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一辈子称之为杨工的、与我终生相伴的痴心爱人、毕生从事西方哲学史研究的纯粹学者杨祖陶先生，在我没有丝毫思想准备的情况下，2017年元月5日一下子上了120急救车，从此踏上不归路。在我们钻石婚前三天，在武汉中南医院重症监护室（ICU）驾鹤西去，就这样匆匆忙忙地结束了我们60余载的苦乐年华，让我徒然坠入了痛苦的深渊……
杨工离我而去，不仅给我带来一大堆无法自制的悲伤。更重要的是，他还留下一本未竟的著作——《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我急切地把全部遗稿集中，当我看到第13本誊写清楚的稿子的最后一句话 “至此，精神哲学就此宣告终结”时，心里一块石头顿时落了地。亲爱的人，你总算挣扎着完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初稿，这为后续整理工作提供了绝对重要的条件。我完全不能想象和接受的是，精神哲学解读的终结竟是你生命的终结，怎么会是这样？这两个终结几乎达到无缝对接，你最终倒在正在撰写的学术工作中，谱写了一曲“春蚕到死丝方尽”、“油尽灯灭”的人间悲歌。
令人有些心酸、但禁不住深感自豪的是，杨工的有些重要的学术工作都是在80岁到90岁之间完成的，这种高龄笔耕不止的为学精神在学界并不多见。如2006年《精神哲学》中文首译本问世时他已进入耄耆之年。继2010年《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后，杨工以86岁高龄奋力首译出黑格尔《耶拿逻辑》。2012年12月28日他在新书发布会上当众宣布了这是他的收官之作。
但是，收官何易？88岁时，他完成了受学长张世英先生之托按理论著作版重译黑格尔《精神哲学》的任务；稍后，完成了先前出版的、后有幸被纳入人民出版社“哲学史家文库”的两本学术专著——《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和《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再版工作，其中后者被评为2015年人民出版社“十大优秀学术著作”（位列第3）；再后，就是《回眸》的姐妹篇、我与他共同署名的《哲学与人生漫记——从未名湖到珞珈山》了。
2016年5月16日一个不期而遇的电话再次证明了收官之不易。张伟珍编审热情地来电话约稿。她说，她打算编一套黑格尔《哲学全书》（由小逻辑、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部分组成 ）的三个相应导读本，想约请杨老师写《精神哲学》导读。时间很宽松，2017年底交稿，大约10来万字，适合大学生阅读。她说杨老师翻译了《精神哲学》两个译本，译者导言有3万多字，还有关于黑格尔哲学体系方面的论著，希望留下他对精神哲学的理解与思考，有助于学界。她再三强调，不要有压力，不要作为任务，慢慢搞。我对此次约稿没有说话。因为我感到他2016年以来逐渐消瘦，饮食与睡眠都大不如前，心想不应再继续工作了。但当我把约稿一事告诉杨工，他考虑了一天后表示同意写时，我也没有劝阻。张编审得此消息非常高兴，说不能用“兴奋”二字来表达。于是，杨工又接受了这项新的学术任务。现在看来，他完全是出于对黑格尔哲学的虔诚与钟爱而乐于承担的。
杨工承诺之事说干就干起来了。他先拟了一份详细的目录，手写在他自己用铅笔划好线条的A4打印纸上，以免写歪了。我为他买了40本高档的稿纸和一大把圆珠笔。由于他在写《精神哲学》译者导言时对“主观精神”部分作了一番认真的考察，所以开始写作还比较顺利，他也很有信心。他不顾7、8月份酷暑炎夏而坚持工作，8月份誊写清楚的手稿已近4万来字。以后，就没有这么顺利了。当写到“客观精神”部分时，他感到比较棘手，说平时接触的少，而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这部分写得很简略，他需要花大量时间重读主要讲客观精神的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版）。那是一本纸质低劣发黄、字迹不甚清楚、看起来很费劲的一本55年前的旧书。但他十分认真地在书上划出许多重点，旁边写下许多批注小字。杨工做起事来几乎是全神贯注，坐下来就不大动弹。我在家时总是劝他停一下，走一走，喝点水。“绝对精神”是精神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比较熟悉的，他可以充分发挥一些，但写得比较精炼。全稿最后一句话如前所述：“至此，精神哲学就此宣告终结。”就这样，他留下了近10万字的遗作。起初刚劲有力的字迹不见了，最后的8页显然是挣扎着写出来的，字迹凌乱乏力。
这次写《指要》，看来好像是一件比较轻松的事，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其实不然。他在《耶拿逻辑》译后记中曾谈到写译者导言之不易，说它是一项源于译文又超越译文的研究性工作，其难度甚至超过翻译，虽然难度的性质不同。《耶拿逻辑》译者导言是这样费尽心机完成的，《精神哲学》译者导言也是如此费尽心机完成的。但是，撰写解读性的著作比起译者导言来又是一次性质不同的超越。像《精神哲学》这样关于人的精神的最高最难的学问，是很难想当然地自由发挥的。这对于一个89岁高龄体弱多病的学者来说，是一个过于沉重的负担，对于能否顺利成书也是带点冒险的事。
