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已初步取得成功，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定型。中国共产党是其构建者和全面领导者，在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约束下，始终追求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并初步取得成功。面向这一伟大实践，对其形成、结构与运转逻辑进行《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期待的“真正的实证科学”(1)式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可实现一次革命性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真义也将得到开显、澄明。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孟捷教授，在这一领域已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2)笔者近年来也尝试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约束、先锋队政党的能动作用等视角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借以理解、澄清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有共同的学术志向而学科背景不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也就有同亦有异，这就为学术对话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本文拟围绕对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而言至关重要的三个问题展开对话：第一个问题，如何界定先锋队政党在中国经济体系中的角色？第二个问题，如何界定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对于中国经济体系的意义？第三个问题，如何界定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约束对于中国经济体系的影响？
一、先锋队政党：中国经济体系的“普照的光”
研究中国经济，首当确认如下基本事实：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经济体系的创造者和全面领导者。这一事实是显而易见的，甚至算得上是妇孺皆知的，当然也是极其重要的。令人遗憾的是，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普遍无视这一事实；令人吃惊的是，政治经济学同样普遍忽视或低估这一事实。不过，孟捷教授是一个显著的例外，他已清楚地认识到党的“关键”作用。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命题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持续加深，社会主义必然取而代之。但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这是一个“自动”过程，事实上，“长驱直入社会主义”正是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修正”，并循此歧途放弃了革命，转而认同资本主义制度，仅满足于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架构内争取提高工人福利。工人政党的资产阶级化让资本主义体制得以稳定。20世纪后期，国内政学两界也有过一股潮流，认为中国应当“补资本主义的课”，在政治上认同西欧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两者走上歧途的思想根源是“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孟捷教授颇为详尽地揭示了这一谬误的思想源流。(3)通过解读列宁晚年所写《论我国革命》，孟捷教授抉发出“有机生产方式变迁论”，肯定政治因素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作用。(4)更进一步，通过解读毛泽东的经济哲学，阐发“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学”，肯定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力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5)
政治是由若干具有自觉行动能力的组织构成的，何种政治组织在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学界大多笼统地谈论“国家”—西方语境中的国家就是中文语境中的政府，孟捷教授在这方面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回顾苏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术史，建立“国家两重性学说”，即国家“一方面是政治制度或上层建筑，另一方面又是经济制度或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据此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内生性国家理论。(6)
但很显然，在中国，政府不管是作为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其作用于经济的权力都是党所授予并加以领导的。令人惊讶的是，对此事实，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很少论及。通过详尽考察较有代表性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孟捷指出了这一理论盲点：“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各版教科书中，只有高教版在目录列入了这一问题，但也仅仅设立了一目，没有辟出足够篇幅对党的领导做更充分的论述，更没有将党的领导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形式来分析。”(7)
孟捷在其最新研究中比较全面地阐明，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现代经济体系的根本特征：“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制度变迁的政治领导力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履行着全面领导经济工作的职能。”(8)政府是党进行领导的中介机制，他把国家两重性学说予以转化，阐明习近平的政治论断——“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学理内涵：“在这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制度来看待的。这种根本制度并不只是一种政治制度，就像国家或政治权力只要承担了生产关系功能，就嵌入经济结构，成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一样，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意味着党也会执行生产关系的职能，并因此嵌入经济，成为一种经济制度。”(9)
孟捷也深入分析了党领导经济的两种具体机制：“第一是实体化的方面，这指的是党通过国家机器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四方’的作用。党和国家机器具有同构性，党的组织与国家机构是交叉重叠的，具有类似的科层及其合理化特点。党与国家机器的结合，便于党贯彻其在方向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上的政治领导作用，没有这种结合，就无法实现党的领导。”(10)但这种结合也有巨大风险——党的官僚化。党的领导的第二个方面，即党的领导的非实体化方面，则可防范这一弊端，此即党的意识形态（包括党的基本价值）的经济作用，“值得强调的是，党的这一方面作用是将党和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相对区分开来的重要因素”(11)。孟捷具体阐明意识形态作为经济制度的功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所代表的经济意识形态同样是经济基础中的存在要素，它们作为生产关系的建构性原则，有助于帮助经济当事人超越个别利益，参与集体利益、集体目标和集体知识的形成过程。而集体利益、集体目标、集体知识的达成，不仅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前提，而且是国家经济治理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社会主义最大制度优势赖以存在的基础。”(12)当代经济学早就认识到理性人预设之局限性，引入重复博弈、演化之类解决方案，但难免陷入逻辑矛盾。引入意识形态这个独立变量，可能是更好的选择。高柏曾讨论过日本发展型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发展主义，(13)孟捷的讨论虽然简短，却基本上阐明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机理。孟捷也指出，意识形态让党具有政治自主性：“这种政治自主性，即党不为资本所俘获，也不为官僚所俘获，是党保持其先进性和最广泛代表性的前提。”(14)
