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的时候，陈旭麓先生已58岁，开始“渐入老境”。胡适在一篇题为《不老》的文章中曾引用梁漱溟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这样一段话：“当四十岁时，人的精神充裕，那一副过人的精神便显效用来，于甚少的机会中追求出机会，攫取了知识，构成了思想，发动了志气，所以有那一番积极的作为。在那时代便是维新家了。到了六十岁，精神安能如昔？知识的摄取力先减了，思想的构成力也退了，所有的思想都是以前的遗留，没有那方兴未艾的创造，而外界的变迁却一日千里起来，于是乎就落后为旧人物了。”梁先生说的是人生的常态，旭麓先生则不然，他六十岁以后，“知识的摄取力”和“思想的构成力”非但没有减退，反而是大大地增强了！他那“方兴未艾的创造”正是从六十岁以后开始的。他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并被誉为新时期“中国本土史学的标志性文本”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浮想录》都是在“老境侵夺”的日暮黄昏中完成的，无论是对中国学术界还是对先生个人而言，这也许都可以算是一种幸运，但这种幸运之中让人感受到的更多是先生那一代学人命运的苍凉。
一
在当代史家中，先生是那种才、学、识兼具的出类拔萃者。早在1942年大学尚未毕业，他就已在贵阳文通书局出版了《初中本国史》，同年又在一家文史专刊上发表了毕业论文《司马迁的历史观》，深得文史前辈谢六逸等先生的器识。1946年先生随大夏大学“复员”到上海后，先生蒿目时艰，以一个“自由分子”的情感和理性，把积年所学和忧思化作对时局的针砭和对国运的洞见，在《观察》、《大公报》《时与文》《展望》等报刊的显著位置上，发表了《我们向哪条路走》《暑假话大学》《戊戌维新论》《中国还需要革命》《论学术独立》《吊“北京人”》《论学生运动》等一系列论理条达、笔锋犀利的时论，在当年中国的言论中心上海证明了自己的存在。1949年以后，先生渐渐将平生所学寄之于史，并具体落实到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个中缘因，先生后来曾在一本论集的《自序》中写道：
回忆开始发表文章，已是42年以前的事，那时不怕露屁股、出丑，在战火纷飞、天地玄黄中，随感而发，什么都写，练习了文字。但自己是学历史的，毕了业，又在学校教历史课，教“中国通史”，渐渐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较多地引史或就史发议，把文字归到历史这一行业。在40、50年代之交的新的岁月里，多次讲授“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类课程，随后专任近代史教学，进入行业的内部分工。近代社会的巨变，时而骇浪滔天，时而峰回路转。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疾苦，是那样激励着自己的心弦，便日益以万象杂陈、新陈代谢飞速的近代社会作为自己朝夕思辨的契机。我并不是像思辨哲学家那样有概念推论出存在，而是认真地思考历史的势态，占有资料，从存在去思辨事变的由来及其演进，寻找它的规律。
在此后近三十年时间里，先生在史学的许多领域，尤其是近代史、民国史研究都曾留下自己深刻的印迹：他是新中国第一本辛亥革命史专著、第一篇研究宋教仁、邹容、陈天华论文的作者；他参与主编的4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他主持编纂的《中国近代史丛书》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大都见称于学界；他发表的数十篇论文更不乏凝练旨深的文字，譬如他在1964年《新建设》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校邠庐抗议〉一书》一文，从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版本考订切入，仔细地排比了不同版本之间的出入和差异，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然后再根据它在19世纪后期的流传情况，以及时人对它的不同反应，“看它为什么人接受，又产生何种政治影响”，并以此来论证这部论著的“思想倾向”及思想嬗递的复杂性，开辟出一条从受众反应来反证文本内涵的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向。其考据的谨严，辞章的妥贴，理路的圆融，是那个时代的论作中极为罕见者。
联系到那时整体的学术环境，应当说，先生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所能做和应该做的一切，但与先生的才华和抱负相比仍然是不太相称的。这个时段正好跨过了从30岁到60岁的黄金岁月，是人的一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年华，以他的旧学根底，以他的博学高才，以他的思辨气质，本来是完全可以取得更大成就的，但是，他和许多同样有才华的学者一样，遭逢了一个严酷的时代。“文革”结束后不久，先生应《书林》杂志之请，撰写题为《漫谈学习中国近代史》的文章，向读者介绍和推荐中国近代史读物。文中，先生悲哀地写道：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虽然，近代史论著和资料书也出了不少，但要举出几本能够首尾一贯、实事求是、科学地反映近代历史全貌的书来却并不那么容易。因为这些年来，我们经常处在政治运动的大动荡中，文网甚密，动辄得咎，对同现实政治有密切关联的近代史，只能在设定的框框里说话，要从近代历史的实际出发来写近代史，就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人为的障碍，欲说还休，甚至望而却步。所以过去出的许多近代史，成果固然有，却不庸讳言：大都是眼睛鼻子差不多，没有个性，语言无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惨遭林彪、‘四人帮’的荼毒，儒法斗争的伪历史泛滥一时，更无科学历史著作之可言。如果像刑后的司马迁那样写《史记》，在《报任少卿书》中那样满怀愤懑，早就罪上加罪、不知所终了。”
