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者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陈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刘文瑾（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系）
成庆（上海大学）
刘文瑾：我想分别给两位提一个问题，先给成庆一个问题。史铁生先生晚年写了一本书，提出一个观点，他说基督教和佛教关心苦难，这是基督教和佛教相同的出发点，但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式不一样，基督教的解决方式是用爱的方式来面对苦难，目的是实现对世界的救赎。而佛教的方式是一种超脱的方式，解决之道是要脱离六道轮回。所以，在我看来，佛教对于现世是有一种很智慧的关照。我们只要想一想现实生活是什么：我们享受美食之时，可能吃多了，肚子吃坏了，对身体并不好。对现实生活，享受之余，我们最深刻的发现可能就是苦难。我赚了很多的钱，我怎么样用这些钱？怎么样用这些钱而不用担心我的安全？而且，赚再多钱，我都不能避开死亡。死亡是一个摆脱不掉的咒语。佛教的智慧是关照到我们人生在世充满苦难。
但是佛教提出的解决之道，在我看来并没有直面苦难。而基督教则提出了一个人在世界很现实的一种伦理：我们要有救赎。我和上帝的关系要体现于我在此世的生活当中。我要有一种，如刚才许老师说到的那个词——入世的禁欲主义。我要进入这个世界，但是进入这个世界的同时，在进入它、拥抱它、爱它的同时，我也批判它、拒绝它、我要有一种斗争的态度。我觉得一种（指基督教）是积极的，一种（指佛教）是消极的，我给出这个词（“消极的”），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
下面是对陈赟提问题。儒、耶、佛好像夹心饼干。基督教在中间，分别向两边提问。
儒家总是有一种现实的依赖性。我们几千年的传统一直是这样，儒家希望借助于现实政权，它也依赖于一种生产方式——我们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现代儒家如果仅仅作为一种思想、理论，我觉得是很好的。它教我们不要那样赤裸地面对当下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而有一种来自内在心灵的抵抗。在这个意义上面很好。但是，在儒家的性格当中，对现实政权，总有一种摆脱不掉的拥抱的欲望。只要这个现实政权能够给他借尸还魂，他可以既往不咎。只要（这个政权）能为儒家所用，彰显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他就可以去拥抱政权。这是不是一种很难改掉的性格？你表现出不同于这种儒家的姿态，但是你个人的这个姿态能不能够扭转儒家常态的入世性、现世性？这是我从基督教的角度对儒家提出的一个批评：它只有现世，以至于很难把胸襟再稍稍放宽一点。
陈赟：刘文瑾这个问题很好，从今天的状态表面上看，好像说的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放眼更长的历史，她说的就可以商榷了。因为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我们知道士与君共治天下，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政治结构，正是这个特殊的结构，把这个政治蜕变为统治的可能性消解了。所以在这里，正是儒家的这批人，提升了中国传统的政治。如果没有儒家，传统中国是什么样的真的很难想象。
这里面要指出，儒者要有两个方面，一者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刚才讲，即使在天下最无道的时候，他还能够过一种有尊严的、美好的生活，故而历史上有很多遁世不见、知而不悔的儒者。你看东林党人对权力的批判，你看朱熹其学问都被批为伪学，以至于他很多弟子要背离他而去，这样的儒者你能说他是那种糟糕的政治的妥协者和拥抱者吗？他们的批判性绝对比今日基督教或佛教徒大得多的多，甚至远远超出了今天人们的想象。只要我们读一读历史，你就会深刻的感觉到这一点。
如果你把儒者从中国的历史上面抽离开来，你很难想象中国的历史是什么样的。汉代的循理都是儒者，他们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是拜访一个地方的先贤、营建一个地方的文化，他们两三个人就能把一个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这跟我们今天的对比不也很鲜明吗？我们今天是共产党治国，共产党员其实不是儒家。虽然有人说共产党是一个儒家党，但是我个人不这样认为，因为我们今天的统治、今天的官僚机制是对上不对下的，但是过去的儒家上有天、下有民、中有自己的良心。所以什么叫做忠臣？恒称其君恶者为忠臣，就是说他敢于直谏、批判君权，这样的人才叫忠臣。但在最近的半个世纪里，你看到过几个这样的忠臣？