2016年的10月下旬，我们平静的生活出现了变故。我由于劳累与反复受凉、受热，原有的“支气管扩张”合并感染，在校医院门诊部挂了12天抗菌素吊瓶。我冒着雨去医院，点滴完后还可买菜做饭，家中生活并无太大影响。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吊针打完了，改用口服药之后，原本应该更简便，可是我的健康反而出了大问题。由于药物对胃肠道副作用太大，以至我出现严重的恶心呕吐不能进食，人的元气大伤，竟卧床不起20余天。其间，还半夜在房间跌了一跤，面部与胸腹部着地，挣扎着数十分钟最后才自己爬上床，右眼跌成了熊猫眼。这样，我一病倒，家里困难就大了，杨工的生活得不到原有的照顾，还要照顾我。有时我在床上休息，他坐在旁边陪着我，我就说你还是再写几句吧，就这样，他还在断断续续地坚持写作。写到这里，我心里非常痛苦，我生这场大病，在很大程度上是我自己不注意造成的，也是对该药物口服副作用的无知造成的。否则，我会像往常一样给他更好的照顾，调配好饮食，绝不会出现令他最为苦恼的严重便秘。11月的天气已渐寒冷，我也没有关心他的冷暖，不知道是不是已埋下后来重症的祸根？
杨工在撰写过程中多次问及“合同”问题，我婉转地告诉张编审，她总是说没有问题，那只是一个程序。我进一步说，杨老师对你是绝对信任，是怕大环境有变，西方哲学出书受累而白干。直至11月30日，终于收到了人民出版社的《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合同书。谁知这份合同，后来竟成了作者与出版社的一纸生死契约。
合同签定后，整个12月份杨工的写作是高度紧张的，每天工作时间很长。我记得很清楚，12月23日那天，我烫发回来已是中午一点，他还在伏案工作，注意力高度集中，我站在他跟前都没有觉察到，我问他我的发型好不好，他才说：好，好。他说他希望快点搞完，我们好好地过点轻松的日子，这些年来他的确是太累了，他还说把我也拖累了。谁料他的这点并不奢侈的愿望没有打动上天！
最后这一个月，杨工跌跤好几次，我几乎是求他要小心一点，心想，如果真的骨折了，怎么办啊？现在看来，他不是不小心，而是他的身体潜伏着巨大的危机。除了跌跤，如前所说，由于我的那场病，生活状况的变化使他出现的严重便秘一直得不到解决，服药不当又转而腹泻，真是狼狈不堪。还有长期以来十分困扰他的皮肤瘙痒和红斑，每天抹药花很多时间，长期抹含激素的药和服抗过敏药可能大大降低他的免疫力。一向睡眠好的他要用安眠药了，食欲也差了许多，腰疾行动不便，听力日益下降，言语更少。他以极大的隐忍力面对着自己如此不良的生存状态。但当他坐在书案旁，思想集中，呼吸平静，一切不适仿佛都被掩盖了，好像不存在了。
杨工在自述性的文字中经常出现“笨”字和“慢”字，如“笨办法”，“慢慢推进”，“笨鸟先飞，笨鸟多飞，笨鸟晚归”等等。我不认为这是贬意词，这是真实情况。他一生为学走的就是一条辛苦的、自我折腾的路子，从来没有举重若轻的爽快。难怪他要在自己的《精神哲学》译本上做那么多的摘记、心得、批注，以致把一本精装书翻得快散架了。亏得他用最后的一点生命之火完成了初稿。只要看一看他赖以写作“指要”的《精神哲学》这本书，你不得不为一个学者的最后奉献所打动。《精神哲学》篇幅大，全书400页，保守、粗略地估计一下，每一页作10个标记，就是4000个标记，每一页注上10个字的批注，就是4000字，何况还划出许多线条和记号。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讲过《精神哲学》这门课，自然没有讲稿的积累，虽然完成了翻译，撰写了译者导言，但要撰写一部用作逐章逐节解惑、指要的导读性著作，可能有些问题还需要更深入地弄得更清楚明白，才能自如地表述出来。他就是用这种“笨办法”反复研读，做摘记，写心得，来为《指要》的撰写积累材料，其辛苦与压力对于一个如此衰弱的老者是难以想象的。最后，对《精神哲学》全书（包括《法哲学原理》）挑选出来的注释总共用上的达400条之多。这可以说是他独特的工作方式，他正是经过这一艰苦的繁重的工作来把握《精神哲学》的精髓所在。令我注意的是，分散在近10万字中的400条引文，与他自己撰写的文字达到浑然一体，并无断裂拼凑之感。只是如前所述，有的地方他的论述过于简略，有的长句颇为费解。在写完“绝对精神”后，他本打算对《指要》的最后一部分关于“精神哲学的意义”还要重新考虑得更具体一些，并开始起草了一部分，但是他来不及完成了，《指要》只好使用《精神哲学》译者导言的相应部分，并加以深化与扩充，这是必须说明的。
我体会他的工作程序是，反复读译本，找出要点作为注释之用标记出来，并在书的空白处作有限的批注与发挥，当某一部分他认为基本上弄清楚后，然后开始撰写，他总是先写出大致的草稿，他在从月历撕下的纸（纸质尚好）的反面上打草稿，草稿上的字迹极为细小密集，顶天立地写的满满的，每一页大约有2000余字。他还在草稿上反复修改，用红笔改来改去，别人是完全看不清的，这样的草稿共有28页。当草稿完成一个段落后，就边誊写、边思考、边改正落实到正式的稿纸上去，如此一页一页推进。《指要》虽是有待完善的初稿，还是大体上体现了他的作品一贯求真的追求和文字表达的特色。如果上帝再给他几个月的生命，那肯定是另一番景象了。他多么渴望他也能如他最推崇的黑格尔说的那样：“一本属于现代世界的著作……就应该让作者有自由的闲暇作七十七遍的修改才好。”[1]
杨工总算踉跄地度过了2016年，2017年元月15日是他的90岁的寿辰，元月25日是我们的钻石婚的日子，虽然2016年第四季度我们的生存状态很不好，但还是期待来年有一个好的开局，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地来庆贺自己生命中的两个节日。
二
