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湖”的心结和眷恋
父亲陈旭麓，1918年3月31日出生于湖南湘乡（今双峰县）一个名为白源湾的村落。他所居住的地方，屋后丘岭起伏错落，门前的小河蜿蜒流淌，一派生生不息静谧田园的风光。幼时他随姐姐去田间捉泥鳅拾稻穗，徜徉在青山绿水之间，这种恬静而充满亲情的生活养成了他对故乡十分浓厚的情意，使日后远行的他始终对这片土地情牵梦绕。寻着父亲成长的脚印，我曾专程探访了他儿时读私塾的原址，如今是锁石乡团结小学，学校的校史栏中还挂着他作为校友的简历。尽管爷爷供其读书的出发点是希望他日后从商，并由此光宗耀祖，可是他却并非如此想。因为父亲从小常听村里的老人说某某人“出湖”了，那也就是在说此人出息了。而“出湖”的本意就是越过洞庭湖，意味着胸怀大的境界，去见大的世面。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从乡间的私塾先后来到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以及当时在贵阳的大夏大学求学，“出湖”之说时时激励着他努力学习，孜孜以求。以后，他又受到进步思想的感召，筑下教育、科学救国的理念，并因此开启了他长达45年的教育生涯。
我们姊妹兄弟五个自小耳濡目染父亲的为人处事，也深受湘人生活习俗的影响。一口腊鱼腊肉、猪血丸子，总会勾起他对家乡的浓浓情思，而出生在上海的我们对这些也常常食之如饴。父亲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来到上海的，尽管在此生活了40多年，浓重的湘音却始终未改。他给研究生上课竟然需要高年级的同学作翻译，由此出现了多种不同方言版本的传译，引为笑谈。
1981年的暑期，我与陈同相约从郑州和沪上出发会聚长沙，代父亲去看望“文革”初期因成分问题而遣返乡下的年迈奶奶，看望在“文字狱”年代里，因一句调侃的语言竟遭受八年牢狱之灾的姑父。那是我们兄弟第一次回乡认祖，父亲非常高兴。1985年秋天奶奶离世，正逢父亲教学科研繁忙无法分身，他深知我在江西临川插队摸爬滚打九年，熟悉农村习俗，特地把我叫到身边，嘱托代其回乡奔丧，并提醒湖南乡下的种种风俗习惯，言之切切，尽显孝子、慈父之心。
新中国成立后，频繁的政治运动使他无法毫无顾虑地踏上回乡之路。直至1980年末，父亲去湖南开会讲学，才顺道回乡一次。1982年，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车文仪回湘任职，力邀父亲就任湖南省社科院院长。为此，父亲踌躇再三，一边是故乡在召唤，另一边却是家庭的难以割舍。因为母亲去世后父亲未再婚娶，要是成行，我们子女一时又无法陪伴前往，再则看着我们姊妹兄弟多未成家，心动之余，他选择了留沪，打消了赴湘的念头。可是即便如此，父亲对故乡的眷恋之情仍溢于言表，他在《湖山情思》一文中就这样写道：“人对哺育了他的土地，到老不能忘怀。尽管年光流逝，趁腿脚尚健，一有机缘，当再渡洞庭，品茗君山；还想攀登祝融峰，以偿平生未了之愿；也很向往张家界的千岩万壑。我爱故乡的名山大川，更爱那里的土丘小流，土丘小流里有着丰富的生活，还有自己童年的足迹。”
父亲一生对家乡绵绵的眷恋之情也深深地浸染了我。多年来，我也尝试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为家乡尽绵薄之力。我与在沪的双峰籍有为人士，成立了同乡会，建会至今十多年，我们坚守助学寒门子弟的宗旨，在沪双峰农家学生获资助的有数十人。我想如果父亲仍健在的话，他一定会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的。
二、颠沛流离的三地教员
2011年清明前，春雨绵绵，春寒料峭。我从黔省城驱车一路高速40分钟便到了修文县。贵阳的表弟洋洋、合肥的表妹劲松陪着同往，去寻找父亲母亲在那里留下的足迹。据当地老人说，抗战时节，这条路没有一个晌午是到不了的。1943年3月，父亲刚满25岁，就出任了修文中学校长。68年之后，我也来到这所学校，时任校长，也是该校毕业生的袁曜热情接待了我们，他拿出了学校70周年校庆的纪念册，其中清晰记录了学校的往事与变迁。修文中学建在龙岗山上，立于此间，俯身望去，修文县城尽收眼底。蜚声中外的明代大儒王阳明创立的龙岗书院旧址就在此地，这为修文中学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父亲在这里一定能感受到这种持之久远的历史文化影响。更应该说明的是，修文还是父亲从事教育事业的起步之地，这对于他来说意义非比寻常。1982年秋，他重访这里，就留有“休忆年华伤逝水，眼前风物细评量”的诗句，抒发了久别后的感叹与感慨。