从1949年到1979年，30年时间过去了，却难以举出几本“能够首尾一贯、实事求是、科学地反映近代历史全貌的书来”，对于一个专门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尴尬的呢！更可悲的是，先生的“尴尬”，远不只是他个人的“尴尬”，也不只是那时近代史研究的“尴尬”，它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那时历史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整体现状。
先生真正的学术创造是在文革岁月终结之后。作为亲历过浩劫并从劫灰中重新站立起来的幸存者，先生曾以“大史震”比拟“文化大革命”给他们这一代学人所造成的心灵痛楚和精神震撼，他认为，这种痛楚和震撼甚至比唐山大地震还要来得剧烈，它的震波所及远远超出了“文革”这一事件本身。先生后来在回顾自己的这段精神历程时这样写道：
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了全国的伟大胜利，随之是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天翻地覆慨而慷”，它震惊了整个世界，每个中国人都为之自豪。谁知在洒满阳光、由胜利走向胜利的大道上，已潜伏着荆棘和阴霾，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怪诞的“文化大革命”，它几乎吞噬了我们前此取得的胜利果实。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但历史不会有如此巨创、如此深重的偶然，而偶然的积聚和联系又是必然的反映。“文革”这个历时十年的巨祸，除了从肩负历史责任者身上找到教训外，从我们民族的身上能够找到什么，从我们的革命史上能够找到什么，从我们自己身上又能找到什么。如果说“文革”是一场“大史震”，那么它的震波迫使我们去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远远地超过了唐山大地震迫使我们去认识自然。
多难兴邦，殷忧启圣。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反思中，先生的学术与思想一步步地逼近一生中的巅峰状态。其论域之深广，成果之丰硕，识见之卓特，不仅超过了他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即使在同时代的学人中也是不多见的。
一个人的学术巅峰状态总是透过他深广的论域具体地体现出来的，而论域的深广又最足以考验他的视野和学力。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年中，先生的论域几乎涵盖了民族反思大潮所涉及的所有重要层面，从近代史的总体架构到具体人物的评判，从中国社会变迁到中西文化比较，从洋务、改良、革命到会党、军阀、政派，从“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到传统、启蒙、中国化，从爱国、卖国、误国到民主、科学、现代化，从京海论争到新旧冲突，从租界的讨论到上海学的构想，从近代“文变”到当代新儒学，从反思到“反反思”，……所有这些论域无不有先生的一家之说，而且，越到后来，他的论域就越加广泛，思想的锋刃就越加犀利！这可以从先生的《浮想录》中得到印证，在总共695条警句断想中，1978年29条，1980年44条，1985年以后几乎每年都超过100条。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半年，先生先后赴北京、合肥、南京、广州等地参加了十余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并在这些学术会议上，分别就“戊戌与启蒙”“租界与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史学的困惑”“发挥史学家的良知”“史与志”“会党与近代中国社会”“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社会史的崛起”“军事与近代化”等专题作了精彩纷呈的演讲，其中大多均根据演讲录音或记录整理成文发表，这些专题演讲一洗学界固有的陈词套语，新见叠现层出，每一次专题演讲都激起巨大的回响！难怪学界的同行都说：“旭麓先生的学问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了”。
