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长恨歌》）。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年份。是年十一月，时任唐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撕去伪装，露出锋利的爪牙，以讨伐宰相杨国忠，“清君侧”为口号，公开扯起叛乱的旗帜。统率大军十余万人（号称二十万），风尘仆仆、马不停蹄从范阳南下，企图以“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方式袭取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东京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十二月初二，叛军风掣电闪般地攻占战略要地荥阳，兵锋直指洛阳。
唐玄宗李隆基晚年暮气沉沉，在温柔之乡流连忘返，一向对安禄山宠信有加，有求必应，做梦也不曾想到这厮人面兽心，“得志便猖狂”，居然会恩将仇报，凶恶反噬。这时见局势危急，大祸临头，只得打起精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急急命令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左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募集兵员，迎击叛军，力图挽狂澜于既倒，度过这场严重的统治危机。
封常清受命抵达洛阳，十日之内总共招募了六万人，表面上数目可观，成绩不错，然而这些新军“皆白徒，未更训练”（《资治通鉴》卷217）。作风散漫，武艺粗糙，仓猝上阵后，根本经不起叛军强大铁骑的勇猛冲击。连战皆负，节节败退。叛军遂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乘胜从四门入城，肆意劫掠，占领了洛阳。
封常清率败军与高仙芝会合后，有鉴于“贼锋不可当”的现实，且考虑到潼关对于长安京城安全的重要性，向高仙芝建议“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为长安城筑成一道最后的防御屏障。
高仙芝赞同这一看法，于是两人便率兵退守潼关，厉兵秣马，谨为守备。不久，叛军兵临潼关，在唐军依托关隘殊死抵抗下，“不得而去”,不得不作暂时的战术退却。潼关为重要战略要隘，形势险峻，易守难攻，素称“国之门户”，《山海关志》指出：“畿内之险，惟潼关与山海为首称。”唐军如果能守住潼关，则京师长安可确保一时无虞。可是，就在军事形势稍有缓解的情况下，唐玄宗却听信监军边令诚的谗言，抱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阴暗心态，以封常清“以贼摇众”，高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饷”等莫须有的罪名，滥杀了这两名久任边帅、屡立战功的大将，做出自毁长城的愚蠢举动。
封、高两人人头落了地，可是仗还得打下去，总得有人来承接他们留下的倒楣差使，很不幸的，这个霉运让当时“发病在家”、处于病休将息状态的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哥舒翰给摊上了。
哥舒翰大名鼎鼎，战功赫赫，“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哥舒歌》），这首唐诗讴歌的就是哥舒翰的英武神威，由他来与安禄山周旋，一决雌雄，本来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当时哥舒翰正身患重疾，“不能治事”。虽几经推辞，终不获唐玄宗的恩准，没奈何，他只好强打起精神，接下天下兵马副元帅(元帅一职当然由皇室成员来领衔，外姓人再能干也没有扶正的机会，日后的郭子仪、李光弼干得再好同样只当到副元帅)的印绶，统领八万名唐军，连同高仙芝的旧部，进驻潼关，对垒安史叛军。
“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敝”,尽管是名将，但也会有弱点，哥舒翰也一样，这主要是他治军“用法严而不恤”，导致“士卒皆懈怠，无斗志”。另外，哥舒翰毕竟年事已高，更糟糕的是他有“风疾”在身，连指挥自己的手足尚且有困难，遑论处置十万火急、千头万绪的军机要务，只能将大量事务交给德不足以服众，才不堪大任的行军司马田良丘来摆弄，这无疑是勉为其难，加上其手下骑兵主将王思礼与步军主将李承光又磕磕碰碰，互不服气，“争长，无所统一。”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只宜固守，而不便主动进击叛军，提前展开战略决战。所以，哥舒翰到达潼关后，只是加强防守，持重待机，应该说，哥舒翰这么应对危局是基本正确的，它迫使叛军前锋屯兵坚城之下，无法逾越潼关而进取长安。
