稼轩词问世之初，就与东坡并称，如今，一提起稼轩词学渊源，人们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东坡。但是，面对苏、辛之间几十年的时间阻隔，面对异军突起、别立一宗的稼轩词，要弄清稼轩如何继承、发展东坡词风，似乎并非易事。说稼轩无意学苏，而不能不似苏，并未解决问题；说稼轩直继东坡，虽简单明了，却终隔一间。所以，学界多主张，在苏、辛之间，有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作桥梁。然稼轩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率众南渡、加盟南宋词坛时，除张孝祥外，张元干等人已经作古，在稼轩现存作品中，也没有通过他们来步武东坡的痕迹。时人范开作《稼轩词序》，似乎也不承认有什么桥梁。对稼轩来说，这桥梁是不存在的，对南宋词坛而言，也是不连贯的。那么，稼轩词究竟如何承继坡词？我们必须另寻蹊径。
如果我们将眼光转向北方，转向稼轩在22岁南渡以前的师承关系和金初词坛，将会惊奇地发现在苏、辛之间别有蔡松年这一词人。毫无疑问，这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稼轩的词学渊源，了解宋金词坛的风云际会。
一、师承关系发微
从现存史料看，稼轩南渡前，有两位老师见诸记载。一是亳州诗人刘瞻，《中州集》卷三党怀英小传有明确记载。《中州集》以诗存史，颇多信实，稼轩《美芹十论》又自述少时曾随祖父游历亳州，师从刘瞻当无疑问。只是刘瞻不以词著称，又无词作传世，他对稼轩究竟有何影响，我们已无从知晓，姑且存而不论。
稼轩的另一位老师值得我们分外注意，他是金初著名词人蔡松年，见载于《宋史•辛弃疾传》，兹引于下：
辛弃疾字幼安，齐之历城人。少师蔡伯坚，与党怀英同学，号辛、党。始筮仕，决以蓍，怀英遇《坎》，因留事金；弃疾得《离》，遂决意南归。
蔡伯坚即蔡松年。由于《宋史》疏误较多，致使这一重要记载未能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甚至受到怀疑和否定，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就断然否定此事。我们应该看到，这段文字确有可疑之处，如“决以蓍”之举，宋末谢枋得《叠山先生文集》卷七《祭辛稼轩先生墓记》有类似记载，或出于一时兴起，若拘泥为实，据以当真，载入史册，说以此定去留，反增人疑窦，难以取信于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怀疑一切，其中真伪需要我们细加辨别。
蔡松年(1107－1159)，字伯坚，号萧闲，宣和七年(1125)随父亲蔡靖一同降金，后来官至右丞相。《金史•文艺传》、《中州集》卷一有传。其词与吴激并称，号为“吴蔡体”，代表金初词坛最高成就，元好问在《中州集》中推之为金源百年词史的代表。可见，蔡松年并非平庸之辈。
遗憾的是，稼轩没有留下明确无疑的第一手材料。稼轩南渡后，身为“归正人”，难免心怀疑畏，出于避嫌，对于少年往事，除回忆儿时入京师禁中凝碧池和“壮岁旌旗拥万夫”之类外，绝少提及。对于师从南宋敌国丞相蔡松年这样容易引起麻烦的经历，自然更不会声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幸的是，在现存资料中，我们仍然可以挖掘出他师从蔡松年的诸多踪迹。
稼轩提到过蔡松年，那是在《美芹十论•察情第二》中：
逆亮始谋南寇之时，刘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导之，则麟逐而松年鸩，恶其露机也。
