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这是生意经，同样也是政治术。
“矫枉过正”这个词似乎带有贬义，可是在政治生活中，有时却偏偏需要这么做，矫枉必须过正，进尺方可退寸。鲁迅先生说得好：“中国人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三闲集·无声的中国》）的确，进二步，退一步，是“卑之无甚高论”的道理，然而却实实在在是打破阻碍，办成事情的智慧。懂得了这一点，便懂得了古代中国传统政治运作的一半。孙子说：“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孙子兵法·军争》），所谓政治边际游戏的奥秘，正在这个地方。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发生的孝文帝迁都洛阳事件，就是一次很典型的“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政治搏弈，孝文帝很聪明，以进为退，收放自如，终于干成了自己想干的事情，把以“汉化”为中心的改革事业推进到新的阶段。
孝文帝改革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亲政前，改革主要是在冯太后主持下展开的，重大的措施包括：禁止鲜卑族内部通婚；推行班禄制；实行均田制；建立三长制和新租调制，这就为第二阶段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到公元490年孝文帝亲政之后，改革随之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中间，迁都洛阳乃是其全面汉化改革的起点，成为汉化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之所在。
孝文帝亲政伊始，就把迁都洛阳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孝文帝看来，洛阳地处天下之中，经济基础坚实，交通条件便利，文化积淀深厚，一直是汉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曾是东周、东汉和魏、晋的都城。迁都洛阳，既便利于加强同中原汉族门阀士族的联系与合作，又可以乘机摆脱鲜卑守旧贵族势力的束缚掣肘，有利于推行汉化改革措施，还多少可以减轻来自北方的柔然势力的压力，扩大战略防御纵深。
但是要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往洛阳，守旧贵族的反对，普通鲜卑民众的抵触，其声势之大、阻力之重，可以想见。年轻的孝文帝要克服这方面的重重障碍，按常规的方式，是做不成的；必须剑走偏锋，另辟蹊径，别出高招，即所谓“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汉书·司马相如传》）于是乎，孝文帝决定假借“南征”之名，达到迁都的目的。
为此，孝文帝召集文武大臣，声称要大举进攻南方的萧齐王朝，群臣内心都不情愿，但慑于年轻皇帝的龙威，不得已咽下喉咙口的抗议，默不作声，朝堂上一片沉寂，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不料，那位一向主张改革，深受孝文帝信任的任城王拓跋登也信以为真，公开站出来表明反对意见，力陈仓促起兵南伐萧齐的弊端，甚至同孝文帝当场脸红脖子粗争辩起来。孝文帝血气方刚，当即勃然震怒，说“社稷是我皇帝的社稷，你任城王难道想惑乱人心，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吗？”拓跋澄骨头也硬得很，毫不示弱，认定死理不让半步，说：“社稷果然是陛下您的，但是我作为社稷的大臣，有责任维护社稷的安危！”孝文帝不想与他在朝堂上僵持，于是给自己打圆场，找台阶，表示“各言其志，亦复何伤。”随即宣布散朝。
孝文帝回宫后，立即传召拔跋澄，向他和盘托出了“南征”的真相，并把迁都的必要性讲了一番，希望得到拓跋澄的理解与支持。任城王原来就是坚定的改革派，孝文帝曾经表示过“非任城王无以识变化之体，朕方创改朝制，当与任城共万世之功耳。”（《魏书·任城王云传附澄传》）此时他了解了孝文帝的真实意图，马上举双手赞成。于是两人开始深入探讨迁都的具体操作事宜。孝文帝向他坦率地表达了对迁都的具体担心：“北人恋土，忽闻南移，不能不惊忧也。”
不过，“姜还是老的辣”，拓跋澄认为，孝文帝的忧虑是多余的，在他看来，“民可与乐成，而不可与虑始”，因此激励孝文帝说：“此即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唯须决之圣怀，此辈亦何能为也！”（同上）孝文帝闻言备感鼓舞，不胜振奋，心里有了底，办事便来了劲，遂大张旗鼓准备“南征”，为迁都洛阳实施障眼之法。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八月，孝文帝亲率大军30万，号称百万，南下“伐齐”。当时适逢秋雨连绵之际，风雨交加，道路泥泞，历经近一个月，数十万北魏将士才抵达洛阳城下。他们神色倦怠，疲惫不堪，恨不得一屁股坐下不再起来，随行的诸多大臣同样精疲力竭，萎靡不振，叫苦不迭。可是，孝文帝却一身戎装，精神抖擞，执鞭催马，命令将士立即开拔，一派不灭南齐誓不回归的架式。