也就是说，通过引入意识形态维度，孟捷初步确认，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大优越性所在——当然，对此还有很多学术论证工作要做。基于这一研究，引入政治学近些年取得的两个比较重要的学术成果——政党中心主义理论(15)、领导权概念(16)，我们可以把中国当代经济体系界定为“政党中心主义经济体系”，其根本特征是党构建、合法地拥有并日常地行使全面的经济领导权。
从起源上看，中国共产党创造、构建了现代经济体系。从历史和逻辑两个角度看，都是先有中国共产党这个能动性主体，它凭借其理论自觉和组织化力量，自觉地创造了一个现代的经济体系；不仅创造出生产关系，先是比较纯粹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后又添加了私人产权与私人企业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出生产力，这一点在当下表现得尤为明显：通过新发展理念，塑造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从而创造出现代生产力的新形态。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之创造经济体系不是一过性的事件而是持续不已的进程，推动中国经济体系的变化乃至于革命。
从制度角度看，宪法、法律保障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的全面领导权—这方面的法律规范无须赘述。重要的是，党的领导权在中国宪制中具有至高性，因此，党的经济领导权是高于国家（政府）的经济管理权的，后者从属于前者，是前者现实地发挥作用的中介机制。研究中国经济，仅仅讨论“政府干预”或“国家经济治理”是远远不够的，首要和根本的问题是党的全面经济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的领导权是日常性的、全面而深入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先锋队政党，党员人数庞大而在组织上高度集中统一，组织起来的党员弥散于经济体每个角落与其运转的全过程。各级党组织是各政府部门与重要企业的政治领导者，作为整体的党也就全面而日常地领导政府的经济管理活动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17)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党通过科层化的干部行使领导权，干部的行动逻辑既不同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私人企业家，也不同于按部就班地处理政务的理性化官僚，而是实现了组织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也就赋予中国经济体系以充分的活力。(18)晚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在中国所发现、讨论的“为增长而竞争”的各种机制，(19)几乎均可溯源于干部的独特行动逻辑。
孟捷试图构建内生性国家理论，但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一个先在性政党充当经济体系的构建者、领导者。西方经济学虽有自由主义、国家干预派之别，但共享一个学理预设：市场是先在的，常态下也是自足的；政治力量是外在的，仅在市场失灵等例外情况下或者为了追求正义之类的非经济目的，才从外部对市场过程和结构进行干预。然而在中国，这个次序要颠倒过来：党创造、构建了经济体系，党组织内在于经济体系，日常地发挥领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也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现代经济生态。作为先锋队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两大根本属性，分别塑造了中国当代经济体系的两大根本属性：党的先进性塑造了经济过程的自觉性与合目的性，党的高水平组织化决定了经济的高度组织化。斯密、哈耶克均指认资本主义是“自发秩序”，用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就是“无政府状态”，经济过程处在“必然王国”状态。恩格斯设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人就进入“自由王国”，“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20)然而，“社会”是谁？如何对经济进行“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工人阶级即便有这种意识和能力，也面临奥尔森所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半道而废也已证明，工人阶级政党难免为资本主义体制所驯化。见证了这一点的列宁创建了先锋队政党，凭其先进性，超越“经济主义”，坚定追求政治革命目标：凭其组织化，发动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全面领导经济过程，这才使得社会生产“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苏联模式虽然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却最终取得成功，这有力地证明了，人类历史上终于出现了一种能动主体，第一次具有领导、组织经济社会过程走上合目的的持续发展道路之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近些年来，中国共产党有力地推进共同富裕、遏制去工业化趋势、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经济体系超越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性、“似自然性”，创造人类经济新形态—这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物质基础。
相比于经济，政治的最大优势就是组织化的能动性；政治经济学区别于一般经济学之处就在于重视政治的能动性。但是，唯有当政治的能动性落实为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组织化实体的物质性力量，才能现实地作用于经济过程。有学者提议，政治经济学应以国家为逻辑起点。(21)但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才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22)。研究中国经济，应以中国共产党为方法，立足于党的全面领导权，理解、解释经济的过程与结构。
需要说明的是，政党对经济发挥重要乃至决定性作用，并非中国所特有。19世纪中期以来，政党政治逐渐发展为现代政治的基本形态。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政党都是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机制。政党拥有政治领导权，也就必然领导、组织国家生活的基本维度—经济过程，区别仅在于政党能力的大小。即便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也是政党制定经济纲领，通过行政或立法程序将其转化为经济制度、组织或政策，从而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乃至决定经济过程。也就是说，政党是组织经济过程的政治能动主体，政党是国家经济治理的思想与政治源泉，当然也是国家发展或者去发展的主要引擎。(23)就此而言，中国式政党中心主义经济体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经济领导权是有普遍方法论意义的，以此为方法，可以建立一种真正把握政治能动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中国经济体系的根本运转逻辑
中国共产党自建国伊始就致力于领导、推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这就成为中国经济体系的根本运转逻辑。最终，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实现工业化，发展就是当代中国最大、最重要的事实。然而长期以来，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各门学科普遍忽视发展。政治经济学要焕发生命力，恐怕需要从以生产关系为中心议题转向以发展为中心议题。
孟捷考察现有主流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现其明显的、共同的结构安排：首先是制度篇，其次是经济运行篇、国家的经济作用篇，最后是发展篇。他进一步指出：“现有教科书均设有发展篇，虽然各版发展篇的内容不尽相同，但大体都包含经济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城乡、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等内容。发展篇的设立，大体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要讨论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理论；其二则体现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先进的和落后的生产关系常常是并存的，相关内容难以和运行篇合并在一起，以范畴推演的方式得以呈现。这就造成这一篇的特色是将经济政策理论与属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并于一处。”(24)发展排序在最后且内容混杂，最直观地表明政治经济学不把发展视为最重要的议题。造成这一倾向的原因颇为复杂，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的教条主义理解。
