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研究对象

为何“经济学”本质上应是“政治经济学”？

原载《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3期

内容提要：“经济学”起源于"Oikonomikos" 一词，它意味着“家政管理”；同时，随着研究对象从家庭组织扩展到城邦和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学”就出现了，它集中研究国家组织中大众之事的治理。因此，政治经济学根本关注的是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公共议题，其中，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制度变革则构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四位一体基本结构。同时，经济学的根本目标在于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从而也必然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合理名称。但是，随着“政治经济学”内涵的窄化以及社会思潮对国家干预的反动，新古典经济学就将研究对象从组织转向了个人，集中关注个体行为而非组织运行，关注资源配置而非财富创造，关注市场交换而非劳动分工，并在既定制度下进行均衡分析，从而就导致了“政治经济学”一词被“经济学”一词所取代。尤其是，在还原主义思维的下，主流经济学倾向于使用复杂的数学工具进行抽象分析，从而蜕化为与现实无关的黑板经济学。这表现在：微观上，经济学就与组织管理学相分裂；宏观上，经济学与公共政治学相分裂。当然，随着对社会事物相互依赖性的认识深化以及经济学研究内容的重新拓宽，经济学科又开始了向“政治经济学”的回归。

一、引言

政治经济学往往被认为是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相对立的学说支流，中国经济学界则存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二分体系。显然，作为现代经济学的支流，政治经济学自边际革命以降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确立之后在西方经济学界就逐渐沦落为边缘和异端的位置，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在中国经济学界也迅速被边缘化，乃至越来越多的经济院校已经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和专业，政治经济学课程和专业被排挤到人文学院或者专门的马克思学院。那么，经济学科的这种发展趋向合理吗？要正确认识这一点，就必须重新审视和反思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其实，从本体论上说，经济学需要关注组织的效率和国民的福利，不仅要剖析社会经济现象“是什么”和“如何产生”等问题，还必须进一步探讨社会经济现象“应该如何”和如何改变等问题，因而“政治经济学”一词本身就是经济学科的合理称呼。现代经济学之所以逐渐抛弃“政治经济学”这一称呼，根本上源于特定历史背景下它只关心前一问题，而忽视了后一问题。

同时，从起源学上看，“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是经济学科的早期名称，主要研究国民财富增长以及相伴随的劳动分工和收入分配等问题；只不过，边际革命以降，“政治经济学”名称就逐渐为“经济学”(Economics)一词所取代，它集中研究个人效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商品交换和消费问题。显然，自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转向现代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带有“ics”后缀的经济学开始把自己与物理学（Physics）、数学（Mathematics）这样的学科放在一起，从而使自己具有与自然科学平等的地位。这样，现代经济学人就开始推崇“经济学”而贬斥“政治经济学”：一方面，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渗入了道德伦理和国家意志等因素，从而是不科学的；另一方面，他们将“经济学”视为研究一般经济规律并正确体现经济学科性质的通论性名称，而将“政治经济学”视为历史中特殊情形并误导经济学科发展的过渡性名称。果真如此吗？本文从经济学科的历史起源和学科特性对此作一考辨。

二、经济学科研究的核心议题

西方经济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色诺芬的《经济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经济学著作，它用对话的方式转述了苏格拉底的许多经济思想。同时，《经济论》实质上是一本关于家庭管理的书，集中探究组织的有效管理。在书中，色诺芬最早使用了“经济学”（Oikonomikos）一词，Oikonomikos一词源于希腊语oikos（家庭）和nomos（法或原则）的结合，它意思就是家庭管理的原则。当然，这里所指的“家政”与现代意义在的“家政”是不同的，因为在古希腊的“家”指的是氏族及家族。事实上，古希腊奴隶制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家”就是当时最基本的生产组织，组织管理奴隶制经济的相关问题就都被列入了“家政管理”范围。色诺芬认为，良好的组织可以产生数倍的生产力：一方面，良好的组织有赖于好的领导和管理，需要领导人通晓相关各领域的知识；另一方面，良好的组织体现为人们对管理的顺从而不是逼从，需要领导者有高超的管理技巧。因此，色诺芬重视领导和政策实践的性质，关心财富及其增长问题，并集中探究了私人和公共事务的适当组织和管理，集中探究了技能、秩序和分工原理。柏拉图则将这种分析进一步拓展到城邦组织上，分析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探讨最优化的政治经济和公平的道德规则，进一步分析了互惠互利的专业化发展和交换理论。

显然，从起源学可以看出，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根本上在组织，是研究组织运作的机理以及相应的规范。这包括：研究组织内部如何分工以促使既定资源投入创造出最大化的财富，研究如何监督和惩罚机会主义行为以维护组织的有效运行，研究如何对所创造的财富进行分配以激励人们加入组织联合行动。同时，组织本身是由众多成员组成的，组织的运行必然关涉所有成员之间的关系；因此，研究组织的经济学集中关注的就不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事务，而是属于公共领域的大众之事。相应地，当组织的范围扩大到国家之时，“经济学”就为“政治经济学”一词所取代，集中研究有关国家组织中大众之事的管理法则。事实上，“政治经济学”一词也是来自希腊文中的polis（社会机构）、oikos（家庭）和nomos（法或原则），其字面意思就是“有关社会管理的规则”，用现在的话则是“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1]同时，“政治”本义上是一种管理活动，孙中山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2]因此，经济学科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研究领域在公共领域，基本框架则是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制度，这四位一体也就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

当然，流行观点往往将经济学科的研究局限在私人领域，其理由是家庭事务是非“政治”的。确实，传统的家庭组织似乎是基于社会习俗而非基于个人间的自愿契约形成的，存在严格的等级制，拥有巨大权威的家长成为家庭组织的统治者；同时，正是由于在家庭组织中，家长或奴隶主是天然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因而早期的家庭管理也就等同于家庭财富的管理。相应地，色诺芬在《经济论》中主要论述的就是奴隶主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如何有效地压榨奴隶的剩余产品以获得更多使用价值的东西。无独有偶，在德语中，“经济”（wirtschaft）一词也隐含了主人的意思，过去的一家之主要为全家的生计和一切与此有关的事情负责。不仅家庭组织如此，早期的其他社会组织基本上都是基于社会习俗而形成的“自然”群体，而不是基于个人权力交换而形成的现代契约；相应地，早期生产组织往往都由特定个人所成立和控制，存在特定的所有者和主权者。显然，主权者管理组织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自身收益，从而关注组织运作的有效性和效率；同时，组织运作的有效性和效率则与合理的分工有关，体现为资源的有效配置。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组织研究的四位一体架构呢？

首先，针对上述观点，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1）家庭等组织毕竟是由众多成员组成的，成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很大程度上会决定组织的效率；因此，这些传统组织也需要关注制度的建设，尽管主权者设定的制度往往是泰勒意义上的“科学”管理制度，它将主权者以外的组织成员都视外在的投入要素。也即，在早期的组织研究中，主要关注经济增长、劳动分工和制度设计这三大议题。（2）社会的发展使得家庭组织也带上越来越强的契约性质，它不再归属于男性家长或其他特定个人所有，不再是最主要的不平等场所；相反，它越来越被看成是男女双方基于婚姻契约而形成的共同体，由此“生产出”的子女也是天然的平等所有者。相应地，家庭组织的发展也不再仅仅反映男性家长或其他特定个人的需要，不再实行绝对的“家父制”专制；相反，它要兼顾所有成员的生活和追求，需要引入越来越多的民主决策。因此，收益分配问题在现代家庭中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国家也通过法律方式越来越介入家庭组织的收益分配，如儿童保护法、老人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财产法，等。

其次，在现代的组织研究中，收入分配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议题。究其原因，现代组织是由众多个体通过契约而成立的，组织属于全部订约者所有，而不再存在特定主权者，从而就转变为社会公共机构；因此，组织的有效运行就呈现出强烈的道德性，关乎分工收益在全体成员间的分配以及对成员行为的激励和约束。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之所以积极参与组织，就在于，组织所促进的分工合作能够带来更大的分工收益与合作剩余，从而使得每个成员都能从中获得更满意的收益。同时，在自愿型合作组织中又衍生出两方面问题。（1）组织所创造的分工收益究竟有多大？这取决于成员之间的合作程度。进而，成员是否采取合作行为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合作？这又取决于机会主义者所面临的惩罚以及相应的成本支付，在于针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惩罚机制及其有效性。从这点看，要通过合作做大蛋糕，关键在于存在一系列的规则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这涉及到制度和规范的建设和完善问题。（2）成员从组织分工中获得满意程度有多大？这取决于合作收益的具体分配规则。进而，分工收益的分配则究竟如何？这又取决于成员之间的权力对比以及相应的博弈均衡，并取决于由此产生的分工规则和组织结构。从这点看，要使得成员获得同等程度的满意，关键就在于有一个合理的分配规则，这涉及到分配规则的设立和完善问题。因此，组织成员间充满了竞争与合作关系，不仅关涉蛋糕做大，而且关涉蛋糕分配。

最后，即使是在过去漫长的古代社会，收入分配也并不是不重要的，只不过早期共同体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收入分配机制而已。不同于现代组织所依赖市场谈判和交换的收入分配机制，早期社会的收益分配具有明显的互惠和再分配特性：前者主要体现在家庭和亲族组织中，后者则体现在由共同首领领导的部落或地域共同体之中。波兰尼写道：早期“经济组织形式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尽管这个自足的单元是由家庭、聚落或领地等非常不同的实体组成的，但其原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生产及储藏是为了满足团体成员的需要。这个原则在实际运用上与互惠或再分配一样广泛。其制度核心的性质是不重要的：它可以使以父权家族那样以性别为主的，也可以是村落中以地域为主的，或者是封建领地中以政治权力为主的。这些群体的内部组织也不尽相同。它可以像罗马的家族那样的专制，或者像南斯拉夫民族之庄园那样的民主；可以达到像加罗林王朝的大庄园，可以小到像西欧的一般农家那样。它对于交易或市场的需要不会比行互惠或再分配的社会来得大。”[3]

显然，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理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赋予经济学科所研究的具体内容。在宏观方面，它涵括了国家组织的组成、社会分工的深化、国民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的优化以及社会制度的改进等；在微观方面，它包括组织结构的构建、组织资源的配置、组织成员的关系、协作生产的分工、共同成果的分配、组织运行的方式及治理等等。威克斯蒂德就指出，经济学“可以包括对资源管理的一般原理的研究，不管这种资源管理是个人的、家庭的、企业的还是国家的；包括对在一切管理中发生浪费现象的方式的检查”。[4]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科的研究内容包含了斯蒂格利茨所说的经济学要解决的人类两大经济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和动力激励问题。事实上，古希腊人就非常关注对人的控制因素，创造出高超的管理艺术，并在发挥管理配制中制定了对经济理论有重要意义的分析结构，这远远胜过现代经济学。

不幸的是，经济学科有机统一的两大内容随着边际革命的兴起却逐渐割裂开来：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即使新制度主义重新考虑制度这一因素，但它也仅仅是对资源配置方式的比较；动力激励问题则成为管理学的固有领域，而且管理学把动力激励视为一种操作艺术问题，而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之所以出现这种现代情形，根本上在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取向转变：它不再关注组织问题，而是转向了个体行为，集中关注个体交换而非组织运行，并且借助日益复杂的数学工具进行抽象分析；这样，经济学就蜕化为黑板经济学：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相脱节，也就无法为具体的组织运行提供理论指导。相应地，现代经济学人逐渐局缩在学院课堂里作抽象的数理建模和演绎分析，或者热衷于在给定的统计数据上作机械的量化分析，而越来越不关注现实问题；相应地，管理学人则来往于社会事务间作虚幻的演讲和指导，或者热衷于对各种零碎问题的案例研究和对策分析。

显然，正是缺乏经济理论的支持，微观层面的管理就发展为企业或组织管理学，它主要集中于组织的设计和变革，关注组织的领导和控制，注重核心竞争优势和战略安排，致力于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但是，所有这些几乎都是局限于经验层面的总结，只注重考察企业的内部结构和具体运行的管理，从而缺少应有的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很难上升到理论层面。同样，宏观层面的管理则发展为社会或公共政治学，它主要集中于官僚等级制的构建，热衷于使用相机抉择的财政货币政策，并根据社会力量变动来调整政策政纲；但是，所有这些政策都是“治标”的，只关注即时的经济热点问题以迎合选民的需求，从而无法社会收入的合理分配提供理论基础，无法为社会制度的变革方向指明蓝图。

可见，现代经济学与管理学和政治学是脱节的，无论在微观层面还是在宏观层面经济学都无法为管理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那么，如何将两者联系起来呢？事实上，要把动力激励问题的研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首先需要明确谁行动、为何行动以及如何行动：微观上涉及到组织内部的分工和合作，涉及到组织治理的激励和约束，涉及到资源的配置和收益的分配，涉及到组织成员间的关系和互动，也就涉及到企业的文化和惯例；宏观上涉及到国家机构的功能和运作，涉及到官僚的选择和监督，涉及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涉及到劳动资源的开发和配置，涉及到公民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也就涉及到社会的伦理和法律。显然，所有这些恰恰是经济学原初的研究课题。西斯蒙第写道：“经济这个词，按照词的愿意，指的是家庭的规律，而政治经济学是用于城市的家庭的规律。家庭和城市是人类两大组合形式，这些很早就存在的组合形式就是科学的研究对象。”[5]因此，要在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之间架起桥梁，将经济理论和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就需要再次回归到经济学科的本源，重新把组织、分工、制度和分配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

三、从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最早研究的是家庭组织的规范和管理，但是，随着作为研究对象的组织由家庭、氏族转向城邦和城市国家，由基于习俗的传统群体转向基于契约的现代组织，管理的内容和目的等也就有了扩展和变化：（1）管理者不再是专属于世袭的某人或某群体，而是基于更广泛标准在社会上选聘的；（2）管理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物质利益，而是更广泛的效用；（3）管理的目标更不局限于增进特定主权者（所有者）的收益，而是关注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相应地，就带来了管理方式和规范的改变。例如，色诺芬的《雅典的收入》就是讨论雅典国家的财政问题，是如何对奴隶主制国家进行管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更是集中论述如何管理国家以使人们的生活更美好，着重对国家的整个政治、经济结构的理论分析，并探讨了最优化的政治和经济。伴随着研究对象转向了更大的城邦组织，也就产生了相应的“政治经济学”一词。从这点上讲，柏拉图可以被看作政治经济学的鼻祖。随后，亚里斯多德进一步将色诺芬的家庭管理思想置于奴隶主国家管理的范围之内进行论述。亚里士多德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取财术和致富术，为家庭和国家取财与追求货币增值是取财的重要内容，从而将家庭管理与城邦管理联系起来。因此，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就不仅是私人领域的个人事务，更主要是关涉公共领域的社会事务。

政治经济学的正式形成是在民族国家出现以后，发生在重商主义时期，这也是经济学科获得独立地位的时期。它最初是法国的重商主义者D.蒙克莱田（A.Montchrétien）分别在1615年和1616年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和《论政治经济学》两篇文章中提出的，这些文章都超出了家庭经济的狭小范畴，论述了国家积极参与管理经济的作用。后来，威廉.配第、布阿吉尔贝尔、坎铁隆、魁奈等又相继发展了重农主义，并将经济研究的重点转向生产领域，涉及到了国家对生产领域的管理。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也正是继承了他们的衣钵而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生产领域，并特别将研究对象限定在生产关系上。显然，研究对象从组织扩大到国家之后，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都大大拓宽了，涉及到了社会分工、社会分配、社会制度以及宏观管理等问题。所以，1755年卢梭在为法国《百科全书》写“政治经济学”条目时，就特意区分了“政治经济学”与“家庭经济学”。不过，直到1769年詹姆斯.斯图亚特(J.Steuart)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一书，“政治经济学”一词才正式引入英文文献，并第一次形成了有完整体系的著作。此后，“政治经济学”概念开始获得了迅速的推广和使用。显然，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家都试图提出经济活动指导方针和为政府促进商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其着眼点在于社会财富的发展；并且，此时的政治经济学已经从家庭或国家的管理扩展到对所有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这也是为什么其间的孔德主张用社会学一统整个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

政治经济学正式形成的标志是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是人类第一次系统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著作，也是经济学科发展的分水岭；它标志着现代以自由放任为中心的古典经济学的诞生，并使得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有独立体系的科学，并奠定了今后经济学研究的基石。此后，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大学相继指定一批政治经济学教授，自此以后的100年间，政治经济学成了经济学的既定名称。一般地，人们往往把从17世纪中期开始到19世纪30年代称为“政治经济学时代”，此时的古典经济学家们致力于财富的生产、社会分工、收入分配等问题的探索，因而古典经济学又称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根本问题就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福利和应得权利的相应提高。例如，斯密在《国富论》的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开篇就说，“被看作政治家和立法者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和生计；其次，为国家和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所需的充分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6]

正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关心的是公共领域的问题，关注整个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福利增长，因而古典政治经济学有两大基本内容：（1）由于试图通过促进国民财富的创造来保障普遍福利的提高，这就涉及生产性劳动的投入和配置问题，从而导致了劳动价值理论的兴起；（2）也关心既定国民财富下的社会福利的提高，这就涉及如何最大化交换剩余问题，从而导致了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同时，由于公共领域的问题往往关涉到统治者的行为问题，因而斯密本人在写《国富论》时心目中就把经济学视为写给政治家和立法者阅读的一门学问，在他的话语解释中到处不无对君主与政府应当在治理社会时如何行事的治国方略和政策建议；为此，斯密不仅讨论了一些经济和贸易政策，而且广泛讨论了政治、法律甚至外交等等方面的问题，除了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一著名的经济学原理外，还讨论了保证这种看不见的手能得以良好运作的自由制度原则及其法律保障问题。斯蒂格勒就指出，在斯密等英国古典经济学看来，经济学的任务是劝说人类社会尤其是国家的主权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合宜治理方式和制度形式，来使一国的经济繁荣，人民致富。

当然，在重商主义时期，国家干预政策大行其道，保护市场运作的法治和宪政民主体制则没完全建立起来，同时，干预政策已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构成越来越严重障碍的时代；为此，斯密更为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在雇主主义时代，各阶层人民的收入分配也主要是由市场竞争来决定。不过，尽管斯密对市场竞争采取了乐观主义态度，相信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渐完善和成熟，私利和公益会达到自然的和谐一致。但整个社会发展的现实却表明，市场机制的完善过程是漫长的，而在市场还没有成熟之前，在自然作用下它往往存在一个异化的过程；而且，基于力量决定的市场交换往往会导致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导致人们的应得权利和国民财富之间的逆向发展。因此，到了李嘉图时代，分配就逐渐开始成为中心问题，穆勒更是提出了生产和分配的两分法：生产方式和规律受自然法则的支配而非人意所能改变，这与自然条件和科学技术相联系；分配则不仅仅由经济力量决定，而完全人的意志和制度的问题，政府和国家不能规定各种分配制度的作用，但有权选择哪种分配制度。为此，古典经济学家都积极探讨制度变革的途径。例如，穆勒融会了前人所有较有见地的思想而重新组织了自斯密以来的经济学体系的同时，也积极把经济分析明确地引申到社会改革领域，从而成为古典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社会哲学的完整论述；而且，穆勒不是纯粹地强调产量增长和效率提高的经济检验，而是强调更具综合性的标准，如包括生活质量和个人的充分发展，他著作的全名是《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方面的一些应用》，其副标题就暗示了更为宽泛的目标。

最后，需要指出，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早期，古典经济学家集中研究了市场中的分工、分配以及相应的市场机制运行等问题。究其原因，市场也是一种组织，速水佑次郎将市场视为“是通过自发交易协调商品、服务的市场那和消费的组织。”[7]同时，组织又是由为实现特定目的的一系列的规则所构成，因而组织往往又与制度混同使用。速水佑次郎写道：“国家是由一套统治规则组成的制度，同时，它又是由依照那些规则组织的各种职能部门和机构构成的功能性实体。同样，市场是由在价格参数下控制自发交易的规则组成的制度，它也是由组织如零售商、批发商这样的各种市场主体以沟通消费者和生产者关系的功能性实体。”[8]显然，正是从组织的角度，我们就可以将市场也视为一种协作系统，它的运行也与分工、分配有关，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也与激励和约束机制有关。事实上，除了单纯的个人消费的等问题可以看成是“纯”私人领域外，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根本上都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在一个非鲁滨逊社会中，甚至是个人的生产和消费也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的其他成员。也就是说，纯粹的私人事务是没有的，一切事务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公共的性质，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公共领域。因此，政治经济学更恰当地反映了经济学科对社会事务进行研究的要求和特征，反映了现实市场的运行特征。