正当双方主力相持于潼关之际，河北诸郡的民众愤恨于安史叛军的暴行，在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等人的带动下，纷纷自发抗击叛军。而郭子仪、李光弼也统率精锐的朔方兵出击，与河北军民相呼应、相协同，切断了叛军与范阳老巢的联系。延至次年正月，叛军前阻潼关，后绝范阳，军食不继，军心不稳。河北诸郡中归附叛军的“唯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资治通鉴》卷217）。处境困难，进退维谷。于是安禄山迫不及待地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商议转入退却，回守范阳。很显然，这进一步充分证明了哥舒翰当时所奉行的“老虎不出洞”的对策是正确的选择，体现了“因敌变化”、“致人而不致于人”的高明作战指导原则。
可是，唐玄宗的“縻军”行动却改变了唐军相对有利的战略态势。当时，唐王朝的军权大权仍然由骄纵不法的宰相杨国忠所把持。杨国忠自知多年以来作威作福，树敌甚多，而朝廷内部又悄然汹涌着在安禄山叛乱问题上的追责暗潮，不少人将矛头指向杨国忠，认为安禄山反叛朝廷，是杨国忠一手导致的，甚至出现了杀杨国忠以消弥叛乱，平安天下的声浪。所以他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十分害怕手握重兵的哥舒翰回兵长安同自己作对，与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便向唐玄宗传播虚假军情消息说，陕州地区的叛军守将崔乾隆“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鼓动昏庸的唐玄宗下令让哥舒翰兵出潼关，去收复陕州，洛阳。唐玄宗本人急功近利，太需要赢得一场胜利来振奋人心、鼓舞士气，并慰藉自己那颗苍老而又惶惧的心灵，就毫无保留地采纳了杨国忠的建议。
哥舒翰久历戎阵，作战经验丰富，深谙《孙子兵法》所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道理，所以实难苟同这种轻举妄动的做法，立即上奏唐玄宗，强调指出，安禄山是一只极其狡猾的老狐狸，他正制造假象，引诱我军进入圈套，是万万不可上当的：“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羸师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中。”（《资治通鉴》卷218）主张以时间换空间，固守待疲，伺隙破之，一举底定大局：“且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以扼之，利在坚守。况贼残虐失众，兵势日蹙，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不战擒也。”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也给唐玄宗上奏疏，请求“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将叛将的妻、子收为人质，然后再去招抚叛将，叛贼必定丧失斗志，缴械投降。同时建议哥舒翰统率潼关大军“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否则必然追悔莫及。
杨国忠见众将都反对潼关大军出击，以为是他们串通一气，联合起来对付自己，愈加草木皆兵，疑神疑鬼，惶惶不可终日，于是又奏告于唐玄宗，说是“贼方无备”，而哥舒翰瞻前顾后，逗留不出，是贻误军机，居心叵测。唐玄宗轻信杨国忠的一派胡言，同时也急于反攻，一雪前耻，便不顾众位统军大将的正确意见，一再派遣使者前往潼关，“项背相望”，催促哥舒翰立即出关进击叛军，收复失地。哥舒翰难违君命，又知此刻进攻乃死路一条，遂“抚膺恸哭”，不得已率唐军主力出关应战。
此时，叛军崔乾祐部已屯兵灵宝（今河南灵宝）西原（距灵宝五十里）。西原南面靠山，北有黄河阻隔，中间一道隘路绵延七十余里。崔乾祐用重兵阨守险要之处，以近待远，以静待哗，以逸待劳，等待唐军自动送上门来寻死。
六月初，双方的会战拉开大幕。战前哥舒翰与部下田良丘等人“浮舟中流”，观察对手的阵势。只见崔乾祐军兵力寡少，阵形不整，便下令催促诸军迅速挺进，由大将王思礼等率领精兵五万在前，庞忠等率兵十余万继后，自己则带领三万余兵马，留在黄河北岸，击鼓助威，实施指挥。
