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中，大学教育发挥着独特的功用。大学理念与国家制度安排之间保持着适度的张力。在大学内在气质和外部环境的长期博弈中，国家想方设法将大学塑造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利器，而大学则不忘初心，不负期望，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才情，摇曳多姿地嵌入百年国运。

20世纪上半叶，大学教员有着相对优厚的薪俸，社会地位较高。以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先生为代表的大学校长，汲取西方现代理念，化用中国文化精神，实行通才教育，潜心培养古今贯通、中西汇通、文理融通的“三通”人才，曾经存在九年的西南联合大学，便是通才教育的模板。

有人认为，当代中国大学的原点，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追溯历史，不难发现，曾经存在九年的“华北联合大学”，晃动着当代大学的影子。1952年院系调整，高等教育的品性，更加接近华北联合大学。运动治国的年代，大学与国家、社会关系密切，互动频繁，以至于身陷运动的漩涡，曾经存在于大学的象牙塔，流落到十字街头，载沉载浮，与时俯仰，大学在频繁的运动中，疲于应付，遑论中长期文化建设！1978年以后，大学才得以休养生息。

有人认为，有司让王选先生出任政协副主席，意在传达大学教授社会地位的提升，实则不然，在王选先生看来，这不是提升，而是受罪。其实，将某一领域某位杰出人物赋予显赫的政治光环，是有司向公众表明重视该行业的惯用手段，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其次，大学校长由官员向教育家转变，也不是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这么简单。因为整个社会生态都是有级别的，如果仅仅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在实际操作上，就会遇到诸多不便和尴尬，势必困难重重。

治疗大学落下的病根——欠缺尊严、理念狭隘、操作僵死，慢不得，也急不得。这需要我们回到历史的起点，重温现代大学的理念，并对照现实中大学的种种不适，一一纠偏。

一

（1）薪俸 大学的尊严来自何处？首先是优厚的待遇和较高的薪俸，其次是老师在社会上的声望和地位。

中华民国政府继承清代尊师重道的传统，将教师的基本工资水平，设定为工农收入的两倍以上，优秀的大学教授月薪与政府省部级官员相等同，薪俸是小学教师的三、四十倍，合理与否不予讨论，这里只陈述事实。

1917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修正大学令》，将大学教师分为正教授、教授、助教授、讲师四等。同年5月公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规定：职员方面，校长分为三级，月薪为一级600元、二级500元、三级400元；学长分为四级，一级450元、二级400元、三级350元、四级300元；图书馆主任、庶务主任及校医分为五级，一级200元、二级180元、三级160元、四级140元、五级120元；事务员分为二等八级，前四级为一等事务员，后四级为二等事务员，级差10元，月薪分别从100元到30元。教师方面，正教授分为六级，从一级到六级，月薪分别为400元、380元、360元、340元、320元、300元；教授分本科、预科二类，各分为六级，月薪级差皆为20元，本科教授自280—180元，预科教授自240—140元；助教授分为六级，月薪从110—50元；讲师是非常设教席，根据教学需要聘用，薪俸以课时计，视难易程度，从5—2元不等。

以北京大学为例：1919年1月，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元，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300元，文学教授胡适月薪200元，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月薪120元，图书馆临时工——毛润之月薪为8元。李大钊月薪为毛润之的15倍，胡适的工资为毛润之的25倍，蔡元培校长的工资为毛润之的75倍。民国时期，从事脑力劳动的职员、教师、编辑、医生，月工资一般可达100—200元，工人、店员月工资一般为10—20元，大学教师的平均月薪是同期一般工人平均月工资的近15倍，这种情形反映了民国时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国家制度安排中不同的价值标准。

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该条例规定大学教员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大学教授最高月薪与1917年5月北京政府的规定相比，从400元增加到了600元，与北京政府时期大学一级校长相等，助教的最低月薪从50元增加到100元。大学教授最高月薪600元，同政府简任部长基本持平。整个民国时代，大学教授阶层，对自己的职业，有高度的认同，给个省长都不一定干，这里面的原因不必多说，诸位一目了然。

当然，民国时代，内忧外患兵连祸结，打仗是常有的事。20世纪20年代初，民国政府由于欠薪严重，多次引发风潮。1921年春，北大教授马叙伦、李大钊领导了北京八所高等学校的索薪斗争，坚持数月。北京高校教师最后关头别无他途，只能“上访”，在国务院立等七小时，主事者就是不见，忍无可忍强行进入，卫队严阵以待，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马叙伦、李大钊等数十人在冲突中受伤。这件事情后果异常严重，李大钊甚至因为索薪，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大会。由此可见，大学的尊严是相对而言的，李大钊等人领导的索薪斗争，就是民国时期大学尊严的注脚，不能被选择性遗忘。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日益艰难，教授多有兼职，闻一多先生治印，补贴家用。教授夫人也放下架子，变卖家当或是做一点小买卖。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夫人韩咏华，与人合作做一种“定胜糕”，拿到昆明冠生园寄卖。类似的事情，历史多有记载。

