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咱们今天呢，聊一聊梁任公--梁启超老先生。
百年中国历史人物，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人物，很多人都深深打上了这个政治的烙印。也就是说，很多学术人物，文化人物，如果他们在政治当中没有地位，那么，他们的价值，就很容易被低估，处境也很尴尬。
这种情形的出现，其实，原因并不复杂。20世纪上半页，革命是主旋律，20世纪下半页，开国三十年，阶级斗争是关键词。
《百年中国历史人物》，这个课是我的兴趣所在，比较好玩的一件事情。这一学期讲课，越讲体会越深，有时候，竟至于有点惆怅。也就说，讲一些现代人物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博物馆里面的讲解员。这一百年，如此鲜活的人物，学友们没有听说过，怎么办？就要闪转腾挪，聊一聊他的左邻右舍，但是，部分学友，对他的左邻右舍，也没有印象。因为，学友们真的没有听说过这个人，这就难了。给人感觉，就好像这个人，没有生活在民国，而是生活在很久很久以前，遇到一两位这样的人物，学友们无语了，我也蔫了。
前一段我讲到梁漱溟先生，一个班里知道梁漱溟名字的，很少，在历史上对得上号的，就没有。这是为什么呢？梁漱溟先生在五十年代，在政治上是挂号的符号，被毛泽东批成反动文人，被认为思想非常反动，他是很挂号的。现在有一个非政治化的取向，只要没有被政治课提及的人物，大家就不知道这个人。
只有那些板上钉钉的那么人物，康梁，大众知名度，不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搞维新变法。百年中国历史的一大关键。百年中国人物里头，特别鲜活的人物，亦学亦政，在学政之间游弋。既是学术的，其实也是政治的，有人在政治和学术之间穿梭，好像钟摆似的。
百年中国史，这样的人物非常多。事实上，不管何种人物，只有被政治所承认，具有政治价值，才能天下闻名。我们看，政治已经成为一种尺度，然后，用它来衡量各色人等。这就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依然高度政治化。
在改革的时代，高度政治化的教育固然不够成功，但是，政治式的教育，依然拥有有很强的资源。百年中国历史人物，一旦被写进《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然后这个人，就可能被大家所知晓。如果没被写进《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个人物，好像就失去了被大家知晓的机缘。
同样是老梁家的人，一个是梁任公，一个是梁漱溟。在20世纪50年代，两位的知名度，大体是相当的。梁漱溟搞乡村建设，参与民盟的创建，办《光明报》，一生，梁漱溟不仅是一位新儒家，还是一位政治活动家。最关键的是，梁漱溟被写进毛选五卷，是一位曾被毛润之严厉批判的"反动文人"。伟大领袖批判过，这就形成了"天下谁人不识君"。
梁任公梁启超老先生就几乎没人不知道，就成为一种常识；梁漱溟，好像给我们感觉，就要进行普及，普及梁漱溟。一说起梁漱溟，给人感觉曲高和寡。实际上梁漱溟也参加了蛮多的政治，只不过没有被写入政治史而已。没有被来得及写入，如果1949年以后的事，要写进历史的话，梁漱溟绝对是一位不容忽略的，浓笔重彩的人物。在"一化三改"时候，他对当时主事的，对毛主席的主张，并不是那么认同，而且还有很尖锐的批评。工人生活在九天以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以下，农民和工人的境遇，天差地别。毛润之发现梁漱溟，为农民说话，就认为梁漱溟很坏，就要发动政治攻势，批倒批臭。从五十年代过来的人，都听过梁漱溟的大名。
实际上，如果说找这么两个人，能够对百年中国有一个全程的关照，我觉得，前半段，找一代代表，梁启超先生很适合，很有代表性； 1949年以后的一段，梁漱溟先生可以作为后半段的代表。
从文化取向来看，梁漱溟和梁任公，可以有得一比，都是亦学亦政，但是，梁漱溟，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淡出了。爱读书的学友，也许注意到，其实，梁漱溟的书，非常多。梁漱溟淡出，这里有特定的含义。梁漱溟先生全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梁漱溟原籍广西桂林，入籍河南开封，从老辈，就生活在北京。梁漱溟先生的墓地，在山东邹平县黄山，这是对梁先生早年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的一种纪念。
百年人物全集的出版，也有值得回味，值得思考，值得体会的东西。有的地方，实际上还保持着类似地方志的传统。唐代诗人，如果不是特别有名，当时没有来得及编辑诗集，那么他的诗文有可能藏在哪？有可能在地方志里面，有收藏，这是老家人对诗人的一个关怀。在中国不是有名的，但，放在地方志，也许，就成为个头很大的人物。地方志，充溢乡土气息，保存一代文献，起到资治、存史、教化的独特功用。
鲁迅说过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实际上你走得再远，也走不出家乡人的视线。风筝没有断线，依然有人牵着你。古人的话呢？就牵到地方志里面了。这是蛮有意思的。
随着时代转换，这种传统看起来不是那么特别凸显了，实际上依然还有，可以说不绝如缕。梁漱溟1893年，2013年是120周年诞辰。梁漱溟先生诞辰之前，《河北青年报》记者采访我。以前曾经写过与梁漱溟先生有关的小稿，课业忙，现在没有更多话要说，就婉拒了。
冯友兰先生，实际上就差梁漱溟两岁，在北大，梁漱溟是老师，冯友兰是学生。冯友兰因为老家是河南唐河。书香传家，冯友兰的弟弟，冯景兰是地质学家，妹妹冯沅君是中国文学史家。冯友兰一家，成材率百分之百。
冯友兰既然是河南的，河南人民出版社，就当仁不让。冯友兰全集不叫《冯友兰全集》。他在北大燕南园的住所，有三棵松树，起名叫三松堂。冯友兰先生的全集，就叫做--《三松堂全集》。
延聘梁漱溟进北大的伯乐--蔡元培先生，蔡先生是浙江绍兴人，浙江教育出版社，就当仁不让，出版蔡元培先生的全集。浙江海宁，甲骨四堂之一--王国维，《王国维全集》也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期，经济学教授，马寅初，也是浙江人，浙江人民出版《马寅初全集》。
鲁迅也是浙江人，但，浙江没有资格出。因为鲁迅被称誉为新文化的方向，
所以人民文学出版，才能出版《鲁迅全集》
河北乡贤，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张申府的弟弟张岱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当仁不让，把这哥俩的集子都出了。这就是地方志这种传统，在现时代的流风余绪。
梁任公是广东人，那广东是不是就出了梁任公的集子了呢？没有。梁任公属于全局性的人物，中华书局出版梁任公全集，《饮冰室合集》。老先生的书斋名叫做饮冰室，老爷子是非常热忱的一个人，写着写着就特别激动，笔端常带感情。希望静下心来，饮冰室，冬天啃着冰块，冰爽透心凉，这样的话，就能够静下来。
清华国学院的同事--闽人林志钧，敦厚，温和，品行高洁，一向为梁任公喜欢，两人交谊很深。1929年1月19日，任公过世，任公的家人，也信得过林志钧先生，林志钧先生，不负朋友的所托，整理《饮冰室合集》，直到现在，这部集子，依然比较完备。
林志钧先生也是百年中国一个大个头的人物，林志钧先生的公子--林庚，与季羡林老爷子是好朋友，文史大家。既研究楚辞，也研究唐宋文学。"盛唐气象，少年精神"，这是林庚对唐代文学的一个概括。这个概括，非常精辟，大家都接受。
（二）
梁任公老先生身后，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表面上名望很高，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实际上，对梁先生的研究，并不是特别深入，也不是特别热。这是为什么呢？
