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七岁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始知陈旭麓先生之名。二十年以后入师门，随先生习史，受教于和风化雨之中。寒暑易移，历历见先生以热肠真心向人，道德学问立身，乾乾硁硁而不知老之将至，私心每多孺慕。在一个权威和情谊同趋淡化的时代里，有些人可敬而不可亲，有些人可亲而不可敬，有些人既不可敬又不可亲。回顾人群，可敬而且可亲如先生者是不多的。毕业前夕，先生嘱我留意近代儒学的变迁，期于师生合作，写《近代中国新儒学》一书。言犹在耳，而先生遽尔谢世。闻讣之日垂首坐先生书房中，睹物思人，泫然呜咽。

我自小受学，先后历多师，先生是恳恳扶植我的第一人，八七年春，我听先生讲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有得，返视一百一十年之间的历史人物，常常时贤所论之外别有会心，初作《曾国藩简论》一文送先生批阅。先生当日阅毕，次一日，亟召我去谈，语酣情长，多奖掖之词，并亲手封寄，力荐于《历史研究》杂志。文章刊出后，稍得学界好评，先生为之心喜，两次对我说：“打响了”。他的高兴，更在我自己以上。其实，大学四年，我学的专业并不是历史。以初学历史而间有所斩获，正得益于初悟先生关于近代历史的总体思想。

回想数年以前在另一个学校的另一个系里读书时，曾作《试论孔子天道观中的“命”》一文投学报，事垂成而为一位业中国哲学史的老师所沮。以此事比彼事，其感触实难一一言述。师与师之间的差异，相去竟如此之远，而小知识分子与大知识分子人格之不同也由此确然可见。继之，先生以《曾国藩与传统文化》为题，命我作硕士论文，并谆谆期以再努力。以我资质之钝迟不敏，完成这个题目并不是一件轻易可就的事，然而每苦窒涩，我师之情常会涌上眼前心头，催我勉力以赴，积数月之久稿成，先生阅两过，称许能得其心，以“有卓识”三字相奖。答辩之日，特请博士导师王元化、冯契先生和由京来沪的金冲及先生出席，领我受诸先生一评。而接送用车，司机索所谓加班费，皆出先生私囊。父之于子为至情，其殷切感人殆实过于此。答辩毕，宣读诸先生评审词，当我听到“答辩委员会对所提问题的回答表示满意”一语时，久久思我师三年裁化之恩，不觉眼为之湿。在人的一生中，很多东西都会成为过眼烟云，但学生永远不会忘记曾经以心血相哺的老师。

先生是一个历史学家，同时又是自觉于天下国家之责的人。合两者之义而一以贯之，他名之曰“以史经世”。政治风雨的来来去去，曾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过难以平复的创伤，也养成了另一些人善整同类的惯性。先生从风雨中过来，至老犹受深文周纳者欺，然而他并不怯于无端得咎，近年引史发议，益多论时之言。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还全力贯注，阐述民主、科学、启蒙；呼唤“历史学家的良知”和真实的“信史”，期于反思历史，给今日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提供一种启迪。他对我说过：“到了这个年纪，我不能再讲自己不相信的话了”。一个患于私的人是不可能在老境日近之时讲出这种话来的。它不仅显示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勇气，而且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历经忧患而从未泯灭的良心。老师和学生之间，传授学问易；度化气质难，而大匠塑人总是两全的。相从数年，于学问之外，从先生身上我又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学者应有的怀抱和精神境界。改革的中国需要知识分子，然而没有怀抱和境界，知识分子是站不起来的。

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晚我去看先生。其时，他刚从广州参加戊戌变法讨论会归来，到家还不满二十四小时。虽甫经劳顿，犹孜孜有兴，与我谈移时。在叙述近期思考中的若干问题时，先生表现了一个健于思想者特有的理性神采；而言及会议期间朱月白来看他，先生又拳拳为其工作环境之不如人意而怅然。在这种场合，他流露的则是一个富于感性者的至性。他有心帮朱月白换个环境，并嘱我以后常给她写信。学生虽已毕业远去，而老师的心却不能忘怀学生。望着鬓已斑斑白的先生，我几拙于言词。当我向先生告辞的时候，绝不会想到这同时又是与先生的永诀。四天之后，他就离开了人世。旬月以来，我常常想起先生，也常常想起这一天的晚上。

在这个世界上，我有幸遇到了一位好老师。然而造化无情，相随仅三年几个月，我又失去了领我走入学界的老师。岁月可以淡化震悼的苦痛。但怀念之情是绵绵无尽的。好在先生留下的思想和情谊是不可磨灭的，而这一切都足以使他不朽。

一九八九年一月

原载《陈旭麓先生哀思录》 ，自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