“逆亮”指金主海陵王完颜亮，刘麟为伪齐王刘豫之子。这里，对蔡松年未以师相称，与《宋史》所载似不合，但正是这寥寥数言，揭示出一重大秘密，道出了《金史•蔡松年传》失载的蔡松年之死的真相。据《金史•蔡松年传》，蔡松年死前一年，因完颜亮怀疑他泄露军事机密而险遭不测，一年后，终因此而遭劫难，当是可能。后来，元好问曾痛斥蔡松年等人制造“皇统党祸”，陷害君子党人，其中“不有人祸，必有天刑”[1]之类的咒语，当非凭空发论，应该有其所指。自金入元的文人郝经读罢蔡松年之子蔡珪文集后，更是直接将蔡松年与遭受灭门之祸的北魏大臣崔浩相提并论，感叹“哀哉萧闲蔡丞相，崔浩幸免门房诛”[2]，指出他与崔浩结局的差别是幸免灭门之难。这些都表明蔡松年的确如稼轩所言死于非命。《金史•蔡松年传》不言其死因，仅述其死后海陵王亲临祭悼、加封追谥、百官送葬之类的哀荣盛况，固然是《金史》的疏失，却透露这样一个事实：完颜亮因怀疑蔡松年泄露军机而将他毒杀，随后又有所悔悟，予以超乎常规的重礼厚葬，想以此虚情假义来掩盖事实，笼络人心，再佐之以暴虐严酷，致使真情不彰。辛弃疾作为一名举子，何以能道出此等机密？这是否可以说明他与蔡松年有一定的关系？
翻检稼轩词，还可以发现另外一些更直接的线索。如众所知，稼轩善于熔铸百家语言为己所用，在他醉墨淋漓、随笔挥洒之际，也将蔡松年的词句化入词中。试比较下列词句：
药笼功名，酒垆身世，不得文章力。 ——蔡词《念奴娇》（九江秀色）
药笼功名，酒垆身世，可惜蒙头雪。 ——辛词《念奴娇》（倘来轩冕）
胜日神交，悠然得意，遗恨无毫发。 ——蔡词《念奴娇》（离骚痛饮）
下笔如神强押韵，遗恨都无毫发。 ——辛词《念奴娇》（君诗好处）
忆昔东山，王谢感慨，离情多在中年。正赖哀弦清唱，陶写余欢。 ——蔡词《雨中花》（忆昔东山）
富贵何时休问，离别中年堪恨，憔悴鬓成霜，丝竹陶写耳，急羽且飞觞。 ——辛词《水调歌头》（折尽武昌柳）
这些词句如此相似，很难说是巧合。它表明，稼轩熟谙蔡松年词。而蔡松年本身并非前代名家，远远没有柳永、苏轼那样的成就和地位，影响有限，其词作主要流传于金初词人之间。如果稼轩僻处故乡，纯是一文学青年，未必能熟知当时位高官重的蔡松年词。稼轩南渡之后，仍能随心所欲地化用其词，这种熟悉程度是否可以说明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他们之间没有师承关系，那么又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南宋陈模《怀古录》的记载为我们考察稼轩师承关系提供了又一资料。该书卷中云：
蔡光工于词，靖康间陷于虏中，辛幼安尝以诗词参请之。蔡曰：“子之诗则未也，他日当以词名家。”
陈模字子宏，江西庐陵人。《怀古录》成于淳祐八年(1248)之后，上距稼轩之卒，仅四十余年，陈模又生活在稼轩长期从官和隐退的江西，所言或有所据。但是，《怀古录》一书，《宋史•艺文志》等均无著录，据邓广铭先生说，它是“一个孤本流传的钞本，而且是一个极为粗率的钞本，鲁鱼亥豕，几于无页无之”。[3]就在“蔡光工于词”这一段仅七百字左右的篇幅中，整理者校出的讹误竟然有十四处之多！[4]蔡光其人，当代学者遍检宋金文献，不见其踪影，是否也是讹误之一？在“靖康间陷于虏中”的宋人中，称得上“工于词”、值得少年稼轩参请的不过宇文虚中、高士谈、吴激、蔡松年等数人而已，蔡光是不是蔡松年之误？笔者不敢妄断，此处只能存疑。
综观以上诸般迹象，《宋史•辛弃疾传》所载稼轩少师蔡松年一事，未必全是子虚乌有，不应该轻易受到怀疑和否定。至于师从蔡松年的时间，应在其赴京应考期间。稼轩在《美芹十论》中自称“两随计吏抵燕山”，即两次赴燕山参加进士考试，此事应在贞元元年(1153)燕山为金都城之后，诸家年谱将之定在贞元二年(1154)和正隆二年(1157)，较为可信。应考期间，稼轩拜当时在京的著名词人蔡松年为师，“以诗词参请之”，当不成问题。两次落第、功名未遂之后，蔡松年被害，海陵大举南侵，在这种情况下，稼轩激于义愤和爱国热情，遂聚众起事，弃金投宋。
既然稼轩的师承关系如上文所述，不可否定，那么，它必然对稼轩产生影响。通过对蔡松年词作的分析，也就可以进而探讨稼轩词的北方渊源。
二、蔡松年的启示意义
蔡松年原有词集《明秀集》六卷，录词177首，金末魏道明作注，现存前三卷72首词，有《四印斋所刻词》本。《全金元词》共录其词84首。其词虽散佚过半，但这一数字在金人中仍位居第二，仅次于元好问。