可见，尽管西方的“经济”起源于微观性的“家政管理”，但随着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从家庭组织扩展到国家，随着经济学科所涉猎的公共领域越来越广泛，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也就越来越广，集中研究整个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关注整个社会的福利提高，关注整个国家中的利益冲突，等等问题。显然，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性质与任务的理解与古汉语中“经邦济世”和“经世济民”具有相通的含义，也正如叶坦所说，“西方的‘经济’起源于微观性的‘家政管理’，这与中国‘经济’源自宏观性的‘经邦治国’不同；但其也含有管理城邦国家等与‘经国济民’相仿佛的内容，并带有伦理道德、情感哲理的色彩，这与古代中国尤其是儒家的经济观是很相似的。”[9]同时，即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机制的完善，市场行为和经济活动越来越依据价格信号而非行政命令，这也不能将个体行为视为孤立的和他人无涉的，任何人和行为都发生在市场这一组织中，而市场组织和国家组织之间则存在根本上的互补和共生关系。因此，研究市场经济活动时，就需要关注市场规则对不同行为主体的自由度，关注市场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关注市场分工的内在机制，这些都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不幸的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掉了市场的丰富内容而致力于构建一个逻辑化市场学说，从而就不再研究分工和分配问题，不再剖析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各自特点，也就根本上没有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

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标

自研究对象从家庭等微观组织转向国家等宏观组织并由此诞生出“政治经济学”之后，经济学科的研究目标就从组织运行的有效性转向了社会福利的提高问题，致力于探讨经济运行的规律并以此寻求提高人们福利水平的途径。事实上，斯密和其他绝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把经济学视为一门富国裕民的科学，后来关注社会现实的经济学家也是如此。马歇尔写道：“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10]森也指出，“经济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关于商品的科学，而是引领人类生活的科学。这种生活包括制造商品和使用商品，但其与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并不相同。对商品世界的兴趣是派生出来的，根本的考虑还是我们所过的或是不能过的生活。”[11]

同时，在对社会福利的关注中，最为重要的是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或生活水平。究其原因，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富人都已经获得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够获得的最大满足，从而也就构成不了经济学关注的主要对象；同时，弱势者的生活水平限制了整个社会普遍福利的提高，他们的生活状况也是滋生社会问题的主要渊源。西斯蒙第就强调，“国民财富就是应该使所有的人分享到生活的好处”，而“对一门好的政治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是认识穷人的地位，并向我们保证，只要穷人劳动，社会就能使他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12]马歇尔则指出，“穷人的祸根是他们的贫困”，而且，“一切的人初入世界都应有过文明生活的公平机会，不受贫困的痛苦和过度机械的劳动的呆板影响”。[13]为此，西斯蒙第指出，经济学是研究一定的国家中绝大多数人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该国政府所提供的物质福利的方法的科学。马歇尔则认为，经济学的首要目的是要有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探悉社会问题的根源。

因此，尽管经济学研究的具体目标在不同时期往往会出现转换，但任何时期经济学都存在一个根本性目标，这就是要探究如何提高人类福利的途径。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经济学是研究“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的学问，其中就包含了提高人类福利的思想。一方面，经济学需要探究在既定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如何更好地利用自然，让稀缺性的自然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从这个角度上讲，实际上就是稀缺性的资源如何配置以创造出更大的价值问题，这是研究“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课题。另一方面，要提高人类的福利就必须考虑“生产什么”，经济学也必须探究社会中不同层次的人的需求（价值）取向；同时，也要考虑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配置才能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祉，这是“为谁生产”以及消费品的配置问题。显然，这两个方面对实现经济学的目标而言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却造成这两个途径的割裂，特别是往往抹杀了后一个方面，似乎“生产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就是为那些能够出得起更高买价的人生产。事实上，正如维塞尔指出的，“生产出来的不是那些可能有最大效用的东西，而是人们需要付出最高价钱的东西；财富上的差别愈大，生产上的矛盾也愈显著。它给浪荡公子和饕餮之徒提供奢侈品，而对贫苦不幸的人的需要却充耳不闻；因此，正是财富的分配决定怎样去生产、并引起最不经济的消费，这种消费把原来可能用来医治贫穷创伤的东西浪费在不必要和该受谴责的享受上面了。”[14]

那么，如何提高人们的福利尤其是缓解穷人的贫困呢？这主要源于两大基本途径：（1）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是斯密等关注的；（2）建立有利于穷人的分配和再分配制度，这是李嘉图和穆勒等关注的。

首先，就财富的创造和福利总量的提高而言。这又有两个基本途径：（1）在资源既定的情况下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这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稀缺性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及现代经济学提出的理性行为者的最优选择问题；（2）在资源使用效率不变的情况下创造新的财富或资源，这也就是古典经济学关注的通过社会分工促进国民财富的最快增长问题。显然，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要强调现有资源的合理使用，关键在于它将（短时内）资源视为稀缺的，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不过，相对于人类的需求和利用能力而言，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资源并不是稀缺的，只不过，一方面大量的资源还无法为人类有效利用，另一方面已经开发的可利用资源因恶性竞争而导致了这些被大量浪费和破坏。因此，我们说，相对于当前人类社会的利用能力而言，大自然所提供的天然资源是相对充足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瓶颈在于资源的利用能力而不是自然资源的绝对数量。相应地，提高利用能力也就是人类面临的重要课题。

事实上，尽管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源“稀缺性”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但这种基本假设存在明显的局限，它并没有动态地看到资源不断被利用的广度和深度，而是静态地把资源当成了消费品。门格尔就指出，成为财货必须具有四个条件：（1）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对应着人们的欲望；（2）必须具有使它有能力引起与欲望满足间的因果联系的各种特性，如果不存在客观的因果关联，即使对应着我们的某些欲望也不是财货；（3）这种因果联系要为人们所认识，如果我们不能认识石油的能源价值，它就不构成财货；（4）必须有将此事物用于满足欲望的能力，火星上的矿产就不构成我们的财货。门格尔认为，缺此四条件中的任何一条，都只是一种有用的东西，而丧失财货的本质。例如，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还缺乏大规模使用石油的能力，因而它虽然丰富，但并不构成资源；同样，现有的研究表明，月球上蕴藏了100万到500万吨氦3，而只要开发出100万吨氦3就能够保证地球能源使用一万年。也就是说，要正确理解财货或资源，就需要将它与人们的利用能力结合起来；从现实意义上讲，只有与人类劳动结合并处于人类劳动能力可支配和利用的情况下的财货才构成生产资源。

那么，如何才能利用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呢？这就需要增加生产的迂回度以及提高技术水平，而这些都有赖于物化劳动或产品（资本）的积累；只有以丰富的物化劳动为基础，人们才可以采取更迂回的生产方式，才有时间发展生产力。显然，物化劳动或资本根本上又是社会劳动创造的。因此，资源量实质上就不应该用它们的物理量来衡量，而应该用人类用以获取、利用资源的劳动量来衡量的。也即，只有劳动才是衡量和反映资源数量的真正尺度：随着物化劳动的不断积累以及劳动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可利用的资源量也就越来越多。同时，社会劳动一方面提高对既有资源的利用能力，另一方面又是稀缺的；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劳动就是经济学更为核心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到劳动的配置，也涉及到劳动的分工。为此，马克思经济学强调，人类不能无限量地生产出人类需要的各种产品，主要不是因为资源的“稀缺”，而是因为生产作为一个物质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延续；为此，马克思经济学特别注重对社会劳动的研究，致力于通过有效配置社会劳动时间来增进价值的创造。也就是说，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历史的演化中看到了资源外延的扩大，从而更深刻地研究劳动分工和资源创造等问题。

其次，就弱势者福利的提高和收入的分配而言。要促进社会福利尤其是弱势者福利的提高，在促进国民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还必须考虑这些财富的分配。事实上，市场机制引导的劳动分工可以有效引导资源配置和创造出更高的分工收益，这些分工收益是全体生产要素在共同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合力作用的产物，这些合力和合作剩余都属于公共属性，它不属于单个生产要素所有，从而需要在所有生产要素及其所有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但是，基于市场原则的分配是力量博弈的结果，这并不能很合理地体现各类形态物化劳动对合作剩余的贡献。譬如，在资本力量非常强势的社会，可以使得劳动者仅仅获得接近于单干的“退出”工资，而美其名曰不接受此水平工资可以自由退出正体现出市场雇佣自由；但事实是，个人不加入企业或其他生产组织而选择单干所获得的报酬确实要更低，但它一旦加入到生产组织中劳动有效性就极大提高了，这对以资本形态的物化劳动而言也是如此。

事实上，尽管斯密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做了乐观的预计，但后来的发展却呈现出与理论格格不入并且每况愈下的严峻现实：通过工业活动对财富的追求愈来愈成功，但它带给大多数人的却是苦难。西斯蒙第在多次访问英国后写道：“在这个令人吃惊的国家，似乎在进行一次伟大的试验，以垂范其他国家。但是，我却发现这里的生产在不断增长而快乐却在递减。这个国家的民众似乎和哲学家们一样忘记了财富的增长不是政治经济的目的，而是为所有社会成员牟取幸福的工具。我曾在每个社会阶级寻找幸福的踪影，但它却无处可寻。”[15]正是由于工业革命发展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冲突问题，因而提出一个合理的分配模式已成为当务之急。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李嘉图将确定调节分配的法则视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穆勒认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越需要更好的法则；西斯蒙第则更是主张依赖国家政策来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主张通过立法的手段赋予工人新的有尊严的地位，主张实行工厂法来保障工人的工资，主张实行利润分享以促进劳动阶级向上流动，主张通过累进制税进行财富再分配，从而改良的新自由主义代替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即使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占支配地位的20世纪初，庇古也强调，通过收入平均化可以提高社会总效用；随后，勒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勒纳原则：如果收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那么在既定的产量水平下，收入的平均分配能实现社会总体效用的最大化。

显然，经济学说史表明，财富的分配问题成为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过渡过程中集中讨论的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一问题的考虑，西方社会的社会制度不断得到改进，市场机制也日益健全，从而逐渐把既存制度视为合理的。同时，在古典主义时期，对人类社会的整体福利以及上层集团的利益较为强调，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权力的分散，普通个人的福利将变得愈益重要；因此，当前经济学也就是要关注一般百姓的福利问题，这不仅涉及到财富的增长和涉及到财富的分配，同时也要探究个体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源。经济学说史也表明，不同时期经济学所处理主要问题是不同的：在古典主义时期，关注的是如何创造财富，而财富创造本身是在共同体内协作完成的，而创造出的财富有面临着分配的问题，因而古典经济学家特别关注公共领域的关系和制度；在新古典主义时期，公共领域的关系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已经逐渐理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逐渐成熟，因而新古典经济学就特别关注既定禀赋下如何获得效益最大化问题，这主要涉及的是私人领域的理性行为方式。所以，正如韦森所说，“尽管经济学的任务随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而变化了，但经济学的本质和意义却并没有发生多少实质性的变化。……经济学的目的和意义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向人们展示，通过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安排，人类社会才能最有效地创造和最佳地使用财富，从而增加个人、群体、国家乃致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16]

可见，要真正理解经济学科研究的根本目标，就要关注经济学科的研究本体；要真正理解经济学研究的现实内容，就要分析不同时空下的人类需要。事实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经济学所关注的对象是不同的。例如，在古典主义时期，经济学家关注了是如何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特别是在物质资本积累不多的情况下，如何增加生产性劳动以及如何促进分工成为当时研究的重点，由此出现和壮大了劳动价值理论；而到了古典主义后期，由劳动投入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限度，因而自李嘉图开始的古典经济学们如穆勒、西斯蒙第、马克思等都转而关注分配问题，并把建立一个合理的分配制度视为经济学建立的基石。接着，随着西方市场机制的逐渐完全和社会制度的日益健全，自边际革命开始新古典经济学家逐渐把研究从生产转向个人消费，同时，由于当时的消费还主要局限于物质方面以及生产越来越依靠积累的物质资本，因而新古典经济学把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过，随着物质财富和物质资本的日益丰富，人们的需求也逐渐从物质领域转向更为广泛的非经济领域，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也有所变化，开始把理性的人如何行为视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五、尾论：经济学科的应然和实然

从起源学上看，经济学科的基本研究对象是组织，集中研究组织的管理和规范问题。这包括这样几大要点：（1）经济学科研究的根本对象是组织，这从家庭组织发展到企业组织再到国家组织；（2）经济学科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优化组织的运作机理以及相应的管理规范，以提高组织运作的有效性和效率；（3）经济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组织内部如何分工以促使既定资源投入创造出最大化的财富，组织如何分配收益以维护互惠协作，组织如何监督和惩罚机会主义行为以维护联合行动；（4）经济学科研究的基本框架包括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收益分配和制度变迁，这四位一体就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显然，组织本身是社会个体以及契约的形成的，组织的运行必然关涉所有成员间的关系，关涉所有成员的利益，因而有关组织的事务就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一般地，只要涉及人与人之关系的地方就属于公共领域，相关的事物就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而现代社会的企业组织、非政府组织、大学以及慈善组织等的成员也都处于一种相互影响的社会关系之中，这些组织的运行。因此，经济学科的研究领域根本上在公共领域，其合理名称就是“政治经济学”。

然而，边际革命以后尤其是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确立，主流经济学研究取向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不再关注组织问题，而是转向了孤立的个体行为，集中关注抽象的个体交换而非具体的组织运行。正是由于对组织这一研究主题的偏离，经济学科的名称也由“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它不再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分析人的行为以及福利分配等问题，而是集中于物质财富和资源配置的研究。也即，现代主流经济学舍弃了伦理学内容而集中于工程学的内容。同时，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在集中“发财致富”的私人领域而非“经邦济世”的公共领域，就产生了收入分配两极化的现象，产生了私人繁荣和公共贫困共存的局面，从而也就无法解决整个社会不断重复的经济危机。为此，凯恩斯创立了观经济学而重新关注了财富（收入）创造问题，试图重新将经济学拉回到公共领域的范畴。然而，凯恩斯经济学主要是源于应对特定经济萧条危机，主要靠粗放式物质资本的投入(消费或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而没有真正关注劳动分工、收益分配和制度改进等核心议题。

同时，正是由于现代经济学仅仅关注鼓励的个体行为，它就刻意模仿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思维和方法，这不仅使得自然主义思维得到复兴和壮大，而且努力将微积分等工具运用到经济学中而形成了支配性的边际主义分析框架。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不研究分工和分配等有关组织的议题，根本上就在于自然主义思维和边际主义分析的内在缺陷。例如，就劳动分工而言，（1）分工是建立在个体异质性的基础之上，而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的抽象还原论就将社会主体化约为同质的原子个体，当然也就无法理解分工；（2）基于内生优势的分工揭示的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边际分析的结果却是每个选项同时拥有而只有量的差异。同样，就收益分配而言，（1）基于边际主义分析，现代主流经济学将收益分配统一在生产原理之中，这里的分析又以一系列的理性假设和信息假设为基础；（2）基于伦理自然主义，现代主流经济学将现实市场中的收入分配视为合理，这里完全忽视了市场主体的异质性及其权力不平等。

显然，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个体行为和工程学的研究，将经济学科打造成一门理性选择和资源配置的学科，从而得以大量使用数学分析工具和形式逻辑推理，并在自然主义和肯定性理性思维下将经济学发展为一门解释性的学科。这样，现代经济学家对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就视而不见了，不仅在行为分析时忽视社会联系以及由此衍生的亲社会性行为，而且在提出经济政策时也忽视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目标，社会公平、收入分配、公共贫困、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等都被置于“效率”标准这一拇指原则之下。同时，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中，自私自利成为明智的选择，它不仅可以使行为者的利益最大化，而且通过“看不见的手”可以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正是在这种学说的影响下，每个人都奉行“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经济人信念，以致联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道德等社会纽带开始解体了，经济活动中的合作变得越来越少，内生性交易成本越来越高，最终严重制约了社会秩序的扩展。

事实上，经济学本质上毕竟是一门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究其原因，现实生活中任何经济行为都必然是社会性的，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层面，即使纯粹的资源配置也必然会影响他人的利益；也即，任何对经济现象的研究都必然是公共领域性质的，都必须考虑整个社会关系。显然，涉及公共领域的观点和理论必然会牵涉到强烈的价值判断和立场，因而此方面的研究根本无法照搬自然主义的分析思维。事实上，迄今为止，也没有什么重要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直接视为自然科学的，最多只是强调经济学科的科学性发展以及纯经济学的理论构建之意义。因此，我们就必须思考，集中于工程学内容而形成的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究竟有多大意义？其实，作为一门具有非常强现实性的致用之学，经济学科是不可能长久脱离实际的，它必须关注如何处理和应对各种经济问题，这也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色。

大约180年前，李斯特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古典经济学就写道：“有些人深信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已经达到了圆满境地，再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可以增添；但是另一方面，那些用哲学的或实事求是的眼光来读这些著作的人却认为这门科学根本上还没有存在，还有待于建立，认为在没有建成以前，使用着这样一个名称的所谓科学，只能算是一种‘占星学’；不过由‘占星学’发展成为‘天文学’是既有可能也是大家所希望的。”[17]李斯特的忠告可以更好地适用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事实上，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推崇市场而贬斥组织，热衷于构建封闭环境的理性行为模型，乃至由此来构建逻辑化市场；但实际上，市场本身就是一种组织，它并非自然之物而是社会构建之物，社会秩序以及市场行为活动也不是简单的、自动生成的结果。因此，现代经济学就面临着如何向传统回归的问题，这就要求重新回到组织的研究上，回归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需要根据新的形势来创新构建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制度变迁的理论和原理，从而真正成为经世济民或经邦济世的学科。

第二部分：研究方法

何以认识和改造世界：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研究方法

（编者注：本文还未发表，暂缓放上网）

第三部分：逻辑关系

真实世界的经济分析逻辑：七大基本思维

本文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研究不能停留在对现实状态的描述和解释上，而是要剖析现实状态何以如此的成因，并且要评估它的的合理性，从而发现和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为此，政治经济学就需要运用并发展七大分析思维：（1）异质主体思维，它通过人际间比较来揭示市场主体的不平等地位，并由此考察真实市场的运行逻辑；（2）权力结构思维，它借助于人际相异性来剖析市场中的权力结构，并由此分析市场交易行为及其结果；（3）平均主义思维，它引入群体力量和集体行动来考察宏观经济量的变动，并由此审视个体选择的限度；（4）辩证综合思维，它基于知识契合来全面认识社会事物，并由此揭示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变化规律；（5）本质主义思维，它从行为意向性来挖掘社会事物的内在本质，并由此剖析功能主义思维的内在缺陷；（6）社会异化思维，它借助权力的不对称性来揭示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脱节，并由此剖析现实的不合理性；（7）批判理性思维，它倡导并运用否定性理性来审视现实存在和流行理论，并由此深化事物的本体论认知。这七大研究思维实际上构成了完整的从本质到现象研究路线，有助于构建关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从而实现“不仅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这一根本任务。

关键词：异质性；权力结构；平均主义；辩证逻辑；本质主义；异化；批判理性

Economic Analytical Logic for the Real World: Seven Basic Thinking

Zhu Fu-qiang

(Lingnan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political economy can not only stay on the description and explanation of the real being, but should analyze the causes of the real being and further evaluates its rationality, so as to find and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social reality. Therefore, it is needed to apply and develop such seven major analytical thinking for political economy. (1) The thinking of heterogeneous subject, it reveals the unequal status of market actors by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operation logic of real market. (2) The thinking of power structure, it discovers the power structure in market based on interpersonal differences, and further analyzes market transaction and its corresponding results. (3) The thinking of average analysis, it analyzes the change of macroeconomic quantity by introducing group power and collective action, and further examines the limitation of individual market choice. (4) The thinking of synthetic dialectics, it tries to cognize social matters comprehensively, and further find out the inner connection between things and the rule of change of. (5) The thinking of essentialism, it explores the inherent nature of social things from the intention of behavior, and further analyze the internal defects of functionalism thinking. (6)The thinking of social alienation, it reveals the disjoint between phenomenon and essence according to the asymmetry of realistic power,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unreasonable reality. (7)The thinking of critical rationality, it examines real being and popular theory with the view of negative rationality, and thus further promotes the ontological study. These seven research thinking actually make up a whole research line of from essence to phenomenon, and which not only help to establish the economics about the real world, but also help to achieve the fundamental goal "not only know the world, but also reform the world ".

