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要寻求突破，有两条途径，一是重新发掘史料隐藏的信息和价值，发现新意，我称之为陈酿新品；二是另辟蹊径，用新的方法和手段获取证据，重写历史，我称之为旧瓶新酒。所谓旧瓶是说历史的外壳不能变，例如中国史、世界史、中古史等，在这个框架内做出全新的研究。如果把旧瓶打破了，那就成为新的研究领域或者新学科，例如文理跨学科的历史研究，二〇二二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斯万特·佩博所开展的人类进化研究，以及我们近十几年一直在建设的“历史人类学”，即是此类。
一、陈酿新品
中国历史记载相当丰富，一直在历史研究者的审视之下，似乎像被榨干的残渣。对于中古史而言，本来史料留存有限，被一遍遍地爬梳，更是价值难觅。于是研究者蜂拥发掘新史料， 从二十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文书，到近二十年大量出土的墓志。因为需求旺盛，颇有造假混迹其中，此先不论。回顾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墓志的研究，非常突出的现象是众多引用者没有仔细品读理解，而是匆匆圈占，一心拾取为我所用的材料。读书讲究品味，从读到，到读透；找材料则是采撷花草，对号入座。前者无多，后者甚众。
中古史的传世史料颇为有限，许多史料是史家凝练浓缩的记载，既是对事实、法规等的浓缩，也是史观评论的凝练，相似的数据往往包含着时空、性质的巨大差异，用找材料的手法把这些数据网罗在一起进行数理统计与分析，经常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不同质的材料是不能作为统计数据的，堆砌材料的论证大多没有意义和价值。用功利的眼光寻找材料，获得的往往是经不起推敲的碎片，却与砂石中的金玉失之交臂，或者视而不见，买椟还珠。
因此，必须对史料进行辨析与解读，这就退回到历史研究的入口处。辨别史料的真伪、性质，缀合考订，属于文献批判的路径；还原场景，共情思考，出入古今，则是历史理解的路径。二者相辅相成，交替使用，不可偏废。如此审视历史，仿佛身临其境，时刻同行，不停给人借鉴，历史被激活了，成为良师益友。史实文献的整理考订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而通过丰富的历史积淀去探明人与社会的本体性质，循着漫长的足迹理解存在的意义和方向，从思辨到现实的启发，被激活的更是内在于自身的文化基因，展现出历史的真正价值与意义。
搜寻史料可谓看见，辑比考订可谓看全，还原史实可谓看懂，理解思辨可谓看透。看懂并读透史料，陈酿新品，是激活历史最常见的途径。
刘邦建立汉朝，光宗耀祖，尊其父为太上皇。如此盛事，天下皆知，然而鲜有人留意太上皇名讳，仿佛是不言而喻之事。查《史记·高祖本纪》，仅见“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寥寥八字，换用现代汉语则为“父亲名叫刘太公，母亲名叫刘大妈”，明显是乡村妪叟的通称。以太上皇之尊，恐不至于此吧。汉兴至司马迁仅数十年，太上皇名字竟已失传，以致后世索隐，杂说纷陈。
刘邦与其父的关系，《史记》略有记载，颇值留意。第一条说未央宫落成，刘邦置酒高会，向太公敬酒，当着群臣的面问道：“从前你总责骂我无赖，不务正业，现在我赚下的这份事业不是要大得多吗？”由此窥知父子关系并不亲睦，刘邦的口吻颇含轻蔑，发泄胸中积怨。第二条说汉兴之初，刘邦每五天晋谒父亲，太公仍像小时候一般接待刘邦。太公身边的汉臣对太公说道：“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刘邦虽然是您的儿子，却是人主；您虽然是父亲，却是人臣。
