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30日，周五晚七点，席明纳开始时，一位学友告诉我：涂又光先生于11月4日逝世了，终年86岁。
中国各地的书房里，有很多隐藏的大家。涂又光先生，具有仙风道骨的哲人，与张培刚先生相似，堪称华中科技大学的“传奇”。由于时代的断裂，流淌在他们身上的才情和睿智，多半消磨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之中。
晚岁的张培刚先生，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发祥”，经济学成为“显学”，晚辈这才发现了“出土文物”，从而明了张培刚的价值。
涂又光先生，要是像其老师冯友兰先生一样，能够享有“九五之尊”，也就是说，要是涂先生能够再活10年，那么，晚辈也许可以明了先生的真正价值。
笔者虽非“通人”，但喜爱“杂学”，这就需要“转益多师”。涂又光和朱九思先生，就是笔者体悟和思索“大学理念”过程中所“私淑”的老先生。笔者依然保存着朱九思老先生给晚辈我的信札，老先生也许不大知道，信札曾经给身处荒僻小城的学子，带来一份持久的温暖。
笔者业余绘制当代中国学术地图，对百年中国学人的出处，不觉陌生；在给学友讲《中外高等教育史》时，又曾受惠于涂又光先生的《中国高等教育史论》。按理说，对涂又光先生的生平、行状，应有详尽的了解。遗憾的是，除了知道涂又光年轻时师从于冯友兰老先生，晚年返聘于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其他一概付之阙如。真是对不起涂先生。
坊间有一种说法，涂又光1949年从清华哲学系毕业，恐怕是以讹传讹。华中科技大学讣告中，说涂又光1947年入清华哲学系。纵使涂又光少年颖异，也不可能两年就完成大学学业，可见，涂又光先生，真正属于“隐藏”的大家。涂先生遽归道山，已经成为一个“传说”，涂先生的身世，似乎是一个谜。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四）记载，涂又光1948年入清华外国语文学系，当年入学的，还有陈流求、龚育之、关肇邺。陈流求是陈寅恪先生大女儿，入生物系医预科，只读了一学期，就因北平战事，于1948年12月15日与家人乘飞机离开古都。陈流求后来在国立上海医学院借读，院系调整后，这所学校成为上海第一医学院。1953年，陈流求毕业后，分配到重庆610纺织厂从事医疗工作。1961年，为解决两地分居，陈流求来到成都，在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龚育之当年入读化学系，既是自然辩证法权威，又是党内难得的秀才，还是南开大学校长龚克的尊人；关肇邺是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的门生，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和理学院群楼就是由关肇邺先生设计。清华图书馆新馆的设计，以其对老馆的尊重，而成为令人难忘的杰作。1948年，清华外国语文学系大二迎来了资中筠、冯钟璞和梅祖芬等8位转学生。涂又光的3位“学姐”，很有意思，值得一说。资中筠和陈乐民，是大陆著名的“学术夫妻”，国际政治学名家；冯钟璞是冯友兰先生的女儿，以宗璞名世，《南渡记》、《东藏记》，流淌着温婉的书卷气息；梅祖芬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女儿，当年报考清华，不因尊人是清华主事者而加分，只能入读第二志愿——南开。
涂又光，资中筠，属于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上的第四代，不经意间，他们乘上了一条“泰坦尼克号”，在这条船上载沉载浮，寻觅生命中的“诺亚方舟”。这艘“诺亚方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毛润之有言：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48年，涂又光入读清华，可谓千载难逢，遭遇中国历史的大变局。第一学期期末，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悄然出走，而清华，由于独特的“地缘优势”，成为北平最早“解放”的高等学府。“北平之大，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这句话原本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期间，清华学长蒋南翔提出的口号，但此时此刻，历史有惊人相似的一幕，清华园里可读书？一代清华人，激情洋溢，奋不顾身，勇敢登上新中国这艘“诺亚方舟”。
资中筠，这位读书种子，就是奔着清华图书馆去的。清华是用庚子赔款所建，经费充足，清华图书馆以其丰富的藏书，成为万千学子向往的地方。资中筠经过艰苦的努力，如愿以偿，进入清华。朝气蓬勃的一代青年，为时代潮流所席卷，热衷于参加政治运动，已然没有读书的兴致。资中筠，这位曾经的好学生，热血沸腾，爬到楼顶，宣誓为了新中国而奋斗。时代风潮，让那些热血青年最难将息。笔者思忖，大概涂又光先生也没有能够“免俗”，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之中，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踏上南下的征途。查《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涂又光1949年南下后留湖北工作。
