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人章学诚说过：“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 在政治学还没有移入中国的时代里，史学曾经长久地托负着天下的政治意识：“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政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 前代的盛衰起伏之迹便在一遍一遍的翻耕中化为知识、智慧、思想和经验，融入了后来的国运和世运之中。因此，从孔夫子以来，中国人重作史，也重读史。居庙堂之高的人物和处江湖之远的人物，心为“宗社之安危”与“民情之利病”所牵，都对史学有着一种诚意和敬意。
虽说二千多年的议论常常以三代（夏、商、周）为理想，但后起者从已经过去的岁月里寻取镜鉴，则视野和重心大半都在秦汉之后。于是而有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和一代一代推陈出新的史论。其间贯注的滔滔心力，使述史和论史成为中国文化中绵延厚积的传统。今人读古人，容易把他们头脑中的天命观念想得很大。其实历史的中心在人事，述史和论史成为中国文化厚积的传统，正说明了二千年政治代谢之中人事重于天命的理性清明。
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里产生过许多辉煌。在一姓之天下的时代里，这是一种王朝的辉煌。但就“政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而言，更引人注目并能催人长思久想的却往往是王朝的坍落和崩溃。秦始皇灭六国，置郡县，为后来的历史重造了轨辙。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影响是不灭的。然而秦汉易代之后，贾谊作《过秦论》，思虑所及，全在前朝的兴亡之间：“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这是一个久耐思索的题目。在他之后，一个一个王朝嬗蜕相续于此兴彼亡之中。因此，唐人杜牧作《阿房宫赋》，仍然从这个题目说起，而感慨所寄，则统括了后来一个一个倒塌了的王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将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其间的反思，显然包含着更富广度的历史内容。这些文字相隔八百余年，以一种共相写照了古代中国人读史之际的忧患心结。每一代人的忧患因每一代人面临的世局纷披而不同，但每一代人的忧患都会在比照古今中显示出深刻的历史意识。
一姓之王朝在兴亡中前后嬗蜕，反射了二千多年历史里的盛世、衰世和乱世。贞观年间，侍御史马周作奏议说：“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然后对唐太宗恳恳而言：“陛下当隆禹、汤、文武之业，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得但持当年而已。”他比较了盛世、衰世和乱世，怀着一腔惕厉之心为天下筹久远。因此，读奏议的帝王掩卷深思而“称善久之” [5] 。开国的君臣常常是从衰世和乱世中立起来的，他们的阅历决定了他们心多警醒。而究其底里，惕厉的本义正是一种畏惧。它们使传统中国最有权力的这一部分人从眼前想到后来，面对衰世和乱世留下的疮痍战战兢兢，不敢自是，不敢自喜，不敢自负，不敢自大。唐太宗君临天下六年之后曾对近臣说：“朕年十八，犹在民间，民之疾苦情伪，无不知之。及居大位，区处世务，犹有差失。” [6] 这些话表达了帝王的内省，也表达了帝王的自抑。于是，作为已经过去了的历史，衰世和乱世制束了开国的君臣。这是一种被迫的制束。然而由此产生的安天下而后安宗社的清醒，却以实实在在的兴利除弊为后来的盛世筑成了初基。世人常常悬想帝王的纵心所欲，但在衰世、乱世转向盛世的过程里，帝王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意志。康熙曾经营造了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然而晚年自述，说的都是辛苦和疲惫：“予年将七旬，在位五十余载，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未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未敢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岂劳苦二字所能概括？”这是一种不易承受的重负，又是一种无法解脱的重负。因此，“身当暮年，每览老臣致仕之奏，未尝不流涕。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 [7] 后人读史，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一种帝王的勤勉敬业，也可以看到一种帝王的身不由己。