2017年一开年，接踵而来的就是我们最意想不到的不幸的日子。2017年元旦是法定假日，与双休日构成小长假，下着小雨，天色灰蒙蒙的。元旦的早餐，我特地煮了水饺。杨工还是如往常一样坐在他的书桌旁，有时翻翻唐诗宋词。由于头一天解除了多日来便秘的苦恼，他的精神稍好一些。后来赵林博士来了，我连忙从书房中叫他出来，他推着助行车在门口迎接，心中很是高兴。赵林非常关心老师的健康，觉得老师更消瘦了。我特地拿了老师写的《指要》底稿和誊写清楚的13本书稿给他看。赵林很感慨地说：老师太辛苦了，不能再这么累了。送走赵林，杨工回到书房，他在2017年1月“今日元旦”的红色日历页上，用铅笔写下了“赵林来访”四个字，谁料这竟是他一生最后留下的字迹。元旦晚上，我们还颇有兴致地看完了新年晚会。
元月2日仍是假日，雨有点大。上午10时杨工没有像往常一样到书房去，也没有说有什么不舒服，他独坐在木沙发上，口中念念有词，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默诵唐诗。就像我喜爱古典音乐一样，传统文化古诗词成为他的最爱，充当着他艰苦思维转换的精神调节素。
我端个小椅子坐在他旁边，我与他讲我打字过程中对书稿的感觉，就是注释太多，相对自己评论较少，还有就是有的句子太长太拗口，他表示修改时再处理。在短短的接触中，我发现有热浪袭来。我慌了，连说，你发烧了，你发烧了。我马上给他量体温，腋下竟有38.9度。可以说，我完全是偶然发现杨工发烧的，他没有明显的感冒症状，也不咳嗽气喘，外面下雨又冷，又是假日，行动不便。我想即使设法送他到校医院，当时只有一个值班医生，肯定会让转院的，这对我来说是极其难办的事。现在想来，主要还是我对高龄突发高烧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于是，就先在家观察吧。经服用剂量较大的维C银翘片，多喝水，冷毛巾敷额，还服了一片我上次发烧留下来的退烧片（瞩38.5度以上用一片）的简单处理，烧慢慢退了，他还是坐在木沙发上。我劝他到床上静养休息，他同意了。11点钟左右，前哲学学院院长、现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捧了一大束鲜花来看望。杨工对郭说：“肖老师发现我发烧，先是38.9，后降到38.3，现在是37.5。”他言语清晰，呼吸平稳，感谢郭来看望。我把花抱给他看，他露出喜悦的笑容。多少年来，无论在任或不在任，郭齐勇教授都保持了这种对长者的心意表达。谁知他竟成为最后一个给杨工送花的人！这一抱花至今仍放在窗外花架上。人已离去，花已枯萎，包装纸已褪色，我却不忍丢弃。当天下午和晚上没有再发烧，出汗多，不停地喝水。我给他用热水擦身，全部换上干净衣服。中午与晚上都是照样坐在桌子旁用餐的。吃的小米粥，蒸蛋羹，还有菜心，榨菜。他没有什么不舒服，自己洗漱上床休息。
元月3日，我非常关心杨工第2天还烧不烧。那天杨工起得比较早，他还像往常一样将全部窗户打开换气，这是他一贯的工作。我听到动静连忙劝阻他，说你才发高烧，千万不能一大早再受冷空气剌激，不能再着凉了，他接受了我的意见。唉！元月3日上午又烧到39.2，比头一天还烧高了，也没有别的症状，我心里有些着急。天在下雨，虽然校医院已正式上班，也没法去，还是照样观察处理吧。到了下午烧又退尽，晚上也没有再烧。他的精神也没有明显改变，还具有生活自理的能力，自己淋浴换衣就寝。只是站着穿睡裤跌了一跤，他自己还不好意思地说我的脚不稳，好在跌到没有造成伤害。发烧第二天，我还没有把病情看得很重。他在床上静卧休息时，我继续帮他打字。元月3日这天是我在他出事前最后一次打文稿。
元月4日，下雨，上午又烧到 38.8。我开始忧虑，这是连续3天上午高烧了，虽然没有什么症状，总有潜伏的炎症才会这样的。我去请校医出诊未成，请求开了抗生素头孢克肟用上了，继续用维C银翘片，下午烧又退尽了，晚饭坐在桌子上吃的。我们历来都是分食，饭菜都是一分为二，各自包干。那天，杨工还面带微笑地到我碗里来拈青菜吃，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的微笑。晚饭时他对我说：“我这次三天发烧，又是你救了我。”他可能以为，加了抗生素不会再烧了。这是在病情急转直下前，他对我说的唯一的一句完整的话。亲爱的杨工，你是多么热爱生命啊，你以为自己没事了。写到这里，我不禁泪水夺眶，我没能救住你啊！那天下午还有一件事，考虑到他昨天淋浴时跌到了，不安全，我给他准备了一大盆热水，还放着一个随时可以添加的热水瓶，我帮他擦洗了后背，我让他坐在小椅子上自己继续擦身，再泡泡脚，他说好。我就做饭去了，没多久，只听到他大声呼叫我，快来，快来呀！哎呀，我一看水漫金山，他说怕把拖鞋踩湿，就把脚踩在盆子边上，打翻了水盆。我生怕水漏到楼下去，眼快手急地赶快抱着一大堆破布甩在地上吸水，一面帮他擦干双脚扶他上床半坐着休息，安慰他没关系。再用大洗把把地上的水一点点拧去。杨工心中好像有点歉意，也没有说话。我只希望明日别再烧，压根没有考虑有什么意外的险情发生。