文武百官见此情形，纷纷跪倒在孝文帝的战马跟前，叩头不止，恳切请求皇上体恤下情，停止“南征”。孝文帝不为所动，故意声色俱厉地喝斥道：“放弓没有回头箭”，朕正准备经营大事，统一天下，可你们这些人却推三阻四，有意迁延，须知道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你们如执迷不悟，再要说东道西，当心受到严刑的制裁！要知道朕的刀斧可不是吃素的！说罢，又策马跃出人群，摆出一副勇往直前的样子。
这时，安定王拓跋休等人哭泣着上前劝谏，苦苦哀求。孝文帝见时机已到，便将自己的迁都意见作为停止“南征”的交换筹码明白亮出，表示如果大家都不想南征，那么索性将国都从平城迁徙到这里，反正千里迢迢这么辛苦跑上一趟，也决不能空手而返、一事无成，总得有些收获，否则不就成了穷开心，瞎折腾了嘛？又如何向后人交代！“今者兴发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资治通鉴》卷一三八，《齐纪四》）
不等大臣王公们有所反应，孝文帝又说道：“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同上）快刀斩乱麻，用不着前后思量，左右考虑，大家都干脆一点，不必浪费时间！在场的大臣多不乐意迁都，但是却更不愿意“南征”，情急之下，只好挪步站到左边，表示同意迁都。做出不再“南征”的决定之后，群臣感激涕零，山呼“万岁”，迁都洛阳之事，就在孝文帝拓跋宏自编自导自演的活剧中顺利地实现了。
接着，孝文帝派遣大臣李冲等营建洛阳城，又委派拓跋澄飞马驰回平城，向留守在那里的大臣与贵族传达迁都的决定。留守百官闻此信息都出乎意外，十分震惊。他们留恋故土，不愿南迁，拓跋澄苦口婆心对他们做说服工作，加上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也只能明智承认现实，设法适应形势，终于平息了他们的情绪。
次年二月，孝文帝又颁发诏书，向全国郑重通告迁都事宜。同时，他回到故都平城，亲自劝说鲜卑贵族搬迁到新都洛阳定居。时隔不久，北魏朝廷正式迁都洛阳，先后共有100万人从平城迁徙到了洛阳，孝文帝迁都洛阳的计划至此完全得以实现。在那里，孝文帝开始全方位与当时的“国际”接轨，开展了全面的汉化改革，改鲜卑语，“一从正音”，即说汉语；改鲜卑姓氏；制定族姓门第；鼓励鲜卑贵族与皇室与汉族士族大婚互通婚姻；倡导儒学，推行教化，以儒学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从而为鲜卑族趋同于汉族中原文明，实现胡汉民族融合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很显然，在迁都洛阳事件中，孝文帝拓跋宏一身扮演了卖家与买家的双重角色，“漫天要价”的是他，“就地还钱”的也是他。他不愧是政治操作上深谙孙子“以迂为直”原理的行家里手：先是开出那些王公贵族、大臣僚属们最不愿意接受的天价——“南征”，然后再实报一个大家勉强能够忍受和承受的价格——“迁都”，迫使其臣属在两“害”相衡取其轻的态势之下，不得已而接受“迁都”的最终结果。其实，天价完全是虚的，是个幌子，可是没有这个“虚”的幌子，便没有实价完成交易的可能。
兵法有云：虚实相间，奇正相生。政治运作何尝又不是如此！那种脑瓜一根筋，不会玩虚实相间，奇正相生把戏的，是不能成就大事的。孝文帝是鲜卑人，可浸润中原汉族文化一久，自然也就要体现中原汉族人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了，这就是少了一些质朴，而多了一些睿智，头脑多了几根筋，肠子添了几道弯弯绕，古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李零教授在《花间一壶酒》中称道：中原的优势是文明，文明的象征是腐败。孝文帝让中原文化熏陶成了“文明”人，难怪玩起政治权术是如此的得天独厚，这般的驾轻就熟！
其实，这种“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式的政治操作方式，在古代政治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随便举个例子：皇帝要杀一个大臣，往往会让其他大臣先草拟一个具体处置的方案，众大臣闻风而动，个个表态，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层层加码，动议要将那个倒霉蛋处以凌迟（即所谓的“千刀万剐”）或五马分尸，以此来表现自己无限忠于皇上，无情打击阶级敌人的坚定政治立场，用同伴的鲜血来染红自己的顶戴。
于是乎皇帝出场了，朱笔一勾，将凌迟千刀或五马分尸改为赐予一壶鸩酒或一根白练，以显示皇上本人的悲天悯人，宽宏大量。而那位被杀的大臣不但不能抱怨屈死冤枉，反而应该感激涕零，“天子圣明，臣罪当诛”，好好叩谢“皇恩浩荡”。让手下鹰犬胡乱开出“天价”，再由自己出面做好人，扎扎实实还个“实价”（尽管死的结局并没有改变），既办成了事情，把人给杀了；又博得厚道仁慈的美名，这的确是一桩非常合算的买卖。
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似乎并不缺乏政治智慧，只是这种政治智慧回味起来，总不免常常教人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看来。中国的问题不是政治智慧欠缺，而恰恰是政治智慧过剩。老子有言：“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道德经·第六十五章》）这真是至理名言，值得大家深长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