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依法抗争”、“以身抗争”、“以死抗争”、“以诗抗争”、“混合型抗争”和“以舆抗争”等都是学界对底层抗争形式或模式的种种概括和解释，本文根据对鄂东G村的调查发现，还有一种抗争形式未被注意，即“以网抗争”，且这样的一种概括要比“以舆抗争”更为合理一些，毕竟农民因村干部地腐败而采取的网络抗争行为有时未必能得到舆论关注。进而，本文指出了导致农民网络抗争无效的三个因素和两个破解这一问题的办法，即赋予农民公民权和加强基层治理，特别是对基层干部的腐败行为应该予以法制的惩办。从而构建出良性的官民关系和利益表达制度化的机制。

关键词：网络政治；抗争转型；基层干部腐败；农民抗争；以网抗争

一、问题的提出

肖唐镖认为（2015）：“近30余年来，中国民众的政治表达行动日益多元化，尤以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为典型的维权抗争行动最引人注目，国内外学界对此展开了极为热烈而富有成效地讨论。一些竞争性的相似概念竞相而出，如非制度化（体制外）参与，维权抗争，依（据）理抗争，依势抗争，机会主义抗争，反行为，服从的抗争，利益表达，以身抗争，依法抗争，以法抗争等等。”[1]而“李连江（2012）和欧博文(O.Brien)（2012）[4]在《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5]一文中却将农民的抗争行动称为‘依政策抗争’(Policy-based resistance)。“在进行更深入地研究之后，李连江和欧博文又将农民的抗争行动称之为‘依法抗争’(Law-based resistance)。依法抗争，是农民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侵害的政治活动。”[2]不难发现，这些关于底层抗争地解释和概括主要是在表达底层抗争的目的和形式，比如维权就是一种抗争的目的，而“以身”或“以死”是抗争的形式。

就目前中国的底层抗争而言，最为主要的还是“以身”、“以法”、“以理”进行抗争，有时候也会利用艺术性的政治博弈手段，比如在拆迁的房顶上插国旗[6]，再比如“以诗抗争”，等等。黄志辉认为（2012）：“在农民的大量维权文本中，不论是向政府‘诉苦’以解决问题的，还是向社会求助的文本，甚至是在以上访‘谋利’为目的的文本中，都有一种文体频繁地出现——‘诗’。在这些上访文本的开头、结尾，经常出现由农民自撰的一首或数首‘诗’。”[3]例如：

麻城杜鹃艳阳照，红遍人间四月天。

罗想遇害疑点多，殡仪馆里遇断电。

故意杀人化滋事，谁是幕后保护伞。

可怜我儿年十五，跪求青天能伸冤。

——H省M市/罗密林[7]

斯科特（2011）认为，“从抗争方式来说，农民主要采用的是弱者的武器，如：偷懒、开小差、装糊涂、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暗中破坏等等，这些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了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最相适应的。”[4]霍布斯鲍姆（1969）、赵旭东（2012）等人则利用“原始抵抗”来解释农民的集体抗议行动，他们认为：“‘原始‘与‘复杂’相对，与‘现代的反抗’相区分，是‘缺乏一整套意识形态、组织形式和行动计划的反抗’，‘并且这些反抗完全依照自身的意愿实行，并不考虑是否合法的问题’。‘原始的抗争有自己独特的抗争伦理，并且和现代社会关系及经济自由主义有一定程度上的脱节。’”[5]张书军等人认为（2013）：“将目前的抗争形式概括为‘以舆抗争’。所谓“舆”，泛指由传统媒体(报纸、电台、电视台)和新兴媒体(网络、手机)引发的舆情和舆论。‘舆者，众也’，当作为民众表达出来的社会政治态度的舆论形成一定规模之后，它就会让他人知晓并产生社会影响。在‘以舆抗争’模式中，维权者更多地以媒体为实现抗争目标的载体，通过媒体的力量引发社会舆论关注，进而引起政府重视并做出反应，从而实现对自身权利的维护。”[6]总而言之，农民之所以采取抗争，多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只不过出于不同的抗争策略，所以才有了不同的抗争形式。