我分析，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学术和政治两种取向，有着很大的关联。第一种取向，现在的学科取向，在院系调整的基础上，通过模仿苏联，建立起来的。这条路，跟通才教育对着干。通才教育，吃的是杂食，专才教育，吃的是偏食。
有一句，硕士不硕、博士不博。为什么？"硕士"这个词，应该叫"窄士"，"博士"应该叫"深士"，但是不是gentleman，在小胡同里行走，在一点上研究得特别深。中国古代，这个文史哲不分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现今的学者，都是专家，弄一门学问，弄一个方面，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分得特别细。在专家看来，梁任公这种"跨学科"，简直无从下手，无从研究。梁任公，学问淹博，在晚清民国，具有中国风格的文艺复兴时代，都是极其突出的。现今，不具有深入研究梁启超的学术储备。
第二种取向，研究者多为"红旗下的蛋"，革命已经深入骨髓，融入血液，面对梁启超这种改良主义者，还没开始研究，从心理，就已经认定梁启超保守、落后了，这是第四代学人，面对的天花板。随着告别革命，第五代学人，面对梁任公，上一代学人心里的纠结，倒是不多见了。加以，第五代学人，这一代知青学者，上山下乡期间，有过无功利读书的经历，精力那么旺盛，抓到什么看什么，无意之间，谈不上博览群书，也算是有所涉猎，成就了自己的"杂学"，杂七杂八之学。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跨界的梁任公，尽管判断的不一定多么准，但，至少，有了一种同情的了解。
恩格斯曾经说过，文艺复兴，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恩格斯这句话，对晚清和民国，其实也非常适合。经过器物-制度-文化的演化，晚清民国，这一段，很有些文艺复兴的味道。
晚清民国，的确需要巨人。早生梁启超五十年，近代大个头的一个人物李合肥--李鸿章，曾经说过，近代中国面临的这个局面：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李鸿章的评判，言人人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体来说呢，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之一。
李鸿章对这个局面的判断是蛮准的。中国以前是用夏来变夷，等于说中国主体的这么一个中央王朝，然后呢，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与周边国家周边王朝，比较来看的话，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个比较凸显的优势。所以说，你就发现：越南啊、日本啊、韩国啊，很多是儒家文化圈，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外溢。之所以外溢，很大程度上就是相对而言，有着强势的文化。周边小朝廷呢，学习、吸收、借鉴。
但是到了晚清七十年，这种局面，竟然改变了，"用夏变夷"变成了"用夷变夏"。近代的一些开眼放世界的人，像林则徐，他是怎么样？他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看到了"夷"有长处，"夷"有长技，我们要向"夷"学习。但是，林则徐，中国梦，是制夷。
实际上，就可以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晚清四个大个头人物--"四大天王"，自强运动，向"夷"学习，"师夷长技"。兴铁路、建公路、造轮船、开矿山、设学堂、立报馆。我们就可以看，所有这一切，都是自强运动的核心内容。
包括说向西方学习，中国什么时候说是向西方学习？实际上很多人都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中国文化"优越论"，也就是文化"沙文主义"。
其实呢，文化是一种交流，没有孤立存在的文化。从东汉开始，魏晋南北朝隋唐，对印度佛教文化的吸收，实际上改变了中国中古文化的基本面貌。
什么时候，文化是单独孤立的状态呢？只有说鲁宾逊。鲁宾逊漂流记，尽管是"无冕之王"，鲁宾逊也不愿意在孤岛上呀。鲁宾逊心里面，有那种优越感吗？没有。为什么？连"礼拜五"都没见到。有什么优越感！为什么？你想想：什么东西都得自己来，都得从头再来，多难啊！是这样吧。
文化的话，是一种交流。中古时期，那时候，对印度文化的吸收，与印度文化进行交流，实际上助长了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信。沈从文先生的"挑担"，周有光老先生，周有光老先生有一个妙论：就是说文化交流当中，语言跟着什么走？语言跟着宗教走。
但是，中国中古时期，学习印度，并没有丧失中国文化的自信。为什么？印度文化传来了，中国人也没有说梵语。按说，中国人学了印度以后，玄奘学完以后，玄奘老先生应该怎么样，应该把正规的标准的那个梵语，水平特别高的梵文传过来，最后中国人说梵语。若果中国文化处于弱势，中国文化在和印度文化相遇以后，中国人应该说梵语。
事实上呢，中国也学了印度佛教文化，但是怎么样？中国并没有说梵语。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什么来？中国文化本身有自信有内涵有分量。如果没有分量的话，文明交流当中，那是很容易把你淹过去的。就可以看，在中古时期，中国和西方文化的交流当中，中国没有丧失这种自信。
所以说，尽管有一个很长时间，佛教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中国对佛教文明的一个学习，但是并没使中国丧失自信。那个时候中国实际上还是用"夏来变夷"。最后，佛教中国化，外国的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佛教中国化就很明显。这是怎么样？这是中国本身文明的那个力量。
晚清，李鸿章看到了，外国的船坚炮利，和船坚炮利后边所包裹的这个东西，所附带的这个东西，绝对是中国文明当中、所难以应对的一个局面。
越来越觉得，李鸿章说的这句话，三千年历史未有之大变局，有很深刻的这种内涵。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说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失掉了自欺力。最早看到的是船坚炮利，技不如人，慢慢会发现，不仅是技不如人，然后你制度还不如人，你文化还不如人。这样你想想：一旦认可到文化不如人的程度，那这自信力就没有了。日本人就开始，脱亚入欧。
在这个时候，这种大局面，中国三千年历史大变局，如何应对？就实际上应和了恩格斯所说的，类似于文艺复兴那个局面。所以说呢，中国要恢复中国文明的自信。中国文明通过学习西方文明，能够建构一个新的自信。那就是时代的一个任务。所以说，梁启超老先生这些人，是时代之子，应运而生。等于说，时代的浪潮，推展到了这一步，梁启超呱呱落地，然后成为这个时代所能够呼唤、而且应和这个时代、然后应付这个局面，成为文化上的一个巨子。
李鸿章，包括他的师父曾国藩，开辟了近代的自强运动。我们就可以看，按照梁启超的说法，那是器物的。梁启超老先生说，中国近代三部曲：器物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呢？第二步就是制度的，第三步呢？第三步就是文化的。器物的这一步，梁启超没赶上，洋务运动他就没赶上。制度和文化，这两步变革，等于三部曲后两部，梁启超都踩到了历史的那个节点上。
为什么说，梁启超是应运而生呢？制度的还有文化的，后两步，他都处于中山的位置。
梁启超为什么是文化巨子？实际上，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并不是从1915年开始的。1915年那个新文化，只是"新文化"的一部分。有一种说法，中国近代史，不自1840年开始，明代徐光启那个时候，中国近代史就已经开始了，实际上中外之间的交流，中国和西方的交流，就已经开始了。
