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公民意识的提高和文化事业的进步，近年来私人叙事类图书的出版势头见长。与一般正史和学术专著相比，这种书通俗易懂、和蔼可亲，在记录个人经历、展示社会风俗、倾诉生命体验以及刻画历史细节、寻求历史真相、反思历史教训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颇受读者欢迎。纵观2005年的这类图书，大致有以下收获。

一、 口述史抢救抗战史料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抗战题材自然是出版界的一大热点。与十年前相比，如今的图书市场可谓“图说史大出风头，口述史一枝独秀”。如果说前者是按照“图文互证、相得益彰”的原则，运用珍贵的历史图片再现抗战历史的话，那么后者则具有抢救活资料的重要作用。因为那些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人越来越少，让他们用口述的方式为后世下鲜活生动的历史资料，是迫在眉睫的事。何况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历史研究的突破，有赖于新方法或新材料。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口述史不仅在方法上有所突破，而且在材料上也会有新的发现。

在抗战题材的口述史中，《我的见证》、《山西抗战口述史》和《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分别代表三种类型。《我的见证》是《北京青年报》设计的一个选题，后来又有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加盟。从2005年3月开始，他们组织30名记者，兵分五路，历时三个月，在国内外采访了400多位抗战亲历者，首先在《北京青年报》连续刊登，然后汇编成书。该书分血案、血泪、血战、血情、血祭等五部分，并为口述者配发照片、指印和签名，从而使每一篇口述都成为一份独立的诉状，控诉了侵华日军的罪行。

相比之下，《山西抗战口述史》（三卷本）则以学术性见长。山西是阎锡山经营多年的地方，又是八路军的敌后根据地，因此在研究抗日战争中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该课题由山西社科院十多位研究人员承担，他们从2004年底开始，在全省范围内采访了1500人，终于在抗战胜利60周年前夕完成任务。据我所知，由于《山西抗日战争史》（两卷本）、《山西抗战史纲》、《山西抗日战争图文史》等著述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和阎锡山抗战始终采取回避态度，因此山西抗战史研究基本上处于“一条腿走路”的状态。《山西抗战口述史》尊重历史事实，突破这一禁忌，让“国民党政府军和晋绥军”在书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很大进步。该书还专门谈到“1937-1945年山西百姓的生存状况”，其中除民众的日常生活外，还有战时教育和商业贸易等内容，是很有价值的社会史资料。此外，该书还有剧宣二队和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等内容。前者创作了《黄河大合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前身；后者有李公朴、杜心源、杨献珍等著名人士参与，在当时享有很高声誉。需要指出的是这套书的自我定位是“通史性质”，但我更看重它的资料性。因此，如果编者能让他们采访的全部资料（400多万字）问世，其价值可能会更大。

如果说这两种书稍有“急就”之嫌的话，那么五卷本的《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则以20年的积累，显得比较厚重。该书主编何天义是民间研究者，他从1985年开始研究这一课题，抗战胜利50周年时出版了《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四卷本）。后来他办理内退手续，建立自己的研究室，专门抢救二战劳工口述史料。设在纽约的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等机构认为这是揭露日本侵华罪行、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重要活动，决定与其合作。十年来，他们在国内外查阅1000多万字档案图书资料，考察了战俘劳工集中营和万人坑遗址，走访了战俘劳工1000多人，整理访谈资料400万字，在出版两本专著和两本资料的基础上，才编辑完成这套书。这种做事态度和治学精神值得尊敬，值得提倡。

二、学术界关注1949

自从第一届“1949年的中国”国际研讨会于2000年在北京召开以后，“1949年”这个话题才摆脱单一的官方叙事模式。经过几年努力，一批学术成果陆续问世。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今年年初出版的《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该书作者傅国涌是民间学者，他根据已有材料，选择了张元济、包天笑、陈光甫、柳亚子、竺可桢、胡适、梁漱溟、宋云彬、夏承焘、夏衍、胡风、沈从文、浦江清、徐铸成等14位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把他们在1949年的见闻感想、喜怒哀乐集中起来，真实地反映他们在那历史巨变中的真实经历和内心感受。这些“私人记录”不仅填补了历史叙事的空白，也为我们反思历史、面对现实、选择未来提供了思考和借鉴。

相比之下，6月出版的《水岚村纪事：1949年》，因为涉及到一本农民日记，也显得弥足珍贵。日记的主人叫詹庆良，江西婺源水岚村人，是一位从来没有走出徽州大山的农民。不知什么原因，这本日记流落到上海，被复旦大学王振忠得到。王教授致力于徽州文化与民间档案文书研究，自然深知它的价值。为此，他来到婺源水岚村，居然在村头碰上日记的主人，从而为这本书又增添了一点传奇色彩。

