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按：近日爆出的聂树斌冤案，震惊全国。回想当年，我曾获得最高法院的特许，可以在全国法院内自由采访。本意是为法律、正义歌功颂德，结果却频遭拦路、堵门告状。出于职责、良知，介入一些案件。例：某案一审、二审、三审皆败，我认定是冤案，于是遍访京城法律专家，在他们的支持下，通过全国人大，启动最高法院重审。结果呢，唉，不说也罢。
就拿最近一次，去温州采访，深入农村，为的是接地气。人家首先确认我是记者（退休的）、学者（自封的）、作家（永不退休），纷纷大倒苦水。好无奈！上达天廷吧，不值得。通告地方官吧，顶多应付你一下，人未走，茶就凉。于是豪气上涌：索性解剖一个村庄，作为中国的缩影。学术是学术了，按我的判断，不仅于当前，即便五十年后，也还有参考价值。但是，真要那么做，必然面对层层的阻挠……所以人家看好《我不是潘金莲》，我偏不以为然，因为跟现实相距太远。
言归正传。本文写的是季羡林先生的身后事，计划写六十篇，两年前写好五十篇，搁下了。因为最后十篇，就涉及到官司。这是我最不愿看到，而又不得不面对的，堵在心头的就两个字：悲剧。有无名氏断为树欲静而风不止，那就且行且看吧。老夫阅人成世，阅水成川，下笔讲究宽容，但真相就是真相，历史就是历史，咱不能创造历史，至少可以为历史存档。
月亮并非神话的特权（系列之三）
卞毓方
季承感受到了博客的威力，嘲讽、挖苦、咒骂，他全不在意，他要的就是个说话的地方，就是说了有人听，有回音。于是，赶在新书上市前，他趁热打铁，又一鼓作气抛出了十来篇短文，包括《祭父文（下）》、《令人扼腕的爱情悲剧——季羡林与他的德国女友》、《季羡林德国日记中关于伊姆加德的片段》、《季羡林养猫酿成家庭不和》、《让季羡林抱憾终身的婚姻》、《一张蒋介石的照片害了父亲》、《我和父亲的恩怨（之一）》、《我和父亲的恩怨（之二）》等等。正方、反方、中立方的读者又都一拥而上，形如老吏断狱，铁嘴钢牙，各取所需，各执己见，各逞风骚，短短数周，浏览人次超越300万，评论逼近3000条。
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
新书2010年5月中旬发行，出版社大张旗鼓，借助多种媒体造势，其中一招，是在北京电视台读书栏目，推出新书导读，由英达任主持，季承是当然的嘉宾，还差一个捧哏的，季承拉上了我。我问季承：“封面那段话是您写的吗？”他答：“不是我写的。”我追一句：“肯定？！”他答：“肯定。是出版社拟的，印出来才看到，我没有你敏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也就随它去。”我告诉他：“要我当嘉宾，可以，但我对封面、封底的一些话不能苟同。”季承说：“行，你怎么想就怎么说。”于是我就去了，也就那么讲了，自我感觉，解读还算到位。
彼时，我结识季承，有两年多了，用小孩的标准“好人？坏人？”来看，我认为他是好人。缺点嘛，思维过于直线，就像枪膛里的子弹——不会拐弯儿，勇敢有余，谋略不足，倔。
季羡林先生也倔，但别有姿态。比如说《牛棚杂忆》，他分明有血有泪，有痛有恨，表现出来的，却是既没有气，也没有刺。季承做不到无气无刺，这就是大师和常人的差距。
未久，季承尝到了倔的苦果：媒体接有关领导部门指示，停止对《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的宣传。这事大大出乎季承的意外，他不明白，自己好心好意写下的文字，怎么会遭到禁令？
季承的倔劲上来了，2010年6月22日，他在博客上作出强烈反应：
谁给你们封杀我著作的权力？
据悉，最近xx宣传部一位负责人向各新闻单位、网管发布指令：“不炒作季羡林之子所作《我的父亲季羡林》一书。季羡林为中国和世界文化事业贡献了宝贵的一生，是国学大师。而季羡林之子的一书把他描绘为一个有国无家，十分吝啬的人，北京青年报要停止连载，网上要删除有关信息。”
我的书叫《我和父亲季羡林》，他们连书名都写不正确，足见其阅读的态度，或许就没认真读过？
我在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这位负责人严重歪曲了我的著述。在我的书里，父亲季羡林决不是他所说的是“有国无家，十分吝啬的人”。相反，父亲是一位不但有国而且有家、顾家、爱家的极为负责的人。他有吝啬的一面，但他并不是一位“十分吝啬的人”。我想，只要认真地读一读我写的书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也许有少数持极端见解或抱有莫名成见和仇恨的人，会同意这位宣传大人的看法。
再者，无论你对我的书有什么看法，动用行政权力来封杀，也是不可想象，不可接受的。