涂又光先生说一生有三个老师，分别为家庭老师、学校老师和社会老师，幼承庭训，造就了坚实的国学根底；清华，由外国语文学系转入哲学系，与“乡贤”冯友兰先生结缘，并于20世纪70年代，致力于整理老师的著述，出版《三松堂全集》，实为冯友兰先生得力的学术助手；在改天换地的年代，将以改造中国文化为己任的毛润之奉为社会导师，尽管艰苦备尝，但是在内心深处，涂又光有着很深的毛泽东情结。
涂又光1987年离休之前，面对的是短缺的环境，不公的境遇。但是，涂先生具有强大的气场，以读书治学为心灵的寄托，扼住命运的咽喉，成为一代“隐藏”的大家。
涂又光、李泽厚、资中筠、陈乐民、江平这一代学人的际遇，在百年中国学术史上，最值得同情。因为，在知识结构将要形成之际，遭遇文化生态的断裂和脱臼，能够摆脱意图伦理和庸俗进化论，挣脱意识形态的羁绊，已经难能可贵了，遑论独立人格，自由思想？
李泽厚、资中筠、陈乐民、江平，四位学人，在第四代学人中，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幸运的。1956年，北大哲学系刚毕业两年的李泽厚，就赶上了火热的美学大讨论，年轻的李泽厚与朱光潜、宗白华、蔡仪、黄药眠诸位美学名家进行论战，一战成名，奠定了其美学家的地位；1958年，28岁的李泽厚，就出版了《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在中国思想史界崭露头角；1978年，历史进入新时代，积累多年的李泽厚，进入了学术喷发期，以其新颖独到的理念，成为1980年代少有的思想家。陈乐民、资中筠，告别多年的民间外交职业，双双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欧洲所和美国所所长，调动自己的“当身历史”和阅读储备，在国际政治学领域，进行深入的探寻。江平，也告别曾经的右派生涯，苦尽甘来，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书育人，感召着万千法学学子，有“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校长”之誉；同时，江平先生还在各种场合，热忱呼吁法治，和郭道晖、李步云一起，成为“法治三老”。李泽厚、资中筠、陈乐民、江平，既能“安身”，又能“立命”，得其所哉！
同为第四代学人的涂又光先生，则没有李泽厚、资中筠、陈乐民、江平的幸运。涂又光，通过辅助恩师冯友兰先生，已经寻找到自己的天命所在，那就是精神哲学；但，中国之大，这位曾经的“南下干部”，冯友兰先生的“一号学生”，竟很难找到一个地方安身。
说到这里，不能不感念朱九思、杨叔子、文辅相、刘献君诸位先生。他们有着开阔的胸怀，不拘一格，使得涂又光晚年，能够寄寓“喻园”，散发出更多智慧的光芒。
涂又光先生离休之前，仅有短暂时光，在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离休之后，1993年返聘到华中科技大学高教所，有一间独立的研究室，并被认定为“校宝”。其实，老先生的心境是苍凉的。老先生也给硕士生博士生上课，但从不招生，理由是明摆着的：没有人可以与先生的思想对接。
老先生的心思，除了整理、翻译恩师冯友兰的著述，还寄托在《楚国哲学史》、《中国高等教育史论》、《文明本土化与大学》，以及酣畅淋漓、独具气象的翰墨华章。其实，何止是华中科技大学，放眼中国学术界，老先生依然是独孤而寂寞的。
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独具机杼，空无依傍的涂又光先生，生活的境界，已经超越了晚辈的思考能力。
单凭著述《楚国哲学史》，翻译《中国哲学简史》，整理《三松堂全集》，其就已经深深镌刻在中国哲学史上。可是，涂先生偏偏又没有任教于哲学系科，怎能入那些肉眼凡胎的“法眼”？返聘于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写出《中国高等教育史论》、《文明本土化与大学》这样经典著述的涂先生，逸闻趣事，口耳相传。但是，高等教育学界认定的“大师”，是门生故旧遍布的潘懋元先生，涂又光先生在高等教育学界属于典型的非主流。
涂又光先生，古今贯通，中西汇通，文理融通，如此“跨界”，让晚辈怎能“HOLD”得住？记得初读先生的《中国高等教育史论》，若触电焉。教育史学界，依然是八股体盛行的领域，笔者感兴趣的话题，非要被八股先生写得不忍猝读。先生的《中国高等教育史论》，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气象万千，浩浩汤汤。先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删繁就简，将中国高等教育史，梳理成私学、太学、书院、大学，四种形态。最可贵的是，先生通古今之变，立一家之言。此种境界，此种功夫，环顾宇内，恐怕也只有涂又光先生一人。
2010年3月16日，来自“跨界”的科学史大家吴国盛，在自己的博客中写出《读涂又光先生〈中国高等教育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开宗明义：“近偶读涂又光先生《中国高等教育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深觉其学养深厚、思路明快、语言浅显，一派大家风范。在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当代中国大学的弊端、科学与人文之关系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大问题上，均有独到见解，常令人茅塞顿开。”
