能写，不能说失败不能写，但应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划清界限，不能借写史丑化社会主义、丑化党的领导；不要陷入个人恩怨之中，发泄个人情绪。主流是引导人们肯定成绩，接受教训，坚定信心，奋勇前进。”[46]总之，应防止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以‘左’的观念来看待问题，对一些事情夸大事实，无限上纲；另一种是全盘否定历次政治运动，从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47]
17、征集政治运动史料，是建国后史料中“难度最大”的一个问题。关键是把握三个重点。（1）目的正确。“征集政治运动史料的目的性一定要正确，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而不是其他目的。”征集建国后政治运动史料，一定要按《决议》精神去进行征集。此外，“应当防止借撰写政治运动史料做翻案文章，甚至发泄个人的不满情绪，那将会使我们的工作偏离正确方向，陷入被动局面。”（2）善抓典型。征集建国后政治运动史料“要善于抓典型的人和事。……要站在一定的高度上，要有利于安定团结。对于有争议的历史问题或是暂不征集，或是先征集到手留存起来，暂不发表”。（3）限定范围。政治运动史料的征集范围“不宜搞得太宽，没有必要广征博采”。[48]
18、综合考虑运动双方。一是运动的受害者。“不触及政治运动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应该在文史资料中有适度的反映，可以写粗一点。我们的着眼点不是具体地描述某某人在运动中如何身受迫害，如何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等等悲哀凄惨的东西，而是淡墨点到为止，着重写他们尽管身处逆境，受到委屈和不公正的对待，仍然坚信党的领导，仍然不动摇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仍然千方百计默默无闻地为党为人民作出有益的贡献。”一是运动中的施害者。史料征集中，“有些事情涉及到责任的当事人（有些是当地的主要领导人），……可以采取对事不对人的办法。例如，某某人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这是事实），但不必点名是由于某某人的原因而打成右派。事实上任何一个政治运动都不是个人行为（尽管执行者对当地或一个单位有一定的影响），不应追究个人责任。如果不是由于政治品质和恶意诬陷，以不点名为好。”如果撰稿人“由于受委屈或遭迫害，至今耿耿于怀，在撰稿中发泄自己的不满、乘机点名批评”，应耐心说服，“做思想工作，或删去不必要的情节，或粗略地说其事而不说其人。”[49]总之，“涉及个人旧案宜粗不宜细，不影响安定团结。不要说过去谁搞过我，这样影响团结。”[50]
19、确保建国后史料不能损害党国政策和政要形象。建国后史料中的一些“重要提法”，务必与“党和国家的现行政策相吻合”。比如，“有的文章中有些提法明显有悖于国家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这一政策，”编辑在征得作者同意后适当作了处理。“有些史料，涉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编辑时一定要注意把史料搞准确，不得损害领导人的形象。”[51]
20、在民主政治史料方面，“要把握民主政治发展的主流，把握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要求，……充分认识民主政治发展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客观反映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小资产阶级民主、无政府主义民主等各种性质民主的历史表现，客观反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宗教制度和各种基层民主制度的建立发展的基本情况和经验教训。”[52]
21、不应该提倡“广征博采”。因为，“政协不是综合性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工作部门，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包打天下’。”所以，“不要笼统地提‘征集无禁区’，而是明确提出‘征集有范围’。征集建国后史料刚刚开始，主要问题不是有什么禁区需要突破，而是需要界定我们的工作范围。”[53]
22、建国后由于国家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党的工作中心从政治斗争转为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发展科技文化事业成为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是社会发展的主流。”因此，反映工商经济、科技文教的史料，应成为征集建国后史料的重点。[54]“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除了文史工作本应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以外，一是因为建国前政治军事史料的搜集已有相当成就，若干问题已经基本清楚，史料资源越来越少；二是因为各地对搜集建国后的史料已普遍有了紧迫感。”[55]最主要的是，“真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不重点写经济而另作文章，又有多大意思？”[56]再加上，“经科教文的史料较之于其它方面的史料，不论是对于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还是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都更具直接性，且有更多的实际价值。”[57]比如，《回顾天津个体工商业的几度兴衰》一文，“反映了建国前后，特别是建国后个体工商业的几次变化，对认识个体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一定的借鉴作用。”[58]此外，“从征集对象方面来说，顾虑较少，较易做出撰稿承诺，成稿也较易，有利于征集和编辑工作的开展。”[59]
23、“征编建国后的史料是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功绩作注、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性贡献立传、为爱国统一战线的强大功能写史的。”[60]基于此，必须规范使用一整套专门用于建国后史料编写的固定术语。比如，对建国后历史的描述，只能说“失误”，不能说“失败”，“错误”一词也要少用；可以说“曲折”、“挫折”，不能说“倒退”、“阴暗”、“罪恶”等。与此对应，“成就”、“成果”、“光明”、“伟大”等美好动听的词语只能用于建国后，而不能用于描述建国前的历史。更为常见的则是“解放前”与“解放后”、“新社会”与“旧社会”这种对比性称谓和词语，要求对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必须采用两种褒贬性的叙述模式和两套截然不同的评价标准。又如，不管整人多狠，不管人受迫害多深，其情绪反应一律都是“委屈”、“抱屈”、“冤屈”、“冤枉”，顶多来个“不满”、“怨恨”，绝对不会“仇恨”、“憎恨”、“愤怒”，更别说“深仇大恨”、“怒火满腔”、“义愤填膺”之类。其考量不仅在于这类词语过于爱憎分明，充满强烈的情感色彩，而且在于它们包含有某种习惯性或特定性的道德褒贬含义。而道德褒贬本身就包含有明确的政治价值取向。所以，用词也是立场。遣词造句也是立场定位。[61]
24、史料文体也应有“相当的改进”。征集建国后史料，可以尝试多种文体。比如“综合编写史料”。[62]但应特别注意防止追求可读性而把文史资料写成纪实文学的倾向，“那将会使政协文史资料失去了生命力。”[63]还要坚持三不搞。不搞“编写稿”，不搞“总结报告式的东西”，不搞“集体编写”的厂史、校史等形式。[64]
25、“建国后的文史资料面广、类繁、业务性和政策性较强，文史部门必须大力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作，共同配合，做好工作。孤军作战，很难奏效。在协作中，各级文史部门一定要增强自身的群体意识，发挥好整体功能，以求得协作的最佳效果。”[65]
26、“有关涉外的问题，要送有关部门审批。”涉外问题大多很敏感。不能随便发表，免得引起国际上的纠葛。[66]
27、不得泄露“国家机密”。“该保密的，严格保密；已失去保密意义的，则要因事制宜，经保密部门同意加以变更，以利于历史研究和宣传教育。”[67]
28、征集方法是，“从人员实际出发，因人定题。不是从历史阶段，因题找人。”[68]
三、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失误理论
如何通过文史资料来令人信服地解释中共治下产生的各种历史错误和灾难，已经在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具体实践中发展出一套强词夺理的理论性解释。其特点是，自以为是，曲意辩解。虽然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解释官方失误的历史理论，凭借文史制度而全面贯彻到了建国后史料的每一项征集活动和每一篇文章编写中，但实际效果并不像官方宣称的那么乐观。
根据文史官员的分析，征集建国后史料，肯定绕不开历次政治运动和失误。失误虽由毛泽东负主要责任，但绝不能说错误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69]中共出于一党私利必须维护毛的历史地位，为此不惜采取集体陪绑和集体陪斗的手法来分担其罪过。这样，在所谓“集体智慧”、“集体领导”、“集体责任”的名目下，毛的罪过自然减轻。但并非屡试不爽的妙计良方。至少大跃进和文革，罪责就只能由毛一个来承担了。但即便在这两个罪不可恕的问题上，官方依然采用指鹿为马嫁祸于人的拙劣手法为毛开脱。文史制度规定，毛的错误就是党的错误，为毛讳就是为党讳。处理毛党制定的错误路线须用模糊手法，不可过分深究。比如，涉及执行错误路线的人时，“参照过去处理正面人物阴暗面与照顾统战关系的做法，即：枝节问题避而不谈；只摆事实，不指名道姓；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非指名道姓不可的，只摆事实，只列姓名，但不扣帽子。”[70]
错误是个人的，也是体制的。但体制问题更不容易说清。比如，“建国以后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急于求成’，结果‘欲速则不达’。……这个问题非常深刻，它关系到党的路线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搞建国后文史资料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离开了党的路线，我们的文史工作的戏也就不好唱了。”同时，全国文史高官又承认，“这不是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所以我们不要老在所有制问题上做文章。”[71]简单禁止当然好办。问题是，往往禁而不止。