谈到农民的利益受到伤害，多半还是基层干部的乱作为所致。所以，国家的反腐行动对基层政治中的“苍蝇”也日益重视起来。例如，201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3月4日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委员并参加讨论时强调，反腐败既要坚持打持久战，也要打好歼灭战。”[7]同时，他还说，“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既要打‘老虎’，又要拍‘苍蝇’。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要害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推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8]在笔者看来，“拍苍蝇”的重要性并不小于“打老虎”，因为他们才是直接面对和直接伤害农民的群体。并且，基层干部最喜欢异化中央政策，在“天高皇帝远”的基层社会中，想方设法地进行为非作歹，无视国法、党规。

为此，本文根据对H省的G村的调查，来窥探当前中国基层社会中的“苍蝇”腐败情况，并且通过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来探讨当地农民的“以网抗争”。那么，G村的农民又是如何以网抗争的呢？效果怎样？又该如何解决？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

二、基层干部的腐败现状：以G村为例

某镇纪委干部曾经谈到（2012）：“农村基层干部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1）在工程项目上吃回扣，拿好处。（2）利用手中职权，谋私利，徇私情。（3）采取各种违法违纪手段侵占贪污集体资产。（4）大吃大喝严重。（5）特权思想严重，作风粗暴，态度蛮横。（6）收送礼金，行贿受贿。”[9]“在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力度加大后，官员的吃喝之风减弱了不少，但基层干部的特权思想、作风粗暴、徇私枉法、官官相护、不作为、乱作为等现象依然存在。”[10]

通过调查得知，现在鄂东G村的基层干部的腐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抢占农民的土地；（2）农民上告而官官相护，不予处理。（3）基层干部收受贿赂。为此，当地村民在网络疯狂地发帖举报，例如：2016年6月2日，G村的农民“春风再度大别山”（下称“大别山”）发表了一条新浪微博，“在市纪委会议上，G办事处明目张胆撒谎，1985年同一天开的收据，居然说是1986年请欠时然后1985年先知先觉补缴！？如此一手摭天，颠倒黑白，欺付老人反应不了，为什么市纪委不能再开一次调查会，让年轻人把话说清！？也能体现纪委真心实意给百姓解决问题！”[8]我们根据后来当事人提供给我们的“录音”[9]（2016年5月9日市纪委会议），也的确证实了这一说法。

通过调查发现，在2015年6月1日，“大别山”在微博中曾说：“这G办事处H为了维护党员校长的所谓利益，把半夜抢建私改道路，说成是市政府的规划，真是日了狗!当百姓的眼睛是瞎的，从天上地上来看，到底是改弯还是改直了!?”[10]在2016年5月27日，他曾说：“第一，G办事处和L村众口一词说土地征收了，而我父亲当时也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在那么短时间，把事情解释清楚，更何况一个，农民对政府机关，说的话谁孰轻孰重？第二，前几年这个问题一直在G办事处里面内部所谓解决，但是由于G办事处内部的腐败和黑暗，没有人也没有可能解决，因地是他们卖的钱是他们收的，然后他们的目标是保护T半夜抢建的地基，三者都形成一条线，一个团体，无论是在讲证据，讲过程都是偏向或者保护他，这些人要不是收了好处就是当年是幕后黑手。现在在市纪委会议下，这些人终于开始讲一些所谓的事实，而不是像以前一样一味的用权力来压榨百姓，前几次包括：C书记出席开会，都是用嘴巴来讲述所谓的事实，从不拿一份文件，一张纸，证明自己所说的话的正确性和真实性，然他们这次讲的，并不一定是真的，但背景是对的，这就说明离真相快要近了，那为什么市纪委不再创造一次机会，让受害者把话说明白表达清楚，从而体现M市党委政府，抓党风促党纪为百姓办实事这一个宗旨，也是当前学党章两学一做的，最好的体现。 ”[11]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抢占农民的土地、官官相护，且对问题不及时进行解决的是基层政治的一些现象。而调查并非只能听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又从《G办事处纪委关于TZX同志信访件的回复》中看到当地纪委地回复，“第一，T家住宅东侧地基约90平方米已经出让你，该缴纳的出让金2万元已经缴纳，这块宅基地不存在异议。第二，你到市信访局提出的新要求，主要内容是负责处理这块土地的处、村干部没有满足你的愿望，乱作为，处理问题有偏差，认为该宅基地被TCY强占，而你所交的钱购买的宅基地没有落实。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G处文[2012]82号’分别作出了回复，如不服，可以申请复查。第三，2015年10月16日，你向我市巡视的省级领导实名举报，提交督办申请，主要是处理这个问题的综治办主任XHP乱作为，搞阴谋，偏袒TCY，受贿于他，蓄意陷害你，这些问题我们也在82号文件中给出了答复。第四，你反应的XHP受贿一事，缺乏具体、详细、有力的证据，无法查实。”