Keyword: Heterogeneity; Power-structure; Average-analysis; Holistic Dialectics; Essentialism; Alienation; Critical Rationality

一、前言：关注真实世界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点是公共领域中的社会经济现象，它不仅要合理地认识和解释这些纷繁芜杂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要发现和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那么，如何才能认识和发现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问题呢？这就有赖于一种针对真实世界的逻辑分析思维，它不仅能够为丰富多样的社会形态提供解释，而且能够洞悉存在与真理之间的脱节，从而真正发现和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显然，这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所偏好的那种高度抽象的还原思维和数理逻辑，后者的分析必然会抹杀不同事物之间质的差异，从而看不到现存事物的真正成因；同时，也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所依据的功能主义思维和肯性性理性思维，后者的分析必然会忽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脱节，从而看不到事物发展的曲折过程以及未来方向。正是由于分析思维上的局限，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往往无法深入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甚至会扭曲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乃至最终蜕变为一种为现实辩护的教条或囿于抽象推导的“黑板学说”。譬如，企业组织和市场体系本身拥有不同的质，但新古典经济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经过高度的抽象和还原，将企业视为与市场同质的契约纽带，从而就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企业组织这一“暗箱”。

同时，要发现和解决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就需要深入地剖析现存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剖析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而不是想当然地将现状当成合理的存在而接受，或者致力于为现实世界提供一种合理化的解释框架。相应地，这就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分析逻辑提出了要求。那么，面对真正世界究竟应该采用何种分析思维呢？一般地，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阐述：（1）要真正认识和解释社会现状，就必须对实存的成因进行深刻剖析，需要考虑各种力量和因素的作用，从而需要采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思维，这包括异质主体思维、权力结构思维以及平均主义思维等；（2）要真正推动社会现状的变革和发展，就必须对事物变化规律加以深刻的剖析，需要透过现象去认识本质以揭示社会的异化，从而需要采用批判主义的分析思维，这包括辩证逻辑思维、社会异化思维以及本质主义思维等。只有借助这些思维，我们才能对真实世界进行逐层剖析，才能真正挖掘现实社会的问题，从而对事物发展形成全面、系统的认识。

例如，就现代市场体系中呈现出的交换机制、收入结构等社会经济现象而言，它们显然都是人类互动所衍生的。问题是，起主要作用的究竟个体行为还是集体行动呢？个体行为或集体行动的方式和特点又如何呢？同时，这种互动的结果如何呢？是否体现了人类的原初目的和理想呢？显然，只有对这些问题作系统的审视和剖析，才能够真正认识真实的市场逻辑和市场经济。一般来说，参与市场竞争的行为主体是有差异的，这体现在行为方式、利益偏好、资源占有以及经济地位等诸方面；同时，人际相异性使得交易各方在“自由”市场中拥有不同的博弈权力，而特定的权力结构又导向了特定的社会制度以及相应的收入分配。这样，基于人际相异性和权力结构的视角，我们就可以清晰地认知个体互动所衍生的非正式社会制度和个体收入分配结果，可以深入地解析集体行动所决定的正式社会制度和宏观收入分配结构；进一步地，就可以清晰地揭示公共领域中的社会事务和现实制度在权力作用下的扭曲和异化发展，从而相应地探寻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

当然，上述系列分析逻辑不仅适用于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和现象，更适用于公共领域的所有事务。究其原因，在公共领域中，行为主体之间以及所有事物之间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相互作用而构成一个整体并推动社会事物朝特定力量所引导的方向发展，因而结构主义分析和批判主义思维就更为适用。这也意味着，上述系列分析逻辑为政治经济学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研究思维上的指导及诉求。为此，本文就真实世界的分析逻辑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展开系统的梳理和阐述。

二、异质主体思维

基于自然主义思维，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主体还原为同质化的原子个体，并将个人选择约化为工具理性的极大化原理；这种理性经济学人是能够“闪电般地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从而就可方便地运用数学方程和符号运算来求解个体的最佳行为及其互动结果。同时，正是基于原子经济人的逻辑前提以及基于数理推演的逻辑关系，新古典经济学得到一个逻辑化市场：市场竞争中的自利行为不仅会导向社会均衡，而且可以产生公正有效的收入分配[54]。这样，自由市场就与自然秩序、公正价格和公平正义等联系在一起，市场竞争也被合理化为“一个自然的、合乎逻辑的起点”。但实际上，现实世界中的市场主体却是异质性的，这种人际相异性主要表现为两大方面：（1）先天的生物性特征的不平等，如性别、年龄、相貌、体能和智力发育、健康状况以及特殊嗜好等；（2）后天的社会性特征的不平等，如财产数量、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所受教育、外部境遇以及政治归属等[55]。显然，正是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导致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起点是不公平的。这意味着，纯粹市场中就没有什么真正公平的竞争，也不会有真正公平的竞争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一些市场主体之所以贫困，往往并非是愚蠢、懒惰等自身过错，而是缺乏真正的平等参与机会。相反，如果被赋予某种真正平等的机会，绝大多数贫困和穷苦的人能够对社会做出更有价值的贡献。为此，森特别强调一个人的可行能力，这体现在市场主体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同时，这反映市场主体实际达到的成就以及可实现的实质自由[56]。

其实，正是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上存在差异，因而市场主体并不拥有真正平等的市场权利和竞争机会；同时，正是由于理性程度上也存在差异，因而市场主体的行为逻辑不能简单地化约为数理逻辑。相反，异质性个体间的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不公正的收益分配，因为更有权势和更加理性的参与方往往更能并善于利用他人或社会规则，从而可以获得更有利的市场交易结果。这样，基于市场主体的异质性思维，就开启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市场理念的审视，这包括科斯中性定理、福利经济学定理、“无形的手”预定协调原理、自生自发秩序原理。例如，科斯中性定理认为，只要产权清晰，交易费用为零，资源配置的最终结果与权利的初始配置无关，最终都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而在一个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能够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才是最适当的法律。但实际上，即使存在交易的可能，也并不一定就会发生；究其原因，交易的发生有赖于交易能力，而交易能力往往又与其所拥有的财富有关。显然，异质性市场中，市场主体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偏好上，更主要是体现在资源的占有以及天生的能力上。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差异，导致了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带来完全不同的交易情形，从而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也产生重大差异。一般地，考虑到交易能力的差异，科斯中性定理就应该修改为：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并可以自由交易的社会中，初始产权界定给穷人将会产生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究其原因，如果将产权界定为作为穷人的消费者所有，无论是否可以通过产权交易，都可以实现社会效用的增进：当存在通过资源配置而促进社会效用提高时，富人就会促成产权交易；当不存在通过资源配置而促进社会效用提高时，既定的产权安排则是有效的[57]。

同时，从社会经济活动的大协作系统角度看，市场中的行为主体也不是孤立的，市场经济根本上也由异质性所驱动，这包括异质性偏好、异质性才能以及异质性预期。事实上，在市场中我用苹果换你的梨子，这肯定体现了我们之间偏好的不一致。相反，如果相互独立的个体显示出相同的偏好，那么互利的交易又是如何产生的？为此，布坎南就指出，“一旦我们开始按照偏好或者效用函数进行分析，我们几乎立即就被引向了对人们各种可能的差别的探究……在经济学理论中，这样一些差别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一个人比另一个人赋予苹果比橘子相对更高的价值，那么就产生了一个进行交换的机会，这两个人可能通过交易获得效用。”[58]进一步地，正是由于市场主体的偏好、才能、信息以及预期等都是异质的，因而对市场机制就应该关注这一问题：私人选择如何合成一种大家都接受的统一信号？显然，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同质性思维，市场参与者都是价格接受者。既然如此，这个统一的价格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逻辑悖论在于，统一的价格形成是建立在各个体不断调整价格的基础之上，而这又暗示各个体并不是价格接受者。显然，这暴露出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竞争思想和价格调整之间的自相矛盾。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主体视为同质的，并由此局限于对市场主体的选择行为进行统一分析，从而就无法揭示市场机制的真实运行，而且也造成了经济学逻辑的很大混乱。相应地，异质性则成为理解市场运行的必要视角。进一步地，相对于经济领域的市场活动中的个人行为，在政治领域的社会选择中的个人相互依赖性要强得多，因而探讨具体的个人行为就更加必需。布坎南强调，“我们必须把个人当做行动者而不是原子来对待。”[59]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也写道：“如果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偏好和天赋，那么许多公共经济学的问题将失去它的意义，而且这也是国家行为的真实性所在。如果社会集团成员的利益可以表达为一个‘代表性’的个人的利益，那么，国家的角色可以简化为执行一致同意的决策的组织。”[60]

可见，异质主体思维是剖析社会结构的基础，是认识现实世界的基本前提，也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分析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缺乏异质性思维，主要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个体，并分析静态和局部的经济行为，从而不需要作人际间的比较，没有分析社会结构等问题。与此相反，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必须采用异质性思维，关键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组织，关涉个体成员之间的互动，从而需要作人际间的比较，需要对社会结构及其变动进行剖析。例如，我们在研究企业组织时，显然就不能将工人和雇主当成同质者看待，也不能将被雇佣者中的生产者和管理者当成同质者看待，甚至不能将被雇佣的处于不同层级岗位的管理者当成同质者看待。事实上，无论是政治学还是社会学，由于它们将组织作为研究对象，因而也就将人际相异性以及利益异质性作为分析的基本出发点。相应地，尽管承袭新古典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但由于关涉公共领域的事物，以公共选择学派为主的新政治经济学也采用异质性思维，通过异质性思维而将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和政治经济学联系在一起。德雷泽就指出，“利益不一致性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基础。”[61]按照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解，（1）在存在政治约束的场合，异质性和利益冲突是必不可少的；（2）解决这些冲突的机制，所产生的结果是政治对经济学的影响。事实上，如果没有对产出偏好的异质性，就不需要一个把不同的个人偏好加总成集体选择的机制；同样，如果没有这样或那样的利益冲突，经济政策的选择就会变成社会计划者最大化代表性的个人效用。为此，新政治经济学就两大维度考察了利益冲突或异质性：（1）事前异质性，指参与者“进入”政治活动之前有着不同的政策偏好；（2）事后异质性，指由事前要素禀赋异质性而导致分配所引起的冲突。

三、权力结构思维

基于原子个体主义视角，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主体视为具有充分自由且地位平等的行动者，他能够避免外来干涉而根据个人需求进行理性选择；相应地，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给定制度、资源、技术和需求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以及基于可理性策略进行互动的结果分析，而排除了权力变量对行为选择和互动结果的影响。但是，如果考虑到市场主体的异质性，那么，就会认识到真实市场中不均等的权力结构，认识到不同市场主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力。其实，按照供求法则，市场交易中的收入分配根本上取决于不同主体之间的力量博弈，因而市场决定的收入分配必然是不对称的。一般地，市场主体的人际相异性越大，个体间的权力分布就越不均等，相应的博弈结果也就越不对称。同时，社会权力与社会制度之间又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社会权力往往是社会制度所赋予的，从而权力可以看成是社会制度的函数；另一方面，社会制度及其分配规则往往又是那些强势者制定的，其中往往体现了强势者的利益和偏好。这样，现实市场中的收入分配就决定于由权力结构决定的社会制度及其分配规则而非其劳动贡献。因此，在一个力量分布不平衡的社会，基于纯粹力量之较量的分配规则就必然会衍生出收入分配的严重不正义，并最终导向社会收入两极化的趋势[62]。

其实，即使在市场经济中，每个市场主体似乎都根据自己所有的资源、信息等展开行动，但这并不表示不存在权力的作用，不意味着行为者不受到权力的约束。例如，Lukes从三大维度分析了权力内涵：（1）一维权力观，即通过绝对的势力在公开冲突中能够获胜的能力；（2）二维权力观，即在“游戏”开始之前一方就已经操纵了游戏或设置了游戏规则而拥有控制另一方的能力；（3）三维权力观，即一方能够用一种让另一方面的偏好与其利益相对立的方式来操纵另一方的偏好[63]。事实上，英国古典经济学和美国老制度经济学就关注个人行为中潜含的意向性以及决定这种意向性的文化、制度和权力等因素，并基于权力结构来分析利益冲突以及强制行为。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却仅仅从第一层次来理解权力概念，很少关注不同个体、组织乃至阶层之间的权力改变及其引发的对制度安排的主导权争夺；相反，它倾向于在既定制度下分析人的行为，并设定一种追求私利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从而将制度视为理性行为互动的衍生品。而且，即使承袭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的新制度主义以及主流博弈论也经常地使用权力术语，但它们主要将权力含义局限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竞争概念中，乃至将权力纳入均衡的分析框架下来研究制度变迁。正因如此，流行的制度研究范式就潜含了二律背反：一方面将制度仅仅视为制约行为选择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基于这种理性选择均衡来探究制度的成因。

显然，正是基于还原论思维而将消费者个体、生产者组织等所有市场主体都视为具有平等权力的原子个体，并由此缺乏对现实世界中个体间或组织间权力结构的剖析，因此，包括新制度主义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诸流派都极力推崇所谓的单一规则，把对自然的原始占有、基于市场契约的交换活动以及法律平等下的行动都看成是自然权利，从而就看不到契约内容因当事人间的地位差异所内在的实质不平等。同时，正是将现实社会中的异质行为主体设想成拥有平等权力的自由意志者，包括新制度主义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诸流派往往鼓吹基于社会较量的博弈均衡来构设社会制度；结果，在权力分配极不平衡的现实社会，鼓吹基于力量博弈来构设社会制度就会导致社会制度更具对抗性和掠夺性，更加巩固强势者的利益和意志。其实，任何实在制度都具有双重特性：（1）反映一定的社会力量对比关系，从而体现了某种有利于强者的掠夺性；（2）渗入特定时期的社会伦理，从而体现了照顾弱者的正义性。这有两层含义：（1）正因为基于力量博弈均衡所构设的制度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和控制性，因而需要通过国家来引入抗衡的力量以帮助弱势一方；（2）现实社会制度都已经渗入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正义，因而比新制度主义基于力量博弈均衡所构设的社会制度更富人文性和正义性[64]。

可见，权力是影响制度变迁和收入分配的基本因素，只有基于权力角度才可以更清楚地剖析现实世界的社会结构，从而也就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思维。一般地，只要研究组织以及社会制度等公共领域的问题，权力都是被关注的重要变量和基本对象。例如，在研究企业组织时，只有通过对企业主、管理者和生产者在企业决策所拥有不同权力的剖析，才能清楚地洞悉企业的收入分配结构以及发展路向。事实上，法律、政治学以及社会学等学科中，权力都是核心术语。例如，在政治科学里，政治就被定义为对权力和权威的研究以及权力和权威的实施，其中，权力被理解为个人（或组织）实现其想要达到的目标的能力，权威则意味着“无论什么时候，当一个、几个、或许多人明确地或默许其他人在某些行动中为他们作出决策”。因此，林德布罗姆把政治定义为对权威的斗争，“在一个被称作政治的肮脏过程中，需要权威的人为获得它而斗争，其他人却想方设法控制掌权的人”[65]。当然，政治科学中的权力和权威往往是与“利益的异质性”联系在一起的，“利益的异质性”体现了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显然，当社会的个体成员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时，一个社会就需要作出影响他们利益的集体政策决策，一个庞大社会中的个人、阶级、集团都具有内在激励去争夺权力与权威以获得反映他们偏好的社会选择。因此，政治就是研究作出集体选择的机制，研究权力和权威如何获得和执行可以被看作是使用什么样的机制作出集体选择的问题。同样，权力分析也应该成为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思维，只不过这里与权力相联系的“异质性”主要从行为主体角度而言，分析的是“异质性”带来的权力差异以及由此推动的制度变迁和收入分配等问题。

四、平均主义思维

基于方法论个体主义，新古典经济学不仅集中关注既定社会结构下的个体行为和微观现象，而且将微积分等数学方法引入到经济分析中，以探究个体效用的最大化和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从而采用并发展了边际主义分析方法。按照边际主义的分析方法，每个人都会理性地消费和生产，从而使得整个社会也可以由理性导向一种精确的均衡状态；同时，由于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个体的应得份额就由他所作出的边际贡献来确定，因而个体间的利益关系就被视为和谐的。这样，新古典经济学就集中关注现实均衡如何形成以及现实分配如何决定，并由此发展出一套解释性学说，从而看不到经济现象内在的矛盾和冲突。与此不同，政治经济学关注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社会制度、收入分配等宏观社会经济现象，这些宏观变量往往不是个体选择的结果，而是集体行动和阶级对抗的产物；因此，政治经济学更倾向于采取平均主义的分析方法，并以平均数为基准来分析个体的竞争行为和要素的流动[66]。平均主义方法分析具有这样的特点：它研究的是群体行为而非个体理性行为，从而很难得到精确的分析结果和均衡状态；不过，平均数却体现了社会经济现象的变动大势，而这些又跟群体力量有关。一般地，诸如工资、利润、地租、利息等宏观经济现象的变动趋势根本上都与社会力量结构有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穆勒以及马克思等都认为，市场工资水平以及“工资基金总额”都取决于劳资阶级之间的斗争状况，而且，只有通过工人联合、法律保护等提高工人阶级的整体谈判力量，工资水平才会提高。

其实，现实世界中的收入分配主要取决于社会制度及其分配规则而不是劳动支出或产出贡献，而社会制度根本上不是个体较量的均衡结果而是集体行动的产物[67]。这也有两层含义：（1）制度的具体安排取决于相对立的集体间之力量对比；（2）集体力量对比的变化又会衍生出制度变迁的压力和方向。为此，康芒斯就将制度定义为“控制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将制度经济学视为“一种关于集体行动在控制个人行动方面所起的作用的理论。”[68]在康芒斯看来，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是通过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来体现的，集体行动的意义就是为个体行动建立一个行为规则，指导和约束个人行动，从而更好地利用稀缺性的资源。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活动不只是个人力图使货币收益最大化的欲望推动的个人活动的总和，而是有各种模式的集体行动，个人的经济活动与巨大的整体密切联系。一般地，集体行动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具有双重效应：（1）限制了个人的选择集，个人只有在特定的集体约束下才能自由选择。事实上，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个人的目的、偏好、价值以及行动自由度都受集体的影响，为社会制度和经济条件所塑造。（2）扩大了个人的选择集，个人借助集体行动的力量而提高自身的谈判能力。事实上，即使成人在雇佣市场具有自主行为的能力，他也需要依赖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才能实现自身的目的。穆勒写道：“各阶级的人们有时需求法律的帮助，使每个人确信其竞争者也会采取相同的作法，从而贯彻实施他们全体经过深思熟虑而取得的对自身利益的看法，如果没有法律的保障，人们是不会放心大胆地实施集体的看法的”[69]。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借助集体行动，弱势阶层实现了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从而更有效地实现自身目标。但是，这种目标和能力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框架下却是无法实现的，反而会为公地悲剧或集体行动逻辑所困扰。

显然，正是将个体行为置于集体行动之中，对收入分配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就产生了平均主义的方法要求，它注重对社会力量等影响因素做总体的剖析，热衷从具体的经验事实中进行观察和调查，并主张从人类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发现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正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事实上，马克思经济学就把经济问题视为动态的，关注如何创造财富、提高生产率和福利水平等问题，并从社会结构层面探究宏观现象（社会平均数）出现的深层原因。与此不同，正是将个体行为独立出来进行孤立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就发展了边际主义分析方法，它注重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应用，把人类社会想象成物理世界那样的均衡状态并为此提供解释，从而强调想象力的训练。事实上，新古典主义则把经济问题视为给定数量的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关注任何考察范围内存量的细微上升所带来的变化，并集中从个体理性互动角度来对宏观现象进行均衡解释。同时，正是由于分别采用了平均主义和边际主义两大不同分析方法，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危机上就形成了不同认知。一般地，那些具有深厚的历史和其他社会科学功底的经济学家往往更倾向于采用平均主义方法，从而更有能力认识到经济危机的潜在性，早期对此提出告诫的如劳德代尔、马尔萨斯、西斯蒙蒂、马克思等都是如此；相反，那些抽象思维能力很强而热衷于数学推理的经济学家则热衷于使用边际主义方法，从而几乎都否认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如早期的李嘉图、萨伊、穆勒和边际效用的先驱古诺、杰文斯以及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大都如此。

可见，只有通过对群体权力以及集体行动的剖析，才能更好地认识社会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更好地认识市场主体的关系属性以及相应的收入份额，因而平均主义就成为分析社会结构问题的重要思维，并为政治经济学提供方法论指导。一般地，基于还原论思维，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运行的关注以及采用的思维主要体现为这样两方面：（1）基于边际主义方法分析孤立个体的效用最大化行为；（2）基于方法论个体主义考察微观经济行为所衍生的宏观社会均衡结果。与此不同，基于异质性思维，政治经济学采取了不同的认知：（1）它认识到市场主体所拥有的权力存在差异，而致力于剖析供求关系背后的权力因素；（2）它采取平均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考察社会权力结构对社会经济现象以及社会制度变迁的影响。事实上，由于研究的对象是生产组织以及社会系统，古典政治经济学不仅关注劳动数量和质量的变化对总产品增长的影响，而且使用权力结构和平均分析法来研究阶级或群体力量之间的对抗关系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从而关注宏观社会经济以及社会制度变革问题；但是，由于将研究对象转向了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则不仅局限于寻找使既定生产要素得到最佳配置并使消费者满足最大化的途径，而且使用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来分析个人效用的最大化，从而将分配理论视为一般价值理论的一个方面。显然，基于平均主义方法并不能得出单个要素的边际贡献或份额，平均份额也是社会力量进而是社会制度的函数，从而不是固定或可计算的；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就致力于通过社会制度分析来探究每个人份额的现实限度，并剖析社会制度变革对工资份额的影响，同时提出通过赋予集体谈判权来壮大单个弱势者的力量。