吞吞吐吐，欲说还休，貌似失语的尴尬，更令人难堪。显然，在史料中要不要和怎样反映建国后工作中的失误，“已成为征编建国后史料的一个突出问题。”[72]首先，对建国史进行两分法的定性。一方面，“不要人为地确定写成就和失误篇章的比例，更不能对失误一笔带过。”这里就有个尺度问题。“写过头了，不是涂脂，就是抹黑。”正因为分寸难以准确把握，“人们尤其是领导同志对失误就不敢写，也不愿写，别人写了又不让发表，怕犯错误。”[73]另一方面，“伟大成就与失误并存，而以伟大成就为主。”虽然有过重大失误，“但是我们的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无数惊天动地的伟业，为人民做了大量好事、实事。”如此一来，反衬出建国后史料的特殊重要性。文史官员强调，“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否定这些成绩，“一些未身历其境的青年人不了解它，这些都需要以大量的史料反映历史的真实，使广大的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了解真情。经过1989年北京的政治风波后，这一任务更加紧迫。”[74]《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既写了成绩又写了失误，可作为“写建国后资料的范本”。同时，即便写“反面的东西”，目的也是“宣传我们国家的伟大成就”。总之，“要宣传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广大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75]
其次，把成绩和失误说成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承认失误，“并不是要消极地、片面地指责，追究责任，更不能借此丑化社会主义，丑化党的领导，不能陷入个人恩怨，发泄个人私愤，不能以偏概全，以点带面，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而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到这些失误和挫折多是由于经验不足等原因造成的前进中的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76]换言之，是主流和支流的关系。
最后，广泛使用“坏事变好事”、“丧事当喜事办”手法。所谓“反面教员”、“反面教材”，也是同一手法，以便能把“失败写成胜利”。适度反映失误时，“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理智地总结失误的教训，更好地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江淮文史》创刊号上刊登的《“责任田”兴衰的轨迹》“就记述了1961年深受农民欢迎的‘责任田’，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而遭到扼杀的史实。人们在扼腕痛惜之余，得到了深刻的启迪：只有破除‘左’的束缚，生产力才能得到解放和发展。”[77]
以“大跃进”为例，[78]史料撰写者们概括出了五条纲领性准则，以此作为“正确把握好如何反映失误”的理论指导。
（一）写失误不等于揭丑
不能把反映失误简单理解为“揭露阴暗面”。大体说来，反映失误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采取否定的态度，否定历史，否定自己，把失误写成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另一种态度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本着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去反映，目的为后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所借鉴，进一步加强、改善党的领导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取后一种态度的。在这个问题上，能否把握失误的起因，显得十分重要。比如写‘大跃进’的失误，……起因主要是两个：一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经过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倒向苏联，按照苏联模式的‘一五’计划的实施，已发现苏联模式在我国行不通，要寻找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二是我国领导人和人民群众都急于要求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这就把握了发动‘大跃进’的主要起因，为正确反映‘大跃进’的失误打好了基础。”[79]
（二）写失误绝不能犯政治错误
反映建国后的失误，“更要严格把好政治关。”除了要有正确态度外，还要注意两条，“一是对一些重大事件的评估上，要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一定要符合《决议》的精神。二是还要有利于安定团结。因为反映建国后工作中的失误，是当代人看得到、摸得着的东西，容易在社会上引起矛盾和纠纷。所以要明确，反映失误坚持对事不对人，不是追究个人责任，有些地方宜粗不宜细，能不点名的就不要点名。以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为重。”[80]
（三）写失误也要写出成绩
写失误要辩证。“应该否定的要大胆否定，总体否定之中有局部该肯定的东西还是应该肯定，不能一刀切。”比如，在基本否定“大跃进”的同时，还应该对其中三点加以肯定。“第一，尽管历史已经证明‘大跃进’的尝试是不成功的，但‘大跃进’毕竟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第一次失败尝试，这一点应该肯定。第二，对于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积极性和干劲应该肯定。第三，对在‘大跃进’时兴修的一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些确是起了作用的，也应该肯定。”[81]
（四）应写出如何纠正失误
写失误的同时要“尽可能把纠正失误的情况也同时反映出来”。比如，反映大跃进失误的同时，也用较大的篇幅“反映了党中央、毛主席发现问题以后，决心纠正失误，……特别是毛主席亲自带领调查组到浙江搞调查研究，制订‘六十条’，在嘉善搞贯彻‘六十条’试点，使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的有关史实。这样反映，更能体现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失误，有决心和能力用自身的力量来纠正失误。失误和挫折只是暂时现象，而我们的干部和人民由此得到了锻炼。进一步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经历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的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82]
（五）不要为写失误而写失误
从失误中吸取什么教训，是反映失误的目的。“如‘大跃进’的失误主要是忽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致使位于杭嘉湖鱼米之乡的嘉善县出现了饿病逃荒的严重局面。它的根本教训就是离开了我们党一贯主张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这一组史料的介绍，自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什么时候离开了实事求是，就会失去群众，工作就会受挫折、遭失败；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办事，就会得到群众拥护，工作就胜利。”[83]
这五条纲领的中心意图在于，“防止把反映失误写成一味指责、嘲弄或伤痕文学，而产生消极影响。”[84]就是说，“揭示政治上的失误决不能理解为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更不能理解为是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85]这是中共失误理论的底线。核心是，政策失误不等于政治失败；政策失误不应导致否定政治制度；政策失误与中共体制没有必然联系。一句话，批评但不能否定，有限批评而不是彻底否定，善意批评而不是恶意否定。
这五条纲领作为指导和规范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失误理论，其实涵括了建国后史料的方方面面。所以，它必须贯穿于所有史料之中，虽然“不一定都要具体地写出来”。同时，这五条纲领“不一定在一篇史料中都能体现出来，但可以在一组史料里比较全面地体现出来”。[86]这种史料的编辑方式和设计理念具有很高明的意识形态技巧。每一篇史料侧重写一个方面，每一篇史料重点写某一点，这样，几篇史料合起来看，就能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贯彻官方的意识形态要求。这点可以很好地解释，许多文史资料选辑或专辑中，为何有相当多的专题史料。因为这类专题史料能够更为鲜明和全面地体现官方的指导思想和政治意志。
四、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各种问题
征集建国后史料存在的问题之多，在文史资料中最为突出。首先是作者。由于他们“多半存在着思想障碍。如何对症下药，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值得研究。其次是立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中，交织着成功与挫折、胜利与曲折、成就与弊病。在力求反映历史主流的大前提之下，如何正确反映这种对立统一？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最后是标准。“有关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史料，究竟哪些‘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衡量的政治标准和历史标准是什么。”[87]
综合起来，建国后史料征集、编写和出版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肇其大略有：
1、在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内，对建国后许多史事的评价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异议。“在文史资料工作的转变中，理所当然地发生着对某些‘禁区’的顾忌与突破的交锋和嬗变。”[88]
2、“时间越近的史料绝不等于就越真实，这在那些政治气候异常的年月的遗留中反映得尤为明显。对于那浮夸风中的虚假数字，那些迫于政治压力而说出的违心话语，文史资料都有责任和义务予以尽可能彻底的分辨与澄清。”[89]