蔡松年词最大的特点是宗尚东坡。魏道明作注，几乎首首必言东坡，虽失之烦冗，却突出了蔡松年取法东坡的门径。蔡松年化用东坡诗词，俯拾即是，如《水调歌头》（星河淡）“黄云南卷，千骑晓猎，冷貂裘”几句，化用东坡《江城子•密州出猎》“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词意，《满江红》（半岭云松）“爱夜泉，徽外两三声”出自东坡《醉翁操》（琅然）“试听徽外两三弦”一句，《满江红•细君生朝》“春色三分”出自东坡《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念奴娇》（洞宫碧海）“忧喜相寻皆外物”出自东坡《满江红》（忧喜相寻）。蔡松年还有多首追和东坡之作，如《水调歌头》（玻璃北潭面）追和东坡《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词，《念奴娇》（倦游老眼负梅花京洛）和（离骚痛饮）追和东坡赤壁词。蔡松年的这一取向，对“不能不坡若”的稼轩词虽然不一定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必然会有积极的引导意义。稼轩词似东坡，岂止是器大志高者的偶合？
在师法东坡这一共同点上，应该看到，蔡松年与辛弃疾及辛派词人的侧重点并不完全一致。蔡松年是借东坡的旷达来疗慰自己失去平衡的心灵。他本有忠君爱国之心，金兵逼近燕山时，他还劝父亲蔡靖尽职尽责，坚守城地，抗击金兵[5]，被迫降金后，他不可避免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一方面，他不可能彻底忘怀“不仕二姓”的忠君意识和“华夷之防”的民族情绪，不可能坦然自得、毫无介蒂地跟随金兵侵犯自己的祖国，换取金国的官冕，结果只能如他所说，“违已交病，不堪其忧”（《雨中花》“嗜酒偏怜风竹”词序）。另一方面，女真统治者并不是真心重用他，只是利用他“家世仕宋”的身份，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和军事野心。完颜宗弼（即兀术）伐宋时，让他“总军中六部事”，海陵伐宋前，将他“亟擢显位以耸南人观听”[6]，这使得他感到“身宠神已辱”（《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颖上对新月独酌》）。直到他后来官居丞相时，他仍感身不由己，如同“桔槔听俯仰”（《淮南道中》）一样。他也清楚，自己只是攻心战中的一只棋子，稍有不慎，就会遭遇不测。“人道动有患，百态交相攻”（《七月还祁》），“世途古今险，方寸风涛惊”（《漫成》），“市朝冰炭里，起波澜”（《小重山》“东晋风流”）等等都是他那惊悸自危的心灵表白。在这种心灵困境中，东坡的旷达超迈、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和魏晋诸贤的高情远韵就成了他心灵的朋友，成了他向往的对象。
但是，蔡松年诗词中所流露出来的强烈的出处矛盾，又不是一般的宦海浮沉、君臣不合之类的仕途烦恼，也不是一般的身在魏阙、心在江湖的两难心境。他的仕途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如果他能一心一意、积极主动地效忠金源，听命于海陵王，也就不会有多少仕途风险。然而，几乎在出仕金源的同时，他就心存犹豫，萌生出退居之念，《水龙吟》（太行之麓清辉）词序说他在21岁刚刚降金之际，就与吴激讨论求田问舍之事，这最后成了他终生念念不忘的一件心事。可见，他的心态失衡更多的是根源于政权对立、民族冲突的时代环境以及寄身异族、俯仰随人的个人处境。因此，蔡松年师法东坡，就不是简单的自我慰藉，其精神侧面是对金源政权存在的不满，是一种不肯积极合作式的消极对抗。在随兵伐宋途中，他“戏作竹庐”，要以这种很不协调的“山家景”来“唤起兵前倦游兴”（《洞仙歌•甲寅岁从师江壖戏作竹庐》），后来又申明，“我本方外闲身，西山爽气，未信兵尘逼”（《念奴娇》“飞云没马”），这种逃避战争的厌战情绪应该夹杂着对金伐宋的反感和对宋的潜在眷念。他的这一态度，究其精神，与稼轩词以东坡豪放词风抒发抗金怀抱是一脉相传的。