艰难时代，困苦生活，并没有打垮教授的自信，一群衣衫褴褛的读书人，屹立于天地之间。但是，旷日持久的侵华战争也将中国学术界的元气损耗殆尽。每当想到这一点，钱穆先生辄低回不已。

抗日战争后期，世事艰难，物价大涨，引起了包括西南联合大学在内学者的强烈抗议，又是请愿，又是声明，希望政府提高薪酬，结果是薪酬赶不上物价。抗战胜利后，特别是大决战时期，国民政府忙于打仗，大学教师和其他各类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每况愈下。当时，不少教授为了获得米面油，不惜出售珍本古籍度日，这是不争的事实。

不是一说有尊严，就一劳永逸，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呢？跟政府闹崩了，还指望政府给你尊严？政府恼了，什么都得不到，最合适的是手铐。甘心做顺民，不跟政府死磕，政府也不一定能保证教授的尊严！有时候，甚至连政府的尊严都没有了，帝国主义长驱直入，势不可当。

以上种种，并不妨碍从整体上说，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待遇优厚。1930——1937年，依照邓云乡先生的说法，文化古城时期的北平，知识分子的日子，有滋有味，优哉游哉。

1931—1935年，张中行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张中行回忆，北大学生在校内食堂包饭，一般为六、七元。当时，一袋面粉只要三元左右（二十二公斤），最好的鲜猪肉一元四斤半（香油身价相同），鸡蛋论个不论斤，春天生蛋旺季一元一百个，上好的酱牛肉一斤二角五分左右，杂碎一斤二角。东来顺十个羊肉饺子不过四分钱，一角钱包饱外带一碗粥。月薪100元的助教，家庭负担不重，小康水平，还是可以达到的。一般学者有自己的房子，生活宽绰，有庖役、奶妈，甚至还有包车，生活安逸。

《罗曼•罗兰》一书的译者鲍文蔚先生留学法国，20世纪30年代初学成回国，担任中法大学教授，同时在东华门孔德学校兼课，一个月平均收入在300元左右。当时鲍先生共有两个小院，八间北屋，两东、两西，家里有盥洗间、浴缸，庖厨、女佣，还有自己的包月车。有书房，有客厅，四壁书架上有从法国带回来的上千种精美书籍。鲍先生作为一位普通教授，在教授圈子中，大致属于小康水平，至于老教授、名教授，生活之优裕，更可想见。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谭其骧先生回忆，20世纪30年代，北平教文史的大教授，通常藏书几万册，坐拥书城，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这些教授偶尔到琉璃厂淘书，平常自有书铺伙计送书上门，“三节”算账。

清华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成长为知名学府，这里面有多重因素，遇到了梅贻琦先生这位专心致志的好校长，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清华不差钱，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才能支撑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实验设备，这个因素也不容忽视。

“清华园里可读书”。读书种子钱钟书立志横扫清华图书馆，资中筠就是奔着清华图书馆而转学的。“清华园里可教书”，清华待遇好，生活优裕，吸引了不少人才。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先生，当面斥责蒋介石为新军阀，政府也不敢做得太不像样，刘文典先生离开安徽，在清华园传道、授业、解惑，得其所哉！诗人闻一多，1932年回到清华园，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由诗人到学者的蜕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滋润的生活对一代学者的养成，确实有相当的助力。

军阀混战、内忧外困、日本侵略、国共内战，这是民国的一个基本面；教授牌子硬，社会地位高，这也是民国的一个基本面。这两个基本面汇集在一起，才是民国真实的图景。

（2）包容 新文化时期，蔡元培先生通过改造北京大学，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大学传统的建构，近乎形成一种“蔡元培神话”。2008年写有一篇《蔡元培：神话与神化》，希望破解“蔡元培神话”。

蔡先生乃中国百年学术地图中第一代知识分子，不仅有效提升了大学的品质，还将之塑造成近代化的助推器，先生最大的贡献，在此。蔡先生一生有很多神奇的地方，由前清翰林一跃为“双料”革命党（光复会、同盟会）；由“双料”革命党转变成为“游学生”，游学德国学习西洋文明；身为翰林的先生，在教育总长任上，废除祭祀孔子，废除经科；大学理念兼容并包，却将北大矿科划给了北洋大学。

值此“旧邦新命”的关键时刻，蔡先生秉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信条，一分为三，三生万物，包容“激进”、“保守”和“中庸”三种思潮，使北大进入新境界。北大的“大气候”和“小气候”，产生共振，报纸、书局、大学，互相激荡，相辅相成，新文化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又因蔡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北大的独特地位，使改造后的北京大学具有样板作用，产生深远影响。

蔡校长把主持《新青年》的陈独秀，以及陈独秀的伙伴——胡适、李大钊，引入北京大学，进行刀尖上的冒险。如此以来，蔡先生不仅改变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的人生轨迹，而且北京大学的气质也被《新青年》的战友们所改变。这是一种双向互动，互动的结果，一所学府和国运，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以至于书写北京大学的校史，简直就是在书写那个时代。