父亲在修文任教任职仅一学期，因闻报爷爷病重，便在暑期赶回湖南，遂即就教于家乡青树坪起陆中学（今双峰二中）四个学期。起陆之创建，是为了完成辛亥志士禹之谟兴学育才的遗愿。如今那儿人丁兴旺，二中也成了当地的骨干学校，小有声望。
1945年的初夏，父亲又来到了陪都———重庆，通过大学同学介绍进入赣江中学任教。父亲的性格耿直，他在此校亦不顺遂，特别是在渝接受了民主文化人士的进步思潮的感召，在那他也仅待了不到一个学年。赣江中学是抗战时大后方为江西籍子弟办的学校，当年的地址是：巴县冷水场赣江街84号万寿宫。抗战结束不久，学校就已停办。寻找旧址，如果没有重庆同事的帮助，确是不知方向。当今大名鼎鼎的国宝级水稻专家袁隆平也曾是赣江中学的学生，我们循着他的线索，找到了昔日的“冷水场”（现已改称为“人和场”），而原有的万寿宫庙宇早已不复原来模样，只剩石门斑驳，残垣断壁。武汉大学的夏渌教授在父亲去世的唁函中曾提及，他与父亲曾在赣江中学共事。
经过寻访父亲在黔湘渝从教过的这些不同地方，我感触良多。尤其是想到父亲辗转三地，颠沛流离地糊口求生，一种沧桑感油然而生。遥想当年国难当头的岁月，父亲一定会在教书授业中去思索教育救国、教育为本的含义和路径吧！
三、留给儿女的印痕
人名只是个符号。汉族的几百姓氏中大姓又相对集中，因而单姓单名重叠的颇多，以致有几十万同姓同名的。陈姓，属人丁兴旺的姓氏，据匡算，位居第五，在全球华人中陈姓超过八千万人，我们便是其中的成员。从字面上看，我们的名字直白而易读，没有生僻字，但都有着明显的历史印迹或寓意。大姐林林是五人中仅有的双名，却是叠字。我曾问父亲：“大家都是单名，为何姐姐搞特殊化？”他笑着反问：“单木能成林吗？林林就能成森林。”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国家号召植树造林。哥哥名“思”，与当年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有着直接关联。随后，单名开始延续。二姐曰“克”，克敌制胜。她出生时，正逢抗美援朝凯旋，是名副其实的男孩名。我名中的“辛”字，则直接取自《辛亥革命》书名的第一个字，此书由父亲所写，于我出生的那年出版，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部辛亥革命研究专著。弟弟称“同”，源自“天下大同”这一传统中国对理想社会的表述。近人康南海有《大同书》对此加以新的阐释，这也是父亲治近代史所思考的重要问题。从取名的不同缘由来看，我们五个子女的名字多少都与父亲研究历史有着一定的联系。
1970年3月30日，父亲52岁生日的前一天，刚满15岁的我赴江西临川插队，此前思兄已奔皖东和县，克姐远走东北延边，我们三人不行同道，天南地北。为此，父亲特意写了一首《送辛儿赴江西插队》的词。尽管词中透露出那个年代的浓厚气息，但也表达出了一个为父者对子女成长的殷切期望，并体现出他深切的爱国情怀。如今再读，我会想起儿时每周父亲要求我们练毛笔字、写作文。作文题目同一，不分年纪大小，我想那是他读私塾因材施教的翻版，陈克总是获得第一名。我常敷衍交差，挨过父亲的骂。记得一件有趣的事，父亲烦蚊子咬，号召兄弟姐妹在屋里捉蚊，须验明正身，他有奖励。我悄悄地带着抹上肥皂的脸盆，到门前河边晃了几下，几十只蚊子立马成囊中之物。拿去验身，父亲哈哈大笑，家中那么多蚊子还不咬死人？遂取消我的参赛资格。现在想起儿时耍小聪明，仍忍俊不禁。父亲不是圣人，诗中抹不去时代的印痕，但是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拳拳之心跃然诗外，存我心窝。
四、一个男人带着五个孩子
