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王元化先生去世之后，有谁可以填补中国思想版图的空白？那时候，觉得秦晖先生庶几近之。近年来，我对高王凌、李零很有兴趣，经过深入的阅读和思考，觉得高王凌、李零先生，都属于挑战格局的人物，堪称扛鼎式的人物。
（一）生态
李零自述，自己出生在“共匪”前往北京的路上，属于“红旗下的蛋”。二十岁之前在北京，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在红卫兵运动中，表现消极，属于“逍遥派”。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近三十年中，李零在激荡的思想界，能够特立独行，可以说奠基于此。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李零和王元化的家庭，有着相似之处。王元化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李零也是；王元化的父母长寿，李零的父母也是；更有趣的是，王元化是独子，李零也是；王元化的尊人曾在清华，李零的父亲曾在人大。学府的氛围，滋润着年少的王元化和李零，姥姥又疼，舅舅又爱，万千宠爱于一身。思想家，往往都是行动的矮子，王元化和李零，两人的生活能力，都不是那么高，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低。李零在广阔天地，接受过七年贫下中农再教育，生活能力也没有多少提高。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李零生来就是享福的命呢！李零遇到生活难题，比如抽水马桶坏了想不出办法，只能给当董事长的老友打电话，李零觉得，既然是朋友，就应该帮忙。也不管这位董事长是否在开董事会议。
李零悟性颇高，画画、写字、篆刻，样样在行，这得益于李零的“科学”意识，什么事情，特别注重基本功。李零要是理科，同样是种子选手。1964—1980年，李零随父亲住在中关村北区十号楼，左邻右舍，都是“大师”，这个聪慧的孩子，自然受到了大师的耳濡目染。
1966年，李零十八岁，赶上“千载难逢”的文化大革命，李零觉得，毛主席真是全国中学生的贴心人，心里面感觉特别温暖。学制要缩短，太好了，这下呆板、拘谨的教育，该彻底废除了，中学生终于获得自由了。李零上学的时候，属于坏孩子，喜欢读野书，功课特棒，就是不受老师待见。
文革“终于”来了，李零“终于”不用上学了。整天躲在家里读书，何等惬意！解放军派人传话，也坚决“不出山”。特别是在花园村，“发小儿”张木生家里那段日子，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煮着挂面，就着朝鲜咸菜，尽情吸吮着文明的乳汁。
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浩劫，这是任何人也没有办法否认的。张木生的爸爸忍耐不了，一死了之。这都是眼跟前的事情，如此触目惊心，李零岂会忘怀？李零的父亲挨整，那么忠心耿耿的老革命，当初参加革命的时候，会想到，有这么一天吗？革命会有牺牲，但，不少老革命并没有牺牲在革命的路上，革命成功后，被自己人整死，不在少数。最匪夷所思，也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些革命者很少后悔，无怨无悔。按照当今的时尚，就没有办法理解这些革命者，大惊小怪，还以为这些革命者来自星星。李零家里就有这么一位老革命。李零的父亲——李逸三先生，这位老革命于2003年10月15日上午9点，航天英雄杨利伟返回地球的那一刻，前往天堂，去见马克思。李零对革命和战争，具有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恐怕来源于此。
1968年，伟大领袖，大笔一挥，红卫兵被伟大领袖抛弃了，李零反倒有一种难得的解放感，除了少数革命军人子女，大家掐来掐去，全是白掐。李零觉得，要是去了工厂，就会拴在机器上，还是农村好，有漫长的农闲，正好符合李零“散漫”的性格。
1968年，李零见证了北京站和前门火车站给知识青年送行的场面，诗人郭路生，曾经写有《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那种特别的心理和气氛，这位诗人最传神，也最生动。