与论域之广相对应，就是先生推出的成果之多。且不论先生论著的质量，仅据《陈旭麓文集》第4卷附录《陈旭麓先生著述系年》所列，先生在最后十年撰述的数量就已是十分惊人的了，单是论文和其他学术性文章就有近100篇，平均每年发表十篇，超过了先生前四十年撰述的总和。但是，先生学术成果之多并不只表现在他发表的文章数量上！先生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浮想录》和《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以及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丛书》《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中国近代史词典》《中华民国史辞典》《近代中国八十年》《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等极具影响力的著述，绝大多数也都是这十年中完成的。
其实，先生晚年之为世推崇，还不仅仅因为他论域之广和成果之多，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思辨的深邃，识见的卓特。冯契先生曾盛赞先生的“史识”，他说：“刘知几谓史家须具‘才、学、识’三长，而世罕兼之。旭麓却是当之无愧的‘三长’兼具的史家。”先生晚年的著作和文章，建基于深厚的功底，而富深见卓识，发人之所未发，且文采焕然，语多金石，字见珠玑，处处显示出“才、学、识”融为一体的风格。“三长”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史识”。先生说：“史识是治史的眼睛。”又说：“不为历史现象所迷惑，不为议论家所捉弄，要有一双治史的眼睛。”先生有时也把“史识”称为“眼识”或“通识”。无论“史识”、“眼识”，还是“通识”，说到底，乃是来自历史自身的“问题意识”，是思想与学术交汇的产物。它是一种历史的视野，更是一种史学的智慧。这种视野和智慧，既不是从概念推论的“纯思的抽象”中得来，也不是从纪实与虚构的“具象的抽象”中得来，而是从古今中外之变的洞察与思考中浮现出来的，当然还有史家本人的禀赋。先生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思辨，关于近代历史进程标志的概括及其塔形层次演变的分析，关于从“夷”到“洋”的改称背后的民族心路历程的透视，关于晚清“西学”内涵的流变及“中体西用”作为思想流派而影响弥久的原因的洞察，关于“改良派”在不同历史时段里三种分称（维新派－保皇派－立宪派）的含义的剖析，关于近代史中革命与改良、爱国与卖国、侵略与进步等关系的思考，关于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农民战争与人口问题、军阀与近代社会变迁等复杂关系的阐释，关于“海派”内涵的界定、“海派”作为一种艺术风格的特征及其流变的考察等等，无不是先生卓异史识的生动体现。与“思而不学”与“学而不思”者迥异，在先生那里，学术与思想不仅是统一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思想使他的学术富有思辨的魅力，学术则使他的思想更具有力度和厚度，他的思想是有学术的思想，他的学术是有思想的学术。
先生的黄昏是苍凉的，但在“苍凉的黄昏”中，他的学术与思想却有如岩浆奔突、江河澎湃，他以深广的论域、丰硕的成果和卓特的识见铸就了学术人生的最后辉煌。
二
如果说学术创造是先生一生的出发点和归宿，那么以“新陈代谢”的旨趣建构近代新史架构则是他晚年学术的核心。在惯见了三十余年近代史的既成格局之后，先生是有心别开新局的先行者，在这个过程中，先生不仅超越了自己，而且超越了过去一个时代。
然而，近代是去今不远的历史，它的后三十年且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是重叠在一起的，如何重新认识，势必牵动前此数十年中形成的共识或认知惯性，牵动一系列带有全局性的观念屏障，学术上的难度自不必说，由于它与当代的历史是近亲，还会涉及到许多现实的关系。譬如，究竟如何真实地而不是片面地认识革命的胜利和曲折，如何严肃地而不是因袭地对待革命史上的臆说，这是历史本身赋予的任务和现实生活提出的要求，也是重构近代新史架构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但要做到这一点，非常自然地要触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对历史的载认识，特别是对革命的再认识，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本身是那样的万象杂陈、光怪陆离，正义与非正义，变革与反变革，进步与保守，激进与徐缓，反传统与回归，无不相互纽结，互相渗透。而大量的民族冲突和阶级斗争又往往掩盖和包含着新旧矛盾、交错和转化。这样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对历史学家而言，无疑是一种学力与智慧的双重挑战！这些都是就客观上的困难而言。实际上，客观的困难之外，史家的主体意识方面也有一个破启“禁锢”及认识上的调整和深化的问题，即荀子、戴震所说的“解蔽”问题，只有解除种种蒙蔽，特别是挣脱线性思维，思想获得解放，才可能有明澈的眼力，以洞察历史的真相。所有这些问题的累积，就注定了近代新史架构的探寻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一个相对漫长的时段。所以，尽管先生在70年代末就已提出“新陈代谢”的构想，但直到80年代后期才最后成型。这个艰难的探索过程，主要围绕以下三大环节展开：
（一）革命与改良
革命与改良，是贯串整个中国近代史始终的重大问题，近代中国就是在革命与改良的不断变革中曲折前进的。但前三十年形成的中国近代史架构以革命为叙述中心，在这个分析架构中，改良一直被看成是灰色的、骑墙的，甚至是反动的。到了“文化大革命”，“革命”、“造反”的高音喇叭日夜呼啸，改良从现实到历史都遭到了更大的歪曲。因此，如何实事求是地论述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弄清改良在不同历史情境中的作用，就不仅是史学上的重要任务，而且是重新建构中国近代史分析架构的前提。
