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年已六十五岁的程千帆先生以街道居民的身份被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聘为教授，重新开始了被迫中断二十年的学术生涯。从那以后，程先生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不断地推出高水平的论著，引起了学术界的惊喜。最近我应河北教育出版社之约编辑《程千帆文集》，收入的著作共十八种，其中至少有十四种是在文革之后完成的。十年动乱以后重新开始学术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少，但在劫后余生的耄耋之年仍不断写出上乘新著的似不多见。我国古代本有“发愤著书”的优良传统，程先生晚年的学术活动，很明显地带有“发愤”的性质。他正是以这种精神努力工作，为他自己，也为祖国的学术事业挽回了一部分损失。
程先生学术研究的范围相当宽广，他在校雠学、史学、文学批评史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但最能体现其治学特点、成就最为突出的则是他的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个领域里，程先生向学术界奉献的不仅是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成果，而且是有方法论启迪意义的范例。
（一）
早在1954年，沈祖棻教授在《古典诗歌论丛后记》中就为她与程先生的研究方法作了如下的总结：“在这些论文中，他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并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是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她又说：“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
这种方法，程先生在四十年后又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多次谈到过，例如1994年，他与研究生谈话时引用了恩格斯关于“搜集材料”和“整理材料”的科学的说法，并说：“他说的搜集材料的科学，约略相当于我们的文献学或者考据学，而他讲的整理材料的科学，探讨事物的内涵，从大量的材料中抽象出它的结构，阐明它的本质，如果拿文学来说，相当于文学史料学、文艺学或文艺美学。恩格斯好像是把这两者看作是两个层次。我们呢，也看成是两个层次，但是，第二个较高的层次永远不能代替第一个较低的层次。文献学、考据学、材料整理永远是需要的。”（《学养与创新》，《原学》第三辑）
显然，对于程先生来说，文献学与文艺学，或者说搜集材料与整理材料，都是考证与批评的不同表述方式。也就是说，程先生所倡导的这种方法正是他几十年学术研究中一以贯之的精神。考证与批评本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的两翼，前代的优秀学者本是两者兼通的。可是到了现代，随着学术成果积累的日益丰厚和学术研究分工的日益细密，这两项工作渐渐分道扬镳。学者或精于此，或长于彼，互相隔膜。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大声疾呼且身体力行地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学者，程先生可说是当代第一人。
程先生十分重视文献整理，他亲自主编《全清词》和《中华大典•文学典》，而且下大功夫钻研校雠学，因为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校雠学正是收集材料、整理文献的基本手段，也就是治学的门径和基础。程先生在就读金陵大学时就对这门学科有强烈的兴趣，毕业后曾在金陵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主讲这门课程，并开始写一部全面地论述校雠学各个分支内容的书。到1979年，程先生在南京大学重新开始指导研究生，亲自讲授校雠学课程，并在残存旧稿的基础上，与弟子徐有富君合作写成《校雠广义》四编。自清代以来，专治校雠学的学者代有其人，有关校雠学的专书也已有多种。然而，对校雠学的四个重要部分即版本、校勘、目录、典藏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且将论述重点由历史源流转向实际运用，则《校雠广义》堪称开创之作。程先生在这部书上花费了几十年的心血，正是他重视文献学的具体表现。