李零能够到农村去，高兴还来不及，哪里会“萋萋满别情”呢！在没有机会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李零到内蒙临河是投奔老友陈晓农、张木生去的，这两位都是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校友，在文化大革命中，志趣相投，都希望成为“改”派，都很冷静，没有盲目地“斗”、“批”，而是反对“联动”，反对“打人”，为此，李零还曾经“占领”过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的办公室，反映文革打人，违反中央政策的问题。
李零能够来到内蒙临河，完全是投奔陈晓农、张木生两位去的，当时组织上，并没有安排。还是李零据理力争，非去临河不可。但是，来到临河，这才发现，其实，翻过一座山，才能见到老友。
北京的知识青年，来到知青点，与其他地方知青不同的是，带来好多灰皮书、黄皮书。这得益于首善之区——北京。北京作为文化中心，学术中心，文人多，学者多，这样，来自北京的知青，较其他地方的知青，有着更多的先天优势。旁的地方，要看自己的造化了，比如秦晖这位广西知青，得益于父母的丰富藏书。
文化大革命那样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知青学者”。李零属于“鼠”字辈，1948年出生，这在知青学者里面，岁数算是偏大的。晚生几年，1966年，好多还在读初中，知识更加欠缺。这一代人，没能够接受系统的教育，这在今天看来，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巨大的缺失。但是，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物以稀为贵。在没有机会面前平等，看不到希望，不知道何处是尽头。这一代人，无聊才读书，只要是书，开卷有益，李零更是嗜书如命。回首平生，李零觉得，七年的知青生涯，属于无功利读书。李零曾经给自己的学生说：我们那一辈人，避席畏闻文字狱，你们这一代人，著书都为稻粱谋。
北大历史系的朱孝远先生，曾经对笔者讲起知青学者，他对他们这一代人评价不高，认为他们杂念比较多，不够纯粹，不够专业，下一代里面，也就是第六代，恐怕才能产生学院派，当时，笔者对朱孝远先生的说法深以为然。现在看来，问题恐怕并不那么简单。因为朱先生后面那一代，已经破土而生，怎么样呢？不仅丧失了第五代身上那种人文关怀，就从象牙塔而言，也不是那么纯粹。脱离开地气，不去碰触社会问题，不去牵涉人文理想，恐怕，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李零在农村，并没有过几天“战天斗地”的生活，成为一名教书先生，这倒是成就了李零。不过，李零担任老师，不仅不成功，甚至可以说很失败。想当初，李零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就来到大别山，立志办一所全新的学校。后来上海“一月风暴”，复课闹革命，一切都没有改观。李零觉得，中小学老师，并不是谁都可以当的。就在知青的教师生涯中，李零才感悟，自己比当时所认定的坏老师还坏。对于调皮捣蛋的孩子，没有耐心，一把薃起来，推到教室外面去。
李零在农村，深切体会到了农民的生存智慧。要不是投胎农村，这些农民不知道有多大道行。李零觉得，哪种行当都能活人，慢慢产生一种平常心。无形之中，李零又读了一本书——无字天书。正是在农村，李零才有了畜牲人类学的想法。农民的生存智慧，在六畜身上，有着鲜明的印记。马牛羊猪犬鸡，农民与六畜进行博弈，经过漫长的岁月，将它们驯化。同时，将这种经验，移植到人与人之间的驯化。李零对革命和战争的思考，对硬道理和软道理的关系，西方与东方的博弈，包括整个国际格局的反省，不能说都是从畜牲人类学得来，但是，他们之间的互动，是显而易见的。
李零之所以成为李零，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李零的专业是三古——考古、古文字、古文献，这里面的因缘，还要从知青生涯说起。李零在山西老家插队的时候，作为武乡北良侯村中的“文化人”——教书先生，参与了一项文物的保护工作。那是漳河畔一个古村落，山疙瘩上，有一尊北齐时期的佛像。因为水土流失，佛像有倾覆的危险。省里面拨款，给那座佛像盖房，把佛像迁移到新建的房子里面去。整个工程，李零全程参与。李零与考古结缘，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吧！做一个生活中的有心人。
李零的发小儿——张木生，对李零有个评价，李零注重基本功。篆刻、书法、画画，不管什么事情，只要让李零喜欢上，都不会轻易半途而废。最关键的是，李零喜欢刨根问底，不弄明白，决不罢休。李零的看家本领，恐怕是在文化大革命练就的，按照李零的话说，“对于一个有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来说，主流意识形态才最值得怀疑。”
（二）左右
