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东亚未来的团结，或者可能的一体化，甚至联盟的建立，不能只寄希望於时势的自发生成和发展，而应依托於东亚各国民衆和政治家自觉和自主的努力。欧盟以及东亚区域内其他各种合作组织，不仅爲东亚各国的团结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也提供了各种可能的途径和方式。东亚一体化的意义在於：在人权、法治的原则之下，以及在各国平等、协商的基础之上，充分独立地面对过去的历史、历史联系和文化遗产，共同承担现在、未来需要和应当共同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东亚共同体将会成爲世界最主要的文明圈，与欧盟、美国以及其他可能的体系或联盟共同构成现代世界的主要体系，同时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文明区域。因此，它负有创造性地发展人类多元化文明的责任。从东亚合作、变迁和未来发展前景看，东亚各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差异及其造成的障碍是容易改变的，而浸润在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态度中的社会行爲—观念结构则是起决定作用的。因此，在最大限度地达到共识的前提之下，保持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就是一条必由之路。

[关键词]东亚  共识  共同体   欧盟  借鉴

[作者简介]韩水法（1958— ），男，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1978—198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学士与硕士学位，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博士学位，1988年至今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现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2011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德国哲学、政治哲学、社会理论和当代中国思想研究，代表性着作有《康德物自身学说研究》、《大学与学术》、《正义的视野——政治哲学与中国社会》，译着有《实践理性批判》（[德]康德）、《社会科学方法论》（[德]马克斯·韦伯）、《民主与资本主义》（[美]鲍尔斯、金蒂斯）。

一、 “东亚”的概念：历史与现代

（一）东亚人的关系与人类的一般关系

讨论东亚的关系，无疑需要在与把欧盟作为的比较和对照的样板，之中来理解这种关系，同时也需要从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欧盟的内在关系和意义；但这里要强调的是，它这种关系首先是人类之间的一般关系。人类的关系从不同学科以及特定学科的不同角度来进行研究，就会呈现不同的意义，产生不同的主题；然而，无论出於什麽学科、什麽角度，人类的一般关系始终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和根本的背景。这也是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能够与欧盟的关系进行比较，或者说欧盟的经验能够爲东亚各国的关系提供借鉴的前提。除了人类的各种共性之外，这些前提自然包含现代人类共同的积极价值，诸如人权、民主、法治等，诸如选择、兴趣、利益考量等人类的合理性倾向。它同样也会关涉处理国际关系的一般手段，如谈判、协商、角力、竞争、国际法，乃至管制、制裁、武力威胁、干预、战争，等等。於是，这种一般的人类关系与东亚具体的历史、现实、社会结构、观念结构乃至生活方式的结合，就产生了东亚各国关系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考虑。

其一，就人类共同价值而言，不同的国家不仅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落实形式以及实现的不同的时间进程，而且这种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形式和进程还造就了共同价值的特殊的实现形式。从表面上看，东亚各国之间在基本价值观念和基本政治制度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它们之间的共存和合作又是不可避免的。这构成了今日东亚的现实。正因爲如此，在东亚许多人眼里，一般的人类关系就成爲了国家与国家、族类与族类以及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具体而特殊的关系。这样的见解，很容易使人们的眼界趋於片面而陷於现实的困境，从而无法看见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尤其是积极的可能性。实际上，东亚各国多数民衆在对人类基本价值和观念的理解和接受方面，越来越趋於共同（除了朝鲜这样的特殊国家之外，这是一个显然可以验证的趋势）。因此，理解特殊性的关键在於，从何种角度、何种层面来考察基本观念？官方的意识形态与民衆的主流价值观念是两种不同的观念存在，虽然可能相容，但常常并不一致。诚然，由於这种局限，基本观念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体现。

其二，东亚特殊的历史，尤其是现代的殖民和侵略的历史，造成了东亚各国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转变、现代化进程的挫折、复杂的现实局面和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形成了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民族的、经济的、社会的乃至品位的多重实际障碍，它妨碍人们理解、达成、落实共同的价值，把握和实现共同的利益。因爲这些特殊的关系、现实和历史记忆在一般人的理智里（或者说，在人们的常识里），似乎更切近人们对利益的日常考量和表层情感，因此，也就更容易爲政治家和特定的利益集团出於他们的现实政治利益和其他目的而操弄。

其三，人类的价值共识始终是通过具体而各不相同的道路和方式达成的，而共同价值也是通过不同的制度和措施落实的。同时，这种途径和方式的特殊性又并非是预先明示着的，而是要通过人们实际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间的竞争和角逐而实现的，期间会由於政治力量和外在形势的风云际会而向各种不同方向发展，因此具有不可预测性。而在现代社会，这些价值的落实也并非仅仅属於某一特定国家、特定民衆自己的事情——抽象地说，它同时也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具体地说，这些价值的落实也依赖於国际。\r

无疑，这三方面的独特性，让我们理解到实际关系的复杂性。而正是这种复杂性和或然性，需要我们以审慎的态度来分析各种关系，并且从中发现主流的或决定性的因素以及它们能够发挥作用的条件和空间。而这样的成果，无疑有助於人们在实际的政治判断中做出合理的决策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二）共同性与差异性

“东亚”是一个现代概念。这里所说的“东亚”，主要指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这样一个区域也被一些学者称爲“东北亚”，但由於“东北亚”在现在的习惯用法中还包括俄罗斯的部分亚洲地区，而本文的讨论并不包含这个区域。另外，在一些研究文献中，“东亚”主要被用来指中、日、韩加东南亚十一国[1]，但这一用法中的“东亚”区域边界是模糊的，而本文中的“东亚”概念既指定了明确的区域，也包含这个区域的紧密关联有其深厚和长久的历史根据——尽管它的现状使得今天许多人刻意回避它历史上的实际关系。

“东亚”作爲一个中性的地理概念从表面上看指示了某种共同性，然而当人们深入涉及这一地区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或进一步涉及这个地区的不同民衆的状况时，就会发现，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差异性要远远大於共同性。\r

事实上，在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少用“东亚”来指称自己所处的这个地区，更不用说用它来指称居住在此的自己的族类和其他族类。若干调查资料表明，东亚各国民衆之间的好感远逊於欧洲和北美国家的民衆对东亚各国民衆的好感。比如，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不喜欢程度远高於美国人、英国人对中国人的不喜欢程度。[2]这样，“东亚”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地理位置了。不仅如此，由於日本的现代化是以“脱亚入欧”爲目标的（即便在今天的世界政治地图上，日本属於西方而不是东方），因此，当我们现在来谈论东亚的未来而着眼於它的共同性时，首先不得不面对的就是这个概念的消极层面和意义，从而陷於尴尬的境地。

然而，爲了使讨论能够顺利地进行，使问题得以清楚地展现出来，直面这种尴尬和困境就是无可避免的第一步，而对理解问题的复杂性来说这也是必要的。从现实的巨大差异乃至各国民衆之间彼此的敌意之中发现共同性的因素，是本文的一项任务，而东亚的未来就其积极的方向来说就是奠定在这种现实的和可能的共同性之上的。\r

现代学术既有的各个门类和领域爲我们提供了分析共同性的许多现成的入手处和途径。比如，历史的视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段划分；政治、经济、社会、民族、语言、习俗等领域；区域、文化传播、历史恩怨等关系，等等。对这些领域的分别考察，可能会得到许多相互矛盾的结论。即便从今天的状况来看，东亚各国以及人民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交流，尤其是彼此高度的经济依赖与密切的人员往来，与若干调查所获得的好恶情感的比率之间仍然形成很大的反差。这种彼此矛盾的现象应当如何来解释？不同的观点、方法、视野和态度会带来不同的结论。