1970年4月19日，母亲陆鸿逵患宫颈癌离世，时年仅51岁。母亲是抗战时大夏大学的学生，也是父亲的学生。1947年她与父亲在重庆订婚。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沪上时代中学任史地教师。此前她还做过护士、法院的调解员。母亲非常能干，内外兼具，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那一代知识女性。我们姊妹兄弟的衣裳都是她亲手裁制的，她炒得一手黔湘川菜，至今想起还会勾起我的口涎，回味无穷。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熟悉病理常识，所患病症她本人早有觉察，只是不敢去医院医治，错过了早期手术的时机。因为那时父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身陷长兴岛五七干校劳动，母亲怕被当作躲避运动的典型牵连父亲。半夜时分，母亲弥留之际，父亲是靠着一位好心的学生，踩着自行车驮着他，从长兴岛往家赶，一路走到天明……母亲撒手于家中，父亲总算在榻前诀别。
母亲离去，父亲很是悲伤。我当时刚去江西农村20天，接到电报，急忙往回赶，一进家门我抱着父亲痛哭，他也不停地流泪，那一刻在我的记忆中难以抹去。父亲为排遣心中的苦痛，饱含深情地写下了《悼鸿逵》三首七绝诗：
顽强从不计艰辛，竟使恶癌误此身。
撒手小楼成永诀，骨灰一盒作新坟。
梁燕离巢初学飞，归来重雾失喧闹。
声声只唤妈何在，化作啼鹃泪满衣。
海滨风雨久相依，垂老那堪失伴飞。
夜静悄听梯步响，犹疑抱卷迟迟归。
诗句中流露出他的多重真实情感，既有对母亲为人的由衷赞赏，以及诀别后对母亲的深深怀念，也有对自己的孩子痛失母爱的伤感与悲哀。在我们儿女的目光中，父母的感情至深，他们贵阳相识，他们重庆缔缘，他们沪上携手，一路走来，从未拌嘴红脸。想起儿时，我调皮捣蛋，常捅娄子，老师家访一走，父母一致到分别拿竹尺掸子，我就赶快爬到床下，免遭挨打。在贵阳，七姨陆鸿滨告诉我，当年外公看到父亲的求婚书时，大为赞赏，多次说有文采，并对其他的女儿说，你们未来别找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对象，向姐姐看齐。
少年丧母的我，一生敬佩的就是父亲。他在身陷长兴岛干校劳动的逆境中，每月去邮局给我们三个身处农村的孩子寄钱，还不时地书信勉励我们。那时我看到抬头“辛儿”的来信，总是泪流满面。特别是母亲逝去后，父亲没有续弦，一直护着我们五个孩子都成家立业，同时把自己的学术思辨推向新的境界。期间近20个年头，想来两位姐姐悉心照料父亲功不可没。
有件事我一直揣在心底，如今思之总觉得有一种揪心的亏欠。母亲病逝后数年，关心父亲的同事和学生，为其说媒。对象是一位专修法国史的老师，彼时父亲拉扯五个孩子的艰辛烦恼可想而知，他的心被说动了。于是父亲非常民主地召开了家庭会，以征求孩子们的意见，我和同弟尚小没有参加。谁料想，父亲一张口，三个兄姐哭得一塌糊涂，家庭会在哭声中戛然而止。自此父亲再未重提这件事。按20世纪70年代的时风，那是件丢丑的事，兄姐的哭十分自然，而父亲就此将情感的天平完全倒向了儿女的亲情。但是今天想来，我们做子女的，由于当时年少不谙世事，还无法成熟地理解父亲的感情需求，也无法感同身受地知晓父亲独自兼顾工作与家庭的艰难。如今我们都步入老年，儿女都已长大成人，我们能深深地体会到父亲当时又当爹又当妈的不易，以及他给我们的那份恩重于山的父爱。
五、动乱十年的追忆
“文革”初期，父亲尚在皖北定远，肩负着“四清”工作组党委副书记的职责，也许正是这份特殊的工作，才使他没有受到运动最初的冲击。回到华东师大，他仍是校党委委员、副教务长、研究生处处长，也是副校长的培养对象。记得一个深秋的晚上，时任校党委书记的姚力、副书记刘维寅都来到家中开会，二楼父亲的书房被挤得满满当当，老职工王志成在楼下门口守着。在当时的形势下，学校主要领导乘夜在家属区召集会议，只能是非常时期的一种避人耳目的应急选择。会议内容不得而知，但可以猜想到与当时学校的运动密切相关。
不久，一篇题为“华东师大的翦伯赞：常家王朝的干将陈旭麓（原名修禄）罪行录”的大字报张贴在师大校园里。这是一张足足用去了108张纸的大字报，几乎贴满了师大主路一侧的大字报栏，极为醒目，肆意攻击父亲，诋毁他的人格。作者是当时华东师大的红卫兵头目，深度纠缠于师大历史系的复杂人事关系中，他写的大字报明显地带有打击父亲的意图。对于这样的污蔑，父亲直接在这一大字报的留白之处提笔申辩，并坦诚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但很快这些文字之后又增添了“打倒陈旭麓！”之类的口号。父亲的这一行为完全符合他耿直的秉性，然而在那个躁动而疯狂的年代里，此举所引来的后果却是可想而知的，一时间“打倒”“砸烂”的怒吼扑面而来，而所遭受的皮肉之苦已无须详细描述……
