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进程有自身发展的经济哲学逻辑，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实现的问题转化与理论创新，已经逐渐演化成一种内生动力，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从历史发生学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奠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逻辑的追问，历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国化道路探索，并在新时代开创高质量发展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问题式转化，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背后的问题转化与理论创新的经济哲学线索，对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资本逻辑 市场经济 高质量发展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15页）在全球资本主义深陷衰退的今天[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时代价值越发显著，理论创新的时代任务越发迫切。回顾历史，正是不同时代的问题转化与理论创新所奠基的经济哲学逻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得以不断推进的重要动因。不同于经济科学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考察，经济哲学关注的是经济学在其问题式（problematic）、范式、方法等方面的特质。历时性地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问题式转化不断推动着理论创新，即从批判性反思资本逻辑嬗变所形成的世界历史观，到辩证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再到开拓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局面。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同上，第14页）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转化蕴含着不同的时代任务，在经济哲学层面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理论创新的思想路径。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追问
对资本逻辑的追问构成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式，也奠定了其科学性基础。尽管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创立于19世纪，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周期性和嬗变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领袖人物对于资本逻辑的追问经历了三个阶段：（1）对资本矛盾运动的深入剖析；（2）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科学考察；（3）对超越资本主义道路的艰难尝试。其中每一阶段都蕴含着丰富的创新性要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留下了珍贵的思想遗产。
在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所呈现出的财富幻象和经济危机中，马克思开辟了从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出发考察经济运行规律的矛盾范式[2]，并以此追问资本逻辑的世界历史意涵。所谓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以合乎逻辑的方式展开[3]，它意味着“在资本结构化的过程中，主体变成了资本增殖的工具”(仰海峰，第15页)。正因如此，资本逻辑实则是经济科学奠基的总的问题式。不论是在资本逻辑发展尚不充分的原始积累阶段，还是“双元革命”（dualrevolution）推波助澜的自由主义阶段，古典政治经济学都致力于构建资本逻辑的财富神话。不用说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把资本的物化(Verdinglichung)的历史理解为自然主义式的财富传说，亦不消说亚当·斯密（A.Smith）将资本逻辑普遍化的物象化(Vergegenst?ndlichung)的历史理解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所创造的鲁滨逊式的“伊甸园”(参见Smith, p.593)，甚至大卫·李嘉图（D.Ricardo）也未能克服“斯密教条”(the doctrines of Adam Smith)，因为他纵然看到了资本主义天然秩序与价值增殖之间的内在矛盾，但依旧未能解决这一问题。[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2001年，第590页；MEGA2,II/8，S.490)
居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纵深处，马克思看到斯密、李嘉图等人虽然洞见了资本逻辑在其历史本体论层面的“第二自然”[5]规定性，但却未能跳出其意识形态层面的局限性，错误地把“第二自然”视为资本自律性的本质规定，并将这种自律性描述为“合乎自然”(naturgem??)的天然秩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013年，第344页；MEGA2,II/3,1979, S.1487)这是因为，斯密、李嘉图等人虽然揭示了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但由于彼时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尚未十分尖锐的时代，这导致他们仅仅“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2001年，第16页；MEGA2,II/8，S.40）。而站在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剧烈冲突的历史节点上，马克思在19世纪资本逻辑的历史感中捕捉到了资本矛盾运动高于资本“天然秩序”的优先性。在马克思看来，破解“何以超越资本主义”这一命题的答案不在资本逻辑中的主体化和结构化层面，而在于资本作为人类社会物质生产的矛盾运动层面，后者揭示了资本逻辑的历史实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逻辑的矛盾范式，极富创见地发现了资本逻辑的否定维度，即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s of capital negativity)也是资本矛盾运动中否定性、解构性和对立性的历史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存在着资本“自我否定”的否定维度，即由于资本无法调和其本质层面“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追求”与现象层面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在其实在层面的价值生产过程就必然遭到破坏，由此导致经济结构失去平衡，最终必然引发经济危机。资本的否定辩证法意味着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危机和衰落，这也是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历史铁律。[6]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19世纪频繁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对资本矛盾运动的剖析深化到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科学考察，这打开了超越资本逻辑的科学维度。不同于西斯蒙第(Sismondi)对危机成因、危机爆发及周期性的最初描述（参见西斯蒙第，第475页），马克思通过阐明危机的必然性及其发展规律创立了科学的危机理论。[7]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要就危机来自资本作为资本所特有的，而不是包含在资本作为商品和货币的单纯存在中的那些资本形式规定，来进行这种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年，第581页；MEGA2， II/3, 1978, S.1133）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破坏性生产对于生产的破坏，而且意味着破坏了人类物质生产所支撑的基本生活条件，因此生产出越来越多富有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所以，恩格斯才会在1870年《德国农民战争》的第二版“序言”中指出：“我们终于有了世界贸易，有了真正的大工业和真正的现代资产阶级；但同时我们这里也有了真正的危机，而且也形成了真正的、强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页）正是在“经济危机催生出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超越资本逻辑的必然性以及无产阶级解放的未来前景。