涂先生将中国高等教育史分为三大阶段，先秦至清末，为“人文阶段”，清末迄今，为“科学阶段”，将来为“人文·科学阶段”，真是别开生面，独辟蹊径。
先生秉持自己的大学理念，那就是著名的“泡菜说”。我们知道，泡菜的味道，取决于泡菜汤，先生就近譬喻，学友的成色，取决于学校的熏陶。笔者以为，涂先生的“泡菜说”是有所本的，渊源于涂又光母校——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大学一解》，“泡菜说”可谓“从游论”的通俗版。
涂又光先生提出“泡菜说”时，脑海里浮现的是梅贻琦老校长的身影，萦绕在心头的必然是中国高等教育科学阶段的经典——《大学一解》里面的“从游论”。让我们重温一下梅贻琦先生的经典言论吧：“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试想：教育无论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昨天，还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今天，只能具有工具的特征，何尝有着独立自洽的逻辑？那些忙于基地、项目、课题的“领军人物”，又何曾真正反求诸己，寻找安身立命的乐土？“泡菜说”的本质在于，学者不可不弘毅，建构人文精神的自留地，使得大学成为真正属于知识分子的社区。
涂又光先生，既有“苦口婆心”，又有“当头棒喝”，流淌在先生身上的人格气象，可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老先生无他，实在是为中国大学调制“泡菜汤”啊！
涂又光先生，在清华大学的时间很短暂，也就一年光景，但是母校的“校格”一直流淌在这位校友的身上，镌刻在心间，鼓舞着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清华活字典”黄延复先生，认定梅贻琦、潘光旦、陈寅恪、叶企孙先生为“清华四哲”。笔者以为，“清华四哲”实乃酿造清华“泡菜汤”的关键人物。而涂又光的恩师冯友兰先生，长期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与有荣焉。
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史，清华大学贡献了300个以上的大学校长，其他学府难以望其项背。清华为中国大学贡献了“大师论”、“从游论”、“泡菜说”，岂偶然哉！
新时期以来，涂又光先生得以在华中工学院栖身，受到朱九思、杨叔子两位校长的推重，杨叔子追思涂又光先生时，很中肯地说：“涂先生是我的第一位文科导师”。
“华工”以后的主事者，并没有忽略先生的存在，还曾经专门研讨先生的“课堂”，以为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其实，他们疏忽了先生所散发的人格魅力，更应该研讨的是“课堂内外”的涂又光先生。先生的课堂在“喻园”，而非“教室”。道理是很浅显的，先生具有完整的人格。散步、吃饭、读书、上课，处处皆是先生的“课堂”，随时都在调制“泡菜汤”，散发出君子的光辉。
华中科技大学深怕把握不住特立独行的涂先生，所以，有很多事情，主事者不愿让老先生与闻，还不是怕较真的老先生“拍桌子”？别看涂先生耳背，但是，内心澄澈，对于时代具有深刻的洞见。
老先生深读毛润之的书，但是，并不迷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为，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互动，相克相生，相辅相成，呈现着微妙而复杂的生态。
老先生将政治、经济、文化，换算成中国特色的语言，便是力、利、理。“三LI”说，是涂又光先生的又一创获。在老先生看来，将“力、利、理”配以“仁、义、诚”，那么，就有助于促进世界的和谐，老先生又站在文明研究的前沿了。
30年来的中国人文有一条“隐线”，便是李泽厚—王元化—涂又光，令人感叹的是，三人皆为“楚人”，思索的重点，都在“启蒙”。如果李泽厚是“启蒙”的话，那么王元化则是“新启蒙”，而涂又光先生则是“新新启蒙”，任何真正有创建的文明，其实，都是一种真正的本土化文明。涂老先生，念兹在兹的是，文明的自觉，亲手调制“泡菜汤”，为的是增强文明的原生动力，不要让大学成为“在中国的大学”，而要成为真正的“中国的大学”。
素来孤陋，不晓得涂又光先生2012年8月病重入同济医院。但，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感应，2012年9月，开学后，《中外高等教育史》课，恰从涂又光先生的《中国高等教育史论》讲起，希望学友们体悟本学科的经典论著，进一步和学友们一起梳理《大学一解》，也曾说过，“泡菜说”知识产权的原创，就是涂又光先生。
我们这些不肖后生，如果对涂又光先生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温情的敬意，那么，理应继承涂先生的遗志，踏着涂先生的足迹，发扬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做出无愧于时代的努力。
大学一解，人文科学相激荡；
君子之道，生活哲学共沉潜。
（《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