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主要通过对W市“8.10事件”进行分析，借用西方社会运动的理论以认识这场突发性的集体抗争事件的原因，同时我们还引入了其它三个因素来加以分析，即熟人社会、城市文化和网络平台。研究发现，当利益受到损害时，受害者会利用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城市文化的底蕴和网络工具发动社会运动和集体抗争，另外一方面，受害者会理性的选择抗争模式和利用手中的资源去动员他者做出社会运动式地反抗，以发泄心中的愤怒和维护自身的利益。

[关键字]网络政治；社会运动；反市场；集体抗争；网络工具

刘晨，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澳门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古沁，华中师范大学学术出版中心编辑，香港中文大学硕士

一、问题提出

近些年来，各地出租车司机的罢工行为或罢运行动的数量逐渐上升，例如2008年11月3日的重庆市主城区出租车全城罢工，而罢工的具体原因主要包括：重庆市道路管理部门对黑车整治不力，起步价太低，出租车公司对挂靠的个体出租车收费过高——平均每辆出租车每月收取管理费七八千元，以及加气难。[3]11月8日，在湖北荆州，也发生了出租车罢工事件，数百辆出租车集体停运，将沙市区红光路一座加气站围堵得水泄不通。这起出租车罢运的具体原因是出租车司机嫌当地加气站太少，气源得不到保障。[4]

然而，不同的时代，利益的面向是不同的。2015年的8月，W市的出租车司机为之闹情绪却不再是黑车，而是专车。10日上午[5]，W市的出租车司机们集体打双闪，从中北路再到中南路开车缓慢前行，据息，这次是为了抵制W市7万多辆“私家专车”。[6]这种“私家专车”，是共享经济的一种，即通过共享经济企业及互联网平台来以闲置资源换取收益。其实，简单地理解就是，私家车通过打车平台软件可以充当出租车的功能，但是价格比出租车低、服务比出租车好，故而，私家专车才有市场。此外，网上流传的W市出租车罢工传单图片也将罢工行为指向“滴滴”（即“滴滴打车”）软件，这一软件可提供呼叫“出租车”、“专车”（公司自有租赁汽车）、“快车”（私家专车）等不同业务。打车平台软件是市场化的产物，而W市出租车司机的集体行动，也就意在对市场进行反对。那么，是什么导致了W市的出租车司机们发动这场集体行动呢？

二、材料来源和研究理论

(1)材料来源

因为笔者有在W市生活过五年的经历，当地的朋友比较多。所以，当W市发生出租车罢工的时候，第一时间从微信的朋友圈（图片）当中获取了现场的情况。随后，本文的两位作者取得了联系，并对图片进行了简单地查看。通过间接地感受，我们发现这类的事件——通过新媒体或自媒体的社会运动，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在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和卡斯特所说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以后（2006年），这当属非常典型的“网络时代的社会运动”。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恰好解决了本文的研究所需要的代表性。

而我们采取的研究方法，是通过某出版社的G、W市F公司的Y等人的网络社会的田野调查和现实社会的田野调查并用，获得一手材料。具体而言，G一直在持续性地关注该类事件的进展，她通过大量网络论坛中的网贴[7]收集了很多宝贵的资料。除通过网络来收集材料和数据外，我们还请了W市的一些人通过实地的调查和访谈获取资料。并且，我们在广东的Z市也做了访谈。从而对比W市和Z市的出租车司机罢工来回答我们的一些疑惑，比如广东Z市为什么在专车盛行的时候不发生类似于W市的罢工事件。等等。[8]

（2）研究理论

顾名思义，W市的出租车集体罢工事件是一场因为利益冲突，又因网络而促成的社会运动。所以，本文选择采用社会运动理论来加以分析。

社会运动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于美国和欧洲开始兴起。在美国，这个社会运动的大潮首先是民权运动，该运动的主题是从非洲移民到美国的美国人为了争取投票权及其他公民运动[9]。随后，还爆发了大规模的环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和平运动。在美国，有的运动则会到五角大楼前进行游行示威，在欧洲，则是攻占大学。比如，1968年5月爆发的法国学生运动当中，巴黎学生因为受到中国红卫兵的鼓舞，而占领了索邦大学。[1]