东亚历史上共同文化的某些部分尽管今天仍有遗存，如儒家思想、佛教、汉字以及传统的节日系统、日常生活方式等，但在不同的国家状况各有不同。在日本，汉字依然是实用的工具（当然，已日益削弱），而在韩国、越南，它已经成了历史的记忆，或者追溯历史记忆的工具了。然而，这些共同的文明因素的留存方式是在现实之中，还是在历史之中，或者仅仅在历史记忆之中，则是需要认真考察和研究的。若干曾经以儒家思想爲基本观念的国家或者信奉了马列主义，或者几乎成爲了基督教国家，从而都皈依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

即便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共同性，甚至在基本观念和制度方面的共同性，当它们落实在人的具体社会行爲以及具体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之中时，也会出现千变万化的差异，更何况不同国家和族类原本拥有自己的观念、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而这些因素就会使移植过去的即便作爲基本观念接受的思想本土化。而这就意谓着，这些共同性即使在那个已消逝的过去，也包含许多具体的差别。当今天的人们爲了寻求合作、共同利益与和平时，那些曾经的或尚有遗存的共同性就会发挥积极的作用，甚至在特定的方式起主导作用；但当人们爲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由於各种原因陷入冲突和对抗时，各个国家和族类之间的差异性就会起主导作用。更有甚者，当两个或若干国家或民衆处於合作的蜜月期或双方因各种原因而相互示好，这种共同性就会被放大；反之，双方处於冲突或对抗的状态时，差异性就会被放大。虽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犹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要从人之常情的角度来理解，但是准确地把握这一情势则有助於了解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变化，从而准确地理解东亚各个国家与民衆的现实关系。

此外，当我们在此讨论东亚各国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时，还要考虑一个尤爲重要的条件：在当今世界上，在现代化进程中，东亚国家与民衆之间的关系还受到西方因素——准确地说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的重要影响和世界体系的制约。由於日本、韩国是欧洲和北美等国的盟国，如今这两国民衆在情感上与西方国家的民衆更有亲近感。当东亚国家和民衆的独立、自主意识增强而成爲主流时，他们在强调自身的自主、自尊并因而反思与西方国家及其民衆的区别时，其独特性、独立性、自主性就会成爲突出的问题；而当他们面临东亚各国和民衆之间的持久的复杂冲突，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历史恩怨的反复纠缠时，一些国家的民衆更愿意从西方国家民衆那里寻求更大的共同性，他们的认同就会简单地跳出东亚这个范围，从而寻求自身自主性的其他定义。因此，就这一点而论，东亚国家和民衆又分别处於不同的政治地理区域；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他们具有选择其他区域认同的可能性和条件。\r

但是，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却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恢复了东亚国家与民衆之间的天然联系。东亚各国之间越来越紧密的经济联系，不仅使得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樊篱上撕开的口子越来越大，而且也在持续地冲刷历史恩怨的心理堤岸。尤其是经济上密切联系带来的人员之间的频繁往来造成了彼此之间的新型的相互影响——文化的尤其是生活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日流”，“韩流”），乃至宗教上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似乎在重复历史共同性的某些形成过程，但却是以相反的方向，而且直接通过开放的、民间的途径。对这种相互的影响，乃至一定范围的融合（譬如，各国民衆之间的日益增长的跨国婚姻，尤其是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的跨国婚姻），人们通常会予以轻视，而主要关注那些冲突的事件，就像现代媒体定式以及它们所欲造成的结果那样；但理性的思考和有效的理论研究则无法忽视这样的趋势和现象，而是必须予以十分的关注。

上述这些共同性和差异都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在现实上远比理论上来得具体和生动，因此，无论冲突和融合都显得更加鲜明。从表面上看，人们所见及的常常是彼此矛盾的现象，比如中日民衆之间情感对立的日趋恶化与中日之间跨国婚姻的日趋增长，以及中国留日学生数量的持续增长。当我们讨论东亚的未来时，至关重要的立场就是如何来面对、分析和研究各种经验现象的因果关系，各种潮流之中的主流。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关涉洞察力和方法：一方面，民衆情绪通常是各种差异最具体的和现实的表达，它们能够放大各种差异，直至导致大规模的冲突和对立的局面;　而在另一方面，正是民衆的实际考虑和行爲又形成了超越这些差异的最主要的和现实的力量。无论是经济行爲，还是人员交往乃至移民，都以巨大的力量来突破这些差异的局限，通过建立新的、具体而微的联系而达成某些新的共同性。\r

（三）历史与历史记忆

无论理论解释、民衆的实际行爲甚至刻意宣传如何，历史事件和民衆的历史记忆作爲一个基本的但通常是隐伏的背景，在今日东亚国家和民衆之间的关系中，始终是一项伺机而起的重要而活跃的因素。这些历史事件和记忆虽然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却很容易爲东亚不同国家之间和民衆之间的现实冲突所激发。同时，政治家们或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团也经常会操弄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记忆而爲自己的利益和目的服务。与密切的经济依赖和人员往来这样一些事件相比，甚至与潜移默化的、日常而具体的生活方式的影响相比，历史事件和记忆的某些因素如侵略、殖民、屠杀以其简明的印象和概念直接诉诸於人们的情感，从而是一种更容易发动和操弄以造就对立扩大差异性的因素。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後的现代化进程，激发了原先潜伏的各种自大的观念和欲望，如以自己爲中心，扩张的冲动，以及迅速崛起而导致的鄙薄东亚其他国家和民衆的暴发户心态和气势，在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行爲、理论的教育、示范、鼓励、合作的情况之下，侵略和殖民整个东亚地区，并进而侵略整个亚洲。日本社会的领导力量和精英阶层固然爲这种侵略和殖民制造了许多理由，包括冠冕堂皇的亚洲独立和东亚联盟的藉口。在直接的占领、屠杀、掠夺的现实面前，这种藉口的自欺欺人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还有无法抹煞的当时日本精英所公开表达的征服中国和亚洲的愿望、计划和目标。日本侵略对东亚乃至整个亚洲造成了极爲深重的灾难性後果。它打断了东亚尤其是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进程，包括走向宪政的进程，进而中断了亚洲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由此，日本摧毁了东亚已经大体形成的国际秩序和力量对比，从而促成西方帝国主义更加深入地介入、干预和殖民东亚和整个亚洲，尤其大大地有利於苏联在东亚和整个亚洲扩张它的势力范围，埋下了此後许多灾难性事件的祸根。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期间，从整体上来说，日本对整个东亚地区的现代化转型和宪政秩序的建立所发挥基本都是消极的作用。时至今日，日本精英阶层（包括知识分子），一直对此缺乏深刻的反省；而实际上，即便受害国家的人们对此也同样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理解，而仅仅将这种消极影响理解爲当时的侵略行爲，包括屠杀、侮辱、掠夺和破坏。

日本归附以美国爲首的西方阵营，使得日本（包括精英阶层和民衆），卸却了对这种历史罪行进行反思和检讨的外在压力和理由，并且日本的民主化以及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包括占领和赔偿），又使日本政府和民衆免除至少削弱了对其长期的侵略和野蛮战争的道义责任。

而亚洲其他国家囿於各自的现实利益、阵营归属、意识形态和眼界等原因，譬如苏式制度在中国的推行，对此同样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尤爲关键的是，受害最烈、被祸最深的中国，反思却最浅，不仅多数民衆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恩仇怨恨的情感层面，而且精英阶层也缺乏宏观的眼光，学术界页缺乏全面、综合、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就使得中国社会既无法全面、客观、合理地认识和理解现代历史这些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历史後果和深远影响，也无法使中国民衆求得从这种历史记忆和深重後果之中走出来的合理而正确的途径；自然，也难以获得走出这种由双重的历史效果造就的消极情绪的正当理由。

东亚各国之间围绕历史事件和历史记忆而形成的复杂政治、社会和情感的局面，有多重原因，而如下几个方面无疑是主要的：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後的西方国家的现实政治态度，二是以意识形态冲突和“冷战”爲主要内容的两大阵营的对立，三是东亚各国和地区的自主性缺乏和相对落後。这些因素，严重地妨碍东亚以及亚洲各国之间通过合作建立和拓展彼此之间的共识和信任，包括对历史事件的事实认定和性质判断。

