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棻先生祖籍浙江嘉兴海盐，出生在苏州，所以也可以说是苏州人（程千帆先生《沈祖棻小传》亦称沈是“性格沉静的苏州姑娘”）。其出生地大石头巷，与汪东寓所东北街道堂巷相距不过三公里左右，二人本有同乡之谊。1931年，沈祖棻先生由上海中央大学商学院转入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就读，汪东时任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同时讲授词选课。沈祖棻先生第一次受到汪东的关注，是因为1932年春词选课的一次习作。当时沈祖棻先生填了一阕《浣溪沙》，其歇拍就是后来被广为传颂的“有斜阳处有春愁”。这首《浣溪沙》反映的是上一年“九一八事变”带来的民族危机。汪东看了之后，颇感惊奇，就主动约谈了沈祖棻，并多加勉励。这次约谈对沈祖棻的影响深远，程千帆先生说沈祖棻“从此，她对于学词的兴趣更大，也更有信心”，又说“祖棻由是受知汪先生，始专力倚声”。
1934年沈祖棻先生由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1936年毕业后，又由汪辟疆介绍至《南京朝报》编《妇女与家庭生活周刊》，1937年2月至国立戏剧学校任教。据吴梅日记记载，也就是在这一年的5月，汪东曾经想推荐沈祖棻先生应聘浙江湖州女中国文教师，但被沈先生婉拒。这表明，在沈先生从中央大学毕业后，汪东一直还持续关注着沈先生。
抗战爆发后，汪东辗转西安、重庆，先是担任重庆行营第二厅副厅长，后又出任监察院监察委员。而沈祖棻先生也在1938年秋来到重庆，与汪东、汪辟疆等昔日恩师重逢，当时曾赋《喜迁莺》词以纪慨。
1939年秋，沈祖棻先生赴四川雅安养病。期间，因为久病不愈，加之雅安天气潮湿，心情沉郁，曾有《浣溪沙》十首寄呈汪东，汪东回信安慰。又在到雅安的第二年的四月，写信给汪东，除告以详细病情外，郑重请求汪东为其词稿赐序，信末甚至径言“死生之诺，望吾师志之，勿忘”，语多悲戚，由此也可见汪东在沈先生心目中的地位。
这之后，沈祖棻先生虽然由雅安搬至四川乐山，但师生之间依旧书札往还、诗词唱和不绝。在1941年的秋天，汪东曾寄《江城子》词给沈祖棻，词中以“仙郎才调手同携”称誉沈祖棻与程千帆二人。1945年，汪东又为沈祖棻作《涉江填词图》并题《木兰花慢》词，词的起句“问词人南渡，有谁似、李夫人”，以李清照比沈祖棻，性别、才情之外，我相信汪东一定是看到了沈先生和李清照身处世乱时危，饱受离乱之苦的共同命运。抗战胜利，沈祖棻先生赋有《声声慢》（闻倭寇败降有作），汪东亦有和作。1946年，已经东归的汪东又亲赴上海，看望病中的沈祖棻，并为讲词半阕，沈祖棻先生感慨“十年来无此乐矣”。
解放前夕，程千帆先生曾写信给汪东，告知沈祖棻近况，并送来重编《涉江词》，请汪东审定作序。《涉江词》重编本以《浣溪沙》（有斜阳处有春愁）为开卷。程千帆先生信中称，如此编排，盖因沈祖棻“呈课卷时，以此词为先生所赏，始专力于词，今列卷首，以示渊源所自”。这个时候，汪东才终于完成了那篇“死生之诺”的《涉江词稿序》。序中汪东除称“当世得名之盛，（沈祖棻）盖过于易安远矣”，又指出沈祖棻词有三变：“方其肄业上庠，覃思多暇，摹绘景物，才情妍妙，故其辞窈然以舒。迨遭世板荡，奔窜殊域，骨肉凋谢之痛，思妇离别之感，国忧家恤，萃此一身。言之则触忌讳，茹之则有未甘，憔悴呻吟，唯取自喻，故其辞沉咽而多风。寇难旋夷，杼轴益匮。政治日坏，民生日艰，向所冀望于恢复之后者，悉为泡幻。加以弱质善病，意气不扬，灵襟绮思，都成灰槁，故其辞澹而弥哀。”十多年来，汪东与沈先生同遭离乱、共丁时艰，这段对沈先生词风变化切中肯綮的评价，正是源于汪东对学生的深入了解、理解与同情。之后，汪东又曾手评《涉江词》甲稿至丙稿，并在《寄庵随笔》中宣称：“余女弟子能词者，海盐沈祖棻第一。”对沈先生可谓推许之至。