3、由于撰稿人中的部分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过程度不同的不公正对待，均不愿回顾那段辛酸的往事，包括与不公正对待无关的其它重大事件”。这使得撰稿人撰写建国后史料的“热情锐减”，很难形成一支“力量强大的史料征集队伍”。[90]文史官员建议，“从个人回忆的角度组织当事人撰稿，化大题目为小题目，化集中为分散，可以减少顾虑，这就部分地化解了征编建国后史料工作的难度。”[91]
4、各级官员在建国后史料中占有过多篇幅。“由于‘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似乎谁的官大，谁就重要，谁的经历就有意义，而那些真正对国家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杰出的知识分子往往被忽略，这倒是应该注意的。”[92]
5、文史人员中普遍存在着“搞建国后的史料难度大”的看法。所谓“有难度”，“主要是指某些问题比较‘敏感’，或者某些问题可能引起争论之类的情况，而并不是指一般性的什么困难。”[93]“一些问题尤其是特别重大的问题，中央已有决议，有结论，但具体到各省、各条战线就不太明确，不好下结论。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史料又有政策性强，敏感问题多，政治关难把握的问题。”[94]比如，征集历次政治运动的资料，如何掌握其中的“粗细”分寸？[95]另外，“从上到下做这方面事情的单位比较多，在工作内容上有交叉、重复。比如，有国史委员会，他们有专门的队伍，专门的经费，有较好的办公条件。还有党史研究室、文献研究室等专门的研究机构。在党政部门和社会科学院、大专院校，也有不少机构和人员在搞这方面工作。”[96]
6、建国后官方“档案资料较完备，加上近年来党史、地方志等专业史料机构的建立，各单位都在搞行业史，造成文史资料征编题目难选，界限难以划清。”[97]
7、历次政治运动中涉及一些人物还健在，由于忌讳多，人们大都不愿意写。“也有人基于探索秘闻的心理，对搞政治运动特别感兴趣。”文史官员强调，“征集政治运动史料的目的一定要正确，”[98]“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清是非，达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不是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99]所以，“应当防止借撰写政治运动史料做翻案文章，甚至发泄个人的不满情绪，那将会使我们的工作偏离正确方向，陷入被动局面。”[100]同时，“也要防止有人以安定团结为借口，掩盖错误路线和混淆历史是非。”[101]
8、“记述建国以来的史料，难免会涉及到许多人。你说纪实，他说是点名批评了他，打官司、闹意气的事就可能发生。”这个问题要想解决，必须有赖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当事人能正确对待历史”。[102]
9、切实做到史料征集无禁区。“不要人为地以种种理由设置禁区，不必回避重要的历史问题，也不宜提史料征集应着重于经济文化建设方面。”如果人为地划定框框，“建国后史料征集工作的局面就很难打开。……在制定具体政策时，决不能划定哪些可以写，哪些不宜写和哪些不能写的界限。”[103]
10、关于征集建国后史料有三种主张，一是截止文革前，一是截止文革结束，一是宽延到现在。迄今，征集建国初期到文革结束这段历史之所以十分困难，“原因就在于时间已经久远，在于当时没有开展此项工作，或把精力用在建国前资料的征集上了。”[104]
11、建国后史料也有一个及时抢救的问题。“定范围，划框子，而限制的结果，就做不到及时了。因此，文史资料工作要做好，我们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也有一个放宽政策的问题，也有一个搞活的问题。”[105]比如，以1968年武汉“7·20”事件为例，至1991年，当时的5位主要高官除陈再道、巴方廷两位尚在外，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3人均先后离世，“这对于全面深入地了解当时情况无疑会造成很大困难。”[106]“掂量利弊，为使文史工作摆脱一直处于被动‘抢救’的状态，我们不大赞成保留‘间隔期’。‘间隔期’只能使人得到一个较为公正的结论，而会失去许多十分宝贵、十分生动的记载。”[107]公正的结论迟早会得出，但史料一旦丢失，则永远无法弥补。
12、征集建国后史料过多地停留在某些“原则性的目标上”，收效不大。[108]
13、对各次运动不写总貌，“不搞系统全面。”最好是通过个人回忆反映一个侧面，“以小见大尤为适宜。”对于牵涉健在人物，“一般持‘见事不见人’的态度。”[109]征集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史料“要善于抓典型的人和事”。“要有利于安定团结。对于有争议的历史问题或是暂不征集，或是先征集到手留存起来，暂不发表。”[110]
14、历次政治运动史料基本上属于党史范围，“作为政协文史资料不宜搞得太宽。”[111]理由是，第一，“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并且领导的，严格说来，这些史料均属党史范畴。按照目前中共党史办和政协文史办的分工范围，这类史料理应由中共党史办征集整理，政协文史办手头如有此类史料，都应转交中共党史办去处理，更不必花很大精力去征集此类稿件。”第二，“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史料，政策性很强，有些重要文件至今尚未公开发表，有些结论中央至今也尚未明确表态。因此，对此类史料的调查、核实存在一定的困难，即使征集到此类史料，也无法核实其真伪。如果轻率处理此类史料极易造成失实失真，在政治上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影响文史资料的严肃性。”[112]
15、建国后史料中“有关民主与法制建设、统一战线、外事工作、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政治类‘三亲’史料太少”。征编出版这些方面史料，“涉及的认识问题和具体问题相对政治运动史料要容易解决的多，理应有一批史料问世。”[113]
16、征集建国后史料时，“出现了编写成份较重、近乎工作总结的来稿，处理这样的稿件颇为烦难。”[114]特别是一些写工程建设和科研项目的资料“往往写成工作总结报告，只见事，不见人；只见工作进展，不见人际的活动；只有集体的奋斗，没有个人的作用；只有事件的平铺直叙，1、2、3、4，A、B、C、D，没有思想感情的波澜，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思想上的共鸣”。[115]人们公认，“解放前的文史资料有川味，有点麻辣，读起来有点味道。建国后资料就没有那么有味了，比较干巴。特别是写建设工程，往往容易写成工作报告或总结，什么时候立的项，哪时批准的，作过什么决定，克服了哪些困难等等，干巴巴的。”官方承认，“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第128辑，原来想搞个写建国后资料的样本，现在看来作样本不行，有些东西写得就干巴巴，看完以后没有多大味道。……建国前的资料，写打仗，打过来，打过去，你胜啊，我胜啊，政治斗争尖锐激烈，权术斗争很生动。”他们伪善地表示，“建国后的资料当然不能是追求这些东西，但如果运用好‘三亲’的写作方法，还是可以以它翔实、生动的内容赢得广大读者的。”[116]不过由于“集纳式和地域性，文史资料要产生轰动效应、获得大量读者并不现实。”[117]至于改革开放中的史料更是难写。“记述改革开放中的人或事，易与工作总结、新闻通讯、表彰材料相雷同，难于写出特色。而且内容比较枯燥，可读性差，影响发行效率。”[118]总之，可读性成为建国后史料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建国后工商经济史料的内容多为记述企业创建、发展的历程，展示企业精神风貌，总结企业经营管理经验，讴歌干部、职工的奉献精神，宣传企业产品等等。因内容所限，往往使文稿易写成工作总结、经验介绍、先进人物事迹，甚至记成流水帐。”文史官员认为，选题组稿时，应注重将有些内容适当录入。（1）“已过保密时效的事件内幕”；（2）“领导层次决策重大问题的经过”；（3）“具有影响的重大事件始末”；（4）“有名望的人物自述”；（5）“历史事件中鲜为人知的故事、趣闻等等”。总之，“要拓宽撰写的体裁。”即，“突破回忆见闻的单一模式，采用访谈录、座谈实录、综述、纪实、特写等多种体裁，对于提高建国后史料的可读性将大有裨益。”[119]
17、建国后史料专题资料的加工过程主要存在五个问题：（1）“大而全，面面俱到，形成各项资料的堆砌。如想写一个单位的发展变化，却写成了工作总结；想写一个人物，却写成了生平全面介绍。没有新意，没有个性，枯燥乏味”；（2）“见物不见人，通篇没有作者个人的经历和见闻，而是概念化的记述，没有具体情节，缺乏亲切感”；（3）“写作上平铺直叙，没有重点，不分主次的平列记述，报流水账，使人不得要领”；（4）“不必要的文字渲染和多余的议论。有的则把尚未做到的事情如计划展望、预测等也写进了史料的内容”；（5）“内容简单平淡，实际上是简介或导游词，甚至是广告词”。[120]
18、文史人员普遍抱怨发表或出版建国后史料的标准和尺度，过于模糊和不确定。虽然说编辑出版建国后史料，应当针对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提供有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的史料，[121]但实际上，“有些建国后史料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一时不能发表，给征集工作带来了困难。”针对这类情况，文史官员建议是否可以采取一些有效方法，并对那些不宜于发表的史料作出明确规定。[122]
19、如何慎重妥善处置建国后史料中“容易出现的新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新问题。“如史实本身与现行的有关政策规定相违背、对部门声誉有所影响、与企业领导之间责任界定有分歧、与长官意志发生矛盾等等。”对此，必须考虑“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决定史料的取舍与详略”。具体办法有三，“一是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判断史事的是与非；二是考虑大背景，采用粗线条、记事而不究其人；三是淡化、回避或点到为止。”[123]
五、征集建国后史料的注意事项
虽然文史高官矢口否认征集史料存在禁区，[124]但人们仍然普遍感到“搞建国后史料难度很大”。[125]它包括，“角度难找，选题难定，题材难写，有的资料公开发表也难。”[126]其中，难度最大的是如何准确把握原则性与具体人事的结合。“对政治运动，原则上好把握，但具体到一件事，一个人时不易掌握。”[127]中共虽然对建国后的重大问题已有决议，“但在记述具体事件时，很可能会在表述程度上、用语轻重上遇到问题。在实际工作中，能否符合‘宜粗不宜细’的原则，遇到敏感问题能否做到有分寸尺度地进行把握，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并非都很容易的。”再加上，建国后的不少史料，“不是属于保密‘禁区’，就是属于‘内控’材料，难于涉足猎取。属于历次政治运动的资料有些不属于保密范围，但其中的不少内容又难于如实表述，处理不好还会起副作用。”[128]此外，也有技术性的因素。“有的资料写出来像工作总结，与文史资料的要求有一定距离；有的当事人或亲属还在，有种种复杂的关系难以处理；有的作者现在仍在职或社会活动较多，根本没有时间写作。”[129]