即便从今天的立场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後的日本民主化以及它进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阵营这个事实并不能够抹煞日本历史上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和所应当承担的道义和法律责任，当然也不能够抹煞它曾经起的破坏作用，就如同德国的战後民主化并不能够抹煞纳粹的罪行和战争责任一样，它现在对欧洲的贡献也不能抹煞它对欧洲曾经造成的破坏。而这一点，正是许多人没有清楚区分的。在西方世界，许多人更愿意从现在的亲近感来判断历史事件。这是诸多导致历史误解原因中的重要的一个。

与此紧密相关的另一点是，对许多历史上受害的国家和人民来说，日本的历史罪责和各种责任虽然无法由它的自由民主化而得以消除，但也不能由此推断自由民主没有导致日本的改变，更不能进一步得出要拒绝自由民主的制度和价值的结论。

（四）心态

现代国际关系的大纲虽然是经济、政治和法律关系，但每个国家民衆的心态[3]不仅在通常情况下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政治、经济的决策，而且在关键时刻直接爆发出巨大的力量，而其一时发作所造成的社会後果的影响则通常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民衆的心态，或准确地说，围绕国与国关系的民衆心态虽然在短时期内会出现较大的波动，在长时期内是稳定的；但是，短期的波动不仅会使民衆本身态度的偏颇，也会导致决策者的判断失误，做出情绪化的、短视的、错误的决定，从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使得国家之间的关系受到重大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倘若这种情况持续，那麽原本暂时的心态也就会渐渐地成爲持久的心态。诚然，这种情况在那些缺乏政治共识和共同的基本观念的国家之间最容易出现，但即便在那些价值层面具有高度共识的国家、共同体之间或者内部，由於利益的冲突——甚至表面上的利益冲突，语言文化和习惯的差异，加之历史的因素——甚至是变异的历史记忆，也会导致共同体内不同民衆或族类的心态的波动，从而导致诸如分离主义的要求与运动，比如历史悠久的魁北克的独立运动，以及近来渐成势力的苏格兰分离运动——而今天苏格兰地区的多数民衆可能与历史上的苏格兰人没有多少关系。\r

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在现代经济、社会、政治上的成就率先树立了东亚各国民衆对自己族类、社会和个人的自信心，同时建立了现代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并爲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树立了榜样。这个现象对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具有巨大的社会心理的影响和意义。但这种心理意义并非是一维的，而是多维的，并在不同的关联中会产生相当不同的效应。\r

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神户所做的《大亚洲主义》的讲演中指出，日本的崛起、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战胜俄国曾经使亚洲各国民衆生发了一个大希望，即可以以之爲榜样而达到自身的独立。但是，日本当时对东亚和亚洲各国的所作所爲又使孙中山不得不直接对日本发出这样的警告：“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後对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4]这个警告也具有一般性，它是针对所有国家的警告，包含正面的和反面的双重意义——既告诫已行霸道的日本，也警告可能受霸道之害的中国和其他国家。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後就非常有效地仿效了当时西方国家通行的双重标准：对本国人民是一种标准，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和弱小国家采取另一种标准。在19、20世纪之交的东亚所存在的这种复杂的心态，是理解东亚各国关系的一把钥匙。同样，它也有助於人们理解今天东亚各国民衆心态的复杂性。\r

这种心态当然是过去的历史、历史记忆和现实状态的复合体。在今日东亚，能够合理地思考的每个人都会针对不同的关系而持不同的态度和判断，要他们采取一个一般的态度来对待所有事情是相当困难的。倘若东亚各国民衆对彼此之间的关系具有更多的知识，他们的心态就会变得更爲复杂。这种复杂性其实也同样困扰社会精英阶层。对学术研究来说，这也许是一个宝藏——越是复杂的现象越有研究的价值；而对行爲的决定和政治的决策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困难。与今日相比，在孙中山发表那篇着名讲演的时代，从民衆到精英阶层，只是少数人才具有这样复杂的心态，以及相应的复杂思考。

具体论及曾经拥有的共同文化，东亚各国民衆的心态十分不同，情况不同而互有交错。比如，日本政府废除了所有从中国获得的历法、节日系统（在偏僻的农村地区，人们曾经通过抗争保留了几十年），但部分保留了汉字，以及从中国传过去的生活方式，包括饮食方式、服饰方式等；不过，今天也开始趋於式微。韩国和朝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废除了汉字，但保留了来自中国的主要的节日系统；不过，韩国国民衆倾向於把这些至今有价值的东西视爲本民族的东西，从而与中国的渊源分离开来。然而，传统文化在中国本土上遭到了最爲严重的摧毁。中国县以上城市除个别之外，传统的建筑和街道基本上消失了；而按照中国行政区划，市（地区）以上的城市的传统城区格局和建筑，除了北京等个别城市有少部分残留外，几乎荡然无存。如今，传统节日系统在勉强的恢复中，但其意义类似於新酒装旧瓶。这里生发出的一个问题是，既然各个国家及民衆与传统的关系都日渐疏离和淡薄，那麽传统、历史事件和历史记忆在今天对民衆心态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就东亚各国及民衆之间关系而论，究竟历史的什麽部分才是人们最爲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究竟是历史的哪些事件最能够触动民衆的情绪？上述两个问题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相类似的，其实有很大的差异。对理解民衆的心态以及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而言，前一个是更爲重要的问题。因爲它提示我们，所有存在於国家和民衆之间的历史问题的效应，最终都取决於现实的关系。克罗齐(B. Croce,1866—1952)“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挪用在这里应是颇爲恰当的。

在这里，我只能粗略地勾画一下东亚若干国家的民衆心态——这很可能是有争议的。\r

人们应当予以深切的理解的一点是，在东亚所有国家中，甚至在全世界，当代中国民衆的心态是最爲复杂的。即便仅就如何看待东亚历史而论，情况也是如此。它可以概括爲如下两个特徵：一是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骄傲与鄙薄兼具的矛盾心理。这无疑导致民衆意见的分歧，虽然近来对历史和传统持积极态度的人数渐趋增多。二是对现代历史的屈辱、自卑和不服。尽管今日中国民衆的心态是相当复杂和混合的，但从总体上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趋向於理性和合理化的。这也是中国社会依然持续进步的基本动力，是中国取得成就的社会基础。当然，由於管理层对公开表达和讨论有不少限制，那些不合理的、情绪化的言论仿佛占据了舆论空间。但随着现代网路技术的发展，诸如微信一类的手段使得中国民衆拥有了公共微空间，中国民衆的心态在这里可以得到比较真实的呈现。无疑，在这里也可以看到种种实际的分歧和冲突。\r

日本民衆对历史的心态同样也是复杂的。作爲一个现代的自由民主社会，不同的观点都有公开表达的可能性——尽管这不意谓着所有的意见都表达了出来。但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相对於东亚各国所取得的成就而形成的优越感和相应的对其他国家的歧视，依然是多数民衆的心态——尽管在民主社会里，它难以那样大张旗鼓地公开表达出来，但它依然会体现在交往的行爲之中，并在非公开的场合里表达出来。比如，在社会调查和统计时表达出来。回避不良的历史记录，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没有人会把自己的罪行和错误经常挂在嘴边。一个民族的大衆心理也是如此。或许，人们也可以同情地理解，对现在日本的多数民衆来说，他们的前辈在中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所做过的事情乃是不可承受的历史，有辱他们现在的良知和道德，因而并不愿意直面它。然而，日本侵华的行径过於野蛮，而自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干涉、侵略、瓜分的计划和行爲，对现代中国所造成的巨大损害，日本政府的措辞是极其保留的，仅限於“深刻的反省”，并没有承认罪责。中国政府免除日本的战争赔款等责任，以及由於中国後来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又给日本政府和民衆提供了回避战争责任的似乎更强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理由。尤其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由於中国决策层在处理相关问题时缺乏符合现代世界行爲规范的经验和艺术，一方面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接受了日本的“深刻的反省”这样一种轻描淡写的表达，并免除了日本政府的战争赔偿等责任；另一方面，在彼此的交往中又不断地反复提起日本的这一段历史，试图作爲一种理由获得心理上的优势。这就给某些日本人反驳中国提供了口实：既然当时中国政府在正式声明中接受了那样的表达，爲什麽现在又指责日本没有道歉和谢罪？最爲重要的疏漏是，1972年时的这些重大决策不是在一定范围内酝酿，不是根据民衆的意愿做出的。因此，政府的行爲与民衆的要求和心态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落差。