怎么可以让人主拜人臣呢？”一番正告，说得刘太公心生悚然，从此对儿子刘邦毕恭毕敬。这番劝说是不是刘邦暗中授意，无从考证，仅仅知道刘邦非常赞赏，赐其金五百斤。太公懂得政治规矩之后，刘邦才尊他为太上皇。综合起来看，刘邦出生的家庭，以及生活的乡里，看不出受到儒家孝道家规和礼仪文化的影响，风气粗犷。刘邦不务生产，常被父亲训斥，故心生愤懑，发达后对其父并不恭敬，尊为太上皇乃政治需要，颇为敷衍，连名字都没好好记录下来。
刘太公训斥其子为无赖，并非气话。刘邦的特长得以留在史册的无非好酒与好色；原来的上司萧何对他的评价是：好吹牛，少成事；他娶吕后的经过，迹近行骗。故“无赖”应是时人对他的风评，至于不少人说他是流氓、痞子，恐怕相去不远。没有一些匪气，大概难以管控天高皇帝远的乡村。
刘太公不喜欢刘邦，或许不仅仅因为他不务正业。刘邦的身世颇为离奇。正史记载某个雷鸣电闪的幽暗日子，刘太公到大泽之陂，目睹妻子刘媪正与龙交合，回来遂有身孕。刘太公对此能无芥蒂？关于此事，常见的解释是刘邦当上皇帝后的自我粉饰，证明他乃龙种。这似乎很有说服力，鲜见怀疑。然而，稍加注意便可发现刘太公相传也是龙生的。这恐怕不是刘邦粉饰的吧。父子两代的出生如出一辙，从现代基因的调查可知，淮河沿线的基因交换十分频繁，乡里野合亦属常见。自古以来，淮河流域诞生的杰出人物甚多，与南北基因融合密切相关。其人物不南不北，兼具有北方人的体格与豪迈，亦有南方人的精细与务实，楚汉双方的精英多出此地。
若说刘邦为无赖痞子，其性情还有另外一面。秦施暴政，苛酷役民。骊山修墓，征发劳役。刘邦身为亭长，执行公务，押解役丁前往骊山。一行人才走到县境，已经跑走多人。刘邦自忖到骊山时役丁所剩无几，自己死罪难逃。当然，如果采用残暴的手段押送役丁不会落到这等田地，可是虐待百姓的事情他做不出来。善待百姓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不是个人的善恶选择，而是体制的罪恶，个人虽然无力扭转大局，却可以不作恶，甚至行点善，给灾难深重的人们透一口气。这口救人之气必将成为自救之基，社会就因为许多行善力量的汇聚而冲破万恶的牢笼赢得进步。劉邦的经历便是例证。刘邦当时或许没有想得那么远，但他去过骊山现场，肯定知道那里简直就是地狱之门，不忍心把乡亲送入虎口。反正自己难免一死，干脆死得有价值。到了夜晚，刘邦解开所有役丁身上的绳索，统统放他们逃生。舍己救人的举动激起役丁们的热血沸腾，他们愿与刘邦同生共死，不弃不离。于是这群人逃入大泽之中，成为推翻秦朝的星星之火。
这件事反映出刘邦虽表面上有匪气，内心却滚动着一股悲悯和温情，侠肝义胆，不惧生死。这就解答了为什么推翻秦朝的最后胜利者是刘邦的问题。自私独占、刻薄寡恩、残忍阴毒的人，可以附着于社会的戾气而一时成功，飞黄腾达，但结局无不悲惨，甚至连累家族，这是历史一再展示的真相。刘邦这种雄豪的气势，给人以堪为靠山的希望，侠义好施则能够团结人，急人所难舍命相救，更让部下甘愿为他赴汤蹈火。他身上散发着包容广阔的领袖魅力，早已从“流氓”升华为“豪杰”。
光靠个人魅力尚不足以成大事，刘邦身上还有一个方面值得重视，那就是“亭长”的特殊身份。古代政权仅建到县一级，只有几个主官具有体制内官吏身份，此外胥吏直至乡里差役固然为官府工作，却没有体制内编制，可以称作“体制内编外人员”，干衙门的活，吃乡里的饭。正是这种人真正了解国家的真实情况，也看透道德伪善的内里。例如秦朝究竟收多少赋役，如果就朝廷规定而言，算不上繁重。然而，民不至死，何以揭竿而起？只有刘邦这种最底层的胥吏差役才知道。层层加码到荒腔走调，集权的极致便是各级执行官吏的各自为政，不容分说。凡事物极必反，专制的结局是权力的支离破碎，处处露出破绽，这就有了社会革命的机会。秦朝便是如此崩塌的。
个性的魅力加上体制的训练，锻造出刘邦这种草莽英雄，其豪爽的性情可以鼓动群众，团结群众；官场磨炼获得组织群众的手腕；对民生的深切了解得以领导社会革命，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正确把握革命的方向。刘邦这股势力恰好处在社会革命力量的中间，这里且称之为第三股势力。