另外，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也很难让人理解。我认为，这只能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以可乘之机，把已经有些复杂性的事情搞得更加复杂，于社会、于个人、于各个方面都是不利的。
这里，我再一次说明，我写这本书，绝无贬低父亲的意图。我只是抱着讲真话的宗旨，向大家介绍有关父亲和我们家的真实的故事，使大家能全面、真实地了解事情的真相。我欢迎善意的评议，但不怕威胁和辱骂。这样的封杀只能说明某些人的怯懦和卑劣。我保留使用法律手段维护宪法赋予自己的公民权利的自由。
前面说过，笔者当时不玩博客，也不关注别人的博客，所以季承的这篇文章，迟至三年后的2014年才见到。还能说什么呢？还能说什么呢？！季承啊季承，你我这一辈子，学了几十年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源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您这里光强调初衷，强调出发点，不懂得如何处理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重大后果，您把形势看得过于乐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季先生去世以来，您在出版以及其他事情上遭遇的一系列挫折，完全在我料中。您将来如果遇到更大的麻烦，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
另外，我想到一位尊敬的老前辈，他是有相当级别的官员，也是季羡林先生的朋友。一次，当我偶然在他面前提到季承，老前辈勃然色怒，说：“不要在我面前提他的名字！国家花了多大的力气树季羡林，老人家一死，他就玩颠覆，儿子颠覆老子，这还算是人吗？！”
我被一句话堵在那里，哑口无言。不是没话说，而是不想说。事情过去了这么久，今天，当我在书桌前仔细推敲季承的博文，倒想对老前辈说上几句：作为一个与体制呼吸与共的过来人，我完全理解您的良苦用心，季羡林先生是时代七劫八劫后好不容易才塑造出的楷模，是励志成材的标杆，是“维稳”的社会贤达。栽成一棵大树要十年、百年，而毁灭它只要一把斧头，甚至一根火柴。不过，我斗胆请您改变一下思维角度：季承要是能颠覆，为什么不让他颠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好事嘛！季羡林先生要是如此轻易就被颠覆，也不值得叹息，谁让他是中看不中用的银样蜡枪头！但是，我看来看去，季承要想颠覆老父，还差得远，压根儿不是一个级别。何况，季承的本意也决不是要颠覆什么，抹杀什么。“指令”谈到“有国无家”，不，书中明明写了季羡林家庭至上，才婉拒德国少女伊姆加德的爱，才放弃去英国剑桥大学执教的聘请，返归故国；明明写了季羡林顾全大局，才不离不弃，守着这个“瓦全”的家。美人如花，美人如花隔云端，糟糠之妻鲁且拙，糟糠之妻不下堂，能做到这一点已着实不易，不是完人，也离完人不远。季承还想好上加好，亦属人之常情。“吝啬”？倒是有的，在某些场合，对某些人，吝啬只是积习，属于小节，属于细行，您不见白石老人的吝啬比季羡林更甚，如今却成了文人圈里津津乐道的佳话。影响吗？我就是地地道道的季迷，为老人家写过四本书，季承的新书能动摇我的崇拜？没那事。书中无非写了些家庭的矛盾，根源在于旧式包办婚姻，这是老季家的隐痛，老辈人经得多了，关于此等结合，胡适有胡适的厮守，鲁迅有鲁迅的分解，闻一多有闻一多的改造，季羡林有季羡林的凑合，怎么着都情有可原。作为那段“凑合”姻缘的结晶，季承有他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他有悲伤要诉说，他有积郁要倾吐，说就说吧，说出来，也可让世人一窥“月球的背面”，获得一个立体的全面的观照。担心月亮从此将失去迷人的光辉？怎么会呢，月亮并非神话的特权、诗歌的专利，它更是科学的载体，要相信现代人的眼光。因此，对于季承的回忆录，与其出手干涉，强行压制，莫如找人认真解读，积极引导。鄙人不才，我敢说，倘若我参与制作的那档电视节目不因禁令而胎死腹中，一经播出，放射的绝对是正能量。
围绕着季承的博文，我在网上搜来搜去，突然眼前一亮，在2010年7月21日的文艺报上，搜索到一篇署名秦锦屏的评论《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大师》，细读之下，深感是下了大功夫的。文艺报直属中国作家协会，是官方平台，发表秦文，应视为“认真解读，积极引导”。秦文指出：