不宁唯是，生生之谓大德，蔡先生在历史的临界，雍容辜鸿铭、章士钊、梁漱溟等诸位先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世人只重视蔡先生引进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的作用，至于辜鸿铭、章士钊、梁漱溟，只具有靶子的作用。

蔡先生的大学理念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则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蔡先生首倡教授治校，蔡先生之后，长期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不赞成教授治校，主张“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蒋梦麟认为，教授不去治学，非要治校，有可能学术没搞好，校务也一团糟，最后两方面都耽误了。

北大教授高涨的治校热忱与校长蒋梦麟不能满足之间的矛盾，难以化解。蔡元培校长早就提倡教授治校，在北大怎么就实行不起来呢？北大教授视蒋梦麟为教授治校的最大障碍，因此对蒋梦麟不大买账，这影响了蒋校长的口碑。教授治校在梅贻琦先生执掌清华大学时期，特色鲜明，成效显著。

民国时期，教授是大学的主体，哪怕遇到了反对、压抑、排斥教授治校的蒋梦麟校长，北大教授在治学的同时，对学校事务该批评就批评，一点也不客气。校长遇到了脾气大的先生，也就没有了脾气，隐忍着不敢发作。读者诸君可要知道，那时候校长掌握着教授的“生杀大权”，弄不好放暑假之前，发一个大红包，教授就得另谋高就。

大学者，网罗百家，囊括大典。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时间并不长，开创了一种自由的风气，提升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品质，蔡先生令人感念，原因在此。先生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真正可以说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先生指示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并以其在北京大学的实践，成为中国大学传统的缔造者。

北大百年，自然引发了对蔡元培先生的怀念，但是并没有深入体会老人家的大学理念和人文关怀，致使怀念仅仅停留在庄严的仪式中。薪火相传，蔡先生的文化功业和大学理念是需要传承的，蒋梦麟、胡适两位校长，再怎么“不济”，也继承并发扬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

百年中国大学校长，有三种类型：蔡元培式、梅贻琦式、竺可桢式。蔡元培先生被誉为民国史“一代完人”，蔡先生是一棵大树，百年中国史的一棵常青树。蔡先生一生的功业体现在多个方面，多个领域。但听到蔡先生的大名，第一链接，还是北京大学校长，这是蔡先生一生的大事因缘。蔡先生称得上是“政治家办大学”，老人家改造旧北大的成功实践，给北京大学灌注了一种奇妙的初始值，被塑造成传奇，传诵至今。蔡先生不仅改造了旧北大，还使北大具有一种新品格，蔡先生成为一个符号，不论何时，不论何地，温习蔡先生这个“符号”，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蔡元培先生就是一台播种机，就任北大校长，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带入北京大学；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又把这一理念带入中央研究院。总之，走到哪，带到哪。

蔡元培先生慧眼识英才，聘请竺可桢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好学深思的竺可桢，耳濡目染，体会颇深，并于1936年把这种风范带入浙江大学。本想在浙大“暂居”的竺可桢，同时担担任气象所所长，但是形势比人强，到了1944年，竺可桢先生提请赵九章任气象所代所长，从此以后，事业重心全部转入浙大，一直到1949年，竺可桢先生在浙大校长任上长达十三年，人生轨迹因此而改变，由一位学术管理者变成一位卓越的大学校长。

竺可桢先生以特有的耐心、细心，秉持“求是”精神，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洪流中，率领“流亡大学”的师生，辗转江西、广西、贵州数省，艰苦备尝，弦歌不辍。浙江大学由一所地方大学一跃而成为“著名学府”，这是对竺先生辛劳的最好回报，天道酬勤。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即其中的佼佼者。梅贻琦先生不是学问家，但梅先生勤勉、笃实、厚朴，兢兢业业，一辈子服务于清华，“生斯长斯，吾爱吾庐”。先生受到两岸清华师生的一致拥戴，被誉为“终身的清华校长”，绝非偶然。清华真有幸，遇到一位专心致志的好校长。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先生到校视事的当天，于十一时在大礼堂召集全体学生训话，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於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先生是有操守的大学校长，对此理念奉行不渝，显示了异常可贵的执着和韧性。除在就职演说所提“大师论”外，1936年6月，梅先生执掌清华大学五个年头，发表《五年来清华发展之概况》。“此五年中吾人所努力奔赴之第一事，盖为师资之充实。吾人常言：大学之良窳，几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图之至亟也。”

清华既是一座国耻纪念碑，也是中国学术走向独立的标志。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正式成立，实现了由中学到大学的蜕变。清华改大的底蕴，来自整齐的教师阵容：马约翰、郑之蕃、王文显、陈达、钱崇澍、朱自清、吴宓、杨树达、叶企孙、刘崇鋐、郝更生、金岳霖、熊庆来、刘崇乐、高崇熙，还有传奇的国学研究院四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

梅贻琦先生担任留美学生监督时，受聘清华的先生有：1928年杨振声、冯友兰、俞平伯、邓以蛰、吴有训、萨本栋、施嘉炀、浦薛凤、王化成，1929年叶公超、刘文典、蒋廷黻、张奚若、杨武之、周培源、张子高、黄子卿、萨本铁、陈桢、李继侗，1930年翁文灏、张申府、孙国华、周先庚、余肇池、王裕光，1931年吴景超、余冠英、蔡方荫、陶葆楷、王力、燕树棠。