这里谈心态，谈民衆的心态，或许有人会质疑，心态有这麽重要的意义吗？事实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国家之间的重大行爲，都与民衆心态有直接的关系;　而在社会各种问题、矛盾和冲突交集而涌现的时期，或处於动荡、危机时期，心态更是造成巨大事件的突发和主要力量。这里不必提及德国20世纪前三十年的民衆心态与德国政治走向之间的关系，以及与邻国关系变迁中德国民衆心态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必提及当时韦伯（M. K. E.Weber，1864—1920）对这一情形的认识以及要求德国民衆忍耐的告诫。这里只想说的是，现代民主以及相应的制度，乃是罩在民衆心灵上的一层外壳。这层外壳的硬度虽然取决於多种因素，但是民衆的心态无论如何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即便在欧洲，在美国，在自由民主的外壳之下，民衆的一些真实的心态一直潜伏着，无意识地存在着，一旦因应时势被啓动而流露出来，都要体现爲某种政治势力和力量。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之中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綫”（Font National）的胜利，就表明自由民主的外壳远非如人们想像的那样的坚固。因此，我们在充分肯定日本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时候，也要思考这层外壳如何能够得到合理的和积极的维护。

韩国民衆对中国和日本都抱有相当复杂的心态。中国传统文化曾对韩国（朝鲜）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也曾对韩国发动过战争并控制过韩国，而韩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中国的藩属国。日本则在近代长期控制、侵略和呑并韩国。韩国的现代化成功和经济的成功，展现了韩国人民巨大的创造性能力；尤其他们先於中国大陆的经济起飞，以及现在良好的社会秩序，民衆在国际上的正面形象，相对於过去的历史，都使韩国民衆具有别样的自豪感。历史上的从属地位和被侵略被殖民的经历，以及曾经的落後，与今天的成就结合在一起，塑造了现代韩国民衆的另一种复杂的心态。这一点从他们对中国、日本的好感都逊於对欧洲国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虽然在中国的北京、青岛等地存在几个巨大的韩国人居住区，但这一时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韩国民衆对中国的心态。韩国民衆对日本的心态也有同样的情形。相对於中国民衆对日本的心态，韩国民衆认爲日本对侵略战争的道歉不够的人数要远高於中国民衆。[5]

二． 欧洲、欧盟与中国

（一）欧洲形象的双重性

欧洲和西方是东亚和整个亚洲现代变迁中一股始终存在的重要力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甚至还是决定性的力量。有关东亚未来的讨论，自然包含与欧洲和西方的关系。不过，这里的重点将放在欧洲，尤其是欧盟对於东亚的借鉴意义乃至榜样的效果。

欧洲以及一般所谓的西方概念在中国民衆心里至少具有双重的意义；而对日本和韩国来说是否也有这样的情形，尚需作进一步研究。\r

英国等欧洲国家爲了单纯的利益突破了闭关锁国的中国，在侵略、掠夺、瓜分中国并进行殖民的同时，也强行将中国拖入现代化的进程，进入以西方爲中心的世界体系。直到现在，这种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忆依然是中国民衆观察和理解西方世界的一个重要背景，一个经常被选择的角度，甚至就是一种方法。尤爲重要的一点是，西方世界迄今也没有完全摒弃双重标准的行爲准则，而这无疑会深化上述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通常会与日本侵华的历史记忆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政治地理上的西方概念。无疑，在日本、韩国，这样的背景即便存在，也要淡薄得多。\r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後的欧洲，尤其欧盟的建立和扩展爲世界树立了一个新的、良好的典范。这就是，那些互爲世仇、彼此之间进行了上千年战争的国家之间达成了和平合作意愿，并进而统一起来，形成了一个新型的政治共同体，欧洲政治、经济和社会由此而获得了全面的进步，爲那些具有复杂历史、曾经敌对的同一区域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一体化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榜样。

（二）欧盟的经验

欧盟的经验对於东亚的未来发展和合作具有多重的意义。

其一，欧盟的进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後在英、美、法等国占领并彻底改造德国与德国承担战争的全部道义责任、物质责任的提前之下开始的。这种改造，爲原先敌对的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联合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基础，包括各国民衆对立、仇恨心态的缓和和弭平。即便最初的煤钢联盟得以成立的条件也不仅仅包括政治制度的一致性（即实行自由民主的制度），还包括不同民衆之间心态的平和与谅解。

其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後，虽然美国自然而然地成爲西欧和整个西方世界的领袖，但欧洲是现代文明的肇始和发源之地。在西欧人看来，美国文明无非是自己的文明在另一个地域的扩展，至多是同一文明体系的新疆域。美国人也认爲自己属於欧洲文明的范畴。即便仅仅就当时欧洲的范围来说，欧盟创始各国事实上具备高度的文明认同。就这个区域而论，存在着这样一个重要的心态氛围：西欧各国民衆并不认爲存在着比他们的文明更优秀的文明体系，也不认爲存在着比他们的制度——尽管每个国家的制度之间还有形形色色的差异——更合理或更进步的制度。这样的意识就确保了他们在文明、制度和其他领域的自主性和自信心。虽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西欧的政治、国家关系和军事等处在美国的支配之下，但这仅仅关涉政治和军事的领导权，而不牵涉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国家之间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r

其三，欧盟的发端是从那些关系十分密切的国家开始的。这里所谓的密切，包含复杂的内容，既包括长期的敌对和征伐，也包括共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尤其包括经济上的互补。经济合作是欧盟的原动力。

其四，欧盟各国，尤其是最初的发起国，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一直采用和坚持双重标准。它们在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同盟之内实行一套原则和标准，而在其殖民地或对其他在政治、宗教、文化、经济等方面非同类的国家则实行另一套原则和标准。毫无疑问，它们对这一沿习千年的传统予以发扬光大，而在具体的内容和手法上则有变化和进步。当人们从欧盟之外的立场来考虑欧盟的经验和榜样的作用时，这一因素的作用和意义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固然是对同盟之外的国家的歧视，但它却会有效地增加同盟内部成员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土耳其至今未被欧盟接纳爲成员国，就是观察这种双重标准存在以及强弱的一个重要参照。与此相似，前南斯拉夫分裂出来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已经加入欧盟，而以波什尼亚克族（即原南时期的穆斯林族）穆斯林族和塞尔维亚族人口爲主的波黑则至今未加被接纳入欧盟。[6]

其五，民族国家在欧洲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政治共同体。西欧各个国家以及彼此之间的国界是在近现代通过贸易、宗教、革命和战争等途径初步奠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大体形成，而到20世纪末才最终确定。与欧洲相比，东亚，尤其是中国，是一个相当早熟的现代国家，虽然它的许多形式与西方那些後来居上的现代国家相比，发展得并不充分。因此，在东亚，各个国家之间的边界在近千年的历史中是大抵明确的，这与欧洲的历史有巨大的差别。在第二次世界战之前，“国家”一类政治共同体的兴起和消亡是经常的现象，甚至到今天，这样的现象似乎还有发生的可能。经过两千多年的兴亡，欧洲国家的疆域和范围才大致确定下来。欧盟的核心国家，亦即西欧的主要国家，通过一次最後的战争，彼此无意识地合力将自身都打成了民主国家，从而在制度上面达成了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至少在今天是保证欧洲各个国家之间边界和相互关系稳定性的首要条件，同时也是使得这些边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的基本条件——这一点对东亚各国是有重要的啓示意义的。