帝王的勤勉敬业和帝王的身不由己，既出于贾谊在《过秦论》里对前朝兴亡的那种长思久想；也出于马周在奏议里“为子孙立万代之基”的那种殷殷悬望。其间自多创盛世和守盛世的苦心。然而竖看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称得上盛世的朝代其实并不多见。士人论史，常常因之而感慨惘然：“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其国常至于不可救者，何也？所忧者，非其所以乱与亡，而其所以乱与亡者，常出于其所不忧也。” [8] 每一个曾经有过辉煌的王朝最终都会在衰乱中走向了局，于是盛世便不能成为一种常态。民间人惯看盛衰起伏，熟视之后，便催化出民间的史论。《三国演义》卷首有一首词，其中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在这种兴亡无常的咏叹里，多的也是感慨和惘然。
一代一代的君与臣都在向历史求教，而一代一代的历史都在演进中越出了帝王与人臣的预想悬望。这是一种深刻的矛盾，也是一种牵动人心而富有思想魅力的矛盾。这种矛盾产生于历史过程之中，只有历史过程本身才能说明这种矛盾。历史能够一遍一遍地撰写，其意义和价值正在于此。
二
比之秦代一夕土崩，两汉四百多年历史是在瓦解中走向终局的。四百多年时间里，帝王常常抱防患之心而天下往往起落于跌宕之中。后来苏轼曾以此为题目谈汉代历史，统括而言之曰：“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当时之所忧者，韩、彭、英、卢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终高帝之世，相继仆灭，而不复续。及至吕氏之祸，则犹异姓也。吕氏既已灭矣，而吴、楚之忧，几至于亡国。方韩、彭、吕氏之祸，惟恐同姓之不蕃炽昌大也。然至其为变，则又过于异姓远矣。文、景之世，以为诸侯分裂破弱，则汉可以百世而无忧。至于武帝，诸侯之难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炽。则又以为天下之忧，止于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诸侯王既已无足忧者，而匈奴又破灭臣事于汉。然其所以卒至于中绝而不救，则其所不虑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惩韩、彭之难，中鉴七国之变，而下悼王氏之祸，于是尽侯诸将，而不任以事，裁减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权，以为前世之弊尽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权盛，而党锢之难起，士大夫相与搤腕而游谈者，以为天子一日诛宦官而解党锢，则天下犹可以无事。于是外召诸将，而内胁其君。宦官既诛无遗类，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汉。” [9] 他描述了天下跌宕起伏与帝王忧思应变的种种的因果。然而四百多年之间的因果各成片断，它们没有在贯通中进入历史，因此，忧思不能升华为烛照后来的理论思维，当国的帝王便常常成了被时势摆布的人。
而后的历史，由三国而两晋，由两晋而南北朝。原本杂居于边地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五族先后逼入中原，迫使晋室南迁东渡。旧史谓之“五胡乱华”。此后一百三十多年，天下在动乱中走向分裂。北中国由五族演为十六国；南中国则次第易姓，换了五个朝代。比之四百多年的刘汉王朝，这个时期的君权转移可谓起也匆匆，落也匆匆。其改朝换代之间留下的大半是斑斑血泪。南朝宋起晋灭，晋代的最后一个皇帝被“兵人以被掩杀之”。陈起梁灭，梁代的最后一个皇帝死，临危之际“绕床而走”，且呼且叫，卒为近臣“执帝衣，行事者加刑焉”。北朝的（北）魏孝庄帝为臣下尔朱兆所囚，缢杀于佛寺，“临崩礼佛，愿不为国王”。（北）周孝静帝被废，“遇酖而崩” [10] 。在这种血色染成的君位嬗递里，旧朝的强臣一个一个成了新朝的帝王。而本来重心所归的君权则因之而成了一种没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的东西。赵翼后来作《廿二史劄记》，考证说：“宋武（帝）微时伐荻新洲，又尝负刁逵社钱被执，其寒贱可知。齐高（帝）自称布衣素族，非高门可知。梁武帝与齐高同族，亦非高门。陈武（帝）初馆于义兴许氏，始仕为里司，又仕为油库司，其寒微又可知。” [11] 这些人虽以强臣作帝王，但来无渊源，去无余响，此起彼伏之间，每一个王朝都犹如世间的过客。与他们相比，被称作“高门”的世族，则大半可以把累世贵显的谱系追溯到汉代。累世贵显不仅是富与贵的累积，而且是学术文化和政治经验的累积，是物望和权威的累积，并最终是影响力和支配力的累积。因此，在一个君权没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时代里，世族便成了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据有者。他们与每一个帝王共治天下，但在一个一个王朝来来去去的过程里，他们却自能依旧故我而岿然不动。没有历史厚积的帝王需要世族拥有的历史厚积，但世族所拥有的历史厚积却既使帝王忿妒，也使帝王自卑。所以，用那个时候的尺度论短长，是“爵位不如族望” [12] 。爵位与族望的长短之比，正反照了君权与门阀在人心中的轻重。