回忆录和传记是与历史学最相近的文学写作，写作者必须客观、真实地反映笔下主人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准确、切实地描绘主人公所处的时代背景，还原历史事实。《我和父亲季羡林》的作者开篇就坦诚说明：“祈愿读者朋友们能更多、更真实地了解我们这个家庭，特别是我的父亲季羡林先生……有理解才有宽容，才能有挚爱，也才能有和谐，才有人和人、家和家、国和国以至于人世间的和谐！”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作者秉笔直书，“残忍”的背后包含着一颗挚爱之心，这份爱与真、善、美有关，与写作者的文化“良知”有关。他希望记录“国学大师季羡林”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还原一个血肉丰满的“真人”的形象。
在《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中，季承“大逆不道”，摒弃“粉饰”、“拔高”等等某些同类题材作品惯用的写作手法。作为历史的当事人，他以亲历亲见，真实和坦诚还原一些细水长流的生活场景，真实记录了一个儿子眼中的父亲，详尽还原了季羡林先生寄人篱下的童年、激情燃烧的青年、异国他乡爱的失落、不懈的精神追求以及其性格中的仁慈、宽厚还有些许不可忽视的冷漠。作者凝重而又流畅的笔调、自然而朴实的记录后面，隐隐有一种悲凉和焦灼难言的疼痛感。正是这份独特的质感，使得当下传记、回忆录写作的人物画廊里少了一个脸谱化、符号化的“完人”，多了一个真实的、血肉充沛的“真人”，这正是该书的一个巨大亮点。把传主放置于社会大环境中、放置于历史的长河中，从准确、真实出发，从文人的良心出发，完成一个“真人”的记录，让后人能从留存的珍贵资料中，理清历史事实，探索和思考主人公其时其地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了解其可贵、可敬及可评、可点之处，谁敢说这样不是去伪求真，不是一种真善美的追求呢？因此可以说，《我和父亲季羡林》的作者不仅是完成了一部难得的回忆性传记文学著作，更重要的是他担当了“历史的经历者为后人存史”的道德责任，为回忆录写作、传记写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事实上，一个人所取得的社会公认的显著成就，并不会因其有性格缺陷而贬值。高尔基说，拳头是打不倒真理的。真理就像劳动汗水一样，总是有一股强烈的气味。泰戈尔曾说过，啊，美呀，在爱中找你自己吧，不要到你镜子的谄谀中去找寻。当我们抡起道德的大棒时需警惕，因为伪善只会让我们更远离真善美。在一个物质生活极度丰富、精神生活相对贫乏的时代，在一个躲避崇高、自甘平庸、物欲膨胀的社会里，人们难免幻想用明星、巨人的光亮来照亮自己，而一些回忆录和传记作品刻意迎合，热衷于制造假象。长期的“甜蜜喂养”养成部分读者的“味觉麻木”，使他们不敢面对有缺点的真人，而只喜欢光环笼罩、被包装成白玉无瑕的假人，好比不喜欢带刺、带露、会枯萎的真花，而是喜欢永不凋谢没有生命香味的塑料花。因此，也就可以理解《我和父亲季羡林》这本书面世后遭遇的尴尬和争议。
必须声明，笔者从不否认季羡林先生是国人敬仰的大师。季羡林先生与儿子季承的父子关系紧张，曾断交十多年也是事实。但这并不等同于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诸多贡献的季羡林先生一生所有行为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都是无可挑剔无懈可击的，就一定是光环下的完人、神人、圣人。《我和父亲季羡林》还原了一个不被公众熟悉的国学大师季羡林，直笔书写了他的孤傲、无情、幽寂，把光环笼罩、光芒四射的父亲季羡林请下了神坛，彻底颠覆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大师”的完美形象，挑战了许多人的心灵承受极限，触及了他们脆弱的神经——悖离了“子为父隐”的儒家传统，这的确是需要极大勇气的。然而，倘无如此敢于承受“千夫所指”的勇气，一个真实的国学大师、一个真实的父亲形象又何以立足，何以出现于世人面前？当我们满脸鄙夷和不齿的神色，站在道德的立场上指责《我和父亲季羡林》的作者时，我们更应该正视的是，“三纲五常”这一封建顽疾并未彻底根治，“子为父隐”恰是治家、治国的弊病之一。以道德的名义隐瞒或篡改历史、棒杀直言者，大棒打击的是“真”，其实也就悬置了“善”、驱逐了“美”。
秦锦屏是谁？没听说过。鉴于“屏”和“评”同音，我怀疑是某人或某个组织的化名。转问季承，他也不认识（这就排除了做托的嫌疑）。转问评论界的一位大腕，他想了想，说：是一位年轻人。
只因为年轻啊，才拊掌叛逆，才蔑视纲常。
端的是后生可畏！
后生大有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