其六，欧盟虽然确立了各成员国的共同的价值观念、内在一致的基本法律体系以及其他原则，奠定了和平发展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意谓着欧盟各成员之间只有合作没有竞争。事实上，在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欧盟各国之间不仅存在差异，也存在不小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体现在欧盟各成员国之间，也体现在欧盟内部各种思潮和政治力量之间——2014年欧盟议会选举的结果就表明了这样的现实。

（三）东亚、欧盟与现代国际关系

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理论都是西方人根据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长期演变情形逐步制订出来的，虽然有其悠久的渊源，但也主要适应欧洲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运用於东亚各国之间以及它们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时常会捉襟见肘。其实，对世界其他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也常常是水土不服的。就现代学术而言，措置东亚的历史及其历史上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和阐述手段，其实是相当缺乏的。即便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一般地适用於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国家关系也要无可避免地牵涉历史的问题，在今天造成东亚国家之间冲突的主要因素都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些问题鞭长莫及。

所以，东亚的未来，无论是走向哪个方向——是通过经济的一体化而逐渐达成政治的一体化，甚至东亚共同体的建立；还是始终保持现状，或者走向相反的道路，东亚各国分别同区域以外的国家建立不同的同盟，东亚地区出现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同盟；或联盟对孤立的国家，等等，它都是一个构建国际关系新范式和新理论的过程。就此而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古代东亚拥有它自身的独特的共同体，这就是所谓的“朝贡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於中心地位；即便在中国失去中心地位的时期，也并没有其他的中心出现过——尽管确实也有其他国家曾经怀有成爲中心的志向。在这个体系内，东亚各个成员国都接受儒家观念，因而成爲核心成员。就此而言，儒家文化与“朝贡体系”是相互重叠的，但“朝贡体系”远远逾越儒家文化圈子。“朝贡体系”同时也表示一种等级关系，因而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在今天并不愿意多提起这样的关系——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它也表明，这种历史关系在东亚各国民衆的心里并非都是正面的。作爲一种历史记忆，在当代世界，它潜伏在复合的心态之中，不会自主地发挥作用，虽然它确实拥有发挥重要作用的潜力。\r

欧盟，或者可设想的北美联合，以及其他地区的诸国家共同体，对东亚的现在和未来提出了诸多的挑战和问题。比如，东亚各国家之间在当代是否依然具有亲和性，甚至亲和的基础？在世界其他地区都走向区域联合和结盟时，东亚是否依然要保持现状？即在政治、社会、心态等层面彼此疏离，在经济领域则相互利用，在文化方面通过民间的管道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其方向通常是由自由民主国家到非自由民主国家。从现代世界的发展趋势来看，倘若不实行一体化，东亚各国最终也会各自进入其他的联盟或国家共同体。这也就是说，东亚或许会成爲一个分裂的地区。而在这个世界上，东亚任何单独一国都缺乏创造性地展现自己自主性的能力，在当今和未来的世界秩序、制度建设和改善上也难以发挥它们自己的创造性影响力。就此而论，从长远看来，东亚各国都有成爲西方文明的新疆域的可能性。

因此，欧洲国家的联合并非只是传统欧洲统一观念和实践的单纯复兴和继续，其实更是面对当今世界由联合造就的多极化而做出的一种选择——对那些参与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最优的组合。这种组合，直接成就欧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未来积极的前景；这样的前景，通过一个单独的国家是难以实现的。 除了其他的原因之外，欧盟现在越来越成爲一个具有强大引力的中心，它将越来越多的国家吸引到自己的同盟之中。这种状况持续到今天就造成了这样一个事实，或者成爲欧盟的一个成员，或者就成爲一个在各个方面受到歧视、限制从而处於劣势的孤独的国家。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最後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战争，西欧的核心国家终於意识到，用战争这样的手段无法解决彼此之间各种核心问题和冲突。但是，这并不意谓着它们放弃了对同盟之外的其他国家使用武力。仅仅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不到三十年时间里，它们在这个世界上（包括在欧洲领土上）已经发动了数次大规模战争，分裂了若干个国家，然後将它们纳入自己的同盟之内。在可以预想的将来，欧盟会将自己的疆域扩展至欧洲之外的地方。这一点倘若付之实现，那麽历史就不是终结了，也不是简单的回环，而是要重新开始了。

还有一点值得提及：在现代世界，西方文明依然是强势文明；虽然存在各种其他的不确定因素，但整个世界的西方化依然是一股势力最大的潮流。这里存在一个关涉人类未来及其生存方式的重大问题，即人类文明究竟应当保持多样化还是走向单一化。从现在来看，在所有其他地区中，无疑东亚诸国具备爲人类创造出一种新型文明的最大的现实可能性，包括历史、潜力和现实的各种条件，而这可以使得人类在未来不是生活在毫无差异、单调乏味的同质世界中，而是依然拥有各种可以选择的不同文明、文化和生活方式。当然，人们也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前景，即西方文明在其未来的发展中再次通过不同形式的分裂和多中心而走向多样化，但这不在本文研究的范围之内。

三． “东亚”构成的意义

关於现代世界的形成，虽然各种不同的学说和理论异彩纷呈，但有一点则是相当清楚而难以否认的：现代国家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人们有意识、自主地建立起来的东西；越趋近今天，这个特徵越明显。认识到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方法论和实践意义。与之对立的观点则认爲：人类社会的所有秩序都是自发地形成的，人们并不能够从整体上来爲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更不用说一个像欧盟这样的越级共同体）设计一套秩序并付之实施，因爲人类社会大大小小的秩序实在太过复杂了。这种观点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是颇有道理的：就一切新制度的构建，尤其像政治共同体这样的政治实体的制度构建而论。所谓政治实体，如美国和欧盟；所谓政治共同体的总体构架，如美国的联邦制和三权分立体系，如欧盟的权力机构。这些都是新构建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其中的基本原则的若干因素、若干基本结构或其元件、局部结构，更不用说细节取自於既有的制度——尽管它们也要依照基本原则进行调整。所以，在欧盟成功建立之後，“人类秩序自发生成论”在整体上已经很难立住脚了。因此，东亚的未来不能只寄希望於时势的自发生成和发展，而应依托於东亚各国民衆和政治家自觉和自主的努力。欧盟以及东亚区域内其他各种合作组织，不仅爲东亚各国的团结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也提供了各种可能的途径和方式。东亚未来的团结，或者可能的一体化，甚至联盟的建立，依赖於人们主动的、有意识的营造。无论如何，东亚未来的走向和选择从根本上来说取决於东亚核心国家如何做出选择和决定。由於它们今天还面临许多严重的困难，甚至现在看来似乎难以走出困境：各个核心国家之间还存在着政治制度的重大差异和对立；若干国家尚处於分裂状态，包含内部的冲突的风险。於是，东亚的未来就取决於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的形成，一种全新的诸国共同体的建立。爲此，如下诸点是应当予以澄清成爲一种清醒的认知。\r

其一，一种全新的国际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原本具有许多相同文化而现在拥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或一体化，毫无疑问需要新的理论手段和实践途径。

其二，东亚的一体化或共同体应当是以东亚各国民衆的自主要求爲前提的，而且也是以之爲动力的。它并不仅仅出於单纯的经济利益目的，也要求在基本观念上的认同，并承担人类文明的使命。在原则、架构、形式等方面，它肯定会包含若干与欧盟相同或类似的东西（比如，人权、法治等原则，必要的、分立的权力机构等）；但在许多方面与欧盟会有相当大的区别（比如，组织机构等具体的制度设计等）。\r

其三，东亚共同体将会成爲世界最主要的文明圈，与欧盟、美国以及其他可能的体系或联盟共同构成现代世界的主要体系，同时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文明区域。因此，它负有创造性地发展人类多元化文明的责任。

