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首席教授

李大钊1917年4月18日于《甲寅》日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以后，一发而不可收，又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1919年1月1日）、《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答高承元君）》（1919年11月1日）、《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1920年8月15日），评驳日本“大亚细亚主义”，唱起了对台戏。

1、《大亚细亚主义》（1917年4月18日）

1916年11月，日本小寺谦吉出版《大亚细亚主义论》，较早提出“大亚细亚主义”这个概念。（《大亚细亚主义论》汉译本1918年由中国百城書舍出版。）日本《中央公论》第4期，刊登《何谓大亚细亚主义》一文。李大钊不同意其中观点，奋起驳论。此为李大钊撰写《大亚细亚主义》的直接原因。

李大钊在《大亚细亚主义》一文中说：“日本东京发刊之四月号《中央公论》，辟卷即揭一论文，题曰：《何谓大亚细亚主义》”，此文论述什么是“西洋文明之精神”，此即对内以“集中的资本主义以掠夺劳动阶级”，对外以“国民的暴力主义”侵略他国。因此“西洋之文明”就是掠夺之文明、“西洋之主义”就是掠夺之主义。

《何谓大亚细亚主义》又指出于今亚细亚人到处受人排斥，遭人厌恶。白人所谓的“世界”，已不将“黄人”包括在内。白人所谓的人道，“不以待遇居于亚细亚之黄人”。堪为深忧的是日本政府对此一无自觉，其外交“皆为英国保障远东之守门犬”。文章“号召”所有亚洲人，“速为觉悟”，培植“独立自主之基”以“建立大亚细亚主义为唯一之理想”。在此理想之下，日本、中国及印度于政治、文化、宗教、思想、经济各个方面，实行“天然之联络”，共同“抗彼西洋，拒彼白人”，直至排除欧美势力于亚细亚以外，俾使“亚细亚为亚细亚人之亚细亚”。

李大钊写《大亚细亚主义》是对《何谓大亚细亚主义》一文的评判。李大钊说：日人所论，“事实所在，无可讳避，吾人亦不敢否认”。针对“大西洋主义”，而揭出“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作为对立与抗拒，似属“当然之反响”。然而没有中国就没有亚细亚，中国不独立则亚细亚不独立，“中国位于亚细亚之大陆，版图如兹其宏阔，族众如兹其繁多，其势力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势力，其文明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文明”。如果世上真有所谓“大亚细亚主义”，这个“主义”，“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如果日本真有建立大亚细亚主义的理想与觉悟，首先必须承认“中华为亚洲大局之柱石”。

李大钊揭露日本“乃假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以颜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相欺凌”，其以“亚细亚之主人翁”自居，必为欧美列强众矢之的，而召“殄灭之祸”。同时，亦将“嫁祸于全亚之同胞”。

于此同时，李大钊也正告“欧美诸邦”，必须“速祛狭隘种族之见，而扩充其世界人道之内容，对于有色人种一视同仁，勿任此疆彼界，有尊卑贵贱之差”，如此“世界的革命可免，黄白战争之祸可不至实现”。（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甲寅》日刊，1917年4月18日。）

2、《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1919年1月1日）

1919年元旦，李大钊又在《国民》杂志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文章说：日本近来有一班人，倡大亚细亚主义，我们亚细亚人听见这个名辞，却很担心。倡这个主义的人有建部遁吾、大光谷瑞、德富苏峰、小寺谦吉等。我们须要把他们所倡的大亚细亚主义认识得清清楚楚，然后再下判断。李大钊从以下方面揭示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本质所在。

李大钊说：“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的隐语。“中国的运命，全靠着列强均势，才能维持，这也不必讳言。日本若想独吞，非先排去这些均等的势力不可。”由此日本想来想去，想出这个名辞。表面上是“同文同种的亲热话”，“实际上却有一种独吞独咽的意思在话里包藏”。

“大亚细亚主义”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要借亚细亚孟罗主义一句话，挡欧、美人的驾，不令他们在东方扩张势力”。这样，亚细亚的民族就都去听日本人指挥，亚细亚的问题一概由日本人解决，让“日本作亚细亚的盟主”，让亚细亚成为日本人一家的“舞台”。到那时，亚细亚不是欧、美人的亚细亚，也不是亚细亚人的亚细亚，简直就是日本人的亚细亚了。所以，“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和平的主义，而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而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而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而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