梅贻琦先生担任校长后，“亦以充实师资为第一义”，招聘的学者有：1932年闻一多、雷海宗、萧公权、刘仙洲、顾毓琇，1933年冯景兰、李仪祉，1934年张荫麟、李辑祥、吴达元、吴晗、潘光旦、沈有鼎、唐兰、任之恭，1935年杨业治、李景汉、张席褆，1936年贺麟、邵循正、段学复、张岱年、齐思和，1937年陈梦家、孟昭英、陈省身。

1931年12月梅贻琦先生就任清华校长时，本年度全校教师计为教授七十三人，讲师四十二人，教员七人，助教三十二人，导师五人，共计一百五十九人。到1935年度教授增至九十九人，讲师三十五人，教员二十一人，助教六十五人，导师一人，共计二百二十一人。

水木清华真是风水宝地，前有国学研究院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披荆斩棘，导夫先路，后有以金岳霖、冯友兰、闻一多、张荫麟为代表的清华学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最终开花结果，形成中国百年学术地图中风格清新、个性鲜明的清华学派。

抗战军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机缘巧合，梅贻琦先生成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舵手，西南联大成为中国战时联合大学的榜样，离不开梅先生这位舵手。梅先生不仅把“大师论”带入西南联大，1941年清华建校三十周年之际，与潘光旦先生联袂撰写《大学一解》，为中国大学贡献了“从游论”。

冯友兰先生撰写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百年中国大学史，在志浩心中有一座“先贤祠”，供奉着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三位先生，因为他们都是值得深切缅怀的伟大先贤。三位先贤，有学者情怀，有大学理念，有纯正品质。古今贯通，文理融通，中西汇通。

（3）自由 大学的安排理应富有张力和弹性，因其所要产出的是高素养、有操守的人。现代大学建立在科学、民主、自由的基础之上。科学精神即竺可桢先生在浙江大学时所倡导的“只问事实、不计利害”。“民主”在新文化运动中是一面旗帜，遗憾的是，民主的制度安排，在现代中国，一直没有很好的落地。

不过，由于民国独特的社会生态，民主在学者的共和国，还是有着一定的进展，如果说现代中国大学有一套较为可行的民主办学实践——教授治校，那么，梅贻琦时代的清华大学做得最好。

关于“自由”，有话要说，这是当代中国大学亟需解决的顽症。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有一段名言：“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梅先生渴望清华流淌更多的“从游之乐”，从1925年“改大”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历年毕业的种子选手（物理学友不在此列）：1929年杨业治、吴达元、沈有鼎，1930年萧涤非、李健吾、罗香林、邵循正，1931年余冠英、夏鼐、田德望、钱思亮，1932年巫宝山、娄成后，1933年吴组缃、林庚、钱钟书、曹禺、乔冠华、周辅成、王铁崖、许宝騄、柯召，1934年吴宗济、季羡林、王岷源、吴晗、楼邦彦，1935年曹日昌、龚祥瑞，1936年李长之、吴恩裕、段学复，1937年吴征镒、杨联升。这是梅贻琦先生“从游论”的一个注脚。

钱伟长于1931年考进清华大学，在入学考试中，虽然数学、物理成绩很差，历史和国文考了满分，最终还是被清华历史系录取。钱伟长还没入学，陈寅恪先生就欣慰地表示：录取了钱伟长，历史系大有前途。

钱伟长9月16日来水木清华报到，9月19日传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钱伟长觉得学习文史，远水救不了近火，灵机一动，想加入科学救国的洪流，申请转入物理系，这可使清华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为难了，不允。物理系师兄赵九章、王竹溪偕钱伟长向叶企孙先生求援，叶先生一贯爱护学友，明了钱伟长的苦心，对其多有体谅。钱伟长又哀求四叔钱穆（燕京大学副教授）向清华疏通，据说还动用了胡适先生的关系，说动了清华主事者，允许钱伟长入物理系“试”读，这一“试”，“试”出一位物理大师。

清华沐浴在自由的学术空气中，这一点，钱伟长深有体会：“在物理系内，在叶企孙、吴有训老师的倡导下，鼓励自学，鼓励在学术问题上自由争论，鼓励选读化学、数学，甚至于机械、电机、航空等外系课。系内学术空气浓厚，师生打成一片，学术讨论‘无时不在也无地不在’，有时为了一个学术问题从课堂上争到课堂下。”

1925年到1937年，清华乘风破浪，开拓新境界。清华理学院在叶企孙和吴有训两位先生的护持之下，大鱼前导，小鱼尾随，亲切相处，问难辩驳。从1925年叶企孙先生返校任教，清华改大开始，到1940年（1936年入学的学生毕业），清华物理系82名毕业生中，评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此前称“学部委员”）和同等称号的有：王淦昌、周同庆、龚祖同、赵九章、傅承义、王竹溪、翁文波、张宗燧、钱伟长、彭桓武、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于光远、葛庭燧、秦馨菱、张恩虬、胡宁、陈芳允、李整武、林家翘（美国科学院院士）、戴振铎（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四分之一的清华物理毕业生获得院士荣誉，成材率之高，创了一个记录。

