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教授逝世已逾周年，但他生前身后出版的著作依然在读书人中流传和阅读，则其数十年岁月之所积留下的学术影响犹在不绝不断地延续。对于一个学人来说，已是身过留痕，不负此生。
我与王家范教授相识并不算早。虽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已入陈旭麓先生门下受学，但其时陈先生境遇不顺，我们做学生的便以安分、安静、安帖、安稳为自觉，从不在校内八方逰走，高谈阔论。在我的记忆里，除了每个星期一下午到历史系的入口处为陈先生取信之外，几乎没有进入过历史系的门庭之内。这种安分和安帖，本意是不要因为学生的多动和盲动为先生添麻烦。但因果相及，历史系的老师对我来说便大半都始终是陌生人，即使是当日乾纲独断的吴泽系主任和顾盼自喜的夏东元室主任，前者仅只远远地看到过一次，后者则从未见过一面。由于这种安分守己化为自我侷囿，遂使那个时候的家范教授同在陌生之列而与之无缘相识。但陈先生偶而评点人物，曾说过历史系的中年教师里，王家范、刘学照的文章写得好，则评点出自陈先生之口，又使我在未识家范教授之前已知家范教授之名。九十年代后期家范教授托学生带话，约我谈近代史，于是在离开学校十来年之后，我与家范教授在历史系的会议室有了一次深夜长谈。那天他关注的是为咸丰帝所深信，又死于西太后之手的肃顺，以及由此而及咸同之交的政潮起落。之后对话自远而近，间涉学界的新闻与旧事，虽海阔天空而常能心同理同。相比于近在咫尺而始终不可知和不可测的熟人，则有此论人论世论事论理的相为印合，对于我来说，家范教授虽是初见，已如旧识。因此，以信以诚，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我和家范教授一直走得很近。自我2008年岁末调入华东师范大学之后，又与他同在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共事十年，于其立身治学所见尤为切近，并常常因此而心生敬意。
家范教授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期，比之学术上的前一代人和后一代人，他们这代人在自我养成过程中所历经学术环境的变化和学术取向的变化尤其促迫脱跳，从而身在促迫脱跳之间，一路历经的困而后思和困而后知也会尤其深刻地切入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之间，成为一种以自我应变实现自我造就的过程。在同一辈人中，家范教授的这种自我应变和自我造就都非常明显。与之相应而见的，是八十年代以来，他在学术上的一步一步走向高处。就其间的曲折盘陀而言，与前一代人和后一代人相比，这个过程显然更辛苦。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交，社会史蓬蓬然而起，为史学界带来了一种不同于旧日的视野和眼光。其时我曾在沈渭滨教授家中的案头上见到一叠社会学的著作，还有他做的读书笔记。对于一个年过半百的历史学家来说，这种以社会学为路径而进入社会史的从头做起，说明了那一代学人中能够自立于学术走向大幅度丕变之日者，其不肯取巧的认真和执着。而辛苦之所以为辛苦，也正见之于此。以此比彼，家范教授未必会有同样的情结，但作为同属一辈而一生以史学为志业成就学问的读书人，他之既能够与学界的后浪逐前浪相迎于“日日新、又日新”之间，又能够立定脚跟而成其自我，无疑靠的也是这种不肯取巧的认真和执着。前一面与后一面都出于自觉，因此前一面与后一面都会留下深刻的影响。他由这个过程进入历史深处，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和学术个性。前一面与后一面的合一，便成为其学问中恒定的东西和身后可以长久存在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则此日的追怀，其实是我对于这种恒定而且久存的回望。
与家范教授相识多年，印象深刻的是数十年之间，他身上始终跃动不歇的那种与学问相为依存的好奇。作为一种学术品格，则时处八十年代以来域外的学术理路、学术观念、学术方法次第而入，又各成流派而各自立说之际，好奇便会直接地转化为对于这些外来物事的注目而视，追索探问。因此，四十多年里，各色流派此起彼落，而家范教授对于与之交集关联的部分，大半都曾用过功夫。这种功夫融入自我养成和自我造就，其中的言之有物和言之有理化为启瀹，常常会程度不同地别成视角，影响他对历史的观察、审视和诠释，在翻耕旧说中由浅入深和推陈出新。而与观察、审视、诠释、翻耕，以及由浅入深和推陈出新相为依连的，则是自外而入的言之有物和言之有理得以消化，并因消化而内化，在流派的此起彼落中能够积淀于中国人的历史研究之中，有如《心王铭》（《景德传灯录》）所说的“水中盐味，色里胶青，决定是有，不见其形”的一经融会，已不着色相。不着色相，正是已经化为己有。
