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这次复旦师生到灵山游学，严格意义上应该是一个动员会。一方面，“佛教与环保”这个课题是禅学会2008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重心；另一方面，作为下半年即将在无锡灵山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的协办方，我们先作小范围的讨论尝试。为什么要注意环境问题？这一点恐怕无锡人是深有体会的。两年多前，应李国清(现是我们禅学会监事长)邀请，我去常熟新锦江印染公司做报告，途经太湖时曾拍下一张蓝藻初起的照片。早在2007年蓝藻爆发前，太湖的水质就已相当恶化。江南水乡本来是美丽如画，“美就美在太湖水”，但如今却爆发了大规模的环境污染事件，更不用提中国其他地方了。地球环境逐渐恶化的同时，资源也在日益匮乏。我们今年年初去印度和尼泊尔游学的时候，曾经遇到过汽车排几里长队等待加油的场面。也许不久以后，我们中国也会出现相似的情景。
人类所面对的地球，环境日益恶化、资源日益匮乏。佛教哲学讲“境由心造”，即外境是由我们内心所决定、所变现，而人类所面对的依报世界(环境)，由人类的共业造成。因此，要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也就必须从改变我们的内心开始。在这一方面，佛教无疑能为当代环境哲学和环保事业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这也就是“心净则国土净”的含义。如何在被消费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迷失的当代人心中，提升心灵境界和社会责任感，世界佛教徒和佛教学者责无旁贷。
一、“地球村”与当代环境哲学
阿波罗登月与“地球村”观念
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经提出中国的状况是“一穷二白”。“白”的优点在于，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当时人们对发展大工业繁荣景象的憧憬，就是从天安门城楼望出去，到处都是高高的大烟囱，浓烟好比如椽大笔在蓝天画画，以为这就是现代化的标志。
一直到了60年代，地球人才真正开始有了环保观念。尤其是1969年夏天的阿波罗登月，美国飞船指令长阿姆斯特朗站在月球上对人类说，我们的地球在宇宙中如同一颗蔚蓝色的乒乓球，是那么的宁静、安详而又脆弱。从此，人们开始对地球产生了一种呵护感，而不再仅仅像过去那样，视之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大地母亲了。换言之，阿波罗登月使人类摆脱了以往坐井观天的视角，从天上俯瞰我们大地，开始有了地球村的观念。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都是地球村的村民，村民之间应该互相关怀。以这样的观念来看待我们生存的世界，环境哲学开始引入人们的视域。
“万物之灵”→“万物之零”
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人类开始关注并反思人类行为所造成的恶果。美国有个长期关注环保问题的学者蕾切尔·卡逊写过一本《寂静的春天》，因致力于推动环保事业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也为此书写过序。春天本是百花盛开、百鸟朝鸣的时节，但当鸟没有了，花也凋零了，那么这个“寂静的春天”，也可以翻译为“死寂的春天”，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景象！而这恰恰是我们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恶果。过去，人类总是自诩为“万物之灵”，东方人如此，西方人也一样。甚至可以说，在西方，对环境的侵略思维深入人心，认为科技万能，为了自己的发展，可以向自然索取一切。于是为了夺取资源和能源，国与国之间勾心斗角，战争四起。如果说，20世纪是为了争夺石油而战，那么21世纪就有可能将会为了争夺水源而战。
年初我们去印度、尼泊尔参访佛教圣迹时，我曾建议团友考虑一下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怎样才是正确的发展观？也许，当我们看到那里落后肮脏而又狭窄的街道，邋遢茫然而又懒散的民众时，会觉得与物质文明已经发达的文明人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我们是否也应该反躬自省一下，现代社会的忙忙碌碌，我们还有多少祥和淡定的心态，我们的眼睛中是否还有如蓝天般清澈的眼神？物质文化创造的过程，对人类来讲也许是一个“文明化”的过程，但对万物和环境来讲，其实就是一个赤裸裸的“野蛮化”过程。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是以对环境的破坏作为代价的，而“野蛮化”的过程反过来又影响了人类自身的安危。各种“生态反弹”，是自然界对我们人类不当行为的报复。这使人类意识到以前自诩的所谓“万物之灵”，极有可能变成“万物之零”，走向毁灭。
