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五个方面系统梳理了2022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文献从近二十本国外左翼期刊2022年全年发表的论文中筛选得到，因此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国外研究状况。如果将其与前几年的国外研究相比较，就能帮助我们把握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主题的最新变化。
一、价值理论与阶级理论研究
1.价值理论
19世纪出现的“自然资本”概念主要涉及物质和使用价值。这个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后得到了复兴，但被主流经济学剥离了使用价值内涵，被视为金融化资本的新形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考察了马克思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著作中的自然资本概念。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的自然资本概念与经济中的自然—物质使用价值结构联系在一起，也与土地资本、房地产联系在一起，其区别于作为纯粹交换价值的资本，或货币等具有更大流动性的资本。由于自然资本概念似乎将资本自然化，马克思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并没有再直接使用这个概念。尽管如此，福斯特认为，对于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来说，自然—物质使用价值概念是必不可少的，包括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掠夺和将自然过程转变为资本等观点。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分析重点已开始发生转变。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进一步区分了土地物质和土地资本，指出了资本主义与其自然生产条件的矛盾。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主导了他的生态批判，最终形成了“物质变换裂缝”概念。
价格与价值的关系一直受到关注。古尼·伊斯卡拉和帕特里克·莫克雷(Güney I?kara & Patrick Mokre)遵循谢克和奥乔亚的思路，构建了一个不含固定资本和折旧的流通资本模型，运用平均加权偏差和经典距离测度两种偏差测量方法，分析了直接价格、市场价格和生产价格的关系，以验证以下假设：劳动价值调节生产价格，劳动价值充当了市场价格的引力中心。通过对一个包含45个国家15年样本数据的大型数据集的分析表明，直接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经验偏差集中在10%～25%的范围内，因此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价值调节市场价格的观点。此外，直接价格在解释生产价格方面的作用更加明显，其偏差在10%左右，这表明李嘉图和马克思关于相对劳动力需求调节相对生产价格的论断是可信的。
由于《资本论》并未对价值规律作出明确阐释，因此对价值规律存在多种解释。20世纪围绕转形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进一步加剧了理论混乱。长谷清(Kiyoshi Nagatani)认为，仅仅依靠解读马克思的文本片段很难理解价值规律理论，需要从全新的视角和在全新的语境中考察价值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篇中将商品的价值定义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凝结，并将这一原则应用于第七篇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长谷清认为这种做法存在缺陷，主张将对劳动二重性的说明放到劳动过程部分(第七篇第一部分),将对价值实体或价值规律的验证放到价值增殖部分(第七篇第二部分)。长谷清指出，马克思首先将价值规律理论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抽象掉了不同资本之间的竞争，价值规律直接占据主导；在第二个层面中，价值规律通过不同资本之间的竞争发挥作用，从而价值转变为生产价格。长谷清认为我们只能在第二个层面理解价值规律，特别是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过程之中理解价值规律，即价值规律具有现实性。
阿尔夫·霍恩堡(Alf Hornborg)等人提出了“生态不平等交换”概念，其含义是更多的物质资源从南方流向了北方，更多的废弃物从北方流向了南方。彼得·萨默维尔(Peter Somerville)认为生态不平等交换缺乏一致性和解释力，主要原因在于生态不平等交换理论并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全球化进程中的环境和资源问题；该理论用物质资源而非交换价值解释价值转移问题，并假定这些资源本身可以用货币计算价值，这会掩盖劳动剥削，并混淆以货币计算的价值量与转移的价值量之间的差别。萨默维尔强调了以下三点：第一，劳动力和劳动存在差别，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的是劳动力而非劳动，交换在劳动力和工资之间进行；第二，北方国家工资高的原因是劳动力的生产成本高，而非剥削率低，而且工资差异本身不能用来解释全球不平等；第三，垄断、补贴、全球价值链不平等都是不平等交换的因素。
霍恩堡对萨默维尔的批评做出了回应。霍恩堡认为，萨默维尔只接受一种不平等交换，即劳动者获得的工资低于其产品在市场上的售价，萨默维尔基于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仅仅关注“价值”流，与主流经济学一样忽视了全球社会—物质新陈代谢。霍恩堡指出，生态不平等交换理论的核心是承认世界贸易的物质方面，该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物化劳动的全球不对称转移，但其同样关注能源、土地等其他资源的不对称转移。也就是说，生态不平等交换理论阐明了非正统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主流经济学都产生混淆的物质不平等问题。霍恩堡指出，萨默维尔宣称环境因素与交换关系不相关，这清晰表明他不能用一个跨学科的社会新陈代谢视角来认识世界。在另一篇回复霍恩堡的论文中，萨默维尔重申了劳动力和劳动的区别，指出不平等交换不仅涉及产品交换价值和劳动力工资的差异，其最主要的方面是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和劳动力的成本之间的差值。萨默维尔认为，霍恩堡否定客观价值概念和劳动价值论，这与其宣称的唯物主义者立场相矛盾，也使其曲解了劳动剥削的性质和资本主义的性质。
2.阶级理论与阶级斗争
福斯特认为，由于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驱使，人类正面临一系列灾难性的威胁。劳动阶级则面临“毁灭或革命”的选择，21世纪的革命实践需要在一个更广泛的领域展开，社会主义运动与生态革命的斗争将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看，单一的无产阶级革命模式将不复存在。今天通向社会主义和生态革命的运动包含农民和原住民的斗争，并以复杂的方式与不断扩大的工业(和后工业)工人阶级的斗争汇合在一起。从生态基础出发的斗争与经济斗争同样重要，真正的革命运动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资本主义当前所释放的灾难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整个地球的环境，因而，环境无产阶级变得无处不在。福斯特认为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和资本积累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更加全球性的革命斗争：一场发端于南方的生态革命浪潮迅速演变成跨国联盟。在这场新兴的全球斗争中，经济斗争只有在同时也是环境斗争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而环境运动必须同样也是经济斗争。