清华一向是讲求原则的，但也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清华将标准定的很高，钱钟书、季羡林、钱伟长怕是进不了清华门墙，清华运用自由裁量权，对偏科生进行“顶层设计”，以至于钱钟书、季羡林理科很差的学生，无需破格，也能考进。钱钟书本人也相信能进清华，得益于罗家伦校长“破格”。罗家伦先生是很讲规矩的一个人，只不过，罗家伦先生懂得“不拘一格”，才能让偏才、怪才，进入水木清华。

清华大学采用欧美的“自由教育”（通才教育）。梅校长提出“通识为本，专才为末”，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拥有广泛的综合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否则只能做一个“高等匠人”，哪里还能做一个“完人”？

清华实行“通才教育”，有其历史渊源。1925年清华改大，将“普通训练”缩短为一年。1927年又将之规定为全校各系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包括中、英文和自然与社会科学的概论性课程。1933年开始，根据通才教育原则，校方又进一步规定大学一年级不分系，以后，文、理、法、工各学院学生，大一学习包括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课。这种办法的的确确使清华培养了大批古今贯通、中西汇通、文理融通的“三通”人才。

梅贻琦校长于1941年清华建校三十周年之际，与潘光旦先生联袂发表了《大学一解》，对大学教育思想作了系统的表达，其核心就是“通才教育”。

贯彻通才教育的主要措施是“学分制”、“选修课”、“共同必修课”三位一体的安排。诸位请看下表：

清华大学1936—1937年度课程表

中国文学系第一年必修课程表      物理系第一年必修课程表

国文                             国文

第一年英文                       第一年英文

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

西洋通史                         西洋通史

（以上二科中选一科）             （以上二科中选一科）

逻辑                             逻辑

高级算学                         高级算学

微积分                           微积分

（以上三科中选一科）             （以上三科中选一科）

普通物理                         普通物理

普通化学                         普通化学

普通地质学                       普通地质学

普通生物学                       普通生物学

（以上四科中选一科）             （以上四科中选一科）

从这张课程表不难看出：中文、物理两系第一年所开课程相同，文科开设理科课程，理科开设国文和历史。与公共必修课并行的是选修课，教授根据学术专长与个人兴趣，自由开设选修课。教师自由开课，学生自由选课。

每学期开学时，学生参照各系规定的课程表，自行选定课程，中途可以增选某科，也可以退掉某科。所修课程不及格者不给学分，如系必修课则须重读，如系选修课则可改选其它，只要修完规定之学分即可。已修及格的课程，降级时不必重修。

清华园里好读书，绝非偶然。水木清华与圆明园一墙之隔，距颐和园也不远，有一些读书种子，大学四年不窥园。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清华大学只培养书呆子，从清华校史六次驱赶校长的记录，不难窥见，清华学生参与学校事务的热忱之高。为了民主的安排能够在水木清华落地，清华学友前赴后继，热情不减。

清华学生驱赶校长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五四”之后的1920年—1921年。张煜全、金邦正两位校长，因压制学生被赶走。两位之间的罗忠诒更惨，还没上岗，学生代表到罗先生府上“相面”，回来通告学友：新校长面容憔悴，言谈举止，不足胜任。学生自治会决定“拒罗”，动员全体学生，每人写信一封，奉劝罗忠诒不必来校，罗先生在几百封拒绝信的“敦促”下，未到校就“辞职”了。

清华驱赶校长的第二次高潮是1930年—1931年。1930年正值中原大战，阎锡山的势力一度在华北占上风。罗家伦校长，这位南京国民政府的红人，在北平孤掌难鸣，阎锡山看到罗家伦败走，顺手派幕僚——乔万选（清华1923级学生）武装接收清华。乔万选万万没有想到，“迎接”自己的竟然是“拒绝乔万选”的大旗，学生自治会成员引乔万选到清华“同方部”，签字保证——“永不任清华校长”，这位“乔老爷”，虽然有阎锡山的支持，也没有脾气，只好打道回府。

乔万选后面的吴南轩，更加有趣。这位南京国民政府的新贵，来清华大学不足两个月，因行政专权，清华师生是可忍孰不可忍，爆发“驱吴”运动。吴南轩惊慌失措，拿着清华大学的大印，躲在六国饭店办公，舆论哗然，只得狼狈下台。

清华学友认为，大学校长的人格、操守与气度，与大学的声誉紧密相关，因此，校长的去留，事关大局，马虎不得。清华学生的脾气如此之大，前前后后赶走了六位校长，但有意思的是，梅贻琦先生从1931年到1948年，执掌清华长达十七年，清华学生没有做出对梅贻琦校长不名誉的事情。一有风吹草动，清华学生高呼——“拥护梅校长，反对XXX”，亦可见出梅校长在清华师生中的崇高威望。曾有人当面问及个中缘由，梅先生风趣地说：谁愿意倒霉（梅）呀！