这里我想引用一些2003年的统计资料，虽然过时，至少可以说明我国环境的严峻局面。中国淡水资源按人均占有量在全世界排109位，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4。中国是一个缺水大国，所以被联合国列为全世界13个贫水国之一。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100多座城市严重缺水，日缺水1600万吨。我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000亿元。全国污水废水排放量为460亿吨，其中工业废水占46.2%，超过环境容量的80%以上。中国七大江河水系40.9%是“丧失水功能”的劣五类水质，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全国31个省市区中，人均耕地低于0.8亩警戒线的已有6个，根据国土资源部的预测，到2030年我国人均耕地占有量又将减少1/4。
人类毫无节制地贪婪愚昧，会直接威胁到我们的生存。以上数据表明中国的环境问题已迫在眉睫。今年从环境保护部的升格来看，表明中央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生态危机，已经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科学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它也涉及人的精神的生活。必须重视精神的力量，以对治过度重视物欲的弊病。
“宗教的绿化”
环境人类学家泰勒提倡生命中心主义(biocentrism)及生态平等主义(ecologicalegalitarianism)，特别是强调了宗教的重要性。他说：“世界上的各大宗教，不管是一神的还是多神的信仰，都按照上帝或神明的启示或训令，叫人类爱护关怀世界上的一切野外生物，这在伦理中的理想世界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在宗教的一种神秘主义当中，把人类理智的最高状态，理解为与自然世界共在的境界，也与尊重自然的道德态度相协调。”(泰勒《RespectforNature》，P309)按照麦克斯·缪勒的说法，世界上各大宗教有三大河系——闪米特河系、印度河系和中国河系。而泰勒提到的神秘主义，主要指东方神秘主义，特别指佛教，即体验到万物一体、心与环境保持高度和谐的境界。
自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开始，宗教界对环境伦理的讨论，被一些学者称为“宗教的绿化”(GreeningofReligion)。环保成为不同宗教传统所共同关心的课题，很多宗教人士尝试重新在生态关怀的亮光下，检验乃至重构各自的宗教传统。起步较早也是做得较好的，恰恰是基督教传统，包括率先讨论宗教对话问题。
基督教世界的反省及“生态神学”
环保问题在原来较偏向宗教压迫、宗教冲突的基督教世界里首先得到了反省，以期从根源上进行救治。罗马俱乐部主席奥尔利欧·佩奇就曾反省人们在活动中的短视性，他说人们在“从各个方面使用科学论证的同时，却疏忽了唯一能够不断起协调作用的哲学、伦理和信仰。……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当代人已经丢掉了的整体感，这是一种严重的倒退，……现代社会应该恢复这种观念。”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现在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我更倾向使用“整体发展观”一词，在物质、社会和精神层面，要整体协调发展。当今社会存在过分片面强调物质生活和科学的倾向，而真正在整体层面起协调作用的，是哲学、伦理等方面受到了忽视、排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应该引发思考。
美国史学家怀特，在《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中指出：“按照犹太—基督宗教的一神论传统，上帝是神圣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造，被上帝赋予了主宰自然的权力，其它生物是为人而造，人可以任意对待自然，甚至运用所领受的生杀大权对自然随意宰割。因此基督宗教可说是西方社会出现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之一。”这是基督教世界对他们自己宗教传统的反省和反思。正如孔子所说“知耻近乎勇”，知道了西方物质文明大大推动了人类进程与发展，但也造成严重的环境危机。所以最早警醒的是西方，基督教也最早做了改革，神学思想有了重大的进步，如妇女神学、政治神学、生态神学……都是二十世纪后，面对人类新的问题，在神学思想上的研究与表达。