程先生重视史实考订，他对古代学术中文史不分的传统深有会心。他一向喜爱史学，即使在农村牧牛饲鸡时，仍争分夺秒地通读了晋隋八史。程先生对古代史学理论名著《史通》下过很深的功夫，他广搜善本，博采众家校记及有关论著，以传统的形式写成《史通笺记》一书，其中颇多独到之见，发前人所未发。史学家周一良先生因而誉之为“子玄（刘知几）之功臣。”（见周一良先生1981年6月6日致程先生书，《程千帆友朋诗札辑存》第十册下）虽说程先生的史学著作仅此一种，但渊博的历史知识和熟练的史学方法使他在处理古代文学的历史背景时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程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十分钦佩，在自己的研究中深受陈氏诗史互证之法的影响。1936年，程先生把陈氏的著名论文《韩愈与唐代小说》由英文译成中文，并由此对陈文中涉及的唐代“行卷”这种历史现象进行了长期的钻研，后来写成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这本专题论著。唐代科举特重进士科，而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又以诗赋最为重要，因而有人认为唐诗的繁荣与科举有关。但由于传世的唐人应试所作的省试诗和甲赋中绝少佳作，所以又有人认为唐诗繁荣与科举无关，甚至有人说科卷对唐诗是有害的，这是文学史研究中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一重公案。程先生凭借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对唐代科举制度的特点以及附丽于进士科的“行卷”之风这种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而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对上述公案作了令人信服的解答：是“行卷”之风对唐代的三种重要文体——诗、古文和传奇小说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书篇幅不大，但精义迭现，正是文史结合的典范性成果，在海内外的学术界都得到了高度的评价。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的研究都可归入程先生所说的“考证”的范围，那么，他更为引人注目的成就则是体现在“批评”的方面，后者更鲜明地显现出他的学术个性。
一般人都认为，学术研究是一种纯粹的逻辑思维活动，文学研究也不例外，它至少应是以逻辑思维为主的。可是程先生却认为：“文学活动，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其最原始的和最基本的思维活动应当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是‘感’字当头，而不是‘知’字当头。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文艺作品，当你首先接触它的时候，感到喜不喜欢总是第一位的，而认为好不好以及探究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则是第二位的。由感动而理解，由理解而判断，是研究文学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恐怕不能把感动这个环节取消掉。‘为文造情’不但不适宜于创作，恐怕对于诗歌研究也不完全适合，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往往是在被那些作品和作品所构成的某种现象所感动的时候，才处心积虑地要将它弄个明白，结果就成了一篇文章。”（《答人问治诗》，《文史知识》1986年4期）正是基于这种独到的见解，程先生主张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应该具备一点创作经验：“一位从来没有做过诗或其他创作经验的人侈谈诗歌艺术，不说外行话，很难。”（同上）我在1979年报考程先生的研究生，有一道试题就是让考生写一首格律诗。他平时也常常要求学生们写些诗，不厌其烦地为他们修改、润色，并希望弟子们学会欣赏绘画、音乐等艺术，以期培养他们的艺术感受力。
程先生是一位诗人。他出生于诗人之家，自幼便与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年轻时热心写作新诗，曾与好友孙望先生等组织了“土星笔会”，并创办新诗刊物《诗帆》。他后来转而写旧体诗，即使在那些风雨如磐的黑暗岁月中，也始终不废吟事。自身的写作经验从两个方面增进了程先生对古代作品的理解和感悟：首先，程先生对求索诗歌艺术的甘苦有切身的体会，当他讨论古代诗人在艺术上的各种创新、探索时，就能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有时简直是与古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其次，程先生因自己做诗时内心跃动着强烈的情感，当他研读古人的作品时，就能敏锐地透过尘封的故纸堆而感受到古人的心底波澜。于是，析艺而知微，披文以入情，便成为程先生研究古代文学的两点鲜明特色，他由此而写出了那些使学术界耳目一新的论文。就像优秀的诗人总是具有独特的风格特征一样，优秀的学者也应具有自己的学术个性，程先生的学术研究是打上了鲜明的个人印记的。
