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十年了，总是想写点文字，纪念我做研究生时的恩师陈旭麓先生。可每次一展纸动笔，先生之容貌即在眼前，种种思绪绵延而至，想了很多，终不能成文。在我的一生中，除了亲人外，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老师。而受益最多思念最深的老师有两位：一位是我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张光明女士，另一位就是陈先生了。
我之所以十年来未能写出纪念陈先生的文字，是因为一种心理障碍：一方面他对我在学问为人影响很大，我今天若有一点点成绩，全因先生的教诲；另一方面我也实在想不出先生对我讲过什么非常伟大的警句可以作为座右铭而终生受用。在我的记忆中，全是一些平淡的小事，没有什么大事，先生是一位平易平常可近可亲的人。
记得入学后第一次见先生是在华东师大一座学生宿舍楼中的一个房间。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就设在这里。当时先生请来了同一研究室的顾长声、黄逸平、何泽福先生。我们这一届共有两名学生，即潘振平和我。记得那个房间很小，光线也不好，而先生的一口浓重的湖南话又极为难懂。那一天，我觉得很拘谨。
可没有过多久，情况就不同了。当时因“文化大革命”的缘故，先生与人合住一套房，且无报箱，所订的报纸及来的邮件只能送到系里去。于是，我与潘振平轮流，每天给他送报送信。他也每次招呼我们小坐，看看电视，谈谈天。他出门不多，很愿意听我们讲讲外面的世界，听听青年人的看法，同时他也会谈他自己的看法。我一直觉得，我在先生处受益最大者，不是正式的上课，而是这种无明确主题的谈话。这些话或关于学术，或关于时事，或关于人情，具体的言词今天也已不记得了，但总体相加，我理解了先生的思想，了解了先生的为人，也感受先生学问的精深博大。
先生是很会让学生表达不同意见的。由于年龄和经历，我与先生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我一直鼓励我说出来，鼓励我与他争辩。我那时也年轻，得到了这种鼓励，就毫不拘束，现在想起来，也有点放肆。有一段时间，我是一个希望全盘西化的人，先生对此自有其看法，但他只是说他的，并不要求我修正观点。在学问上，他也让学生自行其事，他是做史论的，而我受中山大学几位老师的影响，对考证有兴趣，他便支持我去考证，讲了许多考证的意义和方法。
随着师生交往纷密，我们到先生处也越来越放得开。那时物资供应紧张，上海的香烟是要凭票的，每个月几包“牡丹”，几包“前门”，几包“飞马”。我当时染上抽烟的恶习，又不敢回家向父母要香烟票，结果只能买差烟，到先生处就去抽他的烟。有时先生不在，就到抽屉里去找，有好的就不肯抽坏的。记得一次先生对我们喊道：“不要都给我抽光了，留一点我好接待客人！”到了过年过节，学生们都去先生家吃饭，他的女儿林林会烧一手好菜，每次都把这位出阁的女儿叫回来给学生们烧菜。我印象最深终生都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是，一天我去先生家，推门就听到林林说：“爸爸，今天的西瓜买得太小了，茅海建来了就不够吃了！”见到我，一屋子的笑声。后来，我读到罗尔纲先生的《师门五年记》，就很能理解罗先生所说的熙熙春阳。
陈先生的教学也有他自己的特点。他很少上课，隔了几个星期，就把我和潘振平叫到家里去上课。记得一次他还问我们，多久没有上课了？当得知已经很长时间时，忙说：“明天来，上课上课。”他上课时也就是一张纸，列上几个题目。由于我那时对近代史不是很了解，他讲的很多人和事，我是一无所知。这当然会影响听课的效果。但是，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对人物事件的评论。先生的长处是用很精短的话语一下子抓住要害，在平常的史料中看出不平常的意义。当时我们都作了笔记，可惜几次迁移，现在我的笔记已经找不到了。他对我们看书，也不作硬性的规定，只是泛泛地指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筹办夷务始末》等等，让我们去读。他的这种教学，有如放羊。但有一点，他是抓得很紧，那就是要写。他不像许多人那样，主张学生多看少写，恰恰相反，他主张学生多写。他认为，一个学生一篇论文写下来，如何找史料，如何概括和分析也就掌握了。对于他的这一点，我后来的体会极深。中国近代史的资料浩如烟海，如果强调打基础，多看史料，那是一生都看不完的，而学生就学的时间又很有限，最重要的是在老师那儿学会做研究的方法。然研究的方法又多种多样，对学生说来，是不容易讲清楚也讲不完的。但指导学生写出一篇来，个人将会感受到终生的受益。