五、辩证综合思维

基于自然主义思维，新古典经济学将世间万物视为相互独立的，任一个事物都是外在于另一事物的“他者”，是时间上具先之物所决定；这样，它就将相互联系的社会整体割裂开来，将整体化约为一个个孤立的部分，从而就形成了明显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同时，由于现实世界的现象被置于一定不受外界干扰的静态环境中，社会现象就被归结为纯粹的数量本质，事物之间的联系被归结为数与数之间的联系；这样，新古典经济学就求诸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借助观察、抽象和实验获取纯粹“事实”及其数量联系，从而就形成了基于形式逻辑的推理思维。正是基于这种思维，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从个体行为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结果来解释和分析宏观社会经济现象，从个人行为以及该行为所依赖的特定条件或范围中演绎出整个经济学理论。同时，基于方法论个体主义和形式逻辑，新古典经济学还形成了基于假设-演绎的分析框架，并基于不同的先验假设而得出了不同结论。

然而，方法论个体主义和形式逻辑分析思维却存在明显的缺陷：（1）个体主义分析忽视了个体行为的加合效应，因为社会组织一旦形成就可能具有相对于其组成个体的独立性，具有独立的内聚力、秩序和结构并产生独自的目标和利益；（2）形式逻辑必然导致同一性与多样性的对峙，因为如果个体在碰到相同的约束条件时，都会作出相同的选择，关于选择的个体主义的特征也就不复存在了[70]。正如波普尔所说，“每个集体都有一部它自己的历史，而且它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的历史”，同时，“社会集体决不止于是它的成员的单纯的总和，它也不止于是任何时候都存在于它的任何成员之间的纯属个人关系的单纯的总和”[71]。那么，如何解决这一思维局限呢？这就需要考虑世间万物的整体性，需要剖析事物内部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这就是反原子论的整体主义要求。同时，这些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从不同维度提供了社会事物的认知，并且每一个理论都突出了对方的不足而具有新颖性和启发性。问题是，也正因为这些认知都是基于不同的侧面，从而又必然是片面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些认知的片面性呢？一般地，这就需要对这些不同的思维和知识进行契合，这就是综合的分析思路。显然，将整体思维和综合分析相结合的就是辩证逻辑。

首先，辩证逻辑本身就建立在总体性范畴之上。本质上，辩证法是看待事物变化和相互作用的思维方式，它强调分析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而不是将事物整体割裂开来分别研究。一般地，这种整体性思维有两大基本特征：（1）它认为，任何组织都有其独特的目的、需要和发展轨迹，从而关注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演进性，具有明显的结构性思维；（2）它强调，作为社会整体一员的个人无论利益偏好或行为选择都不能独立于社会环境，从而关注个体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效应，具有明显的系统性思维。譬如，我们在分析个人选择行为时，就应该将之放在一个更一般的框架下展开分析，并从众多个体以及组织的目标、行为方式以及合力中理解市场经济现象。也即，它一方面强调整体存在于部分之中，另一方面又强调整体赋予部分以地位、意义和方向。这就是结构性和系统性的思维，也是辩证逻辑的基本特质。卢卡奇强调，“只要你根本上放弃了总体性的观点，你肯定就会舍弃辩证法的出发点、目标、假定和要求，这是必然的。”[72]显然，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部均衡以及形式逻辑分析恰恰否弃了这种“过程”观和“关系”观而囿于“常识”观，因而是与辩证逻辑相对立的。同时，辩证法体现了从整体到部分的研究路线，而这也与新古典经济学基于个体合成整体的分析路线相反。奥尔曼写道：“非辩证的研究从某个小部分开始，并试图通过建立这个部分与其他同样的部分之间的联系来重构更大的整体。与此不同，辩证的研究从整体，即从系统或从人们对系统所能达到的理解开始，继而进入对部分的研究以便了解它的合适位置及发挥作用的方式，最终达到了对作为出发点的整体的更充分的理解”[73]。

其次，辩证逻辑注重知识和思维的有机契合。流行观点认为，随着人类知识的膨胀以及学科的分化，不同学科的学者不得不集中于某一领域的研究，乃至同一学科的学者也不得不进一步集中于更细的亚领域的研究；不过，如果将各自领域研究中所得到的认识加总起来，就可以形成对社会事物的全面理解，或者说可以不断接近事物的内在本质，这就是时下受到鼓吹的“跨学科”研究。那么，这种“跨学科”研究是否具有受到宣扬的那种价值？卢卡奇认为，从个别立场出发“没有任何办法能把这种个别性引导到总体性，充其量这里只有一些把它引向专业领域方面，仅仅是支离破碎的部分和空洞无物的‘事实’，或者是达到抽象、特殊的规律的道路。”[74]根本上，这种“分立”式研究所获得的认知并不是系统的，而是机械的，从而必然无法真正深入到事物的内在关系。奥尔曼就写道：“从一个或几个假定的独立部分开始的研究，必然会假定一种对含义造成相应歪曲的分离，以后任何联系都不能克服对含义的这种歪曲。这样，有些东西就会被遗漏，有些东西就会被置于不适当的位置，而且，由于没有任何评价标准，这些遗漏和错位都不会被认识到。被称为‘跨学科研究’的东西就完全是在探讨不同领域的这种缺点的总和。与一经损坏就再也无法修复的东西一样，一个其职能部分一开始便被作为彼此独立的部分来对待的系统就再也不能在完整的状态中被重构了。”[75]事实上，马克思曾指出，只看到事物的一面——或者是同一的一面，或者是相异的一面，这实际上是基于形式逻辑就能发现的常识性东西，但辩证法将此仅仅视为分析的第一步，关键是要分析这种同一性和相异性如何结合在一起，从而推动事物运行以及以某种方式呈现的。这意味着，只有在对所有相关知识进行有机契合的基础上，才能有系统性的研究和认知，才能挖掘出了事物的内在关系，而这正是基于真正的辩证思维。

显然，这种强调综合和整体的辩证思维与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特定假设下的分析思维存在根本性不同。科恩就说，广义上的“分析”思维都是反对辩证思维的，狭义上的“分析”思维都是反对整体思维。[76]但是，强调综合和整体的辩证思维却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社会经济现象。事实上，人类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世间万物间的关系也是内在的。正是由于世间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一方面促进了事物个体和世间万物的不断变化，另一方面也使得变动着的事物不会朝单一方向永恒发展；因此，需要从构成整体的内在关系中探究事物的性质和变动，而不能静止和割裂地看待每一个孤立的事物。同时，要揭示社会事物的变化规律，要挖掘事物之间的正反转换轨迹，就必须将该事物置于更广阔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系统背景中，需要剖析事物内在的矛盾关系，需要分析对立面之间的相互渗透，这就是辩证逻辑的思维。奥尔曼就写道：“辩证法用关于‘事物’的‘过程’观（包含着事物的历史和可能的未来）和‘关系’观（把一种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当作该事物本身的一部分）取代关于事物的常识（认为事物有其历史，但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外在的），并以这样的‘过程’观和‘关系’观重构了我们关于现实的思想。”[77]显然，只有基于辩证逻辑的思维，我们才能系统地、整体地考察社会事物的变化轨迹，才能更好地认识作为事物变化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的结构，才能深入地剖析真实的世界。

可见，辩证逻辑是批判性审视现实的思维基础，更应该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究其原因，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组织，而只要将组织的运行和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就必须采用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辩证分析思维。例如，在探究企业组织的发展史时，就必须剖析雇主力量和雇佣者力量之间以及被雇佣者的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及其引发的对立运动。显然，市场本身也是一个开放系统，因而在分析人类行为时，也必须把人的活动置于具体社会关系背景中，需要考虑群体活动和社会环境的制约，需要考虑群体中成员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事实上，无论是政治学还是社会学，都在一定意义上采用了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分析思维。例如，传统政治学就把集团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从整体的角度分析其政治行为与社会行为。同样，绝大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多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者而是有明显的整体性观念，都致力于探究广泛的社会性需求而非狭隘的物质需求，都关注具体社会关系下的社会发展和制度改革问题。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对象从组织转向个体，不再关心社会结构问题而集中分析既定制度下的个体行为，并且还集中在物质资源配置的工程学领域；相应地，它就舍弃了整体性的分析，从而也就放弃了辩证逻辑的思维。当然，随着新政治经济学重新将政治领域以及公共品等问题纳入分析，它也重新引入和发展了集体决策和整体性思维。

六、本质主义思维

通过将研究对象转向个体，新古典经济学集中分析私人领域的个人行为和资源配置问题；同时，基于资源配置这一工程学内容，新古典经济学拓展了功能主义分析思维：从外部关注可变量之间的关系、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强调经济现象的存在表现以及现象之间的联系。功能主义的基本做法是：把一个变量的变化与另一个变量的变化联系起来，并基于特定的引导假定和分析框架对经济现象提供某种解释。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在逻辑实证主义的思维支配下，一方面基于统计信息来检测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数量关系来取代实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数理逻辑来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影响性，以函数关系来代替因果关系。同时，功能主义的解释特性是：从一个先验假设来分析可变量之间的关系，因而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往往只是在其可能性框架中的特定位置中获得其意义。相应地，基于功能主义思维，新古典经济学一方面在供求框架下分析社会制度的成因，从而就将现实制度合理化了；另一方面根据成本－收益来分析每一个供求行为，从而把个体行为简单化和合理化。显然，功能主义的根本特点就在于，用行为的实际结果来解释行为，试图通过阐述其中的有益结果来解释行为的意图。问题是，结果并不总是能够反映意图，因为意图和结果之间往往存在其他干扰因素。相反，要真正理解人类的行为，就必须关注行为内含的意向性，通过意向来分析行为，并从行为结果与意向结果之间的差异中剖析其他干扰因素，这就是本质主义的研究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只有挖掘事物的本质，发现现状与本质间的不一致性，才能认识事物的异化以及现实存在的问题，才能真正“认识和改造世界”。

其实，辩证逻辑思维的第一步就是本体论，探究社会事物究竟是什么，这也就是事物的本质问题。那么，如何认识社会事物的本质呢？一般地，本质体现了事物内在的根本性质和稳定的内部联系，而这种特性隐藏在纷繁芜杂的表面特征和外部联系的背后，需要借助高度的批判性思维才能得以认识和发现。同时，社会事物的本质也不同于自然事物：后者主要取决于它的实在结构，而这种实在结构往往是稳定的；前者更主要取决于相关主体的意向性和目的性，而这种意向性和目的性则是变动的。进一步地，如何认识与社会事物相关的意向性和目的性呢？一般地，我们可以将之分成两个层次：一是创造社会事物的相关主体的原初目的，二是主导社会事物发展的相关主体的附加目的。基于不同的意向性和目的性，对社会事物的本质就产生了两种理解思维：（1）将事物本质视为是不变的，它将事物本质与原初目的联系在一起；（2）将事物本质视为是可变的，它将事物本质与衍生目的联系在一起。例如，马克思认为，事物的本质会随着其目的而发生变化，如人的本质就由人的活动所塑造的并体现在其所处于的社会关系中。也就是说，人类正是通过自己的选择决定了其本质，通过行动去争得了其生命意义。为此，萨特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存在先于本质”说：本质先于存在只适用于物，而不适用于人；相反，人的存在先于他的本质，因为他必须先存在然后才创造他自己[78]。相应地，要理解一个社会事物的本质，就应该且可以从两个层次着手：基于原初目的的第一层次和基于衍生目的的第二层次。

同时，只有将两个层次的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更全面而系统地认识社会事物的本质。这里以企业组织为例加以说明。首先，从起源上说，企业组织的本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生产协作系统，其发展目的在于追求组织运行的有效性。从这个层次上说，任何破坏其合作性而将之作为一方控制另一方的工具，或者脱离组织的有效性而追求特定个体目的，都可以视为对企业本质的偏离，是一种异化。其次，从演化上看，现代企业在法律上往往被界定为出资者所有，其运行目的在于追求资本的效率。从这个层次上说，任何破坏其盈利性而损害股东的利益，或者脱离股东的控制而追求其他目的，都可以视为对企业本质的偏离，是一种异化。既然如此，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企业组织的本质并由此来检视企业的现实形态呢？这就涉及我们观察问题的视角。一般地，基于实用主义视角，现实的法律规章就界定了观察和审视企业运行的基本标准，这也是保障有效实践的现实需要；相反，基于理想主义视角，还需要对现实法律规章进行审视，检视它是否偏离了本质，这是引导未来变革的前瞻探索。当然，不可否认，事物发展过程中确实也会发生质变，这导致事物在保留原有结构和形式的条件下注入了不同的目的。例如，早期的国家根本职能是稳定社会秩序，而现代国家则需要提高公民的社会福利。再如，当保留在人们手中的少量货币被用于消费支出时仅仅体现为具有等价支付功能的消费物，但当货币积累到一定数额并被用于投资支出时就成了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发生质变的事物已经不再是原有事物而成为另一新的事物，这更加需要运用本质主义思维来揭示事物的这种变化，需要撇开形式来看实质，透过现象来看本质。

可见，本质主义将人的认识从关于“可见事实”及其功能关系的常识中解放出来，从而构成了分析真实世界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维。事实上，本质主义也是辩证逻辑衍生出的基本思维要求，只有揭示出事物的本质，才可以洞悉事物间相互依存以及相互作用的过程，才能更全面地理解现实状态并加以评估。同时，要探究社会事物的本质，就需要从行为意向性和目的性角度来把握，而行为目的的改变则会导致本质的变化。正是基于行为的意向性，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区分基于数理逻辑的理性选择与真实世界中的人类行为，可以更好地识别行为结果与意向结果间的差异，更好地认识侧重事实材料以及外在联系的功能主义分析及其所存在的问题，可以更好地从内在联系来分析社会事物的变动过程及其未来发展。因此，政治经济学就应该抛弃功能主义而采用本质主义的分析思维。同时，要真正揭示社会事物的本质并剖析其异化状态，根本上应该基于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视角，而要防止受短时观点和机会主义的误导。正是基于社会发展的视角，马克思从人类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意识而展开的自由生产中提炼出人的类本质，而将现实世界中将劳动作为维持肉体生存手段的生活视为类本质的异化；将劳动者之间相互合作的社会关系视为合理交往和自我实现关系，而将劳动者与产品占有者之间的控制关系视为一种异化的社会关系；同时，从劳动关系把握私有财产的本质，进而从财产关系中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意味着，马克思并没有将任何时期嵌入人类目的尤其是个别目的的社会事物都视为合理状态，同时，也没有主张人类社会的发展会自动地促使事物本质的不断呈现，这仅仅是黑格尔的“倒立的辩证法”思想。显然，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学者，应该基于多层次视角尤其是社会发展视角来探索社会事物的本质，应该基于批判性思维来审视理念与存在之间的异质性，从而有助于引导社会事物的不断改进和完善。

七、社会异化思维

基于还原主义和形式逻辑思维，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主体视为同等且完全理性的行为者，他根据给定的社会环境而选择最大化个人效用的策略；同时，基于可理性策略的分析，个体间的自由互动就会导向市场均衡，这种均衡状态也是个人和社会利益的最优，从而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为此，新古典经济学就为现实、为市场辩护：这不仅体现在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自然选择说直接从生物界引入到社会界，而且还发展出了“无形的手”原理、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三大定理、科斯中性定理、边际生产力分配净尽定理、利益和谐论、有效市场说以及“as if”假说等一系列理论。这些理论基于理性选择和供求均衡分析为社会现实提供解释，并基于伦理自然主义和伦理实证主义而将实存合理化，从而为现实制度和市场机制辩护，为既得利益者利益和强势者行为辩护。与此不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组织，主要关注公共领域的社会事务问题。显然，组织的发展以及公共事务不是孤立个人基于理性选择所能决定的，而是决定于广泛成员参与的共同作用。那么，社会共同作用下的社会组织及公共事物究竟会如何发展呢？一般地，尽管参与社会互动的每个个体都对公共事务产生了影响，但每个个体所施加的影响力却是不相等的，这主要取决于个体本身的力量。显然，强势者所能施加的影响力往往更大，因而公共事物以及社会制度的发展就主要体现了强势者意志、偏好和利益，乃至会逐渐偏离了它的内在本质和原初目的而损害其他弱势者的利益，这就是广泛存在的社会异化问题。

其实，本质主义思维体现了辩证逻辑的本体论，社会异化思维则体现了辩证逻辑的认识论，它关注如何组织我们的思想来认识世界；同时，本质主义思维也为异化观思维的应用奠定了基石，只有认识事物的本质，才能洞悉现实的异化。一般地，人类世界中的任何事物都具有公共性，都存在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为此，我们的研究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现实事物的描述和解释，而是要剖析现实事物何以如此的成因，并对它的合理性进行评估。这也意味着，真正的研究不能停留在现实事物所呈现的表象，而是要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其中，自然事物的本质根本上体现在它的实在结构之中，而社会事物的本质则体现在它的原初目的之中，因为社会事物在创造之始就渗入了人的意向性和目的性。同时，社会事物一旦创立出来后，在发展过程中又会受到不同利益和偏好的个人或群体的作用，从而会逐渐偏离它的原初目的，这就造成了现象（实在）与本质的分离。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对这种现象-本质的二元性进行识别和挖掘。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就会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79]例如，就企业组织而言，就不能将目前展示出的谋求利润最大化的股东价值观当成“不言自明的”本质，相反，从协作系统角度可以发现利益相关者社会观更接近企业的本质。为此，马克思强烈批判当时的庸俗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像宗教信徒一样将假象当做独立的实际存在。相应地，马克思致力于对商品、货币、资本等本质的揭示。马尔库塞则强调：“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差别乃是马克思的方法的一块基石。”[80]

显然，现实状态与本质的偏离也就意味着事物的异化，而本质则为异化的现状提供了一个判断基准。同时，异化也意味着社会问题的存在，从而赋予改造世界的任务。为此，马克思强调像“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1]相应地，马克思学说的根本任务就在于识别偶然性的表象并挖掘隐藏其后的本质，致力于向人们披露已异化的社会状态的本来面目，从发展进程中探究人类社会的正义诉求。就经济学而言，由于社会经济现象是由不同个体的互动产生的，经济学研究就必须揭示个人互动如何产生了特定的社会制度以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它的合理性如何？未来如何发展？等等。正是基于这一研究对象和分析思维，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诸多非主流经济学流派往往不承认社会现状的合理性，而是认识到现实制度往往只是体现强者的意志和利益，是对社会事物之内在本质的异化；为此，它们致力于对事物本质的探究，不仅以本质来评估现状，并以此作为社会制度改革和完善的方向。相应地，将异化思维契入进对具体经济现象和社会问题的分析之中，就发展出了一条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首先是透过现象探究事物的本质，其次是分析现状对本质的偏离及其成因，再次是关注异化现状下的行为及其危害，最后是寻找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82]。显然，基于社会异化观以及从本质到现象研究路线的结合，我们就可以将基于“是什么”的实证分析和基于“应该是什么”的规范分析结合起来，不仅对事物的实在结构和内在本质进行挖掘，而且从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角度对社会异化进行剖析；同时，对本质的认知不仅确立了分析现状的参照系，而且还为社会改造指明了方向或理想状态。也就是说，异化观思维使得我们的研究不是停留在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解释上，而是能够深入地剖析社会经济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可见，社会异化思维是辩证逻辑思维的拓展，是深层次认识社会现象的基本切入点，并为对现实世界进行评价尤其是批判性审视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也成为政治经济学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方法论特色。异化的本义是成为“他者”，是指社会事物的发展偏离了其原初目的，从而必然表现为现象与本质间的脱节。相应地，异化观思维就潜含了前面所述的一系列方法论要求：不能受制于还原主义的理性分析框架，而是要剖析行为主义的异质性以及权力结构；不能局限于边际主义的供求均衡分析，而是要透过集体权力变动来探究宏观供求关系的演化；不能简单地固守原子个人主义思维而将个人行为与他人反应隔离开来，而是要有将社会经济现象视为相互联系而不可分离有机体的整体性思维；不能基于特定的理性分析框架展开形式逻辑的演绎，而是要考虑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带来的对立运动。很大程度上，异化观思维充分体现在马克思学说以及马克思经济学中，马克思经济学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剖析了现实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根源，并从抗衡力量的引入以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等角度来改革现实社会制度。相反，由于缺乏异化观思维，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往往无法深入到事物的内在本质和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而仅仅停留在事物的外在表象和事物之间的功能性联系；同时，它通过设立一个既不现实也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先验假设，以此作为参照系来对现实中的社会经济现象以及各种行为进行刻画和解释，并基于伦理自然主义和伦理实证主义而将现实合理化。结果，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不仅看不到现实社会经济中的问题，看不到现实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而且也提不出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治本措施，从而无法为现实改进提供理论指导。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失去了改造世界的基本能力和目标，乃至最终蜕变成了一门纯粹的公理体系或工艺学。