蔡松年学苏，较多地得其旷放的一面，能自具面目。东坡的旷达是佛道思想作用于内、呈现于外的结果，是对世俗矛盾、现实遭遇的超脱排解，是真正的旷达。他的名句如“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真可谓“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蔡松年继承东坡这种旷达精神，并大量融合魏晋之人的隐逸放达情怀，将东坡的旷达向前推进一步，只是他缺少东坡那样的思想基础和广阔胸襟，达不到东坡那种洒脱、超逸的境界，因而在旷逸的外表背后，仍透出心中无法抹去的忧郁、悲凉情味。他那首追和东坡赤壁词的得意之作很有代表性，最能体现这一特点。元好问说，读这首词可以见其“平生自处”[7]，我们不妨征引于下，略作分析：
《离骚》痛饮，笑人生佳处，能消何物？夷甫当年成底事，空想岩岩玉壁。五亩苍烟，一邱寒碧，岁晚忧风雪。西州扶病，至今悲感前杰。
我梦卜筑萧闲，觉来岩桂，十里幽香发。嵬隗胸中冰与炭，一酌春风都灭。胜日神交，悠然得意，遗恨无毫发。古今同致，永和徒记岁月。
——《念奴娇》
词有后序（《全金元词》失载），意旨相近，故不赘引。词以晋人王恭之语开头，以为人生的得意处就在于痛饮美酒、熟读《离骚》、不问世事。当年王衍（字夷甫）神姿高秀、宅心物外，却不能远引高蹈，为石勒所杀，他又成了什么事？只留下岩岩秀峙、壁立万仞的仪表风神，供后人悬想。自然界的一山一水，尚且担忧岁末风雪的侵袭，人生该虑及晚年的祸患，及早归隐。谢安颇具文才武略，实为一代英杰，只因未能及时告退，致使位高招嫉，病殁西州，至今还令人为之感慨、悲哀。下片想象自己的退隐之乐。他梦想隐居于镇阳别墅萧闲堂，坐享自然美景，消尽胸中块垒，摆脱遗憾，彻底忘怀世事，不再象王羲之那样，在《兰亭集序》中一面说着“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之类旷达的话，一面又不能忘情于事，徒自题记岁月。蔡松年在该词中褒贬魏晋诸人，所要抒发的是超乎王衍、谢安、王羲之等人的放达情怀，但实际上是故作旷达，并未真正旷达起来，其中有激越、感慨不平之气，有对现实的不满、对官场的厌倦。他胸中的块垒，也并未真的消释殆尽。那毕竟是梦想，梦想的乐观中依然可见忧郁、悲凉情愫和那尚未抚平的心绪。
这种忧郁味浓、悲凉情重的旷达是排忧适性、自我慰藉的产物，有一定的现实内涵。它对“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8]的稼轩词有着较直接的启示引导意义。稼轩的那些旷放之作，如他自己所说，“写尽胸中，块垒未全平”（《江神子》“梨花着雨”），并未臻于苏词境界，这恰好与其师蔡松年的旷放息息相通。同时，由于蔡松年的那种旷达不会使人一味地冷静、沉寂，进而走向虚无，相反对血性男儿来说，它完全可能激发人们在忧郁、悲凉中奋起抗争。因此，可以说，它与稼轩后来那些豪壮悲愤之作，本无什么不可逾越的分野，它也有可能孕育出慷慨悲壮的豪放词来。
蔡松年的旷放本身有时也呈现出豪放疏狂的面目，如“醉墨蔷薇露，洒遍酒家楼”（《水调歌头》“云间贵公子”），“挥扫龙蛇，招呼风月，且尽杯中物”（《念奴娇》“倦游老眼看黄尘堆里”）等词句都颇具豪情和气魄，内含掩抑不住的悲愤和近似魏晋之人的狂放。在一首自称“非知心人亦殆难明比意”的词中，他写出了“老骥天山非我事，识醉歌，悲壮一生心，狂嵇阮”（《满江红》“翠扫山光”）的词句，显然有些激愤不平之气，在《念奴娇》（小红破雪）词中，他写道：“玉色橙香，宫黄花露，一醉无南北，终焉此世，正尔犹是良策”，在《念奴娇•别仲亨》词中，又写道：“千里相思，欣然命驾，醉倒张园月。酒乡堪老，紫云莫笑狂客。”这些篇章，由于悲愤的真情不便道明，所以其悲愤郁结在借酒浇愁式的颓放和豪狂的外衣之下，而这种悲愤狂放之作，与稼轩的悲壮、慷慨词风，只有一步之遥了。
