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春我从北京医学院生理学研究生毕业后，如愿以偿地分配到武汉医学院生理教研室工作，开始了武汉三镇的长达13年的市内奔波生活。那时我对教学工作与业余读书学习都很投入，每周只回珞珈山武汉大学家一次，最多两次。如今，迟暮之年，一些片断的往事不时会涌上心头……
一、在打扫厕所卫生后我猛然冒出一句话
我在武医住的是二层小楼501女教工集体宿舍，有公共用水的水泥槽和一排排水笼头，还有几个淋浴小间和几个蹲坑厕所。不几年，原本比较清静干净的501宿舍，不知不觉地由于一些单身教工陆续结婚生子，501就成为拥堵的“家属楼”—— 典型的“筒子楼”了。不太宽的走道摆满了煤炉，旁边推着蜂窝煤等杂物。16平米的房间一般住两、三代3至5人。从我住到501后，清洁卫生都是大家排班轮流打扫的，工具是大家凑钱买的。每次做清洁是两个人，越到后来越难做了。
住在我隔壁的是病理教研室的XU老师（以下简称XU），她看来与众不同，拿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颜值比较高，穿的比一般人讲究。那时好奇怪啊，我连谁长的漂亮都真的不注意，也从来不会说谁长的美，这并不是故意压抑，而是由于长期以来相当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情调，以至达到了自然的境地！
我在501楼与XU交往一般。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有一次轮到我与XU共同打扫卫生了。我是习惯于干活卖力的，心想与这么一个讲究的人合作算倒霉了。我主观上认为她可能是那种怕脏怕累的、应付差事的人。没有想到她是那么认真，穿上雨鞋，袖子卷的很高，不时弯下腰来用力冲刷，不留死角，好像力气还很大。我们对清扫带来的焕然一新，特别是改变厕所卫生面貌都感到没有白累，也为彼此密切配合、比别人做的更干净而高兴。顿时我对她好感萌生，在洗完手回宿舍的走廊里，我脑子里突然想到武汉大学的一个人，于是我对她说了一句话：“等文化革命结束后我引你见一个人”。她笑笑也没有追问，我也没有多说，连那个人的名字，干什么的，有什么特点都只字未提。当时我以为文革最多搞半载一年吧，运动期间讲这个似乎不妥。
二、我急忙赶回珞珈山兑现我说的那句话
上面说的那句话我早已抛在脑后，再未提起。我们同住在501楼，在不怕脏和累的劳动中加深了解，交往比过去多些。有一次，我在她房间里墙上看到一张大照片，是一位少女在弹钢琴，很吸引人，我问是谁，她说是她17岁时弹琴的照片，我表示惊呀，因为我接触的同学中都没有这样的经历，难怪她的气质与众不同。她说她上大学比较早，17岁从广州考入武汉医学院（原上海同济医学院迁来的）。还有一次她让我看相册，是在香港拍的，很是清纯，感到她的家庭条件太不一般，我当时什么也没有问，也没有赞美和羡慕。
我知道她是搞病理的，要用刀解剖尸体，怪不得打扫厕所时无论是气力与防护都有一套。有一次在食堂吃饭，碰到她来的较晚，她说刚下班，我问她，你刚解剖完尸体，掏心脏，切肝脏，拉大肠，吃饭时不感到恶心吗？她说习惯了，我真是佩服不已！还庆幸自己学生理而不是病理。
文革在继续，形势急转直下，派性组织林立，大字报舖天盖地。医学院每天都有人被揪出来批斗，架飞机，挂黑牌子，不仅触及灵魂，还触及皮肉。好恐怖！当然我们这些普通教师还没有什么事。
就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次，在501她呑呑吐吐地、很不好意思地问我：“你说的那件事怎么样？”哎呀！我一时竟然完全想不起来了！她也没有直说，只是说，“阮幼冰（电镜室的）要给她介绍歌舞团的。”啊！我明白了，我没有经过大脑就直来直去地连忙说：不行不行，歌舞团的不行！原来在打扫卫生时我冒出的那句话她还真的当回事了，这如何是好？我还没有与武汉大学那位老师提起过，怎么办？事到临头，我只好晚饭后急忙赶公共汽车回珞珈山，我首先到山脚下一座黑色小楼的萧捷父老师家，碰碰运气看KANG老师（以下简称K）在不在，否则我真没有办法找到他的。巧了，K正在萧家高谈阔论，我劈头盖脑脸地问K，有没有你的照片拿一张给我，“哪有啊？”我不由分说，“那把工作证给我”，还好，工作证随身带着呢。我拿着K的工作证也没有与K多说，只说有好事，就上山回我的家了。杨工（我爱人）好生奇怪，“你怎么回来了？”我把原由一说，他很支持，他说K学问好，人也正直，就是有些偏激很吃亏，搞数理逻辑很有心得，数学好，外语好，为了翻译需要还自学波兰语，我听了钦佩不已！我对他的幽默，看问题的尖锐，文字的犀利也有点印象。困难时期刚过，我调回武汉，杨工请K等几个人在家吃饭，凭肉票买了一块牛肉用萝卜煨了汤，桌上的吃完了，K端着碗问我还有没有，我很赞赏他的直率，可惜没有了。不过K 自1957年从北大毕业来武大，谁也没有关心过他是单身，他好像不是一般的世俗中人。现在想来，当时我的心血来潮，确实相当冒昧。
三、工作证帮了大忙
大家知道，证件上的照片不会是本人的最佳状态，次日，我拿K的工作证给XU看，照片真不怎么样，她笑了笑很中意的样子。我松了一口气，感谢工作证帮了大忙。XU得知他俩又是同龄人，K是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师，幽默有学问，我感到她心在动。