在另一篇论文中，福斯特认为，地球生态系统的货币化与金融化是一场大规模掠夺(great expropriation),产生了广泛的环境无产阶级以及生态农民。原始掠夺体系转变为一个覆盖全球的掠夺体系，产生了更加普遍的剥夺与破坏，创造出“被剥夺的全球环境后备军”。对自然的掠夺主要发生在全球南方，在那里，一个被剥夺的环境无产阶级日益凸显，围绕生产领域进行的阶级斗争与基于阶级的环境正义斗争正交汇在一起，后者致力于争取食物、空气、水和社会与生态再生产条件。
西蒙·肖普(Simon Schaupp)在对德国制造业和物流配送业的以算法控制的体力劳动的案例研究中，将对劳动过程的经验分析与阶级分析结合起来，提出了“控制无产阶级化”(cybernetic proletarianization)的概念。肖普重构了马克思的技术性无产阶级化概念，将其解读为生产过程对活劳动排斥与重新整合的辩证关系。对活劳动质和量上的排斥采取了多种形式：第一，通过工作步骤的数字指令实现去技能化和弹性化；第二，基于对劳动过程持续性的数字化评估实现控制强化；第三，通过在劳动过程中数据的收集实现基于数据分析的自动化。肖普指出，由于在算法工作控制的帮助下出现了新的高度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和分配形式，这个排斥过程被一个对已贬值的活劳动的重新整合过程所抵消。然而，这些过程是高度冲突的，工人通过各种各样的个体和集体策略来影响数字化，可以将其称为“自下而上的技术政治”,它包括三个要素：一是技术抵制，即使用违背资本实施意图的技术；二是抵制无产阶级技术文化，这种文化在工人之间建立了敌对关系；三是有组织的技术政治，即通过工会、政党等组织，对具体的执行项目和条例施加影响。
亚伊尔·卡尔多(Yair Kaldor)认为，金融化的发展使金融证券成为主要的财产形式，虽然这并未撼动基本的劳资冲突，但产生了新的阶级斗争策略和行动方案。这些策略之所以成为可能，一是因为虚拟资本作为未来收入的索取权证书，可以通过合约确保先于工资进行支付；二是因为这些证券使资本家阶级能够将货币在不同行业之间灵活转移，从而逃避政府管制，使规则符合他们的要求。金融化削弱了工会的谈判能力，公司治理中的股东价值标准的确立实质上是这些策略的具体体现。卡尔多认为，股权的分散削弱了单个企业的风险对股东的影响，从而削弱了有组织劳工的权力，因为它削弱了工会组织对股东的威胁。与股票相比，债券更可以作为规训工人的手段，因为股息的支付减少了未来收入中可用于增加工资的部分。
金融化和收入不平等加剧是近几十年来最显著的两个变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二者具有相关性。在另一篇论文中，卡尔多透过美国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过程考察了金融化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卡尔多认为，20世纪70年代推动金融化发展的那些经济问题与劳资冲突的加剧密切相关。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增长乏力、通货膨胀和国际竞争加剧后，企业管理者愿意做出更大的牺牲来削弱有组织劳工的权力，资产阶级内部团结的增强也改变了劳资双方的力量平衡。国家日益成为劳资斗争的重要场所。大型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通过游说活动、支持保守派智库和直接政治捐款重塑了美国政治，美国工会丧失了大部分政治影响力。卡尔多指出，任命沃尔克为美联储主席，是资产阶级在这场长达十年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场重要胜利，也是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决定性一步。正是在紧随“沃尔克冲击”的经济衰退过程中，美国工会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至今仍未恢复过来。美国有组织劳工的衰落是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看，收入不平等加剧似乎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后果，而是金融化的组成部分。
二、资本积累与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
1.资本积累理论
近年来，许多学者用持续进行的原始积累过程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变化。布莱恩·怀特纳(Brian Whitener)对不同学者所使用的原始积累概念进行了梳理。怀特纳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中提炼出两个方法论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考察资本主义积累所涉及的两个方面之间存在的联系：第一个方面由劳资关系决定，另一个方面由暴力和免罚(impunity)决定。卢森堡认为，只有理解这两个方面的“有机联系”及其如何一起发生变化，才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第二个原则是以暴力为线索展开分析。怀特纳认为，哈维对“有机联系”的思考低估了劳资关系，而且哈维的剥夺性积累概念倾向于忽视暴力的作用。与哈维不同，布伦纳过分强调了劳资关系，这使我们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积累的两个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怀特纳主张回到卢森堡的阐述：分析资本主义积累两个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以暴力为线索展开分析。
丹尼尔·伊根(Daniel Egan)分析了哈维剥夺性积累概念存在的缺陷，考察了战争在马克思主义原始积累分析中的作用。伊根认为，哈维的剥夺性积累概念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和卢森堡的原始积累理论，未能准确解释战争和军事力量在当代资本积累中的作用。伊根将当代的原始积累称为“再生产性积累”,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并得到巩固的情况下，通过降低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成本，进一步促进资本的再生产。伊根指出，我们需要区分历史上原始积累阶段所发生的战争，以及再生产性积累背景下发生的战争。战争作为促进再生产性积累的手段有自身的限度。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驱使资本不断寻找非资本主义生产力并将其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过程。资本一旦成功做到这点，这些生产力就不再由超经济强制支配，而是由资本积累规律支配。战争只能为生产价值创造条件，但本身并不生产价值，价值生产只有当非资本主义生产力被转变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资本本身无法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超经济权力为资本扩大再生产创造了条件。
希尔斯廷·芒罗(Kirstin Munro)认为，废弃物的生产是资本主义过度积累和危机的产物，资本的过度积累和危机则在废弃物的过度积累与危机中得到了体现。过去40年中，促进资源回收的竞选主张和强制家庭垃圾分类的法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芒罗认为，家庭垃圾分类是工作转移的一种情形，政府和工业部门将劳动和日常生活进行重组，在不支付报酬的情况下将生产由工业部门转移给家庭。家庭垃圾分类是一种无偿劳动，为工业提供了免费的原材料，但也进一步加剧了过度积累和危机。随着新自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扩张，资源回收取得了成功，但也引发了资源回收的生产过剩危机。这意味着资源回收只是应对废弃物生产的手段之一，这种方法无法解决矛盾。芒罗指出，资源回收危机是资本主义矛盾的一个具体的体现，也说明资本主义在资源回收方面的无能，换言之，只有解决了生产过剩危机，资源回收危机才能得以解决。
