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隋唐之后的一千三百年里，“以试为选”的科举制度成为选官取士的主要路径。至19世纪中期，时逢内忧外患，交迫所及，遂因四海穷困而广开捐例，因战争蔓延而保举军功，于科举入仕之外别开一种路径，即所谓“天下有事，功名多途”。之后天下有事了无止境，功名多途也了无止境。捐纳、保举虽属异途，却以其数十年之间成千上万造官汇成的庞大数量累积，节节伸展地形成对于科举制度的冲击和挤压，影响和扼制，并最终改变了科举制度的本义和科举取士的旧轨。而后是科举制度犹未停置，科举取士已前途失路。
关键词：天下有事;捐纳;保举;科举制度;
一
隋唐到明清的一千多年里，科举制度起于“以试为选”，又立于“以试为选”。1则一千多年里朝廷取官和士人入仕，便常态地和主要地实现于读书应试之中。然而时至清代后期，这种前后相承而历史久远的常规和常态已不复再能维持旧日局面。光绪年间吴汝纶论世事人事，说是“天下有事，功名多途”。2明言“以试为选”的科举制度以外，又另有自上而下取用职官和自下而上进入仕途的别样路径。功名的本义遂因此而变。而“多途”之中，又尤以“捐纳、军功两途入官者众”，3为咸同以来的官场之不同于此前的大观。溯其由来，则两者都是由19世纪中期那一场延续了十多年的内战促成的。
就此前两百多年的清代历史而言，由捐纳而得官，因军功获保举都属本来自有先例。但在两百多年里，前者因河工、赈济、营田、军需而起，并不构成连续性；后者因战争中的克敌制胜，攻城掠地而起，并不构成普遍性。同治末期毛祥麟说：“自道光辛丑、壬寅间，海疆用兵，始大开捐例。咸丰初，粤匪继起，蔓延十五六省，军饷浩繁，例遂久开不闭。”又说“至军功一途”，则“每克复一州一县，纷纷保举，在营文武官弁之亲戚故旧，皆得列名”。4前者说的是捐纳从有限度变为没有限度；后者说的是保举从有规矩变为没有规矩。两头的变化都起于太平天国引发的十多年内战。此后的数十年里，内战带来的大规模兵事虽已停息，但中外之间的民族战争逼迫而来，同时此起彼伏于内忧外患交迫之下的海防、塞防、河工、赈济、洋务、筹饷等等，皆各成要务而各立名目，都在使这种没有限度的捐纳和没有规矩的保举沿此铺展，了无底止地一路延续，又在一路延续里层层扩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造出了越来越多的官。而由此形成数量上的大幅度累积，在数十年之间已使一千二百多年以来“以试为选”的科举制度腾出空间，不得不与“捐例频开，流品几不可问”5和“近世保举之弊，十倍于捐纳”6下的“仕途于是乎杂矣”7直面相对，共处于同一个时代的社会之中，并合为同一个官僚群体。以“近世”的数十年比往昔的一千二百多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变。
捐纳大半缘起于筹度支的户部，保举大半缘起于管地方的疆吏。前一面的目的在于开饷源；后一面的理由在于酬劳绩。就本意而言，两者都不是为了选官，但开饷源和酬劳绩的能够行之有效，则两者都是在科举以外别开一重直入官场的门洞中实现的。而比之三年一次的乡试和会试在法度制束之下的既有时间限定，又有名额限定，这种另开的门洞因其不立法度而尤多自由，又因其尤多自由而更容易漫无边际，不辨良莠。其时的奏折说：“捐输原为筹饷计”，而利源所在，则筹饷促成招徕，招徕促成广揽，遂有各省自行其是的“捐输减成章程”，以期多销多得：
直、东两省离京不远，报捐章程与铜局相等；豫省以饷票折收一成现银，约居十成之二；湖广、川、浙约居十成之三；江西、两广约不及十成之三；云、贵约居十成之二；安徽全收饷票，约居十成之一，其余各省均无过于三成者。计由俊秀捐纳州县至指省分发，不过千金。8
这种“十成之一”“十成之二”“十成之三”，说的都是“捐输”得官，用来交易的银子，其实际数目常常是在一减再减之中。各省“减成”，初旨都是广为招徕，而直接的结果则是得官太过容易和造官太过放滥：
从前捐纳州县，一官不下万金，非家道殷实及自度才器尚堪任使者，必不敢冒昧呈捐，其父兄亦不令其子弟躁进。即任官后经手钱粮，思欲染指，自揣身家甚重，不肯尝试为非。所以我朝屡开事例权济一时，均无大弊。独自今日不然者，实因捐一州县，所费无多，有力者子弟相沿，争为垄断，无力者借贷，而至易于取偿。9
而后是“众志纷然，群起于利”。若以翁同龢日记中所说“新放四川道玉铭，曾充库兵，开木厂”，又报道员的记述相比照，10则俱见其时的得官的随心所欲和造官的百无禁忌，以及由此催生出来的人物和情状。与之同出一源而同存于一个时间里的，还有“军兴以来保举渐滥”11而致“保举打仗之员甚多，而接仗之地人皆不知”12的杜撰军功，以及此后沿其轨辙纷至沓来的“使馆随员有保”，“出洋肄业有保”，“海防有保”，“劝捐有保”，“招垦有保”，“救护商船有保”，“督销缉私有保”，“厘金溢额有保”，“筹办电报、铁路有保”，“机器局、船政局、洋务局、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莫不有保”，自世人看去，正成其“一岁保数十百案，一案保数十百员，刁绅、劣幕、纨绔皆窜名其中”，成群结队进入官场。13与一路辛苦地从“以试为选”里走出来的科举士人相比，这种沿捐纳、保举而进入官场的人因其别有来路，便在整体上另成一类。道光一朝朝廷开捐，而道光帝于召对之际直言“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14捐纳入仕者之不可信，全在于其“素不读书”而不能明理。他所用为对比的，显然是读书出仕而更能明理的科举中人。之后，同治朝御史周恒祺的一道奏折中说：
科甲人员，虽未必尽属廉洁，而自念读书考试历数十年之辛苦，偶得一官，一旦因贪去职，则所得不若所失之大。即不肖偶萌贪念，亦有所顾忌而不敢为。若捐纳州县，不过费一二千金，得之原易，一旦出膺民社，无不肆其掊克之谋，以为取偿之计。迨宦囊既饱，即以其余捐升府道大员。较之为循吏而以卓异待升，不更捷乎?纵令发觉严参，而彼已为富家翁矣。15
这段论说言之明晰，同样在把“科甲人员”和起于“捐纳”的做官人分成两路，而以前者总体上的犹有是非之辨来对比后者总体上的没有是非之辨。就是非之辨为义理之大辨而言，则这种把科举中人与捐纳中人置于两头，互相丈量而深作褒贬；着眼点显然不仅仅是其读书入仕和金钱入仕的不同，而是入仕途径不同所造成的两者之间品类的高低和德性的优劣。因此，“捐班”虽已列于官界之中，但君主举而论之，表达的是怀疑和蔑视；言路举而论之，表达的也是怀疑和蔑视。而君主引为深忧的“将本求利”和言路引为深忧的“取偿之计”都说明，怀疑和蔑视，其共有的原因和理由，在于这些由市道而得官的人，很容易把商贾逐利的市道移来当成临民的做官之道。所以，在朝廷的功令里，以科举为正途，这些人只能算是异途。与之相对应的，是科举犹自居有重心之日，国家法度对异途入仕者则更多督管辨察：
捐纳及各项人员非由正途出身者，向于铨选分发到省时，由督抚面加考试，别为一二三等。一二等照例委用，三等实任开缺，候补者停委道府州县等官，以佐贰杂职降补，不列等者咨回原籍学习。诚以职守所在，必读书明理，始可望其为守兼优，否则假以冠戴之荣，未便畀以事权之重，立法本极周详。16
这种“立法本极周详”，反映的是异途入仕与科举入仕在朝廷意中本来的不相对等。因此久宦京师，曾做过刑部员外郎的陈康祺后来作《郎潜纪闻》，其中一节因事发议，说是：“我辈承乏秋官，本当神明法外，依古义以求平，若事事按律科断，则一刀笔吏足以了之，何以睿皇帝煌煌圣谕，非甲科人员不得与闻秋谳乎?”17秋谳责在复审各地报来的死刑案，面对的是人命关天。而“神明法外，依古义以求平”，则尤重合天理国法人情为一体，从“按律科断”的定案里审出错案和疑案。因此，帝王以“非甲科人员不得与闻秋谳”立家法，既是以此慎重民命，也是以此歧视异途。在这种慎重民命与歧视异途的重合里，“非甲科人员”之“不得与闻”，直接反映的正是“非甲科人员”之不足与闻的整体预设，其中既包括捐纳，也包括保举。而以此为当然，则这种异途“不得与闻”的官缺和差使，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其实并不仅止于刑部和秋谳。
这些事实说明，捐纳、保举虽因19世纪中期以来内忧外患的催化而成为官场常开的门洞，但与之俱来的，则是出自其间的群类自始即与科举士人构成了一种实际上的对立和分别。同光间欧阳昱作《见闻琐录》，曾记述过这种对立分别一路上达九重之上：
宣宗时，夷务孔亟，国用颇不足，户部尚书孙瑞珍请开捐举人例，准其一体会试，每人银十万两。当时捐者二人，一为广东潘仕诚家，一为吾省黄宗模家。后御史某参曰：“自开捐以来，凡贩夫贱子与目不识丁者，皆可佩印绶，居民上，士人无不丧气。所恃者，科甲一途，尚堪鼓励人才耳。今举人复可捐，则寒窗攻苦之士，其气愈馁矣。孙瑞珍世代科第，不应忘其本来而献此谋，以失天下士心也。”宣宗阅之，立命停止。18