1963年汪东病逝，第二年，沈祖棻和同学殷孟伦受师母陶孟斐之邀，“竭十日之力”，倾心整理老师遗稿。人生寿促，天地长久，自古文人身殁，往往能藉文字长存天壤之间。有弟子如斯，相信汪东九泉之下当感欣慰。
以上是我当初编《汪东年谱》时搜集到的师生交游的大致情形。三十年的师生情谊，于此只能略见一斑，更多鲜活、生动，也更富人情味的细节，很遗憾都湮没在了岁月的长河了。
至于沈祖棻先生的词学渊源与汪东的关系，学界大多从二人推尊与规摹清真词入手。《涉江词》中确实有比较明显的学习清真的印记，这一点除了除了受民国词坛风气的影响之外，最直接的影响当来自于汪东。像《片玉集》中的《瑞龙吟》《玲珑四犯》《拜星月慢》等都是常被后人追和的词调，《梦秋词》与《涉江词》中也都有相关和作，汪东在手评《涉江词》时，也经常赞以“纯是清真”“清真家数”等语。汪东本人早在民国初期还在上海办报时，就曾和黄侃相约同和清真词，数量达数十首，又自称“服膺清真数十年如一日”，在《梦秋词》中明确表明和清真的即有68首之多。虽然汪东填词也不是专学清真，而是转益多师，于唐五代南北宋词家多有取益，但其用力最深者，无疑是周清真。受老师影响，沈祖棻先生填词也时常学习模仿清真，但个人以为，学清真，对于沈祖棻先生而言，只是砥砺词艺，提高填词水平的手段，并不能真的代表沈先生的词学取向和《涉江词》的真实面貌。且师生二人取法清真的重点可能也有所差异。清真词的佳处，大概在音律精审、章法绵密与词风的沉郁雅正，沈祖棻先生虽然在这三个方面也都有所着力，但清真词的沉郁蕴藉与语言的雅丽，《涉江词》应该是深得个中三昧的，汪东就曾称赞《涉江词》：“清婉之中，兼饶沉郁。”与沈先生不同的是，汪东学清真最成功之处，则在章法安排上。如同唐圭璋先生所云，汪东学清真能“控纵自如，顿挫有致”，夏敬观也说周美成“以张弛控送之笔，使潜气内转，开合自如，一篇之中迴环往复，一唱三叹”，而汪东则深得此诀，是所谓善学者。
师生二人取法清真的不同，也反映在《涉江词》在令词和慢词成就上的差异。汪东就曾说过，沈祖棻小令特佳，而慢词则稍弱。所以如此，除了性别、性情的因素外，令、慢在创制上的不同要求也是重要的原因。小令的创作，比兴为多，讲究的是随兴感发，自然天成。而慢词则往往需要思力安排，章法谨严，层层脱换，追求一种跌宕腾挪、回环往复之姿。冯煦说，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借用此种说法，可以认为慢词在创作上更多体现的是词才，小令则是词心。而《涉江词》也堪称是词心之作，得之于内，不可以传。
沈先生一生命运多舛，词名盛播，虽然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但倘若历史可以假设，我想这样的词名不要也罢，平安就好！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24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