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以要把两位师母放在一起来写，是因为她们都是我的恩师程千帆先生的夫人。
沈祖棻先生我无缘得见，当我在1979年考到南京大学师从程先生时，沈先生已于两年前遭遇车祸去世了。然而不久程先生就送给我两册油印的《涉江词稿》和《涉江诗稿》，翻开前者，卷首的一首《浣溪沙》顿然使我眼前一亮：“芳草年年记旧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其惊才绝艳简直使我不敢相信这是出于今人之手。以后程先生又常在日常谈话中说到沈祖棻的情况，使我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师母更加敬佩。再往后，又读到了她的《宋词赏析》和《唐人七绝诗浅释》两本薄薄的小书。虽然此类图书后来几乎泛滥成灾，许多书字数多达一、二百万，且都是豪华精装，但是就质量而言，没有哪本可以与沈先生的装帧朴素的小册子相比。我当时读了《宋词赏析》后，知道这原是沈先生在武大为研究生及青年教师讲解作品时的讲稿，便十分懊恼“予生也晚”，没有赶上听这样的讲课。否则的话，也许我会对宋词增加几分理解。
沈祖棻先生是名满海内的女词人、女诗人。她的诗词已经得到了学界的一致好评，那多达数十篇、且大多出于行家之手的评论文章就是明证。对涉江诗词的的艺术造诣，我没有资格再赘一言。然而我还是有几句话要说，那就是学界对其情感内蕴的理解，似乎还有不够准确之处。有不少论者认为涉江诗词的价值在于“爱国主义”，我不否认沈先生是对祖国怀有刻骨铭心之爱的诗人，但是她的诗词是否仅仅以“爱国主义”取胜呢？她是否还有其独特的个性呢？例如其名篇《早早诗》，舒芜先生曾在《沈祖棻创作选集·序》中作了详尽的分析，他的意见几乎成为对这首诗的定评了。但是我总觉得意有未愜，请看此诗的最后一节：“儿勿学家家，无能性复痴。词赋工何益，老大徒伤悲。汝母生九月，识字追白傅。少小弄文墨，勤学历朝暮。一旦哭途穷，回车遂改路。儿生逢盛世，岂复学章句。书足记姓名，理必辨是非。……”对此，舒文中说：“这所谓‘盛世’，不正是那腥风血雨的十年么？但是我相信作者这里决没有什么反讽之意，更不是被迫表态之作，而是教徒式的虔诚，是‘鞭笞派’似地狠狠地令人痛心的自我否定，实实在在由衷地祝愿第二第三代能够顺着‘金光大道’直接走进幸福的天国。……是的，这毕竟是愚昧，今后再不能这样愚昧了。然而，这也毕竟是爱国，今后仍将爱国，虽九死其犹未悔。”我对此极感疑惑，难道这就是沈祖棻当年的真实心态？难道她真的对那场毁灭文化的“大革命”衷心地拥护？难道她的灵心慧性已被那些无耻谎言彻底遮蔽？程千帆先生晚年回忆他当年遭受迫害后的心态说：“我就是不服！”（见《劳生志略》，收入《桑榆忆往》一书）也许沈先生的个性没有程先生那么刚强，但是作为“文章知己、患难夫妻”（见《千帆沙洋来书，有“四十年文章知己、患难夫妻，未能共度晚年”之叹，感赋》）的一方，难道她竟然丝毫未受程先生的心态的影响，反而把那个风雨如晦的黑暗年代颂为“盛世”？的确，沈祖棻是一位极其温顺善良的女性，她不像程先生那样刚肠疾恶，但是她并不缺乏是非感，也并不曾做到犯而不怒。程先生曾告诉我一件旧事：反右以后，程先生成了武汉地区的“大右派”，作为“右派家属”的沈先生也受够了人们的白眼。有一次，武大中文系的一位同事家的布票丢失了，而此人家中正有孩子需要添置衣服。于是沈先生便把自己的布票送给她一些。没想到此人转身便到党委去报告，说“有右派家属要贿赂”她。程先生说：“祖棻从来不与人生气的，但那一次她真是非常气愤了……”《早早诗》写于1976年，同年的诗作中颇不乏真情的流露，例如《既成前诗，追念白桦、铭延，悲不能已，因复有作》中追悼在文革中被迫害而去世的友人说：“吟成不尽盈袖泪，谁为传书到夜台？”《介眉远惠书物，赋答》中回忆当年的学侣：“回首当时玉笋班，飘零生死泪潸潸。”《漫成》中慨叹自己的寂寥生涯：“三户低檐接废垣，十年寥落住荒村。” “历历悲欢沈万念，堂堂岁月付三餐。”《淡芳、文才数惠诗札，赋答》中诉说自己空有才学而不为世用：“何处文章留旧价？余生温饱颂王明。”