2014年3月16日，李零先生的新书《鸟儿歌唱》新书发布会，在北大中关新园1898咖啡馆举办。《鸟儿歌唱》也许是李零先生一生中，最具有忧患意识的一部书，发布会云集了南北十几家媒体，但，出席的学者，仅有唐晓峰、韩毓海、潘维、黄纪苏和杨念群，寥寥数位。
这样一个阵营，可以窥见，当代中国社会的境况。韩毓海、黄纪苏、潘维，左派阵营很有地位的三员“大将”，引李零先生为知己，这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学界，充斥着浓浓的“火药味”。不仅左右派之间，视若仇雠；而且，就是本派别的，也不一定能够坐到一块。开个会，弄个论坛，首先要确立基调学人。学者参会与否，先要打听主办方，都请谁。投了脾气，对了胃口，理念相近，这才来。
原来，大家都以为李零先生是一位纯正的学人，而且还是“三古”方面的学人——考古、古文字、古文献。李零脾气大，学问大，可以说是一种“共识”。但是，李零通过《放虎归山》、《花间一壶酒》，让大家见识到，李零原来还待见写随笔，视野开阔、身手不凡、立论有据、纵横捭阖。可是，从2009年出版《何枝可依》，李零表露自己的政治关切，到了《鸟儿歌唱》，可以说，李零“图穷匕首见”。
《鸟儿歌唱》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李零先生的文化立场，而是内心深处的关切。李零的政治“站位”，在本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我看来，李零这本书，“图穷匕首见”，立志成为一位革命的保守主义。李零自己说，不就是为“战争”和“革命”说了几句好话吗！就是这几句好话，让人捉摸不透，李零“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右派”不能理解，“左派”高兴莫名，但，也不敢赞一词。
看到李零的《鸟儿歌唱》，“右派”因为致力于告别革命和吃后悔药，怕是远离《鸟儿歌唱》，才能避嫌。秦晖先生，是李零的朋友，出版方不知道请没请。秦晖喜欢讲道理，不管左派右派，只要讲道理，就可以交流。反正，一位右派都没有来。这一点，李零自然心中有数。在李零看来，右派不来，正常。其实，右派来了，中国社会才更正常。民主政治的本意，不就是左派和右派坐在一块。
唐晓峰是李零的“铁哥们儿”。2014年9月份，一块在北大开《禹贡》。估计，用不了多久，李零写历史地理的集子就会面世，连名字都已经想好了——《我们的中国》。唐晓峰和李零两位“鼠辈”，生于1948年。两位老哥们，最怀念的，竟然都是七十年代知识青年的生涯。唐晓峰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大腕儿，平常不大表露自己的政治关切。李零的《鸟儿歌唱》，是写给“冷战下的蛋”。老朋友，心有戚戚焉！
杨念群，笔者并不陌生，杨度的后人，亦是梁任公的后人，属于“世家”。杨氏在新书发布会上，特别要表扬李零的随笔。一种是通俗作家，不能深入；还有一种专家写作，卖弄学问，不能浅出。李零正好，既能深入，又能浅出。李零在“学术”和“随笔”之间，自由转换，水平很高，云云，云云。夸李零，都夸不到点子上，这让人说什么好！
李零先生，倒是很谦虚，年岁大了，弄学问，力不从心，不大到位了，现在，想多读些书。写些札记，也挺好！其实，哪是这回事呀！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1985年调入北大，与裘锡圭和李家浩同事，李零，人在学林，心系野书。
放虎归山，花间一壶酒，不都是先生不惯圈养，向往山林的嘶鸣吗！李零的文体，按先生自己的定位，属于臭豆腐体，或者打油体。这些写作，尽管惹出不少麻烦，但是，确实需要真诚和勇敢。李零为什么这么喜欢写随笔和札记？在李零心中，学院体，有着自身的困境，没法表达对大问题和敏感问题的思考。
“李零体”，是为了思考大问题。真诚和勇敢自不可少。但通观《何枝可依》和《鸟儿歌唱》，最可贵者，并不在真诚和勇敢，而在于超越学科的能力，以及字里行间，令人可怕的冷静和理性。
别看平常李零鼓捣考古、古文字、古文献，依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保持着关切，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有着自己的判断。
李零超越各种思潮，永远站在右派的左边，站在左派的右边。这让左右两派，觉得莫名其妙。因为，非黑即白，非左即右，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
笔者以前之所以不待见李零，恐怕也是这种幼稚的思维习惯所致。心里老觉得别扭：站在左派的右边，站在右派的左边，李零这是怎么搞的，这么不讲究？李零，你急死我了，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呢？走两步，出来走两步。《何枝可依》，已经依稀可辨，《鸟儿歌唱》，李零，已经淋漓尽致地说出了内心的忧虑。