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仅壮大了无产阶级，也催生出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巨大历史机遇，这促使列宁积极尝试超越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随着垄断资本彻底瓜分世界，垄断资本之间也在殖民地、能源、金融及政治等方面陷入激烈冲突，由此产生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极端形态——帝国主义。列宁曾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帝国主义作出定性：“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683页）列宁准确地将帝国主义定位于金融资本的区域，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同上，第653页）。更重要的是，列宁引入经济危机范畴作为判断帝国主义嬗变的依据：“危机（各种各样的危机，最常见的是经济危机，但不是只有经济危机）又大大加强了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同上，第596页）概言之，列宁看到危机加速了银行资本的集中和垄断，从而使帝国主义瓜分世界成为必然，以致帝国主义在总体性层面再次激化了经济危机。可以说，帝国主义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不平衡，资本矛盾运动进一步蔓延、复杂和升级。于是，帝国主义暴露出其食利性、寄生性和相互对抗的历史特征，不断激化经济危机，将资本主义推向崩溃。就此而言，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实质上揭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维度，这是其争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历史前见。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构成了其尝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思想支撑，使其在资本逻辑的世界历史性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科学性维度。在推行“战时共产主义”（Wartime Communism）时期，列宁就强调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主义以发展国家经济。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指出，苏维埃国家最困难的部分在经济方面，“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最严格的普遍的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列宁选集》第3卷，第476页）。他强调通过加速银行国有化、工业国有化、国家垄断贸易、国家监督货币流通、实行劳动义务制等方面展开社会主义改造，并推行在经济层面的“组织竞赛”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参见同上，第492页）而随着“战时共产主义”经济出现严重问题，列宁及时调整了经济建设政策，在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构想。客观地看，“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政策。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虽然重新引入了商品交换机制、信贷储备、自由贸易等，但这些举措的推行无不是以合作社的形式经营，并且以公私合营的方式调整工业发展的不平衡，从而恢复经济发展的民生部分。（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533—535页）应当看到的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所遭遇的挫折中，列宁意识到俄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基础方面仍旧贫乏，积累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是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国情。正因如此,“新经济政策”就不仅是通过考察俄国社会历史所形成的科学判断,而且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土化的先河,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国化道路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遗产指明了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的必经之路，启发了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运用于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国化道路的问题式的出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奠定的科学传统，而且吸收了列宁所开启的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走向本土化的历史经验。如果说列宁所推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充分表明，不同国情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面对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时,探索本土化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其必经之路，那么毛泽东所开创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化道路则表明,践行本土化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必能成功之路，并将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路。
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批判精神，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突出的理论特征。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带领人民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参见习近平，第2版）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奠基者，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构想中，“独立自主”是其突出的中国化特质。“独立自主”所包含的辩证法精神内核被毛泽东自觉地贯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这堪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从而在当代世界历史总方向中解答了中国经济发展要走什么道路的基本命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旗帜鲜明地强调，工业化之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基础性、关键性和全局性作用，建设现代工业是“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430页）。同时，毛泽东又深刻认识到不能够教条化地盲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既有样板，而应当以生产力发展状况、以中国实际为准绳。他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同上，第1079页）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时期，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已经开始在中国出现“水土不服”。毛泽东敏锐地洞察到这些问题的“病理”不在于立场之争，而在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中。他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道：“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5页）这意味着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以辩证法理解其基本原理，这也成为他坚持中国化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思想原则。在对待苏联经济发展问题上，毛泽东特别强调：“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同上，第23页）由此可见，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通过反思苏联模式进而洞悉其不足，其依据正在于坚持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毛泽东强调指出，尽管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调整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归根结底还是要解放生产力，“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1页）。