如此看来，可谓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我们随后又进行了实地调查[12]。从村民的口中得知，G村的农民T（“大别山”）的土地的确被抢占，而上级部门并未进行解决，而是适当性地出具一些回函来“打发”他的抗议。（这样的情况，我们在调查M市的另外一起农民上访的案例[13]时也有遇到。）所以，由此可以断定，G村农民的利益受损是事实，是由于当地的基层干部腐败所致。且在农民反复地抗争下，问题不但不被重视，还出现了政治包庇的现象（也不排除之所以官官相护是因为贿赂所致）。

所以村民T在实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在微博社区中将这些问题及其处理的意见等公开化，还反复地艾特一些官方微博、当地市委书记的微博等，希望引起他们的重视。但是通过参与式观察得知，相比“雷洋案”的关注度而言[14]，转发的人数较少，评价的也很少。虽然如此，他一直坚持在网络上不停地发布和抗议。通过统计我们发现，至今（2016-11-3）他已经发布了有2207条微博，内容主要是自己的遭遇和抨击基层官员腐败（有的微博评价的是其它地方的基层官员腐败）。

正如我们上文中所谈到的，舆论能够关注其所受地遭遇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在本文看来，T的抗争是无效的。微博对于他而言只是科塞所说的“安全阀门机制”（Safety valve mechanism）[15]，一吐为快，却无法真正地解决问题。

三、农民抗争的转型：网络政治视野下的“以网抗争”

在上文中我们看到，“大别山”的微博所阐述的是自己遭受土地侵占和官官相护所导致的他的反抗无效。但是，我们不能说，无效就没有抗争[16]，且类似他这种抗争形式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之前，农民的抗争多半是在现实社会中进行信访，以此来完成上访和抗争。有学者指出，信访之所以存在，主要有两个原因：“（1）可以让农民的利益得以诉求，有一个渠道[17]；（2）中央能够通过信访来完成对基层社会脉搏的把握，特别是对基层干部治理一方成了什么样子，做到大致地了解。”[11]

但就目前的形式来看，他们不但通过线下，还加入了线上来进行抗争。在本来看来，这多半得益于对“网络反腐”的模仿，比如2012年的“雷政富案”等[18]。他们从中似乎看到了网络可以给他们带来利益挽回和补偿的可能性。

从G村这则抗争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线下，农民说有官官相护，有抢占他的土地的情况，而官方给出的回复（见82号回复函）却表示不存在T所反映的这些问题。线上，他不断地发帖举报，力图通过网络来进行抗争。可效果却不如线下。比如，他发布的微博无人理睬，顶多起着一定数量的曝光作用（至今（2016-11-3）他的粉丝只有130人），且那些被他艾特过的官方微博和大V、学者也不理睬。虽然如此，但我们却不能说这其中就没有政治对抗，在笔者看来，只不过这种抗争变成了隐形的，长久的和循序渐进的。

的确，网络政治所定义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权力的对抗性。[12]一方面，政府的公权力在于被监督，而网络恰好给了“大别山”这样的机会。赋权于他，他才可以在网上曝光G村基层干部的腐败行为，诉求自己的利益和追责与此事相关的干部。另外一方面，即便是相关部门不搭理，同样这样的对抗性也完成了。网络举报本来就是一个抗争，本来就是对公权力的质问，尤其是以网络为工具去监督。