元月5日，这是一个令人恐怖和窒息的日子。在熬过3天非持续高烧后，意想不到的可怕的时刻来临了，杨工病情急转直下，命悬一线。我一般睡觉很晚，零点时我看了一下他，睡眠没有什么异常。早上6点天还没有亮，杨工就在穿衣起床，我说天未亮，多睡一会，他又继续睡了，我摸他的前额有点冷汗，没有引起注意，只是感到不烧了。过了一小时他又要起床，我又劝住了他，后来快8点时，他自己把衣服都穿好了，说要小便，他下床时先坐在床边上准备站起来，突然滑溜在地上，他起不来，我拉不动，还是打电话请钟点工来抱他上床的。我还以为是发烧致身体虚弱所致，并没有想到病情的严重性。他上床后，神志清醒，示意要求枕头垫高一点，看来平卧已经不行了。体温36.7，是不烧了，我喂他一杯水，问他要不要吃点小米粥，他点头同意了。第一口很配合，第二口就不吞了，我一看情况不对，吓坏了，这时已是9点，连忙打电话给赵林，他一般不在校，刚好这天在。我请他到校医院开转诊单和直补单，他说还颇费了一点周折。我一面叫120急救车，9点半担架将杨工抬下楼进了救护车。我当时觉得这下有救了，万万没有想到，120的医生说情况非常危险，瞳孔散大80%，血氧饱和度仅有20%（正常在90%以上），这真是晴天霹雳，怎么会这么严重？120医生紧急鼻孔插管给氧，并静脉输液，我看到血氧在上升。陪同我的赵林看到我浑身在发抖，而我并没有意识到。120直奔中南医院抢救科，二话没说马上气管插管，没多久，瞳孔总算有了对光反应，血氧也达到80-90%，血压也上去了。我以为杨工命大，已经逃过这一险境呢？
接着。抢救科马上送杨工做CT，不让我进去，全靠熊汉莲老师陪同，扫描结果发现肺部感染呈弥漫性分布，非常严重，很多部位呈网格影，片状影，有的肺组织影像呈葡萄那么大的全白色，这种CT表现俗称“白肺”，有点像“SARS”，又不是SARS。CT医生看到这个结果直摇头，这预示着极其可怕的结果。抢救科诊断为重症肺炎，感染性休克，立即下了病危通知。现在想来，那三天发烧是不是他的机体在与病菌作殊死决战呢？是不是年纪太老，长期劳累，免疫力低下，没有表现出局部症状，肺部感染却迅速蔓延扩散、直达致命的感染性休克呢？三天高烧他没有得到及时的医疗救治，想到这里，我是多么的痛苦、悔恨与遗憾啊！我不知道在那个时刻、那个环节、有什么法子能阻断这种悲剧的发生？这是我心头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结，虽然我自己也是高龄，又是大病初愈，我也是无能为力的啊！
希望并未泯灭，抢救科工作是有效的，科主任要我们转到重症监护室（ICU），她已经给医院各部门打了一圈电话，实在没有床位。还是赵林脑子快，说“找领导”，刚好哲学学院党委正副书记陈祖亮、徐萍正在中南医院看望资深教授，二位书记连忙来到，陈书记直接与中南医院院长联系，才马上住进仅有的一张ICU病床。接着我用微信紧急告诉在巴黎的女儿爸爸病危，她以最快的速度于第3天（元月7日）赶来病房，两年多未见的父亲一下子这样危险，她心痛不已！她本来已经买好1月14日抵汉的机票为父亲庆生的，怎么也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虽然父亲发烧的事子女都是知道的，天高路遥他们也没有主意啊！
住进ICU开始还带来希望，主管的李医生说，没见过这么烂的肺，没见过一治疗就见好。医生比较在床边拍的两张小X光片子，看出后一张稍稍清晰一点。元月9日、住进ICU第5天上午拔了气管插管，杨工能自主呼吸，停用升压素，能自身维持血压，都要考虑转出ICU联系住院病房了。由于病房非常紧张，特别是呼吸科走廊都满是病床，又是学院党委陈书记设法解决了条件较好的病房，真是关怀备至，非常感谢。只是由于病情的变化，杨工始终没有离开ICU而转入病房。当我听到要联系病房了，不禁松了一口气，心想终于闯过来了。这其实是过于简单和乐观的想法。
元月9日晚上，拔掉气管插管还不到12小时杨工就不行了。值班医生考虑是再插管还是戴面罩给氧，她担心再插管会影响病人的信心，决定用面罩连接呼吸机给氧。事后回想起来，气管插管是不是拔早了。这是医生的决定，也不便多想。这一天杨工用残存的呼吸功能在没有供氧的情况下与病魔抗争着，消耗之大可想而知。
元月9日至12日这几天，医生形象地说，好像病人与疾病处于一种拔河状态，难分胜负，这样总是给人一线希望。医生有时还取下面罩，让杨工可自由呼吸一段时间。医生说，如果今天能自主呼吸30分，明天增加到40分，慢慢延长就有希望。在去掉面罩的时候，杨工意识清楚，护士鼓励他自己咳痰也能配合，我还用棉签帮他从口腔中裹出一些痰液，还用注射器每次滴少量的水润润嘴唇。我和女儿每天的中心任务就是利用这宝贵的探视时间（每天下午4点到4点半）多与杨工在一起，多了解一点病情。可惜这样相对稳定的时间是如此短暂！
元月13日是杨工病情发生转折的日子，医院再次下病危通知，虽然每天在ICU都是病危，这次是极其严重。关键问题是肺部的严重感染一直没有得到控制，细菌进入了血液，发展为脓毒血症（俗称败血症）了。我不禁心头紧缩，绝望扑面而来。
由于病情危重，医生说这两天是最危险的，还有子女亲人没有见面的要赶快来。这时才赶紧叫在美国的儿子回来，女婿回国在深圳办事，他们二人同时以最快的速度于元月15日半夜赶回武汉，第二天双双赶到医院。
元月15日是杨工90寿辰，他早就婉谢了弟子们希望搞一次祝寿活动的善意。他很少过生，只有两次大生有印象。记得他70岁时女婿与外孙女还在国内，我们4个人愉快地在“小蓝鲸”餐厅举杯祝贺生日快乐；80岁时（79岁过），儿子一家4口，和女儿一家3口相继于2006年回国为父庆生，虽然都不在生日那一天到达。 2006年有一件事令人难忘，就是从未听说学物理的儿子做过诗，那年他却为父亲写下了：
七旬九载仙寿来，
身硬脑灵心胸开;
西哲精髓东人悟，
笑看当令学坛衰。
杨工被我“逼”得合上一首：
老骥伏枥八旬来，
更喜齐眉云雾开；
西天仙境似可辨，
志在千里力未衰。