二

1952年的院系调整，堪称一次极其重要的历史转型，这次转型建构了大学在新的政治生态中的整体格局。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不论从外在形态，还是内在气质，大陆大学更接近于华北联合大学。华北联合大学的“前身”是陕北公学，“后身”是华北大学，华北大学的“后身”便是中国人民大学。

百年中国大学史可以分成两个时段：1900—1949年，1949年迄今。前一个时期，全面向欧美学习，不妨把一所存在九年却很经典的——西南联合大学当作代表；第二个时期，全面向苏联学习，也不妨把一所存在九年却塑造了新中国高等教育性格的华北联合大学当作代表。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1949年以后的一个时期向苏联学习，这是事实，比如说通才教育嬗变为专业教育，专业教育就来自苏联。但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并不是在一张白纸上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即，新中国并不是简单移植苏联大学，而是苏联大学要中国化。

西南联合大学和华北联合大学——两所“联大”，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百年中国大学的基本性格。遗憾的是，满城争说西南联大，甚至一说到“联大”，第一链接就是西南联合大学，人们往往忽略了，抗日战争时期还曾经存在过一所西北联合大学，更不知道世间还有一所华北联合大学！殊不知，恰恰是“低调”的华北联合大学，塑造着新中国的大学品格。西南联大和华北联大，两相对照，别有一番韵味。

第一，两所“联大”都是民族战争的产物。西南联大和华北联大兴起于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乃国民政府纾解平津三所学府困难的一个“权宜”之计。国民政府直接安排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进行合并，由此可见，三所大学在国民政府心中的分量。

华北联合大学成立于1939年。1939年夏，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合并，开赴阜城县城南庄。华北联大的性质，决定了其不仅要经历民族战争，还要在民族矛盾降解之后进行阶级斗争。1946年西南联合大学解散，三校北归。华北联合大学依然在国内战争的硝烟中进行生与死的搏斗，1948年为了更好地应对国内战争，华北联合大学与历史学家范文澜领导的北方大学合并，这是华北大学的缘起。

第二，西南联大贯彻蒋委员长的“战时当作平时看”的指示精神，进行抗战建国的人才培育。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府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在艰难的国运中，西南联大保持严谨的学科设置，流淌着寂寞和自由。冯友兰先生有云：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

西南联合大学有政府的支持，避难于大城市。长沙之于临时大学，昆明之于西南联大，莫不如此。从长沙到昆明，身强体健的师生组成了一支队伍，称之为湘黔滇旅行团，在黄师岳将军的带领之下，进行了68天的急行军，经过3500里的跋涉，1938年4月28日，到达昆明圆通公园。这是中国大学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

值得称述的是，诗人闻一多、化学家曾昭抡、生物学家李继侗作为旅行团辅导团的先生，走在这支队伍里。闻一多先生在少数民族地区见识了许多奇风异俗，进行了一次收获颇丰的“田野调查”。北大、清华、南开二百八十四位同学参加了旅行团，这支队伍走出了查良铮、陈体强、季镇淮、逯钦立、丁则良、任继愈、马学良、王玉哲、史国衡等文史学者，还有唐敖庆、屠守锷、沈元、黄培云等十四位院士，人才济济，群星璀璨。

西南联合大学，68天走了3500里，到了春城昆明之后，还要“躲警报”，云南之大，也难以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刘文典、金岳霖先生“躲警报”的故事，现在的学友听了，觉得好玩新奇，穿越到那个时代，才能更深地体会西南联大师生沉郁顿挫的况味。

华北联合大学就没有西南联合大学那么“幸运”了，华北联大是一所“行走”的学校，风里来，雨里去，行走在乡间小路上：阜平县城南庄—平山—唐县—张家口—束鹿县—正定县。可以看到，张家口是华北联合大学的学员待过的最大城市，他们能想到，有一天会来到文化古城北平吗？

华北联合大学乃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战斗队，属于“文军”，初设社会科学、文艺、工人、青年四个部。华北联大可不像西南联大那么“拘泥”，有点孙猴子的气概，不受学科设置的限制，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随时变通。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倒也气韵生动。系科灵活，课程灵活，学制灵活，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是华北联合大学的优良传统。

1946年年底，华北联合大学从张家口往东南开拔，在束鹿县新城镇附近落脚，“联大”的一部驻扎在“路过”村，而“路过”村正是本人初中上学的所在地。

华北联合大学作为中共最高学府，干部配置极高。创造社一员大将，留学日本、法国的成仿吾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校长，留学德国的江隆基担任教务长。成仿吾是参加过长征的大文化人，1949年之后一直在高等学府担任掌门人，行走轨迹：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央党校，转了一圈，最后回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这是成仿吾的大事因缘。

华北联合大学集中了延安的大知识分子，比如周扬曾经担任副校长，张如心任教务长，沙可夫任文艺学院院长、艾青任副院长，何干之任法政学院院长，于力任教育学院院长，浦化人任外国语学院院长，吕骥任文艺工作团团长，周巍峙、张庚任副团长，堪称一时之选。