但是，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系统当中，我们有意识地把儒家思想的这一向度掩盖了，由此使我们有了你们所有的那样的印象，但事实上历史与真实跟我们臆想的很不一样。至于说儒家太强的入世感，是不是跟现实没有一个紧张感，这是马克思·韦伯在他整个中国宗教的体系当中所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但是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实际上就是一个鲜明的反证。
刘文瑾：我觉得一个人他自己是谁，有的时候也要取决于一个比较。我想在这方面，基督教造成西方政治史上面一个漫长的现象，是政教分离。就是因为有了政教分离，所以西方政治能够演化出三权分立，然后演化出现在这套制度。
当然，儒家中有很多敢于冒死直谏的忠臣。但是儒家在我们的历史上并没有产生政教分离效应。它是我们的教，但是它几乎无法同政权分离，基本上是政教合一的状态。这是问题所在。
许纪霖：我一定要把关于儒家的争论刹住，儒家现在这个话题太热了，老是在设定主题。刚才成庆老师已经在抗议了，佛教的声音不容忽视，刚才刘老师有一个看法，认为佛教太超脱了。佛教难道真的那么超脱吗？是否佛教也有入世的这一面呢？
成庆：其实你们看到的基本上很大一部分是世俗化的佛教形态。但是现在开始却有人批评佛教不够世俗化，不够入世，我觉得已经足够世俗化了。我想他们批评的一个重点是，包括儒家对佛教批评的重点，都是说，你没有一个现世的方案，但事实上佛教从一开始所认知的，就认为政治不能解决人最终的精神和生命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人的解脱。这个原则是区别于儒家最为重要的假设，是认为你们现在活得好，没有用。你们如果谁能读一下佛教水陆法会里的《瑜伽焰口文》中的召请文，会很有启发。召请什么？就是佛教为超度亡灵，来召请过去种种的王侯将相、名门贵族的亡灵，这个召请文是苏东坡所作，文笔非常漂亮。读了这个文，你就会觉得什么世间繁华，对个人生命来说都是非常短暂的。因此我觉得他们没有在政治层面提出足够的方案，恰恰是他对世界解释的独特性，他在这方面具有解脱的独特性。
因此佛教的目的很简单，你如果觉得生命中出现了一些困惑，比如我对生死问题有疑惑，我对心理问题有疑惑，你来找我，我给你一个方法。佛陀自己讲，他只是老师，教给你治疗心灵疾病的方法。
有的人会认为我在批评世俗化，比如台湾有很有名的佛教慈善组织“慈济功德会”，现在被誉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个佛教慈善组织。但是，我觉得那并不是佛教的核心重点，因为做慈善事业是好事情，但是它的重点并不在慈善。而是当你们对生命困惑的时候，它提出一个治疗的方案。我觉得这才是佛教真正的优点。
许纪霖：刚才刘老师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关于杨小凯如何面对死亡的，死亡是每一个人终究要面对的一个终极性问题，即使我们还年轻，这个问题还很遥远，但是我们会面对亲人、朋友，或者你所在乎的人的死亡。另外她讲了一个林书豪的故事，他所面对的是挫折，不是一般的挫折，是和他的生命、他的自我价值实现密切关联的人生大挫折。在那一刻，他是如何超越、战胜自己的。这两个故事很有意味。那么接下来我们请这三位来回应一下，当你们面对挫折、苦难和死亡的时候，从儒家、基督和佛教的角度，你是如何面对的？我希望你们能够从个人的生命体验，给同学们一些启发。现在我要满足一下成庆老师，这一轮从佛教开始！
成庆：首先我不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跟历史上的人相比，我并没有太多的故事可讲。但是，每当我跟学生讲生死问题的时候，我就会举一个例子，常常引起他们很强烈的反应。我的初中同桌是个女生，后来在她蜜月结婚旅行的时候，车祸去世了。我曾经的邻居，也在车祸中去世。尤其让许多学生感到意外的是，我大学时的室友有11人，但毕业这些年，就有两位患病去世。听我这么说，学生经常的反应是：老师，你怎么这么倒霉啊。
我说这不是我倒霉，而是死亡问题其实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出现，这本来就是生命的真实。许老师前些年还有一位学生，在他读博士的时候因为喉癌去世。死亡问题对于生命来说是不可知的，常常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形。但在今天，我们却往往对死亡没有任何感觉，是因为文明化的各种设置让我们很难去接触死亡了，因为你们没有机会去重症病房，也没有机会去太平间去观察死亡。