回忆往事， 想当年杨工的“西天仙境似可辨，志在千里力未衰”的诗句，表明那时的他还处于又一个学术黄金时期，亲人的团聚与祝福给他留下多么美好的印象。如今杨工身陷ICU，身上布满各种管子，痛苦不堪。这与当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杨工在ICU病房22病床总算度过了2017年元月15日他的90大寿，谱写了一曲极为罕见的一个纯粹学者在生命之火熄灭前的生命的赞歌！早早赶回国的女儿非常细心，她经医护同意买了鲜花为他祝寿，生日那天，是他最为罕见的良好状态，手也松了绑，当告诉他今天是你的90大寿，把鲜花抱到他的胸前，他还用手摸了一下花，眼睛睁开了。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感到他也在用力。我不断地说“平生第一邂逅，平生第一邂逅”，我等你回来！你很坚强！我感到他懂了。女儿不停叫爸爸，生日快乐，会好的，顶住！顶住！病房的两个护士暂时停一下工作走过来祝老爷爷生日快乐！后来细心的孙思博士也匆忙赶来，祝杨老师生日快乐！。这场景是我永世不忘的，杨工在ICU病房度过悲壮的90大寿。从少见的面部表情看出，杨工的内心有些激动，对生命充满渴望。
元月16日上午，医生破例在上午让儿子与女婿探视，我与儿子先进去，我发现这与头一天已形成鲜明对比，杨工表现极为衰弱，双眼紧闭，气息奄奄。当儿子对着他的耳朵不停地呼喊“爸爸，爸爸，我是杨铸，我回来了，我回来了，给你拜生”时。杨工眼睛微微动了一下，眼角流出了泪水，这表明他心中是明白的，此情此景也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中。从16日以后，我们与杨工再没有任何的、哪怕是微小的交流，再没有见过他的感应与反应了，他始终闭着眼保持着平静，直到生命的终点。
看来杨工的病情已经回天无力，医生也没有办法了。医生让我们自己去买进口的昂贵的达托霉素，说此药在美国、香港用过，国内还没有用过，先买进三支，又再买三支，共用了6天（自费花了近万元），感染仍然得不到控制。感谢校党委骆郁庭副书记此时专门来看望，ICU中心主任表示很尽力。我问主任还能撑多久，他说拖不过春节。是的，感染得不到控制，又发了一次高烧，并出现心功能不全的系列症状，大剂量的升压素也不能维持血压，病情急转直下。感谢院党委陈祖亮书记、吴根友院长自始至终的重视和关切，多次来看望。我一方面对主管医生说，病情如此，听其自然，不要再采取加重痛苦的措施；另一方面对陈祖亮书记说，事到如今，已无计可施，根据杨老师生前与我多次商定的，不搞遗体告别，不设灵堂，不留骨灰，书记当即表示尊重。儿子因为刚刚找到新的工作，十分忙碌，只请了一周的假于元月21日带着遗憾和牵挂先回美国去了，那天就是他与父亲最后的诀别。他再三叮嘱，骨灰一定先留着。好在2015年5 月儿子带着孙女回到武汉，杨工看到大学生孙女成长的这样出色，中文说的也不错，心中很是喜爱。那次杨工就十分感慨地对儿子说，今生不知还能见几面。谁知这就是在家中见的最后一面。幸好儿子与孙女在武汉大学新牌坊，在汉林花园，在家中留下了与父亲的珍贵的合影。
元月22日是杨工最终告别人世的一天，他走完了自己毕生追求学术、特立独行、不图虚名、但求心安的平凡而又充实的一生。我目睹他在ICU病房顽强地与病魔抗争17天。我与女儿女婿，还有赵林，小英，何卫平，小熊，孙思，徐萍副书记，办公室小邓等等，亲历这悲壮的时刻——他平静地走了，从显示屏上我们看到他的血压直线下降，心跳越来越弱、越来越慢，最终停止了跳动！这是元月22日上午9时间13分。最后护士拔下了气管插管，这时是上午9时20分，后来晓平也赶来了。一代哲人就这样静悄悄地走了！我和在场的亲人，学生无不悲痛欲绝！但是ICU病房还有重症病人多人，我们没有哭出声来，就赶紧离开了连续17天探视的ICU。我泪如泉涌，心脏在阵阵紧缩……
我喃喃地自言自语：他真的走了，是的，是的，我亲眼看见的，他怎么就走了呢？在我们钻石婚纪念的前三天！从此天地相隔，我没有杨工了，我没有杨工了……我还有继续活下去、孤独地走完自己余生的意义和勇气吗？！我是离不开杨工的啊！在ICU宣布“脓毒血症”之前，我心中总还有一丝希望，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命运是多么残酷无情啊！记得12年前，在我70岁生日时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梦见杨工死了，我从梦中哭醒，明知是个梦，起来后还是不停地哭。杨工不停地亲切地劝说，别傻，别傻了，我这不是好好地吗。亏得那天电视上放映黄梅戏“莫愁”，情节感人，看完了才缓过劲来。当我把这事告诉挚友乐黛云时，她说你的那个梦迟早会到来，要有准备。并引用陶渊明的诗开导我：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当尽便需尽，
无复独多虑。
三
当死神突然降临，当务之急是尽快处理好杨工身后事。儿子临走前一再强调骨灰先留着，以后再考虑如何处理。逝世次日，即2017年1月23日，当女儿偶然得知武汉市龙泉山孝恩陵园有树葬区时，我们决定先实地看一看。我与女儿女婿一道去了，我们决定采取这种目前并不普及的安葬方式。我极力说服女儿由我交不算低的树葬费用。我十分理解女儿的孝心，也请她理解我的心情。一是杨工发烧前几天刚刚收到人民出版社汇来的8万元稿酬（包括“三大批判”改版和重译《精神哲学》的稿酬），这是他殚精竭虑为学术的经济上的回报吧！此时不用，我留着它于心何忍！二是记得上世纪的1968年，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武汉大学哲学系还有其它文科一锅端到襄阳农村办分校，武汉大学的房子也被收回了。亏得我在武汉医学院相对平稳，搞到一间16平方米的房间，我带着两个孩子住下，杨工回武汉时也有个落脚之地。基于这两点，我坚持，我在世时，他长眠之地的资金必须由我支付，这其实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的、我的不可或缺的情感依托！