李大钊说：当今列强都在争先恐后倡导形形色色的“大主义”。你倡大斯拉夫主义，我就倡大日尔曼主义。你倡大亚细亚主义，我就倡大欧罗巴主义。一系列的“大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无非凭籍本国的强大，胁迫周边贫弱之国，绑上它的战车，与别的强国争强夺胜。对于日本人这个“主义”，亚洲各国，哪个甘心。欧美列强，哪个愿意。结果“内启同洲的争，外召世界的忌，岂不是自杀政策”。李大钊强调：倡导“大亚细亚主义”极其危险，这个危险，不仅危害日本，且可危害亚细亚的一切民族，危害全世界的和平。防止这种危险，人人有责，“就连日本真正善良的国民也都该负一份的”。

李大钊反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首创中国的“新亚细亚主义”，并提出“世界联邦”理论。他说：看世界大势，美洲将来必成一个美洲联邦，欧洲必成一个欧洲联邦，“亚洲也应该成一个相类的组织”，这是“世界联邦的基础”。

为达成这个目的，的确需要一个“亚细亚主义”，用它协同亚洲人的思想与行动，然而这不是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而是中国的“新亚细亚主义”。这种“新亚细亚主义”，是“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立，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国民》1919年1月1日。）

3、《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答高承元君）》（1919年11月1日）

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1919年元旦在《国民》杂志上发表以后，有一位叫高承元的先生在《法政学报》第10期上发表文章，针对李大钊文中“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立，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一语提出商榷意见。

高承元询问李大钊：“为甚么不主张世界各民族直接联合起来，造成世界的联邦，却要各洲的小联合作个基础？”然后又自问自答，是不是因为：（1）“为联合便利上”；（2）“怕欧美人用势力来压迫亚洲民族”。为此李大钊1919年11月1日在《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发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答高承元君）》一文，对高承远的商榷之词作了回应。此年中国爆发震惊世界的“五四”爱国运动，同时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也蓬勃兴起。

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答高承元君）》这篇文章中，李大钊说：我并没有不主张世界各民族直接联合起来造成世界的联邦。我所主张的亚洲的联合，连欧美人旅居亚洲的也包含在内。不过以地域论，亚洲终是亚洲，非洲终是非洲，是无可如何的事实。以民族论，各洲的民族多是安土重迁，居亚洲的终是亚人为最多，居欧洲的终是欧人为最众。据现在的情势看来，各洲有了小联合，就是各民族直接联合起来造成世界的联邦的第一步。

李大钊认为以各洲“小联合”作基础，创造“世界联邦”，确有“便利”操作的原因，首先是地理上的“便利”。对此高承元驳论：由“小亚细亚到异洲的君士坦丁”，“不过隔一海峡”。相反，从小亚细亚到青海、西藏则遥远得多。以此反对李大钊将地理接近作为联合的基础。李大钊回应：“亚细亚境内各地方对于欧罗巴境内各地方的关系，不全是小亚细亚与君士坦丁的关系，且除去一个小亚细亚与君士坦丁的关系以外，几全不是这样的关系”。同样，“由小亚细亚到同洲的青海、西藏”的关系，固然不如“由小亚细亚到异洲的君士坦丁”地理相近，“但是亚细亚境内各地方间的关系，不全是“由小亚细亚到青海、西藏”的关系，且除去一个小亚细亚与青海、西藏的关系，“几全不是这样的关系。”

李大钊也承认，进行亚洲的“小联合”，亦因民情相近之便。高承元则以反例相驳：香港、广州的民情与异洲欧美相近，而与同洲的蒙藏相远，何不将其联合于欧美，而联合于亚洲？李大钊回应：“亚洲境内大多数地方间的民情的差异，都是香港、广州与蒙古、西藏的比例吗？”更何况，“香港、广州的民情和异洲的欧美相较，与和同洲或同国的蒙古、西藏相较，那个远，那个近，还是一个疑问。”