清代的捐纳入仕，京官至郎中为止，外官至道员为止。前者正五品，后者正四品，若以进士及第为起点做官，则都须升转多年，换过几次顶戴才能够达到。而与爬完了登天之梯的进士相比，则举人尚在沿科举之路登天的半途之中，依当日的准尺相衡量，其官格并不能算是已经充分齐备。因此，在报捐道员纳银万余，报捐州县纳银不过数千之日，19这一段记载举开捐举人的“每人银十万两”，以见其轻重倒置而不相对称；又举庙堂之内的论争及帝王对于论争的裁断，以见罗掘俱穷于“国用”不足之下，捐纳做官犹可，捐纳举人则不可。倒置和论争，都说明了本来一体相连的科举功名和仕途官职，其时已被分成属性不同的两种东西，后一种能够折算成银子，所以是有价的；前一种不可以折算成银子，所以是无价的。有价与无价出于帝王的判定，正是以此划出纳银授官的界限和范围，为产出于科举制度的功名保留了“以试为选”的本色。就科举制度孵育了万千士人，万千士人又依傍于科举制度所形成的滔滔然天下皆是而言，其间最能打动君心的，无疑是奏议中以“失天下士心”为戒，提醒帝王立国之不能失天下士心。因此，在捐纳、保举已使官场门户洞开之后，筹饷的计臣沿此引申，把科举所造就的功名引入廷议，期于别立捐纳名目，以补国计之不足，但在帝王心中却始终是一种不可移动的东西。时当四海穷困，孙瑞珍之后，又有过同属一类的主张和同属一类的碰壁：
(咸丰三年)礼部侍郎陶樑请仿康熙年间例报捐生员，文生每名一百两，武生减半。四年，户部侍郎罗文恪公惇衍奏称：粤东大姓，往往聚族而居，积有公产，请令一姓捐银至万两者，将该族子弟每遇岁试，永远取进文、武学额各一名。侍郎何彤云请开各省举人、进士捐免停科之例。皆奉旨斥驳。20
比之“立命停止”，“奉旨斥驳”显然又更多一重叱责的意思。而回声起于士林，则以“圣明独断，杜绝权宜，二百年取士之大经，不容市井贩夫得操进退”为天下之大幸。
这种官职可以捐纳、保举，而功名不可以捐纳、保举的限定和区分，同时是在对比之中，把后者的身价之贵放到了前者之上。因此，虽然19世纪中期以后科举、捐纳、保举三者都已越来越固化地成为常态的入仕途径，但从咸丰朝、同治朝到光绪朝中期，多数士人所自觉选择和倾力以求的仍然是由科举进身。光绪初年“秦晋豫皆大祲”，翰林吴观礼“以办赈染疫死”，并因此进入时人的记述之中。而溯其仕途履历，则“观礼以举人刑部员外郎居(左)宗棠幕，保至陕西道员，后注销道员官阶应试，中辛未进士，入翰林”。21他由从五品的员外郎得保举而成正四品的道员，之后弃去道员重回科举，经“以试为选”而成进士，入翰林，但以品级而论，道员变为翰林，已是四品落到了七品。这个过程曲折迂回，却以一种自愿的选择说明了那个时候的士人心中之所贵。与之同归一类而守定取向的，还有屡试屡挫而久困于科举之途的张謇。他曾赴朝鲜为吴长庆佐幕助成“定乱之功”，而不愿受保举，22宁可身经屡试屡挫，仍然不改旧辙，之后历时十一年之久始成正果。他们的人生路迹都说明，虽然此日正途之外，又有了异途，但就士心之所归而言，则积一千二百多年之久，科举制度的价值和声光并未因此横来之变而立时脱落。所以咸丰年间因顺天乡试而兴大狱，致大学士柏葰以下多人“斩决”，多人“杖”“流”，一时天下震动。出自帝王的诏旨谓之“此次执法严惩，为士林维持风气”，明显地表达了一种守护科举制度的自觉意识。于是而有记述中的“乾纲一震，士气皆伸”。23前一面和后一面，显然都交集于科举制度和士人群体的相为依存。而时当捐纳、保举骎骎乎而起之日，这种牵动了朝廷和民间的一世关注之所在，却全在捐纳、保举之外，并反照了捐纳、保举在人心中的无足轻重。
然而比之科举的“以试为选”既有法度，又有限度，捐纳、保举则因章法宽弛而能了无制束。同治二年(1863)末翁同龢在日记中说：“曾国藩以肃清皖北保举各员文武千人”，然后非常诧异地谓之“自来所未睹”。24他所指的应是当年十一月曾国藩所奏《水陆各军肃清皖北江北出力员弁四案并保折》，其间附呈的名单之长，委实使人看了目眩。然而在相近的时间里，出自曾国藩奏议而性属同类的“保举”，至少还有《克复宁国府城并请奖恤出力员弁折》《遵保救援颖州克复霍邱出力文武员弁折》《湖南东征局筹饷官绅请予奖叙折》《雨花台解围出力员弁请奖折》《江西肃清及青阳解围汇案请奖折》《今夏攻克九洑洲水师员弁请奖折》等等，25与之相应的都是一串一串名单。其间《官军迭复江岸各城隘出力员弁六案请奖折》，则一折而保举了“各员文武”近三千人。26这些“请奖”的奏折，以及由此累积的“奖叙”数目都出自同治朝的头两年，因此，由纵向作比较，曾国藩带兵十多年而历经百战艰难，以军功造官的规模一定会远远超出这个数目；由横向作比较，同一段时间里还有左宗棠奏报的《请将随营出力各文员先行甄叙片》《遵保迭次打仗出力员弁兵勇片》《遵保克复严郡出力弁兵绅勇片》等等，27以及李鸿章奏报的《汇保淮扬水师会克太平芜湖等处出力员弁折》《保举克复南汇在事人员片》《克复嘉定等城三案出力员弁并保折》等等，28他们的“遵保”和“汇保”，同样都在以军功造官。湘军、淮军之外，当日中国的其他军队既在接仗，则必有军功；既叙军功，则必有保举，由此汇积而成的是一个更大的数目。这种因军功而起的大规模保举得官开启于内战之中，但在内战止息以后的数十年里，军功虽已减少，但以各种名目继起的“劳绩”则越来越多。以此请“奖叙”，保举得官便多了种种五花八门的由头和名目，而种种五花八门，最终又都会成为越积越多的数量。与之一路相伴的，遂常见言路综贯前后而痛论“自军兴以后，保举太滥”。29
夫从军以摧锋敢死为上，而叙劳乃属文员；治水以负薪揵竹为功，而请奖不必工次。甚或一案累百人，少亦数十人，连名比牒，作福市恩，此何异于斜封墨敕哉?30
核其名实，“则凡保案中任劳者十之二三，徇情者十之八九”；论其情伪，则“下吏生事以邀功，大臣植私以滥举”；比之内战中的以军功得保举，两者都使后来的“奖叙”更多私意，又更多任意，则“保举”之“太滥”也随之而后来居上。光绪二十年(1894)的一道奏折以当时比从前说：“永定河合龙保案，嘉庆、道光年间，每次不过一二十员，乃近来叠保至二三百员。”另一道奏折引常识论事理说：“山东河工保案，近年多至五六百人。推原其故，由于吏部曾定以每决口门一处，准保异常寻常者六员，以为虽甚盛涨，至多不过十余处耳。孰意所报决口之多寡，概以所保之人数为衡”，遂至“一二十里之内竟至百处有余”。然后追问说：“不知此六七百人何所托足?”31前者的“一二十员”变为“二三百员”，和后者的五六十人变为“五六百人”，都说明了那个时候的保案迭开，因其滥而成其多的程度。而在这种有旧例可以沿用的河工之类以外，还有前代所未有的“或夤缘出洋，或挂名海运，一保两保，已道员而红顶矣”32那样别开一路而别成一类的劳绩和保举。而“夤缘”与“挂名”又说明由此产生出来的，大半也是因其滥而成其多。
与保举犹以酬功酬劳为名义相比，因“国用”不足而起的捐纳，则立足于上之所求在筹饷，下之所应以白银，自始便不能为朝野的清议所容，从而自始便与义利之争一路伴随。两头之间形成的既是一种真实的矛盾，又是一种人在其中无从化解的矛盾。因此，捐纳之绵延不绝，又会与这个过程里的翻覆和起伏交错而见。道光一朝以“御极之初，首停捐例，当时以为美谈”33开头，但时当国计所入不能敷所出，也仍然只能重开捐例以济时艰。迨继起的咸同两朝十多年内战过去之后，光绪四年的上谕曾经追述“军务未平”之日“开捐纳职”的“不得已”，并明示“自应及时停止，以肃政体”，34然而过了六年，朝旨以“军饷紧要”，令廷议“豫为筹画之处”，然后又沿此“筹画”依旧回到了“开捐”一途。其间户部的奏议特别引七十年前嘉庆帝既知“捐例本非善政”，而不得不“暂开豫东事例”之日，诏旨里备述两难以明示“诸臣”的一段话，以说明七十年之后的同此困境和同此心境：“如确有把握，立能济军需河工之用，奏上时朕采取施行，即将捐例停止。若止言捐例之弊而别无良谋，其言皆朕所稔知，毋容虚陈奏牍也。”35帝王和臣下都知道捐纳不是好事，但时处“各省地丁钱粮未能复额”，而“出款倍增”的四面无路之中，欲“求其不病商累民，而于财用即可稍裨者”，则“惟有开捐一事”。在数十年开捐之后停捐，停捐之后再开捐的否定和否定之否定里，陈说道理的“止言捐例之弊”不逮开捐纳职的“立能济军需河工之用”，正反映了内忧外患交困之下，与利害的急迫相比，是非之论辩已不足以成为一种说服力了。所以，翻覆和起伏，结果都挡不住一个一个应时而起，又后来比照从前为理由而生的“捐例”。但在这种被利害所牵引的过程里，一头的“财用即可稍裨”，已在另一头化为官场里一茬茬茁长的“捐班”，遂使户部的困境经此转移，实际上变成了吏治和治吏的难题。当日的时论指保举之大弊，在上下之间的“徇情”和“植私”。然而“情”和“私”都附着于个体对个体的关系之中，并非人尽可求而人皆能得。与之相对比，则捐纳显然更多公共性，也更多公开性，又因这种公共性和公开性而更直观地为一世所共见，从而更直接地成为朝野訾议之交集。所以捐纳入仕的人物和故事常常被引入当时的记述和论说，而记述和论说最容易注目的，则大半都在“流品日杂”“因缘为利”“肆其掊克”“廉耻之道衰”一面，36以着力抉示其质地上的德性之恶。但在这一面以外，捐纳与保举相比而见的公共性和公开性，同时又在以人尽可求和人皆可得为招徕，累积地化为无分上智下愚的兼收广纳。由此产出的数量，是一种比质地更滞重地影响了当日中国的东西。光绪三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奏告“晋省历年灾歉”，已成“赤地千里”而苦束手无策。然后引“天津上年赈饥成案，请旨饬部颁发虚衔实职空白实收执照二千张”，用为“办理捐输，以资接济”。37至光绪二十六年，陕西、山西重灾。陕抚岑春煊、晋抚锡良又援二十多年前的“晋省成案，请发实职空白部照”以办“抚恤”。38这种一个成案引出一个成案的过程，不仅沿袭，而且扩展。以光绪三年一个省须以“二千张”捐纳“执照”之所得用为“接济”相比类，则二十多年之后两个省的“抚恤”显然需要更多的“部照”。然则比之翁同龢昔日以保举“文武千人”为诧异，这一类由“执照”和“部照”造就的“虚衔”“实职”数目都远远过之。而两者之外，在光绪三年之后的二十多年里，被称为“大捐”的，又有“台防经费事例”“海防事例”“郑工事例”“新海防事例”“江南筹办防务事例”“江宁筹饷事例”“顺直善后实官捐”等等，39其间的每一个“事例”都旨在筹措大堆银子，以应对国家面临的大事。与这种大堆银子相对应的，便是大批白丁通过捐纳获得翎顶补服。而以晚期的数十年比此前的二百年，则后来的捐纳又尤以“虚衔”不断地减少而“实职”不断地增多为定向的走势，由此生生不息，结果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之后的中国，初入仕途的地方官里，捐纳已经多于正途了。40
