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8年参加全国高考，最终的成绩委实令人惭愧，没有受过高中教育的后果(其实由于种种原因，我小学和初中加起来也就读了六年)，在数学这门科目上充分反映出来：28.8分的成绩，差一点将自己的“大学梦”敲个粉碎。幸亏历史、政治、地理诸科均取得了85分以上的分数，才使自己侥幸以357.3分的总分，跌跌撞撞挤进杭州大学(今已并入了浙江大学)的校门(当年杭州大学文科的录取分数线据《浙江日报》记载，为330分)，成为该校历史系的一员，开始了前后为期四年的大学生活。
杭州大学在当时是一所省属“重点”综合大学，类似于安徽省的安徽大学、河南省的郑州大学、辽宁省的辽宁大学，在全国诸多的综合性大学里，属于高不凑、低不就的角色。比起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全国重点大学来，它无疑要低上一个档次；可在同类的省属综合大学中，它似乎更显山露水，名头要响亮一些。而就一些系科而言，与众多全国重点大学相比，亦未遑多让：象中文系就有夏承焘、姜亮夫、王驾吾、蒋礼鸿、陈企霞、胡士莹、蒋礼鸿、徐朔方、刘操南、汪静之、沈文倬等一流权威，历史系有沈炼之、陈乐素、黎子耀、徐规、毛昭晰、胡玉堂、王正平等著名专家。这样的特殊地位，使得它多少有些不安分，老是想“婢学夫人”：一方面企冀向全国重点综合大学看齐，逐一日之长，另一方面又想在同类性质的学校中称尊，引领风骚。既自尊又自卑，不知道拿自己该怎么办才好。这也多少影响到我们这些学生，老是由于自己成为杭大人而思想躁动，心猿意马：既遗憾于自己不够争气，与全国重点大学失之交臂；又多少满足于自己能搭乘上杭州大学这一趟班车，未至于一撸到底，让他人笑话。
踏进大学的门槛之后，方才知道上文科，混文凭原来是这般轻松自在的事情。大学大学，实际上就是大而化之地学，稀里糊涂地熬年头，至少做历史系的学生是如此。平时，老师在课堂上照本宣科地念讲稿，学生在底下如留声机似的记笔记。谁勤快，谁专心，谁本份和老实谁的笔记就详尽和具体，谁就是成绩出众的好学生。
学生通常活动规律是：上午应付上课，下午就自由活动。午睡一睡就到3点以后，然后便一身轻装，冲上操场踢足球、扔篮球、玩排球，满身大汗冲完澡，便是进晚餐的时候。填饱肚子，老实一点的，夹上书包上教室自修功课，潇洒一点的，不是到西湖边上观夜景，便是去学校图书馆阅览室翻杂志，最最不济，就呆在寝室里侃大山，摆龙门阵。只是到了每学期临近考试的那段时间，才稍稍有一点学习的气氛：从几个平常听课最认真、笔记最勤快的同学那里借来笔记，拣自己认为有可能会考试的内容抄录下来，然后努力调动大脑记忆的细胞，尽可能地把它们背得滚瓜烂熟，等到考试之时，再把它们一一誊抄到答卷纸上。背得多的，少错讹的拿八、九十的高分；丢三落四背得不够全的就得六、七十分。好在最后一个不落地都能够顺利过关，皆大欢喜。4个学年，8个学期，就这样“从终点又回到原点”，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轻松自在地走了过来，直教那些学理科的同学羡慕得要命、嫉妒得吐血！
杭州大学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位于武林门外往西1公里处的西溪，距离“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子湖，只不过步行20分钟的路程，乘公共汽车票价才花4分钱。著名风景胜地黄龙洞离得更近，散步10分钟便可到达。尤其让我们这群穷学生高兴的是：当时景点都免费开放，可以做不速之客，自由出入。于是乎，大家“却之不恭”，动辄到黄龙洞消闲，1角钱一杯龙井茶(自然不是正宗的)，2角钱一包葵花子(口感还挺不错)，三、五个人围坐在一起，闻花香，听鸟鸣，赏云彩，一坐就是整整一个下午。兴致高涨的时候，还可以到初阳台、保俶塔、岳王庙凭吊遗迹，到西子湖操桨划船，自自在在、没心没肺地把大量的闲暇时间打发掉。