自那以后，父亲便没有了安宁的日子，我们子女也牵涉其中。当时我们所住的师大一村紧邻华东师大校园，学校广播台的有线高音喇叭不仅遍布校园，也拉到了师大一村。“文革”之初，校内的红卫兵及造反派就是通过这一广播随时传唤“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及其他“坏分子”的。每当“勒令”之声出其不意地传来，被点到名字的人就必须随叫随到，或者按其旨意去做。如果有所违背，或者未能听到广播，就会遭受到极为严厉的训斥和惩罚。于是母亲特意提醒我们姊妹兄弟几个，在家附近玩耍时要特别注意学校的广播，凡听到广播中报到父亲的名字，立即告知家里。此后，我们每当听到有线喇叭中声嘶力竭的“勒令”之声总会精神高度紧张，唯恐因漏听了父亲的名字而带来祸患。慈祥而亲切的父亲就这样一下子成了“坏人”，一时间让未谙世事的我们无所适从。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事让年少的我难以忘却。那时师大经常放映电影，这是当年孩提时代娱乐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不过令人扫兴的是，在正式放映故事片之前，时常还会先播放一段校内新闻的幻灯片，以反映校内的革命形势。我正是在一次播放影前幻灯时，不期而遇地看到了父亲那熟悉的身影。但幻灯片里出现的父亲并非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他低着头，弯曲着自己的身体，正接受着批判。他胸前挂着写有“反动学术权威陈旭麓”字样的牌子，他的名字还被红笔打了叉。这样令人不忍的画面一下子让我懵了，一时间不知所措，我至今已无法记得是如何看完那场电影的，但是当时的那种深深的苦痛至今还能感受到！正是父亲受冲击的缘故，我们作为其子女的还成了另类。我曾参加过华东师大与师大一村里委会合办的名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学习班的目的就是要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揭发自己的父母，并与他们划清界限”。可笑的是对象不分年龄大小，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聚于一堂。要求表态发言时，小的看大的，大的又多默默无语，小的也就跟着效仿。当时我们这些“另类”的孩子鲜有跳出来骂父母的，学习班就在这样的缄默之中不了了之。
“文革”后期，父亲被调往复旦大学，主持编写《中国近代史丛书》。在此期间父亲被当时担任上海市委常委的朱永嘉点名去康平路182号的七楼办公，那里是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外围机构，尽管不是写作组的核心，但与其有着密切联系。“文革”结束，由于这段经历，父亲的党员登记被暂缓。数十年后，朱永嘉的《关于一段故人和往事的回忆———兼记王守稼、谭其骧与陈旭麓》一文披露了当年的实际情况。朱在一次讲座上遇到我们的家人，曾直接表示过：“是我连累了陈先生。”他所说的“连累”，有他文章中提到的个人恩怨的因素，同时也有言外之意，如果他当年不调父亲去康平路，父亲就不会牵扯其中，也不会有后来那些郁闷烦心之事。在康平路的那段时间，父亲从未舒坦过，他曾尖锐地表达过去意，他的早期学生对此是清楚的。我们子女也能从父亲所发的无名之火中感觉到他郁结在内心的苦衷。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总算迎来了学术的春天，此后十年是他史学研究的高峰期，一系列重要论文及史学新论都出自这一时期。
六、高教三级的254元月薪