二
数十年之间，保举入仕汇积为巨大的数量，捐纳入仕也汇积为巨大的数量。而在同一个时间里，朝廷与士林又共以正途、异途分清浊上下，自觉地为读书入仕的科甲一途保留一种独有的尊严和优越。后一面沿一千二百多年科举制度的历史惯性而来，本属那个时候的人心所共认和事理之当然。历史惯性演化为共认和当然，着眼的是人以群分的面目不同和类别不同，其间并不涉及数量与数量的对比。然而当久被置于异途的保举和捐纳在其随时势而变迁的过程里一路膨胀，不断地为官场造出满坑满谷的做官人，其间生成的数目，便因其越来越多而成其越来越大。随之形成的矛盾在于：比之科举制度由历史惯性所造成的社会心理，这种科举之外产生的数目之多和数目之大，已是另一种实际存在的力量。而后是两头之间的一路倾斜无从维持两头之间原有的平衡，一方与另一方太过悬殊的数量对比，不会不一步一步地淹没掉清浊上下之间的界限，使正途和异途同在一个变了形的官场之中，而不复再能分得清清楚楚。
保举和捐纳造成了一个多官的时代，相伴而来的便是“处处有官多之患”。41光绪八年闽浙总督何璟说：福建一省的“候补试用府厅州县佐杂盐务各班”，已有“一千二百余员”；42同一年山西巡抚张之洞说：同治以后，晋省“候补人员”数年之间已“骤增三百余人，盖多于旧者，十之七矣”；43光绪十四年云贵总督岑毓英说：“云南地居边荒，素称瘠苦，候补人员向本无多”，而时至此日，则“捐保各案与正途并进”，遂使“滇省候补同通州县至一百五十余员，佐贰杂职至一百八十余员之多，尚有已据禀到留省未经考验者又百余员”。44每一个地方都在层积累进地接收分发而来的官员，但每一个地方又都无从安置这些越来越多的官员。一则后来的记述言之凿凿：
候补文官之多，莫如江宁。宣统末年，在江宁之候补道三百余员，府、直隶州三百余员，州、县一千四五百员，其他佐贰杂职约二千余员，冠盖荟萃，备极一时之盛。顾此三数千候补人员与江宁所设差缺数目相较，仅能得三十与一之比例。盖宁、苏两属，仅辖道缺七，府缺八，直隶州三，厅三，县六十七，若专以江宁而论，合道、府、厅、州、县计之，不满五十缺也。45
宣统末年地方官场里的这种看不到出路的拥挤和淤塞，是在数十年历史的前后相承中形成的，所以拥挤和淤塞，正写照了数十年之间官员总量的大幅剧增，都在转化为官僚制度自身运转和自我维系的大患。
地方官场拥挤淤塞，同在多官之世，京中的官场也拥挤淤塞。光绪初年言路论时务，已对比今时之不同于往昔，为人君说京曹“人才抑塞”的情状：“朝廷取士，首重甲科。多士幸入词垣，重以散馆考试，高等则授职编检，次则分用部属，次则铨选知县，求才实用，内外分司，法至善也。乃近日各部候补司官，多者数百，少亦不下百数十员；加以保举捐输，插补插选”，遂致“求补一缺，动需一二十年”。46以当日“工部满缺九十余，汉缺仅十八”47为例，对比“候补”之中的“数百”和“百数十”之尤多汉缺，则后者远望前者的遥不可及是非常明显的。而相隔十年之后，出自庙堂的议论申说天下之大利大害，笔下仍然要常常牵入同一个题目：
曩时(六部)员缺既通，人得及时自效，故历练久而成就多。比年部曹皆苦淹滞，但举候补者言之，自吏部而外，员数之浮于额缺，不啻落第。循资平进，正途或十余年不得叙补，捐班或二十余年不得序补。48
而后是“拥挤滋甚，澄叙靡由”之下，旧日“六部为储才之地，名臣循吏半出其中”，而今但见“登进之途”宽，“杰出之才”少。众多的京官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庞大数量，同时是众多的京官又淹没于这种前所未有的庞大数量之中，大半都成了一种面目模糊的存在。
科举制度下的乡试和会试以三年一度，各有定额为常态，所以能够从以试为选中露出头来获得功名的人，始终是一个有限的常数。49与之相筦接，则清代官制中的“缺额”和铨叙中的章法，都是以这种常态为前提和常数为对象的。由此提调上下，科举入仕之井然有序正在于此，科举入仕的规矩森严也正在于此。然而数十年之间保举、捐纳在科举制度以外累积地造出的成百上千，以及合成百上千而为成千上万，对于管制和铨叙来说，便成为一种持久的冲涮和累积的倒灌，遂使冲涮倒灌所至，数十年之间，官制越来越罩不住官界，铨叙越来越守不住章法。与之相为因果的，则是随科举入仕的井然有序和规矩森严不复再能成为墙界，出自“以试为选”的士人既已不能自成一类，遂不得不移入成百上千和成千上万之中；既已移入成百上千和成千上万之中，遂不得不与保举入仕和捐纳入仕的各色人等同在一个宦海里起伏沉浮。以一千二百多年以来的科举历史相比照，这是一种显然的沦落。一则奏议说：“国家以科目取士，虽不能尽得有用之才，而明体达用足膺艰巨者，多由此出。至捐纳一途，原属权宜之计，正途八九，捐班一二，于吏治尚未大害也。即如六部之郎中、员外、主事，是登甲第后所擢用者也；外省之道、府、州、县，是有司方面亲民者也，而今则由捐纳者比比皆是。”50与“国家以科目取士”相比，“捐纳一途”本属异常。因此，这段话的主旨是在申述，由科目选出来的人比“捐纳者”切近义理，从而更靠得住。对比两者是为了区别两者，然而其末了所举的“捐纳者比比皆是”，则又说明，科目与捐纳之间的界限实际上已在日趋湮灭之中。这种界限湮灭的过程，使本以清浊分高低的正途与异途越来越相对等，但对于正途来说，这种对等所带来的，却常常是仕路上的不平等。当时人说直观之所见：
近来仕途日杂，相率以迎媚为能。一遇优差，夤缘钻刺，无所不至，各部院大臣点派差使，既不考其贤否，校其资序，甚至各存意见，互相龃龉，于是捐纳未久者可得优差，而正途资深稍知自重者视若赘瘤。又或以优差而得优奖，遂可越次升补，名曰抢缺。夫抢之一事，岂可形诸仕途?51
这种以京官为对象的观察所引发的深度不平，是正途得差补缺之不如捐纳。而在同一个时间里，京城以外的地方官场里更多异途入仕者，遂又有更多异途驾正途而上之的各色路数：
读书通籍多半寒畯之士。其以归班知县铨选，以即用知县分发者，类皆中年以后之人，正宜使之及时自效，俾得早展百里之才。从前选轮只数十人一周，到班甚易。近因各项插班甚多，一轮须一二百人一周，到班甚难。而捐纳人员，一经上兑便可得官。甚有未及岁者先行纳赀，豫为服官地步。劳绩人员，一二年投效，一两次保奖，即成正印一官。而归班知县，即用知县，计其得官年岁，较之庶吉士、部属等官，固已有伤老大，又复选补无期，欲归银捐则苦于寒素，仅归即用则苦于压班，徒使晚成之器，几成废弃之才。52
当保举、捐纳造出了成百上千和成千上万之后，出自科举取士的有限常数便已被淹没于其中了。与之一同被淹没的，还有读书人在寒窗青灯下日复一日付出的千辛万苦。然而前一段说京官的文字以“捐纳未久者可得优差”，反衬“正途资深”者之被“视若赘瘤”；后一段说州县官的文字举“捐纳人员”和“劳绩人员”之易于得官，反衬“读书通籍”者的“到班甚难”与“选补无期”，则又非常明白地说明，在保案、捐例之层出不穷化为异途入仕的了无止境之日，了无止境同时又在化数量为冲击和声势。对比之下，则科目取士已不仅是被淹没的，而且是被压抑的。所以，光绪朝言路曾由吏治论及科目与军功、捐纳，尤其非议“各督抚喜用军功、捐纳，以致升迁调署，异途捷足先登，而正途少与焉”的以好恶为偏斜。然后说：“夫以正途之悃愊无华，其趋跄应对诚不若异途之士”，而“身膺民社，凡所以培养民气者，必自读书稽古中来”。53这些论说起于庙堂，深度反映了作为一种选官制度曾长久罩天下的科举取士，此日已光华黯去而困处于层层蜷缩之中。而“各省督抚”之能够以好恶为偏斜，且行之无窒无碍，正以大吏惯于轻忽正途和有意轻忽正途的事实，具体地说明了其时行使权力的人物，在这个过程里的心中之观念变和眼前之尺度变。数十年之间，奏议和时论常常以“捐例开而仕途杂，保举滥而名器轻”54来概括这个时代“政体”的悖乎常理，而写照的则是科举制度在晚清官场的由盛而衰，以及科举制度由盛而衰与保举、捐纳节节膨胀的相为因果。数十年之间官僚产出的历史，也因之而在这个过程里成了一种制度敌不过满坑满谷的此消彼长。
制度敌不过满坑满谷，是因为造就了满坑满谷的东西，能够改变制度并且正在改变制度。光绪初年，御史梅启熙举过去所未曾有过而此日常常可以见到的“在任候选”，以说明捐纳带来的出格颠倒和出格颠倒带来的无常和无序：
有州县而捐知府在任候选者，与本管知府迹似平行；直隶州而捐道员在任候选者，其本管知府他日将为属吏。职分相抗，安能表率?且大计群吏，以廉为本。乃各州县清廉自守，累年不得升，即升亦不过一阶，而贪吏剥取民财，加捐班次，且越级捐升，仍在本任恣其贪黩，是贪吏不可为而可为矣。55
然后统括而谓之“官声不问优劣，有钱即可自升”。科举制度的以试为选，立意在于把富与贵分开来；但捐纳之由输财得官，则不仅富与贵可以相连，而且富与贵可以对等。因此，“有钱即可自升”虽于理大谬，却正是从这种相连和对等里自然衍生出来的。而以“国家设官，大小相维，各有体制”56为当然，则作为歧出的东西，“自升”和“越级捐升”之成为当日的事实，只能是以一种名分的矛盾、伦理的矛盾为冲击，而实现于倾翻纲纪的过程之中，而后是旧日的官场等序和权力秩序失其常轨与常度，不复再能维持整体上的笼罩力和管制力。
