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先生辞世已经三十多年了。这些年来，我脑海中常常会浮现先生的音容笑貌，也几次提笔写过一些回忆文字，却因自己不满意而搁置。如今接近古稀之年，不想留下终身遗憾，所以贸然动笔，写下虽然零乱却真实的些许回忆，寄托久久未能表达的哀思。
最后一面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我去广东参加“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化—戊戌变法研究国际学术讨论”，先生也去了那里。我到广州越秀路他的客房时，他正在看一部别人的稿件。虽然这年九月我在上海见过他，但这次感到他精神分外健旺，脸色红润，完全没有前几年那种疲惫。问起他的身体，他说最近才在华东医院检查过，一切正常，就是肺部有点小问题。近年，烟也基本戒了。
说了没几句，他便一一告诉我他的论著撰写和编辑情况。那几年，茅海建和我约定，只要见到先生，就要催问他的书稿，估计先生见到我们也有点头疼。他说，新的论文集《近代史沉思录》已经着手在编了，不久就可杀青。治学过程中的随想录也要整理出来。“新陈代谢”一书，“明年一定搞出来”，他笑了笑说，“拖得太久了。”
我知道他的苦衷，他实在太忙了。一九八八年十月，他几乎全在外奔波。安徽有个李鸿章的会，他是很想参加的。接下来南京的社会史会议，组织者盛情邀请，似也不便推却。上海人民出版社请他审读有关县志，几十年的老朋友了，也是不能撒手不管的。先生去世后，北京的一些师友常常对我谈起他这几年外出活动似乎太多了，我只能苦笑。我能说些什么呢？趁着腿脚还能走动，去外地看看，也是他的一个心愿。不过细想起来，又有多少活动能够真正推辞？先生学识渊博，思想敏锐，观察问题的切入角度和思考深度令人叹服，不经意间的归纳和点评，往往就能给人启迪。所以不少地方召开学术研讨会，常常会邀请他出席并发言。这种情况见多了，我常常会冒出不很恭敬的想法：学问做到这个地步，实在够累的。
不过在广东会议期间（不包括会后等火车票的日子），我看他还是轻松愉快的。不管在南海西樵山还是新会，我每日自然都要去请安，他那里访客不断，话题相当广泛。在新会他做了一次大会发言，因为他的湘乡口音经扩音放大不太好懂，我被叫到台上充当“翻译”。因预订的车票提前了一天，会议尚未结束我就离开了。晚上辞行时，他关照我在北京给他留神买点书。次日早上我拖着行李下楼时，先生正缓缓上来。他拉住我的胳膊说：“你这就走啦。”我问他北京方面有什么事没有，他摇了摇头。
我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新会冈州宾馆楼梯上的这次告别，竟是我与先生最后的见面。
师门岁月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日，当陈林林在电话里告诉先生突然去世的消息时，我简直说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我感到这个世界缺少了什么，却不知道到底缺少了什么。
晚上，我和茅海建、刘世龙聚在一起，谈话已经失去往日那种轻松的气氛。我们三人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些，只是觉得说话能使自己松弛一些。
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在一九八〇年六月。我一九七〇年离开上海到黑龙江省克东县插队落户，一九七三年有幸进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读书，一九七六年毕业后，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做编辑工作。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可以招研究生了，我就想再去读书。大学里学的是中文，但那时老是讲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我觉得自己政治敏感性不够，就想去学历史。一九七九年首次报考研究生，但是外语太差，落榜。于是接下来的一年重点学英语，一九八〇年报考，看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陈旭麓老师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很有吸引力。五月份考完试之后，六月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托人联系拜见先生，想打听一下自己考试成绩如何。
在先生的小书房里，第一个感觉是谈话有严重的语言障碍，先生的口音常常使我不知所云，十分紧张。记得他简单地询问了我的家庭和工作经历等情况，说我考试成绩还算过得去，总分在分数线以上，又反复提及另有一人专业成绩极好，可惜其他几门分数不理想，言下大有惋惜之意。
先生这一年招了两个硕士研究生，我和茅海建，学制是两年。前面有四个师兄：熊月之、费成康、谢俊美和陈梅龙。