按照数据来说，每天有你们想象不到的数量的人，正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只不过我身边的死亡概率似乎大了一点，让学生觉得我很倒霉。但是我现在反而觉得，正是他们的突然去世让我反过去想一个问题，你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投胎到这个地方来，突然有一天你就稀里糊涂地死亡了、消失了，这意味着什么？生命没有意义了吗？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关于死亡的问题。
我放弃了我的好专业来读文科研究生，我当时来到上海，曾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报社的编辑，在当时看来，月薪大概有六七千块，对于本科生而言还算可以。如果从世俗角度来说，我应去做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安家立业，过上好的生活。可是这么折腾下来结果是，今天我的工资还没有当年工资高。但我却丝毫不后悔，为什么？
因为在求学过程中，我虽然遭遇到过许多生命的困惑，比如，学术的意义在哪里？和我生命的关联在哪里？我曾经一度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被学院给异化了，真正的生命意义在哪里？不知道，很困惑。
2008年，我去美国访问了近一年，突然被丢到一个真空地带，没有任何的人际关系和交流，也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当时宿舍旁边有一个大水库，我每天就围着这个水库走几圈。有一天，我脑子里面突然蹦出一句话，“人生的目标其实就是没有目标”，当时我觉得这个话好深奥，连我自己都不懂。
后来我慢慢发觉，的确，人生不应该是一个设定目标的过程。为什么？因为你所有设定的目标只是一个想象，就像今天你要做什么，是你对自己人生的一个想象，这是一个非常虚幻的想法。那你会问你该怎么办？有一句话叫做随缘。有的人会说，那是不是天天躺在寝室里面睡大觉？不是的，随缘是说，当你拥有每一个机会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去解决，怎么去完成，但是完成之后，不去执着结果，而是放下它，不是去作种种的幻想。
当然，我对佛教的亲近感，不只是来自于这些经验。小时候我曾经得过副伤寒，高烧一星期，连医院都不收留我了。在高烧过程中，我曾一度出现幻觉，蚊帐上面都是金鱼游来游去，我告诉母亲，那里有好多金鱼在游来游去，母亲说，对啊，好多金鱼啊。
不觉得这当中有一个道理吗？我们经历的人生，往往在内心里构造了许多幻象，你误认为周围有很多金鱼游来游去，不过佛教会告诉你，我们身边的确是有很多金鱼，但是这些金鱼都是如梦如幻的，你不用太把金鱼当真。这其实就是告诉你，不要把我们人生看得那么的实在。
另外一点就是关于因缘方面的。人与人的缘分是你不可预料、不可预知的，但却如影随形地在你身边。其实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都是由这种看似平淡，却又惊心动魄的因缘所构成的故事。这也是说，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换一个观念看待世界和我们的人生。你在坐一班校车的时候，旁边都会坐不同的人，这就是因缘，它构成了我们生命中最精彩的过程。
许纪霖：作为老师我也为成庆鼓掌，为他的因缘鼓掌。接下来我们请刘老师回答，刚才你讲的这两个故事已经有答案在里面了，你有没有第三个故事？关于自己的？
刘文瑾：我从个人、家庭、社会这三个角度分别来讲。
我本科是学经济的，硕士在武大读新闻，后来博士考到北大读比较文学，在北大期间又跑到法国去学哲学。折腾得自己很辛苦。不过我今天坐在这里，我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我是一个比较幸福的人，我不那么确定说我已经找到了终极的东西，但是我一直在寻找。我这样寻找是有一种回应在里面的。我的道路虽然辛苦——我有经济学位，也做过记者、媒体，还在公司、外企做过，直到今天走到大学老师的位置——但是我觉得特别快乐。因为我知道这份寻找，是寻找自我的历程。我一直在寻找自己生命的方向、我生活的意义。如果我们说“皈依”这个词就是朝向某个方向的话，我觉得我是一个有方向感的人。我的幸福来自于我的方向感。