社会运动理论至今已经经历了五个阶段[10]，分别是：（1）社会怨恨理论。该理论主要是被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泰德·格尔（The Robert Gurr）在《人为什么造反》一书中提出，时间是1970年。他认为，之所以会发生社会抗争等，主要原因是因为相对剥削感。也就是说，在现代化进程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期望，而社会则具有实现这些价值的能力。如果社会变迁使得社会的价值能力无法满足人们的期望，那么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削感，继而就会形成造反的行为。[2]（2）理性选择理论。与社会心理学不同的是，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们的集体行为绝对不是非理性的。但是，理性选择理论，无法解释搭便车的问题等，所以，发展到这个阶段，就需要寻求新的解释范式。（3）资源动员理论。麦卡锡于1973年发表了《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趋势》。他认为，社会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之所以会增多，主要原因并不是社会矛盾加大，而是社会上可供社会运动参与者利用的资源增多。（4）文化构造理论。代表人物是斯诺，本福德，斯维尔等人。他们认为，情感、意识形态与文化的重要功能在于把社会运动的成员和运动组织联系到了一起。这里，必须考虑参与社会运动成员的关系网络，而熟人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是恰好相反的两者结果，前者往往更容易发生社会运动，或者说集体抗争。（5）政治过程理论。在查尔斯·蒂利看来，像社会运动这样的集体行动并不会独立于政治之外，也不会在政治之外自行壮大，或者说是消失殆尽。恰好，集体行动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不断相互塑造的关系。（6）革命理论。革命与社会运动的研究方法等几乎常常出现汇合的趋势，革命理论认为，爆发革命是社会病态的特征。并且经过三代革命理论的研究，通过比较中国革命、俄国革命、法兰西革命等，越来越深入地认识到革命作为社会运动、集体行动与抗争行为的一种范式，被加以认识。本文主要研究的是W市的出租车司机的集体抗争，他们并非是为了权力而抗争或造反，故而对革命理论暂且不予以考虑。

通过对比以上六种社会运动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除了革命理论可被排除以外，其他五种理论都几乎可以被用以理解W市的“8·10事件”。并且，我们还可以引入“抗争政治理论”来做更为深入的理解。在《抗争性政治研究中的无声与有声》[11]当中，作者认为，除了社会结构以外，时间、空间、领袖、情感、宗教等因素都会对抗争行为的影响。所以，抗争性政治的解释，在被“无形学院”[12]提出来以后，就获得了中国学者的青睐，并为于建嵘[13]等人将其引入到中国。抗争性政治用于解释中国的农民集体上访、群体性事件等时尤为有用。且发生在1978年以后的中国集体抗争，多是为了利益而不是权力，故而基于抗争而不是革命的角度，我们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问题，是合情合理的。且这一理论的发展，延续了上述中的六种理论[14]而形成了解释集体行动的反抗最为合理的路径之一。

三、网络时代社会运动的生成与理论解释

网络时代的社会运动，主要是指基于网络空间和时间的集体行为，而不是说仅仅靠网络来进行抗争[15]。接下来，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个是网络时代社会运动的生成，另外一个是用第二节所提到的一些理论来加以解释。

（1）网络时代社会运动的生成

以W市出租车司机罢工、堵路为例，他们采取的行为，是网络抗争，也是现实社会的抗争，原因在于，出租车司机们从最初的网络发帖、讨论，到基于空间隔绝的微信联络和受人鼓动，进而采取实质性的罢工举动。而网络既作为起因又作为中介，在专车动了出租车的“奶酪”时，政府却未对这样的市场行为出台相关的法律和规定以界定专车与出租车的行为边界或经营界限，故而造成原先就已经存在的出租车运营市场遭受后来的专车抢夺问题，继而伤害到了出租车司机的利益。

首先，私家专车和汽车租赁公司所提供的专车服务的兴起是对出租车的变相的抵抗。与人们对出租车的满意度[16]不同的是，私家专车为潜在顾客提供价格低于出租车但体验较好的服务。与此同时，归属于各大打车软件平台身后的公司的租赁汽车业务则如一篇新闻报导里所说：“我们与出租车不同，我们不单服务个人，还服务各大企业。所用车辆是汽车租赁公司的，驾驶员是劳务公司的，这相当于将汽车租赁服务和劳务代驾打包，通过打车平台在运营。”[17]工作人员反复强调：租赁公司的车辆是可以合法租赁，向乘客提供服务的。至于价格高于出租车数倍，工作人员表示价格明细已公布，乘客可自行选择。“这好比吃一顿午饭，大排档和星级自助餐的价位肯定不一样。”[3]既然私人专车的定性如此，而国家的法律法规都没有及时跟上，那么这类的服务，或以低价格或以高服务，大大降低了乘客对出租车的需求，且更多地吸引乘客采用私家专车等方式来为自己的出行服务。[18]