2017年1月24日，这场本由亲人送别杨工的活动，最亲近的在汉弟子和从上海、北京、南宁、长沙纷纷专程赶来的亲密弟子们还是闻风而动参加了。共20余人，在武昌殡仪馆向这位毕生潜心哲思，品性高洁的纯粹学者杨祖陶先生作最后的告别。他穿着去美国时儿子买的黑色西服、女儿带回的新的法国格子衬衫，安详地静卧在鲜花丛中，虽然历尽磨难，异常瘦削，还是有几分生前的哲人神情。在女婿录制的莫扎特的安魂曲中，送行者缓缓前行，鞠躬致敬。我用额头贴近他的脸，冰冷冰冷的直至透心凉。60多年前的炽热的爱情化作眼前的冰凉，悲从心来，悲痛欲绝。告别后一条龙进行火化。女儿女婿为杨工精心挑选了一个檀木的、造型似一间高雅古典的房舍的骨灰盒，除放入全部骨灰，还有他平时用的助听器、眼镜等。
接着是骨灰安放仪式，风和日丽，入土为安。亲人和部分弟子随车到达武汉市龙泉山孝恩陵园树葬区的桂花园区，那里风景秀丽，依山傍水。陵园方已在我们前一日挑选的4-8号桂树旁，用鲜花与彩带搭建了礼仪棚，并铺上了红地毯。弟子们送的两个大型鲜花花篮装点着桂花树，树上挂着红彩带。树旁预先挖掘了放入骨灰盒的土坑。我的女儿捧着骨灰盒，女婿捧着遗像，我与大家缓缓走在红地毯上，莫扎特的安魂曲再次响起。骨灰盒放入坑内，填上土，杨工啊，你就在这美丽的桂树下安息了，旁边有一块较小的醒目的花岗岩墓碑，上而刻着杨祖陶的名字以后再配上烤瓷的遗像。礼仪棚的桌面上安放着杨工的慈祥微笑的照片。大家怀着沉重和敬仰的心情，一一向杨祖陶先生作最后的内心表达和鞠躬，感情真挚动人。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感谢亲人、学者的送行，在桂树林中并没有特别的伤悲，因为这样的安排是再妥善不过了。我为自己亲自参加了、在我的生命中占有重要意义的、杨工树葬的重要仪式而心安。我是考虑到明天就是我们的钻石婚的日子，我忍住悲痛给杨工念了60年前我在金岳霖先生亲自参加的、隆重朴素的婚礼上的那首诗：
当我翻阅着爱的历史，
竟想象不出这么件事，
从前我们是个陌生人，
而我对你一无所知，
不知道经过多少岁月，
不知道走过多少道路，
那条引导我俩见面的路，
我永远从心底里感激！
亲爱的爱人，我们相识相知、相依相伴60多年的苦乐年华如今就这样落幕了！我们年轻时的纯真炽热的爱情经过岁月的历炼已经不断地升华。感谢你对我62年人生旅程的陪伴、包容和无私的爱的奉献，你总是把我的学习与成长放在首位，我与你相识时还是一个刚刚动完大手术的大一学生，我能以优良的成绩完成大学学业、并经组织推荐考上研究生并毕业，这与你的帮助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中年转身从一个生理学教师成长为一名科学技术哲学教授，没有你的支持与帮助是绝对不可能的。中年转身这件事当初只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我的略带侥幸的成功，日后却日益显示出在支撑你的学术事业上的某种作用，我成了你的贴心打字员、有人戏称兼“学术秘书”了。例如，在2007年那件众所周知的“网络事件”后，经人推荐在天益网（后称“爱思想”）建立了“杨祖陶学术专栏”，具体是由我操作的。你曾说这一学术平台是你人生旅程和学术生涯中一件难以忘怀的大事。是的，别的不说，其副产品竟是人民出版社相继推出的《回眸》与《漫记》两部学术人生回忆录。这是两个年老体弱、内心仍很强大的退休者珠联璧合的产物，也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份沉甸甸的学术礼赞！
亲爱的爱人，你能以树葬的方式入土为安，可以说是一场回归自然的美丽的告别，极小规模的仪式，彰显出简朴、庄重、真诚的氛围，使你的生命得以延续，灵魂得以升华。这完全符合你的淡泊人生的境界，弟子们对此都非常感动，我的心头也有一种踏实和圆满的感觉。
四
杨工的身后事，除了树葬入土为安外，最重要的就是他为之付出最后的一点生命之火，抢着完成的《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简称《指要》）遗作初稿的后续工作问题，这在当时我还顾不上考虑。
1月24日充满真情厚意的告别，我心中很是慰藉。但是当曲终人散的次日，我一个人静下来时，悲伤就涌上心头，几乎无法控制。因为1月25日是我们的钻石婚的日子，那天晚饭后，女儿女婿要回宾馆了，我是那样悲伤。女婿当机立断说，一起走，我也就到宾馆去了。这太重要了，后来我称之为这是对我的第一次救赎。1月27日是除夕，我们在宾馆过了一个没有杨工的特殊的春节。我要感谢女儿女婿，本来办完树葬，他们是可以回巴黎的。可是他们放不下我，决定最大限度的请假陪伴我，在宾馆的这一周我们朝夕相处。他们无微不至的孝心感染了我，对我的心情是很大的宽慰。树葬第3天、第7天，他们又与我一道按照风俗前去扫墓，每次都准备了贡品和鲜花。2月1日晚，我与他们在武汉大学家中告别，因为第二日凌晨他们就要飞回巴黎了。这次告别，我没有哭，我要让他们安心，祝他们一路平安！女儿1月7日飞到武汉，2月2日飞回巴黎，在汉前后达25天。她是丢下重要的工作专程回家探视和料理父亲后事并安抚我的。儿子与女婿同天到达，儿子刚换了工作不便请假延期，心里也是与我息息相通、时时牵挂的，听到我在电话中的哭泣他也很伤心，尽量给予安慰。这段悲伤的时间恰逢孙子中学毕业被理想大学录取，孙女大学毕业成绩斐然，儿媳多次发来令人赞美的照片，她知道这些照片最能宽慰我的心。外孙女灿灿与我们感情很深，她工作能力强，已是小部门领导，因工作走不开，没能回国送外公，特别发来微信悼念，她对我也有许多安慰。女婿工作担子重，非常忙碌，本来在深圳出差要立即赶回去的，发现情况危急主动留下来。在汉半个多月的日子里，他与女儿一道办事高效，井井有条。杨工有这样的好后代，应该是含笑九泉了。