我再到武大，告诉K，XU同意见面，K听我说她是广东人，只问了一句：“广东人，是不是爱穿着人字拖鞋走的那种。”我说，怎么会呢，她是业务好，很矜持的人，当时我连很漂亮都没有说。此事虽然由我的心血来潮引起，杨工对这件事还是很认真的。我立即在周日安排他俩见面。为慎重起见，杨工那天感冒不太舒服还是与我一道陪K到武医501去了。那时物资还不太丰富，XU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只烧鸡，算是见面礼。回想起来，在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空隙中，501楼一场美好的情感剧正拉开序幕，我们4人在一起无拘无束，谈笑风生，虽然不知道明天将发生什么 ，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使心灵震荡。
由于那时公交收班较早，杨工建议K我们回武大吧，谁知墜入情网的K流连忘返。我与杨工就告辞了，一路上我满心欢喜，我感到他俩的相识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充当“介绍人”的成功杰作。而它的发生却是因为我当时突然冒出的一句话，真是有趣。
四、他们的感情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
K与XU真是相见恨晚、心心相印的一对，自从我与杨工正式为他们引见后，我的使命也就结束了。恋爱中的人迸发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两颗孤独的心一经碰撞爆出了动人的火花。后来我才知道，那晚K是从汉口航空路步行回珞珈上的，那可是几十里的路程啊！
医学院有的教师知道我为XU介绍了朋友，讲了一些她过去情感生活中的事，我转告了K，K完全不在意，只说是非本质、非原则问题，到底是学哲学的看问题深刻。后来他俩很快就领证结婚了，新房就在501楼XU的宿舍。XU看中的是K这个人，其它全然不计较。K当时只有80元钱，放在桌子上对XU说，“就这么多”，XU告诉我这件事，还为他的特殊气质自豪呢，这是K对这场姻缘的唯一物质贡献，他们彼此给予的幸福才是无价之宝啊！
后来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K大难临头，因言获罪被划入“敌我矛盾”行列，受到残酷斗争，我听到十分不安，不得不把有些情况告诉XU，XU非常坦然和淡定，她说：“反革命分子也要讨老婆。”我为之深深感动。历史证明，经过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K没有问题终于得到解脱。
令人更加感佩的是，在K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闭、挨斗争的长达一年的日子里，XU独自孕育着他们的孩子，独自生下他们的儿子， XU外表温柔，内心无比坚强。我亲眼看到她挺着大肚子艰难地在雪地里行走到校门口学院收发室取K的来信，有时失望而归。好心的女校医在她妊娠后期考虑到她是高龄初产，有时开几天休假条。XU心中装着爱，独自承受着一切。我感到，她是中国传统女性贤德的化身。
失去自由的K得知儿子出生，内心的爱难以言表，他用能找到的最普通的白纸，在没有任何范本的情况下，凭空画出近20种动物，作为给儿子的礼物。在医学院开“最高指示”发布的紧跟学习的誓师大会上，坐在后排的Z U把贴有动物纸片的相册带着，不时看看，作为心灵的慰藉，我和别的老师都看到了。我看到了K的才华，看到他们心地的纯洁，对亲人的盼望、信任和深沉的爱，和对未来的信念。当K重获自由返回501见到儿子时，面对聪明可爱的孩子一家三口相拥，那是何等动人的场景啊！。
五、他们的感情经历了不离不弃无怨无悔的坚贞
K看起来有时疾恶如仇，甚至不近人情，但他粗中有细，对家人，对朋友真诚。我女儿结婚时他们送的礼物是一本相册，至今保留着我们生活中的许多美好瞬间。
改革开放后，K潜心协助著名数理逻辑专家王浩先生的学术工作，他的译著成果累累，最著名的是首译《哥德尔》，在学术界影响巨大。他们的儿子是留美数学博士，很有造就，是数学界的后起之秀，学成归国现在武汉大学任教。
XU在晋升教授后，工作如日中天。不幸得了脑出血，险些丧命。在抢救和日后康复中K独自承担了一切，他这样耐心和能干令我刮目相看。他不接受学生、同事的真心帮助，也不让人探望。在XU出院回家后，我与杨工不顾一切决定去看望。我深知其人，没有事先打招呼，就直奔501 家，我作好吃闭门羹的准备，我一敲开门，马上先声夺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看望XU某某。”还好，还好，当时气氛充满情意祥和，我们为XU的健康祝福，也钦佩和慰问K对XU的悉心照料。当K送我们出医学院时，我请他止步，他一直把我们送到公交车上，我看到K有些动情。再三道别，互祝保重，再见！
XU后来腰椎神经压迫，行动不便，生活都是K照顾的，我看到在K的身上，传统美德在发扬。他曾对友人说：“无怨无悔，不离不弃”，这种高尚的品格在当今犹为可贵！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现在K已去了天国，XU在儿子安排下，欣慰地看着孙子一天天长大，平静地安度晚年，思念着K的一切……
这段往事使我回味，促我思考。我的一句未经深思熟虑的话，造就了一段不寻常的美好姻缘。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人们对爱情、对幸福的追求并不因阶级标签而舍弃，而中止。K 与XU的个人品格、教养闪现着人性的光芒，折射着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道德的颂扬！我觉得，特别是在当前，这是弥足珍贵的！
（肖静宁于珞珈山麓 2019-0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