当然，根本问题还在于政治禁忌和观念束缚。人们提倡征集建国后史料必须有史胆。所谓“史胆”就是“‘敢’于研究”，“特别有胆量涉猎知名度高而透明度低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敢于补‘白’区，开‘禁’区，碰‘硬’区。”[130]但实际上，有史胆的人毕竟少数。敢闯禁区、趟雷区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比如，宁夏文史委在沈阳会议上，“报名参加了10个专题的协作，开始找的人大都不愿写。”有人说，“夹着尾巴做人，有什么好写的？”还有人退休后只想过安逸的生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动笔。”即便征集上来的稿子也是好事多磨，命运多舛。《宁夏二次赴朝慰问团纪实》就是“前后五易其稿”。[131]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更是敏感和棘手。由于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已有了明确定论，所以，尽管许多人都有亲身经历，“也很难讲出什么新话。”有人提出，“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一是要选好角度，主要是有关统一战线方面的人和事，这个领域内我们有一定的优势；二是要量力而行，做我们现在有条件做、急需做的事，不要勉强去做那些目前办不到的事。”[132]为此，文史官员要求，建国后的史料征集，“应以经济、科技、教育、文化方面的资料为主，如实反映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成就和经验及其曲折发展的历程，以激励人们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对于征集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的资料，则必须以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稳妥地进行。”[133]
文史部门对建国后的史料征集规模和水平虽远不如对民国的史料征集，但政治性更强。“征集建国后史料，要充分反映40余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和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是建国以来历史发展的主流。……把征集工作的重点放在工商经济、科技文教方面，可以突出反映建国以来的伟大成就和社会发展的主流。”[134]文史高官表示，大跃进、1957年反右及以后出现的“一些问题”，无需刻意，但也可以适当收集一些“这方面的史料”。[135]
当然，文史官员也承认，“对40多年历史的若干是非问题，在当年，在今天，党史界、理论界以及某些当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对五十年代中期的三大改造问题，“有一种说法，叫‘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由于今天实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三资企业，就否定当年的农业生产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评价历史进程成败、是非的标尺，同样要依据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建国以来的历史，中共“历史决议”已有定论，但历史的复杂性要求“研究地方历史不能生搬硬套‘历史决议’，而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尊重实践，反映实践，用实践检验已有的结论，丰富已有的结论”。比如，对1957年的反右斗争，“1981年作‘历史决议’时，鉴于当时占有的情况和全党的认识水平、承受能力，一方面肯定反右派斗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另一方面又指出‘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有些地方“100%的‘右派分子’被改正（如甘肃），就不能再笼统地讲‘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至少在100%被纠正的地方，是完全搞错了，而不是严重扩大化了。”据说即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就没有继续“照搬‘决议’的结论，而是如实记录当时划了多少右派分子，后来又有多少错划右派分子得到改正”。地方文史资料搞这个选题，“也要从事实出发，如实记述，尤其要记述当时背景、情况及‘右派分子’本人当时难以表白的复杂心态，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136]同样，对待文化大革命也不能以“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这一公式来套，“对待‘成就和失误’也不是‘九’与‘一’的问题，因为失误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往往会危及到成就。”[137]
征集建国后史料要“有利于安定团结”。安徽文史委编辑《农村改革的兴起》这本书的时候，其中许多文章点名道姓地批判当时思想上还未转过弯来的人员，从地、市、县领导人，乃至更高高级领导干部。文史干部“根据对改革认识允许有先后，不追究个人责任的原则，将这些批判、指责或影射他人的文字，均在编辑时略去，对勇于改革、敢于闯新的改革者的事迹，则翔实记载。这样处理既弘扬了改革创新精神，又有利于稳定团结。”[138]
虽然征集建国后史料天地更为广阔，但在文史工作侧重点转移之初，人们往往把工作领域划得非常狭窄，“思想上常常有自我划定的框框，以为这是党史的，那是国史的，还有一块是地方志的，结果自己几乎没有了插足之地。对工作领域加以界定是必要的，因为建国后史料与党史、国史、方志资料，确实存在着相互重迭、相互穿插、界限不大分明的问题，尤其是爱国统一战线的民主人士多数并不处于决策、指挥的位置，只是参与者或卷入者，按照征集建国前史料的习惯作法，就很容易产生征集看不见对象、工作找不见舞台、材料寻不见主人翁的错觉。”但事实上，文史资料同党史资料“可以划出界限”。党史资料着重征集中共领导机关、政要对重大问题进行决策的经过，决策的影响和结果，普通党员和民众参与决策实施的情况、经验及教训。文史资料则着重征集统战人士“参与实施党的决策和在历次变革、运动和生产斗争中的经历、感受、提高与进步，参与经济建设、祖国统一工作所进行的活动、所做的贡献”。从资料特色看，“党史、国史、方志资料只强调真实，并偏重于宏观资料，而文史资料更强调‘三亲’，强调统战性、团结性、包容性，更偏重于微观，偏重于个人的经历与感受。”从发挥作用看，“文史与党史、国史、方志有共同之处，同时也有不同之处，这就是文史资料能给党的决策效果以印证，是编写党史、国史、方志必不可少的依据和补充。……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文史工作的对象和领域与过去相比又进一步得到了扩大。”[139]
六、文史资料与党史、国史之异同
（一）文史资料与党史之异[140]
在选题上，文史与党史“不能作绝对的分工，特别是在征编专题系列史料时，其征集范围更不能局限于哪一方，只能是侧重于某一方面，而不能排开另一方面。”[141]有人比喻说，党史是“骨头”，文史资料是“肉”。[142]具体说，有四(出版为“三”)点不同。（1）主体不同。如果用敌友我来划分，党史主要征集我方资料，文史资料主要征集友方资料（包括误以为敌实质为友和过去为敌现在为友的人）。[143]换言之，文史资料的对象是民主人物，但也可以写老资格的中共人物。“在这方面与党史难免有交叉。”[144]这就意味着，“不能仅仅拘泥于统战对象。”因为，“建国后的行业部门，其主要领导人多系党的干部，要记述和反映某个行业或部门关系全局的重大事件，非主要领导干部莫属。再则，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众多的统战对象均受过这样或那样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当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很难对一些人和事作准确、恰当的回忆和记述，弄不好，‘提起葫芦根也动’，会使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陷入‘扯不清的历史旧帐’中。”[145]（2）意图不同。党史要写出中共领导有方，文史则要写出被打击对象的邪恶罪行。比如，1951年，以忻州地区为主，“全省开展了取缔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的斗争。作为党史，主要写省委及各级党委如何组织、领导这场斗争。作为文史资料，则要写有关人士如何参加这场斗争，还可以组织当年的一贯道坛主以现身说法揭露一贯道如何欺骗群众，破坏生产，骗取钱财，甚至聚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阴谋夺取基层政权的罪恶，也可以组织当年的一贯道道徒讲诉上当受骗、家破人残的受害情形。”[146]（3）角度不同。“文史侧重于统一战线活动，党史侧重制定方针政策、战略策略、组织力量的决策方面。”[147]概言之，“党史的角度是党的领导，党的决策，组织实施以及成败情况及原因。文史资料的角度，是爱国统一战线有关人士的参与过程，通过这种参与过程，从侧面反映党的领导，党的决策，组织实施的成败。”比如，抗美援朝“既有朝鲜前线的军事作战和国际上的政治斗争，还有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参军，生产，支前，捐献飞机大炮，破获暗藏特务、反革命等全方位的抗美援朝活动。这都是党史要反映的主要内容。作为文史资料，则主要写爱国统一战线的有关人士如何从各个方面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这方面的题材很多。可以组织留美、旅欧人士写如何接受教育，克服亲美、崇美、恐美情绪，认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积极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可以征集丁果仙等老艺人捐献飞机大炮的资料。可以组织工商业者讲述生产支前，或生产假冒伪劣牟取暴利，破坏抗美援朝的资料。可以组织当年的暗藏的特务反革命分子讲述破坏活动，被破获的经过，以及后来悔过自新的经历。还可以组织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工商界的各界爱国人士讲述随团赴朝访问的情况与体会。”[148]又如，“征集反右史料，党史部门可能从宏观入手，侧重反映决策的失误，运动的过程和不幸的结局以及经验教训等，文史部门则可以从微观着眼，组织被错划为右派的人士撰写自己当年的经历和以后的遭遇。这样如何反右和‘右派’挨整两方面的资料就齐全了。”[149]再如，写经济史料，党史办从党史角度写，文史资料从社会史角度写。比如，写一家商场，“党史办可以写商场党委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大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文史部门则写“商场如何加强企业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实现经济效益”。[150]（4）作者不同。“建国后资料的写作，是一项更具有群众性的工作。”不论职位高低、权力大小、行业异同，“只要是重大政治运动、工程建设、突出事件和有意义工作的亲历、亲见、亲闻者都可以拿起笔来。”文史资料很大程度上就是“普通人的不普通经历的资料。它不同于党史资料，不像党史资料那样把党的重大决策背景、决策过程、组织实施和成败情况及其原因，作为征集和研究的重点，而是把爱国统一战线有关人士根据党的号召参与实施决策的过程及其情况，作为征集和研究的重点，通过这种参与过程，从侧面反映出党的领导、党的决策以及决策实施的成败。实施党的决策，把决策变为行动的现实，从来就是群众的事，因而无论身居高位的领导者，还是社会知名的活动组织家，或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工人、农民、战士、职员，都有写作文史资料的资格和条件。”[151]尽管如此，文史官员却不忘强调文史资料和党史“不是对立的关系，不要争稿件，由谁来发表要根据需要”。[152]如遇交叉，“要互通情报，互相配合，避免撞车，如遇撞车，要多联系，交换选题，然后互相让步。”[153]