我跟所有人一样，都是充满欲望的人。我向往人生的成就，各方面的成就，包括金钱、才华等等。所有的、人家获得的成功，我都想获得。但是我也确实感到，这是一种空虚。我在有些时候，譬如说嫉妒、竞争、仇恨之时，会感到生命的虚无和痛苦。所以我在寻找的过程当中，也在想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我出生的家庭，我父母的家庭跟所有中国家庭一样，是我们中国这个大的社环境之下塑造出来的。我们好像有儒家文化，但却是不那么阳光的儒家文化，很复杂。我们当中有很多恩恩怨怨，我自己的原生家庭不是那么和谐。
我看我自己生活的社会，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苦难的社会。虽然我自己家庭条件还不错，我没有挨过饿，或者像我先生那样，小时候很想吃肉，吃不到，一吃，吃太多，弄得自己要吐。我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但是我感觉到我所在的社会，那些底层的人，或者是那些有一点儿钱、有一点儿权的人们的痛苦。
底层的人，他们有物质匮乏的痛苦。在物质的匮乏之外，是精神的痛苦。他们在很多方面已经失去了自己在精神和尊严方面的追求了。比如说我们的洗脚业。为了那么一点点钱，他们就可以做洗脚工了。他们害怕的是没有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作，他们怎么养家？他们已经为了生存压力顾及不到自己的尊严。
还有有钱、有权人的痛苦。我觉得那是为了挣钱，无暇考虑自己的灵魂和自己人生意义的痛苦。他们虽然好像表面上面活得很得意，但是我觉得他们作为人的那一部分灵魂也处在一种痛苦当中。他们在收贿受贿，或者阿谀奉承的时候，他们的灵魂也会责备他们。
我感受到的苦使我对基督教有一种认同。它来自于我的个人经验，来自于我跟有这种信仰的人的接触。我在这些人身上发现人性的美。我觉得人最美的时候，是忏悔自己的时候。我自己一度，在房间里挂了一幅画，是一个背影，一个人跪下来的背影。一个人能够认罪，请求饶恕；得到饶恕之后，能够赞美。我觉得这是灵魂最美的样子。我们不是不会犯错的人，我们会犯很多的错，因为自己，也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感到痛苦，感到需要忏悔，感到难受。我觉得这是最美的时刻。我是一个喜欢文学的人，我喜欢美的事物。但忏悔认罪的“美”不同于这一切。这个“美”在于，人能够给自己打一个问号、打一个折扣。这个时候我觉得有最美的东西。
在基督教作家方面，我年轻时候特别喜欢一个作者叫西蒙娜·韦伊。今天的巴黎高师有一个报告厅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韦伊大学时候在法国号称是红色马克思贞女。她关心天下人的苦难，把别人的苦难当作自己的苦难，因此起初是很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有一天，当她来到一个渔村，看到渔民们晚上在劳动了一天之后，能够手拉着手站在海边，在月光之下唱赞美诗的时候，她发现她之前寻求的所有都不及这一刻的救赎。如果说现代性是我们的命运甚至使命，那么现代性之下，工人的劳动、异化劳动也许是一种没有办法的苦难，至少目前来说我们还看不到解决的办法。在没有办法可以让人从机械的、枯燥的，甚至很有危险的挖煤的工作当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人们最好的解脱，也许就是能够发出对上帝的赞美。因为在这里，他们恢复了人性的全部光辉，也被这个世界所承认。
我中学的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悲惨世界》。去年《悲惨世界》的电影取得了奥斯卡奖的最佳音乐奖，建议大家看看这个电影。它里面讲到了——其实这也是雨果这一生所追求的主题——对现实革命的救赎。雨果在写《悲惨世界》《九三年》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现实的革命虽有其合理性，但它的存在往往是过度暴力。能够实现的、在我们这个世界能够实现的最好的救赎是什么样的救赎？也许是来自于人性的救赎，来自于精神的革命。
如果我们能够从每个人做起——回到许纪霖老师说的责任，个人责任——如果我们在寻求个人责任的时候，从每个人的灵魂做起，能够完成这样一个精神的革命、内在革命的话，我想这个世界可以大大地改观，不需要那么多的暴力、流血和牺牲。
许纪霖：面对这种充满情感的故事，理性总是苍白的。前两天深圳一家报纸发了我的一个采访录，他们起了一个题目，叫《我越来越不相信理性》。我当时看了以后还有点担心，但是听了他们两个人故事以后，我突然发现，我说的可能有一点儿道理。因为真正能打动我的，是那些有情感的故事。儒家是最讲理性的，但儒家难道没有自己的故事、没有自己的情感吗？我相信陈赟老师一定会显示他另外的一面。