如此，在本文看来，虽然李连江和欧博文（1997）在研究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行动时，从“依政策反抗”（policy-based resistance）和“合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中发展出“依法抗争”的概念···“于建嵘（2008）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法抗争’的概念，并把农民的抗争行动从时间上划分为三个阶段：‘日常抵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王洪伟（2010）年在研究河南的一个艾滋病村的农民时提出了‘以身抗争’，等等”[13]但是，以网络作为抗争工具的当代农民，与过去的这些抗争形式却大为不同，它主要是基于网络但又不仅仅是依靠网络舆论来进行抗争。此种行为意在表达出自我的利益诉求，虽然他们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

同时，不可忽略的是，农民在发布微博等网络内容的时候，网络上的对抗性政治[19]就已经发生了。无论是对基层干部的腐败地揭发，还是在追问负责人的处理不公。而在不是以网络为工具的抗争年代，农民利用法律、利用身体和死亡（如自焚）来进行抗争的模式，远不如网络那般的及时和广阔的传播面。

而农民之所以进行抗争方式的转型（从线下到线上）又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虽然从2005年5月1日起《新信访条例》正式施行，对原有保护信访人权利的规定进行了细化，完善了国家机关的信访工作程序，强化了信访工作职责，体现了信访工作走向法治化。实行多年的‘分级负责，归口办理’信访工作原则，被修改为‘属地管理、分级负责’。”[14]但落实较差。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说的那样，基层干部在执行中央政策时，往往曲解或者无视上级的规定，继续采取粗暴的态度对待上访的农民，或者干脆不管不问，这就导致了治理的失灵。例如，我们在调查麻城T村和安徽池州DJ社区（城中村）的时候，[20]就是如此，农民的问题至今都未得到解决，基层干部继续一手遮天，高枕无忧。所以，当农民无路可走，而网络恰好给了他们一线希望时，他们就会模仿网络反腐的那些成功的案例，希望通过网络来扳倒腐败的基层官员。（2）以往的很多研究都曾指出，所谓的截访就是对上访的农民采取暴力和伤害。他们如果亲自去中央上访会承受时间、精力、开销和心理的负担，还会承担一定的风险，有的甚至被关进黑屋子里遭受毒打。而网络抗争出现以后，可以降低这些负担和减少风险。（3）中央对于信访的职能定位和管理基层干部的方式，至今都没有发生改变，“一票否决制”是导致基层干部想方设法去截访的主要原因，他们害怕因为“出事”[21]而对他们的政治升迁和乌纱帽构成威胁。

综上所述，农民的抗争转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结合2000年的中国的网络社会[22]崛起，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抗争政治。且，这种抗争模式和张书军等人所提的“以舆抗争”有着本质性的差别。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分析的那样，G村的村民“大别山”，在网络上发表了那么多条微博，但是舆论的效果并不明显。为此，农民网络抗争的未来就显得格外令人担忧，加上对网络的管制越来越厉害，那么他们的举报又该走向何处？[23]没有引起舆论的农民网络抗争又该如何继续？明明可以靠法治来解决的问题，为何偏偏要以舆论来倒逼来进行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深究和思考。

四、导致农民“以网抗争”有效性不高的原因与治理

诚然，农民“以网抗争”[24]是一种规避风险与降低成本的策略，但其又有一定的限度。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说的那样，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有效性”（无效地表达）并不高。我们认为，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互联网的传播逻辑限定了有效表达。有学者认为（2014）：“虽然，微博是一种典型的背对面式传播，只需加关注，无需对方认可，便可以成为对方的粉丝，收听到来自于对方的声音。···但是看似开放、平等的话语空间，因为两大主体资源（名人与草根）禀赋的差距，更多是沦为实质上的草根单向追随精英模式，而非双向的平等对话”[15]这样的不平等如果放在G村村民的“抗议”之中便可以发现，T发出去的声音，连泛起一点舆论的涟漪都没有，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不是精英，他只能是非常普通的草根和追随者，而不被关注。当信息从他这里出去以后，就没有可能传播出去，问题也就没法得到舆论的支持，表达也就显得非常的无力和无效。