先生这个时候在学校里境遇不佳，所以我和茅海建每天的生活基本上三点一线：宿舍、图书馆、食堂。先生每周给我们两个人讲一次课，是他正在研究的课题“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讲课之前，我们要先读基本史料，就是那一大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记得先生的讲课提纲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引用的史料则是卡片。讲课是讨论式的，可以随时提问。先生思想深刻，思维活跃，史料功底扎实，宏观把握能力极强，往往能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读出新意，听他讲历史真是一种享受。在大量阅读史料的基础上，从微观入手发现问题，继而追根溯源，不拘陈说，把握大势，探求因果，从而理解史实的本质，构建叙史框架，是我在师门岁月的最大收获。
晚上吃完晚饭，就给陈老师送他的信和报纸，第一年师兄他们还在校，天天到系里取来了送，他们毕业后，就是我和茅海建接班。所以一九八一到一九八二年这一年基本上天天都能见到先生，海阔天空地聊天，也就很快地熟悉起来。先生晚上访客不断，我们得以陪侍左右。从这种接触中得到的教诲和潜移默化的收获，大概不会比正式授课少。据我了解，很多学生很难见到导师，特别是知名学者，所以我们的确很幸运。先生当时还是副教授，三级副教授在全国绝无仅有，我后来碰到的史学界前辈，无不为之感慨，但他在逆境中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学术创造力。他有一个愿望，想带博士生，但直到去世，也没能实现。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损失，更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先生的书桌上堆满待看的别人的书稿和文章，这是很多人都提到过的。据我所知，这些文稿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先生自己主编的丛书或辞书，譬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史丛书”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史词典》，我们入学时，正是截稿时期，记得我奉命审读过一两部近代人物传记，写过词典条目初稿二三十条。这类书稿后来又有不少，花费了先生不少时间。另一类是教育部或有关单位主持的教材或大型辞书，先生或任主编，或参与策划，车马劳顿之外，看稿也是少不了的。还有一类是学者（包括学生和学界同仁）完成著述之后前来索序，先生通读书稿后，或提炼主题，或阐发新意，确实能为作品增色，故而上门者络绎不绝。在为师兄熊月之所著《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写的序言中，先生写道：
近几年，我常为年轻人阅稿作序，目不暇接，每从他们的笔下看到年轻人特有的才思，听到年轻人大步前进的足音，那愉悦之情总久久不能自已。能为他们做点事，“鬓微霜，又何妨”！尽管，我的双鬓已不止“微霜”了。个人的生命像大海里的一滴水，如果把这滴水洒在绿荫成长的泥土上，它就会比一滴水大得许多。
读了这段话，我终于理解了先生书桌上为何永远堆着别人的稿子，为何总是挤出时间为他人做嫁衣，而不惜耽误了自己专著的完成。将学术视为天下公器，将学术传承看作本体生命的延续和扩展，是我在师门岁月中的又一大收获。
一九八二年毕业，面临分配问题。当时系里不愿意留先生的弟子，我要留上海，就是去上海科技大学嘉定分校讲公共课；去北京，是解放军装甲兵学院讲公共课。毕业前两个多月，一天傍晚，我突然接到先生的电话，让我马上去见他。原来，北京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林言椒和南开大学的陈振江、河北师大的苑书义三人到上海开会，这天下午抽空来看先生。林言椒说起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需要人手，先生推荐了我。在先生家吃完晚饭，先生让我立刻去宾馆找林先生，又一遍一遍地叮嘱如何如何说话。就这样，经过林言椒先生的介绍推荐，我毕业后顺利地入职人民出版社。
第一份作业
入师门前，我写过一篇《试论洋务运动的历史进步作用》，发表在黑龙江的《学习与探索》杂志，从各方面看，都不能算正规的学术论文。
先生带学生重视实践能力。刚进学校，他就对我们说，一年之后你们就要写一篇文章出来，写文章可以综合考察你解决问题的能力，你是不是适合做研究。的确，怎么检索学术界的已有成果，能不能发现课题，如何寻找资料，怎么破题，怎么立论，如何写出新意，等等，都是对学习能力和成效最好的考验。
我选的课题是徐继畬和《瀛环志略》，因为在考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个名词解释就是“瀛环志略”，我交了白卷。我那个时候接触到的历史书里面，没有关于《瀛环志略》的内容，所以这次就选这个题目。大概花了半年左右，写了篇文章。我至今还珍藏着一九八一年五月完成的论文第二稿，上面有先生用铅笔所做的修改和批注。
文章的开头，我原来写道：“对魏源的《海国图志》，历年来著述颇多，人们比较熟悉。本文所要介绍的，是有关《瀛环志略》的几个问题。”先生这样修改：