别看《鸟儿歌唱》新书发布会上，主办方请来了韩毓海、黄纪苏、潘维，李零并不谬托知己。在李零看来，“土左”恨月亮，“土右”恨影子，”“洋左”、“洋右”，高高在上，总是扳起脸孔训人。
现在看来，这正是李零的可贵之处。不在党，不在教，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正反映了李零的平民意识。平民过日子，有谁在乎左派，还是右派？
李零给自己的定位是——读书人。有人说，这是不是定的有些低？其实，在李零看来，这是一生的追求，完全可以刻在墓碑上的。只不过，李零所说的读书人，好读野书，有问题意识，反潮流，喜欢抬杠，不凑热闹，难以归类。
李零身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百炼成钢，成就金刚不败之身。李零总能置身于文化界的各种热点之外，冷眼旁观，总能超脱左右派别之上，洞若观火。所以，对于各种各样的“发疟子”，具有极强的免疫力。此种功夫，在当代中国第五代学者、第四代学者里面，确实，独树一帜。
李零在《放虎归山》新版序言中指出：
“旧作，头两篇，我叫‘在启蒙的光环下’，主要是评述80年代以《河殇》为高潮的启蒙思潮，这和当今时尚正好相反，值得回味。我给他们泼凉水，值得纪念。
这里，最重要的文章，还是《传统为什么这样红》。这篇讲话，是给当下的孔子热、读经热、传统文化热降温。就像当年，我给怨天尤人骂祖宗泼凉水一样。
发烧是病，我对热，总是持怀疑态度。”
李零说过：历史就怕对比，其实他的妙处就在这里。三十年为一世。《服丧未尽的余哀》和《历史怪圈》写于1988年。《传统为什么这样红》是李零于2007年4月1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演讲。这里面的间隔，也有近二十年。放在一块，对照着读，不能不叹服，李零和高王凌两位先生，堪称文化疾风中的两棵劲草。
李零先生和高王凌先生，笔者合称“两〇”（“零”和“凌”）。近些年，一直在孜孜不倦地阅读两位先生的著述。两位先生，具有极强的穿透力。他们两位的东西，因为不迎合热点，相当冷清，但是，时过境迁，回过头来，这才发现两位实乃明心见性。
李零固执地以为，八十年代的逻辑起点，当从1978年算起。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那年召开的，那次会议，成为当代中国的逻辑起点。这以前的七十年代，是十年浩劫的一部分。大家不看好七十年代，理由是明摆着的：文化大革命，不就是浩劫吗？闭关锁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难道还要向文化大革命唱赞歌不成？
李零有句话，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古今之分，十分明显。
在很多人心中，“改革”和“文革”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改革”是对“文革”的“反动”。“文革”撞了南墙，这才有了改革。这样，改革就具有了一个逻辑前提，改革是撇清与文革的关系。八十年代的改革，就是与文革对着干，或者宣称与文革对着干。大家便底气十足，信心十足。其实，这正是八十年代的天真之处。
文革时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李零接着说：帝国主义吃饭不吃屎，无论如何反对帝国主义，我们也不能不吃饭只吃屎吧！
改革与文革之间的关系，也是很有意思的。七十年代，可不是什么都不是，不能说大家都白活了，甚或耻于谈论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其实，这一切，都酝酿于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人人皆为启蒙派。每当看到这句话，笔者都莞尔一笑。最近找到一位学弟，人大党史系八六级的袁跃，很是快慰。袁跃老弟，可是八十年代的校园明星，没赶上竞选人大代表，这没有办法。但是，一位本科生，在学校里面开讲座，现在是不是也觉得新鲜？当时有点破天荒，盛况空前。在回答一位学友的提问时，机智的袁跃，把问题传给了我，顺手一指：这位老兄是‘启蒙专家’，你的问题，可以让他解释。
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笑。我这样的愤青，都可以成为启蒙专家，可以窥见，八十年代，启蒙派何其多。正好印证李零的那句话。
按理说，八十年代，启蒙派多如过江之鲫，明白人应该多一些，其实，不然。