名分、伦理、纲纪、等序、秩序，以及笼罩力和管制力的变化，都是深处发生的制度变化。一千二百多年来，官常与官制本与科举制度连体而生，因此，虽然朝廷把正途和异途分为两路，并归后者于“权宜之计”，但当笼罩官僚和管制官僚的官常官制因异途的冲击而失其轨度之日，这种曾被另分一路而当作“权宜之计”的东西，又一定会更进一层地侵及科举制度。当时人记述见闻，常常言及保举、捐纳。其中一则说：
曹益三以山东历城县令阍人起家，入赀为知县，分发江苏，权吴令。某岁县试，索题于幕宾，为书莫、春、者三字与之。曹点名毕，提笔写题纸，乃误书者字为在，众大哗，几至罢考。57
科举制度下的功名，始于进学以成生员，与之相对应的，是科举制度下的考试始于以童生为对象的县试、府试、院试。曾在其中走过一遭的人说：“所谓县试，便是先从县里考试，主试的便是县官。县试毕后，便是府试，主试的便是知府。县试、府试考过以后，便是学台来考试了，名曰院试(俗称道考)。这一次考取了，方算是一名秀才，然后才可以去乡试。”58县试、府试、院试考的都是诗书，代表的便是文化。以此相对，则本以看门为业的曹益三由捐纳而得官，又由“权吴令”而得主持文风素盛之地县试，遂成了不读书的人在考读书的人，没有文化的人在操弄以试为选，并因之裁定文化的高低。比之“有钱即可自升”的直接伤及官制而间接伤及科举，这种出自捐纳的人物由异途而入，在其一手提调考试的过程里，实际上已由外而入，使自己成了科举制度畸生的一部分。而对于科举制度来说，则从这种由异途而入的异类身临场屋而俯视多士，已不能不是一种头脚颠倒，面目全非。数十年之间，捐纳产生了大批本非士人的州县官，便是同时在产生大批能考读书人而自己并不读书的人。因此，后来又有包天笑笔下“米店老板”出身的苏南知县马海曙，以及他主持县试的场面：
在一般考生的目中，因为他是捐班出身，便有些瞧不起他，常常的戏弄他。在点名的时候，都挤在他案桌左右，七张八嘴，胡说白道，甚而至于用一根稻草，做了圈儿，套在他的顶珠上，以为笑谑，也是有过的。59
其时已近晚清末期，与“阍人”起家的曹益三因出错试题而致“众大哗，几至罢考”的群情愤激相比，“戏弄”“笑谑”和“七张八嘴，胡说白道”，则是熟视已久之后的见怪不怪。头脚颠倒而能见怪不怪，既可以见到这一类前代做不出来的事在数十年间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事实；又可以见到后起的数十年改造了漫长的一千二百多年，而使此日的科举制度已显然地不同于之前的科举制度。两者构成的都是那个时候的世变。
所谓“小考”或“童试”，犹是登天之梯的起端一段。60而相比于“小考”，科举的变化之成为那个时候的世变，程度更深的一面，还在于由科举制度所维持，而久被中国社会当作天经地义的以功名分贵贱，在这个过程里已常被置于世人与世情的比较之中，并且越来越经不起比较。当时人曾以一段对话为白描，以写照官场众生相：
有欧阳某者，以道员入都引见。一日，某贵人招饮。欧阳至，主人迎客，甫一揖，仆白内有事，主人送茶即去。时盛暑免褂，旁一客金顶纱袍，欧阳因与揖坐。良久，欧阳忽问曰：“观汝相法，读书应可得志。”客谨对曰：“向亦读书。”又问曰：“已入泮否?”客曰：“曾蒙某大宗师取入学矣。”曰：“然则乡试如何?”客曰：“已于戊子科侥幸。”又亟问：“会试几次?”曰：“庚寅幸成进士。”欧阳至是甚觳觫，犹问曰：“朝考后点用何职?”曰：“翰林院庶吉士。”欧阳复问：“留官否?曾得差否?”客曰：“前年蒙派充湖南乡试副主考。”欧阳大愧失辞，不复有语。俄而客转询曰：“公以道员在外，当是以翰林截取?”欧阳惶悚言非是。曰：“然则应是部曹改捐?”言亦未尝得进士。客又请问乡试何科，彼此当有年谊。欧阳复悚言未曾中举。曰：“如此应是由廪贡报捐?”欧阳惭言少时未尝应童试，即报捐今职。客正色曰：“吾闻捐一道员不过万金，而外省当佳差，往往岁得数万。牟利之道，洵为最工。”欧阳大惭。61
这个故事由捐纳一方洋洋自得而轻率发问开始，又以其自取其辱和自惭形秽了结，意在说明科目与捐职在人心中的高低之分和轻重之分。然而问答所涉及的“部曹改捐”、举人报捐和“廪贡报捐”等等，又说明已经从科举考试里获得不同功名等第的士林中人，也常常要借道于捐纳。《见闻琐录》说：“湖北范鸣和，尝为吾省(江苏)副主考，后又捐吾省候补道。初入翰林时，名鸣琼，散馆列一等第八，在鄂县则第一，向未有不留馆者。而显庙(咸丰帝)改为主事，人莫测其故。”62这种由翰林散馆而改主事，则身份已属部曹，之后再捐候补道，在当日便是“部曹改捐”。《凌霄一士随笔》说：
客谈吕海寰轶事：原籍山东掖县，游京师，遂入大兴籍，补博士弟子，领同治六年丁卯乡荐。会试屡不第，以舌耕为业，设帐于户部经承樊某家。时咸丰间政府所发钞票，已等废纸，惟捐官上兑尚可用。樊家所存甚多，一日樊与海寰谈及，曰：“先生何不捐一部曹，此间所存之钞票可作上兑也。”海寰唯唯。樊遂代为上兑，捐一员外郎，签分兵部。63
比之范鸣和在仕途之内借捐纳而自己移动自己，吕海寰以举人报捐起家，是由仕途之外走入仕途之内。两者都有得自于科举的功名，但使他们由低向高而更上一程的却又都是捐纳。数十年之间正途与异途各分界限，然而以吴观礼注销保举而得的道员，重回科场以取进士、翰林，以及张謇宁肯久困场屋屡试屡挫，而不愿由保举进身的执着为对照，则范鸣和与吕海寰显然以其另成一路的选择，显示了正途与异途共存之日，士人世界中的不变之外还有可变。而比之前者的面目清晰和可以归类，后者之捐纳得官和捐纳升官，已在正途和异途之间显得面目模糊和不可归类了。
一千二百多年来，以功名分贵贱曾是一种公认的尺度和唯一的尺度。由此形成的历史惯性，曾使朝廷一面不得不由军功而行保举，因国用而开捐例；一面又用心把保举、捐纳与科目划分开来，力求维持功名的独尊。与之对应而见，便是这个过程里的读书人，犹能有执着于功名的守此不变者。但保举、捐纳既能造官，其实已在致人以贵。丁柔克《柳弧》一书多记身历见闻，其中《人情巧诈》一则提到：
予在如皋时，忽来一唐观察奉拜，云本地人，予疑之。傍有吴观察仆笑曰：“此事有故。唐大人即唐先生也。唐为某大银号伙，银号有玉图章一，以为凭信，可以各省一呼十万。唐窃其图章，已用不赀，号怒，欲讼之。唐亦怒，遂日夜捐一道员与之相抗，而捐道之钱亦号中钱。现索图章甚急，不知此事如何了结也。”予笑颔之。64
而后“(银号)大费周折，请出多人，情愿将唐已用之钱作为欠项，号中复借银三千两与唐，到省进京之用，俟为官后再行统还。而银号此次又用钱不赀，其事始结”。一个侵蚀了大笔银子的伙计“捐一道员”便能白日升天，使东家不得不后退屈服，具见世人眼中所看到的，是捐纳之致人以贵，其身价并不异于科举的功名。但在两者之间这种直观上的无从分辨背后，则是一千二百多年间科举以功名分贵贱，立意和取义始终在于内在价值的一面，其本来面目并不是由捐纳造出来的官价之声光所能够比拟和对等的。然则以此观照一千二百多年里养成的内在价值，其时已淹没于世人与世情的直观之中，又可以看到功名多途，同时又会是功名的变异和功名的错杂。因此，当日时论前后相继，纷纷陈说“名器滥”和“名器甚滥”为大患，65既是在指保举、捐纳产出的名器之多，尤其又是在以内涵和价值作对比，指正途与异途并存之下的名器已经名实相歧，全然不同于本来意义的科举制度造就的名器。而引这种陈说对比此日出现于士人世界中起家正途，之后复取道异途更进一程的人物和现象，则同时又可以看到，当时的议论犹着力于要分清的东西，在实际的社会存在中常常不再界限分明而不可渡越。由此形成的是应然与实然、道理与事实之间的矛盾，而反照的则是应然改变不了实然和道理改变不了事实。因此，即使是记述了这一场银号里的风波，以描画小人之善用捐纳及捐纳之助成了小人的丁柔克，其自身也曾在“科场失意”之后捐过候补道员。66由后来回头看从前，显然是初心已变。与之相仿佛的，还有以翰林起家，之后做了三十多年地方官的张集馨。他因久历仕途而见惯世情，又因见惯世情而深恶捐纳，并在自编年谱里痛诟至再至三，然而其同治三年岁末的日记，则又列有一段文字，专门陈述自己刚刚经手的捐纳：
托荩臣为二全捐员外分部行走。大全已捐，遇缺即选同知，得缺后，可奉其母并挟其妇同莅任所。二全可携其媳来京供职，其家薄田租入，可贴补在京当差，计甚善也。伊弟兄俱年已四十，毫无成立，再复优游乡里，识见行为必且日就卑鄙；今各给一官，则来往者皆系官场，目耳涵濡，似可稍微阔大，将来子孙长大结亲，亦省得在三家村中做来做去，无一发旺人家。67
记述中的“大全”和“二全”都是他的侄子。若以“年已四十，毫无成立”，且惯于“优游”相推度，两者显然都不是有出息的人。当张集馨深恶捐纳而施以痛诟之际，其笔锋所向，都是在指捐纳之下不配当官的人在当官，68但此日为“毫无成立”的侄子捐员外、捐同知，他所一手经营，而以为“计甚善也”的筹划，无疑同样是在把不配做官的人送到官场里去。两面之间形成的是一种不仅明显，而且尖锐的矛盾，而这种见之于一人一身的矛盾，又以其对同一种东西的一面痛诟一面融入，具体而清晰地演示了在一个应然改变不了实然，道理改变不了事实的时代里，科举人物的心头壁垒在自相抵牾中一步一步脱散，以及正途与异途之间的界限在这个过程中的由分明而模糊，由模糊而澌涣。因此咸丰八年(1858)岁在戊午，朝廷因科场舞弊而兴大狱，曾使天下震动。而时至光绪一朝，京中士议追说戊午旧事，已由今视昔，概乎言之曰：“近三年来，两宫吉地、先帝陵工，以及实录、玉牒诸馆，偶效微劳，每邀殊宠。若辈多捐纳阁、部官，荐保显秩，并不必区区甲乙科矣。”69天下重科目，而后科场有舞弊。这一段文字持此为反照眼前所见的科举，而归之于“区区”，直言其实际上的无足轻重，以说明一路过来世相的变迁。而科举之成为“区区”，则是“捐纳”和“荐保”与之一时共存并互相对比的结果，两头之间所构成的，是时人眼中的因果厘然。然而在一千二百多年独尊之后以“区区”指称科举，写照的正是社会取向和社会心理中出自深处的逆转和大变。
