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晚明三教融会的背景下，佛学依然被主流社会视为异学。本文讨论以袁了凡为代表的佛教知识分子借儒说佛的弘法策略。分五个方面论述：一、站位法界，福慧双修；二、引儒入佛，回俗向真；三、以义为利，内外双得；四、量化功过与三轮体空；五、以终为始，素位而行。在“余论”中，通过解读《大学》《了凡四训》和《心经》这三个经典文本，阐释如何面向社会精英讲述国学课程的思想逻辑。

关键词：了凡四训；儒佛关系；二谛论；弘法策略

读《了凡四训》，会看到一个有趣而令人深思的现象，像云谷禅师这样第一流的佛学家，对儒家经典如数家珍，能非常善巧地运用儒家术语，阐述佛教的思想。晚明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是儒学，特别在国家开科取士的科举考试中，评判的官方标准依然是程朱理学，而佛教被视为异学，很难进入主流社会。所以，像憨山德清、蕅益智旭等高僧，要在官方思想控制的夹缝中摄化精英人群，也必须借助儒家经典作为前方便。因为站位佛教的法界高度，他们对四书的诠释也往往比儒生更加深入。

在《了凡四训》[1]中，袁了凡基本上是用儒道思想阐述德福一致的思想，佛教思想只是画龙点睛般略述数语，在私下通信和晚年著述中，才会直抒胸臆，透露出作为佛教居士的本色。袁了凡身处中国最富庶也是文明最发达的江浙地区，所著《了凡四训》是引领民间道德运动的代表作，亦为当时兴起的慈善组织起到理论先导的作用。在短暂的官宦生涯中，完美诠释了“公门里面好修行”的大乘理念。

如何协调命数与业力、神灵与人间、庙堂与江湖、儒学与佛道、出世与入世、善行的动机与效果等关系，需要中道的方法。大乘佛教通过协调终极与世间二重真理的二谛论，解决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为菩萨道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对云谷禅师和了凡居士这些佛教徒来说，依世俗谛，将佛教的业力因果论与主流社会共许的儒家思想相会通；依第一义谛，则在哲学底层将儒家的天道思想超越到佛教的实相。

一、站位法界，福慧双修

讨论德福一致的视域，不能以急功近利心态，只看短期的效果。必须超越世俗社会的范围，引向神圣的宗教向度，以更高的理想愿景，作为对现实世界进行价值批判的根据。学佛的目的是开佛知见，依知见的高下，则生命的视域可判分成三种世界：一、与凡夫污染心灵相对应的世间；二、小乘所追求的出世间；三、大乘即世间而出世间的法界。凡夫偏执于世间之有，小乘局限于出世间之空，大乘以空假不二的中道智慧，展开自利利他的菩萨道修行，以臻觉行圆满的佛境。

大乘菩萨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把世间和出世间整合在更宽广恢宏的法界视域中。法界是最宽广的视域，具有三种特征：普遍性，包含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法；活动性，包含凡圣十法界一切生命的活动；具足性，含摄一切色心凡圣诸法。站位佛的法界高度，菩萨发立志成佛的无上菩提心之大愿；修六度万行之大行；起度尽一切众生之大悲；成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之大智。此四大特性概括为福慧双修、悲智双运。在菩萨行者上求下化的道路上，自行和化他是相互增上、共同成就的动态过程。只有广培深植慈悲的福田，才能生长智慧的参天大树。

袁了凡在《重修东岳行宫记》，借老友管东溟《观音殿记》中言：

玄门有飞神冲举之奇，不过凡夫奇之耳，在忉利天则何奇？进于四禅天，且刍狗之矣！禅门有入定神通之奇，亦不过凡界之奇耳！在菩萨界，则何奇？进于佛界，又刍狗之矣！由此推知，天下宁有奇特之事！惟此一点妙明真性，本无奇特却大奇特，三教中无量无边妙用，俱从此中出。神妙到极处，即平常到极处。在世出世，唯此一事而已。（《了凡先生两行斋集》卷十二）