其四，东亚一体化，某种国家间的共同体的建立，必定要求现在的各国的国家性质和形式做出重大改革。这种一体化或共同体会带来某种新的框架或结构。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改革应当既是向这样的结构的发展过程，同时又是新的结构在探索和调整中不断形成的过程。东亚的一体化或共同体的基本动力必定是经济的[7]，但经济合作的动力——包括民衆交往——在运行到一定阶段之後，政治制度的大幅度改革，以及民衆心态的调整，就是必然的趋势。政治制度之间的冲突，民衆心态层面的矛盾，必定会阻碍经济动力的有效运行。虽然人们无法设想这种改革和相互调适的具体次序，但就一些最基本的观念、原则和历史问题达成共识则是必要的基础。不过，这种一致性当是整个一体化进程的阶段结果，既不是前提，也不是最终的目标。\r

其五，东亚的一体化以及自主性的意义在於：在人权、法治的原则之下，以及在各国平等、协商的基础之上，充分独立地面对过去的历史、历史联系和文化遗产，共同承担现在、未来需要和应当共同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但是，在经济、文化和其他精神领域，东亚各国之间的协作依然包含竞争——这是激发东亚人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就如同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

其六，这种一体化或共同体并不是要消除各国各自文明的特色，而是要尽最大可能保留这类特色。虽然东亚传统文明相对於欧洲文明而言，原本具有更大的一致性，但即便在历史上，东亚各国在观念、制度、器物、建筑、审美等方面依然有着相当大的区别。而自进入现代之後，各国通过各自发展的独特路径，尤其与不同国际体系交往的影响，使这种特色更加明显。从世界发展进程看，只有某种共用某种文明特徵的区域性的共同体，并且维持一定规模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其中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文明的独特发展。今天德语在学术领域所受到巨大冲击以及边缘化的趋势，就是一个绝好的明证。

这里也许会有人质疑：既然要保持各国文明的特色，爲什麽还需要一体化和共同体呢？答案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我只强调一点：现代世界是一个普遍结盟的时代。诚然，人类社会从远古起就出现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结盟，而今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一个主要特徵就是普遍结盟。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现代的联盟是趋於共同体化，基本原则就是康德所说的统一的三条公共权利原则。[8]“不结盟”是一个过时的做法。区域联合和更大范围的合作组织，已使得整个世界没有几个不结盟的国家了。不结盟在以前或许是弱国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但在今天，奉行“孤立主义”的国家反而缺乏保护——既可能很潇洒地独立着，也可能会很悲惨地倒下。因此，东亚国家的结盟对多数本地区国家来说是必然的，关键在於与谁结盟？如何结盟？

东亚一体化或共同体既然是构成的，那麽这里就可以考察一下它应当构建和不应当构建的各种理由，看看构建的理由是否充分，而不应当构建的理由是否可以消解。

首先来看有哪些积极的理由：（1）自然的而且首要的就是地理上的接壤。没有这个因素，一体化或共同体就是一个很难提起的话题。（2）历史上的紧密关系以及曾经拥有的共同的文明，或者文明的共同性。（3）现存的某些共同文明的遗产，某些相近的社会结构和观念结构。（4）各国之间经济上紧密联系及一体化的趋势。（5）各国民衆之间日益密切的往来。（6）东亚环境状况的密切关联。（7）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的区域联合日益增强的潮流。这七点都是相当强的理由，而其中第四、五点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趋势，只要没有人爲的干预，这种趋势只会越来越强。

其次再看有哪些消极的理由：（1）政治制度的差异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同，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独特性。（2）历史问题——就情绪层面而言是一个极大的障碍，历史记忆难以消灭。（3）民衆之间的不信任和憎恶。（4）国家规模大小之间的差异。（5）中国与韩国（朝鲜）尚未统一。（6）中国或日本分别与东南亚国家保持了更好的关系。在这五项中，第一项被看作是最主要的障碍，也是最难克服的障碍，被视爲畏途。第二项其实持续的时间更长，甚至比第一项更难以消除，但通过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调整，民衆的情绪能够得到平息。第三项虽然体现了重要的态度，却也与民衆之间的密切往来形成了矛盾，究竟何者是主流？第四项是欧盟所没有遇到的情况（虽然现在欧盟也有大小悬殊的国家，但几个核心国家是规模大体相当的），而在东亚很容易突起而成爲一种重要的障碍。至於第五项，人们甚至可以说，东亚一体化或共同体乃是解决国家分裂的一个良好的途径。

无疑，这里关於积极的和消极的理由的分析只是一个初步而简约的讨论。这种理论分析只是在指出各种促进东亚一体化或共同体的积极的与消极的力量之间的对比。理论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给出分析各种因素或理由的可能的变化的模型。但是，在现实中，这些因素如何消长，则不仅取决於民衆的活动，也取决於政治家的判断力和决定。这里无法思辨地断定在现实的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中各种因素会如何演化，以及向什麽方向演化;　同样，也无法思辨地断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哪些因素是主要的和起决定性作用的。或者更进一步说，这里也无法断定，积极的原因和力量与消极的原因和力量相比较，哪一方或者哪一方的哪些因素会居於上风。这些都需要通过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才能予以预测。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有两个观点对於理解和分析这里所讨论的东亚一体化或共同体的构成颇有帮助。第一个观点是他在论述文明的结构时提到的“核心国家”。[9]亨廷顿认爲，相同文明圈内的核心国家是区域内部秩序的源泉[10]，核心国家具有吸引文化上相似的国家排斥不同的国家的能力[11]，核心国家具有在相同文明圈内维持、强化秩序甚至进行领导的正当性[12]。亨廷顿的这个理论，从长时段和国际区域来着眼，对当时和现在的世界势力范围和秩序的事实具有颇大的解释力度。不过，当各种其他的因素被引入之後，核心国家范式的意义就需要在各种实际的关系中来考察，而不会一般地有效。

展望东亚，在过去的历史中，中国长期是当仁不让的核心国家。[13]无论“朝贡体系”的理论框架如何宏观而在细节和具体关系中有多麽大的出入，中国作爲核心国家是解释这个区域国家之间关系的关键之一——即便对中国在东亚历史上作用的消极评价也从反面来指明至少曾经存在这样一个事实。无疑，历史上形成的核心国家也会在历史上消失，而在当代社会变迁迅速，全球化网路越来越紧密，各种区域联合和联盟日益扩张的情况下，地理的邻近已并非核心国家的一个条件。在今天，由於政治制度的巨大差异和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东亚缺乏核心国家。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政府拒绝普世价值、宪政和公民社会，从而无法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取得基本观念上的共识——尽管在自由经济和自由贸易等领域以及其他一些特定的事情上，已经达成较大的共识。核心国家在文明圈中的作用，尤其是建立秩序和维持秩序的正当性，是出於与其他国家在以基本观念爲前提之上的共同历史与文化、社会结构、观念结构中某些主要因素的相似，如此等等。因此，即便在後面诸项依然维持的情况之下，缺乏基本观念的认同，核心国家的作用就无法发挥出来。近几十年的东亚历史相当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後走上了自由民主化的道路，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曾经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成爲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东亚的经济具备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日本由於历史上不曾承担过核心国家的角色——尽管在近现代它一直试图扮演这样的角色，但却是通过殖民、侵略来达到这一目的——缺乏历史的依据，它没有就现代的战争和破坏承担令人信服的道义责任，缺乏正当性；同时，它一直与美国结盟而成爲美国领导下的一个成员，缺乏独立的地位。因此，日本也不可能成爲核心国家。

毫无疑问，东亚需要核心国家——这可以用很多事实来说明。但是，核心国家的基本观念和原则是必须能够被其他国家所接受的。这里可以分三个层次和时段来做一些分析。

一是即便在人们所谓的朝贡时代，或者中国独大的时代，中国社会的核心观念是爲周围东亚国家所普遍接受的，尤其朝鲜和日本，而且儒家思想和其他政治观念是日本和朝鲜主动引入的，虽然时期长短不一，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在许多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别。