与之相应的另外两股势力，处在两端。第一股是反秦起义的首倡者，由陈胜、吴广等人所代表。陈胜是雇农，一贫如洗，代表着最底层民众。他们这群人因为迟到要处斩，走投无路才临时生变。他们没有文化，更缺乏对于未来的构想，豁出去后不敢奢望胜利，故急于享受胜利成果，哪怕一时半会儿，捞一把是一把，诚如马克思分析的流氓无产者。陈胜起义成功后分兵出击，结果带兵出去的将领纷纷闹独立，割据称王，很快被各个击破。所以，这股势力能闹却无法成事，只起到点火的作用。
第二股势力是继起的贵族官僚，由项梁、项羽所代表。他们当中既有六国旧贵族，也有秦朝官僚。前者乃亡国余孽，心怀旧恨；后者委屈于秦始皇专制而生新仇，多股反秦起义竟是秦朝体制内官僚挑动起来，如项梁和刘邦等。这股势力有组织和管理能力，把乌合之众组织得声势浩大，骁勇善战。然而，他们高高在上，对社会弊病的了解流于表象，没有切身痛感，所以不能解决导致王朝灭亡的社会弊病。兹举一斑以窥全豹。秦朝掠夺大量土地设置园囿，造成农民无立锥之地，可知解决土地问题是当务之急。然而，项羽胜利后把秦朝的园囿直接收归西楚王朝所有，农民贫困如故。所以，项羽虽然尝到了反秦胜利的第一口果实，却昙花一现，实属必然。再看刘邦，在同项羽作战的过程中，把秦朝连同西楚的园囿全部无条件分配给农民，通过战争解决了土地问题。因此，他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三股势力，平衡两端，针砭时弊，能够正确引领未来的就是刘邦所代表的第三股势力。从刘太公没有名字，到刘邦何以胜利，所有的道理都在史料之中，读懂了，历史也就被激活了。
二、旧瓶新酒
历史研究是最为古老的学问了，早在没有历史学的远古时代，人类就不断根据既往事件的经验教训进行决策判断，从而逐步确立历史学研究的目的、对象、规范和基本范畴，亦即我所称的“酒瓶”。瓶内装的是什么酒，经常难以判断。例如东汉末年的大宦官曹腾，为何有子孙曹嵩、曹操呢？岂非咄咄怪事。于是有好事者、抹黑曹操的政敌等群起解释，把故事说得引人入胜。吴国人痛恨曹魏，用曹操的小名写了一本《曹瞒传》，看书名便知绝非公允之作，内里揭露曹操不姓曹，而姓夏侯。袁绍讨伐曹操，发檄文称曹嵩是曹腾从路边“乞丐携养”，不知何姓。这种市井喜闻乐见的编造，后人也不断添砖加瓦，冒出了根据曹操名字改姓的“操”氏等等，不一而足。曹腾和曹嵩什么关系，成为千年历史疑案，虽然时有新论，却无一定论。为什么呢？因为缺乏不可动摇的证据。这提醒众多研究者，在文献记载里打圈圈，不管如何努力，绞尽脑汁，也只能在传闻之外再添推测而已。陈寅恪曾经根据曹操之子曹彰黄发卷曲，联系其母卞氏曾经流落倡家，推测卞氏为鲜卑。后有论者误将“倡”字认作“娼”，又增加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推测。不知道陈先生是否想过，卞皇后四个儿子，除了一个黄色卷发外，其余都是黑发，若依发色推断族属，岂非一母所产，俱有胡汉？
文献考证无法获得确证，反倒是留下许多不解之谜。如何破这个局呢？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日，完全可以另辟蹊径，走出迷宫。就上述曹氏血缘问题，可以运用分子生物学的手段，通过基因检测获得确定的证据。从个人到家族、族群，乃至民族，只要有遗骸留存，皆可通过提取基因，获得证据，做出科学性的解说。基于新证据展开的新史学，犹如旧瓶装入新酒，池塘导入活水，清新鲜活。
二〇一〇年初，河南安阳发现一座大墓，考古队宣称是曹操墓，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质疑声浪此起彼伏。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随即宣布，启动大墓主人遗骸的基因调查，判明是否为曹操。如果当时我们能够获得墓里出土的遗骸，这条路会简捷得多。但是，希望落空了，拿不到遗骸，只好再辟蹊径，走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用历史文献和地方志的记载，同大量的家谱参照比对，勾勒出古代以来曹氏宗族的分布与迁徙的轨迹地图，再结合当代曹氏的主要居住区，选定在全国进行基因采样的点，确定随机采样的人数规模，组织多个小组分赴各地采集基因。概括地说，我们试图通过历史、考古与分子生物学的跨学科合作，不依靠遗骸而从当代曹氏人群中找到其古代以来的血脉传承，确定代际时间，再现其传承过程。这同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提取遗骸基因做检测相比要困难得多，工作量巨大，如果成功，便可闯出一条学术的新路。
