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载于《最是高处不胜寒:黄朴民解读历史人物》

厚道，当然是一种美德。用政治伦理范畴来对应，它可以称之为“仁”。可是，我们也要看到它的另一面，即“厚道”也是人性中的一个软肋，一大弱点，尤其是当它发生在领袖人物的身上时，往往会成为一种累赘，甚至灾难。“仁”者通常“懦弱”，因此，有合法君统继承优势且拥有数十万大军的扶苏，根本玩不过五毒俱全并得到奸佞之徒赵高、李斯撑腰的胡亥，在权力角逐中一败涂地，丢掉卿卿性命；仁慈宽厚的皇太孙建文皇帝，遇上野心勃勃且又心狠心辣的燕王朱棣，也是灰头土脸，束手无策。鲁迅先生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此话虽然尖酸刻薄，但却是道出了实情。

因仁和、厚道而招致失败的历史人物，为数众多，借用李密瓦岗军讨隋断炀帝檄文的言辞，就是“罄竹难书”。除了上面提及的例子，前秦皇帝苻坚、北宋太祖赵匡胤等人也都因为厚道而吃了大亏，一个让不厚道的慕容垂等人算计得身死国灭，一个让自己的亲兄弟赵光义用“斧声烛影”谋取了性命，下场都十分悲惨。这就教人想起了一句名言：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当然更包括自己）的犯罪。

“莫道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赵匡胤、苻坚、建文帝、扶苏都是历史上的重量级人物，他们因厚道而倒楣的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此处不再专门唠叨。还是看看相对不怎么显赫的历史人物是怎样受厚道的拖累而一步步走入绝境的，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东汉末年群雄争雄中的一个人物，他同样是厚道性格的牵累者，这位仁兄，就是张杨。

张杨，字稚叔，东汉末年“以武勇给并州，为武猛从事”（《三国志·魏书·张杨传》）。自袁绍尽诛宦官，有人给都城引进一群豺狼（董卓和他的凉州军）之后，东汉王朝就分崩离析，陷入了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之中。这一时期张杨他戎马倥偬，东征西讨，开始崭露头角，成为一位颇具实力的并州军武装首领。建安元年（196年），他因护驾汉献帝返回京城洛阳有功，平步青云，被汉献帝册封为大司马，屯驻野王，割剧一方。这恰好印证了京剧《沙家浜》中土匪司令胡传魁所道出的社会世态：“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

然而，张杨这个人却有一个很大的弱点，这就是厚重践诺，缺乏主见，优柔寡断，史书上称其“性仁和，无威刑”（《三国志·魏书·张杨传》注引《英雄记》）。这对于身处激烈残酷战争岁月的统军将领来说，其实不是什么福音，甚至可以说是致命伤。它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导致将帅患得患失，丧失权威，治军无方，驭众乏术，就象《孙子兵法·地形篇》中所批评的那样，是“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最终沦落为英雄竞争场上的失意者，“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

张杨厚道仁慈、治军无方的典型事例莫过于他不讲原则，宽宥谋反的部属。一次，张杨得悉部属中有人谋反，大为恼怒。当即传令，将图谋不轨、叛逆作乱者捆缚进帐，打算审问清楚之后，就地按律处以极刑。然而当谋反者进帐伏地痛哭流涕、叩道头谢罪时，张杨的心肠却突然软了下来，完全为谋反者的哀求和眼泪所征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赳赳武夫转眼变成温柔少女，居然陪着他们一起抹眼泪，发唏嘘：“对之涕泣，辄原不问”，在恻隐之心的驱使之下，高抬贵手，赦免了这些谋反者。

这种不讲原则、没有分寸的宽仁做法，严重败坏了军队的法规纪律。张杨手下的将士们眼见反叛大罪尚且大事化小，不了了之，普遍认为一般的过错当然更加不会受到惩罚，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于是导致部队中放纵违纪的现象层出不穷，纷来沓至，而张杨本人的威信也日益下降。一支本来很有战斗力的部队，由于主帅张杨的仁厚宽大、治军无方而变得松弛散漫，一步步地走向衰落。

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物换斗移，终于到了张杨自尝恶果，饮下自酿苦酒的日子。建安三年（198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朝廷实力派曹操出兵征讨盘踞在徐州一带的割据势力吕布。兵锋所指，曾经享有“马中赤兔，人中吕布”之誉的吕布不再有当年叱咤风云、横扫千军的英勇，而是势穷力蹙，节节败退。得胜的曹军步步进逼，穷追不舍，将吕布及其残部团团围困在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孤城之中。吕布坐拥愁城，突围无术，守城无策，穷途末路，计无所出，危急之中，遂驰函向张杨救援。

张杨与吕布同为并州军的背景，两人关系渊源甚深，交情甚厚，张杨“素与吕布善”。故在接到旧日好友的亲笔救援信后，张杨忧心如焚，兔死狐悲、唇亡齿寒之感油然而生，遂急急下令，点起麾下兵众，准备驰援吕布。可是他手下的将士们平日里被骄宠惯了，遇到这样的大事就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意见纷纷，莫衷一是，搞得张杨本人也狐疑踌躇，无所适从。部队还不曾开进到下邳，就因为意见分歧而停止不前。张杨无可奈何，不得已移军东市，在举棋不定过程中白白延误了战机，最终没有能给吕布解围出上大力，辜负了吕布的殷切期待，使得下邳城失陷，吕布被绞死在白门楼下。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吴子·治兵》），张杨的部属见其懦弱无能，“恤事多暗”，大失所望，料定张杨毕竟不是块材料，难以成就大事，渐渐萌生异志，准备改换门庭，以逃过为其殉葬的劫难。到了建安三年的十一月，张杨军中的一场大动乱终于降临了，其部将杨醜突然发难，杀死了张杨。“蛇无头不行”，张杨一死，部队内部便开始了凶残的混战，曹操遂趁此机会痛下杀手，“遣史涣邀击……尽收其众”（《三国志·魏书·张杨传》），收编了这支队伍，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兵圣孙武曾说：“卒己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孙子兵法·行军》）；又说：“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臂若骄子，不可用也”（《孙子兵法·地形》）。意思是说：治军驭兵，不能光实行厚赏而不行施严罚，否则军队就会成为一团散沙，丧失战斗能力，导致覆军杀将的恶果。

张杨治军上的惨痛教训，为孙子这些深刻论断提供了具体的历史印证，迄今依旧发人深省，即单纯的“仁厚宽容，爱民抚众”，在许多情况下，不是经国治军的最好药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子才天才地把“爱民”列为导致将帅完蛋，军队覆亡的“五危”之一，指出“爱民可烦”（《孙子兵法·九地》）。还是成都“武侯祠”里的那幅对联讲得好：“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