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未来。十八大以来，中共一直在讨论两个相关的“百年”，即中共100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00年。人们可以把十九大的使命置于这两个“百年”的构架中来理解，这是一个关乎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到了哪里、到哪里去的问题。
从现在起，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执政党就要迎来第一个“百年”。第一个“百年”的目标已经很明确，即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多数人会认为，这个目标的实现尽管也并非易事，但是可以实现的。因此，十九大所要考虑的更多是第二个“百年”。
如何回答第二个“百年”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要回答毛泽东的30年完成了什么？邓小平的30年完成了什么？今后的30年要完成什么？不管人们对未来抱有怎么样的理想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00年怎么也脱离不了这三个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前面两个时代已经过去，所能掌握的便是眼下这个时代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毛泽东时代做了什么？毛泽东时代当然不能从1949年算起。在1949年之前，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完成了统一国家这一近代以来最艰巨的任务。在建国之后的30年里，毛泽东时代建立了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制度迄今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在结构层面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
此外，毛泽东时代通过计划经济等手段确立了基本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尽管今天人们对这些制度存有争议，但也是那个时代国内国际环境的反映，并且对毛泽东之后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使很多方面的影响并非毛泽东那个时代的人们能够预测得到的。当然，也不可否定，毛泽东时代执政党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些今天可以被称为“颠覆性错误”。
邓小平时代管了30年。尽管在80年代，执政党曾经希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一起抓，但因为政治改革受挫，最终还是把重点置于了经济建设。在这方面，邓小平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在这一理论下，中国进行了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建，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并且也完成了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
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并且促成了数亿人脱离贫困。这些构成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此外，邓小平时代中国在政治上也有重大进步，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诸多新制度，例如领导人限任制、退休制、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都是邓小平时代提出来并加以实践的。
不过，邓小平时代也给今天这个时代流下了诸多问题，主要是过分侧重于经济，造成了被人们称之为“GDP主义”的现象，即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严重失衡。同时，高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红利也掩盖了很多政治方面的问题，造成了大面积党政干部腐败、顶层寡头政治的形成和国家法治体系的薄弱等。
以十八大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第三个时代。不过，就社会发展来说，胡锦涛和温家宝主政的十年已经是一个转折点。当时，开始质疑经济至上的“GDP主义”，提出了“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并在“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概念的指引下，在社会建设努力不少。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所建立的社会体系在市场经济来临之后迅速解体，重建成为必然。在胡温时期，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得以重建。不过，在重建一些社会体系的同时，另一些则也继续解体，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
就改革的目标而言，第三个时代的标志便是十八大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三中全会是全面深化经济社会改革的方案，其目标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作用”。四中全会的改革主题则是建设法治国家。四中全会尽管没有直接提政治改革，但一般都认为这个改革方案所强调的法治国家建设这一核心，便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
那么，就今天而言，三中、四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实现得怎样了呢？今天已经走到了哪一步？未来又怎样走下去？这些都是十九大需要回答的具体问题。
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挑战
尽管十八大以来，经济下行，但仍然维持在6.5%到7%年增长率之间。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为所有经济体中最多的。到今天，没有人对中国将在第13个五年规划期间建设成为“全面小康社会”（即中国的中产阶层社会）存多少怀疑。不过，此后阶段的任务并不轻松。