李大钊强调“新亚细亚主义”，“不是为怕欧美人用势力来压迫亚洲民族而倡的”，而是因受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压迫，才去揭起“新亚细亚主义”的旗帜。他说：若不破坏“大亚细亚主义”，“新亚细亚主义”就没有意义；“大亚细亚主义”若不破坏，“新亚细亚主义”就无从完成。“中日陆海军共同防敌的军事协定”、“日本人提倡的亚细亚学生会”、“日本人的蒙古的自决”，种种怪现象、诡把戏，不都是“大亚细亚主义”下的产物吗？

他引用法国博士李霞儿的话说：“在亚细亚境内有奴隶国的期间，其他亚细亚诸国亦决不是自由国。在亚洲境内有受人轻蔑的国的期间，其他亚细亚诸国亦决不能得人尊敬。诸君真愿得世界的尊敬，诸君不可不使其他亚细亚诸国也为可被尊敬的国。为他日一切亚细亚诸国得自由计，诸君尤不可不先作最初的解放者。束缚他人的，同时自己也受束缚。”李大钊认为：这是欧人对日本人的忠告，也是对亚洲各民族的警告：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是“奴隶国”的主义，是“束缚他人”的主义，必须“扫除大亚细亚主义”，破坏“大亚细亚主义”。李大钊告诫国人：不要震于日本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势力，不要轻视弱小民族和军国主义、资本主义下的民众的力量。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象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人民应该在那威势煊赫的中间，看出真理的威权，因而产生勇气与确信，敢于搏战，争取胜利。

李大钊强调因为“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步，是对内的，不是对外的。是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不是对欧、美的排亚主义的”。李大钊呼吁:“亚细亚境内亚人对亚人的强权不除，亚细亚境内他洲人对亚人的强权就没有撤退的希望。亚细亚境内亚人对亚人的强权打破以后，他洲人的强权自然归于消灭”。

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不是“亲疏差别的亚细亚主义”，乃是“适应世界的组织”的“亚细亚主义”。不是“背反世界主义”的“亚细亚主义”，乃是“顺应世界主义”的“新亚细亚主义”。李大钊指出：压迫亚人的亚人，我们固是反对，压迫亚人的非亚洲人我们也是反对；压迫非亚洲人的非亚洲人，我们固是反对，压迫非亚洲人的亚人，我们也是反对。强权是我们的敌，公理是我们的友。“亚细亚是我们划出改造世界先行着手的一部分，不是亚人独占的舞台。”他呼吁：“人类都是我们的同胞，没有我们的仇敌”，凡在亚细亚境内生活的欧美人民“我们都不排斥”。

李大钊还把他的“新亚细亚主义”，说成是“自治主义”，是“把地域民族都化为民主的组织”的主义，不是“排外主义”，不是“闭锁主义”。他相信最善的“世界组织”都应该是自治的，是民主化的，是尊重个性的。

李大钊说：应该信赖民族自决的力量，去解决一切纠纷，不可再蹈从前“以夷制夷”的复辙。“以夷制夷”这句话里，含着太多失败与失望，表现太多的卑弱与耻辱。无论以人制人，虎去狼来，受祸还是一样。就是幸而依人能求苟活，这种卑陋的生活，也终于自灭而已。再有就是，世界上无论何种族何国民，只要是立于人类同胞的地位，用那真正民主的精神，来扶持公理，反抗强权的人，“都认他为至亲切的弟兄，愿意和他们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平等、自由、没有远近亲疏的世界”。（李大钊：《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答高承元君）》，《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1919年11月1日。）

4、《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1920年8月15日）

李大钊自1919年11月1日在《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发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答高承元君）》一文之后，仅9个月，即1920年8月15日，又发表《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一文。文章说亚洲地区的青年已经觉醒，在各自的国家发动起伟大的运动。这就是中国青年的反抗强权的运动——五四运动。日本青年的普选运动、劳工运动以及朝鲜青年的自治运动。这些运动，“表面上、形式上虽有不同，且有互相冲突的地方，而精神上、实质上皆本于同一的精神，向同一的方向进行。”