生态神学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崛兴的一个神学运动。其先驱者薛特拉1961年向普世教会协会呼吁：要正视“宇宙性的拯救”，神学上更要发展出“与大地相关的基督论”。1963年北美开始成立“信仰—人—大自然小组”(Faith-Man–NatureGroup)，对生态神学进行了有组织的研讨。生态的神学性论述，绝大部分并非是一种单纯的对基督宗教的传统的批判与否定，而是努力地尝试在基督宗教的传统中挖掘资源并加以发挥，强调上帝、人类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世界属于上帝，自然是神圣的，讲述人的灵植根于自然界，渴慕上帝在自然界的临在，追求在大自然中过乐天知命的生活。(赖品超：《宗教与生态关怀》)
当今世界，是对话与发展的时代。对话，意味着各种世俗思想和宗教之间，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发展，意味着用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操和高瞻远瞩的人文关怀，谋求功在子孙万代的可持续发展。对环保的关注，引发了一些西方学者对传统西方宗教的质疑，从而转向东方宗教，来尝试重新解读亚洲宗教传统，并提出其中的生态智慧。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绿色东方主义”(GreenOrientalism)。
二、佛教环保思想的理论基础
环保是佛教化世导俗的最好契入点
在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佛教环保起步较晚，相对落后。大约在五年前，第二届青年佛教徒演讲比赛在普陀山召开，主题为“佛教与环保”。在做大会总结发言时，我曾经提出，环保是佛教面向社会，提升人们心灵境界的一个重要课题。环境保护，这一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就成为佛教化世导俗的最好契入点。既契理，又契机。
所谓契理，指佛教的超越性格和批判精神，能对当代环境哲学和环境保护提供最深厚的思想资源。佛教的超越性格，即它的宗教性和主体性。宗教比之于经济与政治，具有超越性与普适性。在苦、集、灭、道“四谛”中，苦谛是认识佛教的前提。所谓“知苦”，就是用一种批判而又冷静的眼光，来观察这个社会，审视社会中的种种缺陷，探索其背后的原因。佛陀的创教就建立在对社会批判的思想之上。如针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四种姓制，佛教提出众生平等——社会批判；针对婆罗门教的神创论及各种沙门思潮中“宿命论”“怀疑论”等种种错误的思想谬见，提出缘起论——思想批判；然后把一切社会批判、思想批判，引向贪嗔痴三大根本烦恼——归结到人心的批判。
所谓契机，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从社会适应层面发展到社会关怀层面。我曾把人间佛教划分为三个层面和阶段，初级阶段是社会适应，但只是强调适应，就无法彰显佛法的主体性，也无法彰显佛陀的创教本怀；其次是社会关怀，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了这一阶段；更高的层面即社会批判，还有待时日。如何正确处理人间佛教的三个层面之关系，要靠佛教的“二谛”智慧，就是真谛与俗谛的相即不二。佛教在解释这个问题，就是既要出世，又要入世，出世是超越，入世是关怀，也就是“出淤泥而不染”，这就是佛教的中道智慧。
从缘起论和业力论推出的两组基本原理
“七佛通诫偈”是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基础：“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自净其意”，就是从“心”开始的个人修行和社会变革。佛教哲学的两大支柱为“缘起论”和“业力论”，二者都是对宇宙人生真相及发展运动的解释。缘起论是佛教的哲学基础，业力论是佛教的道德支柱。缘起论是对业力轮转的哲学慧解，而业力论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这一套人生观准则，又建立在缘起性空的哲学基础之上。换言之，这两者在理论上是“空有不二”，在实践上是“悲智双运”，在方法上则生发出佛教的中道智慧。牢牢地把握住这两点，基本就不会偏离方向。