第三，中共在摸索一条有特色的大学教育之路。读书固然可以改变气质，但是社会实践，特别是有着强烈意识形态情结的高等学校，少则两三个月，多则五六个月，经过培训和洗礼，精气神确实和以前不同了，这样看来，这所学校绝对不容小觑。

新中国战胜旧中国，可不是战场上发动几次大的战役那么简单，还要用华北联合大学“团结、前进、刻苦、坚定”的革命校风，对没有接受过革命教育的旧知识分子进行彻底的洗礼。培训完毕后，主事者心中就有底了。

1949年之后，西南联合大学解散后回到北大、清华的师生，被召集到华北联合大学“后身”的“后身”——中国人民大学进行政治学习。华北联合大学的老人对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进行培训，此举特别具有象征意义。

三

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实在是剪不断，理还乱。关怀政治增加了百年北大的光荣，但高度的政治化，又曾使北京大学蒙羞。北京大学在学术和政治的钟摆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北大不单是一个文化符号，还是一个经济符号，更是一个政治符号。纤绳变成了钢丝绳，钢丝绳还不只是一股，而是三股：学术—政治—经济。惶恐中的北京大学，一边津津有味地重温“城南旧事”，一边憧憬明天的“一流”大学。

有恒产者有恒心。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由多种因素构成，经济状况属于相当重要的因素。20世纪50年代初，大学教师的薪资还是比较优裕的，但主事者把文化人“养起来”的同时，便迫不及待地进行“洗澡”。

主事者觉得“洗澡”是个好办法，年年洗，月月洗，日日洗，时时洗，越洗越健康。一系列专以大学师生为目标的政治运动次第展开，小心翼翼的老学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触礁，成为“政治运动员”，被打入另册。革命群众接受不了当了“右派”还能享受高工资，因此在把“右派”批倒批臭的同时，降职降薪！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1978年之后，知识分子政策逐渐落实的同时，流行一种“物美价廉”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中期，清华大学退休教授比一个保姆的生活强不了多少。进入二十一世纪，大学老师工资也在慢慢往上涨，但新聘老师又面临一个大问题——高房价。

冰心晚年说过一句话——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意在讽刺“脑体倒挂”。主事者彻底觉悟，痛下决心，不难解决“脑体倒挂”。但一把手态度不坚定，那么，历史欠账还真不好解决。不合理的财政结构，岂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1999年世纪坛建成那一年，中国教育投入依然没有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有意思的是，九十年代在八十年代的基础上，还有所下降。八十年代部分年份：1983年3.66%，1984年3.75%，1985年3.68%，1986年3.85%，在这种势头下，还是很有希望达到百分之四的。历史来到九十年代，希望变成了失望，1992年2.94%，1993年2.66%，1994年2.4%，同期发展中国家教育投入平均为4.1%。也就是说，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没有达到平均值，甚至还在拉后腿。而日本20世纪80年代初，教师工资水平比一般职员高出15%，英国一般大学教师平均工资属于中等收入阶层。

中国教师工资水平整体比较低，地区之间还很不平衡，中部和西部大学教师的工资水平与东部之间有相当大的差距。东部地区不同学科、不同学校之间大学教师的工资水平，也存在不小的差距。这些因素的存在，导致西部大学教师“孔雀东南飞”，兰州大学教师流失严重，留下来的老师，忍受着不公，坚守着岗位，有一份寂寞的自由，播种着希望。

这个时候，政府就不要扯着嗓子表扬这些老师“甘于寂寞，安贫乐道”了，应该扪心自问，良心发现，加大对文化教育的投入，提高中西部大学教师的待遇，为国立大学教师待遇的相对均衡，做出努力。

中国大陆的学术竞争机制，学术激励机制，学术约束机制，学术评价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北京大学率先实行定级定岗，并很快推向全国。以前吃大锅饭、熬年头就可以了，主事者想打破大锅饭，但定岗定级之后，同一学科的教授，津贴出现相当大的差距，就不尽合理了，而且有的时候，这种差距不是凭借学术，而是凭借学术之外的东西，比如权术，掌勺者多吃多占，比如意识形态，官方将不受自己待见的人物排除在外。民国时期陈寅恪先生在清华薪酬高，陈先生是教授的教授，学术眼光、学术水准是公认的，大家心服口服。抗战后期，陈立夫主持教育行政，设立部聘教授，也是凭借学术水平。遗憾的是，时代在前进，学术与政治之间，反倒剪不断理还乱，中国社会科学院评聘学部委员时，哲学所将李泽厚先生上报，上边不批，上边看到的似乎并不是李泽厚先生的学术，而是李泽厚先生“敏感”。

这样一来，定级定岗制度极有可能形成“劣币驱逐良币”，学者在利益的驱动下，粗制滥造，降低学术品位。既然上边把课题、项目、论文、著述，折算成相应的分数，进行量化考核，那么下边搞一点“反行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挣到工分就可以了。

文化人类学家潘年英先生在回答广西民族学院徐杰舜先生提问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有一个观点，说出来恐怕会得罪很多人，但这的确是我的真实想法，我认为，中国的学者只到徐老师你们这一代人为止，以后的学者不能叫学者，只能叫成功人士。