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人们对其感情内蕴向无异解。明人王嗣奭评曰：“描写八公都带仙气。”（《杜臆》卷二）当代学者也大多认为此
诗“表现了那种不受世情俗务拘束、憧憬个性解放的浪漫精神”。（陈贻锨《杜甫评传》第五章）基于这种理解，人们将此诗系于天宝五载（746）也即杜甫初入长安之时，理由是杜甫“往后生活日困，不会有心情写这种歌。”（萧涤非《杜甫研究》卷下）然而程先生却对此诗独操异解，他从此诗的字里行间捕捉到不同于盛唐浪漫主义氛围的生疏气息，发现所谓的“饮中八仙”事实上是“曾经欲有所作为，终于被迫无所作为，从而屈从于世情俗务拘束之威力，才逃入醉乡，以发泄其苦闷的。”所以，《饮中八仙歌》是“杜甫在以一双醒眼看八个醉人的情况之下写的，表现了他以错愕和怅惋的心情面对着这一群不失为优秀人物的非正常精神状态，因而是他后期许多极为灿烂的创作的一个不显眼的起点。”以上便是程先生《一个醒的与八个醉的》一文的主要论点。应该说明，这篇论文中不乏严谨的史实考证和细密的逻辑推理，这为其论点提供了坚强的证明。然而，促成此文产生的契机并不是考证和推理，而是灵敏的艺术味觉，是程先生与杜甫之间异代相通的心灵感应。显然，这正是程先生所倡导的文学研究“感字当头，而不是知字当头”的主张的实践范例。类似的例子还有《关于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从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看诗人的独创性》、《说“斜阳冉冉春无极”的旧评》等文，它们都闪耀着智慧灵性的光辉。
当然，“感”字当头并不意味着“感”字独尊，虽然古代的文学批评确曾有以感悟性的三言两语为重要形态的情形，然而现代的学术规范却要求感性思维必须与严谨的逻辑思维结合起来，程先生的大部分论著正是这样写出来的。例如《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一文，对唐代边塞诗中出现的地名在方位、距离上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现象进行研究。李白《战城南》、高适《燕歌行》、王昌龄《从军行》、李贺《塞下曲》所写到的地名即有上述混乱现象，可以说，大多数读者对此类现象是不太注意的，一^来因为古今地名多变化使人们对古地名的方位不甚了然，二来诗歌本来就允许想像、夸张，所以大家对之习焉不察。即使有些细心的学者发现了上述问题，也只是认为“读者当赏其用意精奥，自当略去此等小疵。”（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卷四）而程先生却在他的阅读中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涉及文学基本理论的重要问题，从而引起了深入研究的兴趣。于是他对唐代边塞诗的一些代表作品以及自南朝诗直至岳飞《满江红》等更大时间跨度内的作品中的类似问题细加甄别、考订，发现其中有真有幻，情况多变。他又运用丰富的中外文艺理论对此作出阐释，指出这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在古诗中的反映，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应该说，本文是建立在严谨的文献学基础上的，文中对地理沿革、文字正讹的考订都细入毫芒。同时它又具有浓厚的理论色彩，征引所及的中外文艺学家达十人以上。然而究其原委，促使程先生作此研究的关键却是来自他阅读作品时所获得的感悟。也就是说，本文是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的产物。
由此可见，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是程先生文学研究的两翼，他正是凭借这对有力的翅膀而翱翔于学术领域的。
（二）
中国文学经历了两千多年没有间断的发展历程，古代文学的任何个别研究对象都是这条长河中的一个片断或一朵浪花。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重视历史传统的民族，古代作家在他们的创作活动中，或多或少地总有将前人作为宪章祖述的对象的情形，即使李白、苏轼那样的卓荦天才也不例外。而所有的杰出作家也无一例外地会对后代的文学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屈原、杜甫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于是，无论是撰写完整的文学史论著，还是进行个别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都不能离开史的意识，否则就难以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更不能准确地揭示所论对象的价值和意义。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中国古代文学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古代的哲学、史学、艺术乃至科技等各种文化形态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作为古人心灵活动的最鲜活、最细微的记录，理所当然地反映着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各种特征。所以，研究古代文学，又不能不考虑到它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它的精神实质，才能提高这种研究的学术品位。