由上可见，蔡松年取法东坡、钦仰魏晋诸贤的高怀远韵，形成他含有忧郁或悲愤色彩的旷放词风，无论就精神还是就形式而言，都会对稼轩有所启示。稼轩正是在他的引导下，以其旷世之才，在南渡之后加以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一代词学大家。
三、稼轩的继承和发展
稼轩南渡之前，一定有过不少创作，展露出过人的才华，可惜这些作品未能传世。他早年的创作实践，我们已无法知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受到蔡松年、吴激等金初词人的影响，与金初词坛不会有根本区别。不妨作一假设，如果辛弃疾一直滞留北国，那就不可能成为雄视百代的大家，极可能与其师蔡松年、同学党怀英相仿佛。南渡是其一生最重要的转机，是他政治生命、词学生命新生的关键。南渡以后，稼轩才有可能形成有别于金初词坛的面目，但这并不意味着与过去一刀两断。恰恰相反，稼轩词的某些特质正是对某师蔡松年的继承与发展。
首先，稼轩词抗金爱国的主题是蔡松年等人隐忍不发、埋藏在心中的爱国情思的继承和发展。金初词人大多来自赵宋，他们沦落异乡，不得已出仕新朝，故国之思和仕金苦恼是其词作的基调。宇文虚中为宋室宗姬作词，有“流落天涯俱是客”（《念奴娇》“疏眉秀目”）之叹，吴激也有“应怜我，家山万里，老作北朝臣”（《满庭芳》“射虎将军”）之声。蔡松年入世稍深，故国之念和沦落之悲不及他们明显，多隐含在特别强烈的出处矛盾和归隐愿望中。虽然这些词人寄身异族，个性、情感不免受到压制，眷念故国的真情不可能充分抒发出来，普遍缺少刚劲的力度，有时甚至流于低声诉说，但是，他们那种充溢于字里行间的忧郁、彷徨之情，分明可感，尤其是蔡松年那俯仰随人、委曲而未能求全的一生以及其处处可见的忧虑不安、惊悸自危的仕金感受，对血气方刚、有着“青兕”之名的辛弃疾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刺激。它大大激发了稼轩仇视金廷、报效宋室的决心，促使他投奔南宋，奋起抗金。南渡后，他的爱国热情发为慷慨激昂的时代最强音。当年，蔡松年所抒发的“洗兵和气，春风千丈”（《水龙吟》“软红尘里”）向往和平的善良愿望，到了稼轩手中，化为“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鹏翼垂空”）之类抗击金兵、收复中原的战斗誓词；蔡松年质问黾俛高位的王衍，“夷甫诸人成底事”，稼轩则进一步痛斥他们，“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夷甫诸人堪笑，西北有神州”（《水调歌头•送杨民瞻》），爱国思想从潜流变成了奔腾的大河。
其次，稼轩那不可一世的激越豪情，与蔡松年也有一定的关系。蔡松年的豪情受到政治环境的摧抑，偶尔在纵情诗酒、酣游山水中一露真容，虽指向颓唐消极，但对稼轩仍有启发。简单的例子是“老子”一词的运用。有人不知“老子”一词的来源，以为是稼轩家乡方言，其实，这种称呼屡见于魏晋之人，苏、黄将它引入词中，间或一用，能平添几份豪气，如苏轼《青玉案》（三年枕上）“四桥尽是，老子经行处”，黄庭坚《念奴娇》（断虹霁雨）“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曲”。蔡松年宗尚苏、黄，用得稍多，如《念奴娇》（念奴玉立）“老子陶写平生，清音裂耳，觉庾愁都释”，《一剪梅•送珪登第后还镇阳》“老子初无游宦情”，都是借魏晋人语，抒发其豪情。稼轩亦是如此，且用得多用得好：
老子兴不浅，歌舞莫教闲。 ——《水调歌头》（说与西湖客）
老子平生，笑尽人间，儿女恩怨。 ——《沁园春》（老子平生）
说剑论诗余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 ——《水调歌头》（白日射金阙）
这比蔡松年更有气魄，更有力度，显示出较为伸展、张扬的个性。