八、批判理性思维

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框架，新古典经济学又深化了肯定性理性思维，并通过供求均衡分析框架来为社会现实提供解释，从而看不到现实行为的非理性一面。一般地，肯定性理性具有两大特征：（1）相信人的理性而肯定人类的能力，它强调自我认识的重要性，并把现实视为一种理性的、因而从理智上可理解的结构；（2）将真理和（现实的）存在等同起来而肯定现实的合理性，它将真理视为一种价值准则，并认为存在比非存在更为可取。然而，肯定性理性思维的两大内涵之间却存在内在的紧张：一方面，对人类理性的肯定极端化就发展为，认为人类理性可以洞察杂乱无章世界背后的明晰秩序并设计出完美秩序，从而产生了唯理主义；另一方面，对现实世界的肯定则极端化就发展为，将自由竞争市场所呈现出的视为展示上帝意志和理性精神的自然法则和正义秩序，从而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根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新古典经济学也内在了思维的紧张和逻辑的断裂：一方面，基于理性选择框架进行可理性策略分析和数理建模，并以此来设计理想社会和引导社会制度变革；另一方面，将现实世界都预设为理性个体互动的结果，并由此丧失对现实世界好坏的辨识力，倾向于将社会存在和社会制度合理化。那么，如何化解现代经济学思维上的矛盾和紧张呢？这就要引入否定性理性以及批判理性思维。

其实，否定性理性和批判理性思维体现了辩证法的本质，因为否定是事物变化和运动的源泉和动力。相应地，辩证逻辑目的在于揭示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从而就必须对现实世界的合理性加以审视。马克思就写道：“辩证法……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有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它对每一已经生成的形态，都是在运动的流中，从它的暂时经过的方面去理解；它不会屈服在任何事物面前，就它的本质说，它就是批判的，革命的。”[83]一般地，否定性理性具有相反的两大特征：（1）对人类能力的怀疑。人类理性并不能完全认识宇宙问题，更不要说鉴别更为复杂的道德和政治问题。（2）对现实世界的批判。真理和谬误都是存在或实在的一种状况，而非存在则是一种潜能，是对存在的一种威胁（破坏）。显然，由否定性理性衍生出的对待现实世界的基本态度就是批判理性思维。按照批判理性思维，真理是存在和思想的一种状态，而思想则是存在的表达和显现；相应地，只要人类不是生活在真理之中并与真理同在，达到真理就仍然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因此，辩证法的批判本质是以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而非统一性为出发点，对统一性的否定以及由此对异质性的捍卫构成了辩证法批判本性的深层根据[84]。这是马克思辩证法相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不同，也是马克思对辩证法的重大发展，并将之用于对社会现实的分析之中。马克思写道：“我的辩证法的方法，在基础上就不只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方法不同，而且是它的正反对。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他的观念这个名称下转化为一个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现实事物不过是它的外部现象。反之，在我看来，观念性的东西却不过是在人类头脑中变了位并且变了形的物质性的东西。”[85]

同时，否定性理性也体现了人类理性的根本特性。究其原因，人类理性根本体现在考虑问题的长远性和追求利益的整体性，并且呈现出这样两大特点：（1）人类这种理性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存在着一个逐渐成熟的发展过程；（2）在任何时期，人类理性都存在绝对的有限性，它不能实现永恒的利益最大化，无法构建出一个永恒而完美的未来秩序。 很大程度上，理性是从感性以及知性发展而来的，相应地，人类理性在对事物的认识上往往体现为两个层次：首先，它体现为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具有不断发掘和反思现实问题的能力，从而具有强烈的否定性和批判性特征；其次，它体现为对未来世界的探索和构建，尤其是通过干中学来纠正和完善现有秩序，从而体现为向肯定性和建构性理性演进的特性。因此，真实的人类理性与其是说肯定和建构的，不如说是否定和批判的。按照否定性理性和批判性思维的观点，就形成这样的社会认知观：（1）本质的潜能不同于既定行为领域中的诸多可能性，真理和现实之间就存在差距，从而就产生了“是”与“应当”之间的紧张，这体现了矛盾的辩证思维；（2）考虑到人类实践，历史内容就进入到辩证思维之中，它将思维结构与实在结构联系在一起，因而本质和现象之间、“是”和“应当”之间在本体论上的紧张关系就变成历史的紧张关系。显然，人类理性的根本功能就是对现实的真理性进行识别，从而不断缓和这种紧张关系而推动社会进步。

可见，批判理性是我们看待现实世界的根本思维，也是审视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思维。事实上，只有基于批判理性思维，才能对社会事物作系统的本体论探索，才能深化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才能促进科学理论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一般地，看待理论和世界有两种理性思维：（1）肯定性理性思维，它为现实进行辩护；（2）否定性理性思维，它对实存进行批判。显然，无论是哈耶克的社会进化思想还是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都是根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相反，真正的辩证法则根基于否定性思维，会看到对立统一的斗争所产生的演化和内卷化这两类人类世界和历史进程进行批判性审视。正是在否定性理性基础上，波普尔等进一步发展了批判理性主义：一方面，它主张对人类理性应该采取批判态度，通过不断的证伪、否定、批判而促使科学理论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它将“猜测与反驳”方法应用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研究，通过理解、改变甚至颠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直接经验的世界，而使得它的真实面目得到显露。也即，要真正实现“改造世界”的哲学任务，就不能基于“理性=真理=实在”公式而将现实合理化，而是要运用批判理性思维对实在的真理性或谬误性加以识别。然而，随着实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流行，经验世界逐渐成为肯定性思考对象，它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塑造出了单向度的人和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根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和自然主义思维，新古典经济学信奉自然和谐一致观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将自然世界中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拓展到人类社会中；相反，根植于否定性理性思维和社会利益冲突观，政治经济学将社会制度以及相应的收入分配都视为力量博弈的结果，而力量均衡往往体现了强者的意志和利益，从而不承认现状的合理性，并从根本上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

九、尾论：七大基本思维的意义

本文总结和归纳分析真实世界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应该发展的七大基本思维，它们分别对应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中流行的还原主义思维、平等主义思维、边际主义思维、形式逻辑思维、解释主义思维、功能主义思维和肯定理性思维。这七大思维表明，要理解一个社会事物，不仅要依其所是去理解，更需要在其变成异其所是的过程中理解；相反，如果只是关注社会事物的表象，并以其留下的某些“直接”证据进行解释，必然会将这种实存事物合理化，从而会严重地误导我们的视野和认知。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就举过一个例子：半人半魔的卡库斯居住在一个洞穴中并在晚上出来偷牛，他往往拉着牲畜的尾巴拖回洞中，因此，寻找牛的人们往往根据牛的脚印而得出结论：这些牛从他的洞穴出发而走到地中央消失的。显然，现实世界也是如此，充满了假象，因而就需要我们以正确的思维去审视和认识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社会。显然，正是基于上述七大基本思维，我们就能逐层深入地对真实世界进行剖析，就能透过现象挖掘事物的本质，就能对各种实然存在加以判断，就能清晰地把握事物的发展方向，从而真正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最终实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哲学任务。

同时，基于这七大基本思维，我们也就可以系统地审视当前经济学界流行的思维逻辑，可以全面地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可以深刻地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而真正摆脱常规范式的思想束缚，最终促进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譬如，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将市场机制下的收入视为劳动的报酬，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有效的。究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分析思维：（1）基于自然主义和还原论思维，它将异质性市场主体还原为同质的原子个体，从而就看不到人际间的权力不平等；（2）基于平等主义和边际主义思维，它借助边际生产力原理而将分配理论嵌入到生产理论之中，从而就看不到现象和理想之间的差异。进一步地，（3）基于形式逻辑和功能主义分析，新古典经济学打造出了一个逻辑化的市场机制，通过均衡分析来反映个体行为选择中的理性，从而鼓吹根本不存在的纯粹自然市场；（4）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新古典经济学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到生活世界中，将现实存在的就视为合理的，从而就看不到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异化问题。

然而，如果我们更真实地审视社会现实，认识到市场主体是异质性的，那么如何会认为他们在纯粹市场竞争中拥有平等的经济权利和市场权力？既然权利和权力是不平等的，又如何要求他们在同一市场规则下进行“平等”的竞争？如何要求他们承担相同的社会义务？同时，如果市场主体所拥有的市场权力是不平等的，又如何会认定基于力量的博弈结果将实现公平的收益分配？如何认定基于博弈均衡所达成的社会制度是公正合理的？尤其是，现实社会经济的变动往往体现了集体力量的作用，其中容纳的个体“自由”选择度究竟有多大？显然，上述一系列的质问就提醒我们应该采用结构主义和批判主义思维。一般地，从市场主体的异质性入手可以剖析市场经济中的权力结构，从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中又可以揭示现实市场中的分配规则，从集体行动中则可以考察社会制度的变迁和个人选择的限度；同样，基于整体性范畴可以全面地认识作为相互联系的社会系统一部分的市场客体的特征以及具体社会关系中的市场主体的行为，基于辩证逻辑思维可以深刻地认识主体行为与市场结构的互动和联系，基于本质主义思维可以清楚地揭示出现实市场与其本质功能之间的脱离，基于社会异化观思维可以洞悉市场扭曲性发展的历程以及未来发展的走向。基于上述分析，就可以建立更广泛的分析视角去理解真实市场的运行逻辑及其合理性。

可见，上述七大基本思维为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分析理顺了逻辑，它也是从本质到现象研究路线的具体体现[86]。正是基于这些思维，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和剖析现实世界，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切地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庸俗性。譬如，基于理性行为和边际主义原则，庸俗经济学者往往将市场收入分配视为合理的以及将财产所有权视为不可侵犯的，因为它们都是来自于所有人的劳动和节约。例如，巴斯夏就对那些拥有产权和闲暇的人说，“你们心安理得地生活吧，不要害怕，也不要有所顾忌。在这个世界上劳务权是你们仅有的产权，这种产权是用你们忠实提供的和你们的兄弟自愿接受的劳务换来的。这种产权是合法的，……它是和自然的本质相联系的，并滋生在一起的。”[87]但是，基于权力结构分析和批判性思维，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富人们所占有的财富与其说个人勤劳节俭的结果，不如说是剥削、掠夺和转移的结果。在15世纪的英国就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从公有地上偷鹅的男人或女人，遭到了法律的监禁；而偷窃公有地的大恶棍，却公然逍遥法外。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几乎已经蜕变成了研究从公有地上偷鹅的人的学问，而放弃了研究偷窃公有地的人的学问。之所以如此，研究前者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只需要基于理性经济人以及肯定性思维做静态的分析；相反，后者的研究则要困难得多，必须剖析公有地的历史演变，需要运用结构主义和批判主义的思维。

第四部分：逻辑前提

重申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前提：三大基本假设的剖析

（编者注：本文还未发表，暂缓放上网）

第五部分：学说特征

经济学说的两类特征及其价值：兼论分析和综合两种方法

发表在《南大商学评论》第36期

内容提要：学术研究有两种基本思维：（1）“分”析思维，它基于特定前提假设进行形式逻辑推理；（2）（综）“合”思维，它基于对不同侧面的分析思维及其相关认知的契合。相应地，科学研究也形成两类基本命题：（1）由“分”析思维得出分析命题，它注重逻辑一致性；（2）由（综）“合”思维获得综合命题，它主张理论与现实的一致性。正是基于两种思维，就带来了完全不同性质的学说。其中，在“分”析路线中，假设前提改变往往会带来完全新颖的结论，这就产生了“革命性”学说；但同时，这种学说只是基于特定视角和假设而忽视其他，从而就具有片面性。因此，“革命性”学说往往新颖和片面并存。相反，可以在（综）“合”路线中，各种不同侧面的学说契合在统一框架下，从而产生了“综合性”学说；但同时，各种不同的思维和假设往往很难有机统一起来，从而就具有逻辑模糊性。因此，“综合性”学说往往全面和含混并存。在经济学说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类学说的存在，如斯密和穆勒的学说就属于综合性学说，而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的学说则属于革命性学说。对学说特性的区分，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两类学说的理论和现实价值，也可以更全面地审视当前的学说。

一、引言

一般地，具有科学内容的命题有两类：（1）分析命题，即关于“观念间的关系”命题，依靠形式逻辑或“单纯的思维运算”来判别其正确与否，这是一种根基于逻辑一致性的命题，追求的是所谓的逻辑真理；（2）综合命题，即关于“事实间关系”命题，依赖经验事实来确定其真或假，这是一种根基于现实相关性的命题，追求的是所谓的事实真理。显然，由于逻辑一致性与现实相关性之间并不总相一致，因而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往往会发生背离。这里涉及何种逻辑，核心是要区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

一般地，流行的分析命题得出的程序是：给定一系列前提假设，然后使用严密的形式逻辑进行推理，从而得出一般性结论。显然，如果给定的假设前提不同，必然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同时，正是由于“分”析的结论根基于特定的视角和假设，从而对事物的认知就存在片面性，乃至获得了与事实严重背离的逻辑真理；相应地，直接将这些分析结论运用到实践中，往往就会造成“以偏概全”的严重问题。因此，基于指导社会实践和改造世界的考虑，就应该对事物作全面而系统的考察认知，而这就需要将各种侧面的认知结合起来，这就是（综）“合”的思维。显然，基于不同先验假设的“分”析往往会产生各种相互对立的理论和学说，而将这些对立理论契“合”起来就可以形成更全面的新认知，这也就是辩证思维。因此，（综）“合”分析所使用的实质上就是辩证逻辑，由此为构建“知行合一”、“体用不二”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极高而道中庸”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在某种意义上说，“分”（析）的研究思维比较适合自然科学领域，因为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是相对独立且稳定的，自然科学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解决科学技术留存的疑难，而任何人也只须掌握并应用一小部分自然科学知识就能够享受人类物质文明之成果。相反，（综）“合”的研究思维比较适合社会科学领域，因为社会现象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而很难隔离开来，社会科学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个人行为和社会实践之中，学者的任务也就在于通过长期的探索以更全面地认知社会现象，再将之传给社会大众以引导普遍的社会实践。然而，由于受传统科学哲学以及科学至上主义的影响，现代经济学刻意地模仿和搬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致力于在严格的分析逻辑之上构建纯理论体系，从社会现象中归纳一些不言自明的“公理”，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形式逻辑的演绎，最终却得出了与现实无关的一系列命题。同时，正是基于 “分”（析）的逻辑，现代经济学发展出了层出不穷的理论，建立了各种截然对立的学说体系，进而形成了不同主张的学术流派：它们往往沿着特定的分析视角，设定不可通约的假设前提，并集中于不同的研究内容，从而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问题是，经济学根本上是一门致用之学，因而其理论研究绝不能局限在象牙塔里作展示智力的逻辑游戏，而是要关注指导社会实践的现实意义；同时，基于“分”析逻辑所得出的抽象理论往往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因而将其应用到社会实践时就需要非常慎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一方面偏好 “分”析逻辑的研究路线，另一方面又热衷政策应用，从而就产生了“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结果，造成在经济预测和政策实践上的巨大失败。因此，本文就这两种学说及其特征作一界分，并以经济学说史中的著名学说为例进行剖析以引导读者重新认识流行的经济学学说。

二、区分两类学说：革命学说和综合学说

从经济学说史看，经济学迄今的发展历程大致已经经历了五次革命和五次综合：从重商和重农革命到斯密综合，从主观价值革命到穆勒综合、从边际主义革命到马歇尔综合、从凯恩斯主义革命到萨缪尔森综合、从理性预期革命到新凯恩斯综合。[137]简要说明如下：

首先，从古希腊历经罗马时期和中世纪直到16世纪资本主义的兴起，经济学都从属于伦理学等社会科学，15世纪末的民族国家兴起以及地理大发现促使经济活动从其他社会活动中独立出来，并出现了集中流通领域的重商主义革命，随后的重农主义则将关注的经济活动转向生产领域（尤其是农业生产领域）。这样，两者作为正反对立面就共同构成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斯密则融合了两者而创立了古典经济学，这产生了经济学说史中的第一次大综合。

其次，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在继承和发展斯密思想的同时就斯密理论中内含的一些矛盾和含糊观点进行不同角度的解读，从而构成了对斯密学说的革命，如李嘉图及其门徒们发展斯密的劳动价值和自由贸易两大基本思想而形成了李嘉图学派，萨伊和西尼尔等发展了生产费用说而建立了主观价值论，马克思等社会主义者则深化发展了劳动价值说而导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这样，就出现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二次革命，后来约翰.穆勒重新组织了自斯密以来的正统经济学体系（除社会主义学派以外），这产生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二次大综合。

其三，在穆勒进行古典主义综合的同时，历史学派和社会主义学派继续对（庸俗化的）古典经济学发起挑战，而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边际效用学派则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基础理论，根本上颠覆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这样，就出现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三次革命——边际革命，而马歇尔则将将古典的劳动-成本价值论和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这就产生了经济学说史的第三次大综合——新古典经济学。

其四，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传统，并建立了说明价格如何调节经济的微观经济学体系，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使得凯恩斯对之发起了挑战，提出了由政府干预经济以保证充分就业的一整套政策和方法，并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这样，就出现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革命——凯恩斯革命，随后萨缪尔森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从而就产生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综合——新古典综合或称凯恩斯综合。

最后，在萨缪尔森通过综合而建立正统凯恩斯学派的同时，罗宾逊夫人和斯拉法等则努力将凯恩斯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以及李嘉图经济学相结合而构建凯恩斯左派思潮，这也被称为斯拉法革命；与此同时，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人则利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并在理性预期基础上构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这样，就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中的第五次革命——理性预期革命，80年代另一些经济学家又以理性预期来构筑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将货币主义、真实周期、供给主义、理性预期等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五次大综合——新凯恩斯综合。

当然，随着经济学科的发展和研究领域的细化，经济学革命的维度就越来越狭窄，因为经济学理论所依据的假设前提越来越细微；相应地，经济学综合的涵盖面也越来越狭窄，因为将不断扩张的理论和知识契合起来越来越困难。譬如，斯密的综合基本上涵盖了他之前的经济学说，约翰.穆勒的综合开始舍弃了马克思学派，马歇尔的综合则不包括瓦尔拉斯学派、奥地利学派以及社会主义学派，萨缪尔森的综合进一步舍弃了古典经济学、新剑桥学派、奥地利学派、制度学派等，新凯恩斯综合则仅仅集中在数理经济学的少数领域。关于经济学科的发展谱系，可以参看下图。

显然，基于经济学说史，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学说：综合性学说和革命性学说。其中，革命性学说主要是“分”析思维的产物，它往往挖掘出一条新维度并运用形式逻辑展开严密分析，由此就可以得出不同于流行认知的理论或学说，甚至会给人们带来强烈震撼和显著启迪，以致给人一种具有深刻洞察力和想象力的印象；但同时，正是由于这些理论或学说基于特定的分析维度或引导假定而忽视其他维度或侧面的分析，从而往往又具有明显的片面性。相反，综合性学说则主要是综“合”析思维的产物，它看到了以往不同学说各自所具有的片面性而试图将它们都统一于一个更全面的理论框架，从而具有显著的全面性；但同时，正是由于它试图将不同分析维度下的结论契合起来，从而往往又会存在逻辑上的含混甚至矛盾，以致给人一种发育不全和缺乏生命力的印象。也即，革命性学说往往呈现出某种新颖性和极端性，而综合性学说则呈现出强烈的全面性和中庸性。

相对应于不同性质的两种学说，学者也可分为两种类型：学说的开创者和学说的综合者。同时，两类学者之所以泡浴不同的研究思维，很大程度上在于拥有不同的知识结构。一般地，学说的开创者主要开拓出一个全新而又单一的视角并由此提出新的思想、观点和学说体系，从而往往并需要渊博的知识，而更主要依赖极具创造性的思维、天赋的灵感以及革新的精神；同时，在同一时期往往存在基于不同的维度展开的学者，从而使得先驱者往往并非一位而是同时产生多位，他们相互争论和应和而形成百花齐放的学术局面。相反，学说的综合者则往往不是奇妙的灵感突发者以及伟大的思想创造者，而更主要是拥有渊博知识、惊人视界、极高悟性和条理能力的人；他不仅熟悉发生其之前和同时代的各种学说，而且能够将它们纳入到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中，从而构建一个影响广泛的学说体系并开创新的学术时代。在经济学中，诸如斯密、穆勒、马克思、马歇尔、维克赛尔、凡勃伦以及哈耶克等被称为开山之祖的经济学大师们，他们的思想观点以及学说体系与其说是个人的全新创造，不如说是对人类所积累思想的梳理和总结，以及对前人思想中精微之处的深化和发展。