叛将崔乾祐见官军开进，便故意只派出万余人进行迎击，而且显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的散乱假象。唐军趾高飞扬，忘乎所以，果然中计，“望而笑之”，遂放松应有的警惕。两军稍事交锋，叛军即“偃旗如欲遁者”。唐军见状，误以为叛军士气低落，不堪一击，更加松懈，便长驱直入，攻入狭隘险路。
崔乾祐乘官军“不为备”之机，擂鼓指麾，突出伏兵，从山上投下无数木石，击杀唐军士兵“甚众”。此时唐军困于狭路之中，骑兵人仰马翻，步兵挤作一团，无法展开战斗，“枪槊不得用”，陷入极大的被动。不得已情况下，官军只好驱马驾毡车在前面开道，想突出叛军的重围。然而，崔乾祐却早有准备，他大举动用了数十辆草车阻塞唐军毡车的推进道路，然后乘着“东风暴急”，顺风纵火。顿时间烟焰弥漫，“官军不能开目”。他们以为叛军还在浓烟之中，就聚集弓弩乱射一气，结果没有伤着叛军的毫毛，反而是“妄自相杀”，误伤自己。
战至黄昏，当浓烟散去后，唐军才发觉面前并无叛军，可是，这时候他们所携带的箭矢却已经被消耗殆尽了。叛将崔乾祐见机便派遣精骑从南面迂回，“出官军之后击之”。官军首尾受敌，“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孙子兵法·九地篇》），“于是大败”。士卒或丢弃兵器甲胄躲入山谷，或自相践踏被挤下黄河活活淹死，一时间哭喊声、呼救声震天动地，叛军乘胜紧逼。庞忠所率领的后军见到王思礼统帅的前锋溃败，亦肝胆俱裂，丧魂落魄，不战自溃；哥舒翰亲率的河北军见了这般惨象也士气顿挫，争相逃窜。至此，唐军全线崩溃，不可收拾。
败溃的唐军奔向潼关，只恨爹妈没有给自己多生两条腿。潼关关前原有三道堑壕，每道宽约两丈，深约一丈。溃兵慌不择路，纷纷跌入堑中，“须臾而满”，后继者人仰马翻，踏尸而入。八万大军出关，后来又陆陆续续添加士卒，达二十万之众，这时入关逃得性命者只剩下八千人左右。可是崔乾祐得势不饶人，依然尾随而来，潼关的残军力不能支，一战即溃。六月初九，叛军终于一举抢占了潼关，打开了通向关中的道路。唐军主帅哥舒翰本人见大势尽去，又忧恐落得封常清、高仙芝一般的下场，就在部下的胁持下，摇动白旗，投降了安史叛军（以上史实皆见《资治通鉴》卷218）。
战略要地潼关失守后，长安便处于叛军的直接兵锋之下，再难固守自卫了。唐玄宗计无所出，也只好仓皇之中，弃都出逃，西行“幸蜀”，“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白居易《长恨歌》）。落得个皇位提前被抢走姑且不说，甚至连自己宠爱的女人都给搭了进去，到了马嵬坡，遭遇部下扈从的逼宫：“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白居易《长恨歌》）唐朝平息安史叛乱的斗争，从此进入了更为困难和艰巨的阶段。
兵圣孙武子说：“不知三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三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孙子兵法·谋攻篇》）。哥舒翰所部唐军主力惨败潼关的原因很多，包括朝廷奸佞当道，应对乏策；哥舒翰英雄迟暮、指挥无方；唐军素质低下，斗志消沉等等。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无疑当是唐玄宗昏庸颟顸又刚愎自用，听信小人杨国忠居心叵测的进言，“同三军之政”，“同三军之任”，对作战事宜乱加指挥，“縻军”“羁将”所致。他不能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个要求，拒绝听取那些真正了解敌我双方情势，身处战斗第一线的将领的正确意见，而强迫他们像木偶般遵从和执行自己极端错误的决定，无视敌强我弱的基本现实，贸然出关迎敌决战，结果导致一败涂地，把老本全都赔了进去。
中国古代兵家历来强调将帅的作用，主张“兵权贵一”，赋于前敌将帅在战场上机断指挥、便宜从事的全权，“阃外之事，将军裁之”（《春秋公羊传》襄公十九年徐彦疏），认为“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黄石公三略·中略》），这乃是由数不清的鲜血所凝聚而成的军队指挥与管理的法则，理应高度重视，坚决秉执。可是我们这位唐明皇却倚仗着自己的“九五”之尊，把这些明白浅显的道理彻底抛到了九霄云外，触犯了兵家的大忌，更违背了当君主的信义。在这种情况之下，唐军要想避免出现丧师辱国，自食恶果的结局，难道还能够办得到吗！换言之，唐军在潼关之战的败北，乃是自己打败了自己，而其中的罪魁祸首，正是唐玄宗李隆基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