记得第一个学期快要结束时，我正生病住院。潘振平到医院来找我，说先生交待，每人在假期中要写一篇论文，不限题目。当然，一篇论文在一个寒假中是写不完的，我们又拖了几个月，先生也不来催。我那时入学未久，正在从头看起，读的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于是自选了《鸦片战争中英兵力》这一题目，潘振平选的是《徐继畬与<瀛环志略>》。当我们将论文交上去时，他看得很仔细，发回时也有很多圈点，高兴地说：“看来你们都会写，我就你了。”这一篇论文，我后来寄给《历史研究》，在左步青先生的指点下，又作了修改后刊出。从此开始了我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兴趣。
就在第一篇论文交后不久，先生编《中国近代史辞典》，其中有一条是“讲武堂”，便把我找来问此事，我看了《光绪朝新法令》等书，大致地将情况说了一下，可他又让我写文章。我说讲武堂太多，这文章写不出来，他便指定写云南陆军讲武堂。结果第二个学期结束后，我利用暑假到北京探亲的机会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翻了陆军部档，又到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看了一些书，回去写了《云南陆军讲武堂与辛亥云南起义》。他看了以后就让我去参加长沙召开的“辛亥革命70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并将文章推荐给《华东师大学报》发表。而上海人民出版社要编《近代爱国者的故事》，他又让我们写此类通俗的文字。从长沙开完会回来，第三学期就要结束。我们又只两年制，他又把我们找去，布置写学位论文。
在先生身边的两年，写了三篇论文，一篇读史札记，二篇通俗文章，加起来将近十万字。先生的教学方法，表面上看起来是放羊，好像是什么都不管，可羊却知道，牧羊人看得很紧的。当时的学术刊物不像今天这么多，先生就帮助联系发表，以增加学生的兴趣，增强学生的信心。
想起来我真是幸运，当我走到学术殿堂的大门口时，遇到了这样的导师。
我入学的时候，陈先生正潜心于他的一个课期：“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当我在招生目录上看到这个题目时，尚不知其意。入学后，先生上课也就是讲这一题目，我们学生很希望他能把这部书尽早地写出来，可是他太忙了，一直没有时间。
先生在忙什么呢？我因在他身边，可以就近观察。那时候，应该说先生在学校的事务并不算太多。除了指导研究生外，他并不给本科生上课。这已经是很多年的事了，他那口极为难懂的湖南话，台下的学生肯定听不懂，就连他到外面参加学术会议，上台讲话都需要配翻译。如果为本科生上课也配上一名翻译，一堂课下来，又能讲多少？除了担任中国近代研究室主任外，他只担任了《学报》的副主编，这方面的工作也不算太多，学校和系里免不了的各种会议，虽是劳神费心，可人人都得参加，也说不出什么来。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先生的时间相当大的部分都花在其案上一本又一本的别人稿件上。
先生是主张学生多写的。学生写十万字，他就得看十万字。而且学生的论文又须得仔细，除了主旨、层次、论点、行文，就我个人经验而言，就连错别字也一一挑出来。有一次，他还专门给我谈我常错的几个字的本义。可研究生的数量也有限，我们在校时，先是熊月之、费成康、谢俊美、陈梅龙、潘振平和我，共六人。后来熊月之等四人毕业了，来了刘世龙、马自毅两人。学生的论文也是有限的。他案上的永不减少去了又来的一本本书稿，大多不是学生的，也不是同一研究生的其他先生的。我到现在也弄不清楚那些书稿究竟是谁的。