李零心中，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改革与文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现在，谁要说毛润之是“改革”的设计师，大家都觉得很唐突：总设计师不是邓大人吗？
早在上山下乡的岁月，七十年代，李零就已经投入孙子兵法的研究，具有兵家思维，看问题，讲究战略态势，有大局观。毛润之，怕美苏两大国联手对付中国，一手导演珍宝岛之战。这样，中美两国越走越近，中国这才开始“解围”。这都是很多人亲身经历。但，总有不少人，喜欢进行选择性遗忘，进行选择性记忆。
别看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并没有反省文革思维，甚或，延续这种文革思维，进行改革。
别急，左右两派，坐下来，一块聊一聊。
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三）革命
“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巍然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一百年来，所有为中国革命捐躯的烈士（从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李零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战争与革命的世纪。血流成河，泪流成河。自从李泽厚先生提出“告别革命”，知识界开始反思“革命”。“革命”倒了不少人的“胃口”，开始吃“后悔药”，这样，一来二去，反思“革命”，就变成了“反革命”。
有一种说法：既然清朝在进行预备立宪，何必出现辛亥革命？既然有北洋政府，何必还弄一个国民党政府？既然国民党政府开始搞宪政，何必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说法，在李零看来，“后悔药”已经吃到清朝，真是匪夷所思。
“现在诋毁革命，流行说法是，少数狂热分子煽动无知群众，仇富、反智，杀人放火，破坏文化，死人无数。这类说法，历代统治者差不多都这么讲，不用当什么理论看。革命会死人，就像战争会死人一样，值得大惊小怪吗？”（《大道理管小道理》，《鸟儿歌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1版，第139页）
“现在不同，大家革了100年的命，革命革伤了，革命革怕了，有人说，革命就是不民主，不自由，不合法，反人权，等于专制，这不是满拧？”（《环球同此凉热》，《鸟儿歌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1版，第224页）
李零本人非常害怕“革命”，但也非常能够理解“革命”。作为“兵家”的李零，对古今中外的各种“革命”，特别是对中国“革命”，抱有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这是李零的特立独行之处。有人，挪揄李零属于“革命”的保守主义。
笔者大学毕业之后，讲述《中国革命史》有年。依然，不能理解李零的态度。2014年，反复阅读《何枝可依》和《鸟儿歌唱》，梳理李零的心路历程和文化立场，经过一年的思索，似有所悟。
李零，原籍山西武乡北梁侯村，1948年6月12日出生于前往北平的行军途中——邢台。李零的尊人——李逸三老先生，属于革命老干部。那个时代的“少年先锋”，先加入国民党，再加入共产党，打了一辈子仗，1949年入城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老先生好打抱不平，不余遗力，为右派摘帽而奔走。
李逸三先生这种类型，属于“老派”革命家。李零有这样的家世，“革命家庭”，这为李零理解“革命”，自然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李零理性的地方，并不在于革命家庭出身，而是超越了这种出身。李零认为，革命的出现，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这好比古代的“民变”，既然我们能理解古代的“民变”，为什么就不能理解“革命”呢？革命是社会矛盾的释放过程。
李零的父亲，是位老革命，但，整天忙于革命工作，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讲述自己的革命传奇；李零小时候，属于“母党”。革命者的下场往往很惨。李零小时候，曾住在中国人民大学。尚钺、邹鲁风、葛佩琦三位老革命的经历，令人唏嘘。尚钺老先生是金日成的老师，两度被捕，备受酷刑，第一位妻子在鄂豫皖被杀害，第二任妻子，文革中自杀，老先生主张魏晋封建论，被郭沫若和范文澜两派所压制，一辈子没受到公正待遇；邹鲁风，一二九运动核心人物，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就在李零他们家前面那个楼服安眠药自杀；葛佩琦，共产党的卧底，1957年，成为大右派，晚年瞎着眼睛跑，跑了三年，总算是平反了。这都是李零亲眼所见的人物。