基于这种宏观思考，先生在“文革”结束后就开始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改良，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1980年便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在这篇重要论文中，先生首先从理论和史实两个层面上重新界定了革命与改良的内涵与外延，并把改良与改良主义严格地区分开来，然后全面系统地揭示了改良在中国近代史中的积极作用，提出了近代社会变革的塔形层次说，认为事物的新陈代谢，决不是简单的否定和取代的公式，而是一个扬弃和汲取的复杂过程。近代的变革由上层肇始，依次推移，逐级发自中下层，形成一个塔形，一个否定另一个而且像浪圈一样一圈比一圈大地彼此联系着。革命与改良都是想为衰落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值得大书特书，但作为两股新的政治力量决不是相等地开展活动，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各有其消长和分化组合。
在革命兴起之前，改良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20世纪初年中国的政治格局出现了两条道路（革命与改良）和三方（革命、改良、朝廷）的角逐，革命成了时代的主角，而保皇的改良派作为新派人物的颜色并没有完全脱落，还有些号召力，特别是对那些刚从封建营垒中渐次苏醒过来而又害怕革命的人们。辛亥革命时期张謇等人发展实业所作的努力，梁启超传播新知识的大量文章和严复介绍西学的许多译著，都独步一时，启迪了整个一代知识分子，帮助了知识分子的革命化。辛亥革命后，革命与改良对发展实业表现了较大的共性。改良除了消极的一面外，仍有积极的一面，有时积极性还是比较大的。即使是五四以后，许多知识分子囿于自己的经历，以目带纲地各自提出实业、科学、教育等救国主张，虽然救不了国，多数还是出于不甘自弃的好心，在黑暗中以爝火萤光探照自己的去路，终究比安于现状、无所用心要好。经过革命推翻了旧政权，建立起新政权后，采取改良步骤，恢复经济，变革旧制，以巩固新生的政权，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样的改良决不是历史的赘疣，而是革命的延续和补充。
1985年，先生又发表了《论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同一性》，作为前文的续篇，进一步论证了近代史上改良的特殊意义和价值，以及革命与改良的同一性。文中，先生分析了改良派从维新派到保皇派再到立宪派的循环和代谢过程，以及这三个不同段落的分称各自的含义，认为20世纪初年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的激烈论争和分道扬镳的对抗形式，实质上是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两种政治模式的争夺，二者的并峙表现了革命与改良的不同一性，也有对抗性，但对立着的双方都要求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又具有同一性。并从二者的性质、反帝爱国、思想武器和斗争锋芒等四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这种同一性。他在论文的最后写道：“在历史社会的新陈代谢中，不同一性和同一性是普遍地存在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新的取代旧的，如戊戌维新，如民国之取代清朝；一是新与新的递嬗，前一种新的褪色了，后一种新的跟上来，辛亥之与戊戌是这样，五四之与辛亥是这样，戊戌之与洋务也有这种迹象。后一个方面的新陈代谢是推动前一个方面的新陈代谢的。后一个方面的新陈代谢与前一个方面的新陈代谢有很大不同，但又有着某种亲缘关系。”围绕革命和改良，先生还写了不少其他论文，如《光绪略论》、《戊戌与启蒙》等，从不同侧面分析了改良在近代史上的各种作为。通过所有这些论文，先生创造性地还原出改良的历史面目及其在近代史上应有的位置，体现出近代史研究中的一种新思维。这样就在事实上动摇了以革命为中心的近代史分析架构，以“新陈代谢”为旨趣的近代新史架构已呼之欲出了。
（二）国家与社会
建立近代民族民主国家，曾经是所有不甘沉沦的民族精英力追不舍的目标。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虽然在民主模式上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分野，在达到目标的手段上有激进与温和的差异，但在终结帝国时代的君主独裁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曾经合力地促成了中国从帝国到民国的转变。但进入民国之后，民主国家体制并没有真正地确立起来，民国迅速地走样、变形，以至于鲁迅在民国创立十多年之后就感叹民国的来源和民国的精神已经“失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又遭遇到严重的挫失和曲折”，这究竟是为什么？根源在哪里？不解释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就无法揭示近代历史的真相。先生认为，单从国家或政治层面出发是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的，应该放宽历史的视界，从近代社会的变迁中寻找，而国家与社会的非同构性乃是其中的关键。