依照梁任公的说法，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从晚明开始的。但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这样，就把清朝腰斩了。
很多人没有看到，实际上，传教士开启了中外之间的那种文化的交流。只不过，在晚明，还有文化自信。中国在晚清，丧失了这种自信。当然，这种论断，属于事后诸葛亮。高王凌先生指出：其实，三百年来，东方和西方，都在同一条船上。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被拖入近代史的说法，从一开头，就把清朝低估了。
舍弃晚明，选择晚清，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篇呢，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价值判断。很长时间，也没有注意到，近代史，其实是晚清史。我们对清朝，对满洲王朝，它的少数民族族性，对它怎么应付这个局面，很长时间，没有注意到。
中国近代史观是如何确立的？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我写了一篇《碧血绽黄花》。近代史，非得从鸦片战争开篇，中国近代史的这个史观，实际上，是由范文澜老先生确立的。
范文澜先生既是一个革命家，也是一个学问家。范文澜先生是一个中国史的权威，在经学方面、在文心雕龙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五六十年代，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那可以说风行一时，洛阳纸贵。现在，很多人恐怕不知道这样的老夫子，郭沫若大家还知道一点，包括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这几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
实际上，中国近代史应该往前拉，拉到晚明。中国的近代史应该往前拉。这样的话呢，中外之间的这个交流，包括这里边的纠结，就会看得更加清楚了。梁启超老先生主张，中国的近代史是从晚明开始的。
（三）
梁启超一生的行事呢？与他的际遇，有着很大的关联。我们看，一个人物的出现，一个了不起人物的出现，哪些因素在玉成着这个人物？潘光旦先生，梁任公的清华弟子，卓越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特别注意人才学，就是人才是怎么成长的？
潘光旦，对伶人，有着深入的研究，著有《伶人血缘之研究》。伶人，这是传统的说法，依照现在说法，叫做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他们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嘉兴产生了很多文化大家，耕读传家，一窝一窝的。潘光旦先生对嘉兴的望族，也有很深入的研究。这些人才，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唱戏是一种行当，最初，从事这种行当的，家境都不好，把孩子送到梨园行，也算是找到一条生路，总比饿死冻死要强。投了这一行，就会被族谱除名，也就是说，回不到主流社会了，有点类似没有上上户口的黑户。梨园行的，要想结婚，只能找梨园行的，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梨园世家，这个词，有着深厚的历史内涵，现在，夸人，梨园世家，意思是说，从小就受到熏陶，一招一式，都透露着一种范儿。1949年之前，任何一位伶人，绝对不会认为，梨园世家是夸赞的意思。
这种行当，被社会上所轻贱，一家人，有一个人有这种行当，以后，后代也得干这个，子承父业。实际上，一个家族，只要有一代唱戏，就很难回归主流社会。
再一个的话，就是家学，比方说嘉兴的一些望族，产生了一个状元，产生了一个进士，然后，一方面，"学而优则仕"。外一方面，子侄辈，包括亲朋好友，然后接着，在他的带领下，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家学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我们就看陈寅恪，我们就看钱钟书，这个脉络就非常清晰。
家学在这里边，起到很大的作用。像俞平伯，这样的大户人家，从很早，就书香传家，底子厚，与小户人家出身的，真就不一样。我们曾被灌注了无神论，就觉得这个东西，有一点宿命论的色彩。实际我们就可以看，一个人，现在说拼爹，晚清那个时候，拼老爷爷，这不一样吗！
为什么？来自不同家族，那个底儿他就是不一样，要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客观看待这个世界，发现真就不一样。比方说英国，生于贵族之家，比方小王子，和一个生于平民之家，普通工人的后代，能一样吗？那绝对不一样！但是，我们很长时间不认可这一点。恍然间，真以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实际上，这里边，蛮有意思的。道理是明摆着的。司马迁老先生的《史记》里边，就有本纪、列传和世家，比如孔子世家。有时候，司马迁弄得有点过了，比方说，陈涉世家。陈胜，历代都是扛锄头的，又不能说历代都是搞起义的。但，一位农夫，历代扛锄头，司马迁会给他立传吗？
这个也蛮有意思的。世家子，某种程度上，就是家族文化的一种传承。为什么？一家有人，成为进士，有人中了状元，日积月累，他那底儿就厚。他们的志趣是什么？一边做官，一边弹琴，一边藏书。他们慧眼如炬，走到哪收到哪，退休以后，得建藏书楼啊！家族的子弟，无形之中，小的时候，耳濡目染，是吧！
再一个呢？就是师承。现在对这个师承，不是那么特别注重，师道尊严，变为师道沦丧。业余描绘学术地图，比较注重这个。
比方说明清两朝，你要是参加科举，有人看你的考试卷子，这就是师父。最后你考上了，然后怎么样，你得认师去。这叫座师。考上了就认师去，就说师父，谢您关照啊！
就这个样子，这个东西吧，就蛮有意思。一个呢，等于是家学，再一个的话呢，师承。这个在古代人才的成长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潘光旦先生说过，一个是共性，共性的话呢，这个时代，时代的这个主题。时代的这个际遇，时代流行什么容易塑造一种共性。同时还有一种个性，这种个性的话，脾气，禀性。
个性，共性，两方面。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赶上比较承平的时代，那梁任公老先生，有可能成为一代大儒。
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他早慧，同时的话呢他师父又信奉陆王心学，极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物。梁任公，如果说，没有那么大的时代际遇，这一辈子极可能被写入儒林传。《宋元学案》，然后明代学案，清代学案，这些东西，很多人都不知道了，是吧！
没有大的时代际遇，那么，梁启超不可能和时代连接得这么紧密。梁启超早生一百年，就一门心思，搞考据学，成为乾嘉学派的一员干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是梁启超那个时代呢，给了他不一样的初始值，梁启超遇到了一个大时代，而他本人呢，又有充足的这种内修，这种准备，所以说，梁启超就是应运而生，成长为一代的文化巨子。
（四）
上面说到，梁启超应运而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态。梁启超先生和他师傅康有为先生，两个人一生的志业，志在变法。