马克思是带着明确的革命目的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这就决定了，其基本学术指向是揭露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剥削性质，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的社会化趋势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由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是一种批判的或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列宁研究政治经济学同样是出于革命目的，因此曾以非常强烈的语气规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结构。”(25)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马克思、列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为了具体目的而进行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适用于先锋队政党领导人民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制度一旦比较稳固地建立起来，历史条件也就发生了根本变化，政治经济学自当与时俱进，转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以研究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心，研究如何运用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与以此为基础的人的全面发展。列宁晚年的政治经济学思考已开其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也就是一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但在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体系时，斯大林却犯下教条主义错误，把马克思、列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出的诸多具体论断当作教条，其中就包括，把研究生产关系确定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对象。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比如，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序言讨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引用列宁的话，现实却又使其不能不马上引入生产力维度：“政治经济学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方面研究生产关系。”(26)该教科书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确实是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却与之不同：第一章讨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当然以生产关系的革命为中心，但也明确指出其目的是“保证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27)，第二章则全面讨论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就是说，不能不把发展放在优先、重要位置，因为，实现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最为根本的优越性所在。
尽管如此，受经典定义影响，长期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总体上以研究生产关系为中心，相对忽视生产力的发展议题。这就与中国共产党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现实之间形成明显而严重的脱节，如洪银兴所说：“当代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发展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可是长期以来，学术界把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学科归之于西方发展经济学或增长经济学。”他呼吁把生产力问题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范畴：“经济发展理论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明确地将生产力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实践证明，面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只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不以生产力为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难以科学地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最终还会使自己边缘化。”(28)
孟捷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意识就是重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他发掘了李平心的生产力理论，不过并未倒向生产力一元决定论——事实上他一直在批判这一理论。他的学术努力方向是，肯定生产关系研究的中心地位，但为其设定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政治力量如何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或改革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点体现在他高度赞赏的张闻天提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图式：“革命—改变生产关系—大大发展生产力—再改变生产关系。”(29)在这方面，孟捷的最大贡献在于，发掘《矛盾论》中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论述及其方法，提出“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理论”。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这样论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30)孟捷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这种辩证关系转写为学术上的“系统因果性”，即“导致某一系统最初发生变化的原因，并不必然等于这一系统在整体上发生变化的原因；只有后一类原因，才会带来系统的不可逆变化，即造成这里所说的系统因果性”(31)。据此，孟捷提出如下命题：“如果生产方式的变迁不仅是通过生产关系的嬗变而实现的，而且最终显著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那么这一变迁就获得了不可逆性。我们将这种以生产力的根本进步为前提的生产方式的变迁称作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有机”一词在此意味着这种变迁的整体性）。”(32)具体到现代历史进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唯有当其取得超越后者的生产力发展成就时，才现实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获得稳固的历史正当性，获得历史的不可逆性。孟捷据此把以制度变迁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列为首要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它强调，只有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33)。也就是说，生产力发展水平归根到底是判定社会制度优劣之终极标准，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所在。