托马斯·罗塔(Tomas Rotta)估算了1947～2011年美国非生产性活动对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罗塔利用投入产出矩阵和国民收入账户创造了一种新的计算方法，从收入流量和固定资产存量的角度估算了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这种分析方法的依据是，知识和信息的商品化产生了“信息租金”,而信息租金是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决定因素。罗塔研究发现，非生产性活动对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具有净正效应，但其代价是收入不平等加剧；依赖信息租金的非生产性活动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减缓了增加值增长，尽管其促进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信息租金从生产性活动中攫取了过多的价值，其受益者是高收入者；得益于金融和与信息租金相关的非生产性活动，加之1980年后剥削率迅速提高，美国收入前1%和0.1%的人收入份额大幅提高，不平等进一步加剧。
2.社会再生产理论
拜登政府推出了“重建更好未来”计划，希望提高工人阶级福利，这些计划包括根据家庭孩子数量为其提供货币转移支付，以及政府为学前儿童提供照料或发放相关补贴等。帕迪·奎克(Paddy Quick)认为，应当将政府所提供的学前儿童照料等服务视为对家庭照料的替代，这种替代减少了家庭成员的家务劳动，从而增加了他们提供的雇佣劳动，对于这些家庭而言，由更有效的儿童照料方式所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则被资本家阶级所占有。奎克认为，工人阶级的再生产需要投入三种形式的资源：政府提供的无偿服务、家务劳动以及家庭成员工资所购买的商品。政府提供的照料服务只有在增加这三种资源，而非仅是替代其他两种资源的情况下，才是值得庆祝的。即使这种做法增加了总产出，但长期来看好处被资产阶级所占有。资本主义以照料劳动替代家务劳动这种政府计划将使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大幅提高，这种变化是好是坏取决于工人阶级家庭的性别关系是否得到了改善。虽然这能够增强妇女的独立性，但并不确定能否减少女性整体所受到的压迫。
托马斯·弗里登塔尔(Tomás Friedenthal)对《资本论》第2卷与第1卷的联系进行了分析。弗里登塔尔认为，将分析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流通领域是由两个矛盾所决定，即：生产资本和流通资本的矛盾，以及个体资本与社会总资本的矛盾。随着《资本论》第1卷对资本生产过程分析的展开，这两种矛盾不断加深，而矛盾的解决依赖于将分析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流通领域。首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会周期性重复，资本再生产的进行需要通过流通过程回到最初的货币形式，这为《资本论》第2卷与第1卷建立了形式上的联系。其次，从生产资本向流通资本过渡的必然性已经蕴含在作为资本基本形式的商品之中了，即价值必须在流通过程中才能实现，生产者的个体劳动必须转变为社会的必要劳动才能实现。最后，资本是一种自行增殖的价值，只有通过资本循环和形态变化才能保存自身。
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过程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然而许多非正统经济学学者仍然主要从利润驱动或投资驱动的角度展开分析，并将这种思路归因于马克思和卡莱茨基。大卫·布伦南(David Brennan)认为，马克思和卡莱茨基不仅考察了投资决策，而且也为“资本家消费”和“工人储蓄”留下了理论空间，这些概念能够增强我们对过去五十年资本主义制度变化的理解。布伦南认为，利润驱动模式和投资驱动模式在解释资本主义制度时都存在局限性，前者忽视了资本家消费在总需求中的作用，后者则忽视了工人储蓄在总储蓄中的作用。布伦南通过实证分析证明这两种模式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利润和投资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阶级消费也不只是对利润的被动反应，资本家的消费和储蓄都是利润实现的重要因素，企业可以通过关注阶级消费变动为剩余价值生产创造更好的条件。然而，这两种模式同样不能完全兼容，或被简化为利润驱动模式和投资驱动模式。布伦南指出，当前剩余价值的分配发生了变化，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更加具有多样性，宏观经济理论需要对这些变化做出反应。
三、货币理论、虚拟资本与金融化研究
1.货币理论与虚拟资本
乔治斯·莫拉姆维利奥塔基斯(Giorgos Meramveliotakis)主张通过马克思的拜物教和异化概念理解其货币与信用理论，认为这两个概念不仅能够加深我们对金融化的理解，而且能够揭示货币循环过程中的某些矛盾引发金融危机的动力机制。莫拉姆维利奥塔基斯认为，异化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货币。当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换时，商品生产者不再关注其生产的特定内容。货币的抽象性(异化)是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来源，也是金融危机的加速器。货币模糊了社会生产关系，使其表现为商品之间的关系，从而掩盖了剩余价值的唯一和真正的来源。同时，货币的拜物教性质成为金融部门攫取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的工具，导致了“金融化”。金融化被视为异化的进一步加强：从劳动产品与其实际生产者的异化到剩余价值的异化，从生产领域向银行信贷体系的异化到实体经济向虚拟金融投机的异化，异化演变为金融投机对现实生产的最高统治。莫拉姆维利奥塔基斯指出，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异质性的住房商品通过抵押贷款证券化转变为同质性的货币商品，过度依赖以生息资本为基础的信用体系是人们陷入资本关系异化和货币拜物教的体现，其根源仍然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基本矛盾，以及买与卖或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基本矛盾。
菲尔·阿姆斯特朗(Phil Armstrong)批评了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和尼古拉斯·阿吉拉(Costas Lapavitsa & Nicolás Aguila)对现代货币理论的错误解读，认为拉帕维查斯和阿吉拉的叙述基于程式化的非历史模式，既缺乏理论内容也缺乏经济史和人类学证据。从货币的起源来看，阿姆斯特朗认为不应该将物物交换解释为货币的前身，因为物物交换并没能真正成为一种基本、普遍的社会现象，拉帕维查斯和阿吉拉无法证明对于那些不使用货币的共同体来说，共同体之间或国际贸易的发展会使其产生货币。因此，物物交换和货币的性质与历史截然不同，货币有国内的政治和社会起源。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货币不是在个人寻求降低交易成本的过程中自发产生的，而是源自国家信用；货币并不起源于商品交换，而是产生于权力和不平等。阿姆斯特朗对拉帕维查斯和阿吉拉的具体观点进行了批评。比如，后者认为社会对新通货的接受程度取决于货币的质量，阿姆斯特朗则指出这由人们对纳税的接受程度决定；后者认为需要构建新的中央银行并进行资产重组，从而为新货币的发行提供基础，阿姆斯特朗则指出他们没能区分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条件下中央银行的差别，对国际储备的需求只适用于固定汇率；后者认为希腊退出欧元区将对物价产生影响，阿姆斯特朗指出新货币的绝对价值由国家决定，相对价格由市场力量决定，等等。