对我们这些囊中羞涩、穷极无聊的学生来说，当时最大的消遣和娱乐，首推观看电影。当时，人们收入菲薄，故尔物价低廉，电影的票价不过1角5分钱，与今天看场电影动辄数十元乃至上百元的天价相比，这简直等于是让大家免费观看。所以，看电影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我们当年的相对廉价享受。既有大把空闲的时光，又不用承受过大的经济负担，我们自然是将那时候上映的影片几乎一部不落地看过一遍，给4年的大学生活平添了一段愉快的回忆。
当时，在黄龙洞边上的浙江艺术学校有一座实验剧场，但在我的印象里，似乎从不见它用来演戏办晚会，只见其播映电影。由于它那里的票价比其他影剧院更为低廉，只卖1角2分钱，加上距离学校又相对比较近，大家便把它列为看电影消闲的首选场所。夕阳西下，华灯初上，约上三、五位气味相投的同学，散步溜弯10分钟便来到它的跟前，彼此轮流作东，掏出几角钱，换回几张票，信步踱入放映大厅，与影片中的男女主角同悲喜、共忧乐一二个钟点，然后伸伸懒腰，打个呵欠，悠悠荡荡打道回府，等待第二天的太阳再从地平线东边升起来。
说实在的，我这大半辈子看的电影中，百分之九十五都集中在那4年。其中至今仍鲜活地留存于自己记忆库中的，就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名单：《巴黎圣母院》、《红菱艳》、《生死恋》、《追捕》、《人证》、《砂器》、《火红的第五乐章》、《蝴蝶梦》、《简爱》、《悲惨世界》、《拿破仑在奥茨特里斯》、《叶塞尼亚》、《摩登时代》、《魂断蓝桥》、《鸳梦重温》、《冷酷的心》、《蒲田进行曲》、《未来世界》、《爱德华大夫》、《英俊少年》、《我两岁》、《挪威的森林》、《望乡》、《车队》……这些外国影片(真该死，就是想不起中国的影片，让那些喜欢说“不”的“义和拳孑遗”“愤青”大大“不爽”，该斥责敝人“崇洋媚外”了)！让自己最初感受到爱的温馨，善的可贵，真的不易，并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自己的生活态度，人生追求、价值观点，因而一直为自己所珍视，看作是一笔无可替代、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可以这么讲，大学本科学4年就我而言，学了点历史知识固然重要，但是看了这些优秀影片却尤为可贵！
与如今蛰居蜗居、靠吃粉笔灰维系生计、一年半载看不上一场电影(象《无极》、《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非诚勿扰》这样的片子不看也罢)的苦行僧生活相比，大学4年里那种每逢新影片必到场的日子，简直就如同生活在天堂一般，着实教人向往和怀念。不过，时过境迁，白云苍狗，套用一部外国影片(又是“外国”，当心“义和拳余孽”发飚)中的插曲歌词，便是“过去的好日子，一去不再复返”，也只能留一份温馨美好的回忆永驻在心间！
除了看电影，大学4年中的“吃”也应该记上一笔，道理很简单，“民以食为天”，大学生作为“草民”乃至“蚁民”之一份子，当然也得“吃”，填报肚子，方可圆上“中国梦”，吃来吃去，便生出一些小小的插曲，堪可记述。
我们在校期间，正赶上沾溉计划经济的恩泽，享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尾巴”。国家大包大揽，不但没有让我们为读书交费，由我们白住宿舍，白用水电，白占课堂，而且还发给每个人数额不等的助学金。那时可绝对没有穷人子弟上不起学的情况发生！记得我当时得的是二等助学金，每月17元5角(头等助学金是18元5角)。和我在绍兴中药厂做学徒工时的收入相等。
