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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史资料委员会成立前

1951年，中共执政伊始，经毛泽东提议而设置了“中央文史馆”，用来安置前朝的遗老遗少和贤达名流。首任馆长为毛之恩师、文字学家符定一。[①]随后地方也逐渐设立各省市的文史馆（有时也叫“参事室”）。其中各色人等，三教九流，五花八门。虽然其人员政治面目暧昧不清，但政治立场绝不能摇摆不定。这是官方设置各级文史馆的底线。从官方定位看，文史机构与文史馆都属统战单位。其成员多具荣誉身份。对内对外发挥着某种感化性的示范效应。可谓之“政治养老院”。[②]从工作性质看，文史资料与文史馆最为接近和密切。但这并不等于说，文史馆就是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前身。因为二者隶属于两套不同的权力系统。从组织架构看，文史馆属政府系统，文史委属政协系统。从行政级别看，文史馆与文史委基本属于平级序列。从业务分工看，二者虽有重叠和交叉，但区别和分工还是很明显的，一般说，文史馆侧重于古代史料整理，文史委侧重于现代史料收集。但在实际运作中，特别是后来，县市一级的文史委似乎较多地涉足于古代文献风俗的征集和编写。所以，笼统说，文史委和文史馆都从事于文史资料工作。尤其是在文史资料摊子还没有铺得那么大的初始阶段，收集历史资料还是“主要利用地方政协及文史馆两个机构”。[③]大体说来，文史馆和文史委之间有分有合，变化不定。各地情况也很不一样。有的地方是两套机构并存，有的地方则合而为一。比如，宁夏自治区自1958年成立至文革前，“文史馆并未挂牌启印，其人员的组织关系、生活费用和文史业务统由政协代管。”[④]又如，山西文史资料工作最初与文史馆“合署办公”，直到1980年，才与文史馆正式分家。[⑤]

尽管建国初期由于政治运动连年不断，一时腾不出手来全面铺开文史资料的摊子，但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还是可以做些小打小闹的工作。比如，上海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⑥]算是动手比较早的。1953年前后，山西省统战部长王世英“组织了一些山西在京或在山西工作过的人士，……并与在山西的一些知名人士合作，一边进行时事政策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高，一边就辛亥革命以来的自我经历和阎锡山统治山西几十年的情况，撰写回忆资料；有些年老体弱者，还由本人口述，组织派人记录；还对有些不能出门的知情人，派人登门访问或发信函询等。不仅写出了许多‘三亲’资料，而且还有时在山西、有时在北京举行小型座谈会，随谈漫议，相互交流，相互补充与订正。同时，还就当时能搜集到的旧政府历年的法令、章规、计划、办法以及会议记录等200余种，对有关的人和事进行了议论和印证。”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在《山西文史资料》创刊前一年，编印出了《阎锡山统治山西罪恶史》。[⑦]1956年，聂荣臻在制定全国科技发展规划时提出“编写民国史”，[⑧]不过没有下文，不了了之。另外，湖北省政协在1956年，开始征编《辛亥首义回忆录》一书。“对撰稿的辛亥老人，只要他们实事求是地撰写辛亥革命史实，而对其历史问题不作政治上的追究。”比如，陈孝芬在日本侵华占领武汉时，曾出任公安局长，“做过汉奸。”但没有被“过多追究”，还将其撰写的辛亥史料收录书中。似见当时政治上还“比较开明”。1957年，《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建国后真实、详细反映武昌起义情况较早的一本专辑。”[⑨]在个人书写历史方面，偶有个别尝试，但都是些身份特异者，比如，黄炎培回忆录《八十年来》开始撰写于1958年，“因名《八十年来》。”实际内容写的是1878年至1949年的个人经历，[⑩]已将最近10年内容回避。不过从书名看，作者原来是有意将此10年纳入写作计划的。据此不难推见其官方所特别要求的一些必要内容和主导立场。范文澜在评论李六如的《六十年之变迁》一书时，就特意强调，“他的著作里揭露社会、家庭以及他本人黑暗处，表现得非常大胆勇敢，”并认为“我们既然生长在社会主义社会，就不怕揭露任何方面的黑暗面，这是我们最大的优点之一。”[11]