从这些年的政策讨论来看，中国的焦点已经是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把国家提升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或者富裕社会。在东亚，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经济体都成功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但对中国来说，即使要到达今天台湾的水平，即人均国民所得2万3000美元的水平，还有很大的距离，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在社会发展方面，这些年中国也受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产生很大的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执政党出台了诸多有效的政策来实现和保障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公平。其中，最引入注目的要算全国性的“精准扶贫”政策了。根据这个政策，中国要在整个十三五期间，每年在农村减贫1000万人口。放眼世界，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面临贫困（或者再贫困化）现象，但没有一个执政党能够像中共那样具有如此强大的能力来这样做。
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因为面临人口的贫困化，社会抗议运动日益增多，但政府束手无策，使得社会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不过，“精准扶贫”并不能替代社会制度建设。一定程度上，较之胡温时期，近年来社会建设并不在政府的最高议程上。
即使和中等收入经济体相比，中国社会制度的水平仍然较低，表现在社会建设投入不足、城乡分化、统筹级别低下、地区差异巨大等等方面。如果有效社会制度得不到确立，国家整体现代化包括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都会受到巨大的负面影响。
不过，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制度，所面临的问题都是深化改革，求得完善。从今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00年这段时期，重中之重还是政治改革问题。尽管人们不想讨论政治改革，但政治改革必然是一个逃避不过去的问题。实际上，如前面所说，执政党也从来没有逃避这个问题，自邓小平以来，政治改革方面也有了诸多探索。
这些政治改革探索中，有成功的，也有不那么成功的，有些方面甚至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就成功来说，自90年代初以来，中国政治是稳定的，并没有出现颠覆性的错误。没有政治稳定做保障，很难想象这些年来经济和社会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就存在的问题而言，十八大之前的政治形势表露无遗，包括腐败、寡头政治、军队干预政治等等。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可能是一般人估计不到的，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就要铸成“颠覆性错误”。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十八大以来执政党进行了大规模的集权，通过集权推动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尤其是打击俨然成风的寡头政治，涉及到党、政、军各个领域。不过，集权不仅仅是为了反腐败，更重要的是要推进改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把改革进行到底”。无论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还是克服既得利益推进改革，都需要集权。现实地看，集权的这些方面的目标也已经基本实现。
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的选择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全面实施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实现法治中国建设呢？应当说，十八大四中全会的“法治”并非狭义法律概念上的，而是一个广义概念，法治涉及到执政党、政府、军队、经济、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尽管中国的法治建设有其自身的逻辑，即使学习外国经验，也是以自己为主体的学习，并非照抄照搬，不过，就政治发展和变化经验来说，人们预测很可能会是如下三种之一。
第一，俄罗斯的普京模式。一些人担心中国会走上俄罗斯普京模式，因为和俄罗斯一样，中国自十八大以来也经历了大规模的集权。普京式的集权更多是个人集权，而非制度集权；普京本人非常强大，但其背后的制度被大大弱化。就中国来说，尽管集权需要，但人们希望不是个人集权，而是制度集权。像中国那么大的国家，需要相当的制度集权。
实际上，任何近现代国家都是集权的。不过，中国的集权实际上已经和俄罗斯的集权方式区分开来，即集权主要是制度集权，而非个人集权。最主要是表现在几个新设领导小组的正式化和透明化操作。这些领导小组的设计是为了克服既得利益（往往和旧制度体系有关），为了顶层设计和推进改革。不过，这些小组的运作方式已经和以往的领导小组区分开来。正在试点推行的国家监察委员会更是一个大的制度进步。
第二，蒋经国模式（或者称西方模式）。这种政治变化方式可能性比较低，但也并不是没有可能性。很多重要方面的制度建设例如党内民主、集体领导、社会民主的稳步发展等，如果进展缓慢，那么也很有可能开始大规模的政治民主化运动，无论是以自上而下还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
从东亚社会来看，一旦发生民主化，最容易走向美式民主化。韩国、台湾已经走上美式民主化。中国70年代末和80年代末对民主化运动式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展现了民主化的可能方式。美式民主化的动力包括地缘政治因素、世俗文化因素、教育因素等等，这些因素一旦发生作用，就会产生强大的政治动力，形成政治未来不可预测。不过，韩国和台湾等经济体的经验已经表明，这种民主化会对一个社会产生如何的影响。
第三，李光耀模式。李光耀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制度集权模式。李光耀拥有无可争议的巨大个人权力基础，但其伟大之处在于李光耀并没有成为个人专制，而是把其所拥有的个人权力转化成为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权力。在制度集权的方式下，国家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实现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转型，即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拥有优良的社会制度体系。
今天，即使新加坡的政治因为各种因素也在变化，但高程度的制度化使得新加坡不会受政治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继续领先亚洲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对中国来说，诸多条件也可以促成自己走上这条路，通过制度集权，完成法治制度的建设，在此基础上，把国家提升到高收入经济体、建设比较完备的社会制度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