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三部曲当中，梁启超先生不是说'有一个器物的制度的和文化方面的这个变革'？从制度的这个变革来看呢，他和他师傅，包括说后来另外一个广东老乡--孙中山，他们在这方面呢，都做出了各自的探索。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流落东京，梁启超先生和孙中山的手下，包括胡汉民，汪精卫，有过很多争论。改良派的阵地是《新民丛报》，革命党的阵地是《民报》。梁任公，一个人唱独角戏，舌战革命党。
当时争论的这个焦点呢，就是中国应不应该有皇帝？应不应该有这个君主立宪？梁启超，从保皇的角度出发。但是他的一个老乡，离他老家新会不远的这个香山县老乡--孙逸仙，他认为中国不应该有皇帝，中国应该是民有、民治、民享，民族、民权、民生。有皇帝，那像什么话！
百年中国这一段历史，已经尘埃落定。但，是不是说，这一段就应该被彻底尘封，已经成为过去呢？其实不然。我们依然走在改革的道路上，现代社会的进步，现代社会变革，不容许，也不可能采取革命的路径。穿过历史的云烟，往事回眸，回顾所来径，康有为梁启超作为中国改革的两位先贤，依然有一些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东西。
康梁的这个志业，1985-1989年，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读书的时候，好多先生讲过。其中有一个女老师，讲中国近代宪政史，令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这就是经常对我耳提面命的刘炼老师，刘炼老师的丈夫，正是中共党史第一人--何干之先生。
何干之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的创系主任。据说，在延安，毛润之先生准备聘何干之为自己秘书。这个老先生，很有性格，志趣就在于研究学术，教书育人。回绝了毛润之。"大秘"就变成了陈伯达。"大秘"陈伯达，"中秘"胡乔木，"小秘"田家英，哪个不是大个头的才子？陈伯达九大成为政治局常委啊，"文革"绝对的风云人物。
何干之的夫人--刘炼老师呢，讲中国近代民主宪政史。刘炼老师有一个特别的主旨，也就是意识形态。也就说呢，在她心中呢，有一个非常精准的价值评判标准：慈禧他们这些人，包括那个光绪，再怎么闹，也不如这个康有为、梁启超变法；梁启超和他师傅康有为再怎么闹，也比不过他俩的老乡--孙中山；孙中山再怎么闹，比不过湘潭的这个毛润之。
这就等于说是：朝廷比不过改良，改良比不过革命，革命呢，资产阶级革命比不过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刘炼老师信奉的主旋律。刘炼老师是真信，不是假信，课堂上的刘炼老师，精神焕发，逸兴湍飞，慷慨激昂，激浊扬清。尽管并不赞同刘炼老师的理念，但是，刘老师的人格，为我所敬重。大学四年，我是爱尅最多的，但，内心里面，对刘炼老师，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满。
在这个课上，我是很用心，我就反省老太太的这个说法。就到图书馆找了些书看，也就不断地引发了我的思考、引发了我的思考。其实，梁先生一生的志业，这个方面也就涉及到--改良和革命。
范文澜确立的近代史观，其中一个比较核心的观点，就是关于改良与革命之间的关系。范文澜确立的近代史观，它有三大革命高潮。其中第一次，洪秀全农民起义。农民起义为以后的这个革命，奠定了其中的一个基础。以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然后，包括说是1900年的这个义和团。现在对义和团，也有多面的判断。但是，就是说呢，无论如何变，它有一个民族主义的这么一个主旨。有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有这么一个民族的自豪感、民族自尊心。心里只剩下，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当然，有些过了；但是，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没有，还真不行。
不妨，从整个世界文明史来看，500年来，通过地理大发现、海外贸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争夺殖民地，建构的这样一个全球化，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格局。
这么一个世界格局，很大程度上呢，来自于欧洲文明的扩张。从陈乐民先生来看，这个近代世界，也就是现代当代世界的建构、形成，完全可以说，是由欧洲文明扩张、扩展所致。陈乐民先生呢，他对这个欧洲文明的扩张、扩展呢，给予一个高度的评价。我曾经从陈乐民先生那里汲取思想滋养。但是，我现在，对陈乐民先生这个判断呢，也有一个反省的态度。
中国在五百年来，在整个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的格局当中呢，从明到清，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说属于中心地位，但是，并不能说是边缘。
晚清开始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欧洲文明进行扩张，扩张到东方，扩张到亚洲，扩张到中国。这里面，实际上就有一个，欧洲对殖民地的占领和征服。说破大天，也不能说占领和征服，是一种文明的行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抗争！与欧洲对殖民地的占领和征服相伴随的，还有一个，殖民地民族意识的觉醒。包括20世纪50年代，殖民地民众的民族独立运动。为什么亚非拉会有一个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潮流？实际上，这都是殖民地民众长期以来积郁在内心深处的呐喊，抒愤懑。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鬼子，到我们地盘上来了，然后开矿，修路，设厂，建教堂，开学校，办报馆，你们难道真的就是"活雷锋"吗？难道没有利益诉求吗！难道不是为了产品倾销地吗！难道不是为了原料供给地吗！
就可以看，直到现在，包括人类学家，对这个方面呢，都有一个比较清醒的态度，实际上就是殖民、霸权：文化霸权、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军事霸权，然后这样一个霸权在全球范围的这样一个扩展。在这个扩展之中，就涉及到殖民地的民众，我们属于"后发"阵容，他们呢？这些欧洲国家，他们是"先发"阵容，海外殖民和全球霸权，成就了他们的先发优势。
上帝要是平等的，欧洲国家就应该，替"后发"国家想一想，不能总让亚非拉国家呈现"后发劣势"。难道只有具有"先发优势"的欧洲国家，才是上帝的选民，"后发劣势"的国家，难道只配成为上帝的弃民！
殖民占领的时候，苦心积虑，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看到"后发"国家的劣势，种族优越感，油然而生。此种境况，让人情何以堪！最看不上的，那种殖民主义者的强词夺理：多亏我们及时占领你们，给你们带去了先进文明！
如果人家是"先发优势"，我们是"后发劣势"，那我们岂不是永远追不上人家！人家先进国家，心里都有一本小九九：既不能让落后国家落后到，都不愿意出口原材料的地步，同时，绝对不能容忍，落后国家超过先进国家。先进奉行的原则是：遛，让落后国家总是疲于奔命。
毛润之指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为什么？我们要奋起直追，要追赶他们。我们是第三世界，日本，法国，德国是第二世界，比较强悍的强权国家，二战以后的美国，是第一世界，一战以前，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绝对的第一世界。但是现在英国已经由第一世界降落到这个第二世界，强权霸权，已然成为往昔。我们看，这个霸权呢？有一个洲际的转移，由欧洲转移到北美。