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是一种诉诸道德感的正义理论，《德意志意识形态》明确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34)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在于其妨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正当性在于解放生产力，并为其发展创造更好条件，这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之现实基础。晚年列宁再三论述过这一点，毛泽东明确阐述过这一点，邓小平极为明晰地重申这一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是对此予以极大丰富与发展。
也就是说，先锋队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日益清楚地在政治上明确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中心地位，也就日益清楚地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划定了研究对象，如顾海良所说：“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最显著的成果，成为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最基本的理论。”(35)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出现了一次比较明显的“发展转向”：何爱平分析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局限性，倡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吸收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开展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发展的政治经济学；(36)任保平提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应该以中国特色经济发展道路为研究对象，主线是发展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37)胡钧引用习近平的讲话“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提出如下命题：“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有一个新的转变，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成一门经济发展的课。”(38)
不过，正在形成中的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仍有明显不足之处。首先是中国特殊论。局限于个别地阐释中国的新发展理论与实践，缺乏普遍化理论意识。其次，仅把发展议题引入政治经济学，而未以发展统摄政治经济学整体。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或许应当迈出这一步，以发展作为中心议题。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元理论，政治经济学则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实证科学。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完整地阐明现代工业化资本主义形成、发展的过程、动力机制及其内在矛盾，建立了批判性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运用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又把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一种发展机制，推动形成“发展型社会主义”(39)，这是政治经济学转向发展的实践基础。斯大林提出工业化理论，构成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学就是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均以发展为中心，推动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在实践中趋于完善。学术界要做的工作是对实践性的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予以学理化，据以建立具有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所谓普遍性是说，这一理论不仅能够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还能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它的“异化”与当代的“去发展”趋势，又能解释广大后发世界的欠发展，并为其指明实现发展的有效道路、方法、政策。
历史唯物主义主要从哲学层面上阐明了人类历史是以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为动力和基础的持续发展的进程；这一命题的真理性，得由政治经济学通过建立有效解释发展机理的理论并指导现实的发展来保障。政治经济学如果不能提供各民族普遍实现发展的有效方案，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沙滩上的大厦。
三、世界体系：中国经济体系的结构性约束
现有主流政治经济学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理论盲点：没有认真对待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尤其是列宁的帝国主义与民族、殖民地理论，没有认识到先在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形成、运转的全过程的结构性约束，这极大地限制了其理论的现实解释力与实践有效性。
政治经济学界对世界体系的存在和影响还是有所认识的，比如张宇、张晨主编的教科书解释中国何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所列举的第一条理由就是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约束：“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诞生以来，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地位是不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中心和支配的地位，资本主义制度的成长在这些国家主要是在内部因素的推动下逐步建立起来的；而落后国家则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外围和被支配地位，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由中心国家通过殖民征服的方式强制建立的。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帝国主义把其统治的触角延伸到世界各地，通过自身的努力建立资本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路已经被堵死了。”(40)该书最后分析全球化，指出其二重性，简略论及其中心—边缘结构，指出“双刃剑”的后果。(41)尽管如此，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约束没有贯穿于全书的论述，也就未能体现这一结构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过程的深刻制约和巨大影响。
孟捷对此问题也有所涉及：“在此还应进一步探讨如下问题：借助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何以仍须坚持社会主义？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是由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决定的。”(42)他引用卢森堡的理论，讨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不平等，但并未阐明这种结构性约束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之间的历史逻辑。孟捷又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讨论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知识霸权，但分析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兴起时未看到其世界体系理由，而仅论及内部权力斗争的根源：“自由主义经济学在18世纪的崛起也伴随并服务于近代资产阶级争夺权力的斗争，这一斗争的对象，在当时主要是绝对主义国家。”(43)分析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学术霸权也只是个别地论述美国若干机构在中国的传播活动，未能揭示这些机构进行跨国传播的结构性依托——支配性世界体系。