在小时候的记忆中，我家就应该是高收入家庭，父母亲月薪分别为254元和94元。那时的1元钱可以买好多吃的，请个在家吃住的全天候保姆，一个月5元钱酬劳足矣。我清晰地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奶妈从皖北乡间来沪讨饭，瘦得皮包骨头，惨不忍睹，这使得当年小学一年级的我懵懵懂懂地开始晓得饥饿意味着什么。后来的知青生活，使自己对饥饿有了切身的体验。为了饱腹，时有偷摘农民蔬果的行为，常有舔完碗边猪油的狼狈。对于一个下乡时还只是15岁的孩子来说，要自食其力着实不易，而在此期间，最让人难忍的就是饥饿。
父亲254元的薪酬是我出生的1955年评定的，标准是高教三级。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份月收入很高了。自小我没有感受过城市平民的拮据生活，即便是天灾加人祸的三年，国家对高级知识分子也还有些专供食品，家里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文革”启始，那一代爱党爱国爱民的专家学者，大多以不同的方式自减工资。父亲则以多缴党费150元的名义，将月薪减为104元。纵然如此，我家三代八口也生计无虞。到了1970年，因母亲去世，加之早先奶奶遣返双峰原籍，更有我与思兄、克姐纷走三地农村，自此全家的开销都落在了父亲的百元收入上。除此之外，父亲既要接济因姑父入狱而失去经济来源的姑妈一家子，还不时地拿出一些钱来帮助贫困的学生和年轻教师。后来，父亲曾对我语重心长地说：“那个年代借出的钱大多是无法收回的，他们都有苦衷啊！”
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五个子女先后都有了固定的工作与收入，甚至我的工资已大大超过了父亲从教30余年一成不变的254元，他也从无怨言牢骚。一个皓月当空的中秋夜，父亲约来了他的十多位研究生家中聚会，当聊到“体脑倒挂”的话题时，学生们满腹怨气，似乎学术之路要走不下去了。父亲陡然严肃而动容地说：“别人随便干什么每月挣500元，我做学问挣50元，只要我这50元对社会的贡献超过他的500元，我就继续搞学问。”他的这番话语使弟子们无语静场了许久……80年代中期，一次父亲在广州参加学术会议，分会场设在香港。有人提醒他去港赴会需要穿西装，为了符合礼仪，他竟然去地摊拿了件廉价的衣服凑数，却给我们子女购买了上好的布料。
父亲一生清贫节俭，选择授业解惑就恪尽操守，追寻思辨就耐住寂寞潜心学术，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操和情怀在他身上得到彰显。尽管我们晚辈达不到父亲那样的境界，但从他身上传递出的人格魅力却在无形中感染、影响着我们。
七、舐犊情深
2010年10月7日，上海世博会期间，远道而来的姨妈、姨父从贵阳来沪观博，我们姊妹兄弟热情地接待了长辈。六姨妈陆晓玫，这时已81岁，“文革”中她曾带着儿子来家里住过，那时母亲已经离世，我们还一起打地铺。姨妈的到来让我们感到十分高兴，在叙说亲情之余，见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又勾起我询问母亲家世的念头，这已埋藏在我内心很久了。父母在世时对此讳莫如深，从不向我们提及外公的任何事，连他的名字我们也不知晓，只隐约知道母亲在填写个人简历时，“出身”这一栏，填的是“军阀”。我们一直不敢去问父母这一不愿启齿的话题。一次请姨父姨妈在饭店晚餐，我就迫不及待地问姨妈：外公是谁？叫什么？长啥样？闻言姨妈大吃一惊，你们父母连这都没说？一餐饭引出了一段沉重波折的家世，且与现代史上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多有关联，往事并非如烟……
外公陆荫楫（1889—1951），别号西川，贵州省盘县人，保定军校一期生，曾任国军中将。外公与谷正伦是连襟，与白崇禧是同学，张道藩称其姑爹。这些社会关系正是父母在那段政治敏感时期最为忌讳的。席间听姨妈说，姨父时有补充，我们姊妹兄弟都为之愕然，我反应过来后及时做了记录。在晚餐几乎未吃之时，突然冒出来一个活生生的亲人，心灵如同直面风驰电掣般的列车撞击。赶回家，迫不及待地上网搜寻，这才得知，外公是一名建有功勋的抗战将领。1946年5月，他被国民政府授予抗战胜利勋章，在授勋的98人中，贵州籍的仅两人，即外公和何应钦，还有当年的八路军将领朱德、彭德怀、叶剑英三人。阅后感慨万千，夜不能寐……