这一重要判断不但超越了苏联经济学将计划与社会主义划等号的做法，而且将计划与市场放置于生产关系层面，还原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与模式的辩证关系，这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辩证法精神也为把握世界历史的矛盾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启示，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始终在把握世界经济大势之节点上具有深远的总体性视野。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爆发，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旋即化为泡影，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长期的经济滞胀困局。无独有偶，拘泥于斯大林模式的苏联经济也愈发缺乏经济增长活力，并在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走向失败。可以说，经济改革成为了彼时世界经济最重要的时代命题。197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变革。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及时抓住了开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大历史机遇，不仅极具创造性地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而且站在世界经济的总体全局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一方面，邓小平开拓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实践，科学地解答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创举，在经济哲学意义上为中国化社会主义经济探索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在党的十四大以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历经了从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这一关键发展期。在这一阶段，邓小平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解决了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邓小平对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论述彰显了鲜明的总体性视角，即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视为总体，把以往讨论计划与市场的道路之争化约为手段与方法之鉴，强调以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基于这一总体性思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上，第373页）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创见具有深远意义，作为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在党的十四大以后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提供了持续动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21世纪的腾飞奠定了重要基础。
如果说邓小平在经济制度的总体层面为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奠定了哲学基础，那么江泽民和胡锦涛则从经济发展的结构及历史总体层面捍卫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江泽民的经济哲学思考形成了两个重要论断。其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具有捍卫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江泽民在论述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时指出：“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大中型企业，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关键是要坚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深化改革，转换机制，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72页）在江泽民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但极大地释放了民营经济的活力，同时也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为国有企业提供了不竭的市场活力，致力以企业改革带动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其二，以社会主义体制创新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从总体层面解放市场经济活力，充分释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我们进行体制创新，就是要不断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各方面的体制。”（同上，第65页）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面对全球化进程遭遇的剧变，胡锦涛强调要在世界经济的总体性层面把握经济危机中的重大机遇，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相结合。“我们必须顺应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趋势，跟上国际金融危机催生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潮流，加快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培育经济长远发展技术基础，确保在新一轮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胡锦涛文选》第3卷，第276页）胡锦涛指出，全球化进程中的危机与风险是并行的，机遇中有风险，风险中同时蕴藏机遇，“无论是解近忧还是谋长远，都要求我们痛下决心、狠下功夫”（同上，第276页）。正因如此，全球金融危机之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言，也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这就是所谓的“有危有机”。这也成为胡锦涛指导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坐标，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提供了关键的思想启迪。
三、开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境界
在遭逢前所未有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今天，如何深化对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式转向对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开拓性探索。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蕴含着在系统观念层面的深刻理论反思，即在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视野中，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复苏并未跳出繁荣与危机交替出现的周期律，苏联经济也由于其僵化体系而走向失败。正因如此，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所必经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2008年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世界的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浪潮肆意蔓延，世界经济深陷衰退泥潭，发展、合作与互惠的全球化格局遭受严重冲击。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系统观念应运而生，并成为指导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思想。