陈赟：刚才两位都讲了他们的故事，实际上我正像成庆刚才讲的那句话一样，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要说没有故事，但所经历的苦难应该比他们都更多、更大，但我们不是忆苦思甜，忆苦思甜也不能证明基督教或佛教的正确性。我的经历只能确证一点，如果我们求助任何一个异己的力量，实际上都脱离了自己的责任。当别人都不知道你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就决定了明天你所在的位置。因而直面人生，更重要的是直面自己，才是首务。我并不追求无限，也不渴望不朽，我满足于有限的当下，只是把当下的事情尽心尽力地做好，至于结果如何，不得而知，我也不想知道。但是，我以最大的方式可以尽量无憾。我想这是我的一个态度。
关于死亡，我也想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关于一位老师，很多年前，他得了脑癌，经过治疗，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好了，然后回家，他有很深刻的感受，以前自己的所学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他所从事的学问中，只有渗透人的价值的事物才是好的，因而他直到生命的临终状态，才明白蓝天真好、白云真好、草地真好、活着真好，这些事物就其自身而言就是好的，而不必要经由人的价值的投射。另一个是徐梵澄的故事，徐在印度泰戈尔学院，室利·阿罗频多学院生活了几十年。阿罗频多跟甘地、泰戈尔并称为印度三大圣人，同时阿罗频多也是印度独立解放运动的领袖，但是后来隐居在印度南部海边的一个城市，在那里过了他最后的40年，40年他从来没有下过楼，永远生活在二楼，直到他死亡。徐梵澄在那里过了很多年，回到了中国，他到死只有一句话：儒家真好。在儒家，死亡并不可怕，也无可逃避，因为这是生命体必然面临的规律，需要从容面对。我们虽然不能改变死亡的到来，我们可以改变我们死亡的方式。徐本人的死就是儒家所说的“无疾而终”。我们很多人的死亡不是因为自己气质性的毛病，就是因为自己的情绪性的病候。你身体不健康，或者是你精神不健康，或者是你心理不健康，而所有身体的健康问题，大概90%都跟你的心理和情绪的不健康有关系。如果你的情绪和心理不健康，必然你会有气质性的毛病。也就是说气质性的毛病不是遗传带给你的，是你自己的作为，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带给你的。儒家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既然在世我就好好活着，死了我就安静而从容地死去。但是从生物性而言，最高的境界就是没有一点气质性毛病，我的死，只是身体官能的自然老化，而不是我自己的修为给我带来的各种疾病。现在的人已经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徐梵澄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故事，就是儒家讲的“全而生之，全而归之”，当上天把这个生命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好好地保养他，滋润他。当上天要把这个生命取走的时候，我们顺从它。这样一个态度，恰恰就是儒家里面，我们身体，一方面是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另一方面，我们来自于天生地。所以你看儒家的成人礼和很多其他民族的成人礼，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比如说非洲的一个部落的成人礼，要做舌盘，在舌头下面装一个木舌头或者陶瓷做的舌头，为什么？要让自己变得丑一点儿，不被其他的部落抢去。长此以往，这个部落就认为谁的舌盘越大，这个人就越美，娶了这样的人，他也就越有地位。但这是以毁伤自己形体的方式来确证精神的胜利。在非洲和欧洲的很多民族当中，成人礼采用的是割礼，割礼就是要给自己的生殖器官做手术，或者见血，让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来毁伤，毁伤告诉你，以后你成长了，你的精神要主宰你的身体。但是在儒家的成人礼里面，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一点的毁伤，相反充满了敬意。自己身体的那样一个“容”，那是礼的要求。我想，通过这样一个角度，可以看出儒家看待死亡，从来不是一个可怕的事情，虽然说我还没有死也没有亡，但这一天总归会到来，我从来就没有恐惧过死亡。
我母亲也去世了，她就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但是我发现她走的时候也非常安然，虽然她一生充满苦难，但她并没有把死亡本身作为苦难，而是坦然的，好像非常平静地告别了我们。我想这里面可能有一种儒家文化的潜移默化的熏陶。而你要把这个死亡交给另外一个东西的话，那么也许你的心灵获得了某种慰藉，但是你同时也逃避了对自己身体的一种责任。