在这个应时而起，又伸展无定的过程里，功名多途造成的功名分解和功名错杂，以及曾经独尊的科举在这个过程中日趋而日益失重，都会层层消融朝廷功令所设定的分类和分界，随后是得自于科举的功名无以自立，不能不一步一步地澌泯于正途和异途的漫漶莫辨之中。
三
当保举、捐纳产出的成百上千和成千上万涌入官场，又经分发而流向各省各部的时候，这些人所到之处，便是拥挤和堵塞所到之处。而后是京师和地方都苦于官多缺少，入仕造成的矛盾已变成了铨选面对的矛盾。铨选讲资格，在科举制度下，这种资格是与科举连在一起的。曾在晚清久仕京曹，之后又出任地方的何刚德民初追忆春明旧事，说是“从前京曹循资按格，毫无假借；人人各守本分，安之若素。境虽清苦，而心实太平也”。70因“循资按格”而前后有序，因前后有序而人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有“安之若素”的静气。他以“从前”一词作界定，实际上对应的是清代二百数十年相沿而来的规矩。时至光绪一朝，则“资”与“格”都脱出了科举制度，并因之而既不能“循”，也不能“按”。一则奏议说：“部臣为鼓励捐输起见，捐纳一途多立插班名目，内选外补，占缺独多，以致正途人员均被积压。”71另一则奏议说：“近来督抚臣每有保荐他省候补候选人员送部引见之请”，而“一经奉旨发往，便压各班”。72官多缺少，所以有候补候选以及由此构成的先后之序。但前者说的是捐纳一途可以后来先到；后者说的是保举一途可以后来先到。与这种“插班”和压班形成对比而异常醒目的，是本应位在前端的正途被推到后面，成了让路的一方：
进士榜下知县曰即用，俗有“一日可补，百年可补”之语，言补缺迟速视大吏之意也。而以捐班拥挤，即用知县往往久不获补，故又有“即用者不用也”之语。曾有某即用知县，分发江西，到省多年，除授终虚，家将断炊矣。因以大字署门联曰：“即用终不用，皇恩仗宪恩。”意谓天子许以即用，而大吏故靳之也。73
这一类意不能平的事不曾发生在清代前期，而日多一日地出现于清代后期，正说明保举、捐纳与科举并存之日仕路难以“循资按格”之后，官界的铨法之乱。在这个仕途因拥挤而戳破了旧有章法，从有序变为无序的过程里，出自“督抚臣”的“保荐”常常是无定的，而出自“部臣”为“鼓励捐输”多立的“插班名目”，则一经产生便成定章；而且“捐输”随国用之需求而走，需求之促迫，遂演为一种“插班”之后又有另一种“插班”，一种名目之外又有另一种名目的了无止境。光绪十一年言路论“海防开捐”与铨法的扞格说：“新例海防先用即用两项，系一个月截数一次；海防三班尽先各项，系两个月截卯一次，在户部但期迅速，而吏部铨选班次，则各归各项，迥然不同。”74显见得“先用即用”和“三班尽先”都是户部为招揽捐输而创立的“插班名目”，而对吏部来说，则这种不断生成的东西又是自相抵牾和首尾不能相顾的东西。但在数十年间各种捐例已为官场造出了弥望皆是的候补官之后，继起的捐例能够用为“鼓励”以召唤来者的办法，又只能是这种不断生成新的“插班名目”。因此言路的指陈余音犹在，而光绪十三年户部议开“郑工新例”，复于各色名目以外再立“班次较优”，名之为“遇缺先”的“花样一项”。75数十年之间，一次一次“捐例”既在累积地产生“班次”，也在累积地产生“花样”，两者同出于一源，而比之面目犹可辨识的“班次”，被称为“花样”的那一类物事名目更多且笼罩更广。有学者约而举之，计有：
捐纳应补先、捐纳开复先、捐纳分缺先、捐纳分缺间、捐纳双单先、劳绩捐班先、捐纳双单、劳绩捐班后、捐纳进士先、捐纳翻译进士先、捐纳举班先、捐纳俸满教职先、捐纳恩荫先、捐纳难荫先、捐纳进士教习先、捐纳贡生教习先、捐纳咸安宫教习先、捐纳优贡先、捐纳孝廉方正先、捐纳满举先等。76
“花样”由捐班衍生，以时序而论，是一种后起的东西。然而与捐纳得官相比，“花样”之为用，则在于得官之后候补候选，须经此一途始能争先得缺。因此，当日所谓“捐纳一途多立插班名目”说的本是同一种东西。但时当保举入仕须候补，捐纳入仕须候补，科举入仕也须候补，而且班次各立名目，前后相逐，又常以新例压旧例，新班压旧班为当然，则新班既立，无分保举、捐纳、科举，既在候补候选之中，便都只能“加银过班”77以俟补选。与之相对应的，是衍生于捐纳的“花样”已在这个过程中越出了“捐纳一途”，成了铨选中的通则和常法，既罩定了异途，也罩定了正途。而后是捐输倒灌而入科举，“即由科甲出身者，亦由捐纳花样而得缺”。78光绪末期，一则应诏陈言说：
正途、劳绩两项，其归部候选，而选缺无期者甚多，各项人员不甘沉滞，呈请分发，尚须缴分发银两，或候选原有三班，仍须捐分发三班，加以京官印结，所费不赀。有志寒儒选缺则无望，分发则无资，虚耗壮岁，几致废弃。
然后权其利害曰：“户部得各项捐款，岁不过数十万金，而亏政体，重官累，贻害已多。正途人员既已选举于前，仍须捐款于后，以负累之身，出而临民，其能砥砺廉隅者几何矣。”79这些话叙述了捐纳伸入铨政之后，化为仕路中的既不合情，又不合理，表达的都是读书人的一派痛切。相比于范鸣和以翰林捐道员，吕海寰以举人捐员外郎，以及张集馨为大全二全捐“同知”、捐“员外”皆出于各自的自愿选择，从而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行为，则“科甲出身者”亦皆须“捐纳花样”才能“得缺”，已显然不是选择，而是无可选择。由此形成的整体性变化，以“正途人员既已选举于前，仍须捐款于后”的矛盾，说明了咸同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捐纳以其节节伸展演为无度扩张，一路冲击科举，影响科举，压挤科举，积久嬗蜕，已在实际上改造了科举和同化了科举。而对于科举制度来说，被改造和被同化，则只能是历时一千数百年之后的高处跌落和前途失路。
朝廷屡开捐例而不肯沽卖出自于科举的功名。然而数十年之异途与正途此长彼消，从冲击、影响、压挤到改造和同化，身背功名的科举中人其实已越来越深地困处于逼仄之中而光华层层剥落。明清五百余年的科举以翰林为顶端，因此翰林群体在这个过程裹挟下的升降起落和不得不变，尤能典型地映照科举制度和科举人物在同一种时势里的变异程度。
翰林之成为科举的顶端，本在于“回翔政府，储才养望”。80而既期之以大，处之以贵，则大和贵都会化作宦途优势。《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说：“道、咸间，士人多以点翰林为仕官捷径，由编修、检讨十年可至侍郎，虽未必尽然，亦差不多。咸丰初元，升途尤速，以坊缺疏通也。”其中“崇文勤公(完颜崇实)，由道光庚戌翰林，至咸丰四年，已升至工部侍郎，才五年耳”。81侍郎正二品，与正七品的编修相隔十级；与从七品的检讨相隔十一级，以官阶而论，两头之间足够遥远。因此十年之内走完这一段自下而上的长路，不能不算是腾达跃进。而与宦途之内的这种优势相为表里的，是宦途之外的声势和声光。一则记述说：“道光以前，翰林出游者少。偶乞假归，士大夫邀迎恐后，大商、富氓、诸后辈张宴歌舞，求翰林一过其家不得。车骑所过，道路瞻望，啧啧称论，或夸旧时相识以为荣，乡塾师常举姓名以劝子弟。”82由此形成的一派热闹，以起自民间的“邀迎”“瞻望”“称论”显示了翰林在当日之歆动人心。人心所歆动的显然不是此日的官阶，而是后来的远大前程。这是一种五百年来久积的尊严和荣显，因此，当“事例既开”之后，因“六部司员，皆可入赀行走”，曾使翰林院里的人睥睨相向，“几视部郎为哙等”，83以见其固结而来的傲岸。
然而时逢“事例既开”，则翰林与部曹其实都已在同一个过程之中，当“事例既开”演化为捐纳对于科举的冲击、影响、压挤，以及改造和同化，并四面合围而来的时候，“仕官捷径”和“道路瞻望”都随翰林自身的变迁而日去日远。时人概述数十年之间的后来的不同于之前说：
翰林为清要官，得之者莫不羡为神仙中人。每榜用庶吉士者，率不过二三十人；多至四五十人、六七十人，自开国以来，仅三、四次，不可觏也。近因捐官者多，恐以即用(知)县，拥塞捐途，故自咸丰以来，每榜三百人内外，约三分用翰林，七分用主事、中书、知县。一榜翰林，或至八十余人、九十余人，可谓多矣。84
庶吉士被称为“新翰林”，以“观政”和“进学”为本分，85“三年必散馆”。之后“或留馆职，或改主事、中书，或改知县”。其间的分等，旧日久以“翰林留馆”为“清贵已极”；而“散馆时用主事、中书、知县，则尤为终身恨事”。留馆之所以“清贵”，是因为“仕官捷径”和“升途尤速”皆在于此。但翰林之“清要”和“清贵”，本以翰林在数量上的有限为大前提，迨科举为避让“捐途”而改其常规，致一榜所出的庶吉士由“二三十人”变为“八十余人”和“九十余人”，则前榜与后榜在相接相继中叠加而累积，时至光绪一朝，翰林院里已是举目所见，挤挤插插，既看不到清要，也看不到清贵了：
翰林多有二三十年不得开坊转职者，有妙年入馆至白首尚未进一阶者，加之贫士在京供职，艰苦万状，于是有以得翰林为畏途者矣。故散馆时，留馆者，则父母妻子皆怨叹穷苦无已时，仆隶下人则皆飏去。若散主事、中书，则非二三十年不能得一官。若散知县，则举家庆贺，而仆隶下人，亦洋洋有喜色，谓主人得外官，从此不患贫也。盖翰林散知县，谓之老虎班，不半年即可选实缺出京。86