上述两点虽然是很普通的看法，然而要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予以贯彻，却并非易事，因为这需要广博的知识和宏通的见解。我认为程先生的文学研究就是得益于此的，这是他给予我们的第二点有方法论意义的启迪。
程先生说：“谈一个问题，首先必须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1982年4月与硕士生的谈话，《程千帆沈祖棻学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他又说：“如果说我有一些看法与别的先生有些不同，那是与我反复看某个或某些作品又互相沟通比较分不开的。”（《学养与创新》，《原学》第三辑）的确，程先生研究的对象往往是具体的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但他不是孤立地、静止地去考察这些对象，而是把它们置于广阔的背景中，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进行比较、定位，然后得出结论来。这有下列两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程先生的研究兴趣较多地集中于个别的作家、作品，但他的研究从来不限于这些对象自身，而是时时把它们与别的作家、作品进行对比、分析。在他早年的论文中，这个特点已经有所体现。例如《左太冲〈咏史〉诗三论》，除了讨论《咏史》诗的旨意、年代以外，又对其渊源进行追溯，在前人关于咏史诗原自班固、杜挚之论的基础上，进而指明曹操父子有更重要的先导作用。又如《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对郭璞和曹唐的《游仙诗》从承受之传统、所处之时代背景以及主题旨意等方面进行比较，从而透彻地说明了在不同时代的游仙诗名同而实异的情形。全文上溯屈原，下及吕岩，几乎是一篇具体而微的游仙诗流变史。
如果说程先生早期论著中的比较还大多局限于相同主题类型的作品之间，是对脉络比较明显的渊源关系之论述，那么他在后期论著中所作的比较，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其所揭示的文学脉络更加隐蔽。他的研究也就更加带有探赜索隐的学术意义。我觉得《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就是一个范例（此文程先生与张宏生君合作）。北宋的欧阳修、苏轼等人曾尝试着运用一种特殊的咏物手法——“禁体物”，也称“禁体”或“白战体”，他们力图在咏物时遗貌取神，以虚代实。虽然多方刻画、烘托，但避免直接描写所咏对象的外部形态。由于这种手法在整个诗歌史只是昙花一现的现象，所以后人对之不甚留意，至多只是在诗话中偶尔谈到它。程先生却把这个现象置于远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从而发现了这种手法滥觞于唐诗的蛛丝马迹。论文从对杜甫的《火》、韩愈的《咏雪赠张籍》等诗的分析入手，指出它们出现了有意忽略细节描绘的巧似，追求以环境铺叙、氛围烘托来达到整体性表现效果的倾向。这种手法在杜、韩诗中尚未推向极致，即尚未彻底地“禁体物”，但其精神则无疑是欧、苏的先导。在弄清从“体物”到“禁体物”的发展过程以后，论文便对“禁体物”的意义和局限作出了准确的评判。显然，本文所作的比较的实质是把所论对象置于整个文学史的座标中进行定位，这种方法的熟练运用当然得益于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但宏通的史识更是其必要条件。
程先生治学，强调要有“通识”。他主张研究文学史应着眼于通史，而不宜自我封闭于某一阶段。他认为研究古代文学应注意各种文体及其关系，而不宜局限于某一种样式。他还认为古代文学批评和古代文学这两类研究之间不应存在鸿沟，优秀的学者应该两者兼通。推而广之，他还主张文史哲相通，文学与艺术相通，古代与现代相通，东方与西方相通……程先生对古代文学的审美观照，就是从整体着眼的系统性把握。当代学术界似乎有两种倾向，其一是专攻具体的个案研究而缺乏宏通的全局观念，其二是专事宏观的论述而忽视具体的个案研究。程先生的研究可称兼具两者之长而避其短，因为他常常在全局通识的指导下从事个案研究，这个特点最显著地体现在他的一些专题论文中，《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现代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唐诗名篇，清末王闾运赞曰：“孤篇横绝，竟为大家。”