比如一位叫“HUANG—XU”的网友如此谈道：“这些W市的士师傅也是够不要脸压，也不看看自己什么素质，还堵路，你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还喊着为了W市的未来，把我们这些上班的都堵在路上，扰乱社会正常秩序，有意思嘛您，本来没坐过这些专车的，不过经过这件事，以后不会再做的士了，宁愿等专车。”网友“wt573852301”也谈道：“总觉得出租是W市最牛逼最拽的职业！远了不走近的不去！拦车他尼玛眼镜瞎枯了？停都不停！多提一点东西就不载！坐你妹啊！现在晓得捉急了！拦个车还要尼玛求倒司机玩。”类如这样的帖子、言论在论坛[19]里比比皆是，主要表达的是对W市出租车服务的不满，且更多是对出租车司机的不满。所以，选择专车而不是出租车出行，更多地是对出租车的服务差、收费高模式的变相抵抗。

其次，W市的出租车司机长久积压了不满情绪，进而在对专车动了他们的利益而感到不满时，他们中的一些人，起了带头抗争的作用，并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煽动言论的传播。比如，在微信群里被广泛传播这段话：

#的哥们转发起来#[8.10星期一早上六点]WC的大东门桥头，HK和HY武胜路江汉一桥头那里，明天六点到的双闪打开。团结才能有更好的未来。各师傅互相转告起来。搞不搞随便你们。早上滴滴快的这些软件在刷预约单动员其他师傅行动起来，加入的会更多，每人走出第一步武汉的的士就准备长期低收入吧，受各种气，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一小时又赚了几多钱？家庭支出都不够还要累死累活【当你看到这多的士不营运游马路你会好奇吧？你作为一个普通人你会关注这是怎么回事吧？……各位师傅自己斟酌，你的一小步武汉的士未来就是一大步。[20]

从这则出租车的煽动性言论中可以看出，出租车聚集地点已被指明：一个是WC地区的大东门桥头，一个是HK和HY的江汉一桥头。聚集时间是上午六点。参与聚集的人主要是出租车司机。而剩下的就是，“搞不搞随便你们”、“就准备长期低收入吧”、“各种受气”、“累死累活”、“你的一小步是W市的士未来的一大步”之类的言论。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角度，似乎没有强制要求进行集体行动的意思，但对于组织者而言，当司机看到这些言论的时候，情绪必然会上涨，并且本身就已经积压了很久的不满很容易被引发。类如一位“许你向我看1988”的网友就表达了自己长期被积压的不满[21]：

我记得刚和我老公谈朋友时，问他为什么这么年轻，开的士呢，他说，有出路，谁进这行啊。是啊，开车子，是个辛苦的职业。老公白班一般早上6点出门，下午4点交班，夜班，4点到临晨1点或者2点，交车给对班时，要把车子的气加满，同时，不能太占用对班时间，所以，不是我们这也不去。那也不去，是我们真的要按时交车，不然，就占用对方时间。难道我们有钱不赚，有生意不做。也许。您会说，占用一点时间又如何，可是我们白天要交200元租子，晚班要交100元租子。不夸张的说。占用时间，就是占用金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极速挑战中，有一期黄磊，兼职出租车司机的一天，有着名人效应，最后赚了350多元钱，交去300元租子钱，一天只赚了50多元。也许您会说，不好跑，你就不要跑，改行啊。是啊，我也常叫我老公改行吧，每天出车的时间又长，夏天来了，手臂晒的黑黑的，有时会晒伤，吃饭永远不规律，所以为了照顾好他，我常常感觉自己不停在做饭。白班会提醒他记得过早。可是他常常跑着跑着就忘记了，中饭他一般吃10钱的盒饭，他说味道还不错。夜班是最头疼的，因为头天晚上是凌晨一两点睡的，所以第二天，早饭常常不吃，我会等他十点或十一点睡醒了，买碗热干面给他吃。出班前，会再吃一顿，因为晚上一般是不吃晚饭的。等夜里回来再吃一餐。赚钱也不是很多，以前，好跑的好，一般，5000多吧，现在一般3000多吧。