当日“疏通京员之法，除京察记名简放外，只有保送铨选两途，而翰林既无保送之例，又无铨选之班”，87曾经的“神仙中人”遂一变而为相互拥挤的涸辙之鲋。置身于这种“昔以为高，今以为苦；昔以为辱，今以为贵”的颠倒里，便常见“散馆考时”有意“错误一二字”，以此求外放而不愿意留馆的人和事。然则由昔而今，清要和清贵消失的地方，留下的只有“捐官之滥，宦途之拥”和“士人之穷，世风之变”的相为因果。88而“储才养望”的翰林院则在这个过程中成了“怨气所积”之府，以至于身历其间者后来评说这段历史，径直把甲申(1884)、甲午(1894)“两次推翻军机之事”归之于翰林群体的“怨气所积”，并视为“亦实相迫而成”的理所固然。89这种推论说明，捐纳对科举的冲击和压挤所造成的影响和引发的回应，有时候会走得很远。
从“咸丰初元”的“升途尤速”，到光绪一朝的“二三十年不得开坊转职”，是一个产生于科举制度的“仕官捷径”在功名多途中走向灭寂的过程。但此落彼起，与之相互映衬而构成了直接对比的，是同一个时间里又有另一种仕官之捷径正沛然而起，茁长于科举制度之外。光绪中叶，王韬追说自己“二十七八年之前”已先论洋务而“不敢质之于人”，然后以此日的“其局大变”为讶异：
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谘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其能识英国语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而附声吠影者流，从而嘘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而得躬逢其盛。噫嘻!是何一变至是也?90
他是晚清中国先识洋务的人物之一，但这段话说的则是其意中的洋务其时已变作富贵之途，并骎骎乎正在成为仕路里的“终南捷径”。与他的观察匹配而见的，又有张之洞抚晋之日广作告示，“延访习知西事通达体用诸人，举凡天文、算学、水法、地舆、格物、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电汽诸端，但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或则众美兼备，或则一艺名家，果肯闻风而来，无不量材委用”。91相比于王韬的放言以论世相，张之洞所表达的是那个时候自上而下以洋务为要务的收揽。而旁观的士人对此曾发出异议：“今当国诸公，求才太切，至欲狗屠马贩中储边材、使节之选，何如因时改制，仍与儒冠儒服议天下事也。”92然则举“狗屠马贩”为比方以极言其滥，用来与彼时之“一律广募”和“无不量材委用”相对应，显见得“一律广募”和“量材委用”以求材，其着眼点自始即已不在科举制度的程式之内。因此，被当作“众美兼备”或“一艺名家”的应时而起者，大半都是借道于保举、捐纳走入“终南捷径”之中的。其间的代表性人物，有“以诸生纳官”入李鸿章幕府的盛宣怀，93其宦途起于“议叙主事，改候选直隶州”，复“荐保知府、道员，并赏戴花翎二品顶戴”；而后任津海关道，迁宗人府府丞，再迁工部侍郎，又入邮传部任侍郎、尚书，“每为上游所器重”，当道谓之“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密，能见其大。其所经办各事，皆国家富强要政，心精力果，措置裕如”。94因此，他既以捐纳和保举得官，又以洋务而扶摇直上，三者在他身上汇为一体，构成的是一种与科举制度显然不同的官场通途。与之路径相仿佛的，还有以举人捐员外郎的吕海寰曾“赀郎行走”京师有年，之后入总理衙门充章京，“洊历总办暨同文馆提调等差，迭膺优保，迨甲午(1894)，遂由兵部郎中外简常镇通海道。丁酉(1897)开缺，以四品京堂候补，充出使德国大臣。值庚子之变，以周旋坛坫，累得升擢。壬寅(1902)回国，已简任左都御史，留沪办理商约，旋又升兵部尚书”。95他由捐纳起家又得荐保，而仕路捷径也在洋务。在他们之后，又有“幼游美，通英语”的唐绍仪，袁世凯充“朝鲜商务委员”之日“隶其下为翻译官”，之后“以县丞屡擢至同知，嗣从世凯于北洋，荐升道员，授津海关道”，又“开缺擢京堂”授邮传部侍郎，任奉天巡抚；以及由举人“留学日本速成法政，归纳资为郎中”，历经宪政编查馆提调、政务处参议而“擢授四品京堂”的陆宗舆；“留美农业大学”，归国“授农科进士”，寻“晋四品衔”的陈振先；“幼从事方言同文诸馆，通英国语言文字，参使事北美”，之后“以外吏受知袁世凯，援之入外务部，擢至右丞”的周自齐，等等。96与19世纪中叶因内战而造成的“天下有事，功名多途”相比，这些出现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年的人物皆属世人眼中的“洋务人员”，他们所体现的显然已是另一种“天下有事，功名多途”了。一千二百多年来朝廷取官以科举入仕为常态，因此一千二百多年来功名都出自于科举、肇始于科举和连着于科举。以此为比较，则咸同以后的因“有事”而“多途”虽起于不得不然，从而不得不以“异途”立名目别作标示，但数十年之间，这种“多途”已既为“有事”所推助而廓然张大，又随“有事”成为时务的重心而进入了仕途的中心。这个过程改变了功名的出处和路数，也改变了千年科举制度养育出来的社会心理。因此，庚子之变后一年，梁启超作时论，引为注目的是“吾闻数月以来，京师及各省都会，其翻译通事之人，声价骤增，势力极盛。于是都人士咸歆而慕之，昔之想望科第者，今皆改而从事于此途焉”。97若以王韬的评说对照梁启超的议论，则“翻译通事”一类之能够“声价骤增，势力极盛”，显然是被统称为洋务的物事因居有官场的捷径而倾动八方，在世路中泛化和人心里放大的结果。而作为一种对比而见的事实，“昔之想望科第”在这个时候的翻然转向，又直观地显现了同一个过程里，科举制度前所未有的声价低落和势力稀薄。
科举久与士人相依为命，因此，由科举制度的这种积久而来，又前所未有的声价低落和势力稀薄，正可以见到光绪后期的中国，科举制度已经是内在的质地大不相同，外在的形象大不相同，以及对应而来的，其植根于一世人心之中的价值大不相同。起家翰林，而又亲历了这种变迁的胡思敬曾通贯前后而综述之曰：
本朝最重科目，咸、同时俗尚未变，士由异途进者，乡里耻之。左宗棠以举人参楚南戎幕，叙功至郎中，加卿衔。曾国藩、胡林翼、宗稷辰交章论荐，坚不就官，乃欲请咨会试。文宗谓郭嵩焘曰：“左某年且五十，可劝令早出，何以改进士为荣耶。”奉新许振祎从曾国藩游最久，屡次军营保奖，皆辞谢不受，卒入翰林，擢道员，官至广东巡抚。江西人嫁女，必予秀才。吉安土俗，非士族妇人不敢蹑红绣丝履，否则哗然讪笑，以为越礼。新翰林乞假南归，所至鼓吹欢迎，敛财帛相赆，千里不赍粮。庐陵周氏、泰和萧氏由淮鹾起家，拥赀各数百万。新法初行，巡抚柯逢时劝令输财市义，为奏奖京堂，两家子弟皆不屑。周维藩选拔萧敷德、敷政兄弟，先后领乡荐，极力营求，一举掷数万金不惜。98
以左宗棠和许振祎为实例，说的是从军的士人虽然以事功得保举，而心之所愿，则在由科举进身。以庐陵周氏和泰和萧氏为实例，说的是商人之家的读书子弟对捐输得来的京堂蔑乎视之，而“极力营求”的是“领乡荐”，中举人。虽说咸同以后，保举、捐纳对科举取士的冲击、影响和压挤已经在改变官场和仕途了，但这些人物各自所作的选择，以及存在于同一个时间而更富广度的“俗尚”和“土俗”，都说明历时一千数百年之后，科举制度养育出来的价值尺度和社会取向，在一段不算很短的岁月里仍然积留于人心之中。但“功名多途”既因“天下有事”而生，又因天下多事而长，由此形成的此起彼伏和相互对照，是一个以实例摧折旧时价值尺度和社会取向的过程。因此，至光绪末期，则胡思敬眼中所见，昔之“遗俗，今不然矣。诸生焚弃笔砚，展转谋食四方，多槁死。翰林回籍措赀，俗名‘张罗’，商贾皆避匿不见”。他以“本朝最重科目”起讲的大段文字作反衬，意在说明前后变化的深刻程度。而与“今不然矣”同时俱见，并成为直接对比的，是他笔下所列的一长串名单，以及由此映照的另一种事实：
是时事例大减，由俊秀径捐道员只二千余金，中外显宦大半因之而起。段芝贵由试用道得巡抚，赵秉钧由试用道得侍郎，刘式训、胡惟德、黄诰由试用道得出使大臣，卢靖、方旭由试用道得提学使，刘世珩、施肇基由试用道得参议，陈昭常、姚锡光由试用道得左右丞，张德彝由试用道得都统，吴煦由试用道得提法使，朱启钤、荣勋由试用道得厅丞，刘永庆、李准由试用道得提督，黄忠洁、徐绍桢由试用道得总兵。99
这些人物之间虽然品类不同，质地不齐，而其间之共性，则是没有一个人由甲科入仕以成“显宦”的。科举与“显宦”之间的这种反比大变了成法，进而大变了托附于成法的种种人生经验和人生选择。自远离官场的下层士人看去，但见四顾茫然。光绪二十七年，作为山西在籍绅士的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读书之士困，由于捐纳之例开。现在进士举人且不能得一官，终身坐困闾阎者十有八九，何况生员贡生乎。有子弟之家，所以弃读书而就他业者，职此故也。”而后“读书者甚少”，直接造成“应童生考试者寥寥无几”：
太原府属十余处，不足额数者，徐沟为最，祁县次之，阳曲、榆次二县仅可足额。太原、文水人数虽多，亦不及百人，不过倍于额数而已。交城、清源亦有余额。苛岚州、岚县、兴县地瘠民贫，而应试者尚较胜于府南等处。世道之坏，于此可见。噫。
徐沟一邑，每案考取童生十六名入泮，而每案应童生试者，多则八九十人，或五六人，或三四人，今春县试才一人而已。往往搜罗他邑之人，以足其额。100