托马斯·罗塔和埃德米尔松·巴拉那(Tomás N. Rotta & Edemilson Paraná)认为，比特币不是货币，而是一种有价值但没有增加值的数字商品，比特币的生产和投机都来自已有的价值增加值。国民账户体系未能区分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其核心假设是所有销售活动都创造价值，从而将比特币挖矿计算到名义和实际GDP中。罗塔和巴拉那指出，比特币挖矿是一个自动化的再生产过程，并不需要直接的活劳动投入，因此不会创造新的价值。从这个角度看，比特币并不是“数字黄金”。比特币挖矿对各部门已有的财富和增加值进行了再分配，拥有更多计算能力的比特币矿工为了占有挖矿利润而展开竞争。
金融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金融证券成为财产的主要形式。卡尔多(Yair Kaldor)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虚拟资本概念，以公司股票和债券为例对金融证券的类型、收入来源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等进行了分析。卡尔多认为，虚拟资本与生息资本存在明显界限，生息资本仍然是一种现实的资本形式，并不独立于生产过程，以生息资本形式预付的资本实际上被纳入了产业资本的循环过程。公司所发行的股票和债券并非生息资本，而是采取了虚拟资本的形式，独立于产业资本的循环。股票和债券并没有实际价值，这些金融证券的估值取决于预期收入、相关风险和平均利率。简而言之，金融证券的价值之所以是虚拟的，因为其是估算价值，而非现实存在的价值。因此，生息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区别并不在于投资能否产生剩余价值，而在于货币是被纳入产业资本循环过程，还是用于购买未来收入的索取权。卡尔多指出，公司股东和债权人所取得的股息和利息是生产利润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公司股票和债券最终基于劳资关系以及对工人所生产剩余价值的剥削。
亚历克斯·帕卢德托和佩德罗·罗西(Alex W. A. Palludeto & Pedro Rossi)对马克思的虚拟资本范畴进行了解读，用价值形式方法分析了虚拟资本的主要属性，并指出其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动力机制的作用。帕卢德托和罗西批评了以下普遍认识：虚拟资本这个范畴体现的是虚拟资本价值与其最终代表的实际资本价值二者之间的偏离程度。他们认为虚拟资本体现的是以下过程：具体生产条件以及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与榨取日益抽象化并采取了可转让的形式。他们认为，虚拟资本应由三个主要属性来定义：未来收入流、二级市场以及“实际不存在”(real nonexistence)。首先，虚拟资本是生息资本发展的产物，任何一笔预期的收入都被转化为当前的资本价值，被转化为一种商品，其资本价值并不直接反映当前的剩余价值分配条件。其次，虚拟资本流通以二级市场为前提，是一种相对自主的资本形式。最后，虚拟资本的虚拟性在于相对独立于生产过程，其资本价值并不与一笔先前给定的价值相对应，因而区别于商品资本、生产资本等实际资本。帕卢德托和罗西指出，虚拟资本将资本化作为评估投资机会和新企业创立的核心原则，因而在社会劳动分配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虚拟资本的扩张强化了资本主义以抽象形式积累社会财富的体系，在为资本再生产带来灵活性的同时，也放大了制度的不稳定程度。
吉列尔梅·莱特·贡萨尔维斯和布鲁诺·罗萨多(Guilherme Leite Gon?alves & Bruno H. P.Rosado)用马克思的虚拟资本概念分析了金融市场对环境所施加的压力，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时期所实施的金融政策推动了投机工具发展，导致虚拟资本过度积累，而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会加剧对环境的掠夺。虚拟资本是一种所有权证书，对将来生产的剩余价值具有索取权。为了满足虚拟资本的增殖要求，将来需要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而这只有通过加强对环境的掠夺才可实现。贡萨尔维斯和罗萨多认为，金融体系从生产领域攫取更多剩余价值的要求将会进一步激发环境掠夺，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并且清除动物源病扩散的自然障碍。因此，金融体系将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巨大压力，想在保持当前的经济模式不变的情况下实现绿色经济是不现实的。
2.金融化与金融资本
近年来一些学者扩展了金融化的研究视角，一是揭示金融化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二是将分析视角从主要发达国家转移到外围国家。福斯特认为，现代垄断金融资本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迅速恢复，其需要寻找新的实物资产基础，以便进一步为全球金融施加杠杆，生态服务的金融化成为其关注焦点，由此导致了“地球的金融化”。由于实际并不存在生态服务的交易市场，即生态服务不是生产出来的商品，人们开发出一套复杂的定价方法对生态服务进行定价。这套定价方法的目标是为存在于市场之外的生态服务或自然资产赋予价值。这样做的正当理由是：除非赋予自然服务经济价值，否则它们就会被当做免费品而被劫掠一空。福斯特认为，环境的货币化打着生态可持续的旗号，使货币资本循环和垄断租金迅猛扩张，最终将环境抛向市场，使其受无法控制的资本积累过程支配。在资本化的过程中，全球公共领域被资本侵入并被少数私人所垄断，后者将自然资源转变为收入流，并与包含各种衍生品的金融资产捆绑在一起。福斯特指出：“当前，自然与劳动一起产生了异化，为资本主义剥削体系奠定了基础。现在所使用的自然资本概念旨在将这种异化扩张到自然和人类整体，将生态服务货币化，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金融生态体制：一种可以将整个地球进行出售的社会和历史关系。”
杰弗里·奥尔特豪斯和罗曼·斯瓦兹曼(Jeffrey Althouse & Romain Svartzman)认为，金融化资本主义产生于深刻的社会—生态关系变革，金融化产生于相互依赖和等级制的货币、生产与环境关系，金融的崛起是通过对自然进行组织、改变和分配来促进核心国家资本积累的制度演进的一部分。奥尔特豪斯和斯瓦兹曼综合两种研究思路，提出了金融化资本主义政治生态学概念。第一种研究思路关注“从属性金融化”;第二种研究思路将金融化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再生产视为空间不平衡现象。奥尔特豪斯和斯瓦兹曼认为，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由三个密切联系的外围从属模式所支撑：一个货币等级体系，它从结构上强化了外围对中心的金融依赖；一个生产等级体系，它将低附加值部门集中到外围国家；一个生态等级体系，它通过将资源和污染密集型活动向外围的商品边界(commodity frontiers)扩张而形成。他们将这三个模式概括为“金融化—离岸生产—商品边界”纽带，认为金融化表现为将外围资源榨取与中心资本积累连接在一起的全球社会—生态体制，该体制加剧了外围国家的资源压力和金融不稳定。
由于货币等级体系、国际资本流动、国际收支与国际投资差额等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化路径存在明显差异。近年来出现了大量探讨外围国家从属性金融化的研究。曼纽尔·马丁内斯和彼得罗·波萨瑞(Manuel Martínez & Pietro Borsari)考察了从属性金融化对外围国家工人的影响。马丁内斯和波萨瑞认为，从属性金融化通过五个渠道对外围国家的工人产生影响：第一，金融财富从外围国家转移到中心国家对工人所产生的影响；第二，家庭债务增加的影响；第三，汇率波动对实际工资的影响；第四，政府在加强财政纪律和实施财政紧缩的压力下，对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进行改革所产生的影响；第五，外围国家国内资产价格波动和利率、汇率变动对生产投资、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的影响。马丁内斯和波萨瑞从这五个方面对巴西和哥伦比亚进行了比较研究。