第二，身份与舆论关注度有直接关系。正如我们看到的“雷洋案”一样，因为他是人大硕士，且就职的单位隶属于国资委。故而，一个高材生加上之前民众对于公权力乱作为的“印象”、偏见与现实恐惧，他的突然死亡在微博社区中一瞬间引爆。而G村的村民，抗议3年，依然无人问津，无论再怎么样抗争，依然是无效的。反过来说，如果G村的这位村民是一位著名影星或歌星，其亲戚遭受被抢占土地而他替他们在网络上伸冤，又是怎么样的效果？所以，有时候网络舆论的兴起，还与发帖者和表达者的身份有关，是明星，则粉丝就多，问题就会得到快速地关注，例如孙俪对噪音问题的反抗[25]。而让人担忧的是，本身最没有话语权的农民，因为身份的低微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话语权。看似网络赋权了农民，实际上却只不过是在网络吐槽、发泄而已，他们得不到“孙俪的待遇”。

第三，“以网抗争”与治理的缺位。根据目前的十八大反腐高度，应该是发生一起腐败案件而查处一起，但因地方上的政治庇护和“拉帮结派”，有的官员直接拉拢纪委以抗衡查处，这就造成类如上述中82号回复函所呈现出的那样，让举证的农民，陷入被动不说，甚至还有可能被反查处，说他们诬告。这类的案例不是没有。故而，政府的不作为和整个监督体系的不健全是导致了“以网抗争”的有限性和表达的无效性。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决上述中的这些难题？在笔者看来，互联网的传播特性很难通过农民的参与有所改变。同时，农民在互联网中的存在本身就是弱势，特别是对网络社会的了解和运用方式不及其他群体，所以，很多现实的特定因素限制着农民通过网络来解决问题。但是，可以从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突破。

第一，让农民享有更多的公民权利。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那样，身份与传播是有正相关的，对于当代中国的农民而言，他们只有身份而无政治。徐勇在给张英洪的书作序的时候谈到（2012）：“20世纪，我国政治发展的总体目标是民主政治。农民开始享有现代公民权利[26]。但由于民主政治建设道路十分曲折，广大农民对公民权的享有、获得和运用也充满着变数。”[16]所以，在乡村治理需要转型的今天，公民权利依然与农民相关联，需要政府与学界的共同努力，予以提高。只有农民成为真正的公民，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才会得到法律的保护，才可能摆脱有身份无政治的尴尬局面，进而才可能在网络社会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才可能有更大的监督权。

第二，加强对基层“苍蝇”的打击力度与治理现代化的提高。治理现代化，本着规范、程序、制度与民主的原则，对国家与社会进行治理，而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有学者认为（2016）：“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其制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现代治理价值目标的实现，必须根据基层治理固有的实践性和多样性特征做出适应性变革。···具体而言：（1）经由标准化走向制度化，规范基层政府的权责边界和治理规程；（2）经由透明化走向民主化，建立健全基层公共事务信息共享机制；（3）经由协商化走向法治化，在参与和互动的过程中确立规则的权威性和认同度。”[17]所以，治病得治本，如果基层治理能够做好，那么农民权益得到维护，其抗争性就会减弱；如果尊重农民利益，加强基层腐败的治理，减少对于农民的侵害，构建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就会减弱农民的网络抗争烈度。

综上所述，以网抗争，本身是一种策略，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农民的利益诉求。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利用法治等制度建设，而不是让农民在网络上想方设法地去点燃舆论，以倒逼问题解决。农民的抗争有主动性，而政府解决问题的态度更应该主动一些。

五、总结和余论

本文着重阐述了网络政治视野下的农民“以网抗争”，并探讨了他们表达无效的原因和针对无效我们可以采取的破解办法。在本文看来，依法来治理村庄是降低农民抗争的有效方式，也是保障农民利益诉求的有效方案。