造成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一明显理论盲区的根源或许是，主要立足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相对忽视列宁、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固然，《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高度重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资本论》第一卷阐明现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源泉是西欧各国对美洲的征服。不过，马克思没有深入讨论由此形成的大西洋世界体系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发育成长的重要意义——沃勒斯坦、布罗代尔等人后来补上了这一课。马克思注意到英国、法国等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对印度、中国的侵略，并强烈谴责其残暴行径，但又认为，由此带来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有利于被侵略民族的经济与政治发展。总体而言，马克思的关注点在西欧，也即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并预设世界市场是平的，因而专注于分析一个抽象的经济体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其造成的阶级矛盾。基本继承了马克思立场和方法的政治经济学也就具有明显的方法论“国家本位论”（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倾向，限定于对自足的经济体内的政治经济因素、结构、运转的讨论。
帝国主义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以及西欧工人阶级政党的资产阶级化，促使列宁超越了方法论的国家本位论，建立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44)列宁指出，早在1870年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接近完成工业化，陆续转向帝国主义，掀起全面瓜分世界的狂潮，于是，“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45)。马克思仅仅指出世界是一体化的；列宁则清晰地指出这个世界不是平的，而是压迫性、支配性、剥削性的。拉美依附性理论、外围化资本主义理论为此论断提供了充分的实证依据。
列宁据此重新界定现代世界的主要和根本矛盾：“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应当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46)也就是说，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民族之间的矛盾是最大的、最普遍的、贯穿于所有国家的主要和根本矛盾，阶级矛盾反居于次要位置。列宁据此制定了新的世界革命战略：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视为世界革命的重要战线，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并列。事实上，19世纪后期以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再也没有发生过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几乎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广泛地建立于这样的政治基础之上的——中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斯大林敏锐地意识到并清楚地阐明了列宁世界政治体系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从前，通常都是根据某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去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现在，这种看法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根据一切国家或多数国家的经济状况，根据世界经济状况来观察这个问题，因为个别国家和个别民族的经济已经不是独立自在的单位，已经变成所谓世界经济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因为旧的‘文明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变为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是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从前，总是把无产阶级革命看做纯粹是某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的结果。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首先应当把无产阶级革命看做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做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某个国家内破裂的结果。”(47)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约束是全面而深刻的，研究19世纪中期以来一切民族、国家的一切问题，均须将其置于世界体系框架内进行考察。世界体系方法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元方法，当然包括政治经济学。
实际上，李斯特已将世界体系方法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他清醒地认识到，英国凭借工业化的先发优势构建世界体系，以实现英国自身利益最大化；德意志地区要实现发展，就必须反抗这一体系——反抗亚当 · 斯密的世界主义的也即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坚持学术自主；拒绝价值理论，建立生产力理论；拒绝自由贸易政策，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建立强大政府。(48)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深受斯大林思想影响，比较自觉地采取世界体系方法，第十八章论述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最后三章论述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制度与发展；冷战的现实也迫使苏联学者认真对待世界体系问题。(49)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初步成熟于1980年代以后，这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国家也采取开放政策，理论界普遍产生了“世界是平的”幻想，致其普遍忽视世界体系的存在与结构性约束。近些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采取日益严厉的遏制措施，则清楚显示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本性与世界体系的不平等与支配性，从而确证了世界体系方法是政治经济学的元方法。运用这一方法，我们有可能更为准确地理解和解释现代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与变化逻辑。
首先，关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与稳定。欧美各国完成工业化后，凭借其生产力优势与军事优势构造世界体系，通过各种机制对广阔的非中心地带进行全方位支配、剥削。世界规模的剥削使西方持续获取“横财”，这是其竞争性民主制度得以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50)西方通过思想学术的支配进行广泛的精神归化，诱导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价值与制度变迁。(51)美元的世界支配权使美国经济持续繁荣，熨平经济周期，避免严重危机。可见，世界性支配权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正常运转甚至“焕发活力”的结构性支撑力量。
其次，关于现代世界的体系化分裂与斗争。列宁已指出，现代世界的主要和根本矛盾是民族矛盾，这一矛盾引发世界范围内的体系化分裂与斗争，20世纪中期以前体现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些民族实现民族解放、独立建立国家之后，这一矛盾则转变为后发国家寻求发展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维护先进生产力垄断权的斗争。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俄国的围剿，二战后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均为这一体系化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52)中国共产党就是体系化斗争的产物，(53)社会主义中国自建立伊始就处在全面的体系化斗争格局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先是进行全面封锁、遏制，改革开放以后转而进行“和平演变”，近些年来则发动贸易战、科技战，以及推动把台湾、新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等。孟捷教授反复论及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化与经济政治化，而自19世纪中期以来，体系化斗争就是最大的政治，一切民族、国家的内部政治都在其笼罩之下。
