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看多了教内外各种假冒伪劣的玩艺，已经很少有什么东西能令人感动了。使我的佛学观点发生转折，并自觉思考中国佛教命运的契机，可以回溯到十年前的二件事情。

第一件，是1987年4月23日，梁漱溟先生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大会上作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发言。全文如下：

「我从十几岁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这里我只想讲两点。第一点，因为我喜欢钻研佛法，所以我广泛的研究了大藏经。当初我受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聘请，到北大教印度哲学，其中即包括佛法。佛法对于人生，归结一句话，那就是人的一生在今生以前有前生，在今生之后有来生。我觉得，要弘扬佛法，就要有一种救世的精神，心里头没有自己，只有众生，只有这样才是一个佛教徒。再说一点，我曾在四川重庆北碚皈依了贡噶上师，听他讲无相大手印，我接受了灌顶。所以我一点不含糊地说，我是一个佛教徒。」

这段话发表在《法音》学术版1987年年刊，待我读到这份刊物时，已经是1988年年初了。当时心中一懔，在相当多一部分佛教徒还在躲躲闪闪地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并尽量淡化佛教的宗教品格的时候，梁漱溟先生公开了自己的佛教徒身份，并把三世因果论确定为佛教人生观的基石。这段掷地有声的话，反映了他硬汉子的本色，在我心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多少年来，每当我在大学讲坛上讲授佛学课程，都要全文抄录这段话，并探讨更深层的文化意蕴。同时，心中也掠过一丝不祥的阴影，梁先生将不久于人世乎？所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第二件，就是正果法师在圆寂前半个月，大概是1987年9、10月间，我收到了正果法师的一张全身彩色照片，法师身披袈裟，端坐在广济寺舍利殿前，目光如炬，嘴角紧抿，冷峻坚毅的神色中，又透出一丝淡淡的忧伤。我与正果法师交往不多，一共才见过两次面。法师突然寄照片给我，是否已预知时至，即将离开我们了？正果法师和梁漱溟先生，都是我最敬仰的佛教界和学术界的前辈，他们的逝世，都被我不幸而预感到，这种感情上的痛苦，实在是难以言喻。

我最早知道正果法师，是在1983年。那时，佛学资料极端缺乏，大学里的佛学书籍，除了一套很难借阅得到的《大正藏》，几乎一个书包就能装下。为了搜集撰写天台宗止观学说的研究生论文资料，我到天台山参访，在中方广寺遇见中国佛学院的白光法师。在他指点下，方才知道正果法师着有《止观简介》、《禅宗大意》等佛学院教材。1984年年底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系里交给我的任务是：筹办宗教研究室，并担任即将举办的全国宗教干部专修科班主任。受命之初，我即于1985年初，参访了中国佛学院和闽南佛学院、福建佛学院等佛教单位。在北京，我拜谒仰慕已久的正果法师，并获赠法师亲笔题签的《止观简介》油印讲义。后来，圆拙法师主持的福建佛学院，支持我们复旦大学宗教干部专修科的一批佛学教材，其中就有正果法师撰写的《佛教基本知识》和《禅宗大意》。

我第二次见到正果法师，是在1986年。当时，上海第一福利院佛教居士安养部印了一批佛学书籍，热心负责此事的李正有居士托我带一批书赠送北京的法师和学者。我记得带给正果法师的有《佛陀的启示》、《慈云桥》等书籍。法师收到这些书很高兴，跟我谈到需要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做沟通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佛教徒自己树立对信仰的信心，并将真正的佛法传播到社会中去。一旦社会上的干部和老百姓知道佛法的真义，他们是会消除对佛法的偏见的。我也谈到上海一些虔诚的佛教信徒，自发地翻印一些海外传进的佛教书籍，每种仅印三、五百册，影响面太小，犹如锦衣夜行。而且，一样的排字制版，却事倍功半。如果能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尽可能使优秀的佛学着作走上公开出版的道路，就可以收事半功倍的效果正果法师听了，只是淡然一笑。我也知道自己这些话，纯属书生之见。于是，相对而坐，默然无语。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后来，我之所以关注佛教事业，并呼吁佛教教材建设，即起于这一段因缘。我曾经说过：「教师的使命是奉献，如同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在这个意义上，教师的职业，同宗教，同艺术中的悲剧，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我现在还想再加上一句：宗教师和教师，他们的生命都存在于真实之中。佛教哲学所追求的就是真实，无论是研究，还是身体力行的践履，正果法师都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永远的榜样。作为一个本色的老衲子，正果法师是一个能让我们教外学者由衷敬仰的真正的和尚。作为一个太虚大师的传人，正果法师留下的印刷朴素的著作，是直抒胸臆的真正的佛学著作。

梁漱溟先生的肺腑之言，正果法师的深沉目光，具有穿透时空的威力，使我们时时感到头皮发麻，脸上无光，昭示着我们这批后来人细细参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