与静态的、具有很大凝固性的传统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接踵而至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机制变外来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又反映为一浪高过一浪的新旧冲突，所以，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有很大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陈代谢的急剧性，这种急剧的程度是中国传统的静态社会所不曾有过的，也是西方社会由传统向近代演变过程中所不曾出现过的。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完成，走过了300多年的历史；中国社会从改良到革命，从旧民主到新民主，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仅仅用了近百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我们在短短的百余年时间内超过了西方社会有中世纪到近代演变的数百年的行程，这就意味着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的不成熟性，这种不成熟性给后来的革命和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也从根本上制约了近代国家体制的确立；二是近代社会上层体制、政治思想的演变是迅速的，而社会生产、经济结构尤其是乡村社会的变迁则是缓慢的。在政治思想上，我们似乎是胜利的，但胜利又是不巩固的，广大的处于底层社会的芸芸众生从意识到生活都没有越过小生产的轨道，实现向近代的根本转变。在近代社会里，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商业都市与停滞着的广大乡村同时存在，民主、自由、博爱观念与宗法、畛域观念同时存在。近代与传统的并存与传统，构成了近代社会显著的特征。这又意味着经济基础与上层体制、国家与社会的严重脱节和不对应性，这种脱节和不对应性导致了上层体制始终处于游垠无根的摇摆状态，无法正常地走上宪政的轨道。
沿着这样的思路，先生致力于近代社会深层结构的探究，撰写了一大批富有深见卓识的论文，如《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若干问题》《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军阀与近代中国社会》《农民战争与人口问题》等，这些论文着眼于社会变迁，或从宏观的角度探讨近代社会的特征及近代社会变迁的动力和阻力，或从具体的层面上考察了制约近代步伐的结构性根源。
在《农民战争与人口问题》一文中，先生论证了人口增长与社会矛盾激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出二者之间所存在的正比－反比－正比的矛盾规律，即：人口激增同地主阶级的加紧剥削和农民失去土地成正比；生产力水平低，人口激增与农民的生活水平成反比；人口激增与农民起义的频繁及规模成正比。人口的适度增长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如果人口过分膨胀，超过了那个社会的负荷，有利因素也会变成不利因素，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起了延缓社会发展的作用。
秘密会党是进入近代前后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先生的《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一文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指出：明清易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三种社会结构形式：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组织，以工商业为基础的行会组织和以游民阶层为主体的会党组织。并从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整体演变中，剖析了秘密会党之成为“第三种社会组织”的原因，又通过三种社会组织的比较，论述了会党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特征，从会党的秘密联络方式中揭示出这一特殊社会组织独特的思想方式和文化行为，认为“不懂得会党就不懂得进入近代前后的中国社会，或者不能全面地懂得这个社会”。这样的思路和理路，已完全逸出了前此的近代史分析架构的认识轨道和思维惯性，它表明先生的近代史思辨已完成了某种范式性的转换，即由以革命为叙述中心的近代史架构转变为以社会变迁为旨趣的近代新史架构。
陈旭麓先生书房留影
（三）确立近代新史架构
在上述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上，先生在原有的分析架构之外树建了自己的近代新史架构。
树建近代新史架构并不是为树建而树建，也不是为了立异以鸣高，而是从“文革”后“最严峻的反思”中得来，是近代史的再认识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按照既有的分析架构编纂的两百多部近代史，“内容单调，读者和作者都腻了，需要不同风格、不同体例的论著”。随着资料的积累和认识上的深化，特别是对简单化、公式化思维方式的摒弃，树建更切近近代历史真实的架构，乃是学术史演进的一种必然。先生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一文中指出：