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系统观念强调“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17页）。以系统思想指导高质量发展包含三重理论要义。其一，高质量发展理念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辩证法特色。早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就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阐发了市场与政府的辩证关系。他不仅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要释放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而且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参见同上，第164页）换言之，就是要优化市场和政府角色，从而健全市场机制、规范政府引导。其二，高质量发展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总体性视野。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从而“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18页）。这一论述彰显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终归落脚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国家哲学意涵。其三，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23页）也就是说，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高度出发推动高质量发展，强调经济发展在新时代的系统性特征，既不能一刀切，也不能粗放发展。就此而论，以系统观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在传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前提下的发展，是创造性地以系统观念把握新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系统性特征，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经济哲学层面的传承和创新。
在系统观念的指导下，高质量发展必然要开辟数字经济的新局面，其关键在于以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在当今世界经济浪潮中，数字经济已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如何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避免陷入数字经济危机，这是关系到世界经济之前途命运的未来命题。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惟一的历史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2001年，第562页；MEGA2, II/8，S.472)。在展望数字经济繁荣发展的光明前景时，也不能忽视爆发数字经济危机的可能风险。也就是说，如果任由数字产业盲目扩张，必将导致经济发展的脱实向虚，从而引发数字产业的利润率下降，乃至诱发数字经济危机。为了避免和克服数字资本生产危机，归根到底还是要找到扭转数字经济发展脱实向虚困境的有效途径。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脱离实体经济基础，一味追求虚拟经济的繁荣，最终只会造成数字资本的生产危机。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教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25页）习近平深刻洞察到数字经济的巨大潜力，也透彻认识到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正确道路，强调打造数字产业集群的历史任务。诚然，紧紧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前沿高地的确非常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应将数字经济在技术和新兴商业模式所提供的历史动能，转化为数字经济产业做大做强的势能。因此，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上发展数字技术，才是克服数字资本生产危机的正确方向。这不仅是建设数字中国的未来前途，也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观点。
坚持系统观念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还必然要把生态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来。《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签订后，尽管世界各国在保护生态环境议题上达成了普遍共识，但由于难以平衡生态保护投入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各国在实际行动上却举步维艰。在此种局势之下，高质量发展要求以生态经济推进构建美丽中国。一方面，生态经济所蕴含的生态文明思想本就是站在系统观念高度来观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貌，生态与文明的兴衰律既道出了生态与文明正态相关的关系，也道明了生态是关乎现代人类文明兴衰的底层规律。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对生态经济的创新性思考，不仅延续了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性维度，而且继承了生态经济建设的实践维度，两者的合题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向度。正因如此，以生态经济构建美丽中国真正秉持了文明的整体性视野，自觉地将生态与经济相结合，既把捉到了时代发展的脉搏，也彰显出生态在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并以此作为理解未来经济形态的前瞻性思考。另一方面，以生态经济构建美丽中国，这一理念体现出重视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当代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同上，第19页）就此而言，生态经济发展本就是面向未来的经济模式，谁能够在生态经济意义上发展经济，谁就能够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把握先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同上，第41页）由此可见，习近平正是基于系统观念，看到了生态经济不仅牵动社会主义经济全局，更关涉经济效益、共同富裕和产业转型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由上可见，从追问资本逻辑到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再到开拓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式转化，构成了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经济哲学线索。正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实现的问题式转化的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要素。新的问题往往是理论创新的原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问题转化与理论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即在立足新的问题式打造知识体系的同时，需要通过理论创新去呈现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离不开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哲学知识体系。