还有，我一直不知道出租车公司有什么作用，为什么我们花大价钱买的车子，每月还要交租子给他，每5年换一次新的士，要交7万块买。车子保险，维修，都是自己处理，唯一的功能可能就是刷的士记价器的卡。难道是要穷人养着有钱人。刚刚听老公讲，他们公司群里说，晚上，他们公司一个老师傅跑车，被专车打了，因为昨天，的士砸了专车，所以要报复。我在想，这的士打专车，专车打的士，不管谁对谁错，社会不和谐，总是领导没有领导好吧。

这段话是出租车司机的亲属在抱怨出租车这个行业的辛苦和不如意，并且把最终这场社会运动的发生原因主要归责于“领导没领导好”。

再次，集体行动的发生。当积压许久的怨气被点燃以后，刚好谋划在星期一上午六点集合，九点左右堵住中南路等交通要道和枢纽位置，就会无形地增加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更多的是政府所相应承担的压力在加大。而政府作为查尔斯·蒂利等人所说的“不可以不考虑的力量”，一方面没有提供解决方案，另外一方面又认为专车是市场的产物，而出租车应该被淘汰，或者是出租车是“瞎闹”，故而引发默认状态下的出租车司机集体罢工、堵路和暴力打人行为。仔细分析这其中的来龙去脉，我们大致上可以把发生这场集体行动的逻辑归为“专车的出现-政府监管不足—利益受害—情绪不满—微信传播—政府监管失控—集体行动的发生”。

也就是说，当专车服务形成了一定的市场供应时，政府起初没有去划清他们的界限。随后，出租车的利益受到损害。利益受害以后，在这种情形仍在继续的前提下，加上以前积压的怨气（工资收入低，“累死累活”等），就造成了W市的出租车司机的负面情绪爆发，并且在“网络的关系网络”中形成共鸣，且用语言的形式进行着传递。进而，当其他司机看到这样的信息以后，觉得的确如此，应该抵抗，于是乎就集体行动了起来。W市的“8·10事件”就这么产生了。

（2）集体行动的理论解释

第一，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科尔曼认为，理性选择范式的基本理论假设应该包括四种：（1）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2）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3）人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4）人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4]对于参与“8·10”事件中的出租车司机而言，我们认为他们是理性的，而不是非理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人自然都懂一个道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简单地说，出租车司机的“闹”就就是“哭”，就是希望政府能够对他们的“大闹”进行“大解决”，而代价他们自然也是明白的，只不过，一个面（集体）去承担压力比一个点（个人）要小的多。不然用网络召集同样是受害者的其他出租车司机去罢工、堵街等为了什么呢？所以说，他们是理性的选择，风险他们是知道的。

第二，社会怨恨理论的代表泰德·格尔、舍勒等认为，之所以会发生社会抗争等，主要原因是因为相对剥削感。也就是说，在现代化进程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期望，而社会则具有实现这些价值的能力。如果社会变迁使得社会的价值能力无法满足人们的期望，那么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削感，继而就会形成抗争的行为。[5]这里面，被剥削的是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因为专车抢了他们的生意，而他们又没法改变乘客的理性选择（比如选择服务更好的专车来服务等），所以采取了发泄怨恨的方式，比如堵路、打人和罢工。当这样的剥削感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出租车司机的怨恨是不会消失的，故而很多城市的管理部门取消滴滴打车等形式的出行服务，保护出租车行业的利益。

第三，资源动员理论认为，社会运动之所以会增多，主要原因并不是社会矛盾加大，而是社会上可供社会运动参与者利用的资源增多[6]。对于W市的“8.10事件”而言，可供动员的资源，并非再是传统型资源，而是网络资源。网络资源的优势在于，传播速度快、传播面广。故而当一则“煽动言论”发出以后，引起共鸣的同时也引发了情绪的相互感染，最终导致了集体行动的产生。这是基于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运动的资源动员的分析。