现代世界的霸权，与古代的霸权，有不大一样的东西。古代世界的霸权，往往由游牧民族掌控，多通过蛮力。世界历史上，无论东方和西方，都有一个关键环节--蛮族入侵。
现代世界进行侵略的国家，出现一种新情况：一方面，在对外侵略和扩张上，与历史上的蛮族，异曲同工；另一方面，它的很多东西又是非常先进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发达的社会，又是非常先进的。也就是说，在反侵略的斗争中，还要师夷长技，将"后发劣势"，转化成"后发优势"。这样才能够像林则徐所说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晚清"四大天王"所做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这个情况之下，这种大的格局之下，我们怎么样崛起？我们怎样发展？我们如何跨越式的，很快速地发展起来？按照那个梁任公先生过世以后，梁家另外一位大思想家--梁漱溟先生的说法，中国要是不起来的话呢，实际上无形之中，受到人家的宰制。没法反制人家，只能任人宰割。假如受到人家宰割的话，我们能够迅速地学习他的东西，然后，转而成为一个强国，那我们就可以说是，"后发劣势"转化成了"后发优势"，比方说是日本。
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能不能像日本那样，美国佩里将军到日本去，到横须贺这个地方去，然后它后来迅速的转型、转向。也就是说，日本这个国家何以兴？它的兴起，与中国的衰落，是互为表里的。也就是说，日本失之于美国，要得之于亚洲或东亚，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日本在亚洲要补足以前，曾经受过的这种屈辱。但是，它呢，无形之中又把这个屈辱，加到中国、加到亚洲很多国家头上去。
中国要起来的话，要成为日本那样的国家，就有一个变革之路。中国向西方学习。西方兴起比较早的国家呢，有荷兰。更早的是葡萄牙、西班牙，然后英国、瑞典、法国。德国、意大利，这都是比较晚，北美有北美十三州。这么多国家，我们到底向谁学习？这就蛮有意思。在那个情况之下，我认为，改革本身的话，非常有道理。我就觉得呢，这个社会的话呢，这个社会体制，它不是铁板一块。
对这个社会体制判断的时候，如果说，就觉得这个社会体制不行了，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体制不可救药了，没有希望了。大家觉得，不可能获得正常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有一个心理趋向，采取革命的办法。革命不是目的，革命本身是手段。
也就是说，既然这个社会不行了，那就完全可以取而代之，完全可以搞革命。但是我觉得怎么样？从现在来看，从孙中山和以前的康梁来比较的话，我认为啊，我认为：这个革命的话，的确代价蛮高的！
整个社会，如果说有一种共识，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代价最小，利益最大，也可以说收获蛮大。为什么说康有为梁启超先搞改革？怎么能要求康有为梁启超，成为孙中山那样的人物，一上来就搞革命呢？
不要以为主事者特别颟顸，什么也听不进去。主事儿的并不是不了解不明白当时的那个形势，中国在整个亚洲整个世界所处的这个态势，并不是不明白啊，内心是很明白的。但是，就是说呢，寻找一个办法，寻求突破。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个睡狮，潜台词是说，中国一旦崛起，一定震惊世界。
中国这个睡狮怎么崛起？实际上我觉得呢，近代中国，部分人心中，就有一种时不我与的这种心态。"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不正是孙中山的名言吗？
政府再怎么努力，也摆脱不了中国被人家"夷"所制的这种生态格局，况且朝廷还不大努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有些人，就有一种比较急躁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革命。
也就是说，迅速地把它改变，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依照孙中山的说法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等待那个黄河的河水都清澈了，那我们这些人是不是还在啊？到那个时候黄河水都清澈了，那我们怎么改呢？所以，时不我待。
这种革命史观，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对近代历史的一个方面很深刻的一种概括。也就是说，中国近代有些人，非常着急：既然我们器物上不如人，既然我们制度上不如人，既然我们文化上不如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迅速起来呢？我们为什么不去改弦更张呢，一下子就来个革命性的变革呢？
革命性的变革，我认为，属于浪漫主义。革命家为什么都是浪漫的？革命家既是理想主义者也是浪漫主义者。他们觉得，这个社会经过一种疾风暴雨式的洗礼，也就是革命，按照毛润之先生的说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温良恭俭让，也就是传统社会所做的这些。革命是一个阶级要起来拿起锄头，拿起刀叉去推翻另外一个阶级，它是暴力的。
这样的话呢，对这个社会的洗礼很大。那是不是就洗得就会很深呢？其实未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已经过去百年，回顾历史，至少应该有个反省的态度。我们现在，看得更清晰，实际上这个改良的话，对这个社会，就等于说是--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我认为这个状态的话呢，比这个革命，首先一起来就革命，实际上要稳妥得多，相对稳妥得多。
既然改良这么稳妥，那为什么康梁就没有成功呢？为什么比较不稳妥、比较浪漫、比较理想的孙中山，就会成功了呢？这里面有很多社会因素。
就从康梁本身来看，实际上，他们这个改良，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有蛮多的理想和浪漫的那个成分，别看他们不是革命家。不要以为只有革命家，才是理想和浪漫的，实际上改良主义者，这些改良派，也是理想和浪漫的。
现在梳理历史，我们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就想，如果当时我们是康梁，或是康梁身边的人，我们看得未必比他们更清楚。但是现在呢，一百年过去了，站在一个高山之上，看得更加清晰，才能体现历史的进步。
列宁说过，看一个人，对一个人的评判，在历史上的地位，要看他对历史增加了什么东西，添加了什么东西。不能总是看他比起后代有哪些方面欠缺，你如果这么看的话，等于说，康有为梁启超比起孙中山来说，他们不如孙中山；慈禧老太太比起康梁来说，不如康梁。评点这些前辈。评点的时候呢，应该具有同情的了解与温情的敬意。
按说革命家对社会的复杂性注意不到，但，人家是革命的那种心态。康有为梁启超老先生，作为改良主义者，对社会的复杂性，怎么也没有估计得那么充分呢，我觉得这个首先要从康梁本身来看。康有为开办万木草堂，机缘巧合，梁启超就结识了师傅--康有为。师徒俩有一个职志，要"正途"出身，一起投考，师徒俩都没考上。
我们就说，这个改革家，从历史上来看，包括说商鞅，包括说王安石，包括说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这些人好像，你看王安石给人感觉是"正途"出身，但是，王安石那个理念呢，就是和很多当时的其他知识分子，包括说司马光，非常对立的。别看司马光是一个保守派，但是在当时，赞成司马光的人，反倒多一些。王安石，难怪大家给他个外号--拗相公。一根筋，轴子，都是拗相公的注脚。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改革失败了呢？我们就编排，变法触犯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司马光他们这些保守派太多，变革的力量太少，正能量不够，最后，胳膊拧不过大腿。这样一说，司马光，反对变法的人，正是大地主阶级，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变法失败，那是自然的了。