第一，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传统，不断发现新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首先在于“守正”。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经久不衰，就在于其坚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范畴出发把握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这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底层逻辑。诚然，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仍未超越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但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模式早已从增量逻辑(increment logic)转向了存量逻辑(stock logic)，即世界经济从经济上行期资本扩张中的总体资本积累方式，到经济下行期资本收缩中的局部资本积累方式，均衍生出不断扩大的“内卷”现象、不停积聚的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日益甚嚣尘上的“新冷战”论调。正因如此，超越资本主义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而且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因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守正”，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矛盾范式出发，始终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大势。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辩证思维把握经济发展实践的新方向。时至今日，世界经济衰退趋势不断扩大，经济危机迫在眉睫。当前世界经济的深层“病灶”，实则是信用资本的泛滥及蔓延，它不仅造就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虚拟经济的虚假繁荣，也导致实体产业持续萎缩、贫富分化不断扩大、经济复苏乏力。乱局之下，西方主流经济学仍旧固守其意识形态立场，歪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信奉资本主义道路的天然性，这些经济思维方式势必将世界推向衰退、封闭和对抗的深渊。可以说，任何经济危机都是时代经济变革的序曲。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盲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但没有实现经济振兴，甚至陷入了更严重的经济寒冬。正因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辩证把握了世界经济形势，始终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主性。当前，我们要继续恪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中，辩证看待和把握当前世界经济中的危机和机遇。要看到“危中有机”，既要管控金融风险、阻断经济衰退、预防经济危机，也要抓紧经济危机所创造的经济发展新机遇；既要避免冒进的经济冒险，也不过分夸大经济发展新阶段遇到的问题，以稳定经济发展的时间换取经济转型的空间，积极迈入全球化的历史新阶段，以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第三，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发展是经济的标尺，也是文明的标尺。高质量发展并非仅仅在经济数据上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基于系统思维、立足经济发展的全局开拓新局面，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方向和目标。一方面，高质量发展要求立足于世界历史的总体性高度，从根本上避免和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繁荣数百年的西方资本主义，如今问题频出、隐患频现、危机频发。正如皮凯蒂（T.Piketty）所揭示的，18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所编织的财富神话是建立在赤裸裸的剥削、悄无声息的贫富分化之上的。(参见Piketty, pp.27—28)这是当前世界经济的制度性问题，且为世界经济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正因如此，高质量发展就需要改革当前世界经济之弊，开辟未来经济前途的新路。另一方面，在世界经济前景中，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是面向未来的重要经济内容。但是，如何避免数字经济的潜在危机和生态经济的效益难题，是关乎经济发展前途的世界性议题。以系统思维展开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创新，既要实现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有机融合，又要探索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既要以稳定传统产业的政策时间换取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的产业空间，还要创造性地以数字经济带动生态经济发展。概言之，在不断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同时，还要更多引入生态经济要素，把“中国化”作为数字经济与生态经济交融的沃土。
历史地看，实现经济繁荣既没有固定公式，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不仅当代资本主义未能跳出长波的繁荣与危机的周期律，社会主义经济也一直在为经济发展而不懈奋斗。苏联经济的历史教训表明，尽管自由和活力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没有国家的长期、全面、稳定的发展，则终将失去经济繁荣的局面，甚至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失败。正因如此，我们一方面要在经济哲学意义上坚持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不断激发经济活力；另一方面要从哲学理论高度认识中国经济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总原则。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也构成不断加强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不竭动能。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权力与资本的历史辩证法——哲学视野中的西方现代化”（编号23FZXB009）、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资助项目“从数字资本到数字经济：对数字化的经济哲学研究”(编号2024QQJH039)的阶段性成果。
[1]世界银行行长彭安杰（A. Banga）在2023年世界银行年度报告《发展的新时代》中指出：“贫困、大流行病、气候变化、债务、冲突、粮食不安全、脆弱性，多重挑战深度交织，正在侵蚀过去几十年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世界期待我们给出解决方案。”（“The World Bank Annual Report 2023”,p.5）
[2]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42—43页；MEGA2,I/5，S.45)
[3]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资本逻辑构想，认为“资本本质”(der Natur des Capitals hervorgeht)的展现“既是逻辑的发展（logische Entwicklung），也是了解历史发展的钥匙”。(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98年，第67页；MEGA2,II/1, S.554)
[4]马克思指出：“李嘉图从来没有考虑到剩余价值的起源。他把剩余价值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东西，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他看来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2001年，第590页；MEGA2,II/8, S.490)
[5]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自然”概念来自于黑格尔哲学，它的出现晚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黑格尔认为，家庭成员在家庭中仅仅“隶属于自然界”，而在共同体中则得到“更高的规定”。他在《法哲学原理》的第151节将这个“更高的规定”称为“第二自然”（eine zweite Natur），认为“对伦理事物的习惯”是作为“第二自然”而“取代了最初纯粹的自然意志”。(参见Hegel, 1989, S.301)
[6]“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它本身所创造的各种形态中运动的，这些形态即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果，又同样地在再生产过程中作为完成了的前提同这种生产方式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013年，第344页；MEGA2,II/3,1979, S.1484)
[7]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使用了四种“危机”概念：“Krise”表示危机或单数形式的危机，“Krisen”表示复数形式的危机，“crisis”是危机的英文词，“crise”和“crisen”则是从“crisis”变化过来的词。这些用法表明，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对危机共性的分析不能代替对危机不同形式的分析。(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年，第587页；MEGA2,II/3, 1978, S.1133—1633)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