别看这笔钱今天说来微不足道，还不够吃一顿麦当劳快餐，但是在物价极其低廉的30多年之前，它可是一笔颇为可观的数额。当时学校发放的每月菜饭票合在一起，每人也不过9元钱而已，这意味着每个人一月花费9元钱，就可以保证吃饱肚子，上课时绝对不会闹低血糖。学生食堂菜价之便宜，说出来，如今的大学生恐怕没有一个敢相信的：大排加菜底每份1角7分，红烧狮子头加菜底，每份1角5分，芋艿豆腐5分钱一碗，清炒油菜3分钱一盘。后来虽然价格有所上涨，但到4年后毕业时，大排加菜底仍不过为2角2分一份(原来的菜价是一分一分地涨，眼下的房价是一万一万地升，这就是我们几十年改革的突出成就之一)！
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当时的生活费用即便是如此低廉，如此合理，也仍有一些同学“身在福中不知福”，对食堂的伙食表示种种不满。有一段时间，在校方的授意之下，食堂为了表示倾听同学对食堂伙食的看法，以期帮助改进工作，提升服务质量，曾在饭厅的墙壁上挂出一本意见簿，让同学们提意见、进建议。这一下可热闹了，写在上面的话什么污七八糟、稀奇古怪的内容都有，其中有两则，由于太有创意、过于尖刻，而让我迄今记忆犹新。一条是：某张姓炊事员打菜，就好像是割他老婆身上的肉一样心痛(骂他手紧，菜的量给的太少)；另一条是：青菜肉圆中的肉丸子正变得无穷小(用数学符号 “- ∞”表示)，而炊事班长的身子正变得无穷大(也用数学符号“+ ∞”表示，一看就是聪敏的理科生干的活，本份的文科生似乎没有那个脑筋)。校方见个别同学闹腾得太夸张、骂得太出格，有违于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宗旨，很快就出手，把挂墙才几天的意见簿给收了起来，一场小小的“茶壶里的风暴”就此迅速平息，校园“维稳”立马呈现成效！
我杭州大学4年中关于“吃”的最温馨、最愉快的记忆，莫过于每月至多二次，最少一回上街头小饭馆“打牙祭”。通常情况下，一个月下来，学校发给的助学金除吃饭、乘车(大学生中多有在公交车上逃票者，我也不能免俗，这样拿不上“台面”的坏事似乎也做过一、二回，惭愧了)、购书之外，总是会略有结余，这时肚子里的馋虫便开始作祟了，于是，便和来自金华地区浦江县的同学张志锐君，一起到文二街的一家饭馆(店名已经记不起来了)，点上菜，喝碗酒，解解口馋，两人轮流做东，实行变通的AA制。
当时饭店的菜肴也同样相当便宜：糖醋排骨5角一份，冬笋炒肉丝6角钱一盘，家常豆腐4角一碗、黄芽韭菜炒鸡蛋3角5分一碟，散装啤酒(如今改称扎啤了)2角一大杯。两个人四菜一汤外加啤酒、米饭，整顿饭的全部开销还不到3元钱。
菜罄盘底，酒饮微曛，彼此话匣子便打开了：天南海北，古今中外，信口开河，无拘无束，种种感慨也渐渐涌上心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悲欢离合，均为云烟。讲的最多的，就是眼下囊中羞涩，花钱拘拘束束，发誓待毕业后挣了工资，再见面时一定要喝个痛快，吃个明白！
但十分遗憾的是，后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当时醉眼矇眬时立下的夙愿，说到底，乃是一介穷酸书生一厢情愿式的傻话。大学毕业三十五、六年，有机会与志锐老兄在一起喝酒聊天，也就寥寥两三回而已，而且心境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再也不复有当时在文二街小饭馆中“打牙祭”的那种韵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