该书由王振忠解读、李玉祥摄影，詹庆良日记附录于后。因此，我是从后向前倒着看这本书的。读詹氏日记，发现他当时14岁，居然对时局有这样的看法：“要想天下太平，非出圣人不可。逢此两党争战，国中乱得不安，人民无故受罪，归在人心不和，两党争权杀人，也算逆天行为。”更重要的是，这些日记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记叙，反映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风貌，包括农事活动、民间风俗、乡村贸易、信息来源、教育水平和战争影响等情况。但由于地域文化的不同，日记中有许多难以理解之处，因此读罢詹氏日记，再读专家解读，并欣赏摄影作品中蕴含的风土人情和历史信息，会有更大收获。

值得一提的是，11月出版的《1949中国社会》，进一步反映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该书分九大专题，用“和与战、消与长、盛与衰、憎与爱、去与留、动与静、疑与信、放与收、乱与治”等相互对应的词汇，描述了战争进程、金融失控、市民心态、农民痛苦、知识分子彷徨以及校园内外、工商业界和新闻媒体等问题，展现了江山易色的历史巨变，因此被誉为对1949年“进行综合研究并推向民众的第一部读物。”读这本书，可以看出作者虽然未能彻底摆脱官修史书的理论框架，但是在材料运用和观点陈述上还是有独立见解的，因此也可以把它当作一种“私人叙事”。

三、内容体裁的多样化

除上述专题外，这一年的私人叙事在内容和体裁上也呈现多样化趋势。

比如《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自5月问世以后就好评如潮。该书编者余世存说，他原来是想写一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如今他仿照《世说新语》体例，把写书的材料编排成书，是想为大众提供一个历史注脚，以便恢复历史正义，重构人性化历史观念。读这些“历史的碎片”，不需要完整时间和太多精力，但要真正读懂却不大容易。余世存告诉记者：有网友说这本书“慷慨之音少而哀怨之情长”，是读出了他的用心。我注意到，余世存一直对知识分子持批判态度。最近他在《我为什么反对知识分子》一文中借用历史学家雷海宗的话说：“宁可误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与颜面，当然更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利”，乃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最大毛病。他认为，如果知识分子还像传统士大夫那样寄食于人，他们“受侮辱受损害，同时为祸社会”的状况，就会继续下去。

又如《半生为人》，是一种散文体私人叙事。作者徐晓的经历比较复杂，早在上世纪70年代，她就结识赵一凡、北岛、芒克、史铁生等著名的北京文学青年，并且是民间刊物《今天》的主要参与者。几年前她发表《永远的五月》，写自己与久病丈夫的生死恋情，真是催人泪下，感人至深。后来读她的另一篇散文，才知她在文革后期因所谓“第四国际”冤案被捕入狱。这起冤案除北京之外，还涉及到山西，我的一个亲戚是该案外围人物。当时他虽然未受迫害，却在文革结束后的“清理阶级队伍”中跳楼自杀。有人说徐晓是因为坐牢才写出好文章，但是她说：“我宁愿不要好文章，也不要去坐牢，……不过有一点你可以选择，那就是你怎样面对自己的经历。”这句话对于如今那些心理脆弱的青少年，是很好的救助。除了上述两篇以外，《半生为人》中还有许多类似的散文，它反映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青年的人生追求和精神风貌。徐晓是位编辑，曾编过《我向总理说实话》等好书，从中可以看出她的价值取向和人格修养。她虽然动笔不多，但每写一篇，都能够用宽容、博爱、真诚的心打动读者，因此这本书不仅被同一代人称道，也很受青少年欢迎。

再如《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是以私人叙事的方式综合而成的一种集体记忆。它从课内到课外、从玩烟盒到看电影，从打乒乓球到打群架，为读者全面展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的生活风貌。该书通俗易懂，又不乏考证功夫，从而为那段历史留下了较为可信的社会学史料。

此外，我还读过《思齐阁忆旧》和《浮华与苦难》等著述。前者由著名戏剧家齐如山的外孙女、燕京大学音乐系毕业的贺宝善所著，书中涉及到齐如山、李石曾、梁敦彦、司徒雷登、张孝骞、齐白石、梅兰芳等文化名人。后者是一位普通工商业者的自传，作者叙述了上世纪3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人生经历，包括商场沉浮、情场艳遇、官场罪恶，都能毫不避讳，如实写出。该书略显自夸，这也可能是我的偏见。需要指出的是，两位作者都各有专长，如果大家都能像他们一样拿起笔来，私人叙事会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