他鼓励亚洲的青年打破种族和国家的界限，不再接受本国政府的愚弄、挑拨、隔阂与遮蔽，把“强者阶级”造下的嫌怨、隔阂，一概抛去，一概冲开，打出一道光明，在“真实的光辉”之下，开诚心，布公道，商量一个共同改造的方略，发起一个共同改造的运动。李大钊说的“愚弄、挑拨、隔阂与遮蔽”,就是日本“大亚细亚主义”邪恶误导与恶劣影响，他强调只有将这个“主义”的阴谋识破、打倒，才会“打出一道光明”，让亚洲看到“真实的光辉”，才会形成亚洲真正的“大同盟”。

他预见亚细亚将本着世界主义的方针，形成青年的大团结，发起联合的大运动。他承认有亚细亚与欧罗巴的区别，但不主张“分什么黄白人种的界限，只是提出我们所居的世界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改造的区域”。“亚细亚”这个词具有广泛的意义，“就是远东的俄罗斯青年，也该包括在亚细亚青年以内。”

他感慨亚细亚的权力中心，集中在日本军国主义、资本侵略主义的掌中。亚细亚青年的解放运动、改造运动、光明运动，自然要从破坏亚细亚境内的军国主义、资本侵略主义下手。李大钊愤怒声明：“在朝鲜境内造成民族的仇怨、施行残忍的政治的是什么东西？在西伯利亚造成民族的仇怨、演成民族的战争的是什么东西？在中华大陆造成民族的仇怨、酝酿未来世界的战争的是什么东西？不用说，是日本的军国主义、资本的侵略主义了。要想扫除这些怨仇、祸患，全亚细亚的青年都该负重大的责任。”

李大钊反对将中国学生运动（“五四”运动）说成“排日运动”，不承认它是“狭隘”的“爱国运动”，只承认是“反抗强权的运动”。因为中国青年在爱国的同时，也同时“爱日本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而且爱得“一样诚挚，一样恳切。”相反，是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打着“爱国”的旗帜，“为爱国去杀人生命，掠人土地，是强盗的行为，是背人道反理性的行为”。

文章对新生苏联的对华政策表示欢迎。他说：最近苏联声明把从前罗曼诺夫朝从中国掠夺去的权利一概退还，中国青年非常感佩他们的伟大精神。当然“我们决不是因为收回一点物质的权利才去感谢他们的，我们是因为他们能在这强权世界中，表显他们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的精神，才去钦服他们的。”

李大钊为亚洲青年描绘出新世界的图景：“都有劳动权，都有生存权，只要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世界上的地方都许世界上的人劳动生存，我们大家安安宁宁的工作起来，只有互助，无须相争，只有友情，那有仇怨。”李大钊看清了新世界的光明，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世界都是光明啊！人类都是同胞啊！愿我全亚细亚的青年努力！”（1920年4月30日写于北京。《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1920年8月15日，署名：李大钊）

余论：

以上李大钊有关“亚细亚”的四篇文章，揭露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侵略本质，揭起“新亚细亚主义”的旗帜，并提出“世界主义”的主张。将李大钊与与孙中山、章太炎比较，对于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批判，前者的眼力更明锐，语词更犀利。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打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号，然其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其与英美的矛盾，乃为瓜分世界、利益冲突而起的帝国主义内部的争执。日本大亚细亚鼓吹“联亚反帝“，纯为策略需要，最终目的是让日本一国独霸亚洲，一国独吞中国。因此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与全亚洲的“隐语”，是“侵略主义”。（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国民》，1919年1月1日。）

针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李大钊首创“新亚细亚主义”。这个主义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在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没有破坏之前，我们亚洲的弱小民族应当联合起来共同破坏这个大亚细亚主义；一个是在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既经破坏以后，亚洲全体民众联合起来加入世界的组织——假如世界的组织那时可以成立。”简言之“破坏这个大亚细亚主义”、联合起来实现世界人民的大联合，共同反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页。）李大钊明言，他的“新亚细亚主义”，包含着“世界主义”的思想内容。这个世界主义，不论地区的“亲疏”，不分“人种的界限”。全世界的人民“都认他为至亲切的弟兄”，结成大“组织”，合成大“联盟”，一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一同“创造一个平等、自由、没有远近亲疏的世界”。（李大钊：《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答高承元君）》，《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1919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