同时，革命性学说的倡导者往往具有很大的热情和精力来阐述和发展这种学说，因为他们往往自信有了重大意义的新发现，如古诺、戈森、杰文斯、威克斯蒂德、瓦尔拉斯、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布坎南以及弗里德曼等都是如此。相应地，在这些先驱者的领导和努力下，就会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学说团体；这种学说的信徒们也乐于接受和维护这种传统智慧，从而滋生出明显的教条主义倾向。从经济学说史上，那些盛行一时的经济学流派都是如此，如魁奈领导的重农学派、施穆勒领导的历史学派、门格尔开创的奥地利学派、瓦尔拉斯开创的洛桑学派、弗里德曼引领的货币学派、卢卡斯引领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及其他的萨伊学派、李嘉图学派、凯恩斯学派等。与此同时，由于革命性学说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极端性和明显的片面性，从而也就必然会遭到另外一些学者的反对和批判，并由此发展出在思维和理论上都相对立的其他学说和学派。譬如，萨伊学派与李嘉图学派相对立、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相对立，凯恩斯产生了对立的哈耶克，萨缪尔森则有对立的弗里德曼等。

当然，由于革命性学说是对不适时宜的就学说和流派的挑战和替代，从而在发展之初往往会蒸蒸日上乃至达致日中天；此时，反对意见往往不仅只是零星的和乏力的，而且还会受到革命性学说领袖及其支持者的更强大炮火的压制。例如，在重农主义时期就存在很多反对意见：依然坚持过时的重商主义者，如斯图亚特；经验主义的信奉者，如休谟、洛克等；主观价值论的探索者，如加利安尼等。但是，所有这些思潮都受到重农主义者的驳斥和围剿，重农主义的信徒往往自认为掌握了绝对真理，而且认为这些真理对所有人都是不言而喻的，除非那些无知和邪恶之人除外；为此，他们也不能容忍反对意见，甚至指责那些不信其学说的人为智慧的盲人。同样，在凯恩斯经济学鼎盛的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几乎所有的经济学者都皈依凯恩斯学说；在理性预期革命如日中天的20世纪 80年代，美国社会已经难以找到一个自称凯恩斯主义者的中青年宏观经济学家。随着新凯恩斯主义的兴起，美国经济学家T.G.Buchholz则说，“由于凯恩斯的缘故，于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由于弗里德曼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而由于动乱世界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又都成了折衷主义者了。”[138]

相反，综合性学说的完成者对待自己的学说则要谨慎和低调得多，他更清楚自己并没有穷尽所有的知识和文献，从而并不愿意过度宣扬其学说的价值。例如，斯密一生写下了不少书稿，但仅仅出版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部；而且，对那些未曾完成的十多卷手稿，斯密在去世前不久还坚持要遗嘱执行人等面销毁。1895年，斯密学生所做的上课笔记被发现，后经E.坎南编辑出版了《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讲演》；1958年，又发现了斯密有关修辞学和纯文学的讲义，后来格拉斯哥大学在1976-1983年出版了《亚当.斯密著作和通信全集》（6卷）。穆勒、马歇尔等也是如此。正因如此，这些综合者的创见往往会遭受忽视，而其矛盾之处则往往会遭到批评者的刻薄对待，如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斯密也因斯密教条、人性悖论以及多重价值论而受到诸多质疑。波普尔批判亚里士多德“妥协的倾向与挑剔前辈和同侪的倾向奇怪地混合在一起，成为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著作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我们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的却是枯燥的系统化”。[139]罗斯巴德刻薄地宣言“穆勒不断膨胀的知识‘综合’简直就是一堆包含了多种相互矛盾观点的厨房垃圾。”[140]

然而，尽管综合性学说往往因缺乏激情和创见以及充满含混和矛盾而备受诟病，学说综合者也被讥笑为折中主义者和平庸主义者，但根本上说，人类思想正是通过总结、提炼和综合才得以传承和积累，而学说综合者正是承担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一般地，由于拥有深厚的社会历史和思想史的根底，学说大师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和认识往往更加深入和细致，对问题的洞悉和揭示也更加深刻和周全；不过，尽管他们积极汲取人类所积累的深邃思想和认知，但在现世社会中却往往显得孤寂，也很难以为世人所理解。有学者曾指出，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哲学上如此，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决不能掠夺斯密、马克思、穆勒、马歇尔、凡勃伦、凯恩斯这些经济学大师，也不能忽略配第、休谟、边沁、李嘉图、西斯蒙第、李斯特、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霍布森、维克塞尔、哈耶克以及罗宾逊夫人等人。实际上，迄今为止的经济学也没有跳出斯密、马歇尔、马克思以及凯恩斯所建立的体系。同时，只有经过这些博学大师的整理和阐释，人类思想才能最终为社会大众所接受而转化为人类的常识，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根本上不是帝王将相的英雄史，也不是普罗大众的阶级史，而是大师们之间的思想传承史。

事实上，现代人往往倾向于批判“中庸”，乃至 “中庸之道”成了迂腐、走中间路线、不思进取的代名词；但殊不知，“中庸”乃是人生的大道，体现了人类行为和社会法则的最高境界。程颐对《中庸》注解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朱熹的加注则是，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者，平常也。也就是说，“中”一直代表着“天下之正道”，庸则代表着“天下之定理”。所以，孔子才会感慨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庸也》）；“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二章》）。儒家推崇的中庸之道，中庸在西方也被视为黄金行为律。亚里士多德就将“中庸”概念提升为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指南，并以此来构筑一套观念框架以便有效地掌管经济活动。例如，“勇敢”是一种相对于畏惧的正常状态，是介于怯懦与蛮勇之间的中道；“节制”则是一种相对于感观痛苦的正常习惯或状态，是介于放纵和无欲（冷淡）之间的中道。相应地，经济学中，在利润和亏损中间的中庸价格就是正义价格，零售业的贱买贵卖与高利贷一样都应遭受贬斥。

因此，我们应该对两类学说及其基本特性作一全面的审视，尤其要区别两者在认知启发和社会实践中的价值差异。事实上，罗素就对这两类学说做过简要的区分和说明，在他看来，英国的经验主义学说来自对现实的归纳，从而具有（综）“合”的特征；相反，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学说来自对逻辑的推理，从而具有“分”（析）的特征。同时，这两种学说的特征具有很大差异。罗素写道：“在洛克或休谟，根据对大量事实的广泛观察，得出一个比较有限的结论；相反，莱布尼兹在针尖似的逻辑原则上按倒金字塔式矗立起一个演绎巨厦。在莱布尼兹，假若原则完全正确而步步演绎也彻底牢靠，万事大吉；但是这个建筑不牢稳，哪里微有一点裂罅，就会坍倒瓦解。反制，洛克和休谟不然，他们的金字塔基底落在观测事实的大地上，塔尖不是朝下，是朝上的；因此平衡是稳定的，什么地方出个裂口可以修缮 而不至于完全遭殃。”[141]显然，由于革命性学说开发了新的观察角度，从而对认知思维的开阔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相反，综合性学说则致力于将不同维度的观察契合起来，从而对改造社会的实践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这样，通过对两者学说的辨析，就不仅有助于树立对待经济理论的正确态度，而且有助于引导学术研究的合理走向。

三、全面与含混的综合学说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认识综合性学说的特性和价值，这里以斯密和穆勒这两位经济学说史上最伟大的学说综合大师为例作一解说。

（一）斯密学说的综合性

斯密的《国富论》往往被称为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但实际上，它与其说是一个原创的革命性学说，不如说是对其前辈和同辈的思想综合和诠释而形成的综合性学说。斯密所处的年代正是启蒙运动时期，他充分继承和吸收了前人有价值的众多观点，并将之嵌入进自己的中心思想中而糅合成一个相对完善的统一学说体系。事实上，斯密不但熟悉古典主义先驱配第、洛克、休谟等人的观点，熟悉巴尔本、诺思这些“反重商主义”作家的思想，也熟悉斯图亚特、柴尔德、戴维南特等人的观点；斯密不但熟悉德国和意大利的官房学派观点，也熟悉坎铁隆、魁奈、杜尔阁等重农主义者的观点，更直接继承了孟德维尔、哈奇森、贝克莱等人的思想。此外，斯密还与一些自然科学家和发明家相熟，如瓦特的车间就在格拉斯哥大学附近，而当代化学和地质学的奠基者布莱克和霍顿则是斯密的密友和遗嘱执行人。

例如，休谟是斯密的苏格兰同乡和亲密朋友，休谟的功利主义哲学、经济个人主义信念以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容性信念等都对斯密的影响甚大；重农学派对于天赋自由体系的推崇帮助斯密强化了他对于自由放任的偏爱，斯密的非生产性劳动思想也来源于此，斯密也彻底地发挥了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的概念。就斯密的具体理论而言，例如，劳动价值论可以追溯到配第、魁奈、阿奎那以及其他一些经院学者，“分工”一词是哈奇森杜撰并在色诺芬、柏拉图等人那儿已经被广泛理解，异化观可以追溯到卢梭和弗格森，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可以追溯到杜尔阁，自发秩序则体现在孟德维尔和坎铁隆的著作中。[142]所以，熊彼特说，“斯密便被授予了‘创立者’的称号，而他以前的经济学家则成了所谓的‘前驱者’，但如果抽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143]

同时，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也是对他以前的两大学说体系的综合。事实上，在16世纪晚期中世纪开始瓦解并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过渡时期，西方社会相继存在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者虽有时间上的错落，但又相互交叉，最后都为斯密所吸收而汇集成古典主义。如最早将“政治经济学”一词引入英文文献的斯图亚特，曾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试图建立经济学体系的不列颠人，是亚当.斯密进入经济殿堂的领路人”，但他本质上是一个重商主义者。同样，作为古典主义先驱的配第，也曾被马克思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但他也带有浓厚的重商主义痕迹。当时，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之间的对立包括：（1）财富的对象是货币还是商品；（2）财富的来源是流通领域还是生产领域；（3）一国经济根本上应该注重对外贸易还是生产制造；（4）实行贸易保护还是自由放任；（5）征税的主要对象工业品还是土地；（6）哪些劳动是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7）什么才是“净产品”。在此，斯密等积极吸收了重农主义的创见，如（1）关注生产领域；（2）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反对政府的干涉政策；（3）主张自由贸易；（4）主张对地租征税；（5）基于“物质”维度对生产性劳动的界定。但同时，与法国重农学派彻底否定商业的作用而转向自然提供的纯产品不同，斯密则致力于在保留商业存在的情况下发展制造业，从而在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以及新兴工业革命进行综合和互补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古典经济学。

因此，斯密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并不体现在个人的创见，而是源自对前人思想的综合。熊彼特就认为，斯密辛勤收集并整理了大量的事实材料，但真正提供的理论却并不多，也不复杂，甚至丝毫也没有超越古代的“前辈”。但是，斯密却很好地将那些先驱者的思想统合起来。兰德雷斯和柯南德尔指出，“尽管每一位古典经济学先驱都看到了问题的不同方面，但是没有人能够将决定国民财富的力量、培育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适宜的政策惠及通过市场力量有效协调大量就拒绝测得方式，整合成一个全面的观点，形成单独的一本书。”[144]进而，熊彼特认为，斯密的“这点理论却得到了极好的利用，用来照亮了用事实材料拼成的图案，并用来把事实材料加热到了发光的程度”。[145]正因如此，后人仍然高度评价斯密的学术贡献。熊彼特写道：“虽然《国富论》不含有真正的新思想，虽然它作为智力上的成就不能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或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相提并论，它却仍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仍无愧于它所取得的成功。该书的性质和取得成功的原因不难看出的。当时正是做协调整理工作的时候。斯密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工作，他天生适宜做这一工作。除了讲究方法的教授外，谁也无法完成这一工作，斯密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国富论》是他辛勤劳作了二十五年的产物，其中大约十年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这本书上。他的智力水平，正好适合驾驭来自许多方面的浩繁材料，强有力地使这些材料受几条统一的原则的支配。不计成本地尽可能建造得坚固的建筑家，也是伟大的。斯密所具有的局限性正好有助于他取得成功。假如他更有才华的话，人们就不会那么认真看待他了。假如他挖掘得更深，发掘出较为深奥的真理，假如他使用复杂而精巧的方法，他就不会被理解了。但他没有这种野心，他实际上不喜欢普通常识以外的任何东西。他的论述从未使哪怕是最呆笨的读者听不懂”。[146]

可见，斯密在经济思想史上承担起了“为往圣继绝学”的角色，更应该被看作经济学学说史上的第一位学说综合者而非思想革命者。海尔布隆纳就说，“严格地说，它并非一部‘原创性’的著作。洛克、斯图亚特、孟德维尔、配第、坎铁隆、杜尔阁，以及先前提过的魁奈和休谟等一连串在斯密之前的观察家，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都和斯密很接近。斯密汲取了他们的思想：在他的专著中所提到的作者超过100人。然而，其他人只是在某处钓鱼，斯密则撒下了天罗地网；他人厘清了个别议题，斯密却阐明了全貌。《国富论》虽然不是一部原创的著作，但它无疑是一部杰作。”[147]马歇尔也指出，“斯密的讨论范围足以包括他当时英法同辈著作中的全部精华。虽然他无疑地从别人承袭了不少的东西，但是我们越拿他和他的前辈和后继者相比较，我们觉得他越有才华，知识越渊博，判断越公正”。[148]普雷斯曼则强调，“斯密仍被世人尊称为‘经济学之父’。这一称誉并非源于他富有创意的观念和经济学分析的技巧，而是源于他将资本主义确立为使每个人的生活都得到改善的一种经济制度。”[149]然而，也正因为斯密学说的综合性和折中性，它也受到后来一些学人的猛烈批判。例如，罗斯巴德就说，“在斯密享有的崇高声望与他对经济思想所做出的值得怀疑的贡献的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差距”，[150]“斯密并没有发现经济科学，不过他确实创造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并且对于一个范式的创造者来说言犹未尽和充满混乱常常是有利的，藉此他可以为那些企图澄清和系统化大师的贡献的弟子们留下发展空间。” [151]罗斯巴德甚至宣称，斯密“没有提出任何正确的原创性的东西，他所提出的原创性东西都是错误的”。[152]

（二）穆勒学说的综合性

最为典型和伟大的学说综合者是约翰.穆勒。约翰.穆勒可能是学说史上最为博学和智慧的一位，他在父亲詹姆斯.穆勒的严格管束和教育之下几乎学会了当时人类所知道的一切知识，在智力上也比同龄人早熟了大约25年。在经济学方面，穆勒也接受了各方面的思想，如他从小就与父亲的密友边沁和李嘉图交往，不仅受到边沁功利主义的深刻印象，而且接受了李嘉图《赋税原理》的最初经济学教育，15岁在萨伊家住了一段时间而受到萨伊的熏陶，在法国期间也与傅立叶、圣西门等社会主义及其追随者建立了联系，尤其是受到孔德的影响，也曾与寓居伦敦的马克思有过接触和交流。为此，穆勒博采众长，系统梳理和重新组织了自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学说，融会了几乎所有的有价值思想，努力详细而准确地阐明各种经济观点；同时，又不时补充自己的独特见解，也是经济学说史的最为广泛的一次大综合。实际上，《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写作旨趣就是适应时代要求以及新进思想的“现代《国富论》”，包括两方面：（1）包含李嘉图主要著作的更完整、更系统的原理系列，因而出版后作为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长达60余年，直到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出版；（2）把经济分析明确地引申到社会改革领域，从而成为古典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社会哲学的完整论述。熊彼特认为，“穆勒的《原理》一书不仅是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最成功的著作，而且完全有资格充当这个时期我们所谓的经典”。[153]罗斯巴德也认为，约翰.穆勒“是使李嘉图学说在衰退20年之后重新取得支配地位的最重要的人物。”[154]正是约翰.穆勒的努力，古典经济学才综合成一个庞大的体系。

同时，穆勒不仅具有渊博的知识，而且也拥有超群的智力，因此，他在许多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思考，在很多问题上都能够高屋建瓴并且成就显著，其著作也几乎涵盖了所有方面，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最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经济学家。例如，穆勒的《逻辑学》一书所提出的归纳法原则至今还为学术界所遵循；《论自由》一书所提出的自由原则依然被视为自由主义思潮的麦加；《功利主义》一书迄今依然是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代议制政府》被西方学者公认为有关议会民主制的一部经典著作，对英国以及欧美各国的专制制度都产出重大影响；《妇女的服从地位》基于古典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原则对妇女的平等权利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探索，论证了自由选择职业、参与公平竞争对女性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的重要性；《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则被奉为经济理论的圣经，一直到1900年都是英国和美国大学的基本教科书，同时还成为古典分析和新古典分析间的桥梁，使得李嘉图的观点和新的效用价值论得到调和。同时，詹姆斯在《实用主义》一书的献辞中写道：“我从他（穆勒）那里，最早懂得实用主义的思想的开朗性；要是他现在还在世的话，我极愿把他当做我们的领导者。”[155]

正是由于在如此多的领域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穆勒赢得了巨大赞誉。例如，斯拉基在《约翰.穆勒自传》的“序”中就写道：“自从穆勒去世后过去的五十年中，还没有出现一位学者，对同代人的思想的影响有像他那样深远。……对于变革，除了达尔文外，他比任何其他思想家发挥了更大的影响。……没有人能怀疑，穆勒提高了与他同时一代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同代人中没有其他人能做到的。……很少有人对他们自己的要求比他更严格，没有人在追求正义中比他更热情。”[156]哈德利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特别导言”中也写道：“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学术界享有的持久地位，稳如磐石，能做到这一点的科学著作为数甚少。固然，亚当.斯密更具有启发性，马尔萨斯更富于独创性，李嘉图更有条理性，可事实依然是，穆勒知道如何总结这三个人的发现，知道如何把这些发现首尾一致地联结在一起，使普通人对其有所了解。他的伟大不在于为后人发现了真理，而在于充分表达出了当时人们所信赖的那些真理。……不管整个经济理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穆勒的著作都将永远具有不朽的重要意义。”[157]实际上，尽管穆勒一生都没有拥有教职，却形成了一个穆勒学派的雏形，如被称为“末代古典经济学家”的凯尔恩斯、剑桥大学第一位领薪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福赛特、英国哲学史上最后一位大哲学家西季威克等都是他的信徒。熊彼特说，“他是十九世纪知识界的主要人物之一，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非常熟悉他。”[158]

然而，由于所处的特定社会背景和折衷主义取向，尽管穆勒在很多领域都提出了有创见且影响深远的思想，但由于他的折中性，因而激进主义学者也批判它是发育不全的和缺乏生命力的。例如：（1）穆勒强调历史考察的必要性，但却以抽象的一般化方法而区别于当时蓬勃兴起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罗雪尔等人也否定穆勒学说的历史感；（2）尽管穆勒强调经济学研究的演绎性，但对价值理论的重视又有别于新一代的边际革命理论家，杰文斯甚至称穆勒为蹩脚的逻辑学家。为此，马克思嘲笑，穆勒从来没有说过一件事而不同时说到它的反面。斯蒂格勒则指出，穆勒具有理解和阐述几乎任何观点的异常嗜好，而要指出一个比穆勒具有更大理论创造性的学者是困难的。对于外界的批判，穆勒也自嘲说，功利主义者认为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神秘主义者则认为他是一个功利主义者；逻辑学家认为他是一个多愁善感者，多愁善感者则认为他是一个逻辑学家；自由主义者认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多数社会主义者则认为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罗斯巴德的批判更是刻薄：“穆勒不断膨胀的知识‘综合’简直就是一堆包含了多种相互矛盾观点的厨房垃圾”，“穆勒是一个主张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者？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浪漫主义者？一个古典主义者？一个公民自由意志论者？一个主张国家强制道德规范的信仰者？对这些问题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他的学术立场既属于上述每个流派的立场，又哪个都不属于，而是一个万花筒，充满变化、转型与矛盾。”[159]

根本上，是公平心迫使穆勒考虑每个问题的一切方面，即使是自己感到不得不抵制的那些观点，也要努力寻找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例如，穆勒捍卫自由企业，但他又同情社会主义，并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穆勒捍卫萨伊市场定律，但他又完全想要在“某种巨大利益”上提倡一件又一件的集体行动，并且主张政府应该经常性地干预经济；穆勒将教育作为“市场失灵”的例子加以分析，但他又拒绝承认免费的国家教育，而是主张在家或在私人学校的义务教育达到一个确定的年龄再配以国家的考试教育。在穆勒看来，运用不同的方法得出不同的看法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必要形成统一的观点。[160]弗洛伊德年轻时翻译穆勒的一系列论文后指出，穆勒“也许是这个世纪最擅长设法使自己免受习惯性偏见控制的人。”为此，埃克伦德和赫伯特写道：“穆勒无疑是早期古典思想的‘大师’和智慧人物，但他作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理论家为新古典经济分析指明道路的作用，总的来说，却被忽视了。”[161]格拉斯顿称赞他是“理性主义的圣人”。即使是罗斯巴德也不得不承认：“部分地是由于他的这种异常模糊的头脑，使约翰.穆勒在英国知识界赢得了超级声望与学术地位。这是一位毋庸置疑的学者，一位在知名学者与政治活动家的圈子里成长起来的博学之人。不过，他也是这样的杰出人物，他能够在所有想象得到的观点中发现可取之处，甚至是读者的观点，而不论他们是谁。”[162]显然，只有经过历史的漫长冲刷，穆勒的学术价值才会最终显示出来，而且这种学术地位将与时俱增。