我们现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变法家他不搞革命，不搞农民起义，为什么都给失败了？实际上，王安石没有注意到，社会的复杂性。再一个，没有注意到社会的中层。还有一点，改革应该从增量启动。做加法，别一上来，就做减法。
（五）
自下而上的革命啊，它完全可以不用考虑中层，为什么？底层人起来，陈胜吴广，苟富贵勿相忘，是吧。就是那个，大丈夫当如是，彼可取而代之，是刘邦项羽这样的人，底层人起来以后，他对这个社会秩序是一个重构。他完全不用顾虑上层中层，要顾虑他们，那就只能拿着锄头，接着干活！
要是顾虑上层中层，陈胜在梦游时说了这么一句话："苟富贵勿相忘"。等梦游回来以后，拿起锄头接着干活，接着种地嘛，最后陈胜成为种田能手。
革命的话，他不顾虑上层中层，就对这个社会，强行进行重构，那么，原来的社会，必然解体。革命的破坏力量为什么这么强？既然上层中层没有顾虑到我，一时半会儿，又没有办法通过正途，达到上层中层，大富大贵这种状态。我为什么要顾虑到你们呀！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革命的成本高在哪里。原来的社会秩序，被破坏。
西方社会理论，一个橄榄型社会，才比较稳定。上边像比尔盖茨、索罗斯、巴菲特，这样的富人很少，穷人也比较少，中产阶级数量众多，这样，这个社会才能稳定。中国没有像西方现代，那样成熟稳健的中产阶级，但是，中国社会，要想稳健，也应该，培育庞大的中层。非贫即富，没有大量的中产阶级，那么，社会就变成哑铃型的了。
中国历史上，沟通大传统与小传统，担当中层职能的，是士绅。历史步入近代社会以前，传统社会的重心，无论东方与西方，在乡村。中国士绅，西方贵族，从数量上来说，多乎哉，不多也！但，他们具有公共视野和公共精神，一乡有一善士，一方便得以教化。
别看有的人，看不到乡村老师的力量。乡村老师在中国传统社会，属于最稳健的中层。其实像"孔乙己"这样的士人，即使有几分落魄，往往也有几亩薄田的。
在江南沿海，往往七山二水一分田，你有几亩薄田，有可能就是大地主。为什么？别人才几分，你就几亩，关键是，几亩地在哪个地区。要在东北有几亩，那你就是贫下中农。为什么？《闯关东》的"朱开山"，就说这个事情，雇着很多人啊，几百亩，甚至上千亩，那都快变成"超级地主"了。
传统中国，所信守的，是耕读传家。头悬梁，锥刺股，考中进士，鲤鱼跳龙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上层社会的一员。
看似"草根"、"底层"的士子，纵使没有考上，也有几亩薄田。一边脚踏实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一边仰望星空，读圣贤书，所为何事！中国隋朝所发明的科举制度，造就了社会当中具有价值归属的中层，使得中国社会具有稳健的特质。
乡村知识分子就是"上访"，告御状，那也有自己的特权，击鼓鸣冤，一般人不能阻拦。再一个，在大堂里边，白面书生，不跪，他有他的特权。
至于为什么要讲"耕读传家"？"耕"是物质生活，"读"是精神生活，耕读传家，汇集物质与生活，观照现实和理想。
现在的知识分子，比起古代知识分子，就可以看到，存在不少差异。现在的知识分子，表面是白领，实际上是"贫下中农"，距离古代的中层，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还有一段距离。古代的知识分子，他有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进退有据。耕读传家，既有物质保障，又有精神追求。
我觉得，康梁变法当中呢，有蛮多的东西，值得我们注意。康梁何以败？败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他们太有些自以为是，高高在上，没有联络中层。即使联络上层，也充满着浪漫和天真的想象，光绪皇帝也不是真正有力量的人啊！康梁真要变法，也应该到颐和园找慈禧呀！康梁失败了，"六君子"被推上改革的祭坛，可笑的是，教科书里，还在搬弄帝党和后党之间的是非，谁说慈禧反对改革？慈禧从西安回銮，一桩桩，一件件，不都在推动改革吗！有人说，慈禧改革是迫不得已。这就奇怪了，历史上，古今中外，哪一次改革，不是问题导向？有人说，慈禧改革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也怪了，改革既然是主事者的自我完善，哪一次改革，主事者是为了让自己离开历史舞台呀！话说回来，历史上遭逢革命的朝代，主事者倒是想保住江山，遗憾的是，这个时候，往往连小命都难保。
实际上就是这个中层，容易成为瓶颈。这个中层，我们不妨，贯通到现在。也就是说，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改革要深入进行，其中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层。
这个中层的话呢，有些人在地方上，掌管一个省，相对中央来说，这就是中层；有的人呢，掌管一个市，相对省来说，这就是中层；有的人呢，掌管一个县，对乡镇来说，这就是中层。省、市、县，中层的话：省治、市治、县治。这个"治"，也就是社会治理，特别需要关注。
这个社会要革命，那就没有办法；如果改良、改革、改进、改善，那么怎么样？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中层"。"中层"觉得这个应该稳定，中层有一个稳定的心理机制，中层对这个社会觉得有希望，也就是怎么样，从县治、市治、省治，这个方面进行社会治理。
改革的下一步，硬碰硬的，就是硬骨头，也就是说，以前是在外边、外围作战，现在要攻坚了，如何规划中央、省、市、县的权限，理顺中国社会的这些中间层次，至为关键。
不管什么情况，首先要面对。我们需要面对的情况，和康梁需要面对的情况，把时代背景抽出来，改革本身的生态，就可以看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也就是说现在的话呢，首先，要注意到中层的这个利益。中央和省之间，有一个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分割：一个是事权，一个是财权。地方政府往往干更多的活，等于说有更多的事权，但是，如果没有更多的财权和它相匹配，那会怎么样呢？比方说省里面，没有很好的财权，没有很好的财政，这样的话，它就必然向下面的、下游的市伸手；市里面没有更多的财权，它必然向县伸手；县里面没有更多的财权，必然向乡伸手；乡里面没有更多的财权，它必然向村伸手。
中国的乡镇，家庭联产承包以后，可不像以前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对村庄的控制，那是一竿子插到底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呈现非常典型的垂直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以取消农业税，没有合适的理由，乡里面这些人，是不能随便到村里面去的。乡镇这些人，不在上面待着，到村里去干嘛？你去收什么去？到村里面主要就是计划生育：二愣子，计划生育罚款，什么时候交上？
我认识一位副乡长，经常给我说起乡里面的情况，乡村社会治理的生态格局，他感同身受：24小时不能关机，心里面老纠结着，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晚上不来电话，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呢，就怕凌晨来电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电话啊，也不能关机。只要一来电话，恐怕就不是好事。