二是自20世纪初起，由於苏联对中国的全面介入，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观念被作爲普世价值输入中国。在中国试行近三十年後遭到失败，於是遂有中国社会的改弦更张。不过，最早的挫折乃是苏联最终无法将中国纳入它的社会主义阵营。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其宗旨就是逐渐接受自由经济和自由贸易的普遍观念和原则，而正是这一原则逐渐而艰难的实施和推进所造就的效果，使中国脱离封闭体系，重新回到世界体系之中，当然也重新回到东亚的文明圈内——诚然，这只是有限度的返回。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自主还是被动，中国经济体系从整体上趋向於实施当代世界主流的自由经济的原则，并建立起相应的完善制度。当年，中国政府花费十五年时间的艰苦努力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宗旨也就在於遵守自由经济和贸易的秩序，并分享这一秩序带来的利益。这不仅是中国能够与世界各国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经济合作和其他合作的不可或缺的前提，也是中国经济取得巨大进步的必由之路。但是，现代自由经济体系从总体及根本上来说，不单单是经济制度，同时也是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它是一个复合的体系。政治原则倘若不能与经济原则符合一致，那麽自由经济体系必定是不完善的和不完整的，中间必定存在许多断层和漏洞。对中国而言，政治原则与经济原则的分离，其结果就是对内无法使自由经济的力量充分有效地实现出来，无法使中国传统精神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对外就无可避免地与实行自由经济体系的主要国家处於持续的矛盾和冲突之中，从而不仅不能积极和有效地参与这个世界体系的运作以及新秩序的构建，而且也成爲经常招致重大风险和高昂成本的软肋。

事实上，在当代世界秩序及其构成方面，在基本观念方面，中国现在依然处於边缘地位，这使中国在东亚也无法恢复核心国家的地位；但是，其他东亚国家同样也成不了核心国家。当东亚本地区缺乏核心国家，而现代世界却处於结盟时代时，东亚国家就势必要以其他地区的国家爲核心国家（至少爲核心力量），从而东亚的分裂——同时也就意谓着东亚国家之间的掣肘、冲突和消耗——或准确地说，东亚各自爲营的局面就会持续下去。因此，仅就东亚而言，从整体上来说，就存在着一个一个的孤独的国家，诸如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以及孤独的地区，如中国的台湾等。这种彼此孤立的状况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只是有利於区域之外力量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其他联盟。

三是今日中国有不少人试图寻找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核心观念之外的观念体系，以抗衡所谓的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等普世价值，或者至少替代它们。但是，这种努力存在着巨大的困难：无论何种以及如何构建起来的观念体系，首先必须经过民衆的自由选择，其次必须契合自由经济的原则。[14]现在有相当多的中国学者尝试从儒家思想中获取资源，这无疑是一种途径，但它依然面临民衆的选择。无论儒家还是“国学”的返潮，都无非再现了一种历史现象——调整性的复辟。任何一个社会在经历了巨大的彻底摧毁传统观念、制度和社会结构的革命之後，经过几十年或上百年，曾经被摧毁、禁止和破坏的社会基本观念、制度和结构仍会慢慢恢复起来——诚然，它是以一种更新的样式复兴起来。而这种更新的样式，在不同的国家和时代，则从近乎全部复辟到部分恢复各有不同的程度。孔子所说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就包含这样的意思，或者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r

不过，这里应予注意的一点是，任何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本无助於基本观念和普遍原则的形成——倘若一套观念和原则是对所有中国人都适用的话，那就不可能与世界主流的基本观念是根本冲突的。除了涉及具体的国家认同、人际关系、生活方式和语言等内容外，它们的核心因素也应当适用於所有其他的人民。儒家的思想，尤其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和制度中包含相当现代的因素——想一想，中国是一个早熟的现代国家，它必然包含适用於现代的因素，但是，关键在於如何来理解、研究和判断中国的传统。反过来说，真正落实诸如自由、民主、法治这些观念以及体现这些观念的原则和制度，只会加强中国民衆对国家的认同，而且是理性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同样有助於中国取得与东亚各国在基本观念上的共识。\r

除了“核心国家”外，亨廷顿的另一个观点是“国际组织”：“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国家基础之上的国际组织，如欧洲联盟，远比那些试图超越文化的国际组织成功。”[15]实际上，亨廷顿关於文明圈和核心国家理论的经典例子无非就是中华文明圈和欧洲联盟。东亚一体化或共同体就概念上来说，并非只是现代人的设计，而是早就存在於古人的想象之中，东亚儒家思想中的“天下”观念首先就包含了东亚，当然，越南也在其内。所谓的“朝贡体系”，就是这种观念的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亨廷顿的观点从观念和政治实践的历史渊源上来说，并不是原创的，但从当代纷繁的国际关系和世界局势指出这些要点则确实是独到的。

如果对这个观点再作进一步发挥的话，那麽在理解东亚关系时，就要把敌对感与陌生感区别开来。遥远的国家之间虽然没有敌对的情绪或心态，但也缺乏文化共同性。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共同文化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发生持久的敌对和战争是一个常见的现象——或生发於历史宿怨（包括势力范围、领土归属、宗教派别和意识形态分歧），如雅典与斯巴达、英国与法国、德国与法国等；或生发於关系亲密的国家与地区，如西德与东德、韩国与朝鲜、中国大陆与台湾等。这种敌对（对抗或分裂）发生的原因虽然复杂，冲突起来也相当剧烈乃至残酷，但一旦少数但根本性的因素消除，就很容易达到和解，如西德与东德的统一。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尚不在本文的任务之内，但这个现象乃是理解东亚国家之间的一个关键之点。

四、东亚研究涉及的方法

考察世界历史中各种政治共同体或国家之间的关系，可资利用而有影响的理论有很多。比如，以文明单元来描述世界历史和文明兴替的“汤因比理论”；以世界体系来解释文明与国家关系的“沃勒斯坦理论”；以社会、经济、文化爲综合体从整体来考察文明与历史的“年鉴学派”，等等。这些理论虽然爲理解东亚的过去、现在、未来提供了范式和理论手段，也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效或者颇富啓发，但皆不能完全地切中肯綮。由於历史理论对历史实在的依赖，所有这些源自於西方的理论都无法清楚而有说服力地解释在世界历史上自成体系的东亚的成因，以及它与欧洲历史上的政治共同体或国家之间关系区别的根本所在。

仅就历史关系而论，与欧洲各种政治共同体及国家之间有史以来的经常性战争这种状况相比，东亚各国间的战争要少得太多——尽管20世纪中日战争对社会历史的进程和人们的心态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历史上中国与朝鲜之间也有多次战争。东亚各国之间并不存在宗教战争——尽管各国之间冲突的原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不同。中国作爲一个早熟的现代国家，在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条件下建立了多种处理与周边政治共同体或国家的冲突的机制，尽力避免诉诸武力，而“朝贡体系”在古代很长时间内提供了战争之外的其他解决冲突的主要手段。

对於“朝贡体系”，东亚学者虽然也多有考察，但作爲一个理想类型或理论范式，却首先是由美国学者费正清等提出来的。後来的许多回应和批评，包括东亚学者的贡献，修正了这个类型或者指出了它的许多漏洞，但并没有提出一个有效的替代范式。这就涉及多个层面的方法：首要且关键的一点，是如何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来理解这个理想类型所指称的现象；其次，爲了尽可能全面地理解各种现实的关联，同一个现象可以而且应当从多种角度来考察和解释。就此两点而论，“朝贡体系”的范式虽然是由现代人提出来的，然而，“会”、“盟”、“朝”、“贡”、“藩”等行爲却是自古以来就存在於中华文明及其影响圈的一个事实。这个历史事实，以及它对现代中国与东亚关系及国际关系的影响，可以从中国的角度，亦可以从其他国家的视角来考察；可以从政治共同体或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考察，亦可以从政治、经济、军事、观念、外交等角度来考察。人们还可以提出另外的理想类型或范式来理解和解释这些现象，并将重点放在其他的层面。比如，在古代各种条件的限制之下，它是不是处理各个政治共同体或国家之间关系最爲经济的一种选择。此外，像“朝”、“贡”、“藩”等制度和现象，当事人的想法、行爲动机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关系，它们在历史上变迁的经验因果关系，与现代人的判断和评价尤其是出於西方的历史经验、现代人的经验的观点，需要予以清楚的区别——这自然不是要否定它的现代意义，而是爲了更清楚地梳理它的现代意义究竟在什麽方面。