从缘起论推出普遍联系和性空无我两个基本原理。先说“普遍联系”。据说，马胜比丘在回答舍利弗之问时，概说释迦牟尼的教导：“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比丘，常做如是说。”这被后人称为“法身舍利偈”，也是“缘起论”的经典表述。说明法不孤起，待缘而生，如因陀罗网中的珠子，千灯互照、光光交彻。1999年我们在发起召开中国佛教信息网会议时，与赵朴老汇报这个问题时，朴老问什么是因特网，我说就好比佛教所说因陀罗网。朴老当场就讲出了“千灯互照、光光交彻”这一个典故。唐代法藏大师对武则天讲《华严经》“法界缘起”这一原理，运用了多媒体教学，大殿中安放十面镜子，点起一千盏灯，这种交相映射的境界，像满天繁星一样无边无际、无穷无尽。所以按照这个原理，世界上每一件事物都不是孤独的，在江河源头所投的污水，经过大自然的循环，迟早有一天又会回到我们身上。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南美洲热带雨林的消失，同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非洲的饥饿同我们未来的和平也是息息相关。不要以为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和我们没有关系，一个地球村的观念之下，再一次证明了佛教万法缘起的普遍性。
从缘起论必然推出“性空无我”的结论。“无我”就是否定有独立的精神主宰“我”的存在。在佛教看来，当今人类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于自我中心所导致。在本来相互缘起的世界中，偏执于以我为中心、以我的家庭为中心、以我这个民族国家为中心，都是“我执”的表现。只有无我论，才能破除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以如实的心态对待自我和世界。
业力论以缘起论为哲学基础，并注入价值论的因素，偏重于生命主体的升进和精神生活的升华，由此构成佛教人生观和道德自律的基础。业，是有意志、意识的行为，此行为能够带来相应的后果。也就是说，众生善恶染净的行为，按照因果律而产生相应的果报。由此引出两对范畴：“正报”和“依报”，“别业”和“共业”。从天堂到地狱的六道众生，是造了一定的业，而形成相应的生命主体，这是正报；每一层级生命的主体，形成相应的生存环境，即依报。依报由正报所决定，有什么样的生命主体，也就有相应的生存环境。每个生命个体所造的业是别业，共业是社会群体共同所造的业。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层层递进。
从缘起性空的终极层面来看，从业力论推出两个重要原理：即依正不二和自他同体。但从自净其意的实践层面来看，业以思(意志)为体，即在环境与生命主体的依正关系上，强调心的主观能动性。在生命个体与群体的自他关系上，大乘的菩萨以他为自，故形成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悲思想和行为。就个体而言，心的染净趋向决定了行为的善恶，从而产生相应的苦乐后果。就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个人的别业与众生的共业休戚与共。就众生与世界的关系而言，主体的正报与环境的依报息息相关。业力论既解释了人生痛苦的根本原因，也为解脱痛苦提供了意志自由的依据。而正报与依报、共业与别业的辩证关系，则为佛教改造世界、改造社会提供了哲学依据。
从“心物一元”到“从心开始”
我们把佛教教义的两个基本点出发，推导出两组可以与环保思想相契的基本原理：普遍联系、性空无我和依正不二、自他同体。这两组基本原理，也就是智慧与慈悲两轮。而连结悲智两轮的主轴，则是“心”。如《华严经》所说：“应知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在本体意义上，心与物无所谓谁先谁后，佛法认为心物一元，心物不二。但是在我们实践的层面，肯定心的能动作用。
在佛教哲学中，关于“心”，可以分析为四个层面的问题：
1、心-身关系、心-境关系。心的心理作用、认识能力和内在结构，引出境由心造的命题。
2、心的染净关系。心的污染与清净，善与恶，引入伦理价值的因素，解释了生命流转的原因与解脱实践的依据。
3、心与众生、社会、国土的关系。就是刚才所说的正报与依报，共业与别业的辩证不二关系。从这个关系中必然导致出菩萨拯救众生的精神，以及人间佛教的理论前提。菩萨——觉有情，使一切众生皆能得到解脱。慈者与乐，悲者拔苦，佛教的慈悲精神，不仅是情感的无限扩大，还是理性的自觉抉择。慈悲，台湾的慈济人把它概括为“大爱”，伟大的爱。在缘起论的基础上，慈悲展开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即无条件的慈悲，也就是《金刚经》中所说的“三轮体空”无相布施，不住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佛教的慈悲，一定是建立在毕竟空的基础上，无条件地爱。“同体”，就像《维摩经》所说，“以众生病，是故我病”。以同体大悲的精神，众生的苦我们感同身受，黄河在流血，长江要断流，我们再也不能坐视不顾，因为我们的血管里就流淌着黄河长江水。宋代哲学家张载在《西铭》中提到：“民吾同胞，物我与也。”老百姓是我的同胞，世界上的草木大地都是我的朋友。这个“民胞物与”与“同体大悲”意义相仿。总之，悲智不可分离，是谓悲智双运。没有智慧的慈悲、善是不可靠的。