我问他这个乡政府有多少人，基本上108人，一百单八将，一个乡里面一百单八将。我就说，管计划生育的多少人。他答：管计划生育，至少60人，等于说一半多，都管计划生育。可见这个乡村治理，主要任务是落实计划生育罚款，美其名曰"社会抚养费"。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在一个社会建构当中，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必须通过中层。改革的话，如果不注意到"中层"，不知道有多少弊政，不仅解决不了，而且，弄到最后，"中层"本身的存在，就是一大弊政。
中层的话，空心化，很多事情干不了。不给它相应的财权，那么它的财权和事权不能够相匹配，那么怎么样？极容易把底下的问题往上面传导，最后弄到北京去了。实际上怎么样？到了北京，很多事情也是很难处理的。到了北京，主事者批示，如何如何办理，绕了一圈，又回到问题的原发地了，底下要是能解决这些问题，不待上面批示，底下解决不了，或者不想解决，也不会依照上面批示办理，除非不办理，就保不住乌纱帽。
就可以看，康梁的改革当中，为什么说改了改了，改到一定程度，捅了娄子。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不满意。弄到最后，慈禧把康梁主导的改革，腰斩了。
1902年回銮以后，还是那个腰斩戊戌变法的慈禧老佛爷，启动变革。现在学术界，近代史学界，法学界，政治学界，越来越多地看到1901年到1911年之间，晚清这十年，历史在提速。
晚清七十年，有很长时间，给我们感觉，历史似乎在停滞着。为什么？因为那个加速度啊，好像很慢。中国这个船啊，没有成为"泰坦尼克号"，因为中国毕竟没有成为西方的殖民地。但是，中国这艘船，船大、人多，汪洋中的一条大船，行驶在狂风巨浪之中。
大船好干嘛？大船好冲浪啊！但是呢，大船得启动；然后，小船呢，小船好调头，是这样子吧。所以说，你看小船，你看有些小国，西方有些国家，它为什么很强悍？它特别容易调头，它左冲右突，它闪转腾挪，空间蛮大。但是大船，大船就不容易调头，所以你发现，启动的时候实际上蛮难，但是，一旦启动了， 它本身有那个加速度了，就可以冲浪了。
这个改革的话，要注意到怎么样，就是以前经常听说，也经常被告诫，要注意：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以前，总有一个疑问：啊呀，改革还得强调稳定，那怎么改啊？
实际上，没有最基本的稳定，越改越乱，越改心理预期越差，大家的心理承受能力越弱，那么，改革就会越来越接近革命的那个临界状态，届时，同舟共济，也难以挽救将要沉默的泰坦尼克号。
（六）
中国改革中有些有趣的地方，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大家所公认的改革符号，往往年龄都很大。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04年出生，中国农村改革的参谋长--杜润生，1913年出生，改革先贤，习仲勋，1913年出生，万里，1916年出生。十一届三中全会时，邓小平74岁，杜润生65岁，习仲勋65岁，万里62岁，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他们属于年轻人，但，从心态看，确实很年轻。
有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属于"80后"。"80后"，原来是指，20世纪80年出生的一代；这里是另外一种说法，1930年前后出生的，80多岁的老先生，学术界把他们这一代称为"80后"。"吴市场"--吴敬琏，1930年出生，"厉股份"--厉以宁，1930年出生。
老夫聊发少年狂。都是80多岁了，哎呀！依然高举改革大旗：中国要国际化，中国要世界化，要全球化，要民主化，要市场化，要多元化。高举这个大旗的，居然是1906年出生的周有光先生。周有光后面跟着一些90多岁，像李锐，80多岁，像吴敬琏，还有一个老太太资中筠，这是蛮有意思的景观。
怎么说呢，一百多岁的老爷子，召集九十多岁的老爷子，领导七八十岁的老爷子，去探讨改革。那请问：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的这些人都在哪里？这些人，弄课题、建基地、搞项目、带研究生，忙得很啊！
这个改革的话，好多改革家，在八十岁以上，八十岁以下的改革家呢，屈指可数。有必要问一句：改革是否已经达到了老气横秋的程度了？如若不是，那么改革的大旗，怎么也得传啊，传到"改二代"（ 改革的第二代），"改三代"（改革的第三代）手中啊！
再一个呢，就是说，有必要注意这个中层。中层反映事物的复杂性，事物的复杂性，其中一个是地方性。回顾所来径，改革的冲动，改革的动力，在基层。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的增量，也在由基层，往中层转移。差异化改革，这一新的提法，就体现了改革的地方性。
晚清改革，也是摸着石子过河，从公车上书开始，算是在顶层设计开了个头。在以前，朝廷被鬼子，牵着鼻子走，人算不如天算，总是被鬼子所设计。北洋，南洋，体现了改革的地方性。
晚清七十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四位改革的名臣，无一不是，主政一方，推动改革，使得晚清的改革，体现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可以说是改革的总纲领。有人甚至往反对改革那一面，进行解读。但是，张之洞，担任湖北总督，办自强学堂，搞汉阳铁厂，桩桩件件，切实有力，落地生根。
改革不是用来说着玩的，改革必须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自不待言，推动了两湖地区的近代化。改革，以点带面，以面带体，这是改革的点线面体。张之洞在中央时，作为清流派的代表，可没少找李鸿章的麻烦。一旦，主政一方，此一时彼一时，大刀阔斧，向改革的纵深处前行。
张之洞，是一位特别有意思的老先生，为什么？孙中山后来对张之洞--张南皮有一个评判，孙中山怎么说啊：张之洞是"不言革命的革命家"。
为什么这么说呢？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武昌首义的参与者，是新军，谁是新军的培育者？武昌的新军，当然是由张之洞老先生编练的。张之洞老先生呢，是晚清重臣，位列四大天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个蛮有意思啊！张之洞在湖北那个地方进行了蛮多的社会建设。
毛润之曾经说过，近代中国有四个不能忘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民生船运公司的董事长，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天津永利碱厂的创办人，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这位状元公，在老家南通大搞市政建设，利在乡梓，功在千秋。
这四个人，张謇是状元实业家，后来张謇和汤寿潜呢，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对地方公共事务有着强烈的关怀，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地方预备立宪的最佳人选。
张謇，因缘际会，考了第六十名，应和了慈禧的六十大寿，一举成为恩科状元，可谓皇恩浩荡。立宪派这些人，他们明白时代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张謇，这位状元公，回到家乡，秉着"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精神，创办大生纱厂。