借用天地鬼神赏善罚恶的思想，只是借以说明佛教业力果报的一种“格义”式方便说法。儒道所信奉的天地鬼神，为佛教收摄为“诸天”，即有神力而无神格的凡夫众生，同样接受业力因果律的支配。在《了凡四训》中，基于积善求福的因果报应思想，进而上升到大乘三轮体空的实相论，以更高维的法界观，整合世间善法和出世间修行。大乘菩萨道，是修福与修慧、慈悲与智慧的统一。

袁了凡站位菩萨的高度，以法界视域看待世间和出世间一切事务，强调在实相之理上通达，必在伦常日用的事中践行：“就平常处设施，在奇特处游戏，而一点灵明真性，须从日用尘劳中识取，使治生产业，与实理不相违悖。”

二、引儒入佛，回俗向真

云谷禅师与袁了凡在栖霞山中论道[2]，不仅解开了他囿于命数的心结，确立了命自我立的人生轨道，对于儒道佛三教关系的会通，亦有精彩的论述，从而对袁了凡佛学思想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云谷首先借助阴阳推移、天命靡常、以德配天这类儒生耳熟能详的哲学概念，引入佛教的业力因果论以解释命数。要超越业力轮回，则必须站位更加高维的法界视角，从儒家的义理之身升华到佛教的法身慧命，从儒家的格天途径深入到佛教的终极真理实相。并运用真俗不二的方法论，在实相的终极层面，会通儒道佛三教的哲学概念、社会伦理和鬼神系统。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必须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时节因缘。明代全然没有唐宋的开明气象。通过文字狱，以恐怖震慑知识分子，把《大诰》等御制作品控制社会基层，以行政手段在城乡里社中宣讲明太祖主义永乐皇帝思想。直到万历年间，在社会组织和思想都呈现松动活跃的景象中，佛学依然被视为异学。在此社会背景下，明末四大高僧皆援儒入佛，以儒道之说为方便，阐发佛教的义理。袁了凡作为虔诚的佛教居士，在公开场合亦是以儒生的面目应世。他在对同科进士陈颖亭《论命书》中，坦露心迹，说明为何不公开宣讲佛学的苦衷：

然从此而遍交天下豪杰聪明智慧者，如麻似粟，并无一个半个知归根复命者，是以世智浮慧愈高，而去本地风光愈远。纵步步圣贤，早已错用心矣。弟知世儒学问迷误已久，不但佛教不行，即孔孟脉络，居然断灭，故从来只和光混俗，未尝敢以真实本分之事开口告人，而今特举以告足下，为爱足下不同众人也。（《游艺塾续文规》卷三）

袁了凡批评程朱理学家排斥佛教为虚无寂灭之教，强调儒佛殊途同归，认为孔子自有出世心法，儒门乾元统天之旨，通向佛教的毘卢遮那法身。故儒门之天，在终极层面可与佛教的实相会通。况且，佛门所重普贤菩萨之行，与儒门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实可相通，故佛学在世间的作用实有助于纲常。

性本无生，故亦无灭，此实十圣同然之真心；众生度尽，方入涅槃，此亦千圣同归之实际；特儒典引而不发，发自释氏之口耳。程朱概以为虚无寂灭之教，而力排其说。然则真心果有生灭乎？圣学果无究竟乎？又戒儒者毋以名利心希孔子，孔子自有出世心法，通乎毘卢法界，则乾元统天之旨是也，参乾元可以不历僧祇而获法身矣。亦毋于纲常外求佛行，佛门所重普贤万行，具在儒宗，如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矩皆是也，循孔矩可以越历三祇而成正觉矣。（内库本《游艺塾续文规》卷三）

三、以义为利，内外双得

《了凡四训》的思想内核是内外双得，强调德行与福报的统一性。云谷在世俗谛层面，善巧地引禅语别解孟子“立命”思想。经过引儒入佛的释义转换，基于心源的修行，不独得道德仁义的内心自觉，亦得功名富贵的身外福报。善恶果报是宇宙的必然法则，在世间善法层面，佛教的三世因果论已然远超儒道两家的福报承负说。

云谷这番内外双得的教诲，亦是对“德福一致”理念的论证，从而成为《了凡四训》行善积德的理论基础。袁了凡晚年总结一生经验，首先确立道德在我的志向，至于功名富贵，则得之有命，而求之有道。士从事科举事业，必须遵行之道，有正心术、积阴德、务谦虚三则。不起希望，不萌怨尤，才能内外双得。故袁了凡反复叮咛：