最后，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构造与运转逻辑。体系化斗争的逻辑归根到底制约着中国革命、建国与发展的全过程：中国革命首先是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基于对体系化斗争的清醒认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做出“一边倒”战略抉择，旨在确立国家发展自主权。(54)引入市场机制、重新进入世界市场之后，中国共产党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目的同样在于保持发展自主性，邓小平对此有过明确论述：“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55)体系化斗争的严酷环境要求中国保持政治经济的高度集中统一，这就是党的领导权全面覆盖、深入穿透的“国家理由”—实际上是“世界体系理由”。体系化斗争也促使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以重工业化为中心的快速工业化战略，这就是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理由：“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工业化的任务不仅要增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工业的比重，而且要在这种发展中保证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使我国不致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56)中国共产党自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谋求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今天又高度重视技术自主、产业自主，同样是出自对体系化斗争格局的清醒认识。
自由主义经济学无视世界体系的存在及其结构性约束，也就完全无法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根本价值、制度、机制、政策，而给中国贴上“极权主义”“威权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之类的标签。把世界体系视为现代世界的构成性因素，政治经济学才能令人信服地证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世界历史正当性与优越性，也才能具有鲜明的斗争性，成为谋求自主发展的各民族对西方各国垄断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
四、革命与发展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研究英国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历史及其所形成的经济社会结构，建立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那么合乎逻辑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创造了革命性地发展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条件，同样创造了澄明并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条件。孟捷教授的研究大体上就是如此展开的，以上对话则让我们足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正确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57)，更准确地说是唯物主义实践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如孟捷教授反复指出的，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错误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斯大林在政治上批判第二国际，其所主导建立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却与第二国际理论家合流，把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另一种形而上学。两者何以走向同一歧途？恩格斯对此有过自我反思：“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58)被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经典表述文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马克思致帕维尔 · 瓦西里耶维奇 · 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都有一定程度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倾向。导致这种倾向的原因大体有二：首先，就是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是从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其思想创造的，必然突出客观现实对主观性、能动性的制约、决定作用；其次，马克思只能研究工业化资本主义的历史、结构与运转，而它具有“似自然性”和“物役性”(59)，这一现实必然对马克思的思考产生影响。
正确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要回到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初相对纯粹的哲学表述，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针对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前者首先提出一个事实性命题：“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60)；据此提出一个规范性命题：“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1)。新唯物主义是以实践为中心的，历史是人能动地为自己创造合目的现实的进程。《德意志意识形态》循此研究人类最重要、最普遍的实践—生产。出于批判德意志唯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的，这里的论述已带有一定程度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倾向，但毕竟还是申明了如下命题：“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62)据此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政治哲学命题：“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63)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则阐明了辩证法的要义：“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4)结合这些论述我们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现实地改变世界的哲学，也就是唯物主义实践辩证法。
列宁通过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澄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辩证法本质，尤其是找到了辩证法的人格化能动力量。列宁前期思想同样有比较明显的生产力一元论倾向，据此煞费苦心地论证俄国经济已基本资本主义化，以此确立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正当性。但作为革命组织者的列宁已经实践地把握了辩证法的本质，通过创建先锋队政党，构建了改变世界的“组织武器”。通过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把握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法指导欧洲革命实践的艺术，列宁对自身革命实践所蕴含的辩证法有了充分自觉与自信，他在《卡尔 · 马克思》一文中专门讨论了辩证法，尤其是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65)一节中比较完整地概括了革命辩证法的基本内涵。