然而，在本文看来，我们需要在网络时代进一步认清的是：第一，农民的网络抗争，虽然是在与政府进行网络政治范式内的博弈，希望能够引起关注，把问题解决，但是正如我们上文所说的，其抗争形式缺乏有效性。而“‘无效的表达’会极大地降低农民对法律的信赖和政府的信任”[18]这并不利于基层治理。第二，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对互联网的使用越加熟悉，他们转换抗争策略，他们坚持不懈地发布基层干部的腐败行为，这就会导致对政府形象和权威的损害，更加可怕的是，当网友（尤其是他的粉丝）看到此类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时，会质疑政府的作为能力和解决问题的决心。毕竟微博社区是一个公共性的平台。第三，官官相护与损害群众利益的基层政治生态恰好与网络抗争构成了对立。如今想解决这一难题，除了要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和加强对基层“苍蝇”的打击，并建设和完善基层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有效的、良性的官民沟通与民对官的监督机制。这样才能真正的改善线下（集体上访）与线上（网络抗争）的官-民（包括农民工[27]）之间地对立[19]，才能更好地进行基层治理。

参考文献

[1]肖唐镖.中国农民抗争的策略与理据-“依法抗争”理论的两维分析[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4）：12.

[2][6]张书军.以舆抗争:农民维权方式的新变化[J].阅江学术，2013，4（4）：34-36.

[3]黄志辉.以诗维权：代耕粮农的政治文学及其国家想象[J].开放时代，2012，10（5）：31-32.

[4]詹姆斯· C.斯科特（著）.郑广怀 等（译）.弱者的武器[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7.

[5]李晨璐，赵旭东.群体性事件中的原始抵抗—以浙东海村环境抗争事件为例[J]，社会，2012，10（5）：77.

[7][8]王岐山.反腐既要打“老虎”又要拍“苍蝇”[BE/OL][2013-3-4].http://news.youth.cn/gn/201303/t20130305_2936425.htm.

[9]宜宾县商州镇纪委.农村基层干部腐败的表现形式、原因及对策[BE/OL][2012-7-19].http://www.lianzheng.org/plus/view.php?aid=6497.

[10]刘晨.基层干部为什么“不作为”？[N].湖北社会科学报，2015-6-18（3）.

[11]刘晨.理解“解恨”：反腐前后农民上访态势变化的原因分析—基于对北京上访村的再考察[J].党政研究，2015，10(4):73.

[12]刘晨.中国的网络政治学简论—研究对象、方法、技术路线与未来[J].党政研究，2016,6（3）：10.

[13]王洪伟.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J].社会，2010，1（2）：14-18.

[14]陈柏峰.农民上访的分类治理研究[J].政治学研究,2012，1(1):38-39.

[15]吴俊捷.微博话语空间群体对话可能性的有限性[J].新闻传播，2014,1（2）：171.

[16]张英洪.农民公民权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131.

[17]吴兴智.破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三个困境[N].学习时报，2016-2-22（B3）.

[18]陈占江，包智明.农民环境抗争的历史演变与策略转换——基于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关联性考察[J].中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0(3):112.

[20]窗体顶端

[19]Silver,Beverly J.,2003,Forces of Labor: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注释：

作者简介：刘晨，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李佳盈，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硕士生

[4] 也见Li，Lianjiang ，“Rights Consciousness and Rules Consciousness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a Journal ，2012，No.64。

[5] 见吴国光编：《九七效应：香港、中国与太平洋》，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出版，1997，第141-169页。

[6] 见网易：《安徽居民屋顶插国旗抗议拆迁》，http://hf.house.163.com/15/0421/09/ANNEND2P02170JJS.html，2015-4-12，上网日期：2016-6-4。

[7] 引自http://bbs.tianya.cn/post-no06-184657-1.shtml，上网时间：2016-6-4。

[8] 见http://weibo.com/u/2986966201?is_all=1#_rnd1465008636568，上网时间：2016-6-4。

[9] 该录音的时长为2个小时21分45秒。

[10] 见http://weibo.com/u/2986966201?is_all=1#_rnd1465008636568，上网时间：2016-6-4。

[11] 见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3979737839104740#_0，上网时间：2016-6-4。

[12] 时间：2016-5-10-17。

[13] 见刘晨《麻城T村：村民权益抗争中的困惑》，原载《南方都市报》，2015-1-25。

[14] 见央视新闻：《专家披露雷洋案进展 尸检已到最后一步》，http://www.qianhuaweb.com/2016/0603/3348438.shtml，2015-6-4。