四、新颖和片面的分析理论

由于分析逻辑导致专业知识的细分化和研究领域的专门化，流行的经济学说越来越多地具有革命性，为了让读者更好地认识革命性学说的特性和价值，这里弗里德曼和卢卡斯领衔的新古典宏观派学说为例作一解说。

（一）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

在货币发行、社会产出以及通货膨胀关系上，长期存在两种观点。

（1）货币中性论。它认为，货币只是充当商品交易的媒介，在价格调整到同货币数量相适应之后，国家的货币存量对实体经济并不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因此，货币只是覆盖于实物经济之上的一层面纱，经济的均衡与否完全取决于各种实物因素，而与货币信用无关。由此，就衍生出了货币数量论：它集中于货币和价格间的关系，认为货币的发行和贷款的增加会引起一般价格水平的上升，从而引起通货膨胀；为此，它主张实行单一的货币规则，强调对货币发行的限制。事实上，古典时期的坎铁隆和洛克以及休谟、美国学派的纽科姆和费雪、剑桥学派的马歇尔和庇古以及现代芝加哥学派都赞同货币数量论，他们以货币数量和速度的形式提出了价格水平的决定因素。

（2）货币非中性论。它认为，货币不仅充当交易媒介而且还充当价值储藏手段，在媒介资本转移、实现储蓄配置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货币发行和存量不仅影响总体价格，也会影响各种产品或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和产量，从而会造成实体经济的变动。由此，就衍生出了收入方法论：它强调货币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认为货币的发行贷款的增加会引起流通媒介的上升，从而会引起生产和投入的变动；为此，它主张实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强调对已有货币规则的突破和例外，这也就是收入方法论。事实上，古典时期的约翰.劳和范德林特以及贝克莱主教、德国历史学派的瓦格纳、瑞典学派的维克塞尔、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和米塞斯以及熊彼特、剑桥学派的霍特里以及现代凯恩斯学派等是收入方法的支持者，他们将价格水平与支出联系起来，将收入和支出看作是影响价格水平的因素。

在经济学术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是货币数量说，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人物、大多数边际主义者以及马歇尔等大家都持货币数量说。例如，古典学者就在“面纱”论的基础上得出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萨伊定律，而这一定律为绝大多数经济学者所接受和信奉。再如，早期边际主义者也只是将货币效用和视为对商品的购买力，而本身没有独立的价值。同样，凯恩斯早期也服膺马歇尔的“现金余额说”的货币数量理论，认为它在充分就业情形下是有效的；但是，20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大危机使他逐渐认识到，只强调货币对价格影响的货币数量说存在着缺陷，货币还与产量、就业和工资联系在一起。为此，凯恩斯积极吸收维克塞尔等人的创见而展开对经济运行进行总体分析，开始论述货币数量与价格水平及生产水平之间的变化关系，这个转变被称为货币理论中的凯恩斯革命。在凯恩斯看来，货币流通速度不是稳定不变而，而是与货币数量成反比例关系，从而货币数量变动对物价和产量的影响都不大；但是，货币除作为媒介功能外还有贮藏功能，货币数量变动将通过利率影响货币需求和投资，再通过投资及乘数效用影响生产总值和就业。

不过，在弗里德曼的努力下，现代货币数量论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逐渐发展，并在70年代的滞胀危机中取得了与凯恩斯货币理论分庭抗礼的地位。弗里德曼在1963年与安娜.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通过对美国历史上货币供给和经济活动之间关联的检验而得出结论：货币供给一向是经济活动起伏的唯一影响来源。后来，弗里德曼作了进一步的观察研究，并对凯恩斯货币理论革命提出了“反革命”：（1）从经验角度指出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供给量成正相关；（2）收入而非利率对货币需求产生重要影响。相应地，弗里德曼提出了其货币需求函数：M/P=f(rb,re,rp,w,y,u,dp/dt·1/p)，并认为它在短期内可轻微变动，但长期内稳定；因此，价格水平的长期变化根本上归因于货币存量的变化，货币数量的增长率与名义收入密切相关。这里的长期也就是失业水平达到“自然”均衡率状态，而并非凯恩斯所说的不存在多余产能的充分就业状态。在弗里德曼看来，当政府重复性求诸于货币扩张而将失业率降到由经济结构决定的“自然”失业率水平，货币幻觉就会消失，工人就会要求增加工资以弥补预期的物价上涨，因而货币发行长期就会带来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所以，弗里德曼宣称，通货膨胀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制止通货膨胀的唯一办法就是减少货币供应量。受之影响，新古典宏观派热衷于将通货膨胀归咎于货币的泛滥，这几乎为现代经济学人普遍接受。

然而，现代货币主义的“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这一论断是基于数理逻辑和个人选择进行演绎推导的结果，并以逐利主体具有前瞻性为前提，但它并没有考虑货币在现实传导中的结构性特征。一般地，认定货币发行会导致物价上涨的货币数量论可简单表示为：MV=PT，M变化要引起P的相应变化。其中有两大基本要求：（1）V和T是由非货币因素引起的，如新的银行业务、新的支付方式、偏好和技术变化等，它们在一定时期是一个惯常的常数，但这显然是教科书的虚构；（2）名义货币量与大众的货币需求无关，而是外生地决定的，主要取决于中央银行对狭义基础货币的控制，但这显然也并非是事实。正因为货币数量论本身是建立在一系列并不现实的假设之上，因而布劳格强调，货币主义“信念不可简化为关于在绝对价格决定上M所起的作用、V的稳定性和M的外生性这三个假定，或者任何有关货币的经济职能的坚定观点。而宁可是关于货币注入中性、调整过程速度、工资黏性、价格和利息率、债务人和债权人同一、不同收入的人储蓄和投资取向等等一整套经验假设。……甚至弗里德曼，这个当代最著名的数量理论的提倡者也承认：‘货币数量是唤起一种一般方法的术语，而不是已定义好的理论的标签。’”[163]事实上，2003年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弗里德曼更是对自己过去的政策信条进行了自我否定：“以货币数量作为目标没有成功实现过……我不敢说在今天我还会像过去那样竭力去推推行这一目标”。[164]

事实上，战后的凯恩斯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的货币学说都是源于货币数量说。货币数量说是解释货币、价格和收入之间关系的一整套理论，它认为国民收入和价格的长期变化主要源于货币供应的变化，或者说，价格的任何不稳定都主要源于货币的而不是非货币的原因。也即，当前货币数量论有两大主要流派：一是凯恩斯学派，一是现代货币主义。但两者关于从货币到价格的传导机制的分析是不同的，从而形成了两条分析路线：（1）直接机制，它强调现实的和意愿的实际余额之间的非均衡导致了价格与货币之间成比例的变化，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坎铁隆和休谟等人，并为费雪、马歇尔和现代货币主义所阐发；（2）间接机制，它强调利率的下降使得额外现金注入到经济中，并通过刺激投资支出而使得价格具有上升的压力，直到恢复先前的利息率水平，这一思想可以追溯桑顿和李嘉图等人，并为维克塞尔和现代凯恩斯主义所阐发。其中，凯恩斯积极吸收了货币非中性说或收入方法流派的思想，探索了货币发行对需求、投资和产出的影响，但忽略了预期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从而忽略货币对长期价格的影响。与此同时，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却走上了另一极端，承袭了货币中性说和传统货币数量说的思想，强调货币流通量的变化决定价格的变化，而货币流通量受到中央银行的控制，从而将通货膨胀归咎为政府的财政政策、银行信贷政策和黄金产量的变化。显然，两者都存在片面性，凯恩斯经济学的兴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兴起则源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反对大政府”的倾向。

最后需要指出，现代货币主义之所以将货币变量对物价对应起来，而忽视对产量等真实变量的影响，重要原因就在于它集中关注了货币变量对物价的长期影响，从而必然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其实，在整个古典经济学时期，只有李嘉图和詹姆斯.穆勒等少数人坚持货币数量和物价水平之间在长期和短期中的比例性，而其他人大多至少承认货币在短期是非中性的。[165]究其原因，只要引入结构性分析，即使基于连结货币与价格间的“直接机制”，我们也可以揭示货币变动对物价和生产的影响。例如，坎铁隆就指出了两点：（1）货币数量的增加并不一定导致成比例的物价上涨，这涉及到货币流通的快慢；（2）货币和价格之间的关系也要考虑到新货币进入到哪个地方以及首先进入谁的手里，因为那些获得新货币的人往往并不按照先前的货币余额以相同的比例行事。一般地，如果增加的货币落入挥霍者的手里，他们就将增加在某些商品上的支出而抬高那些商品的价格，从而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相反，如果增加的货币最初落入储蓄者的手里，他们就将它用作增加可贷资金的供给而导致现期利率下降，从而总产出的构成将发生有利于投资的变化。为此，米塞斯将这种货币对经济的不确定性影响称为坎铁隆效应，并将之与边际效用理论结合起来，以阐明货币供给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后来，这种观点又为哈耶克等继承，并成为奥地利学派有关经济周期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货币的变化并不以同样方式、同样程度或在同时影响全部价格。显然，货币发行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货币的流向，取决于谁是首先或最终受益者。因此，从根本上说，通货膨胀决不仅仅是货币现象，甚至主要不是货币现象；而且，货币的发行也不一定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它可以促进投资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

（二）卢卡斯的理性预期说

无论是货币中性假说还是现代货币数量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理性预期说基础上：不仅政府系统的货币活动和财政活动都可以被市场主体预测到，而且市场主体充分了解经济结构并正确预测这些政策的平均影响，并按照其设想和预期调整自己的行为。事实上，理性预期经济学原本就是货币主义的一个分支，只是比货币主义更为极端：一群受过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主义的“适应性预期”不具备太大的进步，从而在20世纪70年代从货币主义学派中分化出来而成为一个独立学派。同时，预期也是经济分析的基础，所有学说都关注预期问题。例如，奥地利学派和瑞典学派就是基于预期而构建了经济周期理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及货币通论》也是基于预期范畴对就业水平、货币需求、投资水平与经济周期进行考察的。不过，早期使用的预期基本上是适应性的，基没有掌握充分的信息，也没有严密的思考和判断，从而行为者是被动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适应性预期理论就为理性预期理论所取代了。

一般地，经济预期经历了这样几个发展阶段：（1）静态预期，它在蛛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静态预期模型考察价格波动对下一周期产量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均衡的变化；（2）外推型预期，1941年梅茨勒(L.Metzler)提出，对未来的预期不仅应以经济变量的过去水平为基础，而且还要考虑经济变量未来的变化趋势；（3）适应性预期，1956年菲利普.卡根(P.Cagen)提出，依据对被预期的变量的过去数值来进行预测；（4）理性预期，1961年约翰.穆斯(J.Muth)提出，经济当事人为避免损失和谋取最大利益，会设法利用一切可以取得的信息，对所关心的经济变量在未来的变动状况做出尽可能准确的估计。显然，理性预期是相对“适应性预期”而言的：适应性预期就是，人们运用某经济变量的过去记录去预测未来，反复检验和修订，采取错了再试的方式，使预期逐渐符合客观的过程；理性预期则是指，人们预先充分掌握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并经过周密的思考而做出的一种预期，从而能与有关的经济理论的预期相一致。

20世纪70年代，卢卡斯的《预期与货币中性》将穆斯的理性期假说同货币主义模型结合起来分析，后来又对理性预期假说作了进一步阐发，并把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模型，用于理性预期整个理论体系的分析。一般地，宏观经济理性预期模型有三个主要的相互联系的成分：（1）关于经济结构的假定，包括市场主体对于市场活动的预期和其知觉间的相关性，政府官员对经济运行的理解力和其确定货币财政政策间的关系，以及私人和政府在决定包括产量、就业、失业等总量和通货膨胀率上的相互作用；（2）关于行为主体的信息假设，包括行为主体对经济结构特征以及对己为该结构证明为合理的过去和现在的数据的了解，行为主体基于最大化原理将一定数量的资源用于收集和应用信息。（3）自然率假说的应用性假设，主要目的是阐发信息问题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商业周期性质问题的关系。

相应地，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观点是：（1）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决策是有根据的，因为他们会根据观察到的过去经验进行规律性总结，并在进入市场之前就对价格做出预期；即使市场会发生一些偶然情况而成为干扰因素，也可以事先计算它的概率分布，从而可以选出最小风险的方案，以预防不利后果的侵害。（2）政府对经济信息的反应不如公众那样灵活及时，因而政府的决策不可能像个人决策那样灵活；同时，政府的任何一项稳定经济的措施都会被公众的合理预期所抵消，从而成为无效措施。相应地，理性预期学派提出的政策结论是：（1）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政府的预期不可能较公众的预期更为合理，政府掌握的信息也不可能较公众更为充分；政府总是落在公众后面，使得政府的预定政策目标落空，因而任何干预措施都是无效的。（2）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或对 “微调”政策是错误的。市场主体的理性互动将保持经济稳定和市场出清，因此，政府最好是在一些公开宣布过的、易于理解的规章基础上，建立一种稳定的、长期的国民经济政策，如货币增长率、税率、预算平衡等。

同时，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理性预期是经济主体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自然结果，即使每个人的预期有偏差，但理性预期的误差平均为零，个体的主观概率分布等于经济系统的客观概率分布；而且，规则的经济政策不会对实际经济行动产生影响，只有当经济体系受到预料之外的冲击时，才会使实际产量偏离其正常轨道。相应地，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政策就具有这样两大价值取向。（1）以追求经济发展的自然水平政策目标，反对人为地刺激产量和就业水平的增加，从而具有“无为而治”的思想。理由是，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其运行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 总产量和总就业水平能够自动长期保持在自然水平之上。（2）崇尚自由经营，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理由是：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能够保证社会经济长期协调、稳定地发展，能够充分有效地利用和配置各种资源。正因如此，理性预期学派发展了比货币学派更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例如，在货币供给和利率方面，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由于公众可以预期到央行政策的后果，因此，利率不只是长期内将上升，甚至短期内下降也不可能；在通货膨胀和失业方面，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由于工人可以预知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措施来降低失业率的后果而要求增加工资，因此，菲利普斯曲线不仅长期上会形成交替上升，甚至短期内也不存在交替关系。

事实上，尽管卢卡斯的理性预期是在弗里德曼的适应性预期概念上的发展，但是，正如斯基德尔斯基指出：“卢卡斯也改变了弗里德曼开拓的研究方向。卢卡斯及其他的追随者用花销的数学模型将宏观经济学的世界扰得眼花缭乱，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做了许多奇异的发明和改造。通过理性预期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学家开始相信未来是确定的，失业是自愿的，数字可以替代常识。”[166]一般地，理性预期假说包含了两大命题：（1）理性个体在形成预期时，有效地利用了所有的可获取资源，因而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成预测的模型相吻合；（2）个体在预测时使用的经济模型是正确，经济模型像达尔文主义的学习过程一样会越来越精确，因而经济会按照他们所钟爱的模型所预测的那样运行。正是凭借所构建的一系列复杂高深的理性预期模型，以芝加哥学派为主的理性预期学者凭借对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状况来精确地预测未来事件，从而排除了发生始料未及的经济大危机的可能。问题是，理性预期假说中两大命题所依赖这样的条件：具备足够的信息量和信息具备可预测性；但显然，现实中的信息却总是在不断变更，异质性的经济主体也不是完全理性的。

相应地，理性预期学说更为极端，也离现实更远。正因如此，卢卡斯为一切市场现象辩护，从而根本看不到现实问题。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克莱默以一个会计因找不到工作而被迫开出租车的例子质问时，卢卡斯说如果失业的会计错过了出租车司机这份工作将只能在大借上看着他的同行开出租车；[167]在美国社会贫富之间日益扩大、经济问题日益突出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卢卡斯却说了“It's okay”；面对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卢卡斯争辩说衰退是由暂时的混淆引起的；针对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卢卡斯警告说这种“次品经济学”只会使经济雪上加霜。为什么本应对社会经济问题保持明锐的经济学家却似乎完全熟视无睹呢？根本上，就在于呈现出“革命性”的理性预期学说本身所内含的片面性。其实，针对凯恩斯经济学热衷于相机抉择的干预政策，理性预期学说提出告诫说，在推行这些政策时必须要考虑到大众可能的预期以及相应的行为反应，否则政策的效果就可能大打折扣。这提供了一种认识现实的思维，从而不要过分迷恋“幻觉”，这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由此说，市场主体具有完全的理性预期，以致任何政府政策都是无效的，这显然就走上了更严重的极端。斯基德尔斯基就质问道，“如果工人是理性的，那么，把工资调整到一个合适的水平时，他们为什么如此低效？”[168]

举个例子，卢卡斯1989年与妻子签订离婚协议时，妻子丽塔认为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极大，便让她的律师在离婚协议上加入一条规定：若在1995年10月31日以前获奖，妻子将分得诺贝尔奖金的50%。卢卡斯虽然也相信自己可能会或诺贝尔奖，但还是不会预期这么快，于是就同意了。结果，卢卡斯果真在那之前获了奖，而奖金的一半——30万美元按照协议分给了前妻。试想，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理性的预期大师，卢卡斯对自己能否以及何时获能贝尔经济学奖的预期都不如自己妻子，那么，我们能够相信其理性预期假说的有效性吗？事实上，尽管卢卡斯发展的理性预期模型具有完美的形式和严密的逻辑，但却很少能够得到现实的确证。例如，Sheffrin曾对理性预期的文献进行综述，就发现几乎没有实证证据支持“现实预期满足理性预期定义的标准”这一观点；同时，在回顾有关利用专业通货膨胀预测的Livingstione数据集所进行的研究，Sheffrin认为：“对总序列的穆斯（J. Muth）理性判断取决于要检验的时间期间、计量技巧和总程序。有关个体反应的研究明显拒绝理性假设”。[169]所以，斯基德尔斯基就指出，“理性预期模型的预测性是出了名的差”，原因就在于，“大多数政策制定者甚至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会区分逻辑陈述和现实描述之间的差异，理性预期假说恰恰顺水推舟地接纳了这一模糊性。”[170]

因此，尽管理性预期学说得到现代经济学的广泛推崇，卢卡斯的几篇论文也成为经济学研究生的必读论文，但我们对这些理论的现实性以及实践性却应该持高度的保留。塞利格曼写道：“以往一些经济学家经常说，马克思的模型和熊彼特的模型的预测能力极其有限。即使确实如此，现代的一些模型也好不到哪里去……还有人宣称，一个理论只要具备内在一致性，就足以保证它的有效性了。理论家的自我设限越来越多，他们只满足于从一系列前提假设开始推演，去得出一些结论，但实际上得到的结论与开始的前提不过是一个套套逻辑。检验成了第二位的，一些经济学家对它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已经不再有建立一个与现实议题有关的学说的紧迫感了”，“在经济学思想的伟大传统当中，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都对困扰着人类心灵的各种问题做出了回应。但是在今天，只知道仅仅抱住他们那空空如也的工具箱不放的理论经济学家简直太多了，那些工具箱是他们建好了又拆掉重建的，而且是用别人简直无法理解的符号和方程的语言来描述的。他们得到的结论实质上并不能在‘文字’的经济学家所说的东西上再加点什么。……如果经济学家当中那些数学家能够不再只为他们自己写作，而开始提供以文字表达的方程，激发所有人的思考，那将是一件大好事。这很可能会对‘文字’经济学领域产生很大的滋润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将有助于所有的理论经济学家转而关注真正急迫的现实问题，而不再是津津乐道的一杯茶的价格如何如何这种琐屑的小事。”[171]

五、尾论：重审革命性学说的价值

从经济学说史上看，由于革命性学说带来显著的新颖性和强烈的震撼性，从而导致其价值往往被高估和夸大。很大程度上，革命性学说往往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从而在理论层面上极有助益；但是，由于它同时也内含了抽象性和片面性，因而直接用于现实认知往往就会导致偏至，用于指导实践更加会走上极端。譬如，经济学帝国主义热衷于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拓展到对其他社会现象的揭示甚至对社会制度的改造，这对其他学科来说是一种“革命性”创新，但同时也因为其思维的片面性而得出具有明显误导性的论断，从而引发越来越大的质疑。例如，根据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分析，一条法律条文就像任何一件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将会引起消费选择的分配的变化；性需求也是价格的函数，理性人在消费性时会一直消费到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止；人们决定结婚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他结婚所带来的益处的预期超过他对单身汉的保持或者另外寻求一个更合适的伴侣所带来的益处的预期；等等。所以，社会学家斯梅尔策指出，理性“分析思路会给人根本性的误导。贝克尔学派的经济学家在分析配偶的选择和是否犯罪的选择等问题时，都开始于某种假定。用这种方式，他们将非常不现实的假设条件强加在涉及到个人决策者身上。”[172]