对魏源的《海国图志》，历年来论述颇多，人们比较熟悉。对《瀛环志略》谈得却不多，因为徐继畬的官阶虽高，但学术地位没有魏源那么响亮。如果单以《瀛环志略》这部书来说，它的社会影响并不亚于《海国图志》。
将文章要论证的主题交代清楚。关于徐继畬的评价，由于他的政治立场和著述的贡献存在反差，所以我的原稿叙述十分纠结，先生批注称：
这些话说得不圆通。林、魏从抵抗出发去了解世界，徐却在了解世界中主张妥协，可以对比论证。
关于徐继畬从美国传教士雅俾理处得到的知识，原文称：“徐继畬从雅俾理那里得到有关外国史地的统计资料和史实；并见到了‘绘刻极细的外国地图’。在雅俾理的帮助下,他‘粗知各国之名’。”先生这样修改：
徐继畬从雅俾理那里得到的，一是“粗知各国之名”；二是外国历史和地理的统计资料；三是见到了“绘刻极细的外国地图”。
概括清晰，层次分明。关于《瀛环志略》的成书，原文为：“因此，《瀛环志略》固然是徐继畬辛勤工作的结果，更重要的它是时代新思潮酝酿的产物。”先生改为：
可见，《瀛环志略》之成书，固然是由于徐继畬的研究兴趣和辛勤工作，但更重要的则是中国与世界接触后必然的产物。
这样的评价显然更为平实和准确。关于明代晚期西方传教士编写的世界地理作品，原文的叙述为：“由于时代没有提出要求，因而这类著作即使在知识界也影响不大，只起着‘以广异闻’的作用。直到《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问世以前，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没有过完整的了解。”先生改为：
这些由传教士捎来的东西，不是中国人自己提出的要求，因而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并不大，只起着“以广异闻”的作用。《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的问世就不同了，它们反映了中国人迫切要求了解外部世界，所以受到知识界的欢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关于《瀛环志略》问世后的影响，原文为“：不过总的说来，《瀛环志略》那时‘罕行世，见者亦不之重’，没有什么显著的影响。当徐继畬在政治舞台上消失后，他的著作也似乎被遗忘了。”先生删改为：
但是那时中国的知识界关心世界大势的人并不多，所以《瀛环志略》的基本情况，是“罕行世，见者亦不之重”。
直接说明原因，紧扣主题。其他的批注有：“论人、论时间，康有为所论应放在梁启超之前。”“‘论’‘沦’要写清楚”，“‘籍’与‘藉’不是一个字”，等等。
这份“作业”后来经先生推荐，发表在一九八一年第六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今天重温先生的手迹，细细品味原文和先生修改后文字的差距，真是百感交集。我不知道其他老师如何对待学生呈交的作业，只知道自己得到先生如此具体的指点，是何等幸运。我学到了写文章要杜绝空话套话，质朴平实，有一说一，不为追求“新意”而大而无当；学到了展开叙述要逻辑分明，层次清晰；也学到了要态度严谨，书写认真。所有这些，让我终身受益。
开放的知识体系
先生才、学、识三长兼具，以学术创新和思辨深刻著称。他的著述，通过梳理历史的脉络再现历史的真实，并以洗练隽永的文字表达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命意深邃，文采焕然，具有鲜明的个性。他所撰写的人物小品、序言、书评、杂感和随想等，也视野宏阔，议论精审，文情并茂，久为学术文化界推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先生开始建构以“新陈代谢”为旨趣的中国近代史新体系。这个新体系，要求从一八四〇年至一九四九年间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思想文化和风俗时尚的新旧嬗替入手，全面展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独特的社会形态的演变过程。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先生早就主张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百一十年的历史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它不是有完整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的变态社会”，“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就不应是‘五四’运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载《学术月刊》一九五九年第十一期）。