（二）文史资料与国史之同
国史即是国家面子。修国史即是国家形象工程。美化不但必须，而且是目的。写法有二：写好不写坏；多说好话，少说坏话。总之，“研究国史，一定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在今天就是要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自觉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和荣誉。要把这一立场贯彻到国史研究的全过程，用具体的历史事实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和荣誉写出来。”“成绩要写够、写充分，要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在国际社会树立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正确形象，鼓舞亿万人民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热情。”[154]编写国史，一定要尊重历史事实，“但又不能站在超然的立场上，什么都写。……有的问题要细，有的问题则宜粗，有的甚至隐而不谈。”[155]这些规定和征集建国后史料没有任何不同。
（三）建国后史料与党史、国史的区别有四
（1）文史工作“不是编史，而是提供资料”；（2）“不是以文献为基础搞编写稿，而是个人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记录”；（3）“它不介入党和政府的决策过程，而是从个人角度，为事件的发生、发展及结局提供佐证和补充材料”；（4）“撰稿人主要是各级政协委员和政协所联系的各界人士，具体讲是爱国民主人士、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民族宗教界、港澳台及海外人士。”当然党政官员也可以从个人角度提供“三亲”史料。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就不是党史或国史，“而是回忆录体裁的文史资料。”[156]或许因为建国后史料与党史、国史之间有着如此诸多不同，致使到2007年，还有文史官员感慨不已，“国史、党史和政协的文史资料合作的态势没有形成。”[157]
七、征集文革史料的相关问题
文革已成中共挽歌。[158]但要把挽歌继续唱下去，就必须重新填词谱曲。如此一来，（出版时被改为，“十年文革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官方就逐渐形成了规范文革史研究的固定调门。其实，大陆率先触及文革史的还是文史部门。文革刚结束时，有人提出，文革史料也应抓紧抢救，“例如‘四五’运动，如不赶快征集，将来会象今天征集‘五四’运动史料一样困难。”[159]最初几年也确实征集了一些文革史料。并有官员建议，“现在正在讨论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否可以抓紧搞一下‘文革’中的大事件，出一专集，以配合学习。”[160]但不久官方就感觉其中“牵涉问题很多”。1982年11月全国文史委全体会议决定，“将文史资料的征集下限改为‘文化大革命’以前。”[161]不过在1988年，还是有人提出诸如“土地改革”、“镇反运动”、“三大改造”等，都应列入征集范围。“至于公社化、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社教运动等，特别是十年浩劫，更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早征集，早收益，任何犹豫、回避、忌讳都是不应该的。”[162]
话虽如此，实际未必。在政局不改的情况下，深入了解文革真相，可能性恐怕是微乎其微。对文史人员来说，首要任务就是按照官方统一口径给当事人做思想工作。据惠州市惠城区文史委介绍，他们调查文革事情时，“绝大部分当事人拒绝采访或不愿深谈。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耐心细致地做好知情人的思想工作，在各种有关场合反复强调正视历史教训的必要性。……为了解除当事者和作者的顾虑，我们明确表示：这类稿件的政治责任由主编负责。”经过反复做工作，5年中征集了20多篇文革史料。“根据‘积极调查、撰写，慎重发表’的原则，在《惠城文史资料》发表了十余篇。”[163]山西五寨县文史人员也有同样经历。[164]可见，不做工作，难有收获。令人困惑的是，文革已被官方彻底否定，为何征集文革史料还如此惶恐，困难重重？
这便涉及官方的统治策略。否定文革是为了稳定大局，不让深究文革同样是为了稳定大局。其理由是，文革与中共宗旨、社会主义制度无必然联系，只是党犯了一个错误。既然后来已经改正，只需给个说法就行了，不必追究。依照这套说辞，官方制订了相应的配套措施。首先，征集文革史料，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一个原则：“写‘文革’前后与解放前后不同。解放前敌我分明，‘文革’前后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这就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史资料的选题要围绕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既要坚决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选题，又要改变一写回忆见闻就是写政治斗争、写军事战斗，而要重视经济方面的选题，重视文化、社会等方面选题。”[165]
其次，开拓文革选题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文史资料选题的征集、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出版方针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不能从宣扬色情、凶杀、淫乱方面去选择题目，更不能有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题目。”[166]
继而，写文化大革命史料，不要追究个人责任。“要捐弃前嫌，不要计较个人恩怨。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要站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这一高度来写，对个人恩怨、悲欢离合不宜作过多的渲染，点到即止。更不要把写史料当作发泄私愤的手段。‘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当事人即使参与了对他人的迫害，只要不是居心险恶，另有图谋，其本身也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不应追究责任，而要把账算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身上。”[167]
最后，“向‘文革’前后延伸，方法上可由远到近，由易到难，由点到面。由远到近是指时间顺序；由易到难，是指选题涉及重大政治事件、人物评价等，有难处理的、有争议的、拿不准的，暂不列入选题，如‘文革’动乱、个人遭遇细节等不必急于动笔。‘易’就是选择争议不大的，不涉及宣传纪律的，‘文革’中的事，要选向前看，宜粗不宜细比较容易掌握的选题。由点到面，就是在选择‘文革’前后选题时，可先选一些片段回忆，一点一点积累史料，然后再写面，反映这一历史阶段的‘三亲’史料，由片段到综述。”[168]
总之，“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史料，不要回避，但也不要过于追求，不要使它成为一座绕不过去的大山，影响建国后史料征集的整体工作。”要采取二分法。“要特别注意将文化大革命的史料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史料区别开来。”文革史料有教训，文革时期的史料还是有经验可寻的。因为文革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它所造成的波折和损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过程中出现的。”即使文革时期，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也有一定成就。“这些建设成就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直接导引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导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169]照此说来，征集文革史料显然不能将眼睛光盯着阴暗面，还要看到光明。不能把征集文革史料变成指控中共犯罪的证据搜集。于是，投鼠忌器、左右为难、进退失据便成为中共对待文革的怪诞心理。它直接派生出与文革有关的诸多禁忌。
其实八十年代有所松动。一些地方文史部门也在跃跃欲试。比如，湖南文史委在制订1989年度计划时，已准备“初步开展”对文革期间史料的征集。[170]一场“六四”惨案令官方再度收紧言论尺度，严厉禁止任何试图展示文革历史真相的努力。史网之密，令人心惊。直到1991年，文史官员仍然坚持“征集建国后史料从时限讲，可把重点放在‘文革’前17年”。[171]此后全国上下制订的建国后史料征集大纲，文革史料依然是个禁区，即便偶有涉足，也是寥寥一、二个专题。广州文史委制订的《征集建国后史料参考提纲》只列出“‘文化大革命’运动”1个专题。[172]枣庄市文史委制订的《建国后文史资料选题征集提纲》仅有2个专题涉及文革，即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和“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173]徐州文史委制订的《建国后史料征集纲目》同样列出2个专题，1975年万里来徐州“整顿铁路”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徐州“踢支两派联合、拆墙填沟解疙瘩”。[174]张家口文史委在《关于继续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参考选题》中有2个子项目，文革史料和文革期间“学生大串联情况”。[175]相对而言，淄博市制订的《建国后文史资料选题征集提纲》有3个专题，算是所占比例最大的。第一个是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像本市一些“‘夺权’、大规模武斗以及‘三支两军’等”；第二个是文革中各种人物的经历，主要是一些老干部和在全市有影响的人物在文革中的表现和活动；第三个是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情况，像各学校红卫兵对“封、资、修”的冲击和各种“打、砸、抢”活动，以及在全市“有影响的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有代表性的人物”。[176]