其三，由于南宋也不是稼轩豪情壮志尽情舒展的沃土，统治者游移于和战之间，主和派时常占上风，对积极抗战的稼轩颇多猜忌，不加重用。稼轩被迫退隐，不得不“敛藏其用以事清旷”，以词为“陶写之具”[9]，排忧适性。因此，在东坡词中称述不多而被蔡松年屡屡称道的归隐愿望及魏晋诸贤的高情远韵、放旷情怀，得到了稼轩的大力继承和发扬。东坡词中有“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江神子》）等词句，表达出对陶渊明的景仰。蔡松年追怀陶渊明及魏晋风流的感情有所加强。他一再感叹，“庾老南楼佳兴，陶令东篱高咏，千古赏音稀”（《水调歌头》“空凉万家月”），“东晋旧风流，叹此道，虽存如缕”（《蓦山溪》）。这是他身居高位时对魏晋风流的怀想。稼轩进一步将这“如缕”的思潮发展成汪洋大海，贯穿在众多篇章之中，如：
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 ——《最高楼》（吾衰矣）
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 ——《念奴娇•重九席上》
一见萧然音韵古，想东篱醉卧参差是，千载下，竟谁似。 ——《贺新郎》（鸟倦飞还矣）
这类例子比比皆是。有人作过统计，稼轩在70多首词中提及陶渊明，以致“好称渊明”成了稼轩词的特色之一。不过，这些词句并非一味飘逸、浑身静穆，就旷达而言，他是沿着蔡松年的方向离东坡的旷达越来越远。他以豪杰之气，不得已托之旷达闲适，显得更加旷放、更加悲愤苍凉。他的名作《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虽有“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之类的遐想，但紧接着就显示出自己狂放动荡、充溢愤懑之气的真面目：“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另一首《念奴娇•瓢泉酒酣和东坡韵》在抒写“可惜蒙头雪”老大无成的身世感慨之后，是“休叹黄菊凋零”，“醉里重揩西望眼”等倔强有力的词句，也显示出稼轩的个性特征。
由上可见，稼轩对其师蔡松年有所继承与发展。指出这一点，并非要夸大蔡松年的引导意义。转益多师，是每个优秀作家的成功之道。稼轩自不例外，否则，他就不会有那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词章。我们只是希望人们能注意到，在苏、辛之间，还有蔡松年这一北方桥梁，给稼轩词输入北方血缘，而北方血缘正是稼轩词有异于南宋初年其他词人的原因之一。南宋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曾感叹，“斯人北来，喑呜鸷悍，欲何为者，而谗摈销沮，白发横生！”[10]如今，人们对斯人北来的意义有了清楚的认识。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给南宋王朝带来了北方英雄豪杰的抗金斗志，给南宋词坛注入强劲的爱国热情，还在于通过师从蔡松年将金初词人宗尚东坡的取向、眷念故国的苦衷以及北方人特有的豪迈之气带到南方，加以发展，与南方固有的词风合流，从而形成前所未有的壮阔波澜。应该说，稼轩词及南宋爱国词或辛派词人都与这种南北文化融合有一定的关系。
注释：
[1]《遗山集》卷二十九《忠武任君墓碣铭》。
[2]《陵川集》卷九《书蔡正甫集后》。
[3]《怀古录校注•序言》，郑必俊校注，中华书局1993年2月版。
[4]《怀古录校注》卷中。
[5]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四。
[6]《金史•蔡松年传》。
[7]《中州集》卷一。
[8]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说》。
[9]范开：《稼轩词序》。
[10]《须溪集》卷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