在这一方面，作为一种学界众生相而与之成为对比的，是四十多年来，出自彼邦而引入中国的理论、方法、流派多，而期望能用之以点铁成金，赤手缚龙蛇的人也多。其间的一时各擅胜场，又在后浪逐前浪中潮起之后潮落，每一种流派都曾经引人注目，以至于常常有老师跟着学生走，而产生于此起彼落之间的种种移用外国理论、方法、概念、词汇解释中国历史的论说，则少见有能够切中肯綮而犁然有当于人心者。家范教授的不同，在于他对新知的好奇是由疑问和究诘开始的，而疑问和究诘都与个体已有的学术思考和学术结构相属连，由此形成的间隔，使他在接纳新知的同时又始终保持着一种思考和判断，而不会以信奉为态度和皈依为立场。是以其笔下出自外来的新知，都是为他自身在读史过程中生成的问题所驾驭，因此体用本末之分了然明晰。问题与新知交汇会助成创获，并因之而能够立说于前人之外和时人之外。但创获之异乎移用，本义上的区别在于他仍然是在用中国历史解释中国历史。所以，家范教授因其学人品格中的好奇一面，而在四十年学术流变中能够成为他那一代人中自如地因应学术流变的人。与之相应而且匹配的，是他喜欢论学，尤喜与比他年轻十岁、二十岁、三十岁，而身在学术流变之中各信其信的晚生和后辈一面对话一面倾听而了无窒碍，以见其对各类新知的熟识。但对他而言，这种学人的好奇同时是一种附着于历史中的人物、事件、过程、关系，从而脚下始终自有本源的求索。脚下自有本源，则求索随好奇可以走得很远，锲入很深，但最终然仍会回到本源所在的地方。所以，常以好奇之心追索探问的家范教授又始终能守定其心中一个中国历史学家的归旨和本位，不会在学术流变中目迷心摇而失其本来面目。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磅礴而起，致梁启超“乐引其说以自张”，而后是“诸少年噪曰梁任公跟着我们跑也”。后来又有金岳霖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说是“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有一种奇怪的印象，有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这两个文化史上的大人物以自己留下的思想痕迹，真实地说明，在学术流变之日，认真接纳新知而又仍能不失自我之难。以此为比较，则一生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教书匠、一个读书人、一个小人物的家范教授显然在这一方面做得更好。
家范教授治学早期以明史为重心，而尤其着意于经济史。多年来作为学科的史学，既在以断代为界的纵向分解之中，又在以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对外关系史等等为界的横向分解之中。所以，身在其间，以明史为重心而着意于经济一面，便成了一种既是选定的又是限定的学术过程。就历史之各成阶段和社会之各成方面而言，这种专注于历史中一段和一面的研究，因其专注而常常能够更见深化和细密，论说所及，便往往自有胜义。但就数千年历史纵向的川流不息和横向的牵汇万端而言，则各守一段和一面，又会因对象的局限而成其眼界的局限。两面之间构成的是内在于学术本身的矛盾。家范教授既在纵向分解和横向分解之中，而用心读史，沿内在于历史的因果和逻辑层层深耕，又会以川流不息的无从分解和牵汇万端的无从分解反照这种两面不齐的矛盾，对于此中的长处和短处自能知之尤切。因此，其治学有重心、有取向，并能以之自见和以此自立于学界，但总观而论，则这种重心和取向又并没有成为他守定的范围，使他自囿于史学中的一端和一面。八十年代以来，他以中国历史通论为主题开课授学，并年复一年，融治史的深入与讲课的深化为同一个过程。之后，应出版社之约，以此多年来的心血之所积结撰成书，其间的著述又历时十余年。这种以通论历史为指向的持久上下求索，其不息不断的思想劳动，目的都是贯通地理解在变迁中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历史。
在我的印象里，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前期，家范教授曾用心于其时正沛然而起的社会史。而与渭滨教授以学理为入门之径不同，他更明显地是在明代经济历史的延展中进入社会史的。陈旭麓先生暮年也倡说社会史，而尤其期望的是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以及人口、会党、种族、移民等等历史内容在社会史中的会通与合一，以显现历史的整体和过程。若以家范教授下笔论史，其意中的经济与人物相连，与政治相连，与文化相连，与民间的苦乐相连，则他之用心于社会史，其命意所在应当与陈旭麓先生的所见和所想更切近，主旨都是把社会史当作可以贯通地，从而总体地认识中国历史和理解中国历史的史学构架。