至2007年，全国政协高官还强调，建国后史料的征集重点有两个：一是建国初期到文革前这段时间内重大事件亲历者和重要代表人物；二是改革开放以来重大事件亲历者和重要代表人物。[177]文革历史依然被排斥在外，没有进入征集范围。其含义在于，建国前十七年，中共自认为还有成绩可言，不可一笔抹杀；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更是自我吹嘘的脸上贴金之举。（出版时被改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更是将经济发展大大向前推动了一大步。”）唯独文革十年，一片狼藉，不堪入目。只得回避。否则一谈文革，中共所说的一切都成笑柄。文革撕破了中共精心遮掩的最后一层面纱。文革历史已成为可能压垮中共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控制文革历史研究，禁止文革史料征集，便成为中共修补自己历史谱系的最后努力。2009年，有文史高官表示，征集建国后史料时间以1949年至1979年为主。[178]似乎已将文革重点纳入征集范围。其实不然，这里的时间段仍然只是包括了文革期间的某些数量极为有限的事件，比如，卫星上天、唐山地震、红卫兵、武斗、五七干校等。黄石市文史部门就较早地完成了“五七”干校征文任务。[179]襄阳县文史委在2008年，根据全国政协、湖北省政协、襄樊市政协的统一安排，初步完成了文革期间分布在原襄阳县境内的12家中央、省、地区“五七”干校部分史料的征集任务，征集史料8万多字。[180]至于作为整体的文革，则迄今未能真正进入文史资料的征集范围。从全国文史委下发的带有全面指导性的建国后史料征集大纲，到各地文史部门参照拟定并局部细化的建国后史料征集方案，均无一例外地将文革历史整体剔除出去。咸阳市文史委在2009年的文史资料征集活动中继续重申，文革期间的史料“暂不征集”。[181]其实，史料征集断限的上下移动，并非单纯是个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个指导思想问题。一方面，官方否定文革；一方面，官方禁止谈论文革。中共的考虑是，为了政治稳定，必须回避历史；为了保证政治稳定，必须制造历史空白。
注释：
[1] 文史制度建立伊始，就高调提出了“抢救史料”的口号。五十年过去，伴随着史料征集时段的下移、史料征集对象的置换、史料征集范围的改变，“抢救史料”的急迫性非但未曾缓解，反而愈加严重。但这与史料危机说的不是一个问题。抢救史料和史料危机形同实异。虽然二者根源都在文史制度。但即便抢救史料已经收效，史料危机依然存在；即便文史政策灵活调整（比如某些题材领域开始允许征集），即便文史制度高效运作（比如投入更多资金人力），抢救了更多史料，也丝毫不解决史料危机问题。因为，文史制度性质决定文史资料价值。这种制度逻辑决定了抢救史料越多，毁灭史料就越多，史料危机就越严重。
[2] 比如，张家口报社文史资料撰稿人李沛泽“写的稿件中没有用‘建国后’一词”。因为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早就存在了。“笼统地说‘建国前’或‘建成国’后，都是不适宜的。所以，我便写成‘新中国建立后’更比较确切些。”（杨继先编著《史者的情结续集》第188—189页，冀出内准字【2003】第AZ006号）
[3] 《华北地区政协第七次文史工作协作会议纪要》，《山西文史通讯》（10）。
[4] 黄森《有关征编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几点看法——在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征编选题协作会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96年第2期。
[5] 杨大辛《关于征集建国后史料的思考》，《文史通讯》1992年第3—4期。
[6] 黄森《有关征编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几点看法——在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征编选题协作会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96年第2期。
[7] “本刊专论”：《加强对建国后史料的思考和研究》，《文史通讯》1995年第3期。
[8] 王大明《让建国后文史资料工作更上一层楼——在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96年第2期。
[9] 黄森《有关征编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几点看法——在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征编选题协作会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96年第2期。
[10] 王大明《让建国后文史资料工作更上一层楼——在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96年第2期。
[11] 建国后史料与当代国史并不完全重合，但目的却并无二致。
[12] 徐萌山《关于建国后史料征集问题》，《山西文史通讯》（10）。
[13] 有林《当代中国史研究》，《文史通讯》1995年第3期。
[14] 黄森《有关征编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几点看法——在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征编选题协作会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96年第2期。
[15]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下卷，第50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16] 杨小池《建国以来文史资料工作的功能与选题》，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文史编辑工作讲座》（内部使用），1996年。
[17] 《阳光下的山西——山西政协工作亲历记》（http://www.du8.com/readfree/09/05620/6.html）。
[18] 这七个问题均来自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下卷，第453—45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19] 王宝成《陕西政协建国后史料出版现状、问题及对策》，《文史通讯》1993年第1期。
[20] 靳虎松《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征集问题》（http://www.shanxizx.gov.cn/innernet/bm/shownews.asp?ID=3192&b
m=017&sname=）。
[21] 《关于建国后史料征集的讨论》，《文史通讯》1991年第2期。
[22] 《华北地区政协第七次文史工作协作会议纪要》，《山西文史通讯》（10）。
[23] 安徽省政协文史委《第七届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报告（1993—1997）》（http://www.sntai.com.cn:8080/htm
l/gzdt_15/wszl_23/wjhb_80/2005-04/1113214969.html）。
[24] 陈德辉《文史工作改革创新刍议》，《文史通讯》1994年第3期。
[25] 章玉钧《编纂〈共和国五十年四川文史书系〉的几点体会》，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26] 黄森《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搞好建国后史料征编专题协作规划——在全国政协建国后史料专题协作会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96年第4期。
[27] 《关于建国后史料征集的讨论》，《文史通讯》1991年第2期。
[28] 天津市政协文史办《关于开展建国后史料征集工作的一些体会》，《山西文史通讯》（10）。
[29] 徐萌山《关于建国后史料征集问题》，《山西文史通讯》（10）。
[30] 《华北地区政协第七次文史工作协作会议纪要》，《山西文史通讯》（10）。
[31] 李蓼源《难忘存史资政团结育人文史工作四大要务》，山西省政协文史办编《文史工作者纪事》，2009年。
[32] 湖南省政协文史办《征集建国后史料是当今文史工作的必然走向》，《文史通讯》1989年第2—3期。
[33]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上卷，第19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34]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上卷，第205—20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35] 黄森《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搞好建国后史料征编专题协作规划——在全国政协建国后史料专题协作会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96年第4期。
[36] 黄森《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搞好建国后史料征编专题协作规划——在全国政协建国后史料专题协作会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96年第4期。
[37] 黄森《有关征编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几点看法——在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征编选题协作会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96年第2期。
[38] 《关于建国后史料征集的讨论》，《文史通讯》1991年第2期。
[39] 福建省政协文史委《关于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工作情况及工作中应探讨的几个问题》，《文史通讯》1991年第1期。