这种君权为世族所制约的关系，是魏晋南北朝政治史中特有的现象。世族的存在和繁衍，减杀了君权内含的惟我独尊，也限制了“高门”之外的“寒人”进入国家权力的路径。因此，世族的存在和衍延一定会催发帝王的憎恶和士人的憎恶。这两种憎恶在一百三十多年沉积起来，助成了日后科举取士的改制。从此入仕别有途径，则以门阀为凭藉的世族不得不渐次消亡。而后，“寒人”没有了限制，遂能成千成万地应试入仕；帝王没有了制约，遂能使君权日趋日尊。然而以史论史，则这种既使帝王憎恶又使“寒人”憎恶的世族，却在一百三十多年的南朝和北朝之间维系了一种统一的文化。南朝的文化自中原移来，世族本是身载肩负者。而被旧史称作“胡人”的北朝君主，其中之有作为者大半都乐于“汉化”。寻其本义，“汉化”正是北方世族的文化调教。因此，一百三十多年的分裂便成为一种文化统一之下的分裂。由于文化统一，北朝的中国人与南朝的中国人仍然血脉相连。当能够统一南北的力量出现之后，这种血脉相连便为中国的统一提供了自然的基础。而后，统一的中国在隋唐进入了盛世。
三
隋唐以科举取士，国家权力本在文官政府。然而“安史之乱”以后，天下重心日甚一日地移入了军人的手里。
由于朝廷寄重开边与备边，统兵的将帅在盛唐之世从都护变为节度使，又以节度使兼治按察、安抚、度支，一个一个军镇遂拥有土地、人口、赋税、甲兵、职官，犹如小国诸侯。而唐人以武功成文治，盛世之际，帝王多自负而少疑忌，用人逸出常格。玄宗一朝，往往以“蕃将”作边帅。日后造反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在旧史的记述里皆出“营州杂胡种也”。而平定“安史之乱”的众多节度使里，还有更多的“蕃将”。用“蕃将”作节度使，说明了那个时候帝王的心里还没有夷夏之防。被后来的历史学家以族类区别而称作“蕃将”的人们，在当时帝王的眼里是一种可以充作爪牙的职业军人。但与此前的儒而将者相比，作为职业军人的“蕃将”显然是一种缺乏文化意识与政治意识的群类。于是，一方面，节度使的职分已由统兵而兼察吏、理财、治民，需要越来越多的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另一方面，以职业军人作节度使，导致的则是越来越少的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对于拥有权力的个人来说，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始终是一种束缚和限制。以此衡量那个时候的人情物理，则盛唐的节度使便成了朝廷亲手制造出来的一群有权力而无束缚的人。“安史之乱”因此而起，“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遍地，割据自雄也因此而起。
节度使制度制造出了一个职业军人的时代。唐代的历史在这个时代里终结。而后，这个时代在延伸中走向五代十国。五十年间，梁、唐、晋、汉、周依次而起，各成一朝；而割据方隅者，前后又有十国，在纷乱中兴，又在纷乱中废。其间的开国君王，大半都是分属方镇的节度使。与南北朝相比，同属乱世的五代十国是一个文化残破的时代，因此显得更暗淡。
一个接着一个的职业军人变为帝王，凭借的不是功业，而是武力。于是，武力便成了一种能够制造君权的东西。而能够制造君权的东西，一定也能够制约君权。宋人叶适说：“自唐至德以后，节度专地，以抗上命，喜怒叛服，在于晷刻。故藩镇之祸，当时以为大论。然国擅于将，尚可言也，未几而将擅于兵，将之所为，惟其是听，遂以劫胁朝廷。”而“自五代于本朝之初，人主之兴废，固皆士卒为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听命而不敢校论。” [13] 在一个武力制造君权和制约君权的社会里，武力所归的地方便是天下之威权所归的地方。当日的将帅因没有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而不受纲纪的束缚，但当这些抗上的将帅转过身来面对成群鼓噪的士卒时，他们又因没有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找不到可以用来束缚士卒的东西。于是，由“国擅于将”而变成“将擅于兵”，五代的骄兵悍将以武力作准则，造出了一个历时五十年之久的无序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地方可以讲善恶、讲是非、讲人伦、讲规矩。