许纪霖：三位老师的故事都非常动人，他们不仅是个人的，背后都有很深刻的、各自所信仰的道理。在成庆老师那里，人生是如梦如幻，无所执着，最后才能找到自己。但是在刘老师看来，最重要的是克服自身的残缺性，最后走向完美的上帝。但在陈赟老师的儒家观点来看，最重要的是当下与此刻，从当下与此刻来寻找到生命真正的意义。
儒耶佛都有各自的法道来找到真正的自我、真正的生命所在。我此刻所关心的是更有趣的问题，当你们彼此听了各自的故事以后，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共享的，有一些互相理解和亲近了？还是觉得听了别人的故事以后，觉得自己和他的距离更遥远了？
刘文瑾：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消费市场。人们在这个世界常常是被当作消费者来定义的。甚至在思想上面我们也是消费者。这个讲座的媒体支持是澎湃的“思想市场”频道。我觉得很奇怪，思想是市场，思想成为市场，思想是可以出售的吗？我感到在这样一场“怎样安身立命”的讲座里面，怎样安身立命好像也是要被出售，虽然这不是许老师的初衷，但是形成了一个潮流。
我感到儒耶佛虽然彼此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它针对这个社会消费化的趋势，这样一种虚无主义的趋势，它们都要寻找一个来自身心灵深处的力量，来对抗这样一个非常可怕的、虚无化的潮流，一切都要变成可以看见的东西、可以计算的东西、可以出售的东西。
成庆：我跟陈赟老师认识十几年了，我刚刚来到华师大的时候，就感觉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不过他非常克制。但我要说的是，他讲的这个问题恰恰是我理解佛教的一个起点。
因为无疾而终这种情形，包括善始善终这样的一个理想，在我看来，仍然把自己托付于某种不可知的东西。比方说我的身体能跑马拉松，但是出门被车撞死了。这是因为什么原因？是我的器质性的问题，还是我的性格有问题，我不该那个时候出门吗？
我想，在谈到对身体的护养和善养浩然之气方面，类似这种对个人身体的关注的时候，其实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世界上的死亡不是个人能够控制的，而是面临着众多偶然因缘的可能性。因此我觉得，儒家里面说善终是一个很好的死亡结局，我认为这是一种理想，但却无法去把握它。假如每个人的死亡都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一个结果，我觉得可以认同。但是问题是，我们如何去理解由不可知的、偶然的因素带给我们的死亡？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今天我突然觉得，儒耶佛这三家，其实并不存在市场的问题。我反而认为，在今天不是我们供给了太多的资源，经常有上过我课的学生会来问我，老师，你告诉我一个什么方法让我没有烦恼？
这种生命真实的需要，我们是需要去回应的，你有责任告诉他有一种可能性，如果相信唯物主义，我会告诉你唯物主义怎么认为的，如果你觉得儒家也可以接受，那我也可以告诉你，儒家的观点是什么。其实我还会告诉他其他众多的资源，道家、儒家、基督教，我会给他多多提供。我认为这不叫市场，而是说给你的生命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应该是让大家感觉到你生命有另外一扇窗户。
但是今天我们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很多元，本质却是单一化、同质化的。所以我想今天这场儒耶佛的对谈，所能带来的最佳效果是，我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出现，他的生命观和他的经历，跟我有某种共鸣，然后可以看一下、接触一下，看一下他的思想当中有没有供我参考的资源。至于我们三个彼此认同或者不认同，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的选择与因缘，我觉得这是今天这场活动最大的意义。
陈赟：其实刚才成庆讲到了死亡这个问题，当然我也经常讲死这个问题，死是不是亡，对不同的人来说它的结果并不一样。死这个问题，当然具有意外性、偶然性、不可控制性。但即使在这所有当中，我觉得还是有我们自己可以致力的地方。我觉得整个儒家的出发点是，我们只能说能够尽力的地方，至于我们用不上力的地方，比如说命运、天，那么我们无可奈何，则保持沉默。至于我们该用力的地方，我们就一刻也不要放松我们自己的修行。