但九十年代之后出自异域的理论和方法澎湃而入，各以其言之成理而掀动一时，又以其各是其是而莫衷一是。之后是社会史的内涵随之而不断地派生和衍化。举其典范和大要，其间次第而见者至少有法国年鉴学派之“长时段”、施坚雅的“模式”、区域史，以及走向田野和进村找庙等等，延伸更远一层的，还有生活史、器物史名目下的照相机、自行车、唱片之类。皆在当时的史学论说中能与世运盛衰和政事起落相提并论而立为题目，既言之滔滔，又言之津津。平情而论，这种因引入的理论和方法而产生的派生和衍化，曾实际地扩张了今人看历史的边际，就其大者而言，由此提供的是前人所未见的观照历史的视角；就其小者而言，由此提供的大半是各成片断的细节和未及深思久想的知识。
由来路说因果，这些移入的理论和方法之皆能言之成理，都在于它们与自己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深相傍连，并且是在回应自己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所产生的问题中形成的。但它们的社会历史文化并不全同于我们的社会历史文化，它们所面对的问题也未必等同于我们的问题，因此这种理论和方法移入中国，一面以其言之成理而掀动一时，一面又以其各是其是而莫衷一是，正说明理论和方法可以移入中国，但理论和方法面对的问题及其本来归属的社会历史文化都无法一同移来。而后是移入的过程不能不成为远离其源头的过程和不断被抽象化的过程。与之对应的，则是掀动一时和莫衷一是交集之下，种种理论和方法的日趋格式化和技术化，出自其的遂大半是背后难以看到能够构成纵深意义和人文内涵的地方性知识，以及局部性知识。与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相交的那种社会史意识相比，这个过程显然已是名与实俱不相同了。
在我的感觉中，家范教授后期对社会史熟视久之而不复再有当初所见的盛涨热心。这种前后之间的今时不同往昔，其实反映的正是他志在为千年历史寻因果的学术怀抱始终不变。所以，他与社会史结缘，本意并不是为社会史而社会史，而是期望在社会史中能够实现历史研究的连贯和综合。作为一个实际例子，他以江南人治江南史，以类而分，可以被归入社会史的范围之内的，但就学术视野而言，则他从未以专注于地方性知识为旨趣。其心目中的江南历史，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一面，从而江南史始终是整体中的局部，并且与江南之外的重重变迁相互交集而长在同在一个过程里。因此，只有在整体、局部、变迁、交集的会通之中，才能够深度认识江南的历史和真实地解释中国历史里的许多问题。以此比较此日各成流派的社会史，显然已是路数不同。所以家范教授之结缘于社会史的后来不同于之前，正说明他并没有把人自为说的社会史看成是一种大法，与之相比，其置之顶端而视为本根，并潮来潮去不动不摇的，一直是专注于千年历史而寻其因果的怀抱。于是而有他一生功夫之所积、光阴之所积、思想之所积，并代表性地体现了其学术怀抱和学术高度的《中国历史通论》一书。二千多年前，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抒一个历史学家的愿想。此后的二千多年里，这种愿想便长久地与一代一代的历史学家相伴，成为不熄的精神传统和至高的史学境界。而有此精神传统和史学境界的提撕作育，产出于二千年之间记述历史和论说历史的一家之言中才有了久经岁月淘洗而能够传之后世的著作。若上接二千年以来的史学脉络观照家范教授的学术怀抱，则他显然仍在这种脉络的传承之中，而《中国历史通论》一书，正是他在自己的时代，沿自己的治学路径而实现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其历时弥久，锲之弥深的孜孜以求而言，已是历经千辛万苦而自成正果。
中国人的文化以学以成德为要义，相信真正的学问是可以转化为德性的。家范教授一生读书，同时是一生由读书而在变化气质涵育人格之中。就我所见，在这一面对他影响尤其直接的，是其数十年之间合学问道德为一体而拳拳服膺的吕思勉先生和陈旭麓先生。这个过程的见贤思齐由学问开始而归于道德，则吕先生的君子人格和陈先生的君子人格都会化育家范教授的君子意识，而后是立身于学界，其自处处人之际，既以平易亲和见温润；又以自尊、自立、自强见刚性。宋人评议人物喜欢说气象，我想，引之以论家范教授，则温润和刚性的同出一源，便构成了他读书所得的一种知识人气象。若由他常常自称“乡下人”觇其心中之所系，便又可以见到一个出自江南农村社会的读书人始终长存于心头的不忘本来。在迁流不息的时代里，人有本来才有根底，才有厚积。因此，温润、刚性、不忘本来汇为人格，便使他明显地区别于各色外有皮相而内无质地的小知识分子，并因此而身后常常为人追怀。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