他用具体的数字描述了斯文一脉的奄奄无气。以中国之广袤与南北之差异而言，这种七零八落的童试场面应当不会程度同等地一时俱现于普天之下。但以同一年梁启超泛而论之的“昔之想望科第者”改而从事他途；以及后一年吴汝纶东渡日本考察学务，其间致书“桐城绅士”所说的“在今日，科第已是弩末，小儿欲试，吾毅然不许”101为其时的人同此心，与这种七零八落合为比类通观，则很容易看到，本与科举制度深相依连的中国人这个时候正越来越多地与科举制度日去日远。由此返观道光年间湖南湘潭县“头场报名者二千余人”，102安徽庐州“应府县试者常三千余人”，103同治初年江南乡试收“试卷一万八千本”，四川“应乡试者万五千人”，光绪初年顺天乡试“实到人数一万七百九十六名”，104与清代县试所取之额不过十数人至数十人，乡试所取之额不过数十人至百余人相比较，则前者的一县汇集成千和后者的一省汇集上万，都显示了以求取科名为志业的人口曾经达到的规模，而这种规模所代表的正是一世之趋向。
然则以今视昔，从道光朝到光绪朝末期，前后七十余年间，由科举制度聚合而来，源源不绝的万千人口已在“弃读书而就他业”中失掉了呼吸粘合的共性，并自下而上地逐层脱落，四面散去。脱落和散去的历史内容，是一千三百年漫长岁月中养育而成的科举主体，正在20世纪初年走向四分五裂。光绪二十九年《游学译编》刊文“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认为“向之极可慕恋之科举的虚荣者，今已为蕉梦矣。而出洋学成，量与出身，已见明谕，宦达之路，利禄之路，学问之路，名誉之路胥于是乎在”。105其间沿用的路数仍然是由“功名多途”引申而来的，而指述的则是作为一种制度的科举当日虽犹未停止，但作为一种历久而存的功名之途，科举在人心里和世路中其实已如尸居余气，不废而废了。
参考文献
DengSiyu.Zhongguokaoshizhidushi(HistoryofexaminationsysteminChina).Changchun:Jilinchubanjituan,2011.
XuDaling.Mingqingshilunji(CollectionofthesesontheMingandQinghistory).Beijing:Beijingdaxuechubanshe,2000.
QianMu.Guoshixinlun(NewthesisonChinesehistory).Beijing:Jiuzhouchubanshe,2011.
注释
1陈大齐：《陈序》，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页。
2吴汝纶：《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90年，第14页。
3王凯泰：《应诏陈言疏》，陈弢辑：《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第1卷，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37页。
4毛祥麟：《墨余录》卷1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2-213页。
5王延熙、王树敏辑：《皇朝道咸同光奏议·法治通论》卷1，第15页。转引自许大龄：《明清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
6胡思敬：《国闻备乘》卷2《保案之滥》，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6页。
7毛祥麟：《墨余录》卷13，第212页。
8阎敬铭：《请道府州县四项无庸减成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7《吏政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辑，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495页。
9阎敬铭：《请道府州县四项无庸减成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辑，第496页。
10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5册，中华书局，1997年，第2689页。
11恽世临：《请慎重选择州县片》，陈弢辑：《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第2卷，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16页。
12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350页。
13胡思敬：《国闻备乘》卷2《保案之滥》，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256页。
14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119-120页。
15周恒祺：《请整饬吏治疏》，《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第2卷，第5页。
16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中华书局，1958年，(总)第708页。
17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中华书局，1984年，第182页。
18欧阳昱：《见闻琐录》，岳麓书社，1986年，第103页。
19参见许大龄：《明清史论集》，第42页。
20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第232页。
21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3册，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55页。
22张謇：《张謇全集》第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05页。
23毛祥麟：《墨余录》卷13，第201-202、207页。
24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1册，第365页。
2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五》，岳麓书社，1988年，第2533、2934、2976页；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六》，岳麓书社，1989年，第3280、3711、3743页。
2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四》，岳麓书社，1988年，第2259-2329页。
27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第29、95、193页。
28李鸿章：《李鸿章全集1·奏议一》，安徽出版社集团、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9、105、211页。
29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总)第999页。
30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第1474页。
31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第3340、3425页。
32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第3194页。
33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总)第60页。
34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总)第680-681页。
35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第1868-1869页。
36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第3911页。
37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总)第454页。
38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第4586页。
39许大龄：《明清史论集》，第69页。
40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徐泓译注，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56页。
41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第1760页。