文史资料机构设置的初衷本身就包含有思想改造的深层意图。所以，频繁的政治学习和政治参观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改造作用。政协通过各种名目和形式的政治学习和政治参观来联系和掌控各界人士的最新思想动向。如果说政协建立学习机构是思想改造的第一步，政协创设文史机构则是思想改造的第二步。二者通过前后递进而表现出层层深化的关系。[12]1956年6月14日，北京东四政协的一次常委会“决定加强和各界人士的联系，方式是组织他们政治学习和对新事物参观活动。当年就联系了500余人，后来逐年有所增加，1958年增加到800多人。还有两个民革支部也借用政协会议室活动。”考虑到有近千名各界人士参加政协组织的学习，就按界别组成了19个学习组。[13]政治学习是确立现在政治立场，文史资料是用现在政治立场去改写历史。作为意识形态配套工程，政治学习、思想改造、文史资料，构成三位一体的相互支撑关系。

二、文史资料委员会建立的复杂动因

依据官方的自我定位，政协没有修史任务，“仅仅是动员、组织、推动政协委员和政协联系的各界人士”来撰写史料。[14]这样，设立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有组织地广泛发动”社会各界人群来执笔撰写自己的历史，便成为一种新型史料工作，[15]更是一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创举。[16]所以它批评“不少人过去对这项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以为：‘在群众中搜集史料就如同写诗经时搜集民歌一样’，看不出‘是伟大的创举’”。[17]这里的认识分歧在于，人们的确没有深刻意识到这项创举的创意就是开创了思想控制的全新方式。即官方主导的撰写史料工作已经把思想控制的强度深入到了个体记忆层面，第一次实现了对人们记忆的深度操纵和精密掌控。对此真实意图中共官方虽是心知肚明，但它却讳莫如深，精心保护这层纸不被捅破，而是使用了另外一套更为动听的说辞来作为一般性的公开宣传。“广泛发动各方面人士把他们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特别是过去统治阶级方面的种种内幕真相由当时的有关当事人亲自提供出来，这是前人修史所未曾作过并且不可能作到的事情。”[18]对于撰写史料所具有的这种史无前例性质以及现实可能性，官方的评价是，“这不但是一件我国历史上从来未曾有过的事情，而且在解放以后的建国初期，也是一件不容易作到的工作；只有在人民民主政权日益巩固、统一战线日益扩大、各界人士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的形势下，这个工作才有了广泛开展的基础和条件。”[19]但其真实动因恐怕相当复杂。

据我看，直接动因至少有两个。一个来自域外，比如，1959年前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在美国与史家开始合作口述自己的历史，这即是后来定本的《李宗仁回忆录》。[20]又如，1959年，周鲸文《风暴十年》一书在香港出版，该书对中共统治十年作了如实记载。[21]对中共刺激甚巨。一个是来自国内，如何妥善安置即将特赦的一批战犯，是迫在眉睫的棘手问题。前者虽源自外部，但并非外因。毋宁说它倒是更为内在。它给了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机构的设立以最初的刺激，甚至是某种意外的启发。这使得1959年建立这样一个官方的新型历史编纂机构具有了某种时间上的偶然性。但官方却对此作出了某种必然性的解释。1959年是政协成立10周年之际，中国已进入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10年建设时期，“这个形势除要求人民政协充分发挥政协协商、民主监督这个主导作用外，还要求从各个方面发挥它人才荟萃的优势，其中就包括了让一些阅历丰富的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将他们在中国社会大变动时期的经验，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下来，传给后人。”[22]这个说法似乎对1959年政协设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给出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究竟有多大说服力，现在似不易明确判断。但它回避的历史事实却是显而易见的，这即是当时中共发动的“大跃进运动”。饶有趣味的是，这种回避是否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必要的暗示，即为了配合铺天盖地的“大跃进运动”，而将前朝遗老遗少们也动员起来在他们的历史上来一番大跃进，即要求他们彻底否定自己的旧历史而来重新创造自己的新历史呢？至少有一个证据暗示了这种可能。周恩来曾表示，收集历史资料可以“从容一些，不要象青年人那样，放‘卫星’，不要规定一个月写多少字”。[23]明显透露出“大跃进”的政治背景。