4、心与佛，心与法界，心与终极存在的关系。这是处理世、出世间关系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在最终极的层面，给每个人的自我解脱，给众生的解脱，给环境的清净，找到了最彻底的依据。通常我们会认为现实世界是一个五浊恶世，充满了黑暗与痛苦，故向往光明清净的彼岸佛土。舍离此世，追逐彼世，这是小乘的出离思想，是一种逃离。而大乘的出世间是“即世间而出世间”。换言之，世间与出世间好比“阴阳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不是截然割裂，是“相即不二”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要建设一个清净的国土，就是在这个污秽的世界当中，发掘每个人心中所具的光明觉心，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心是实践的枢纽，纵向展开以成佛为中心的向上途径，横向展开为心与众生及环境的关系。“从心开始”这个命题，在哲学上的革命意义不言自喻，恰可对治当前人欲横流、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病，也是佛教教义对于环境问题最具可操作性的实践依据。“始”，是含目标于过程之内，具有实践和向上之义。如“始士”，指菩萨之异译。始，发心之谓也。“始觉”，即经过后天之发心修行，次第生起断惑之智，断破无明，归返本觉清净之体性。落实到环境哲学上，环境既是心认识和活动的对象，又是心变革和改造的对象。
第一、一切唯心造，说明造成今天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的根源。
第二、唯心能转物，这是佛教推行环保事业的实践基础。
第三、心净国土净，这是佛教在人间创建净土的理想目标。
《维摩经》与《阿含经》的经证
刚才我从佛教基本教义作了理论上的推导，提出从心开始、心能转物的理论基础。现在我们来引述几段经文，分析经典上的依据。
《杂阿含经》第267经指出：“诸比丘！当善思惟观察于心。所以者何？长夜心为贪欲所染，瞋恚、愚痴所染故。比丘！心恼故众生恼，心净故众生净。”从经文上看，“心净国土净”的思想并非《维摩经》的独创，其与早期的《阿含经》是一脉相承的。“心净”，要净化什么？这就一直归结到我们人心中最阴暗的层面——贪嗔痴，这是生命痛苦和世界动荡不安的总根源。具体来说，贪欲是自私的根源，导致对他人和自然的掠夺；瞋恚是仇恨的根源，导致冲突与战争；愚痴是认识不清宇宙人生的真相。
《维摩经》佛国品：“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对这段著名的经文，人们的解读见仁见智，也引发不少争论。比如台湾大学哲学系杨惠南教授，早在十多年前的《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一文中，对慈济功德会的“预约人间净土”以及法鼓山的“心灵环保”，进行了理论上的反思。他认为两者都偏向于垃圾回收和种树种草，却并没有触及到影响台湾环境的两大污染源，那就是资本家所开设的工厂，以及与资本家利益相勾结的政府。若从环保理念的建立方面，杨惠南认为慈济与法鼓山二者都有重“(内)心”轻“(外)境”的倾向。也就是说，二者都偏于“心理垃圾”(贪、嗔、痴等烦恼)的去除，却忽略了外在世界之真正垃圾，如土地污染、河川污染、空气污染、核能污染等对境的方面的防治与清理。因此，为了对治曲解《维摩经》中“心净则佛土净”的经义的偏差，必须建立一个强调“境”清净或“器世间”清净的佛教生态学。
杨惠南把环保问题提高到社会批判高度，值得我们注意。但其说法有矫枉过正之处，“预约净土”、“心灵环保”都是从身边的事情做起，但是已经使台湾的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了，比如“全民捡垃圾”、“树葬”等等。从理论上说，佛教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境由心造”，我们人类所生存其中的环境，并非机械的自然，也不只是生物的自然，它是同时反应出人的道德自觉与宗教实践的“人化自然”。“心净则国土净”这一命题，不可简单地解释为：自心净，则净土“自成”。其实还有一个中间环节——“心净则行净”。在这段经文之前，首先论述心净的前提是发三心——直心、深心、菩提心。而随之论述的六度、四无量心、四摄法、方便、三十七道品、回向心、十善等菩萨度生的实践众行，都是净心的充实和展开。