对于运用分子生物学寻找历史证据，并非没有质疑之声。就说寻找曹氏家族基因这个例子，有人问曹操家族在魏晋嬗替中被灭族，如何寻找？曹氏实乃夏侯氏，要验哪支？操姓自报为曹操后裔，是否纳入研究范围？更多的疑问是传承了一千多年，经历这么多代的基因重组，曹氏血统已经微乎其微，还能找到吗？
我在启动这个项目时调查了历史记载，发表了《曹魏皇室世系考述》（ 《复旦学报》二〇一〇年三期），证明曹魏皇室未被灭门。至于曹氏、夏侯氏和操氏，我们全部列入调查范围。最后的疑问涉及遗传生物学的基本原理。粗略地说，人类绝大部分遗传信息保存在细胞内染色体的DNA 序列中，为双股螺旋结构。除了二十二对常染色体，女性还有一对性染色体（X X），而男性为另一对性染色体（X Y）。其中，Y 染色体为男性特有，在传递给后代时不发生重组，基本稳定，故男性Y 染色体一直保存着远祖以来的遗传信息。这就解决了代代通婚混血后遗传基因是否消失了的问题。只要在血亲男性身上，不管多少代，也不管和什么民族的人通婚，Y 染色体依然保持着父系的遗传信息。这就是人类可以追溯起源和血脉的依据。
然而，如果染色体完全不变，那就成为简单的复制。真实的情况是每一代染色体的碱基都会因突变或者重组发生变化，在四种核碱基（A、T、G、C）中进行，由此决定每个个体的特征，例如曹彰与兄弟不同的黄头发。总体的不变与具体位点的变，构成了人类的多样性，让世界更加丰富。
根据上述原理，以及中国现有七百七十万曹姓人口的情况，我们向全国征集曹氏志愿者，筛除可知的血缘关系者，随机采集一千多份基因样本，加上我们已经拥有的曹姓基因库数据，比对出与历史文献、家谱传承一致的一对对基因组，通过生物统计学计算，在二〇一〇年底发现并公布了曹氏家族基因，其类型为O2F1462。
此后，我们到安徽亳州，从二十世纪考古发掘曹氏宗族墓群的库房里，找出当年出土的曹操叔祖曹鼎的前臼齿，提取基因检测，同上述曹氏基因类型完全一致。至此，曹氏家族基因获得了科学的证据，破解了千年遗留的历史谜团，成为今后判定是否为曹氏后人的依据。我们闯出了一條在现代人身上追踪溯源的科学探索路径。
根据这项成果，曹氏家族这只旧瓶装进了新酒，证明曹嵩是从曹氏宗亲内部过继而来的嗣子，从曹腾到曹操血脉相连。
此外还证明了操姓与曹氏无关，所谓夏侯氏出身或者乞丐携养，都是抹黑之词，不足凭信。
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问题，却也产生了新的课题，我们发现《三国志》确信不疑的曹腾出自曹参后裔之说，竟然不真实。曹参属于典型的汉族O3类型基因，而曹操家族则是O2类型，相去甚远。由此可知，曹腾家族成功地混入了曹参家族之中，不知何时甚至成为家族代表，鸠占鹊巢。这个问题的发现，必将带来新的研究。旧瓶不断装入新酒，推陈出新，源源不断。
从家族血脉到民族融合，都是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中华民族在各个时期都有新的民族融合进来，像滚雪球一样壮大。可是，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的各支古代民族，我们确切知道他们的基因类型吗？拿不出证据将失去很大的话语权，而这正是中国史必须另辟蹊径的关键方面。我从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三至九世纪北方民族谱系研究》起步，希望能够积累跬步，给历史上的民族建立基因样本。
重读史料与另辟蹊径，让历史常新，与智慧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