第四，文化构造理论的代表人物斯诺、本福德、斯维尔等人认为，情感，意识形态与文化的重要功能在于把社会运动的成员和运动组织联系到了一起。这里主要说的是关系网络和文化模式的促进了集体行动的发生。就W市而言，出租车司机中既有来自传统城区的本地居民，也有来自H地区等新纳入W市城区地区人士，还有孝感、荆州、黄石等周边城市的人员，此外还有来自河北保定等较远城市的人（往往以老乡带老乡的方式进入这一市场），根据出现在打人视频中的口音判断，参与打人的出租车司机属前三类。总体来说，还是本地与邻近地域的基于特定工作岗位（出租车司机）所形成的“熟人社会”为这一社会运动的形成提供了深厚根基。而在这一“熟人社会”中，具体到每一辆出租车自身所承载的小生态系统——或者说微小的“熟人社会”，其中的主班司机与挑土司机（副班司机）、花班司机（不连续上班的代班司机），因各自的利益相关不同，因而对这一行动的参与程度可能存在着差异。

第五，政治抗争理论。政治抗争理论认为，抗争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利益的受损，可能诉求的对象是利益，也可能是权力。所以，无论是环境、文化、还是结构，都会造成抗争行为的发生。就“8   10事件”而言，出租车司机们的集体抗争选择的对象不是权力，而是利益，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意不被专车抢走，但是他们又不是以更好的服务和低价来吸引顾客，最是选择了激进的集体行动给政府和社会施加压力。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网络上网民的评论几乎是一边倒，都在声讨出租车司机这种做法的“不对”，要想改变现状与专车能够进行市场化的竞争，就需要提高服务质量。而政府对这股压力的化解，我们可以从一则新闻报道中来了解。2015年8月14日，也就是“8   ·10事件”发生以后的第4天，财经网刊发了一则名为《W市宣布三条专车禁令：禁止私家车接入专车平台》的新闻。[22]仅仅从标题就可以判断出当地政府对专车予以了“打压”。2015年8月14日，神州专车在官方微博中称，“由于运力紧张，W市接送机活动取消”。[23]政府的此种做法，无疑是把被专车抢走的利益还给了出租车司机，以安抚他们不再抗争。

四、反抗的条件：熟人社会、城市文化与网络平台

通过以上五种社会运动理论的嵌入式阐释，我们多多少少看到了发生集体抗争行为的原因，但我们并不认为这就已经解答了我们的疑惑。根据我们的调查，我们发现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更为具体地阐述，才能把这样的一个具有标志性事件的社会运动分析清楚。且，这些因素又与上述中所运用到的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并非完全相同，而是带着鲜明的“中国特点”。具体如下：

第一，熟人社会。前文我们已经谈到，熟人社会的逻辑就是让关系网络变得不那么松散，而W市的的士司机的关系网络，以W市本地人和邻近区域居民为主，方言口音相似，虽各自所在的出租车运营公司不同，但是面对的利益都是相同的。正是因为利益一致，所以关系网络的紧密性更强，故而这就容易导致集体行为的发生。反之，当我们调查广东省Z市的的士司机为何没有发生对专车的反抗群体行为时，他们的回答是，“Z市之所以没有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Z是一个移民城市，的士司机之间的认识程度没有那么深，各自的文化背景和思维习惯等都不同，很难搞到一起。”[24]于是，我们似乎可以明白，熟人社会对于集体行动的重要性和作用性到底有多大了。

第二，城市文化。一个城市的文化，并非是城市化过程中引入的其他的地方性知识，而是基于文化社会学角度的“大传统”往往会长期的占据文化主流。而小传统，也可能一直保持边缘化的状态。就本文而言，城市文化主要是基于“大传统”的角度，即W市的文化，特别是W市民的文化。W市民所说的W话，是这个城市文化的载体，W市周边地域方言，也多少受到W话的影响。著名作家方方曾这样说过：“来过W市的外地人爱说W市人说话厉害，其实相当时候并非W市人真正厉害，而是WH话本身比较硬，发音给人往下直坠的感觉，偏又加上WH人多半性急，说话节奏快，这一硬加上一快，难免不给外地人以厉害印象。”[25]著名作家池莉也表达过外人对WH人的印象：“有些人爱批评说WH人粗鲁，说话大声，性格火爆、急躁……”[26]正是因为急躁，暴躁，导致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引发出非理性的行为，如打人等。所以，不难发现，城市文化在社会运动中，也起到了一定的诱因作用。