对待自己的死亡，实际上在儒家引发出来的是一生的修行，你没有一生的修行怎么可能会有无疾而终的这样一个结果呢？所以整个儒家，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话，是这样讲的，“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那些不是我们所能够决定的东西，那叫天命，我们听天命。然而敬其在己者，就是说尽人事，尽我们人所能够做的，结果如何呢？不得而知。不得而知，我也不求知。
这就涉及到一个意义的问题，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当下，把每一件事情都落实了，没有遗憾，我想你就不会去寻求生命的意义，因为你在每一个瞬间都是充实的；当你去寻求生命意义的时候，恰恰是因为有限的当下没有被你充实。而这个当下充实，恰恰是你可以做到的事情。这个好像如何面对死和生，其实就是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比如，当你极其平静地对待死亡，但它不可能在死亡前的那一刻突然降临，而是你平时的积累、修为，给你带来的一个后果。
所以，正因为我们慎重对待死亡，所以我们才更加珍重我们有限的人生。生而为人一乐也，生者，活着，这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即使在很多无法预料的苦难面前，只要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实际上我的内心就会仍然是快乐的。
我们可以想象，佛陀、耶稣、孔子在死亡的时候，他们做的是什么？耶稣是让自己，当然也是他自己的一个选择，钉在十字架上面，通过他的死来换取人类的救赎，这是耶稣的死。这个死是一种悲伤的牺牲。但是儒家不这样认为，程颢会说，人若于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但先有一个自身不好了。自己的身体与别人的同样美好，你为什么不会更加热爱它呢？
佛陀的死亡是一种涅磐，他的一生工夫的目标就是走向死亡，因为人生是苦海无边，死亡是真正的解脱。但孔子临死却的时候是“弦歌而卒”，其歌云：“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唱完了这首歌，他就死了，说来就来，说去就去，这在后世的修行方法上面，那是非常深的道行，这是人在死亡面前可能做到的高度。孔子就是这样微笑着面对自己的死亡，就好像嵇康在死的时候，弹奏了一曲广陵散，从容赴死。所以汉语有一个词叫做“视死如归”，死亡就好像我们回家，因为我们从这个大地上回来，我们再回到这个大地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回归。有什么可怕的呢？
许纪霖：我今天坐在台上听他们讲道，我是一个中立方，但有一个感觉，好像去了一个家电大卖场，好多名牌电视机放在那里，放的是同一个节目，但展示各自不同的魅力。今天这三家所面对的问题是同样的，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问题。他们力图用一种展示的方式，不是用消费的或买卖的方式来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当然，这里带有某种竞争性，但竞争不是他们的目的，就像成庆所说，他并不在乎别人如何反应，关键是自己的因缘。从这个意义来说，这个市场不就像一个百花齐放的大花园吗？
我一直非常敬仰的哈佛大学中国思想史研究权威史华慈教授，他是研究是比较宗教、比较哲学的，他有一个看法与众不同，一般人一讲到中西思想，都是强调中西之间差别，但是他更多的是去探求中西之间的相通性。中西文明都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文明，这些轴心文明与宗教实际上都反映了人类普遍的困境，既是现实的困境，也是心灵的困境，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同样的，他们的关怀也是同样的。只是各自解决的方式不一样。
今天儒耶佛三家能够对话，也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关怀。今天这个对话仅仅是开始，只是初步的、外延性的，还没有进入到深层次的。如果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组织一些更具体的讨论，比如如何对待苦难、死亡、恐惧、烦扰、挫折，儒家、基督教和佛教有一种什么样的智慧来对待这些人类普遍的困境？今天仅仅是一场开始，而这个开始却很符合儒家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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