1966年冬，李零跑到大别山，立志办学。遇到一位解甲归田的老红军讲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李零平生，第一次听说，那么多的革命者都是死在革命的刀下。毛泽东所说的“五不怕”，就是讲，如何面对被自己人杀，被自己人整。
在李零眼中，“革命者是殉道者，下场往往很惨。你要投身革命，就要准备杀头，不光被敌人杀，而且可能被自己人杀。”首先理解了这些革命者，怕是才能理解中国革命。
“民主、自由、法制、人权，全是进口好词，没错。咱们引入这些好词干什么？全是为了宣传革命。它们是和革命二字，一起从国外进口。”（《环球同此凉热》，《鸟儿歌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1版，第224页）
革命是个社会矛盾的释放过程，释放出来的毒素，当然有专制。
“现在，众口铄金，大家都说，法国革命坏，俄国革命更坏；英国革命好，美国革命更好，历史的好坏是这么分。但没有法国革命，没有俄国革命，只有英国革命，只有美国革命，世界历史怎么讲？那就没有现在的欧洲，也没有现在的美国。自由、平等、博爱是哪个革命的口号？美国的自由女神是谁的礼物？”（《大道理管小道理》，《鸟儿歌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1版，第139页）
看到革命正在被遗忘，被遮蔽，李零重读奥威尔，意在为革命说几句话，几句公道话。
李零这些年，一直在走路，访求三山五岳，沿着秦皇汉武的足迹，沿着孔夫子的足迹，这些，都在为李零写作《我们的中国》提供素材。可是，谁能想得到，这样一位三古界（考古、古文字、古文献）的学人，不仅寻访博物馆、看文物，竟然追寻父辈的足迹，奔走于各地的革命纪念馆。对于李零来说，历史就在脚下。李零这种举动，一则证明李零具有打通古今中外的情怀，另一方面，证明李零对中国革命的温情和敬意。
“回首20世纪，前后两半，对比很强烈：上一半，世界只发生过两件大事，两次大战逼出两次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左翼风靡世界；下一半，是冷战改变世界，世界告别革命，右翼卷土重来。”（《读〈动物农场〉（三）》，《鸟儿歌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1版，第71页）
20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世纪。尽管李零生于1948年，属于“红旗下的蛋”，既没有赶上战争，也没赶上革命，但是，战争与革命对他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在李零看来，自己所经历的“冷战”，丝毫不亚于“热战”。
2000年，新世纪来临的时候，李零之所以有着莫名的悲哀，是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心，放在了二十世纪。李零属于二十世纪之子。
“有人说，革命不合法。我很奇怪，革命还有什么合法？”记得列宁曾经说过，我们已经诞生了苏维埃，难道还要到资产阶级那里报到？再者说了，人家资产阶级，怎么会给无产阶级“上户口”呢？无产阶级革命属于“黑户”，再正常不过。想当年，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法在封建阶级那里“报到”呀！李零弄不懂的是，连谭嗣同都懂得的道理，当代中国的知识精英，何以不明白？
李零引用阿伦特的话“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李零认为阿伦特这句话，深刻说明了革命与战争的不解之缘。李零在阿伦特的基础上，更上层楼，进一步指出：战争引发革命。对此，李零的老友——高王凌先生，不以为然，连发两篇博客，与李零切磋。
记得2013年12月21日，笔者前往北京，在辽宁饭店，拜见高王凌先生，席间，就李零的文化立场和政治倾向，向高先生请益。高王凌先生，这位李零的“铁哥们”也觉得诧异，李零居然说不是一伙的，那么，李零到底是哪伙的？含蓄的高先生，只是说，李零是搞“子学”出身。确实，李零的专长，是“孙子”，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很符合李零的逻辑。至于李零是否要出山，当“左派”的执牛耳者，这也说不好。