以义为利，《大学》丁宁于末简；仁义未尝不利，《孟子》发例于首章。鸣呼，深哉!（《游艺塾续文规》卷三）

《大学》作为内圣外王的政治哲学论文，在结语中提出“国以义为利”，以更高的站位，将治国理政的目标定在“功在天下、利在千秋”。统治者不应急功近利地聚敛财富，而是应以行德治仁政、追求民生均富的大义为国家的最高利益。如果以功利主义为执政导向，则如孟子对梁惠王所言，“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

四、量化功过与三轮体空

《了凡四训》为论证德福一致，先以功过格的量化形式行善积德，进而趋向三轮体空的第一义谛。对德行生活作量化管理，将功抵过，并以善行之大小多少来计算福报，从表面看来，确实有商贸行为的功利之嫌。如明末大儒刘宗周（1578-1645）在《人谱·自序》中，批评这种做法为“邀福嗜利”。

其实，从佛教真俗不二的方法论言，为引导广大民众行善积德，须先从刚性量化的事相入手，然后进入不住相而行六度万行。《了凡四训》以行事、明理、治心，作为改造命运的三个维度。先从改过行善的事相入手，行事须明业力因果之理，明理须发大乘之心，方能与实相真理相应。行事、明理、治心，三者是理事兼融的整体，故“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为失策；执下而昧上，则拙矣！”

即便有上士的根机，亦不废中下之事行，袁了凡一再强调：“盖有至敏之资质，决当做至钝之工夫，所谓‘上乘兼修中下’也。”（《与邓长洲》）在《了凡四训·积善之方》中，提出要辨明善行的真假、端曲、阴阳、是非、偏正、半满、大小、难易等八个方面。从至钝至笨的工夫入手，进而强调著相行善为半，三轮体空、无相行善为满。发大心不离细行，“志在天下国家”，并扩展到法界无量众生，这就是大乘的菩提心、大愿力。

莲池祩宏在《自知录序》中，以人苦不自知，故将功过格易其名曰《自知录》。在序中分析了对这部书的三种态度：下士，或冥顽不灵，或罢缘灰念之辈，或自以为上士而刚愎自用，借口乎善恶都不思量，而嘲笑勤而书之者。中士，则循迹而行，积功累德。而“上士得之，但自诸恶不作，众善奉行，书可也，不书可也。何以故？善本当行，非徼福故，恶本不当作，非畏罪故。终日止恶，终日修善，外不见善恶相，内不见能止能修之心。福且不受，罪亦性空，则书将安用？”既不执事以废理，亦不执理而废事。

五、以终为始，素位而行

袁了凡身拥文武之才，胸怀经世济民之志。治理宝坻县政，只是牛刀小试，已誉满朝野。然步入仕途仅五年，尚未施展平生才学和抱负，就陷入官场党争，遭诬陷弹劾，削职家居。晚年编撰《游艺塾文规》正续编，借助指导士子举业，以明自己的志向和良苦用心：劝人收心，劝人积德，劝人立命。游艺，取自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艺者，不限于六艺或制艺，更不是牵强附会为生活美学。那是在危脆的人心和微弱的道心之间，守住惟精惟一的天道原则，于顺逆境遇中游刃有余的中道智慧。

无论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还是佛教上求下化的菩萨道，皆以终为始，落实在修大人之学、行菩萨之道的全过程。修身进德就体现在日常事业中，“善修之，则治生产业，皆与实理不相违背”。（《训儿俗说·修业第五》）君子在穷达转换之际，都要合乎道义，过有尊严的生活。无论是得志时处庙堂之高，还是不得志时退江湖之远，君子皆素位而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此即袁了凡父亲袁仁教诲的家风：“位之得不得在天，德之修不修在我。毋弃其在我者，毋强其在天者。”（《庭帷杂录》）