以现代人的观点来判断和评价古代人的行爲是不可避免的，但以现代人的判断和评价来决定历史事件事实的取舍，则有碍於人们达到客观的、准确的知识和理解，这就要求评判者的态度应当是开放的。诚然，即便在严肃的历史学家那里，也无法完全避免价值判断介入事件的选取和叙述的方向，但客观性实证的可靠性依然是学术研究的原则和目标。这一点，对於理解和认识东亚古代的关系和现实的关系，尤其有其必要性和现实的意义。

比如，在东亚各国的历史着作中涉及各国之间关系的篇章中，常常可以发现如下一些共同点：（1）以西方纪年和历史爲主要参照系；尤有甚者，简单地采用西方的社会形态的理论。（2）强调本国或有承继关系的祖国的苦难，即受侵略和殖民等的历史，而回避自己国家或祖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侵略或战争的事实，或者轻描淡写。（3）一方面强调和指责外族的入侵，另一方面对本族或本国开疆拓土的骄傲。这样的心态在实际的历史撰述——尤其是一方面要符合现代的国际准则，另一方面又要切合现实的国家利益——中确实不易处理，难以合理的平衡，但由此而回避和抹煞历史事实却是有害的。（4）从现实的国家关系出发而回避历史上的冲突，从而不仅妨碍对历史的准确和客观的认识，亦反而有害於对现实的国家关系的理解和定位。现实的国家关系是历史上多种因果关系以及现代人多重的实际行动造就的，不是某种单一因素导致的，当然也不会受它决定。

毫无疑问，方法的意义在这里是多元的。通过各种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考察东亚各国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社会心态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梳理出各种不同的脉络和綫索，从而确定哪些方面可能永远都无法在东亚各国之间获得重叠的共识，而哪些方面是能够找到这种共识的，或者至少能在某些部分或方面达成重叠的或交叉式的共识，形成一个共识的层面。

当我们撇开理论的范式和历史的解释，而回到人的行爲本身以及以其爲基础的国家行爲上面，那麽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方法的至关重要之点就在於：交往和合作先於共识。这就是说，通过交往和合作，在既有的共同点之上达成更多的共同点，消除那些可以消除的差异，包括政治、法律、社会、心态等方面各种导致障碍的差异。实际上，人们确实是以这样的方式行动的。就此而论，有一条原则也同样是有效的：行动始终先於理论。因此，付诸实践的意志和决心是第一位的。在人类社会的演变中，在人类各种关系的建立之中，行动始终先行於有确定把握的计划和设想，万无一失的方案是不存在的。因此，所有理论和方法的有效性都是以这样的实践决心爲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付诸行动的决心和意志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各种关系构建的元方法。这也就可以理解，爲什麽就东亚的前景而论，基本的和最可行的途径就是经济合作和人员交往。虽然在这个领域里和过程中同样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相对於政治层面的交往，它们则是更爲实际的并且切近人们利益的行爲，是始终自发地进行着的活动，因而容易突破矛盾和障碍。[16]

从经济和人员的交往，进入文化的、政治的、法律的交往和合作，东亚真正的联合，必定要经由政治的和法律的途径，而最终的形式就是一体化或共同体的形式。只有这种形式，才是东亚未来的积极前景。在这个基础之上，讨论有关东亚历史和未来的研究和思考方法，人们就需要特别关注两个看似对立其实是彼此相互支持的要点：共同的观念、原则与各方的特殊性。在最大限度地达到共识的前提之下，保持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就是一条必由之路。共识最终必定是政治的，从而是法律的，而社会和文化的许多层面却始终可以保持非政治的性质，保留爲法律之间的自如空间。

这就关涉当代国家乃至族类之间差异的解释理论。即便在欧盟内部，各国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方面也呈现出大有差异的形势和局面。如何理解在欧盟各国共同的基本观念、自由民主制度之下，以及在欧盟共同政治、法律、经济框架与原则之下，这种差异依然存在和持续？这需要从个人的社会行爲—观念结构这个层面来解释。在共同的政治观念和制度之下，甚至在共同的法律制度之下，不同族类的人的社会观念结构、行爲方式、生活方式之间是存在差异的，而每个族类独特的社会行爲—观念结构不仅会持久维持，而且也会持续发展。人们的经济行爲和生活方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受到这样一种双重结构的支配和影响的。社会行爲—观念结构当然会发生变化，但其进程相当缓慢。即便经历了革命等一类巨大的社会变迁之後，它们还会在新的政治等基本制度和环境下得到相当大的恢复，但因爲这个结构包含多重相互牵连的因素，它就会在不同的方向得到恢复，或者不同的因素得以放大，而某些因素得到抑制。举例来说，德国现在的经济状况与欧盟其他国家经济状况之间的差距，就需要从社会行爲—观念结构这个层面来观察和解释。否则，这种差距和差异就始终是莫名其妙的。[17]

这样的方法意识对於理解和认识东亚合作和可设想的一体化或共同体具有极大的意义。中国与日本、韩国等国家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大框架上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而在社会行爲—观念结构方面却具有相当多的共同内容。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看起来巨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及其造成的障碍，事实上可能是相当表面的，因而是容易改变的，而浸润在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态度中的社会行爲—观念结构看起来不那麽重要，但在社会的长期发展中却是关键的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这一点对於理解东亚的合作、变迁和未来发展，对於东亚一体化或共同体的前景的信心，不能不说是根本性的。

（ 原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14年第4期）

[1]郭定平主编：《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第7页。

[2]“24-Nation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Pew Research Center, 2008），35，http://www.pewresearch.org.

[3] 这里所谓的心态，主要指人们的精神状况、态度和意见。

[4] 《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1卷，第409页。

[5] 韩国民衆96％认爲道歉不够，中国民衆76％认爲道歉不够，而日本民衆41％认爲道歉不够，42％认爲足够了〔“24-Nation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Pew Research Center, 2008），49，http://www.pewresearch.org〕。

[6] 在南斯拉夫分裂战争期间，欧盟国家有选择地支持特定族类的种族驱逐和清洗，而打击其他族类的种族驱逐和清洗。

[7] 康德说过一句意义深远的话：“世界公民权利的概念在抗拒暴力行爲和战争方面所无从加以保障的各个民族，大自然也就通过相互的自利而把它们结合在一起。那就是与战争无法共处的商业精神，并且它迟早会支配每一个民族的。”〔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127页〕

[8]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140页及以下。

[9]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第141页及以下。

[10]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68页。

[11]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67页。

[12]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68页。

[13] 中国作爲核心国家是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主要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据，也是其立论的主要基础。参见该书第167页、181页及以下。

[14]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除去一些过高的道德要求和逻辑上重复的项目外，其他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内容，其实就是普遍的基本观念。它不仅爲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所承认，而且在亚洲，中国也是最早从宪法层面接受这些观念的国家。

[15][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第7页。

[16] 例如，虽然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变得紧张，但2014年的中国访日游客数已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全年或逼近200万人次（“环球网”，2014-09-28）。 又，2014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就职占整体65% ，与上一年相比增加9%（“中新网”，2014-09-16）。

[17] 关於这种不同於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基本政治观念，基本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的社会行爲—观念结构，这里未作展开，将另文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