21世纪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之间，出现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学科之间壁垒森严、邻里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一去不返了，不少学科中心不断游移、边界日趋模糊，边缘学科、新兴学科、跨学科，方兴未艾，既有的学术版图，被撕碎后重新拼接。北京大学张世英先生说，这是一个万有相通的世界。

当代诸多重大问题，如生态、环境、能源、人口，既涉及自然科学又涉及技术科学，既涉及人文学科，还涉及社会科学。三峡水库看起来是个工程问题，其实在根子上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把一座大山移动一下，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移走，绝对不是物理意义上的位移。不懂得移民的心思，就不可能把这件事情办好，以至于后患无穷。

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是一次硬伤多多的折腾，降低了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综合大学的品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院校合并，理应站在时代的高度，对院系调整的是非功过进行深刻的反省，院校合并和院系调整，一个是“合”，一个是“分”，确实不一样，但支撑分分合合的想法和心态，其实如出一辙。在落伍的大学理念指导下合并同类项，无疑会给时代留下新的硬伤。

继承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有容乃大”的大学理念，有那么难吗？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淘汰不符合这一理念的单科学院，建立包容性大学。现代大学至少应该包括文、法、理、工、农、医六大门类中的三类，一个理想的综合大学，文学院、理学院是基础，也是根本。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院系调整和院校合并，一种“拆分”，一种“合并”，无论“拆分”，还是“合并”，都由政府直接安排，反映中国大学还没有彰显自主性。可以想见，建立在民主、科学、自由反方向之上的大学，充斥着苟且、平庸、腐朽、堕落的气息，再正常不过了。当代中国大学在市场的驱动下，设置了不少新专业。一些理工科大学很随意地设置了中文、法律、新闻、社会工作，这样至少表面上有一种“兼容并包”的气象。在“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时代，中文、历史、哲学、艺术，四大人文学科，真正的价值往往被遮蔽了，有一位清华校长还曾经发过感慨：中文系出来，还可以在校办当个秘书，哲学系出来，怎么安排呢？

院校合并出了不少稀罕事，比方说，有些大学合校以前还有些综合大学的样子，合校以后为了便于管理，在不同校区之间进行“院系调整”，将文科弄到一个校区，将理工科弄到一个校区，将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科弄到一个校区。如此合并，将综合大学解析成专业学院，以至于一个校区的学友，还得跨校区，才能见到其他学科的学友。这又是何苦呢？

如果一所学校强，其他学校弱，院校合并，就好办了，比方说，长春的很多大学，都合并到吉林大学，皆大欢喜。但是四川大学与成都科技大学合并，成都科技大学就不服气，凭什么合并到四川大学呢？这样有四年间，1994——1998年，四川大学在世界上消失了，仔细寻找，原来更名为四川联合大学。哪怕从产业的角度，大学校名也是一笔无形资产，四川大学还是一笔很丰厚的无形资产，四川大学校友应该追究更改四川大学校名责任人的历史罪错。

由此可见，欠缺完整、纯粹的大学理念，在全控主义的驾驭之下，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院校合并”，都会使大学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大学精神只能悄悄地哭泣。

当代中国大学出现了许多新鲜事，但是掩盖不住它的底色，大学的理念和体制，几十年一贯制，处于一种超稳定结构。一方面，没有一以贯之的理念和精神，另一方面，大学制度欠缺弹性，机械、呆板。个性的自由发展是科学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反观中国大陆，实行的是一刀切的教育，容纳不下个性的自由发展，甚至泯灭个性，没有为偏才、怪才预留空间。

大学老师根据个人兴趣和学术专长开课，有权利寂寞地读书、思考、教课。最后一次修改文稿，校订到此处时，微信朋友圈传来一篇文章——《纪念一门不再存在的课》，感触很深。清华大学唐少杰老师开设文革选修课已经有不少年头了，2017年文革结束四十一周年之际，却被叫停了。这门课程，唐老师愿意讲，学生们喜欢听，有关部门却不让开。可见，唐少杰老师讲课的权利，在水木清华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随时可以被剥夺，其他大学是否还好些？不可一概而论。

校际之间进行学术资源的整合，学友可以到附近的大学听选修课，记入学分。学生自由转入其它院系，教师连续为学校服务十年可享受一年学术休假。鼓励教师撰写独具个性的教材，摒弃知识式教育，适应网络化时代，注重启迪学生智慧，通过“席明纳”，师生进行深度交流……

城南旧事温馨、美好，可这份甜蜜的回忆背后，却带着几分苦涩、辛酸和无奈，蔡先生和梅贻琦、竺可桢三位校长，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遗憾的是，今人无福承受。直到现今，前辈的遗产还没有被彻底激活，以至于消散在历史的云烟之中。

守护现代大学底线，重建现代大学精神，推动制度安排更新。大学理念与制度安排达到一个良性互动，也许是民国大学带来的启迪。

（1998年9月初稿，2017年7月十稿，云龙学友参与修订，选自《叩问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