[40] 贵州省政协文史委《征集和编辑人物资料的尝试》，《文史通讯》1990年第1期。
[41] 天津市政协文史办《关于开展建国后史料征集工作的一些体会》，《山西文史通讯》（10）。
[42] 徐萌山《关于建国后史料征集问题》，《山西文史通讯》（10）。
[43] 靳虎松《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征集问题》（http://www.shanxizx.gov.cn/innernet/bm/shownews.asp?ID=3192&b
m=017&sname=）。
[44] 杨继先编著《史者的情结续集》第153页，冀出内准字（2003）第AZ006号。
[45] 杨继先编著《史者的情结续集》第332—333页，冀出内准字（2003）第AZ006号。
[46] 徐萌山《关于建国后史料征集问题》，《山西文史通讯》（10）。
[47] 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尝试建国后史料的征集》，《文史通讯》1989年第2—3期。
[48] 天津市政协文史办《关于开展建国后史料征集工作的一些体会》，《山西文史通讯》（10）。
[49] 《关于建国后史料征集的讨论》，《文史通讯》1991年第2期。
[50] 徐萌山《关于建国后史料征集问题》，《山西文史通讯》（10）。
[51] 周明洁《浅谈新时期编辑文史资料如何把好“三关”》，安徽省政协文史委编《新时期文史资料工作学术研究论文选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
[52] 靳虎松《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征集问题》（http://www.shanxizx.gov.cn/innernet/bm/shownews.asp?ID=3192&
bm=017&sname=）。
[53] 祝平《对建国后史料征集若干问题的看法》，《文史通讯》1992年第3—4期。
[54] 天津市政协文史办《关于开展建国后史料征集工作的一些体会》，《山西文史通讯》（10）。
[55] 丁联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征编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史资料》，王飞等主编《中国近现代史及史料征集研究》（2），新疆教育出版社，2002年。
[56] 祝平《对建国后史料征集若干问题的看法》，《文史通讯》1992年第3—4期。
[57] 福建省政协文史委《关于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工作情况及工作中应探讨的几个问题》，《文史通讯》1991年第1期。
[58] 天津市政协文史办《关于开展建国后史料征集工作的一些体会》，《山西文史通讯》（10）。
[59] 福建省政协文史委《关于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工作情况及工作中应探讨的几个问题》，《文史通讯》1991年第1期。
[60]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下卷，第55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61] 比如，用“委屈”来形容政治运动的受害人心态，就显得意味深长。它同古代士人那种弃妇般的幽怨异曲同工。“委屈”一词就使得上下尊卑的君臣父子关系呼之欲出。“委屈”暗示出受害人的孤独无助和可怜楚楚以及对圣明天子的痴情不改和不离不弃。这种暗示进而自然转化为受害人对党和政府忠诚依旧的坚定信念。这种信念则进一步彰显中共的伟光正，同时以自我矮化的“委屈”姿态提供了一种政府亟需的道义性和合法性支持。
[62] 陈德辉《征集、出版建国后史料的浅见》，《文史通讯》1992年第3—4期。
[63] 天津市政协文史办《关于开展建国后史料征集工作的一些体会》，《山西文史通讯》（10）。
[64] 徐萌山《关于建国后史料征集问题》，《山西文史通讯》（10）。
[65] 湖南省政协文史办《征集建国后史料是当今文史工作的必然走向》，《文史通讯》1989年第2—3期。
[66] 黄森《加大建国后史料征集的力度》，《文史通讯》1995年第4期。
[67] 黄森《加大建国后史料征集的力度》，《文史通讯》1995年第4期。
[68] 徐萌山《关于建国后史料征集问题》，《山西文史通讯》（10）。
[69] 有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资料搜集整理工作的几点意见》，《文史通讯》1996年第1期。
[70] 《关于建国后史料征集的讨论》，《文史通讯》1991年第2期。
[71] 杨拯民《在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文史通讯》1997年第3期。
[72] 钟甫平《征编建国后史料如何反映失误》，《文史通讯》1993年第1期。
[73] 翟登庸《领导的思想解放是做好建国后文史资料征编工作的关键》，安徽省政协文史委编《新时期文史资料工作学术研究论文选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
[74] 《关于建国后史料征集的讨论》，《文史通讯》1991年第2期。
[75] 黄森《加大建国后史料征集的力度》，《文史通讯》1995年第4期。
[76]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上卷，第19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77] 周明洁《浅谈新时期编辑文史资料如何把好“三关”》，安徽省政协文史委编《新时期文史资料工作学术研究论文选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
[78] “大跃进”在中共历史上的转折性作用迄今尚未得到确认。按照中共党史的习惯说法，“遵义会议”确立了毛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就是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这部“胜利进行曲”至中共建国达到高潮。“大跃进”则使其戛然而止。由于中共将文革定性为“内乱”，所以大跃进便成为中共被迫承认的唯一一次失败。在某种意义上，大跃进虽是毛泽东的滑铁卢，但中共出于维护毛的政治需要，就必须制造一套系统性说辞，来对其“失误”加以理论性辩护。这样，围绕大跃进而建构出来的失误理论，就成为中共历史谱系中一个独一无二的罕见范例。
[79] 钟甫平《征编建国后史料如何反映失误》，《文史通讯》1993年第1期。
[80] 钟甫平《征编建国后史料如何反映失误》，《文史通讯》1993年第1期。
[81] 钟甫平《征编建国后史料如何反映失误》，《文史通讯》1993年第1期。
[82] 钟甫平《征编建国后史料如何反映失误》，《文史通讯》1993年第1期。
[83] 钟甫平《征编建国后史料如何反映失误》，《文史通讯》1993年第1期。
[84] 潘自立《征编建国后史料是文史资料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史通讯》1995年第2期。
[85] 湖南省政协文史办《把历史真象记载下来告诉人民——征集建国后史料是当今文史工作的必然走向》，《湖南文史通讯》1989年第4辑。
[86] 钟甫平《征编建国后史料如何反映失误》，《文史通讯》1993年第1期。
[87] 福建省政协文史委《关于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工作情况及工作中应探讨的几个问题》，《文史通讯》1991年第1期。
[88] 王虎华《实现文史资料工作的历史性转变》，王飞等主编《中国近现代史及史料征集研究》（2），新疆教育出版社，2002年。
[89] 王虎华《实现文史资料工作的历史性转变》，王飞等主编《中国近现代史及史料征集研究》（2），新疆教育出版社，2002年。
[90] 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关于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实践与思考》，《文史通讯》1996年第2期。
[91] 《〈北京文史资料〉编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专题讨论建国后史料工作》，《文史通讯》1995年第4期。
[92] 祝平《对建国后史料征集若干问题的看法》，《文史通讯》1992年第3—4期。
[93] 李泰《让我们再造一个辉煌——关于建国后文史资料工作的若干问题》，《文史通讯》1995年第4期。
[94] 《广东省政协召开征集建国后史料座谈会》，《文史通讯》1990年第4期。
[95] 《建国后史料征集出版的情况和问题》，《文史通讯》1989年第2—3期。
[96]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下卷，第68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97] 《广东省政协召开征集建国后史料座谈会》，《文史通讯》1990年第4期。征集建国后史料人们常常提及官方档案如何完备，似乎是一个不利条件。但也有人持相反意见。“在建国后很长时间里，尤其是50年代，许多档案资料尚处于严格保密阶段，公开的历史文献、文字资料和口碑资料，多属于人民革命方面的，敌友方面的史料很少，至于国民党和日伪的内幕资料，几乎是个空白。文史资料的收集和选编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就弥补了这个空白。有了文史资料的佐证，不仅使许多历史悬案易于定论，而且印证了许多历史论断，使之更具有说服力。”（袁旭《珍贵的历史遗产》，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这种看法还只是在强调文史资料佐证官方档案的补充性价值。相形之下，有人就干脆直接否定官方档案的可信性，而正面论证文史资料的必要性价值。“建国后的文书档案虽然比较完备，但决不等于档案有记载的，文史资料就可以不写。况且文书档案并不完全等于历史，在极‘左’年代形成的档案，由于决策者对当时形势的错误判断和估计，往往导致了错误的决策和不幸的结局，而这些又常常是以肯定的文字记载的，其内容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文书档案是不足为信的。”（湖南省政协文史办《把历史真象记载下来告诉人民——征集建国后史料是当今文史工作的必然走向》，《湖南文史通讯》1989年第4辑）
[98] 方兆麟《对于征集政治运动史料的几点看法》，《文史通讯》1992年第2期。
[99] 丁身尊《解放思想，开展建国后史料的征编工作》，《文史通讯》1992年第3—4期。
[100] 方兆麟《对于征集政治运动史料的几点看法》，《文史通讯》1992年第2期。
[101] 丁身尊《解放思想，开展建国后史料的征编工作》，《文史通讯》1992年第3—4期。
[102] 沈传忠《贵在及时，重在求实——为征集建国以来的文史资料进言》，《文史通讯》1988年第4期。
[103] 湖南省政协文史办《征集建国后史料是当今文史工作的必然走向》，《文史通讯》1989年第2—3期。
[104]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下卷，第48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105] 沈传忠《贵在及时，重在求实——为征集建国以来的文史资料进言》，《文史通讯》1988年第4期。
[106] 《关于建国后史料征集的讨论》，《文史通讯》1991年第2期。