（《王志》卷三）闻一多先生的《宫体诗的自赎》誉之为“诗中的诗”，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也对其主旨作了深辟的分析。程先生的论文则别具手眼，他没有将目光停留在这首诗自身，而是着重论析了此诗在后代文学史上地位之升降以及由此而反映出来的文学风气之嬗变。程先生首先从文献学入手，考察了《春江花月夜》在历代总集或选本中入选与否的情况，发现在明代以前，除了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之外，现存的唐宋元文献中都不见此诗踪影，而《乐府诗集》又是对乐府诗不论优劣一概收录的，所以仍可断定明代以前没有人注意过此诗。而自从明初高様《唐诗品汇》选入此诗，特别是在李攀龙《古今诗删》入选此诗之后，它就成为重要的唐诗选本的必选之作了。历代诗话中的情形也与之类似，对于《春江花月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随四杰而升沉。四杰的地位在陈子昂之后逐步下降，《春江花月夜》也就煙没无闻。直到明代，在“诗必盛唐”的复古风气之背景下，“前七子”中的何景明对初唐四杰，尤其是四杰的七言歌行提出了极高的评价，作为四杰一派歌行之杰作的《春江花月夜》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后七子”中的李攀龙选入《古今诗删》了。由于前、后七子在明代的巨大影响，也由于《春江花月夜》本身确是一篇杰作，而杰作一旦被发现后便不易再被埋没，所以它便成为公认的名篇了。正是在这种历史观照中，程先生又发现了王闾运、闻一多以来流行甚广的一种误解，即把《春江花月夜》看作一篇宫体诗。他指出，宫体诗风在隋代已得到部分的纠正，而四杰一派的歌行，即使是涉及男女爰情的，也已与宫体诗划清界限，所以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已经不是宫体诗。这篇文章的研究对象虽然只是一篇作品，但它的意义却远远溢出于此，因为它的重点并非对作品自身的阐释、评价，而是对其作为一篇杰作却久隐方显的经历的考察，以及对这一现象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的揭示。可以说，初唐四杰一派在文学史上升沉显晦的地位变化以及作为其原因的历代诗歌风气与审美趣尚之嬗变，还从来没有得到如此清晰的论述。更不用说，对于《春江花月夜》到明代才成为名篇的原因，也是第一次得到合理的解释。
通过对个别问题的研究而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的方法，正是学术界有口皆碑的，为陈寅恪先生所擅长的，人们往往称之为“以小见大”。我觉得它的必要前提是“以大观小”，只有能“以大观小”的学者，才能达到“以小见大”的境界。“以大观小”的“大”，就是程先生再三强调的通识。
程先生那些属于宏观研究的论著，就更加鲜明地体现出通识。例如《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论述了被我们的先民所抽象出来的“一多对立”这组哲学范畴作为美学范畴和艺术手段而被古代诗人所认识、运用的情况，内容涉及诗歌表现中的数量、时间、空间、色彩，以及结构中的篇幅、声韵、组诗等各个方面，征引的作品遍及自汉迄清的整个五七言诗歌发展史，从而得出了五点具有普适性的结论，堪称是一篇从哲学的高度审视文学现象的杰作。刘勰说：“诠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文心雕龙•序志》）如果不具备打通哲学、美学与文学诸学科之藩篱的通识，如果思考的范围囿于某一段历史时期，那么连这种题目都不可能想到，更不用说把它论述得酣畅尽致了。
程先生的两部文学史著作，即与吴新雷先生合作的《两宋文学史》以及与他的学生程章灿君合作的《程氏文学通史》，虽然是兼具教材性质的学术著作，所以不免有博综众家之长的地方，但书中仍有许多独到的见解。由于它们处理的对象本来就是“史”，所以更加强烈地贯穿着“通古今之变”的通识。可惜两部书都是长达五十多万字的大著作，非写专文难以评述，所以本文暂不置论。
总而言之，程千帆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是具有独特个性的学术活动，他的论著数量在当代学者中也许不算很丰硕，但是其学术质量却是第一流的，如上所述，他在奉献出一批卓越研究成果的同时，也为学界提供了富于方法论意义的启迪。“薪尽火传”，这是终生都以教师为职业的程先生常常念叨的一句古训。笔者立雪程门已近二十年，现将自己对程先生学术的一些粗浅感受公诸同好，希望程先生的治学经验能有益于更多的同行。当然，文学研究其实与文学创作一样，是有法而无定法的。细察程先生的几十篇重要论文，具体的写法无一雷同。但愿受益于程先生启迪的同行能领会贯穿其一生学术活动的求新精神，“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文心雕龙•通变》），则笔者幸甚。
（原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