在这里，我要向所有善良的人们在杨工住ICU期间及谢世之后付出的人间真情，表达我和我的子女们最诚挚的谢意！ 2017年1月22日杨工在ICU谢世的消息，当天就由澎湃网发出，不胫而走，学界一片惊愕。媒体的反映快速，纷纷对这位西南联大时即投身哲学，毕生酷爱真理、追求自由，矢志不渝地研究康德黑格尔哲学的重要学者表达了真诚的敬意和哀悼；校、院两级领导高度重视和关切，除前述校党委副书记去ICU探视，令人感动的是，杨工去世的第二天校党委韩进书记将一个重要的会议推迟 ，亲临寒舍，亲切地表达慰问和悼念之情，令人深深感激；弟子们一片悲恸，婉惜，纷纷发来许多感人的挽联与悼词，高度颂扬先生一生潜心治学的学术贡献和崇高品格。在此一并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段德智教授的悼文颇具代表性。他在年初本来为老师的90大寿构思了祝词，不料老师突然倒下了，他把祝词改为悼词，这一悲剧性的转变，令人扼腕叹息。悼文如下：
为真理而真理，无雨无情[2]，心无旁骛，学界一荷；
为自由而自由[3]，不亢不卑，特立独行，世间一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讣告是一篇不同凡响的学术性的讣告，对杨祖陶先生的学术成就、他的为人治学精神作了充分地表述。讣告最后写道：“杨祖陶先生一生埋头学术、心无旁骛、潜心治学。直至生命最后一刻都还在思考和写作他的未竟著作——《黑格尔<精神哲学>导读》。他的学术研究领域虽然主要集中于德国古典哲学，但他的这样一种学术人格和治学精神将不仅惠及我国整个哲学界乃至整个学界，而且还必将永世长存、泽被后学！”[4]
因此，我的当务之急是将杨工入院前几天还在伏案的未竟的书稿继续打完，再考虑如何办。春节黄金周刚过，我强忍悲痛，便在我喜爱的古典音乐的安抚和陪伴下开始打印稿件。终于，我在杨工离开我一个月的2月22日，将手写稿全部打完，此后，我又马不停蹄地用了近一周的时间将打印搞仔细地校阅了一遍。以此表达对他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深切怀念，和我悲伤中的精神的依托。
自从杨工走后，很多弟子、友人都对我非常关心，他们所做的一切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我在此要提到湖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舒远招博士。他是杨工的硕士生、还是招收博士生的开门弟子，很是优秀。1991年他在武汉大学博士毕业之后，杨工曾作了很大的努力将他留校，在西方哲学史教研室工作，但是后来，经过种种努力都没能解决他的家庭困难，只好忍痛成全他到湖南师范大学去了。为此，杨工曾老泪纵横。好在他后来学术发展很好，成为一名有真才实学的知名中青年学者。更令人难忘的是，他看了天益网（后改为“爱思想”）杨祖陶学术专栏后，主动以优美的文笔，富含哲理的构思写下了散文“宁静的幸福”（此文收入《回眸》），我曾经视之为春的信息。我曾看过杨工为他的《西方哲学原著精义选讲》写的读后感，对他的忠于原著、文笔流畅、说理透彻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杨工去世后，他能感受我的全部痛苦。他告诉我，他感到无尽的爱已经将两位老师的生命深深融为一体了，他还说，越是为一个人心痛，就说明爱一个人越深。他不断地开导我，为我推荐针对性强的名篇名作和直击心灵的音乐，帮助我尽可能地减少苦痛与伤悲。
我庆幸杨工有这样的好弟子，他成为我人生之大不幸的又一救赎者。
善解人意的远招博士知道我在为那本未竟著作纠结，所以当我提出请他来完成老师的遗作时，他二话没说就应允了，而不考虑任何其它问题，这令我非常感动。但是，这不是个人行为，不是友情相帮。最后张伟珍编审请人民出版社的法务部制定了一个一式三份的“三方备忘录”文件作为正式合同的附件。其宗旨为保证作品的完整出版，备忘录确定丙方舒远招为整理人以完成后续工作，因而《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的署名更改为：杨祖陶著 舒远招整理。由于整理是一个很泛化的概念，整理人与我都会在后记中具体说明。在此，我要向张伟珍编审对这一特殊书稿的出版付出的辛勤与智慧表示由衷的谢意！
2017年2月28日，我用电子邮件将遗稿发给了舒远招博士。他马上意识到这部遗稿是老师用生命换来的，老师是倒在他钟爱的学术工作岗位上的，他深受感动，他表示能为老师的遗著尽力是他的荣幸。由于书稿全部打字和初校是我做的，我知道初稿有待完善。现在由舒远招博士承担《指要》的后续工作，使我对未来的出书充满信心。果然，他集中了半个月的时间对初稿作了高效的、有些是编辑意义上、更多更深是学术层面上的处理。他于3月16日以“注释稿”为题发来了第一次的处理稿并附有信件，我对他的工作深表钦佩与感激。
远招博士给自己整理工作定下了如下原则：尽量不随意改动杨老师留下的文本，以便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到他的遗稿的原貌。依照这个原则，他对遗稿作了如下的整理：1.内容的增补；2.句子和段落和处理；3.增加标题；4.纠正极少数抄写和打印的错误。
他称之为“注释稿”的稿本的最令人注目之处是：在老师目录的基础上，他重新拟定了一个目录，对原有内容新设定一些标题，并将标题号码统一到四级，绝对精神目录也设定到3级，对原来过长的段落和长句作了分段处理；尤其是引用原文不完整而导致意思不清的情况，他都根据原文来增补，以便意思更清楚。对过于简略的论述作了适当的补充，他还将全部注释作了校对，纠正了少量误差，而且将注释的译者名、校者名全部列出，这是一件极费神的琐细工作。经过这样的后续工作，我在杨工发高烧与他谈及的“注释太多，自己论述太少，有些句子太长太呦口费解”的问题，初步得到了较妥善的解决。