这些诗难道不是满纸不可人意？难道真是“决没有什么反讽之意” ？末一例中的“颂”字难道真是发自内心的歌颂？即使是《早早诗》自身，也不应像舒芜先生那样解读。对沈祖棻来说，祖国的传统文化早已沦肌浃髓，她岂能真心地“‘鞭笞派’似地狠狠地自我否定”，岂能真心希望儿孙“书足记姓名”？况且此诗中的“汝母”即是沈先生之女程丽则师姐，她虽然自幼聪颖，却因是“右派子女”而不能上大学，试读“一旦哭途穷，回车遂改路”之句，但觉悲愤莫名，哪里是什么“由衷地祝愿第二代第三代能够顺着金光大道直接走进幸福的天国？”当我读到“愿儿长平安，无灾亦无危”之句时，总联想到苏东坡的《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早早诗》中分明有《洗儿戏作》的影子在，如果我们不对东坡此诗中的牢骚、讥讽视而不见，那么也就不会从沈诗中读出什么别的来。所以我认为，舒文中对此诗末节的解读：“特地来给小早早预先留下这样的谆谆告诫：千万不要学外祖母，不要读太多的书，不要搞什么文学。”这实在是被诗人的反讽笔法瞒住了。如今“早早”已经从南京大学硕士毕业，正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正在从事她外祖母所热爱的古代文学的研究，而沈先生的文集也已由早早编辑完成。我想，沈先生泉下有知，对此当感欣慰而不会是失望！
如果说我对沈祖棻这位师母主要是从书本中认识的，那么对陶芸师母则可说二十年来一直在亲承音旨。1979年9月的一个傍晚，当我与两位同学一起去初谒程先生时，同时也就认识了陶芸师母，从此一直称她为“陶先生”。这实在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称呼，因为她与程先生一起承担了对我们的学业指导。
陶先生是金陵大学政治系出身，曾做过外交工作，后来又当年几十年的中学英语老师，作为特别重视学生外语学习的程先生的夫人，她也就责无旁贷地担当了我们的英语老师。当时我虽是从安徽大学外语系考来的，但毕竟才上过一年半的本科，英语水平远远不能符合程先生的要求，还不能够阅读专业文献。于是，当程先生的案头放着我们的古代文学作业时，陶先生的桌上便常常放着我们的英语作业。我记得经她批改的习译有刘若愚的《中国诗歌中的时间、空间与自我》、李又安的《法则与自觉：黄庭坚的诗论》等，这些译稿上充满了陶先生用红笔写的修改意见及符号，它们与程先生在我的论文初稿上留下的红色记号一样，都凝结着老师的一腔心血。每逢碰到英语文献中涉及专门名词的疑难，陶先生就与我仔细地讨论，有时甚至程先生也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大家一起在灯下斟酌。
当然，更多的时候我是到程先生家去请教专业的。这时，陶先生常常坐在一旁静静地倾听。有时我带着小女儿去了，陶先生就把孩子引到隔壁房间去玩，以免打扰我们。以致于后来我的女儿都养成习惯了，她随着我一进先生家，就对陶先生说：“陶奶奶，我们俩到也许陶先生对我们更大的恩惠在于她对程先生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使程先生可以把全部心思都放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1992年在程先生的八十寿辰庆祝会上，北大的安平秋教授发言说：“我祝愿程先生健康长寿，但我首先要祝愿陶先生健康长寿，因为只有师母健康长寿，才能更好地照顾好程先生……”我对安先生此语印象极深，倒不是因为他妙于辞令，而是他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没有陶先生那么细致的照顾，程先生晚年成就的辉煌也许会逊色几分。程先生是一位只知事业而不甚注意生活的人，他的健康情况又不是很好，长期艰苦的劳改生活毕竟给他留下了许多伤痕。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程先生正在与学生滔滔不绝地谈着学问，突然陶先生端着药片和开水走进来，原来程先生服药的时间到了。