经过“文革”之后的反思，他在晚年更明确地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是一个过渡形态的社会”，“这个过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前的中国没有过，今后的中国也不可能再有，它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在世界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特殊社会形态。应该从这样一个社会形态的全过程考察其来龙去脉，走出八十年近代史框架，理出一百一十年近代史的线索”，并提出以一八四〇、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一、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年这七个重要历史年份作为“一以贯之的历史线索及其体现演变的环节”（《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索》，载《历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三期）。这不仅科学地界定了中国近代史与清史和中华民国史的学科区别及不同内涵，也为中国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
从一九八〇年开始，先生即为历届研究生系统讲授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课程，在近十年中不断丰富其内涵，完善其结构。在此期间，他分别主编出版了《近代中国八十年》（一九八三）和《五四后三十年》（一九八九）两书，以探索这一框架的线索和体例。他在报刊上就中国近代的爱国与卖国、革命与改良、中体西用思潮、近代文化演进、农民起义与人口、秘密会党、近代租界等专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创造性地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也大大丰富了我们对近代社会历史性巨变的认知。
一九八八年先生突然去世，生前未能亲手完成他所构思的新体系的专著。在他去世三年后出版的《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是其学生根据遗稿（主要依据先生的讲课提纲、大量的史料卡片、课堂录音和各届研究生的听课笔记）整理完成的。尽管这部书稿主要部分仍是叙述一九一九年以前的中国近代历史（“五四”以后只有《历史的选择》一章），但仍清晰地展现了先生对中国近代社会急剧变迁独具慧眼的认识和既广且深的观察。如在政治变革方面，细致认证了革命与改良是一个不断扬弃和汲取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假维新中的真改革》和《变革中的两大动力》等章）；在社会经济方面，牢牢把握新的生产力引进时在旧体制内能量的“发酵”作用（《近代化一小步》等章）；在社会结构方面，特别关注传统社会以血脉为纽带的宗族组织，以工商业为基础的行会组织和以游民阶层为主体的会党组织的变化状况（《城乡社会在演化》和《中等社会》等章），在思想文化和社会风气方面，更是高屋建瓴，大气磅礴，充分描述出古今、中外、新旧之争的精彩内容（《变与不变的哲学》《欧风美雨驰而东》和《揖美追欧，旧邦新造》等章）。先生晚年致力构筑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是当时中国历史学在时代变革中深刻反思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有价值的学术遗产之一。
要将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整合为一，难度当然不小。且不说清史、民国史和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等学科久已成型，各擅专长，籓篱坚固，只要想想百年来政治、经济和文化变幻莫测的变迁，所涉及的海量史实和不同人物，其中不少还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就使人望而却步。不过我想，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是一个开放的知识体系，可以容纳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相关课题，而探求和解释中国社会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巨变，正是一代学人不可推卸也回避不了的历史责任。从先生的学术实践来看，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的嬗变，最有可能成为取得突破的前沿。相信若干年以后，先生开创的这个新体系，一定会涌现出许多惊艳世人的成果，成为一片姹紫嫣红的学术园地。
这应该是最可告慰先生在天之灵的一刻。尚飨！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七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