众生畏果，菩萨畏因。人的行为根源于心，故必须由心源入手，进行改过行善的德性生活。云谷禅师将孟子“修身以俟命”的说法，发挥为佛学无所得的精神：修，即因上努力，努力从事治恶积德的修行；俟，即果上随缘，但求耕耘，不问收获。终极目标就实现在当下的菩萨行中，以消除目标与过程分离的“乡愁”，故途中即家舍，家舍即途中。

在“道心”与“人心”的张力中，明德亲民的近道之教，菩萨上求下化的修行，永远在路上。

余论

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列入当今国学课程的讲述范围[3]。根据笔者几十年来面向社会精英讲述国学课程的经验，与其在文化外延上泛泛而谈，不如直探佛学核心，依托常见文本，讲清基本概念。按照真俗不二的方法论，通过解读《大学》《了凡四训》和《心经》这三个经典文本上，阐释儒佛人生哲学的基本内容和思想史脉络。

《大学》不到2000字，作为儒家系统阐述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论文，以内圣外王为宗旨，侧重于庙堂之高的宏大格局。《了凡四训》则以丰富的案例，诠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退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士大夫精神，以德福一致为宗旨。《大学》阐发的大学之道和大人之学，通过晚明袁了凡这一个中下层官员，鲜活而真实地展现出来。通过《大学》和《了凡四训》这两个文本，以此了解中国士人的家国情怀和民胞物与的精神，在追求大国崛起和小民尊严中达到安身立命。

《了凡四训》又是一本在佛教内外拥有深广影响的善书，具有浓郁的儒道佛三教融会的思想背景，它借助儒家世间善法，讲述佛教业力因果论思想，最后导入缘起性空的般若正观。故选此文本，在思想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可起到沟通儒佛的作用。

通过《了凡四训》和《心经》这两个拥有广泛影响的经典文本，讲述佛教哲学的两大基本点：业力论与缘起论，使学员把握佛学的基本思想与方法论特征。通过解读《了凡四训》，阐述五乘共法的基础，即业力因果的基本原理，侧重在世俗谛层面。有此铺垫，解读《心经》则重点阐述缘起论，侧重在胜义谛层面，并勾勒大乘佛教哲学的基本架构。紧扣四个根本概念：苦厄、般若、菩提、涅槃，以四谛法门统摄世间生死的流转缘起和出世间解脱的还灭缘起。在教法的传播上讲五乘佛法，在哲学层面讲五蕴和楞伽五法，在修道层面讲菩萨六度。

在儒道典籍里，也记载许多因果报应的事例，皆谈趋吉避凶之理。儒道两家皆根据《易传》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认为善恶的报应不仅决定个人的祸福寿夭，还会福庇或殃及子孙，即由家族共同承担报应的“承负”法则。儒家对人死后的归宿语焉不详，把永生的意义更多地放在社会评价上，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佛教则深刻揭示了因果轮回的事实真相。所以，选择《了凡四训》这个文本，以生动丰富的案例，说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原理。明白业力论，方可从儒道的修身和家族承负说，于生命价值上进趋法身。选读《心经》这个常用文本，以明白缘起性空的真理，方可超越世间的天人和五伦关系，掌握空有不二的中道智慧，于终极真理上直达实相。在缘起的现象背后，把握空的本质。经过佛教般若空观的荡相遣执，一切善法都是佛法，故儒家的世间善法也纳入到世俗谛层面。

《金刚经》中有句名言：“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转凡成圣的生命提升，与对真理的认识深化是同步进行的。中国思想界能接受外来的印度佛教，并发展为独擅胜场的大乘佛学，即是在哲学的底层逻辑上，将儒家的义理之天、道家的无为之境，与佛教的终极真理实相融会贯通。因此，选读《了凡四训》和《心经》这两个文本，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脉络和底层逻辑。

（本文提交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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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此书的内容结构及解释，详笔者所著《王雷泉讲国学：了凡四训详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8月初版，2024年6月第3次印刷。袁了凡（1533-1606年），原名表，后改名黄。生平资料载于清代彭际清《居士传》，亦见于浙江嘉善和江苏吴江的县志等资料。

[2] 参见拙作：《三教融会背景下的栖霞论道》，《海潮音》（闽南佛学院学报）创刊号，2023.6。

[3] 参见笔者：《当今研读国学经典的意义》，“默雷涌泉”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