我也多次看到这样的情景：程先生住在医院里，陶先生手里拎着保温瓶等物挤公共汽车赶到医院去。今年5月17日到6月3日，程先生最后一次住院抢救，我们这些弟子分日轮流到医院去陪护先生，而陶先生和程丽则师姐则每天都在病房里。要知道，陶先生自己也已八十七岁了，看到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每天守在病榻旁边，护士们都深受感动。程先生去世后，我们看到了他与陶先生在1996年联名写下的遗嘱：“我二人前半生多难，历尽坎坷。老年结缡，极为和谐。……”的确，程先生与陶先生的二十一年夫妻生活，是极为美满的，这是程先生晚年取得如此成就的重要保障。自从我搬进程先生所住的这座楼房，几年来几乎天天看见他与陶先生两人互相搀扶着在校园里慢慢行走。有时我在很远的地方就看见他俩了，便有意放慢脚步，在他们后面多跟一些时间，以免打破了这个温馨的剪影……
人们多以为程先生与陶先生是在文革后才相遇的，其实并非如此，他们早在三十年代就读于金陵大学时就已相识了。当时程先生在中文系就读，而陶先生则在政治系，但是有些公共课程如英文等是一个课堂里上的。后来由于程先生与同学自编刊物，曾约陶先生投稿，两人渐有交往。等到抗战开始，两人各自飘泊，就很少相闻了。自古才女多薄命，1977年6月，刚刚从严酷的政治重压下稍得宽松的沈祖棻突遭车祸去世，使程先生经受了雪上加霜的打击。我看见过程先生坐在沈祖棻墓前的照片，筋骨突出的脸像刀削的一般，目光肃穆而坚毅地看着前方，这是一颗不屈的灵魂正在与苦难作最后的搏斗。1978年8月，身份已经成为武汉市街道居民的程先生被匡亚明校长聘为南京大学教授。1979年7月，程先生与陶先生结婚，开始了他的晚年生涯。对于程先生来说，沈祖棻不但是他同甘共苦四十年的人生伴侣，而且是他在学术研究和诗词创作上的知己，所以程先生对沈祖棻的最好纪念就是整理其遗稿。在程先生重新获得工作权利后，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整理、刊布涉江诗词。1978年，他自费印行了油印本《涉江词》、《涉江诗》，分赠友好。其后他又把《涉江词》交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把《涉江诗》交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宋词赏析》与《唐人七绝诗浅释》也经程先生整理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梓行，而当年由沈先生与程先生共同草拟的《古诗今选》则经程先生修订后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著。到了1994年，涉江诗词又经程先生亲自进行笺注而以《沈祖棻诗词集》之名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在整理沈祖棻遗稿的过程中，陶先生几乎自始至终地参与了，从誊录到校对，她几乎以与程先生同样的热情从事这件工作。沈祖棻及其诗词不但不是这对老夫妻间需要回避的话题，反而是增强他们感情的纽带。程先生与陶先生所以能有此种超越世情俗态的举动，完全是因为他们都有真诚、善良的心灵，这样的心灵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进行坦率的交流。隔壁去谈谈吧！”这常常引得两位老人哈哈大笑。那是多么美好的回忆啊！
沈祖棻和陶芸的人生遭际相去甚远，沈先生是名满天下的大学教授，而陶先生则是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师，但她们都是程先生最好的人生伴侣，她们也都是我敬爱的师母。
（此文写于2000年年底，原载2001年4月17日人民政协报。今日凌晨陶芸先生因病逝世，旧文重刊，以示对先生的怀念。受业莫砺锋谨记。2004年9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