卡伊·科登布洛克(Kai Koddenbrock)等认为，现有的金融化研究文献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主要聚焦过去40年的金融化进展，从这段较短的时期出发会过分夸大金融的作用；二是主要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对外围国家的经验研究不足，而且经常将其排除在全球金融及其运行链条之外。科登布洛克等采用长期视角，对非洲国家生产与金融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科登布洛克等认为，金融与生产的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与殖民遗产紧密相关，在殖民阶段，帝国主义内部竞争清除了资本主义扩张的全球障碍；而当前阶段的特点在于，帝国主义的强制通过市场实现，并在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帮助下消除金融资本扩张的障碍。科登布洛克等对塞内加尔和加纳金融与生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即使外国金融及其代理人不像殖民时期那样直接占主导地位，但其仍通过殖民遗产、政策条件、规范制定和投资决策控制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从而使其回归殖民结构。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只有发达经济体才能证明金融对生产的支持作用，南方国家存在结构性劣势，只能不均衡地融入以权力不对称为基础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劳伦特·巴罗尼安和马塔里·皮埃尔(Laurent Baronian & Matari Pierre)区分了企业高管主导的内部金融化和外部金融化，认为内部金融化是外部金融化的前提条件。内部金融化从19世纪末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原因是企业高管的活动逐渐远离了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监控。外部金融化的显著表现是股东价值标准的确立。外部金融化意味着非金融企业金融活动的增加，内部金融化首先意味着企业高管与管理生产资本的活动相分离，转而利用金融数据和会计工具制定决策和监控企业。巴罗尼安和皮埃尔指出，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具有双重属性：确保生产过程顺利进行和实现利润最大化。股份公司实现了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大型多部门公司的发展则引起了管理工作的内部分工：中层管理人员致力于协调和监控产品的生产与调度过程，高管则专注于制定长期计划和提高公司资产回报率。巴罗尼安和皮埃尔的主要结论是，公司治理的金融化过程并不是最近以来金融市场对工业的支配所造成的，而是产生于企业高管活动的长期转变。因此，金融化首先是一个内生现象，内部金融化从历史和逻辑上看都先于外部金融化。
玛丽亚·莫罗(Maria L. R. Mollo)等从虚拟资本扩张的角度分析了金融化问题，并比较了金融化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演进。莫罗等认为，虚拟资本是流通独立于生产的一种情形，我们可以将金融化与虚拟资本的扩张联系起来，将金融化视为金融对生产的主导。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市场自由化，各国信贷市场提供的金融资源汇聚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全球金融资源向主要发达国家的转移和集中增加了对虚拟资产的需求，推动其价格不断上涨，使虚拟资本能够持续扩张。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是金融资源的净捐献者，金融捐献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莫罗等指出，虚拟资本的收入完全来自对生产中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因此虚拟资本的扩张具有自身的限度，生产和流通的系统性偏离最终导致经济危机，使这种资本的虚拟性彻底显现。
斯蒂芬·马赫和斯科特·阿全诺(Stephen Maher & Scott M. Aquanno)认为，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了一种新型的金融资本：金融领域的资本与产业资本日益融合在一起，金融家深入参与非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工业企业的管理人员则日益变为金融家。这种新型金融资本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过程，金融部门权力的增强伴随并强化了这一过程。新型金融资本首先出现于工业企业，这些企业在二战后采取的多样化和国际化战略将金融业务和金融逻辑注入公司，将自身从生产体系转变为投资体系。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化并不只是要改变企业的资产配置，而是要对公司的定位和运行方式进行重组。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强力干预使投资管理发生了重大变化，金融机构与工业企业之间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马赫和阿全诺指出，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的界限已经变得十分模糊，现在两者都是金融资本的基本单位。这意味着旨在减轻金融部门对工业企业所施加的压力的监管努力很大程度上是在对付并不存在的敌人。
许多学者认为金融资本损害了非金融资本或寄生于非金融资本，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问题是由过度金融化造成的，只要将金融部门规模限制在二战结束后的水平，资本主义经济就会恢复之前的活力。阿尔·坎贝尔和埃尔多安·巴基尔(Al Campbell & Erdogan Bakir)认为，金融资本寄生性的观点是不恰当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金融资本通过各种方式增加了对剩余价值的榨取，从而服务于全体资本。坎贝尔和巴基尔以债务这种特殊的金融关系为例进行了说明。他们认为，债务扩张通过七个渠道增加了对剩余价值的榨取，从而服务于全体资本的利益：第一，家庭负债消费促进了总需求、产出和利润增加；第二，家庭债务扩张抑制了工资增长，从而增加了企业利润；第三，非金融企业通过债务融资增加投资，进而促进了总需求、产出和利润增加；第四，非金融企业将债务融资用于实际投资，实际投资通常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劳动力成本，从而增加了企业利润；第五，政府债务扩张增加了政府支出，进而促进了总需求、产出和利润增加；第六，金融部门自身的债务扩张，金融部门创造的净负债使其可以向所有其他部门提供贷款；第七，任何债务扩张都倾向于降低利率，低利率则进一步增加了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贷款，从而促进生产扩张和利润增加。坎贝尔和巴基尔指出，我们不应基于金融资本的危害而选择将工业资本主义作为替代性选择；相反，我们应该将金融资本的危害纳入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批判之中，探寻以人为本、真正民主的后资本主义方案。
四、数字资本主义研究
1.平台经济
李钟瑾和齐昊(Zhongjin Li & Hao Qi)基于垄断资本理论，从平台权力的视角分析了平台垄断，揭示了小平台对大型科技公司、金融资本的依赖，以及平台经济垄断和金融化的宏观经济影响。李钟瑾和齐昊认为，平台经济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权力等级结构：大型科技公司和金融资本位于顶层，小平台位于中间，厂商、消费者和其他用户则位于底层。垄断资本学派一直关注垄断的宏观经济影响，认为由于利润份额持续增加和投资增长乏力，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具有停滞趋势。李钟瑾和齐昊并非否定平台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潜力，而是强调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来引导和监督平台公司行为的重要性。李钟瑾和齐昊认为，有效的政策设计应当旨在打破平台经济的等级结构，使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参与一个更加广泛的发展过程。此外，金融扩张并非平台唯一发展模式，应当将平台经济作为一个服务公众的公共品，而非在社会各方面制造高风险。