立宪派进退都相对比较有据，进也不是进得特别远，退也不是退得特别厉害，可以说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对这个时代的推动作用，非常之大，非常之大。
蚂蚁和大象，要决斗。蚂蚁找到大象：大象，我要跟你决斗。大象说：好吧，到我耳朵眼儿里面来吧，给我挠挠痒痒吧！大象不好意思把蚂蚁踩死，这样，大象有点不仁不义，是吧！你说咱们俩怎么决斗？比什么？你说怎么决斗？实际上就是你看，强势力量，就是那个大象，哪怕清朝不行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康梁，力量很弱，和蚂蚁差不多。人家后党，是大象。地方实力派，既不是大象，也不是蚂蚁，他们是老虎。
康梁变法，有点病急乱投医，康有为，明了朝廷的生态，就应该到颐和园，拜见老佛爷，老佛爷，又不是顽冥不化，自强运动，人家也没有反对呀！
康梁这对师徒，只注意给光绪皇帝做工作：皇帝啊，您当皇帝还滋润吗？您要不变，恐怕连皇上位子都难保，您要变通一下，大清会如何如何。其实，康有为的高论，多是空头支票。
皇帝要变法，光绪怎么着也得疏通老佛爷呀！趁着人家老佛爷，不在宫里，竟然私自做主，光绪这招棋，不高明。听了康有为的忽悠，到头来，皇帝不仅没有摆脱窝囊的境遇，而且，更加窝囊，囚禁瀛台，更没有尊严。
再说了，皇帝要变，手下怎么也得有三四个总督呀，这时候，和地方实力派，牵手起来，就有力量了。皇帝似乎，也不大看得上张謇这些在地方上很有影响力的人物。皇帝身边没有基干民兵，全是些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不是瞎忙活呀！
既然是改革，就要在增量改革上下功夫，有了增量，改革就有了基本面。没有看好的情况下，改革不能随便破。即使要突破，也要先进行可行性分析，风险太大，不妨先放在一边，否则，改革本身，极容易"出轨""翻车"。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是一种增量改革。如果当时稍有不慎，有人出主意，先取消人民公社体制，杜润生说会导致人头落地，绝非危言耸听。弄到最后，改革就会走入死胡同。先在生产力上做文章，包产到户，最后，大家尝到甜头，无声无息，人民公社的牌子，就摘下来了，这是世界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静悄悄的革命。
改革是为了"活人"，可不是为了"死人"。康梁的改革，还没怎么着呢，就要砸饭碗，失去了"官心"，人家能干呀！不到颐和园，找老佛爷哭诉才怪呢！从反面来说，戊戌变法，当时的有些作为呢，没有注意到官员后备群体的情绪变化。这些人不高兴了。
比方说考公务员，有的学友，从大二就准备，公务员考试。到了大四，正在备考，突然接到一个通知，不从学生里面选拔公务员了。毕业以后，有几年以上基层工作经验，才有资格，考公务员。
提前预知，让这些从大二就开始准备的学友，有一个心理准备。如果你提前不告知的话，某年某月某一天，嘎，一下子发个通知，这些人就被甩到二股道去了。转眼间，这些人，就会成为改革新政的反对者，因为，你剥夺了我的资格。
改革这个气质啊，不能有更多的浪漫色彩。回首八十年代，最稳健的改革，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政策，使千万农民翻身得解放。现在看来，它还有待完善和深化的之处，但，这一政策的基本面，绝对是正面的。
我是八十年代之子，深受八十年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很多人，往事回眸，八十年代好像给人感觉，一切都那么美好：政治那么清明，经济体制在变革，然后文化上，诸子百家，社会上呢，大家都觉得改革，对我来说是一个正相关。都觉得改革，失去的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充满了太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弥漫着一种浪漫主义气息。现在改革再回复到八十年代，可能吗？再也回不到八十年代了，那个特别纯洁、特别浪漫、特别天真的时代。某种程度上，20世纪80年代的那个改革，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外，与康梁的那个变法，实质上是相呼应的，就是有着很强的浪漫主义气息。
没有考虑到这些中层以后怎么办，没有考虑到准备考科举的这些人。为啥？这与康梁不是正途出身，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是要正途出身，就会多少顾及到这些人的心思。戊戌变法，把这些人都甩到二股道上去，人家能干呀！当然，要找慈禧老佛爷诉苦。抛开其他因素不论，慈禧在这个问题上，比光绪和康有为，考虑得周全。
康有为，梁启超，要是正途出身，他就会考量：如何满足这些人的心理期待，顾及他们的出路；再有一个，地方官员、封疆大吏的一个期待；再一个，张謇这样正途出身的地方实力派。全国一盘棋嘛！
康有为梁启超变法失败了。这么不靠谱的改革，如果真正推行下去，会造成多大的震荡，这个问题，似乎，不属于康有为思考范围之内。
只是一味秋后算账：慈禧老佛爷，属于保守派；光绪皇帝，属于改革派，帝党和后党之争，帝党多么先进，多么新潮，多么改革。后党呢，多么保守、多么庸懦、多么颟顸、多么埋汰、多么肮脏！小心眼子、脏心眼子，不进行深刻的反省，实际上无助于，对这一段改革认识的深化。
为什么？因为没法解释，既然后党它是一个很保守的力量，那为什么1902年以后，慈禧老佛爷，大刀阔斧，大刀阔斧到，海外避难的康有为、梁启超，始料不及，大吃一惊。为什么改革的步伐会这么快？不是我不明白，这个世界变化快。形势比人强，一点不差的。
再一个改革的主导权，在那个时代，垂帘听政的慈禧，具有最终决定权。要改革，能绕过慈禧吗？实际上这个最高主事者啊，不要轻易把他说成是保守派，也不要轻易把他说成是变革派。从本质上说，最高主事者，属于维稳派。古今中外，哪一个最高主事者，主导的改革，是为了加速自己的垮台呀？主事者主体地位的稳定，可以说，是改革的目标和追求。
怎么办？在保持权力架构，保持整个社会基本稳定的情况之下，往前推进，历史是一种合力，多兵种合成作战，不可能拥有更多浪漫和理想的气息。因为，改革实际上是一个社会进步运动，从英国、美国的历史，可以受到启发。
这个君主立宪，有没有合理的因素？当然有合理的因素。日本，通过改革，天皇地位大大巩固，大大提高了。日本的近代化，尽管，它是畸形的军国主义的近代化，毕竟也是近代化呀！
世界上文明史上第一个比较成熟的宪政国家--英国，我们就可以看，它其实，顾及了多种力量。英国这个国家，之所以成功，这里面有很多值得省思的历史经验。
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它也是君主制国家，毕竟保留了国王和王室；它有民主制的一面，下院，下层的力量得到尊重；然后还有一个上院，这里容纳了贵族。贵族呢？在那个上院。
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国王，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得到兼顾。这是一种严重的妥协啊，一贯说法，这正是英国革命不彻底的地方。既然，革命是杀人，干嘛非要弄到血流成河，流血漂橹的地步呢？不懂得妥协，败坏了改革的胃口，也败坏了改革的进程，最终，必然败坏改革。
省思一百多年前，康梁变法，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可以作为改革的借鉴。改革不是一两个人的事，而是千千万万人的事，既然是大家的事，就有一个底线的问题。整个社会，有了共同的底线，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有共识。然后，在共识的基础之上，建构一个比较稳健的间架结构，最后往前推进，往前推进，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
（2013年11月17日，白丁书吧录制，感念马奇涛学友，收入《梦里犹知身是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