“中国历史，专制主义很发达，梦被西方打破，乃有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走向共和，是反专制；北伐战争，打倒军阀，统一南北，是反专制；抗战胜利，共产党用武力赶走国民党，是反专制；现在提倡民主化，也是反专制。一切都顺理成章。虽然，反和被反，经常具有对称性，我们的反专制，老是用一种专制反对另一种专制，仿佛交叉感染。这是由残酷的环境所决定。”（《读〈动物农场〉（三）》，《鸟儿歌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1版，第73页）
李零先生的这番话，很给力，确实醐醍灌顶，对醒酒有莫大的好处。民主党派，当时为什么跟着共产党走，不跟国民党走？那还用问？老辈民主人士心如明镜，他们和共产党，都是高举反专制的大旗。李零很通达，运用何种手段反专制，多数情形，属于以暴易暴。“反专制”成功之后，是否即刻转向“非专制”。历史给我们的答案，差不多是否定的。这让一些人很不爽。甚或怀疑，早知今日悔不当初。历史不卖后悔药，但，想吃后悔药的人，似乎不少。
李零熟读兵书，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胸中有万千沟壑。英国革命有克伦威尔，法国革命有罗伯斯庇尔，俄国革命有斯大林，中国革命有毛泽东。革命要推翻旧制度，李零眼中的“革命”，在古代属于“民变”，难以想象，这种“民变”，只有“乌合之众”，而没有“卡里斯马”，也就是说，要是没有个人魅力型的权威，仅仅有“乌合之众”是不够的；当然，哪一场“民变”或者“革命”，都需要广阔的社会动员，“乌合之众”是绝对不可少的，“乌合之众”换成现在的话说，就是“群众”。
李零很有些冷幽默。你不能说革命，只许“君子”参加，不许“小人”参加。“小人”参加进来，加重了革命中的血腥。在李零看来，革命是战争的解毒剂，革命和战争，都沾血带污。
如何看待革命后的专制？这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既然革命的大旗是“反专制”，那为什么革命之后，还会出现“专制”呢？笔者以为，到目前为止，李零的解释，最通达，能够说服我。
“专制主义，即使在革命成功后，也有很多变种，包括革命的专制主义。”李零认为，对于革命之后的“专制”，马克思和孙中山，可谓殊途同归。“革命也会造成专制，这有什么奇怪？”李零被视为革命的保守主义者，由来有自。
毋庸讳言，“西方”这匹资本主义的老马，在法治、自由、民主方面，有可圈可点之处。这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先发优势”，有着时间和空间的回旋余地。
但，中国学界，面对“西方”的法治、自由和民主，抬不起头来，丧失文化自信是一个方面；更可怕的是，刻舟求剑，削足适履。
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旧制度的大革命，照样可以出现专制。这些陈年旧账，对不起，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了。人家“西方”，记不得了，也就算了。问题是，我们抬头见喜，看到“西方”的民主和自由，过屠门而大嚼；低头跳灾，老看着眼前的中国的不民主。两相对照，大异其趣。老惦记着这个事情：怎么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竟然是此番景况！
阿伦特说，革命不是造反叛乱，以暴易暴，而是新秩序的重建。推翻旧制度后，千头万绪，一空依傍。这种历史的节点，让自由成为衡量革命的唯一标准，怕是有点难。这时候，亟需的是社会秩序的重建。如果不能建立稳健的社会秩序，最后，弄到法国大革命那样，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才是真革命。这又是何苦来哉！
“谁都无法否认，正是因为反专制，不能没有集权，特别是过渡时期。”李零这番话，证诸古今中外革命史，诚哉斯言！
“革命，求自由而得专制，是很多人害怕革命、远离革命的原因。但真正的革命和战争类似。没有高度集权（哪怕是由议会授权），就没有战争。没有高度集权，也没有革命。”（《读〈动物农场〉（三）》，《鸟儿歌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1版，第76页）