西欧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化、沙文主义化、帝国主义全面战争的爆发，促使列宁产生了辩证法的理论自觉，在伯尔尼潜心研究黑格尔辩证法，以辩证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由此走出生产力一元决定论，(66)澄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67)——在《论我国革命》中，列宁以此解释俄国革命的历史逻辑，明确提出如下论断：“这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68)进而提出布尔什维克完全可以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再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生产力的命题，此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辩证法”。革命辩证法与发展辩证法共同构成唯物主义实践辩证法，列宁使之第一次具体化为实践的历史进程：一个随时准备行动的先锋队政党，在普遍联系的现实世界中，敏锐地分析动态变化的各种矛盾，抓住历史进程敞开的机会，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凭借高度组织化的力量组织革命或推进发展，以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在世界体系边缘地带进行的中国革命与发展实践则是唯物主义实践辩证法的更为完整、更为成功的实践，先锋队政党的先进性与组织化更为完善，其能动作用更为突出，从而更为有效地把握历史主动权，更为有力地推动历史合目的地发展。反映在理论上，毛泽东的“制度经济学”、邓小平的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发展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日益全面地把握了通过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改革乃至自我革命，实现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规律。“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已经开始“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69)
这些实践与党所积累的实践性理论，已让我们有条件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以发展为中心议题的政治经济学；以此为基础，通过突出主体的能动性，推动历史唯物主义更为彻底地以实践辩证法为中心。为此，我们需要对本文已经涉及的三个维度的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第一，世界的一体化。马克思早就揭示了现代世界的一体性，列宁则指出了这个世界绝对的不平等性。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就构成现代世界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塑造国家内部各种社会关系。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撼动了这一体系，中国又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我们需要研究两个体系的斗争、历史、态势与新世界的结构、运转逻辑。
第二，先锋队政党的能动性与历史的合目的性。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现存的世界”的运转具有高度的“似自然性”；帝国主义又拥有强大的世界支配力量。改变这个世界，“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70)。先锋队政党通过先进理论挣脱资本主义的归化，通过高水平的组织化把人民锻造为改变世界的现实的物质力量，推动历史进程日益地合乎人的目的，摆脱资本主义经济的“似自然性”。先锋队政党把唯物主义实践辩证法的哲学转化为改变世界的现实实践。
第三，以工业化为中心和基础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对工业化塑造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的观念反映；但过去两百年来，工业化进程是高度不平衡的，迄今远未结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没有完成工业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而出现了去工业化。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不更为深入地思考、研究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持续发展问题。
展开这些研究需要方法论上的创新。就理论资源而言，要重视马克思，更要重视列宁；要重视《资本论》，更要重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要重视《共产党宣言》，更要重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要重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更要重视《论我国革命》。马克思揭示了现存世界的底层逻辑，即现代资本主义。相应的，列宁揭示了现存世界的整体结构，即资本主义 — 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又确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世界历史主体地位；建立了先锋队政党，锻造了改变世界的组织化武器，并在实践中阐明了革命与发展的辩证法。(71)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列宁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与发展辩证法。马克思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之根，列宁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干，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唯物主义之开花结果，中国领导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则是历史唯物主义之开枝散叶。
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得到了澄明，两相比较，我们也就必须把改变了世界的革命与发展的实践—俄国革命、斯大林工业化、中国革命、中国式现代化等，作为发展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思想源泉。列宁道出了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72)毛泽东更为具体地指出：
“列宁说的和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还有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马克思没有做过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73)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更多的是一种理论思辨，那么今天我们已经见证了“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伟大实践，它比一切文本上的理论更为丰富而生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已足以让我们提出如下认识论命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什么是唯物主义实践辩证法，答案已不在任何神圣的文本中，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变世界的现实的实践中。此时，我们所要做的学术工作主要就是，建立“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74)。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6页。
(2) 主要见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孟捷：《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载孟捷、强世功、白钢、鄢一龙：《关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3) 参见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一章、第二章。
(4) 同上书，第三章。
(5) 参见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章。
(6) 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七章；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源流、对象
和体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7) 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194—195页。
(8) 孟捷、强世功、白钢、鄢一龙：《关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第130页。