由于没有地方可以讲善恶、讲是非、讲人伦、讲规矩，儒学的种种道理便在精神上与那个时候的士人离得越来越远。南北朝的世族是群体，他们凭藉先人留下的历史厚积而能岸然自立。五代的士人则是个体，面对满地兵气，最易消磨志节。因此，他们出仕便是依附，大半没有养其廉耻之心的自觉自律。其间有一个叫做冯道的人身历唐、晋、辽、汉、周八姓十一君，常在公辅之位，晚年自号长乐老，著书历述累朝阶勋官位以为荣，而同时士人往往羡叹之。这种自荣与羡叹，非常明白地写照了一世士风的普遍无耻。从孔夫子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崇尚社会责任感，但在一个士风普遍无耻的时代里，无耻所扑灭的正是社会责任感。因此，后代士人论五季，于此尤觉痛切。司马光说：“（冯）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道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而“尊宠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相，国存则依违拱嘿，窃位素餐；国亡则图全苟免，迎谒劝进。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在这个过程里，个人的道德低落显然已经演化为政治上的溃决与不宁。所以《资治通鉴》叙五代史既毕，特为夹入一段议论，期期以为一个时代不能没有道德标准 [14] 。在五代十国之后重新统一天下的赵宋王朝也是在“国擅于将”和“将擅于兵”中产生的，其开国的皇帝仍然是一个职业军人。但在君权社会里，武力支配政治终究是一种异态。它因“国擅于将”和“将擅于兵”走到末路，在时移势易之后，宋代便成为着力压抑武人的一个朝代。而五十年道德低落成为一种反衬和反照，又促成后起的知识分子纷纷以砥砺德性作成了另一代士风。
四
北宋继五代而起，最忌惮的是骄兵悍将和内轻外重。骄兵悍将指的是武力支配政治，内轻外重指的是地方颉颃朝廷。对于宋太祖和宋太宗那一辈人来说，这是一种由亲身经历而获得的经验，其深切可以刻骨铭心。因此，从宋初开始，防弊便成为朝政中的要目，国家政治中的许多方面遂因此牵动而大变。宋人论宋，已常常反思其间的得失：“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县遂日就困弱。”于是“天下承命而服”。然而一旦祸发，则地方莫不溃散：“自金人犯中国，所过名都大邑，多以虚声胁降，有如探囊得之。” [15] 政治重经验，尤重于自己切近的经验。是以赵宋承接五代，则不能不变。但每一种经验其实都是有限的，并因之而总是片面的。它们以成败利钝昭示因果，因果同时便是警戒。然而它们在昭示一种因果的时候又常常淹没了其他因果。因此，一身全为经验所牵，防弊的过程便非常容易由一种因果引出另一种因果，不知不觉中演变为造弊的过程。用来除旧弊的东西越过了度，便成了催生新弊的东西。宋代的悲哀正在这里，而后人读史应当沉思的地方也在这里。
赵宋一代始终与边患相伴，在弱势中由北而南，最后在元人的铁蹄下成了被夷灭者。此后八十九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元代。
元代以蒙古人为帝王，功业重在外征。其版图地兼欧亚，幅员之广，为古今所未有。与前代之疆界阻格相比，由此形成的是一个可以交通的辽阔空间。于是，随着军队和商队西去，中国人累积的文明第一次大规模地流向了欧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指南针、火药、雕版印刷术、纸币、算盘、瓷器。同一个过程里，西方的商人、教士、工匠、艺人则纷纷东来，他们带来了出自欧西文明的宗教、数学、美术、历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且以色目人的资格在中国做了二十多年官，他写的《游记》后来流布欧洲，直接引发了彼邦人士因向慕东方而寻找新航路，因寻找新航路而发现新大陆，这些都在创造历史。蒙古人的金戈铁马席卷而过，用的全是暴力，而这个为暴力所开创的时代，却以东西文明之间的交流而异常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世界历史。
但以外征为功业而造出了辽阔疆域的蒙古帝王并不谙熟于政治。在他们统治中国的八十九年里，着力营造的都是人间的不平等。“元朝天下，其长官惟其国人是用，至于风纪之司，又绝不用汉人南人，宥密之几，自更不得与闻。其海宇虽在混一之天，而肝胆实有胡越之别。” [16] 他们不肯认同汉人与南人，因此，面对着汉人与南人的社会，他们始终是一群不能融合的外来者：“蒙古色目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这些人天天在统治汉人，却大半“素不识汉人文书，未知其义” [17] 。与之相为映衬的是：“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 [18] 其排斥儒学知识分子的意识是非常明白的。由此作成的社会结构，不能不使元代的庙堂成为一个文化稀薄的地方。而众多游离于政权之外的知识分子，则一定会日积月累地深化自己对于这个政权的疏离感和异己感。显然，用法度筑成的藩篱来隔离多数、隔离文化，换来的只能是政府和社会脱成两截。