42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第1299页。
43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1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
44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第2467页。
45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3册《爵秩类·各省候补情形》，中华书局，1984年，第1360-1361页。
46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总)第507页。
47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1册，第222页。
48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第2528页。
49晚清多恩科，已越出常态。
50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总)第41页。
51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总)第506页。
52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总)第881页。
53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总)第916页。
54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第1760页。
55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总)第153页。
56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94页。
57徐珂编：《清稗类钞》第2册《考试类·县试题为莫春在》，中华书局，1981年，第602-603页。
58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86页。
59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93页。
60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86页。
61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4册，第1256页。其中两处错讹据铢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126页改定。
62欧阳昱：《见闻琐录》，第172页。
63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4册，第1546页。
64丁柔克：《柳弧》，中华书局，2002年，第152页。
65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总)第66页；毛祥麟：《墨余录》，第214页；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9页。
66丁柔克：《柳弧》，前言第1页。
67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404页。
68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126、214、275、290、317、354页。
69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第10页。
70何刚德：《春明梦录》下，《春明梦录·客座偶谈》，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版，第33页。
71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总)第708页。
72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第3370页。
73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1册，第84页。
74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第1916页。
75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第2354页。
76许大龄：《明清史论集》，第139页。
77许大龄：《明清史论集》，第139页。
78刘大鹏：《退想斋日记(选录)》，庄建平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6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66-267页。
79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247页。
80钱穆：《国史新论》，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47页。
81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页。
82朱克敬：《瞑庵杂识瞑庵二识》，岳麓书社，1983年，第122页。
83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第308页。
84欧阳昱：《见闻琐录》，第54页。
85钱穆：《国史新论》，第247页。
86欧阳昱：《见闻琐录》，第55页。
87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第3395页。
88欧阳昱：《见闻琐录》，第55页。
89何刚德：《客座偶谈》卷2，《春明梦录·客座偶谈》，第3、5页。
90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6页。
91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4册，第2399页。
92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第233页。
93沃丘仲子(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卷2《官僚》，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143页。
94盛同颐：《盛宣怀行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3-77页。
95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4册，第1546页。
96沃丘仲子(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版，《官僚》第20-21、53、41页，《帝制党》第163页。
97梁启超：《灭国新法论》，《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47页。
98胡思敬：《国闻备乘》卷2《科目盛衰》，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252页。
99胡思敬：《国闻备乘》卷1《道员诡遇》，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226页。
100刘大鹏：《退想斋日记(选录)》，庄建平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6卷，第277-278页。
101吴汝纶：《吴汝纶尺牍》，第312-313页。
102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中华书局，1984年，第11页。
103刘体智：《异辞录》，中华书局，1988年，第3页。
104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1册，第350-351、409页；第3册，第1149页。
105佚名：《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3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