(9) 同上书，第161—162页。
(10) 同上书，第162—163页。
(11) 孟捷、强世功、白钢、鄢一龙：《关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第163页。
(12) 同上书，第166页。
(13) 参见［美］高柏：《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安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4) 孟捷、强世功、白钢、鄢一龙：《关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第169页。
(15) 参见杨光斌：《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郭定平：《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
(16) 参见姚中秋：《领导权：基于中国实践的权力类型学研究》，《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1期。
(17) 包括党支部创办合作社，参见孟捷：《“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制度—以“烟台经验”为参照》，《政治经济学研究》2022年第2期。
(18) 参见姚中秋：《干部作为政治能动者的一种类型：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19) 参见张军、周黎安编：《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4页。
(21) 参见邱海平：《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及逻辑起点—基于唯物史观对于中国现代历史适用性的思考》，《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23) 参见姚中秋：《政党中心主义现代化理论》，《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6期。
(24) 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193页。
(25)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8页。
(26)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页。
(27) 同上书，第343页。
(28) 洪银兴：《以创新的经济发展理论阐释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洪银兴在另一个场合表示：“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谈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它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首要原则。”（详见本书编写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2页。）
(29) 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62页。
(30)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326页。
(31) 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53页。
(32) 同上书，第55页。
(33) 孟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规律新论》，《学术月刊》2022年第12期。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
(35) 顾海良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页。
(36) 何爱平：《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经济学家》2013年第5期。
(37) 任保平：《“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研究》，《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38) 本书编写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第78页。
(39) 姚中秋：《发展型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社会主义的方向》，《文化纵横》2023年第2期。
(40) 张宇、张晨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8页。
(41) 同上书，第247—250页。
(42) 孟捷：《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东方学刊》2020年春季刊。
(43) 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212页。
(44) 参见姚中秋：《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基于对列宁帝国主义、殖民地理论的重述》，《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45)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8—579页。
(46) 同上书，第565页。
(47)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4—205页。
(48) 参见［德］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熙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49) 比如，［苏联］阿 · 帕 · 布坚科：《作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苏艺等译，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50) 参见姚中秋：《论西式民主的帝国主义基础—对恩格斯列宁命题的验证和发展》，《江海学刊》2022年第3期。
(51) 参见姚中秋：《西方思想学术霸权的形成、支配机制及其反抗者》，《江海学刊》2023年第2期。
(52) 参见姚中秋：《从垄断支配转向共同发展—双奥十四年的世界体系之变》，《文化纵横》2022年第2期。
(53) 参见姚中秋：《世界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
(54) 参见姚中秋：《中国与世界体系的两轮脱钩—重新挂钩：以自主发展为中心》，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政治研究》（2021年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1—47页。
(5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56)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62页。
(57) 这是冯契的用语，详见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增订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3页。
(59) 参见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第三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219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2页。
(62) 同上书，第545页。
(63) 同上书，第527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65) 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448页。
(66) 参见张一兵：《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7)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5页。
(68) 同上书，第776页。
(6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64页。
(70) 《列宁选集》第1卷，第526页。
(71) 参见姚中秋：《找回列宁主义：作为能动的解放与发展的总体性理论》，《开放时代》2023年第4期。
(72)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83页。
(7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5页。
(7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页。
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东方学刊》2024年秋季刊，“中国式现代化与历史唯物主义再思考”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