当蒙古以外征为功业之日，其本色在剽悍。而一旦入承平，则岁月容易消磨剽悍，而武功则不能化为文治。“蒙古色目之为人，惘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向人讨钱，各有各目，始参曰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日曰生钱，管事而索曰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官美曰好地分，补得近职曰好好窠窟。全不知忠君爱国为何物也。” [19] 这些文字写照了普遍的由贪而腐，在其背面则是普遍的由贪而暴。由贪而腐是自身的弱化，由贪而暴是民愤的强化。这是一种常见于历史过程之中的矛盾。然而因为元代排斥儒学知识分子，这种矛盾便得不到来自清议的制束和调节，而长在日趋日激之中。又因为元代太过强烈的种族意识，“王泽之施，少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故贫极江南，富称塞北” [20] 。南方社会经济因之而节节破败。两者交叠，使得备受重压的南方成为种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最先激化的地方。于是，在元末的中国，南方便成为最先造反的地方。当初从北而来的蒙古贵族在兵锋的逼迫下又向北仓皇退去，一个曾经强盛的王朝遂在很短的时间里崩塌了。
五
明代的君权是在河溃鱼烂中倒塌的。仁、宣之后，帝王的弛怠，权臣的恣睢，宦官的肆张，士大夫的是非之争和意气之争都曾招来过政治危机。然而最终把王朝推到末路的则是重赋逼出来的民变和造反。从万历到崇祯，由辽饷而剿饷，由剿饷而练饷，“先后增赋千六百七十余万，民不聊生，更起为盗矣” [21] 。由民而“盗”，是一种扑不灭的烈火。而后，在民变和造反汇成的乱世混沌里，从边地进入关内的满族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
清代的开国君主身历明清嬗蜕之际的连年战乱，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顺治元年的上谕说：“前明厉政，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其后又加剿饷，又为各边抽练，而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民无所告，殊可悯惜，自今以后，一切加派，尽行豁除，如有官吏朦混倍征，杀无赦。”[22] 他们看到累积的重赋转化为累积的民怨，累积的民怨转化为累积的戾气，由此产生的警惧使新朝从一开始就有一种轻赋立国的自觉。后来康熙、雍正都沿着这条路往下走，积久而为清代的祖宗家法。与前代相比，这是清代历史的一个特点。因此，康、雍、乾三朝父子祖孙前后相继，屡次以文字兴大狱摧折士人，而田间的农夫耕氓则漠漠然视之，一派安谧宁静。百年之间，与文字狱造成的血色和窒息相对，是一个轻赋之下的长久盛世。然而由轻赋筑成的财政只能是一种脆弱的财政。一遇天灾（旱、涝、蝗、河决）人祸（战争），马上捉襟见肘。于是，每当“四方多事”、“军需浩繁”之际，朝廷常常要另拓蹊径，用“纳银”开捐的办法来筹措费用。久行之后，捐纳便成常事。嘉庆元年，中国社会正当盛衰之交。有一道上谕专说捐纳：“现在军需河工均出常年经费之外，国家度支有常，此亦朕万不得已之举，非以捐纳为必可行也。”又说：“各大臣果有真知灼见，能为裕国之策，立能济军需河工之用，朕当立时采行，即将捐例停止。若但言捐例之弊，而亦别无良策，无庸虚陈奏牍。” [23] 这些话表述的都是国计的窘迫。农业经济的国度里，财政是一个常数，而世事之变化则往往要越出常度。两者之间的矛盾，明代用“加派”的办法来解决，清代用卖官（捐纳）的办法来解决。从“加派”到捐纳，既说明了清代的帝王始终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心绕过明代君权倒塌的地方；也说明了在传统社会的范围之内纠正传统社会所产生的倾斜，常常会扶得东来西又倒。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捐纳与清代政治相始终，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官场社会相。“咸同以来，捐例大开，纳粟得官，遂相传以为世业。其稍有资财或能假贷于人者，父子兄弟莫不以捐班为捷径，或且因以致富。光宣两朝，则为尤甚，即以江苏言之，候补道至三百余员之多。” 这个过程一定会使官场变为市场。因此，捐纳在当时和后来都被当作一种秽政，常在世人的掊击和垢责之中。但掊击和垢责都不能上溯源头。嘉庆的上谕已经说明：捐纳不是自愿的选择，而是前朝的阴影不散地罩在后朝头上的一种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帝王将相都是不自由的人。
前朝的阴影不散地罩在后朝的头上，其内在含义正是历史经验在延续中的固化。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清代不仅承接明代，而且承接周秦以来的二千多年。因此，它所拥有的历史经验会比任何一个时代更多。然而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西人挟节节茁长的工业文明咄咄逼来，中国便面对着经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而后，清代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遂一步一步地脱出了旧轨。
本文原载于《思想与文化》（2003年第三辑），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