第三，网络平台。网络工具是网络时代的产物，从2006年开始，网络社会的蓬勃发展让中国如今的网民人数达到了7.5亿之多。[27]这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都已经被吸纳到了两个世界当中，形成了一个是原先就存在的现实社会和网络世界。并且，社交网络的发展十分迅猛，如微博、微信、QQ等，特别是微信群和QQ群有了强大的组织和联系功用。一则消息传递出去，很快会被另一个节点的人收到，并且对其译码和认知。例如我们在上文中谈到的那则煽动性质的信息，在的士司机的微信群中的传播速度远胜传统的口口相传的传播方式，从而能达到使数百辆出租车司机迅速集结的效果。所以，网络平台对于社会运动中的集会、罢工而言是十分有力的传播媒介。

总而言之，可以说网络平台为现在流行的“互联网+”这一概念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共享经济企业的专车平台软件叫车冲击了出租车传统巡游、扬招式运营，同时专车平台的投诉记录、好评率、星级评分这样的扁平式管理也碾压着客管处的以罚代管模式的效率，因此，换句话说，网络在媒介作用之外，还是充分参与经济行为的原始催化剂，互联网经济让定制化服务和“分享经济”走向一项又一项的实体，专车平台软件和微信这一交际平台，都是在需求中被催发，在行销推广上有了天然交集后，又在社会事件形成上再次耦合，也就是出租车司机集结罢运并缓慢行驶堵塞交通以抗议专车抢夺出租车行业市场这一事件的发生。而背后所隐藏着的熟人社会、城市文化与被市民所运用的网络平台，加在一起共同“塑造”了W市的这场社会运动。

四、总结与余论

本文主要是以社会运动的理论来试图分析W市“8.10事件”为何会发生。通过调查和资料收集，我们发现，一个集体行动的发生往往需要许多的因素，例如社会环境背景、时机、诱因等。在此集体行为中，网络时代依靠网络工具（自媒体）自发形成集体罢工，并采取暴力反抗互联网带来的共享经济下的新兴市场行为。进而言之，网络既是专车这一互联网共享经济方式发展的基础，又是引发矛盾后发起行动一方号召聚集的手段。

对于网络时代的社会运动而言，自媒体或者新媒体的使用对于管理部门是双刃剑。当我们面向这个不可以在回去到传统社会的时代里，在网络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捷之外，也呈现出了它对于传播、煽动和进行社会运动所起到的负面效果。且，中国的社会运动并不是如我们在上文中所呈现出的西方社会那般，而是带着非常强烈的抗争性。

抗争性政治是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中用以解释中国社会问题的一把钥匙，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本土中的一些因素。当这样的抗争到达一个顶点的时候，加上本土因素的发酵和促进，就会发生极端的群体行为。

然而，本文所要论述的主要内容还是网络在社会运动当中的作用。在网络时代，微信等自媒体，或者说其他的新媒体/自媒体，对社会运动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让熟人社会的网络传播信息更为的方便，快捷。并且，导致了集体行动也更为便捷。这样的网络时代的治理挑战，对于政府和社会而言，都亟需用法治来解决。并且，当政府“没有领导好”的时候，也就是没有治理好的时候，就会发生利益诉求类型的社会运动，进而发生群体之间的互害。而防治的办法，最为重要的就是政府应该去“领导好”，而不是撒手不管。[28]毕竟市场在引入之前，就已经被中国自己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以及文化机理所限定。但是治理本身应该是引导，而不是全控。如果是更为严格的控制，反市场的监管，则无异于会违背民心，要知道使用专车搭车的市民也会使用网络。

参考文献

[1]裴宜理，阎小骏（译）：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4期，第3页。

[2]谢岳，曹开雄：集体行动理论化系谱：从社会运动理论到抗争政治理论[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3页。

[3]合肥在线.私人定制专车，出租还是黑车？[N].http://j.news.163.com/docs/10/2014102313/A98JRP759001RP76.html，2014年10月23日.

[4]谢舜、周鸿：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评述[J].思想战线. 2005年第2期，第56页.