自那一日起，我便迫切地想了解外公的抗战事迹，于是踏上了寻找外公足迹的路途。在重庆档案馆我初次看到了外公的影像，取自陆军大学第一期将官班同学录，扉页是校长蒋中正的题字：“发挥军人最高的精神，完成抗战建国最大的使命。”首页的学员相片恰是外公，他的戎装标准照映入眼帘，瞬间感觉与想象完全吻合：军人的寸头，坚毅的脸庞，咄咄逼人的铁血男人的眼神。在安徽潜山县野寨中学旁的176师抗日阵亡将士陵墓内，外公为缅怀985位抗战将士的英灵而书写的碑刻“一坏[ 坏，音ｐēｉ，其原意之一为土丘，这里意为坟墓，即指抗日的英烈们。]千古”还保存着，他当时正任职第二十一集团军参谋长。我凝视着这几个苍劲而略带魏碑古风的大字，体味着外公那时悲愤的情绪，仿佛看到他当年率领将士们在战场上与日寇厮杀的情形。正是在这场攸关民族存亡的战争中，外公直接参与了抵抗日军的桂南会战、昆仑关会战以及大别山地区的一系列战役。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中央决定，向抗战老战士、老同志以及包括参加过抗战的国民党军队将士及其遗属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外公也获得了这样一枚纪念章，当时由阿姨代为领取，这是对外公抗战经历的充分肯定。
外公的身世对我来说犹如从天而降，我的一些年轻的好友和同事对此竟然是如出一辙的疑问：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外公可是近亲，究竟是父母守口如瓶，还是晚辈的不孝？其实凡是经历过那一时期的人，对此都不会感到意外。母亲离世于1970年，当时林林姐才20，我过15，同弟仅13。时逢那段特殊的年代，母亲有胆告诉我们外公的真相吗？研究历史且经历了风风雨雨的父亲，显然有许多话想对子女说，但他走得太突然，没有任何预兆，来不及说。我想起了思兄在和县插队，他是我们兄弟姐妹中最早提出入党申请的，当时村干部为此事请示公社，得到的答复是家庭关系复杂，不予作为发展对象。那时我尚小，对此还没有感觉。今天，我们能深深感悟到，当年父母在此事上对我们子女一直守口如瓶，其实是在保护我们。我能触摸到揣在他们心中的那份用心良苦的怜爱……那是属马的爸和属羊的妈出自本能的舐犊深情。
八、永远的受重
1988年12月1日，适逢农历冬至前，父亲上午开会，中午未歇，下午又兴致勃勃与学生聊近期学术会议的思潮，傍晚破天荒地徒步三公里去托儿所接尚不足两岁的孙子。奇怪的是，那天我也破例地早回家，父亲高兴地让我陪他喝酒。菜已摆上桌，酒刚斟满，他突然站起身来拉着我的手，欲言难启，旋即痛苦地倒下。陈克反应极快，不顾身怀六甲冲出门去叫医生，校医赶来不久救护车也到了。父亲随即被送到医院实施抢救，但为时已晚，医生也无力回天，父亲就这样因心肌梗塞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一病症突然袭来，着实让我们猝不及防，因为每年华东医院的例行体检从未提示过父亲有这方面的病兆，我们姊妹兄弟为此陷入深深的自责。最为遗憾的是，父亲生前对我们关怀备至，而他的突然病逝却没能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尽孝心。
1989年5月，父亲安寝在钱塘江畔玉皇山脚下的南山公墓。每年的冬至、清明，我们姊妹兄弟都会去父亲的墓地祭拜，点着烟，洒上酒，虔叩首，仰苍穹。20多年的岁月流淌，冥冥之中父亲似乎一直在注视着我们，保佑着我们。1992年父亲的祭日，我们同父亲的学生们一起带上刚问世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前去杭州。在父亲的墓前，我们将父亲的这本书点燃，徐徐升起的青烟寄托着我们对他的思念之情，同时也在告慰父亲，他的呕心之作终于出版了！
在我眼里，生活中的父亲是真正的男人，一个性格突显、堂堂正正、挥洒自如、独立思考的男子汉，有责任、敢担当、顾亲情、兼柔情。常言云：施比受重。作为儿女，父亲给予我们的呵护关爱常怀心田，而无形中精神上接受转换至传承更重。
本文摘自《陈旭麓文集》第五卷《浮想偶存》附录，原题《怀念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