我们在50年代讨论近代史划分阶段的标准，正是以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为主线，形成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递进为构架，这个构架积久渐趋公式化，许多近代史著作只有肥瘦的差异，很少有不同风格和个性的显现，而且被大家援用的三次革命高潮也未必都称得上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高潮。这就促使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再认识，由原来认同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线索之外探讨新的线索。
改革开放以后，在“三次革命高潮”架构之外“探讨新的线索”逐渐成为近代史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并形成全国性的大讨论。在这场波及整个近代史学界的大讨论中，以先生提出的“新陈代谢”说最为引人注目。先生相继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和《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等论文，以“新陈代谢”为旨趣建构近代新史架构，创造性地探寻时而骇浪滔天、时而峰回路转的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内在规律，整体地展示新旧嬗替、沤浪相逐的近代社会巨变的风貌和全过程。不仅致力于理论上的阐发，先生还把理论思考所得付诸实践，写出了一系列有个性的近代通史性著作，如先生主编的《近代中国八十年》、《五四后三十年》，以及先生撰著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与以往的通史性近代史著作不同，这些著作展示了一种新的近代史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不再简单地以侵略与反侵略为主线，而是把近代110年的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来研究，以社会史会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众多侧面。
早在1959年，先生就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主张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延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了中国近代史的结束和现代史的开始。1978年以后，先生开始深入而全面地反思以阶级斗争为内核的延续了30年之久的近代史体系的内在弊端，建构以“新陈代谢”为旨趣的近代新史架构，先后发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论“中体西用”》《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等重要论著，虽然这些论著并没有直接讨论近代史的线索，但它们一种不同于“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框架的“新的线索”已呼之欲出。
1983年，他主编的《近代中国八十年》一书率先冲破了以阶级斗争为标志的三次革命高潮的近代史格局，依循近代社会演进的逻辑和历史自身的的起伏进程，用纪事本末体、编年体和章节体结合的形式，把近代的前80年依次分列32题，每题既可独立成篇，而前后又是紧密衔接的，贯串了反帝反封建和新陈代谢的旨趣。继又援此体例主编了《五四后三十年》。这个新架构出现于流行已久的三次革命高潮、十大事件的划一形式后，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1988年6月，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将他长期对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加以系统化和体系化，主张以辛亥革命、1927年大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来贯穿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于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矛盾、新旧冲突异常尖锐的过渡形态，他认为“它的线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是一个变革与反变革反复推进的时代”，“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线索应分三个层次来说明：第一、它始终处于大变革的过程，如危崖转石不达其地不止；第二、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表现为急剧的新陈代谢，螺旋地推进，螺旋特别多；第三、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本质是一步步有限地推向近代化，即推封建之陈，行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之新”。其趋向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又形成不了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的大过渡，其核心是汲取与扬弃、变革与反变革反复推进的辩证过程。引进和汲取新的东西——这种新东西，不是传统文化自身的产物，而是西方传来的新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扬弃旧物，不是简单的排斥，这里面有继承，有批判，是事物的辩证发展而不是发展的中断和停顿。