除了这些宏大政治背景外，在1959年开始设置文史委员会肯定也会有些重要的甚至关键的个人因素，首先它与身兼政协主席同时又是倡议者的周恩来个人的特殊考虑直接有关。比如，他从京剧演员程砚秋去世“而生前没有多收徒弟和录下唱片一事得到启事，感到有些史料如不抓紧收集，过若干年之后就会消失了”。[24]但也绝不会这么简单。很可能也不仅仅是周恩来个人的想法（虽然现在尚不清楚这件事与毛泽东有何关联，但它必须经过毛泽东的首肯则无疑问）。无论如何它不会像周恩来自己所给出的那个理由。“我也只在今年才敢召开这个会。因为今年刚满六十岁。”据说，满60岁的委员有383人，“超过了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一。”[25]但没人会真的相信，60岁与设立文史委之间确实存在有某种必然联系。

毫无疑问，周恩来在文史资料中的某种决定性作用，具有至为深刻的历史意义。不过人们对此至今尚未有着一个清楚认识。在影响、改变、塑造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记忆方面，周恩来的作用绝不亚于毛泽东。如果说毛泽东通过正史控制了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周恩来则通过野史操控了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如果说毛泽东给中国人提供了正统的历史理论，周恩来则给中国人提供了正统的历史记忆。二者合观，则构成了中国人叙述历史的两个话语界面，一个是上限，一个是下限。

注释：

[①] 王楚光《在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的十年》，《文史资料选辑》第15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②] 据官方声称，文革后情况有所改变。“文史馆已不是建国初期把一部分有影响的老年知识分子养起来的机构，而是团结老年知识分子并发挥他们的专长”的一个机构。（《十一省区市文史研究馆工作经验交流会在贵阳举行》，《文史通讯》1987年第1期）

[③] 《周恩来同志招待六十岁以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茶话会上的讲话（摘录）》，政协荆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文史资料工作学习文件》，1986年2月。

[④] 刘德元《文史工作回忆》，宁夏文史委编《宁夏文史资料》第22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⑤] 赵政民编著《我们这样一路走来》第18—19页，文史月刊杂志社，2006年。

[⑥] 戴广德《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文史资料工作成绩斐然》，《文史通讯》1990年第2期。

[⑦] 贺德宏《我与文史资料》，全国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⑧] 黄森《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报告》，《文史通讯》1984年第3期。

[⑨] 郑南宣《征集出版〈辛亥首义回忆录〉的前前后后》，全国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⑩] 吴长翼《上下求索七十年》，《文史通讯》1981年第6期。

[11] 《范文澜同志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86年第4期。

[12] 九十年代后学习委与文史委合而为一，尤可透显出二者的内在隐秘关系。

[13] 张寿崇《我在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中几点回忆》，全国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14] 黄森《加大建国后史料征集的力度》，《文史通讯》1995年第4期。

[15] 《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总结》，《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

[1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贝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两年工作总结报告》，《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华书局，1962年。

[17] 《文史资料工作简讯》，《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

[1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贝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两年工作总结报告》，《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华书局，1962年。

[19] 《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一年的工作报告》，《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中华书局，1961年。

[20] 据说，李宗仁撰写回忆录的最初动因还是来自妻子郭德洁的建议。“她看到丈夫百无聊赖，精神苦闷，便劝说他写写回忆录，一方面可以减轻无所事事的痛苦，一方面也可以留下一些宝贵的史料。应该说，她的建议是很有远见的。1958年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克尔克博士和该校远东学院院长幸子博士，分别致函李宗仁，提出了与郭氏相同的建议。在他们的促动下，李同意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唐德刚教授协助他完成口述回忆的撰写。”（荣维木《李宗仁下野后流亡美国十六年做了些什么？》，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

wcq/article_201004268467.html）李宗仁本人对文史资料的了解则相当晚。他回大陆之后，才看到了《文史资料选辑》。“李宗仁看《选辑》，见沈醉稿（曾揭露蒋假沈手欲杀李事），特邀沈到家，由李夫妇陪同吃饭、话旧。李说，想[不]到蒋介石竟对我要下这毒手！”（《爱新觉罗·溥仪日记摘抄》，全国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21] 余湛邦《张治中将军年谱》（下），《文史资料选辑》第12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

[22] 黄森、刘琦主编《文史资料工作概述》第18—1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

[23] 《周恩来同志招待六十岁以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茶话会上的讲话（摘录）》，政协荆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文史资料工作学习文件》，1986年2月。

[24] 黄森、刘琦主编《文史资料工作概述》第3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

[25] 《周恩来同志招待六十岁以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茶话会上的讲话（摘录）》，政协荆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文史资料工作学习文件》，1986年2月。

作者：雷戈，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思想史和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