[5]李骅：马克斯·舍勒怨恨理论述评[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7页。

[6]石大建等：资源动员理论及其研究维度[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22页。

注释：

[1] 刘晨，汉族，1988年生，湖北荆门人，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澳门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兴趣为：政治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知识分子社会学、网络政治学，邮箱：liuchen_hust@126.com

[2] 古沁，汉族，1989年生，湖北黄石人，华中师范大学学术出版中心编辑，香港中文大学硕士。主要研究兴趣为：政治社会学，邮箱：guqin7@gmail.com

[3] 见新华网：《重庆出租车司机因运价低等原因举行全城罢工》，2008年11月3日。

[4] 见荆楚网：《湖北荆州数百辆出租车因加气难被迫停运》，2008年11月8日。

[5] 因为这起事件发生在8月10日，所以本文将其称为“8·10事件”。

[6] 见腾讯网：《武汉出租车司机抵制“私家专车”，开空车堵塞交通》，2015年8月10日。

[7] 更多内容可以参见朱洁：《网络田野调查——网络传播学研究的新方法》，《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2期。

[8] 在第四部分，我们将进一步的讨论。

[9] 我们并不认为，W市的出租车司机的罢工是一场公民运动，反而认为其是一场为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抗争性行为、利用了暴力去抗争的一场社会运动，且时间非常短暂。其特点是“来的也快，去的也快”。

[10] 五个阶段的划分主要参考谢岳等：《集体行动理论化谱系：从社会运动理论到抗争政治理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3-19页。还有刘能的《社会运动理论：范式变迁及其与中国当代社会研究现场的相关度》，《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76-81页。此处，之所以是五个阶段，后文有六种理论的原因在于，第4种理论与第5种理论（见下文）是同一个时段的。都属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

[11] 更多可以参见裴宜理：《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

[12] 20世纪 90年代, 塔罗、 蒂利和麦克亚在斯坦福大学组织了一个抗争性政治的无形学院( invisible co llege o f contentious po litics)的新项目，每年开会 2- 3次, 并且他们还邀请了裴宜理加入进去。他们在一起试图思考研究社会运动的新的途径。更多内容可以参见《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第7页。

[13] 例如于建嵘的《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都是这类范式的代表性著作。

[14] 社会运动理论并不是万能膏药。因为，它从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发展至今，却没有考虑网络时代的社会抗争形式，而是基于非网络时代的国家问题与全球问题提出了上述问题和解释。

[15] 更多可以参见刘晨：《网络抵抗：村民维权的一种新模式》，2012年11月30日，中国乡村发现网，http://www.zgxcfx.com/Article/51845.html，访问日期：2016年3月7日。

[16] 见1-2月重点窗口行业群众满意度测评：http://www.wh.gov.cn/whszfwz/xwxx/whyw/201504/t20150410_28220.html；3—4月窗口行业群众满意度排名揭晓：http://www.wh.gov.cn/whszfwz/xwxx/gzdt/201506/t20150602_33986.html。

[17] 见《合肥晚报》，2014年12月23日。

[18] 为表述方便，后面将滴滴快车、人民优步这类私家专车和滴滴、优步、神州等公司提供的租赁汽车即滴滴专车、优步特斯拉、神州专车等，即对在打车平台上进行登记并通过审核的私家车和打车平台上符合相关规定的租赁汽车，统称为“专车”。

[19] 论坛地址：http://www.deyi.com/thread-6495604-1-2.html，访问日期：2015年10月3日。

[20] 见腾讯网：《W市出租车司机抵制“私家专车”，开空车堵塞交通》，2015年8月10日，http://money.163.com/15/0814/18/B10HA536002526O5.html，访问日期：2016年3月7日。

[21] 见http://www.deyi.com/thread-6495604-1-2.html，访问日期：2016年3月7日。

[22] 见财经网：http://money.163.com/15/0814/18/B10HA536002526O5.html，2015年8月14日，访问日期：2016年3月7日。

[23] 同上。

[24] 在W市爆发出租车罢工、堵路和打人事件以后，我们又访谈了Z市的出租车司机，访谈时间：2015年8月12—19日。我们采取的是随机抽样的方式。

[25] 方方：《武汉人说话》，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dcbbaa010002zk.html。

[26] 全国人大代表池莉：用武汉人最基本的姿态在生活，http://hb.qq.com/a/20140311/016446.htm。

[27] 新华网发布的《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在上海发布报告》称，预计到2015年，中国的网民人数将增加到７．５亿。http://media.people.com.cn/GB/14011671.html，上网时间：2015年8月27日。

[28] 用法治干预往往比用政府的全控主义干预要好很多。

（原载《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2期。《中国人大复印资料索引》2016年第7期转摘。此为原文，发表时略有改动，以纸质版为准。英文标题、摘要、关键词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