事实上，边际革命时期的很多经济学家都对自己的发现充满自信和自负，如戈森、杰文斯以及瓦尔拉斯等都认为其发现可以媲美哥白尼革命。果真如此吗？贝茨.克拉克的儿子M.克拉克就说，边际效用理论本质上只是套套逻辑，以致后来曾经一度自信满满的经济人现在已经退缩回自己的小天地，只能告诉那些爱追根究底的经济学家说，他怎么做决策是他自己的事情，结果他也就成为一个符号。[173]塞利格曼也写道：“边际主义只是在形式上具体阐释了关于人类行为的某些特定命题，只具有有限的有效性。它本身是一种纯粹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没有实际操作价值。”[174]其实，边际革命之所以获得主流经济学的高度评价，主要是它迎合了当时的当政者为避免社会革命而展开的制度改良取向，将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社会制度转向个人消费，并接受了牛顿力学和科学哲学的范式而建立的一种理性学说。不过，这种理性学说在后来也一直遭受其他流派的批判，理性消费模型也为现代行为经济学所证伪。例如，边际效用学派认为，人们往往按照边际效用支付的价格，而边际效用具有递减趋势乃至为负，因而理性人对超额需求量愿意支付的价格为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商品的平均价格而不是商品的边际效用价格。

因此，革命性学说的提出者往往会高估其学说的价值，因为这种学说往往是基于特定视角，因而新颖和片面往往共存。斯皮格尔写道：“有些思想家主要将自己的主张向同时代人宣讲，包括他们的同胞或更宽泛的群体；而另一些经济思想家则企图使自己的理论无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的条件下都能保持有效。那些确信其思想的有效性不受时间限制的绝对主义者或者赋予其思想本身或者赋予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以一定绝对的特点。就前一种类型而言，他们相信，某些主张在任何类型的社会或经济组织中都是有效的。经济学史中许多有声望的思想家持有这种观点并且高度精致地发展他们的论点。而另一些绝对主义者不能得到这样的恭维，他们为了对生活于其中的并且是易于变化的环境加以具体描述，并在这一狭隘视野的基础上，传播据说是有效性不受时间限制的主张。抛开上述的极端类型，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大多数经济思想家都是名副其实地服务于其时代的，即，他们的思想之形成正是为了适应其时代的特定条件。例如，17和18世纪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适应了在长期混战中兴起的民族国家的需要；另一方面，亚当.斯密推崇和平和自由市场，指出其优点在于加速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并且（他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打开了通向工业革命的道路。”[175]

正因如此，面对当前热衷于“分”的逻辑以及由此产生的求新求变之学说，我们就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今天的经济学说是否一定比以前的“进步”？张夏准就写道：“谈到变化问题，我们总是倾向于将最近发生的事情视为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但这常常与事实不符。相对而言，最近在通信技术领域里取得的进步实际上还没有19世纪末的技术进步——有线电报——更具革命性。但是，就造成的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后果来看，互联网革命（至少现在）还没有像洗衣机和其他家用电器那么重要，因为洗衣机和其他家用电器极大地降低了家务的劳动量，从而使大批妇女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其后果实际上是取消了像家政服务这样的行业。因此，当我们回顾过去时，我们不应当喜新厌旧，因为这会使我们在国家经济政策、公司政策和我们自己的事情上作出各种各样的错误决定。”[176]不仅科学技术上是如此，思想学说上更是如此。例如，经济学界往往误认为过去半个世纪里经济学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突破，乃至将现代经济学视为科学的，而过去的经济学则被视为是非科学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数学工具的引入使得经济分析技术日益严密，但人们对经济规律的认知以及经济思想没有多大发展。

罗斯巴德曾指出，西方对待历史往往存在“一种自鸣得意和令人愤怒的潘格罗斯乐观主义。结果，在经济思想的编史工作中就形成了牢固的（尽管是隐含着的）立场，即认为每一位经济学家，或者至少每一个经济学流派，都为经济思想和这种百折不饶的上升前进运动贡献了他们的一份重要力量。这样一来，能够导致一个经济思想学派整体产生严重缺陷甚至完全失败的总体系统性的错误就不会发生，至于可能使经济学界永久地误入歧途的事情就不会出现了”；然而，“在经济学中不能贸然地假定，后来的思想总是比先前的思想更好，甚至认为所有著名的经济学家都为这一学科的发展贡献了他们实实在在的一份力量。情况极有可能变成，与每个人都为一座永远在不断增高的经济学家大厦添砖加瓦不同，经济学可能并且实际上是在争论当中甚至是锯齿形的方式发展的，后来的系统性谬误又是会排挤掉先前的更为健全的范式，从而将经济思想再引入一种总体上错误的，甚或是可悲的路线。在任何给定的时期，经济学发展的总体路线既可能是上升的，也可能是下降的。”[177]

从经济学说史也可看出，古典经济学家所论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但后来主流经济学因追求科学化而强调数学的应用，使经济学逐渐变成了一门视野受到严重限制和缩小的技术经济学，其研究对象也局限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方面。而且，自从新古典经济学蜕变成一门探讨自然资源配置的技术学以来，经济学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意识形态上就开始备受争论。一方面，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窄小了，从古典经济学研究人的福利转变为仅仅限于商品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物质领域；正是局限于自然资源的配置关系，经济学越来越走向“科学化”的道路。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宽，现代经济学运用新古典的成本－收益方法来分析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正是局限于工具理性行为的研究人，导致现代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日益相分离。实际上，正是由于主流经济学将研究对象限定在物质领域，那么，与内容的狭隘化相关，现代主流经济学逐渐走向了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以及均衡的分析路径；从此，它借鉴数学工具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同时，也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与现实越来越相脱节。所以，基恩说，当前的“经济学是一门前科学，非常类似于哥白尼、布拉赫和伽利略之前的天文学。”[178]

纵观经济学说史，那些经济学大师的绝大多数思想都可以找到其前辈的探索痕迹。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些经济学大家——如斯密、穆勒、马克思以及马歇尔等——的思想很少是源于自身的独创，相反大多是源于对先辈思想的归纳、综合和系统化。事实上，被称为具有“彻底的革命特质”的马克思，其思想根本上也是综合性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伯尔基的评价：“马克思学说真正的特性、真正的实质、真正的统一，就在于它是‘综合的’”，“事实上，除了在学说中相当有限（但意义重大）的部分，马克思从未宣称过独创性，而是有意识地视自身之成就为一个综合者，一个一丝不苟的，从他知识导师们得前提中得出清楚明确结论的综合者。……马克思承认他的种种知识来源，可惜这并没能排除他在对待嫡亲前辈和自身时代的同道者们时采用凌厉批判的方式，尽管事实是，他力图把自身观点较之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们观点的优越性归功于他有利的历史位置，而非他的个人天才。”[179]同样，穆勒的思想来源更为广泛，他甚至从未自称创新，而称自己只不过为斯密的《国富论》添加了现代内容。

同时，尽管综合性学说在当前经济学界是如此不招人待见，但经济学说史却表明，那些学说综合大师最终获得了后人们给予的极大尊崇，经济学理论的实质进步根本上就是他们的作用。张旭昆就写道：“亚当.斯密在创立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时，曾经汲取了前人所建立的知识成就；但这并没有降低他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巨大贡献。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把已经存在的种种分散的经济思想观点，综合成一个适合于时代发展要求的经济理论体系，并在这过程中改变某些概念的原来意义”。[180]根本上，这种学术综合大师才是人类思想的真正传承者，承担了“为往圣继绝学”历史责任。如果没有这些传承者和综合者，一些非常有洞见的思想很可能会被遗忘或丢弃。要知道，人类思想的95%都因为得不到关注和传承而进入了坟墓。事实上，如果像当前一些时髦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那样，不要关注斯密，更不要关注马克思，只要掌握流行经济学教材，只要掌握数学工具；那么，经济学研究将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经济学研究者最多是一个堆砌材料的工匠。因此，“为往圣继绝学”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抱负和社会责任，也应该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诉求。冯友兰说，“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

可见，我们不需要过分拔高那些据称具有逻辑完美的革命性学说，进而对现代经济学中那种追求严格证明的学术取向应持持有非常慎重的态度。其实，自休谟开始，西方哲学界就认识到基于“分”（析）的演绎逻辑是无法获得因果规律的，同样也就无法揭示事物的本在本质。例如，门格尔在一封信中就曾向瓦尔拉斯发问：“人们如何通过数学获得关于这种本质的知识，如价值的本质、地租的本质、复本位制的本质？”[181]相应地，康德等则指出，因果规律和事物本质的取得就只能源于对经验的观察，并进一步建立在对人类知识的（综）“合”之基础上。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边际革命推崇“分”（析）逻辑的严密性，由此形成了具有“我向思考”的新古典范式；相应地，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倾向于在既定框架和常规范式下分析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热衷于建立一个个逻辑严密的数理模型。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就日益狭隘化，研究思维就日益单一化，从而也就变得日益沉闷和无趣。海尔布隆纳就指出，“假如今日的经济学欠缺魅力而又无趣，自然是经济学家的错。大经济学家不会只在学术圈里小题大做，他们以整个世界为研究主题，并且以愤怒、绝望或充满希望等十余种大胆的态度为这个世界上色。他们的异端邪说演变为一般常识，他们将常识中迷信的本质揭发出来——当代生活的理智结构就是这样逐步而成的。”[182]由此，本文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学术特性及其实践价值。

第六部分：认识马克思

马克思经济学的高次元思维及其现实观察

（编者注：本文还未发表，暂缓放上网）

注释

[1] 霍奇逊（译为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于树生和陈东威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页。

[2] 转引自王海明：《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6页。

[3] 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110页。

[4] 埃克伦德和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杨玉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5]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胡尧步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0页。

[6]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页。

[7] 参见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页。

[8] 参见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页。

[9] 叶坦：“‘中国经济学寻根’”，《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10]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3页。

[11] 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6页。

[12]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胡尧步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1、21页。

[13]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5页。

[14] 维塞尔：《自然价值》，陈国庆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5～106页。

[15] Sismondi J.L., 1965, Plitical Economy and the Philosophy of Government (1847), Reprint, New York: A.M.Kelly, P.115.

[16] 韦森：“经济学的性质与哲学视角审视下的经济学：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与展望”，《经济学季刊》2007年4月。

[17]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2-303页。

[18] 霍奇逊（译为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于树生和陈东威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1页。

[19] 霍奇逊（译为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于树生和陈东威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4页。

[20] 博特莱特：《金融伦理学》，静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21] 朱富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效率概念是价值无涉的吗？效率原则的实践后果及科斯中性定理反思》，《学术研究》2009年第10期。

[22] 转引自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23] 朱富强：《收入再分配的理论基础：基于社会贡献的原则》，《经济学家》2014年第8期。

[24] 朱富强：《实证经济学是否是一门客观性学科？实证分析中主观性和规范性探微》，《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1期。

[25] 豪斯曼和麦克佛森：“经济学、理性和伦理学”，载豪斯曼编：《经济学的哲学》，丁建峰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页。

[26] 豪斯曼和麦克佛森：“经济学、理性和伦理学”，载豪斯曼编：《经济学的哲学》，丁建峰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页。

[27] 朱富强：《经济学能否蜕化为一门纯粹解释的实证学科？基于实证分析的解释合理性之反思》，《学术月刊》2010年第4期。

[28] 劳森：“一个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理论”，载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0页。

[29] 朱富强：“从本质到现象：比较制度分析的基本路线”，《学术月刊》2009年第3期。

[30]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31]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5页。

[32] 朱富强：“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思维及其实践价值：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路线之比较”，《福建论坛》2011年第5期。

[33]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8页。

[34] Marx K., 1988,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p.19.

[35] 参见贾根良：《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334页。

[36] 朱富强：“约定主义、解释共同体以及两大流派的分析特质：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引导假定之比较”，《清华政治经济学报》2013年7月。

[37] Marx K., 1988,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pp.70～71.

[38] 博伊兰和奥戈尔曼：《经济学方法论新论》，夏业良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

[39]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40] 布罗姆利：《充分理由：能动的实用主义和经济制度的含义》，简练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

[41]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42]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43]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44] 即以一个特殊的方式犯了一个相当一般的错误。

[45] 朱富强：“经济学中因果分析的认识论思考：超验实在主义与经济理论的‘发现’”，《福建论坛》2010年第6期。

[46] 转引自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47] 贾根良：《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48] 谢拉.C.道：《经济学方法论》，杨培雷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49] 谢拉.C.道：《经济学方法论》，杨培雷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50] 参见劳森：“一个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理论”，载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1] 布罗姆利：《充分理由：能动的实用主义和经济制度的含义》，简练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108页。

[52] 何梦笔：“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载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53] 徐复观：《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李维武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54] 朱富强：《市场的逻辑还是逻辑化的市场》，《财经研究》2014年第5期。

[55] [印度]森：《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应奇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19页。

[56] [印度]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57] 朱富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效率概念是价值无涉吗》，《学术研究》2009年第10期。

[58] [美]布坎南：《财产与自由》，韩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06页。

[59] [美]布坎南、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页。

[60] Atkinson A. & Stiglitz J. Lectures in Public Economics. New-York: McGrawHill, 1980, p.298.

[61] [美]德雷泽：《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杜两省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10页。

[62] 朱富强：《市场博弈、权力结构与收入分配机制：剖解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4期。

[63] Lukes S.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1974.

[64] 朱富强：《现代主流经济学对制度“设计”的误导和扭曲：从法律对强者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谈起》，《财经研究》2010年第4期。

[65] Lindblom C.E. Politics and Mark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p.18.

[66] 杨文进：《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体系与内容的重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第9页。

[67] 朱富强：《收入再分配的理论基础：基于社会贡献的原则》，《经济学家》2014年第8期。

[68] [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7页。

[69] [英]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册），胡企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55页。

[70] 朱富强：《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反思》，《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2期。

[71] [英]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8-19页。

[72]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张西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33页。

[73] [美]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田世錠、何霜梅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8页。

[74]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张西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32页。

[75] [美]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田世錠、何霜梅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页。

[76] [美]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页。

[77] [美]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田世錠、何霜梅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78] [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7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3页。

[80] [美]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张翼星、万俊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8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1页。

[82] 朱富强：《从本质到现象：比较制度分析的基本路线》，《学术月刊》2009年第3期。

[83]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年，“第二版的跋”第XXIII页。

[84] 贺来：《“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与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85]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二版的跋”第XXII页。

[86] 朱富强：《从本质到现象：比较制度分析的基本路线》，《学术月刊》2009年第3期。

[87] [法]巴斯夏：《和谐经济论》，许明龙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

[88] 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王铁生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89]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86页。

[90] 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颜鹏飞总译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122页。

[91]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郭大力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3页。

[92] 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一本把人当回事的经济学著作》，李华夏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年版，第36页。

[93] 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一本把人当回事的经济学著作》，李华夏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年版，第36页。

[94] 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606页。

[95] Marx K., 1988,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P.74.

[96] Marx K., 1988,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P.76.

[97]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15页。

[98] 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人格主义哲学的体认》，徐黎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99] 塞耶斯：《马克思主义与人性》，冯颜利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100] 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607页。

[101]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92页。

[102] 希尔、迈亚特：《你最应该知道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荒谬》，夏瑜译，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238页。

[103] 加尔布雷斯：《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230页。

[104] 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0页。

[105]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2、3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

[106] 艾尔斯：《经济进步理论：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的基本原理研究》，徐颖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25页。

[107] 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48页。

[108] 转引自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48页。

[109] 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70-371页。

[110] 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71页。

[111] 维塞尔：《社会经济学》，张旭昆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

[112]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19页。

[113] 这种观点可以推广到煤铁矿、石油等所有自然资源上，它们在没有被开采出来之前是天然资源，而一旦被开采和利用时就结合了人类劳动而成为物质资本。

[114] 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65页。

[115] 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116] 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48页。

[117] 艾尔斯：《经济进步理论：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的基本原理研究》，徐颖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25页。

[118] 参见张俊山：“对经济学中‘资源稀缺性’假设的思考：兼论资源配置问题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关系”，《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119] 海尔布罗纳和米尔博格：《经济社会的起源》，李陈华、许敏兰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5页。

[120] 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50页。

[121]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75页。

[122] 索维尔：《被掩盖的经济真相：辨识最平常经济现象的真实与谬误》，丁德良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94页。

[123] 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04页。

[124] 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46页。

[125] 维塞尔：《社会经济学》，张旭昆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0页。

[126] 维塞尔：《社会经济学》，张旭昆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

[127] 转引自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2页。

[128] 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06页。

[129] 布鲁姆：《伦理的经济学诠释》，王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2、93页。

[130] 维塞尔：《社会经济学》，张旭昆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

[131] 转引自布鲁姆：《伦理的经济学诠释》，王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90页。

[132] 朱富强：“‘经济人’分析范式内含的理性悖论：长远利益、为己利他与行为理性的理解”，《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133] 布鲁姆：《伦理的经济学诠释》，王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134] “主要工業國家關鍵利率表”（更新日期：2015/05/12），http://www.cnyes.com/fc/govSpeech.asp?govtype=5&pagetype=finance.

[135] 布鲁姆：《伦理的经济学诠释》，王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136] 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5、18页。

[137] 当然，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独立出来并形成自身学科体系的分水岭界定为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将斯密学说视为对以往认知的革命，进而也忽视了后来对斯密学说进行不同解读的零星革命；因此，经济学说史发展过程阶段的流行看法就是：斯密革命到穆勒综合、边际革命到马歇尔综合、凯恩斯革命到萨缪尔森综合、理性预期革命到新凯恩斯综合。

[138] Buchholz T.G., 1989, New Ideas from Dead Economists-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A Plume/Penguin Books USA Inc, P.240.

[139]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b年版，第3、4页。

[140] 罗斯巴德：《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二卷）》，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43页。

[141]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92页。

[142] 巴克豪斯：《西方经济学史》，莫竹芩、袁野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

[143]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4页。

[144] 兰德雷斯和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周文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年版，第84页。

[145]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84页。

[146]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81页。

[147] 海尔布隆纳：《经济学统治世界》，唐欣伟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8页。

[148]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03页。

[149] 普雷斯曼：《思想者的足迹：50位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陈海燕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150] 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77页。

[151] 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80页。

[152] 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78页。

[153]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0页。

[154] 罗斯巴德：《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二卷）》，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42页。

[155] 詹姆斯：《实用主义》，陈羽纶、孙端禾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献词。

[156] 斯拉基：“序”，载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吴良健、吴恒康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5页。

[157] 哈德利：“特别导言”，载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158]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0页。

[159] 罗斯巴德：《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二卷）》，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43页。

[160] 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

[161] 埃克伦德和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杨玉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

[162] 罗斯巴德：《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二卷）》，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43页。

[163] 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4页。

[164] Simon London, 2003, Targeting the Quantity of Money…“Has Not Been a Success,” Financial Times, 9 June.

[165] 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4页。

[166] 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

[167] 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

[168] 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页。

[169] Sheffrin S.M., 1983, Rational Exp[ect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1.

[170] 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171] 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贾拥民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802、803页。

[172] 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79页。

[173] 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贾拥民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页。

[174] 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贾拥民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374页。

[175] 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下），晏智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导言第1-2页。

[176] 张夏准：《经济学的谎言：为什么不能迷信自由市场主义》，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33页。

[177] 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导言第5、6页。

[178] 基恩：《经济学的真相》，霍彦立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191页。

[179] 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180] 张旭昆：《西洋经济思想史新编——从汉穆拉比到凯恩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8页。

[181] 柯兹纳：《市场过程的含义》，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

[182] 海尔布隆纳：《经济学统治世界》，唐欣伟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183] 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马林海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184] 徐复观：《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李维武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2页。

[185] 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马林海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186] 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页。

[187] 基恩：《经济学的真相》，霍彦立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495-496页。

[18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189] 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马林海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页。

[190] Roemer J., 1998, Theori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2.

[191] 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马林海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

[192]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193] 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马林海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194] 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

[195] 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马林海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

[196] 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马林海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

[197]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198] 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马林海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

[199] 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马林海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

[200] 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田世錠、何霜梅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201] 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阮仁慧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202] 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马林海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43页。

[203]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

[20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9页。

[205]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64页。

[206] 朱富强：“政治经济学视阈中的异化思维：四层次分析框架及其方法论意义”，2014年，未发表。

[207]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208] 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马林海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

[209] 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

[210] 莱文：“什么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载韦尔和尼尔森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2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212]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6页。

[21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页。

[214] 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马林海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页。

[215]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26页。

[216] 朱富强：“谨防马克思经济学数理化过程中的庸俗化”，《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6期。

[217] 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147页。

[218] 霍奇逊（本书译为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于树生和陈东威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6-27页。

[219]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