罗伯特·博耶(Robert Boyer)用调节理论分析了将无数企业和消费者组织起来的跨国平台的兴起。博耶主要考察了三个问题：第一，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个连贯、可行的商业模式，还是说现在的平台仅是过渡方案；第二，这种生态系统是否已经渗透到整个经济层面；第三，是否可以期待信息通信技术会产生最终的模式构造。博耶认为，信息通信技术的出现是一个组织创新浪潮的出发点，最终更新了商业模式。对雅虎、谷歌、脸书、亚马逊和维基百科等公司的分析表明，激烈的竞争已经演变出了一个相当连贯的系统。以信息为主导的平台对经济体制和社会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规模经济拓展到全球范围，但大型跨国公司在设计劳动合同方面拥有不对称的权力；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加快了资本运动速度，并加剧了资本和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同样，政府正在失去它们的专业知识，从而失去监测新游戏规则制定的能力。商业模式的多元化增强了信息和通信技术所创造的生态系统的活力。博耶区分了三种商业模式：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平台资本主义；第二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全景控制模式；第三种是以欧盟为代表的公民共同监控模式。这三种商业模式会产生极为不同的宏观经济后果。
拉玛·瓦苏德万(Ramaa Vasudevan)用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垄断概念分析了谷歌、亚马逊、脸书等数字平台，以揭示这一概念在新技术背景下的现实相关性。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垄断归因于造成资本流动性受限的生产条件和财产权，而非归因于以少数主导厂商、产品差异化和非价格竞争为特征的寡头市场机构。瓦苏德万指出，信息通信技术推动了全球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和数字平台的崛起，前所未有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及数字平台所固有的网络外部性导致了自然垄断的产生。通过掌握无形资本的所有权和平台活动所产生的数据的所有权，数字平台能够获得巨大的租金收入和结构性权力。当前，亚马逊和谷歌正在见证工会活动的兴起，同时数字垄断者正在应对反垄断审查。瓦苏德万认为这进一步验证了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垄断概念，以及巴兰、斯威齐等人垄断资本理论的当代相关性。也就是说，这些企业掌握巨大的结构性权力，同时造成了不平等加剧、劳动份额下降和投资增长乏力的发展趋势。
2.算法资本主义
詹姆斯·密特尔曼(James H. Mittelman)探讨了算法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及其如何改变了全球治理的规则、法律和话语，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道德困境。密特尔曼认为，与依赖供求关系和人类决策的传统资本主义不同，算法资本主义是金融、速度、流动性和不透明性这些核心要素的组合。从经济视角来看，算法资本主义使得商业活动更加高效和自动化，并且可以更精准地预测市场趋势。从政治视角看，算法是资本集中和集聚的工具，算法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放松管制、自由化和私有化结合在一起，削弱了国家治理。算法资本主义对主流原则和社会带来众多挑战，通过算法进行的自动决策存在缺乏透明度和数据遗漏等问题，算法资本主义也加剧了南北不平等。密特尔曼提出了建立监督机构提高透明度、加强技术管制、进行第三方算法审计、在算法中贯彻民主政治基本原则等措施，以回应算法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政治不平等及其对私人权利、伦理观念造成侵犯的道德危机。
艾托·希门尼斯·冈萨雷斯(Aitor Jiménez González)认为，数字资本家正在通过一种算法监管形式重组工作和劳动力，数字资本主义通过算法管控、计件工资、评价系统、无偿的情感劳动等加剧剥削、延长工作日和降低工资。冈萨雷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扩展了莱斯格的“代码即法律”概念，认为法律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一个基本方面，也是理解被支配的个体如何产生和遭受剥削的必要方面。工人的法律地位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变得更加模糊。自由主义者一方面鼓励新技术的产生，另一方面又认识到新的技术和工作组织方式违反了劳动法。自由主义者受资本主义法律形式的限制，认识不到生产关系的核心是生产过程本身。冈萨雷斯指出，算法即数字机器，不仅成为自动化时代生产资料的一部分，也成为资本家编写数字无产阶级生存和剥削条件的代码，使数字无产阶级陷入不稳定状态。数字资本家还通过同化工人、构建新的评估方法和创造新的工作分配方式阻止工人形成工会，但这遭到数字无产阶级的反抗。
塞西莉亚·瑞卡普(Cecilia Rikap)以亚马逊为例研究了知识垄断理论，揭示了亚马逊的知识食利(intellectual rentiership)性质。知识垄断被定义为全球领先的企业以知识租金的形式取得利润的很大份额，知识食利则产生于知识垄断者持续筹划和组织创新网络的能力，垄断者能从创新网络中攫取知识租金。为了揭示亚马逊的积累策略如何建立在知识垄断的基础上，瑞卡普使用聚类分析描述亚马逊的创新网络和创新领域，通过分析亚马逊的科学出版物确定其合作机构网络，并对亚马逊的专利进行了语义分析。研究发现，亚马逊的霸权地位严重依赖通过知识垄断榨取租金，以及与参与其生产和创新网络的公司、研究机构建立掠夺性关系。亚马逊的知识垄断地位与其低利润不匹配，原因在于其研发投入被视为费用，从利润中扣除。对于亚马逊来说，维持低利润可以使监管者不再密切关注其食利和掠夺行为。瑞卡普认为，知识垄断者可以通过两个渠道食利：获得不同类型的知识租金；有能力将其资产作为金融资产使用。知识垄断者利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地位获取金融利润，并且利用各国税收体系的差别获得更多利润。这些知识垄断者能够直接影响政治制度，以亚马逊为代表的企业往往花费巨资游说政客。随着政府对其依赖程度的加深，知识垄断者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进一步增强。
五、当代资本主义的衰落与危机
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tsas)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21世纪20年代初通货膨胀的加速，极大加剧了金融化资本主义的风险，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并不像货币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在于货币创造过度，而是核心国家在总供给疲软的情况下刺激总需求的结果。拉帕维查斯认为，分析生产领域存在的问题需要求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揭示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从这个角度看，供给侧疲软的根本原因是核心国家资本主义积累的“内部”机制减弱。拉帕维查斯比较了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五个核心国家的表现。从数据来看，在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五个核心国家都深受生产率增长速度持续下降的困扰，尽管技术创新仍在继续。2007～2009年金融危机后，这五个核心国家的生产率增速下降更加明显，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核心国家通过政府干预应对2020年的经济收缩，但并未解决潜在的总供给疲软问题。从这个角度看，21世纪20年代初通货膨胀的加剧是核心国家扩张性政策刺激总需求的结果。