我就学的时候，先生担任上海人民出版社两套书的主编。一是“中国近代史丛书”，一是《盛宣怀档案》。后一套书因是史料，对学界很有用处，我们学生没有说过话。前一套丛书，因是偏向于普及，几次劝他停下，他却很认真地说，这类普及性的小书，可以培养作者，是很有意义的。结果一直到我们毕业时都没有停。而我们亲眼看到出版社为了《中国近代史辞典》、《中国近代八十年》、《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等书给他一本本地套上主编的头衔，为此他费了不少力气，但这些稿子放在桌上也是很容易认出的。
当时就知道，先生案上众多我不知其题目和作者的书稿，大多为两类情况，一是作者请他提意见，请他推荐，请他作序的；一是出版社请他审读把关的。虽说每一本书都牵涉到一位作者的学术生命，先生也极为负责地为之看稿，但相加起来却又无情地占去了先生的学术生命。何泽福先生对我说过，陈先生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题目，是“文化革命”时期在“牛棚”中最初萌生的。我听过陈先生讲的这门课，虽然当时还弄不太懂，但知其分量，也就参加了逼先生尽早写出这部书的同盟，经常不客气地请先生辞去一切，专心写书。可先生的态度也使人生气，口头答应得好好的，做起来依然如故。
我现在也偶而帮人看稿，深知其中的劳苦，因而是能推就推，可先生却不辞劳苦看了一部又一部的书稿。每一次别人找上门来，送上一部稿子，他都收下。每一次先生都有自己的理由，按照别人规定的时限看完稿子。可写一部书不是几个月的事，需要大段完整的时间，先生的时间被割断了，只能写一些长长短短的文章。而这些先生晚年的文章，正是其书思想的一些片段，放射出光芒。杨天石先生对我说过，陈先生“文革”前的文章，只是觉得不错，但还不是让人很佩服，而“文革”以后的文章非常精彩。“文化大革命”使先生的历史观有了很大的变化，其学问也达到新的境界。可他没有时间，无法写作，渐渐地我对上门找他帮忙的人和他案上陌生的书稿生起气来。
毕业以后，潘振平和我都时常催先生加紧完成其书稿，但据林林、月之等人告，案上别人的书稿有增无减。左步青先生、沈渭滨先生对此也很着急，乘着先生进京开会事，对先生也做了不少工作，并策划由熊月之等学生准备部份初稿，以能节省先生的部分时间，可先生的文字风格是独特的，内在的思想也难以让人替代。更重要且说不通的是，为什么学生为先生准备初稿，先生却忙着别人的嫁衣？
没有想到，就在他思想于炉火纯青之际，突来的心脏病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已经不能亲自完成他运思已久、构筑及致的课题了。我一听到噩耗，首先想到就是这个课题。
1992年12月，在先生去世三周年之时，他的学生们又聚在杭州他的墓前，当由他部份在沪弟子根据讲稿和录音整理而成的遗作《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墓前焚祭时，微风吹起的羽片飘往天空，忍住已久的眼泪夺眶而出。他的一生想别人多，想自己少，为别人多，为自己少；可为什么总还有一些人设计来整他，生出种种是非和无据之言呢？
两年的学业结束了。当潘振平和我北上临行前去他家告别，陈先生请我们吃了一顿饭，也是叫林林回来烧菜的，并请何泽福先生来作陪。当时的气氛很难表达，只觉得师生都稍有动容。到了北京之后，潘振平和我都写信给先生，报行止工作诸情，先生也很快回信，起首便写道：“你们走了以后，我老觉得少了什么，又说不出来。大概是两年中过从甚密的影子。”
给陈先生作学生是终生的事，在校时受益于他，毕业后依旧受惠于他。毕业后我分在北京工作，有一段时间因为种种关系，个人做研究极难。对此，先生是很惋惜的。后来他多次对人说，他之所以去申请做博士生导师，就是想把潘振平和我调回去。
尽管我在北京工作，但师生仍经常有机会见面，谈起话来依旧像在校时那样无拘无束，新写的文章依旧请他看过，学问上的指点也从未停止过。他不仅关注着我的学术工作，也关心着我的生活和家庭。请他到我家来坐，总是要买点小礼物送给孩子。有一次他在京开会，要到我家来看看，没有时间上街，便请左步青先生代买礼物，陈先生对其学生的关怀，是他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体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