作为一个崭新的近代史分析框架，先生提出的“新陈代谢”说，酝酿于70年代末，构思于80年代初，而于80年代末形成周密严整的学说。这个新体系包含了阶级斗争，但又广于阶级斗争；他体现了经济发展，又包容了政治、思潮、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嬗。它的出现无疑是对前此流行的“两个过程模式”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三次革命高潮”体系的超越，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研究已走出三次革命高潮、十大事件的约定格式。
先生晚年精心构思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就是他积多年之思探讨“新的线索”的产物。在这本书中，他摒弃了旧的僵化的架构，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变迁作了具体深入的考察论证，在社会结构方面，不仅考察了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革命变革，而且考察了农村社会组织、城镇中的行会组织在近代的演变，近代社会中特有的会党组织的作用，不平等条约制度化引起的社会变化等；在社会生活方面，不仅研究了物质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变化，而且研究了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口问题，以及政治革命和外来影响如何引起社会习尚的改变等；在社会意识方面，不仅论述了政治思想、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变革，而且分析了欧风美雨影响下的种种社会心态，并表现为语言构造上的变化等。通过多方面、多层次的分析论证，把“新陈代谢”这一主旨展现为非常丰富多采的内容，极富思辨地还原出近代社会巨变的图景，从而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范式。
三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旭麓先生去世已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来，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史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先生用心血、才识和良心写成的文章，以及凝结在这些文章中的思想却并没有因为这种深刻的变化而被湮没，他的论著直到现在仍然被许多人阅读、谈论和征引。我特意以“陈旭麓”为关键词，用“百度”搜索了一下，居然有1,550,000条之多！这个数字不用说先生同时代的史家，就是时下许多风头正健的新锐史家亦罕有其比！这至少说明：一个真正的学者，他的学术和思想是不会随着他身影的消失而消逝的。这里且引其中的一条，李书磊先生于千年之交答采访者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
有记者问：送走千年的这一天在干什么？李先生说：“从早到晚在读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书辞旧，也算是坚守一个读书人的岗位吧。千年之交而读史，更感到一种特别的会心与安慰。陈先生的书明达而深刻，有一种老吏断狱般的入骨。中国近代史能得国人如此谈论，也算是二百年来中国人所受苦难的一种补偿与救赎，有了这样的书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苦没有白受，也不能说我们没有希望摆脱命运的轮回了。我相信反思与觉悟的力量。”
其实，先生晚年的学术成就并不限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他的《浮想录》也许是更值得珍视的一个文本。这部由语录式的警句断想构成的著作，从1977年7月写起，一直到1988年12月1日先生去世为止，前后历时12年，共695条，每条长短不一，少则几个字，多则一两百字，它就像一条引之弥长的思想长链上的一个个环节，记录了改革开放时代一个历史学家的心路历程和哲学思考，被誉为新时期“中国本土历史哲学的标志性文本”。有关这部著作的价值，王家范老师曾作?风骨意境遗后世----恭读旭麓师<浮想录>?，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六期，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读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