2008年后重新出现了制造业拜物教，其认为制造业是支撑国家兴旺的经济增长动力源，其理论依据是服务业具有技术进步停滞的性质，因而无法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亚历克西斯·莫赖蒂斯(Alexis Moraitis)分析了全球资本主义增长动力减弱的问题，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活力减弱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财富形式——价值”的内在限制。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是社会财富所采取的一种特殊历史形式，其与物质财富不同，后者由满足人类需要的一系列商品和服务构成。莫赖蒂斯从这个根本区别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越成熟，它越难以保持过去的繁荣程度，即使劳动生产率会提高到空前的水平。这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飞速提高使物质财富与价值之间产生了一个不断扩大的裂缝，物质产出的增加不会使社会财富同步增加。市场主体为了保障其所获得的社会财富份额，不得不总是采用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并与现行生产率标准保持一致。然而，这个过程最终会削弱经济增长动力，因为经济剩余增加的空间被逐渐压缩。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在增加物质财富的数量方面极具活力，但按价值计算的财富数量增长会趋于停滞。
新冠肺炎疫情在不同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因坦·苏万迪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Intan Suwandi & John Bellamy Foster)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取决于各国在垄断性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帝国价值体系”支配了疫情下各国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是在全球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以及更加偏向资本主义和更加偏向社会主义的国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不平等。新冠肺炎疫情使帝国价值体系以及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的长期统治浮出水面，并使其进一步加强。跨国公司在过度剥削全球南方国家工人，以及地方和全球环境污染方面负主要责任。帝国价值或“帝国主义租金”既指跨国资本从贫穷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榨取高额剩余价值的能力，也指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广泛的全球价值关系体系。苏万迪和福斯特指出，帝国价值关系的一个核心要素是全球劳动套利，这与全球南方的低工资或低单位劳动成本密切相关。因此，当前的世界体系结构进一步放大了疫情的全球影响，这与灾难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相符合。
福斯特认为，对全球公共领域的大规模掠夺打着保护自然的旗号——为自然创造一个市场，从而用商品价值规律取代自然规律，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巨大的金融泡沫，同时加速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破坏。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投机性金融试图攫取物理环境中的实物资产，以支撑持续的债务扩张，产生了“自然资本热”。商品交换领域被进一步扩展，其目的并非生态保护，而是为资本积累奠定基础。福斯特指出：“要创造自然资本这种特殊的社会形式，需要创造出私有财产凭证，从而产生对土地或地球的原始掠夺(original expropriation),将之前的公域转变为私人的商品价值领域。土地垄断产生了一个租金体系，由地主施加给社会整体，用总剩余产品进行支付。”福斯特认为，除非通过全球集体行动阻止以上进程，否则当前的道路就会通向“灾难资本主义”,其显著表现是金融危机与生态危机相互交织。
马尔科姆·索耶(Malcolm Sawyer)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演变及其与垄断资本分析的关系。索耶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可以被视为“实际存在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崇拜”教条则支持了垄断资本主义。过去40年中，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自由化和去监管政策议程强化了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展开的国际竞争将垄断资本主义复制到全球层面，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演变为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索耶认为，垄断资本分析和金融化研究能为我们理解过去20年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提供重要启示。金融化过程使企业更加关注利润和市场估值，损害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金融化的总体趋势是将收入从工资转移给利润，导致不平等加剧和总需求水平下降，从而加剧了长期停滞。与垄断资本理论的观点相一致，产业集中度在过去四十年进一步提高，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很低，气候紧急状态和环境退化是重要原因。
考斯达斯·潘拉若塔基斯(Costas Panayotakis)提出了资本主义“挫败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failure)的概念，并用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进行了说明。挫败的辩证法指的是资本主义会利用挫败实现自身的再生产。一方面，资本主义会对人类和地球生态产生负面冲击；另一方面，这些挫败有时可能会促进资本主义再生产和资本积累。潘拉若塔基斯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是资本主义引发的一场挫败，因为疫情是在最近出现的一系列动物传染病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农业企业的兴起及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同时，过去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重构导致公共医疗体系严重缺乏资金，因此对于致命性流行病的攻击准备不足。最后，资本主义将这场公共卫生危机转变为一场经济危机，经济封锁使全球数百万人口陷入失业、饥饿和贫困。新冠肺炎疫情也通过多种方式促进了资本积累，比如疫情使许多小农户破产并加入失业后备军队伍，失业人口的增加进一步压低了工资，工作环境也进一步恶化，从而有利于企业利润增加；许多国家以经济形势严峻为由，放松了环保执法和环境规制，实施了资本友好型的环境政策；政府对大型企业进行紧急救助，许多小微企业则因难以获得贷款而倒闭，疫情下美国经济的垄断结构进一步强化。