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可知：众生是菩萨所成佛国净土的根基。菩萨依上述种种“净土之行”，令自“行净”，亦教化众生同自己一样“行净”。如是，同行众生聚集，在将正报“众生”净化成“菩萨”的同时，则作为依报的“器世间”，亦庄严成菩萨将来成佛之国土。具体来说，就是佛教积极介入社会生活，带动广大众生一起来做变革社会的事情。而要做到整个社会的清净，带动整个国土的清净，我想从现在、从自己、从心开始还是合理的。
因此，在宗教的终极关怀下，佛教的生态学有着积极的批判潜能和重建现代文化的力量。建立在缘起性空的哲学基础上，佛教的超越精神和广博视野，理应为现代生态学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石。
三、佛教思想对当代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对治
当今的社会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哲学问题，源头都是我们对物的强化，世界成了物化的世界，人与人的关系，乃至文化生活中，都被物欲异化了。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导致我们现在大量以消耗能源、资源，破坏环境为特点的生产方式。台湾王俊秀、江灿腾十多年前，在《环境保护之范型转移过程中佛教思想的角色》一文中谈到：人类对其它万物“野蛮化”的过程间接、直接地影响人类自身安危及生死的各种“生态反弹”。目前，环境污染不再只是“脏”的问题，更是我们存在性的问题，是“生与死”的问题。治本之道在于改变世人的思考模式及生活方式，文章提出四条解决环境问题的“范型转移”：(1)由过去的“万物之灵”到意识到我们仅仅是“万物的一支”。(2)由“人定胜天”到“天人合一”。(3)由“科技万能”到“科技有所不能”。(4)由“成长无限”至“成长有限”。
如果我们能减少一半以上不必要的浪费与消费的话，那我们环境恶化的趋势就会得到相当有效的扭转。然后靠我们人类自己的智慧，发展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科学手段来加速治理我们的环境，那么人类还是有救的。佛教哲学能为环境问题与生态危机提供什么样的思想资源，谨概括如下：
1、万法缘起的思想为生态关怀提供了佛教世界观的基石。
2、由业力论引出的因缘果报理论为环保和护生提供了行为规范基础。
3、境由心造、依正不二的观念解释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原因。污染的环境是由污染的心所造成，清净的环境是清净的心的结果。
4、自他同体、慈悲为怀的精神是人与社会、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性抉择。有人曾问孔子思想，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这个“忠恕之道”就是推己及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就是佛教所说的“自通之法”。他人不是我们的地狱，也不是我们的鸿沟、障碍，我们是万物同体的。
5、“心能转物”，这是佛教推动环保和护生的实践动力。心是能动的，要改变我们这个世界，必须从心开始。“和谐世界，从心开始”，这是一个具有哲学革命意义上的口号，逻辑清楚，层层递进，具有实践的动力。
6、创建人间净土，是佛教改变不合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理想目标。学佛是为了转凡成圣，从秽土进入到佛土、净土。而人间佛教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人间”完成上述转变。所以我们理想的目标，就包括建构一个清净的国土，合理的社会，成就一个清净的觉悟的人生。
7、真俗不二的中道智慧，能够指导我们在发展与环保，即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与保持长久利益间找到平衡。我们说“发展是硬道理”，于是长期来片面追求利润、产值、政绩，从而导致了眼前利益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现在提出“可持续的发展”的理念，也就是发展与环保并进，其中的紧张关系就需要佛教的中道智慧来处理。禅宗讲：“随缘消业，任运穿衣”，缘即条件。我们都知道环保事业的紧迫性，但在物欲横流的现时代要完全改变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却是相当艰难。所以，我们随顺时节因缘，从眼下可以做的方式先做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