[15] 见刘晨：《网络抵抗:村民维权的一种新模式》，原载中国乡村发现网，转引自http://www.xdwfw.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7695，上网时间：2016-6-4。

[16] 因为抗争是一回事，抗争的结果是否存在是另外一码事，故而我们不能认为无效就表示没有抗争。

[17] 这是一种权力合法性再生产的形式。

[18] 笔者在《政治生态社会化：微博反腐的合法性困境及其出路—基于“雷冠希案”等十个案例的分析》（原载《领导科学》，2013年第6期）一文中，把雷的案例，成为网络反腐的标志性事件，同时把2012年视为网络反腐的元年。同时还可以拙作《网络政治视野下的网络反腐与政治博弈的转型—从2012年的“雷冠希案”说起》，原载《领导科学》，2016年8月（中）。

[19] 我们把裴宜理等人在《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一文（原载《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所阐述的“底层抗争”的政治进一步的纳入到网络世界当中，并提出了这种网络社会中的对抗性政治形态。

[20] 见刘晨：《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困境及出路—以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TJ社区的农民集体上访为例》，《战略与管理》，2015年第2辑和刘晨：《商议型治理：农民集体上访的政治遭遇与同意困境—基于安徽池州市东至县DJ社区（城中村）的实地考察》，《宜宾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21] 见贺雪峰等《基层治理中的“不出事逻辑”》，原载《学术研究》，2010年第6期。该文指出：“地方政府的不出事逻辑最终会出大事， 因为在农村中不讲原则地和稀泥， 无法遏制中国乡村社会走向混乱。在中国原子化的小农面前， 只有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才能使农民建立起稳定的预期与确定性。地方政府的不介入及整个社会无原则， 其结果必然是农村社会的解体和基本秩序的无法维持。”

[22] 见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3] 我们曾经在一篇《农民的“网络政治”》中谈到，“值得注意的是，G村的村民在网络上举报3年，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什么怪事。基层政府往往喜欢采取的办法是拖延，或者即便接受了举报者的约见，承诺了许多，但是最后都是因为层层下压，而石沉大海。”原载爱思想网，转引自中国乡村发现http://www.zgxcfx.com/sannonglunjian/77682.html，2015-12-17。

[24] 有学者将农民的这种主动性的抗争政治称为“创造性政治”，所谓“创造性政治”，指基层社会为改变自己命运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而进行的一种创造性的政治活动。一方面，它以基层社会为立场，强调国家与基层民众之间的互动性，是上层社会与基层社会的互构型政治；另一方面，它又以体制障碍突破为视角，强调基层社会场域中发生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所表现出的创造性及其对制度变迁的重要作用，是一种建设性的话语逻辑。详见《从抗争性政治到创造性政治：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研究进路与转换》，原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2期。

[25] 2016年10月18日，孙俪发微博称，宾馆附近的建筑工地施工扰民，求助政府领导帮忙解决。孙俪在微博中写道：“领导们，最近我们剧组在山西晋中拍戏，每天拍摄任务都很紧张，回到房间希望可以有个安静的环境休息。可是宾馆边上有一片建筑工地，经常没日没夜的干活，昨晚可能是打地基，特别大的声音，一直持续到半夜1、2点。半夜施工算不算扰民呢？然后早上7点多又开始开工了……工人们也实属辛苦！希望领导们能安排一个合理的工作时间段，让大家都能休息，谢谢。盼复。”并艾特了“晋中发布”和“山西发布”官方微博。随后此事在网络上引起悍然大波，工地随后停止施工。

[26] 公民权的视角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后结构主义和“话语转向”的影响，更多可见熊易寒：《新声带农民工与公民权政治的兴起》，原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1期。也可见香港《二十一世纪》官网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8867，上网时间：2016-6-4。

[27] 农民工的对网络的熟悉程度，平均而言，比农民要高一些。因为，他们在城市里打工期间，会更多的接触到网络，尤其是现在研究比较热的一个对象：新生代农民工。

原载《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此为原文，以发表的版本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