贾亚蒂·戈什(Jayati Ghosh)等认为，气候帝国主义已经成为最新——甚至可能是最为致命的——帝国主义形式。帝国主义可以被定义为垄断资本在国家的帮助下对经济领域的争夺，而在新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所激增的多种经济领域形式的争夺中，其中最重要的形式涉及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造成的地球新陈代谢断裂形成了一个各方争夺的领域，这已成为当代帝国主义的一个主要方面。戈什等认为，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明显，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核心国家及其精英阶层的生产与消费建立在帝国主义生活模式基础上，产生了日益增长的全球碳排放和生态足迹；针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采取了欺骗性和试图削弱他国的话语；全球金融的运行增加了碳排放，有效的缓解策略的实施却没有获得必要的金融服务；知识的私人垄断阻止了大部分人获得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关键技术；减缓和适应策略所需要的技术的变化，进一步引发了对以战略性矿产资源为核心的自然资源的攫取，也产生了大国榨取主义竞争的新形式。戈什等指出，我们当前生活在一个真正致命的帝国主义形式的奴役之中，它将不仅摧毁自然和人类生活，也将彻底毁灭这个星球；只有使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发生彻底改变，才能将我们带离灾难的边缘。
六、结语
整体来看，2022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延续了2020年以来的研究倾向，即更加聚焦现实问题，重视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当然，2022年在研究主题方面与前几年相比有很大变化，这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以及国际冲突加剧的背景密不可分。
第一，2022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纯理论研究进一步减少，即使是经典理论方面的研究也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从2020年开始，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更加注重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回归经典理论，通过对经典理论进行扩展或重释为解释现实问题提供指导。2022年国外政治经济学延续了这一研究倾向，但与前两年相比有一些新的变化。首先，纯理论研究进一步减少，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方法和时代价值的讨论，以及对于价值转形等纯理论问题的研究有所减少。其次，对经典理论的研究更加注重与现实问题相结合，比如通过经验研究证明价值理论的现实相关性，根据现实演进扩展阶级理论并以其指导阶级斗争实践，以及基于资本积累理论考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的新变化，等等。
第二，密切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对其现实问题展开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在这方面，有两个主题是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近年来持续关注的重点。第一个主题是金融化，第二个主题是数字经济或数字资本主义。近年来国内政治经济学对于金融化问题的研究兴趣逐渐降低，转而关注更加热门的数字经济问题。与国内不同，国外政治经济学对金融化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而且在2022年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比如揭示出金融化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将分析视角从主要发达国家转移到外围国家，研究了从属性金融化问题，等等。在数字经济研究方面，国外政治经济学保持了研究与批判的统一，既对数字经济的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也对数字资本主义催生垄断、加强剥削和加剧不平等的消极一面进行了批判。
第三，从理论上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各种矛盾与危机的根源，为开展反资本主义斗争、寻找替代性方案提供理论依据。疫情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种潜藏的矛盾进一步暴露，当代资本主义深陷疫情、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多重危机之中。每当资本主义出现问题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探索展望未来的替代性方案。然而从2022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来看，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并未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从理论上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增长动力减弱、陷入长期停滞、步入灾难资本主义的根源，从而为反资本主义斗争和寻找替代性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国外学者的研究大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增强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然而，有些学者的解读可能背离了马克思的本意，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判断。例如，长谷清主张调整《资本论》的篇章结构以加深对价值规律的认识，这种调整显然破坏了《资本论》严密的整体性；福斯特将环境斗争置于同经济斗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生产领域的阶级斗争具有决定性意义；阿姆斯特朗基于现代货币理论的分析背离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卡尔多认为虚拟资本与生息资本的区别在于后者被纳入了产业资本的循环过程，这个观点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生息资本也可以消费贷款的形式发放给消费者；巴罗尼安和皮埃尔认为企业的内部金融化从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他们所称的金融化无非是企业管理方式的一些变化，用金融化来表述可能并不合适；坎贝尔和巴基尔只看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在剥削劳动方面的一致性，忽视了资本家集团内部的对立与冲突；密特尔曼等人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评未触及根本问题，即只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真正解决算法垄断、算法控制等一系列问题；最后，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衰落与危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资本积累、生态危机、金融垄断、新冠疫情等单个方面，我们需要从整体性视角出发，把握这几个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参考文献略）
李连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
刘洺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