远招博士体会到，杨老师的目标就是要让读者即使不读《精神哲学》的原著，也能够通过阅读他的《指要》，而能够很好地把握黑格尔这本书的实质性的要点，亦即精髓，同时了解黑格尔这本书的逻辑结构，尤其是范畴过渡的线索。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对黑格尔这部著作的准确和深入的理解的基础上。他说，杨老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远招博士的话令我感概万千。
从收到他的“注释稿”后，我抱着学习的态度，就全力投入到将之与杨工原稿的对照阅读中去了，这时我还是处于十分悲痛的状态，常常伤心不已。经过将近50天断断续续仔细对照，我心中有底了，远招博士几乎完全保留了原稿的风格和内容，而作了必不可少的上述几方面的工作，他的处理是专业化、规范性的。我一边读，一边在他的“注释稿”上几乎每一页都作了标记，我用红色标出的是请他再考虑或删去的内容，用蓝色标出的是我提出的参考或添加的意见。我不懂行，我是基于长期为杨工打字形成的一种感觉和习惯这样做的，我的标记绝大部分是对他的处理的点赞。远招博士很谦虚，没有因为我不懂行而忽视任何一点意见，这使我感到极大的宽慰。
2017年5月10日，我以“通读稿”为名发给了他，他称之为“标记稿”。他年富力强，有驾驭思想与文字的能力，效率很高。但到此，后续工作就先搁下来了。他忙于一项国家教育部课题的结题，学院要他再申请课题。特别是，5、6月份是硕士生、博士生答辩的高峰季节，他只能等暑假期间再集中时间来精心整理了。他说7月份可以完成。
7月份放暑假了，他已经在进一步整理了，2017年7月25日，我收到他在原来“注释稿”、“通读稿”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精益求精的工作之后完成的《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整理文本。我不禁展开紧锁的双眉，露出少有的笑容，向远招博士致意！对于他的专业整理的工作给予由衷的赞美！仅举数例：杨工原稿没有对全书整体框架作相应说明，一上来就依据“译者导言”内容开门见山地讲“精神哲学的问世”。远招博士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增加了一个合逻辑的标题，内容一点没丢。此外，依据书稿原有的内容扩大充实增加了一个《指要》作者导论，并与黑格尔《精神哲学》原著的绪论相区分。还有，杨工文章句子往往很长，有时费解。远招博士把长句分解为较易理解的短句，这对导读性的书是很重要的。远招博士是在查阅黑格尔译本原文（我将原文本快递给他的），吃透精神后，才作了费解长句的分解的。我在阅读他处理的文字后，觉得流畅了，可读性增强了。有一件事令我特别感动，就是对于内容的增补，他是非常谨慎的。他从杨老师的其他著作中寻找思想资源，与自己的见解融会贯通加以发挥。一个中青年学者能这样做，令人钦佩不已！对远招博士出色完成的后续工作岂能用一个“谢”字来表达？
杨工生前挣扎着完成初稿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体现了一个老“联大人”对学术的无比忠诚的毕生追求。为了更好地出版，远招博士承担了精心的后续工作，逝者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应到的，他的遗憾会释怀的。我也因此得到心灵的救赎。一部未竟之作能有这样的完美结果是令人欣喜和感动的，远招博士的真情，专业严谨的整理，使逝者的学术生命得以延续。天地相隔的师生情，为学术的执着共同谱写了一曲学界的永恒的赞歌！
萧静宁于武汉珞珈山麓
2017-07-22——杨祖陶谢世6个月的日子里初稿
2017-07-25第一次修改 ，2017-08-02定稿
附注：杨祖陶著 舒远招整理：《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参见杨祖陶译：《精神哲学》“译者导言”，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2页。
[2]“无雨无晴”取苏东坡《定风波》末句“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之意，以昭示先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及“虚壹而静”的学术意境。
[3]先生2001年曾在《哲学研究》上刊文《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首次”用“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来集中概括和表达“德国古典哲学的精髓及其现代价值”。在我看来，他的这样一个说法既是他对德国古典哲学精髓的高度提炼，也是他自己学术人格的真情吐露。本挽联在上下联中分别嵌入“为真理而真理”和“为自由而自由”正在于彰显先生的这样一种学术人格。
[4] 见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官网，新闻资讯，院务公告，2017年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