[107]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下卷，第50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108] 宁波市政协文史委《拟定征集重点，强化协作意识》，《文史通讯》1995年第4期。
[109] 漳州市政协文史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史资料工作》，《文史通讯》1993年第4期。
[110] 方兆麟《对于征集政治运动史料的几点看法》，《文史通讯》1992年第2期。
[111] 方兆麟《对于征集政治运动史料的几点看法》，《文史通讯》1992年第2期。
[112] 商若冰《目前不宜征集历次政治运动史料》，《文史通讯》1992年第2期。
[113] 王宝成《陕西政协建国后史料出版现状、问题及对策》，《文史通讯》1993年第1期。
[114] “本刊专论”：《加强对建国后史料的思考和研究》，《文史通讯》1995年第3期。
[115] 黄森《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搞好建国后史料征编专题协作规划——在全国政协建国后史料专题协作会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96年第4期。
[116] 黄森《加大建国后史料征集的力度》，《文史通讯》1995年第4期。
[117] “本刊专论”：《加强对建国后史料的思考和研究》，《文史通讯》1995年第3期。
[118] 武文士《可贵的探索，求实的进取——记武汉市政协征集出版改革开放史料专辑》，《文史通讯》1994年第1期。
[119] 郝明生《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编纂工作初探》，《湖北文史资料》1997年第2期。
[120] 这五点均来自萧志华《浅谈建国后史料征集出版的几个实际问题》，《文史通讯》1997年第2期。
[121] 杜亚利《如何办出中国文史出版社的特色》，《文史通讯》1997年第3期。
[122] 《建国后史料征集出版的情况和问题》，《文史通讯》1989年第2—3期。
[123] 郝明生《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编纂工作初探》，《湖北文史资料》1997年第2期。
[124] 杨拯民《在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文史通讯》1997年第3期。
[125] 《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会议典型材料汇编》，《文史通讯》1997年第4期。
[126] 赵政民《文史资料工作大有可为》（http://www.shanxizx.gov.cn/innernet/bm/shownews.asp?ID=1510&bm=0
17&sname=）。
[127] 《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会议典型材料汇编》，《文史通讯》1997年第4期。
[128] 纪敏、徐桂英《征集建国后史料的一次尝试——从征编〈震撼世界的奇迹〉一书谈起》，《文史通讯》1990年第4期。
[129] 北京市政协文史委《保持特色，开创新意》，《文史通讯》1995年第2期。
[130] 刘翠云《县级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二题》，《文史通讯》1994年第4期。
[131] 《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会议典型材料汇编》，《文史通讯》1997年第4期。
[132] 《阳光下的山西——山西政协工作亲历记》（http://www.du8.com/readfree/09/05620/6.html）。
[133] 《各地传达贯彻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的情况（续编）》，《文史通讯》1990年第2期。
[134] 《新领域内的探索——记华北地区政协第七次文史工作协作会议》，《文史通讯》1992年第1期。
[135] 《杨拯民主任在〈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编辑协作会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93年第2期。
[136] 杨小池《建国以来文史资料工作的功能与选题》，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文史编辑工作讲座》（内部使用），1996年。
[137] 翟登庸《领导的思想解放是做好建国后文史资料征编工作的关键》，安徽省政协文史委编《新时期文史资料工作学术研究论文选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
[138] 周明洁《浅谈新时期编辑文史资料如何把好“三关”》，安徽省政协文史委编《新时期文史资料工作学术研究论文选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
[139] 《阳光下的山西——山西政协工作亲历记》（http://www.du8.com/readfree/09/05620/6.html）。
[140] 党史与革命史的重叠性值得关注。“现在把革命史料划为党史资料范围，这样的分工，搞建国以前的史料，勉强可以。……建国以后各项工作都在党的领导下，都属于革命史资料的范围。……政协系统有许多党内老同志，他们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写革命回忆录是他们晚年乐于做的一项工作，让政协文史资料部门担负这项工作，只会有利于党史资料工作。”（沈传忠《贵在及时，重在求实——为征集建国以来的文史资料进言》，《文史通讯》1988年第4期）让文史部门也来征集革命史资料，固然有其道理。但从官方角度考虑，这可能会模糊中共与民众、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必要界限，从而淡化党史的绝对中心地位。所以，尽管政协也是中共的一个权力部门，但仍必须禁止文史人员过多介入革命史资料的征集和出版。
[141] 郝明生《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编纂工作初探》，《湖北文史资料》1997年第2期。
[142]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上卷，第20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143] 祝平《对建国后史料征集若干问题的看法》，《文史通讯》1992年第3—4期。
[144] 徐萌山《关于建国后史料征集问题》，《山西文史通讯》（10）。
[145] 郝明生《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编纂工作初探》，《湖北文史资料》1997年第2期。
[146] 杨小池《建国以来文史资料工作的功能与选题》，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文史编辑工作讲座》（内部使用），1996年。
[147] 徐萌山《关于建国后史料征集问题》，《山西文史通讯》（10）。
[148] 杨小池《建国以来文史资料工作的功能与选题》，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文史编辑工作讲座》（内部使用），1996年。
[149] 湖南省政协文史办《把历史真象记载下来告诉人民——征集建国后史料是当今文史工作的必然走向》，《湖南文史通讯》1989年第4辑。
[150] 《温岭市、潢川县政协重视建国后史料的征集》，《文史通讯》1994年第3期。
[151] 赵政民《文史工作者之歌》第102页，山西省政协文史委编，2007年。
[152] 《张磐石同志在山西社会主义学院政协文史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摘要）》，《文史通讯》1987年第4期。
[153] 徐萌山《关于建国后史料征集问题》，《山西文史通讯》（10）。
[154] 有林《当代中国史研究》，《文史通讯》1995年第3期。
[155] 有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资料搜集整理工作的几点意见》，《文史通讯》1996年第1期。
[156] 黄森《有关征编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几点看法——在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征编选题协作会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96年第2期。
[157]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四年工作总结（2004～2007年）》（http://www.yinchuan.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
es/yczw/plhzxzq/5817.htm）。
[158] 文革对毛具有双重意义。这双重意义必须同延安整风和大跃进联系起来才能完整呈现。延安整风标志着毛改造中共的成功，大跃进标志着毛改造中国的失败。由此导致毛在中共党内地位的动摇和权威的下降。文革则是毛采取的重新改造中共和继续改造中国这两步合成一步走方案的实施。结果是两步落空。由此造成毛党内无威，党外无信。无论再次改造中共，还是全盘改造中国社会，毛均一败涂地。
[159] 董一博、柴夫《进一步发挥文史资料工作的积极作用》，《文史通讯》1981年第2期。
[160] 《业务组活动情况》，《文史通讯》1981年第1期。
[161]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黄森、刘琦主编《文史资料工作概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
[162] 刘永端《永远保持政协文史资料的时代特色》，《文史通讯》1988年第4期。
[163] 《征编文史资料的几点体会》（http://www.hcq.gov.cn/zwgk/Show.aspx?id=6298）。
[164] 《做好新时期政协文史资料征编工作的几点体会》（http://www.shanxizx.gov.cn/innernet/bm/shownews.asp?
ID=2012&bm=017&sname=）。
[165] 张召奎《开拓文史资料选题》，《文史通讯》1989年第1期。
[166] 张召奎《开拓文史资料选题》，《文史通讯》1989年第1期。
[167] 广州市政协文史委《关于征集“文化大革命”史料的几点看法》，《文史通讯》1992年第2期。
[168] 张召奎《开拓文史资料选题》，《文史通讯》1989年第1期。
[169] 靳虎松《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征集问题》（http://www.shanxizx.gov.cn/innernet/bm/shownews.asp?ID=3192&bm=017&sname=）。
[170] 《1989年度文史办公室工作计划(要点)》，《湖南文史通讯》1989年第1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