李零自问自答：“权力集中就一定不好吗？答案似乎很肯定。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体制，福利国家的计划体制，社会主义国家的镇压敌对势力，不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大部分都与战争和革命有关。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把所有的集权都搅成一锅粥，统称为极权主义，特别是等同于法西斯主义。”（《读〈动物农场〉（三）》，《鸟儿歌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1版，第76页）
李零把心留在了二十世纪，对冷战时期的中国境遇，有着格外的体恤，让人不大好理解。李零其实在说，冷战的环境下，中国很长时期，不能解围，中国既有战时体制（毛泽东晚年感慨，第三次世界大战何时打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也有社会主义的计划体制，革命过后镇压反革命，中国属于亚非拉不发达国家的一员，又有着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各种权重，加剧着中国的“独裁”和“专制”。
中国可谓在劫难逃，凭借自身很难改变被包围的困境。“我们要知道，即使冷战也是战。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思想渗透，弱势被强势包围，没有安全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一句话，大道理管着小道理。”中国政府的强势和集权，和美国的围困，可以说互为表里。影子来源于光。
李零说过一句话，怕是没有人当真：有朝一日，美国要是被围困，景况一点不比朝鲜好。
作为读书人的李零，有表达自己文化立场和政治思考的权利，只是尝试着理解革命之后的这种现象，李零并没有说，要站在哪个队伍里面。这就已经让不少人，大呼“大逆不道”了。至于李零曾说“革命的专制主义也要反”，很轻易就让大家忽略了。
2014年10月18日，笔者在承锡讲坛，开坛第一讲，给朋友们分享了阅读李零的体会。过后，到一位诗人家里小坐。诗人顺便问起，我在读什么书，我回答李零的《鸟儿歌唱》，诗人十分不解，喃喃自语：主张专制，这样的书，何必要看呢？李零给人这样的印象，又有什么办法。
李零，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
（四）格局
毛泽东指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邓小平也曾指出：东西方的问题是和平的问题。两位胸中有大格局。
世界是个大格局。
不错，李零是位“文人”，但，不要忘记，李零看家本领，就是兵学，能和军事科学院的说到一块。李零，可以说，处处与一般的“学者”不同，李零在七十年代，上山下乡的时候，就痴迷孙子兵法。
“西方”和“东方”，相克相生，相辅相成。不错，“西方”是相对于“东方”，“东方”是相对于“西方”。笔者给学友讲《西方文明简史》，首当其冲，就是何谓“西方”？何谓“东方”？
“西方”和“东方”，原本的地理方位，很久以来，已经具有了“价值判断”。贫穷和落后地区，差不多都属于“东方”。比如，经常挂在嘴边的“亚非拉”，就是如此。这里的亚洲，可不包括以色列和日本。非洲，一直处于“西方”的位置，但是，好像给“西方”人丢脸了，被开除出“西方”。“拉丁美洲”和“北美”，都处于“西方”，但是，整个美洲，只有加拿大和美国“出息像样”。中南美洲，给人家北美——加拿大和美国，垫背了。所以，合并同类项——“亚非拉”这一概念，应运而生。地理方位居然都嫌贫爱富！
现在的“西方”，把“非洲”和“拉丁美洲”，两个“大包袱”扔给“东方”，倒也整齐，典型的嫌贫爱富。“西方”已经成为先进国家的代称。落后、贫穷的亚非拉，一定要见贤思齐，比学赶帮超，为争取早日成为“西方”国家而努力奋斗。
但是，问题又来了：“西方”哪能容纳这么多国家？个别国家，天时地利人和，恰巧成为“西方”国家，也不是不可能，日本不就已经成为“西方”国家了嘛！但，中国，伊朗，这样体量的国家，“东方”阵营的带头大哥，改旗易帜，甚或缴枪，“西方”认可他们吗？
兵家李零，就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到了“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博弈，必然是漫长的。
“西方”和“东方”的对立，“欧洲”和“亚洲”的对立，对欧洲历史学家来说，是一种古典对立，太天经地义，太理所当然。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偏见，既含种族、宗教的偏见，也含历史、文化的偏见。你不懂这种偏见，就读不懂西洋史。（《读〈西洋世界军事史〉》（上），《何枝可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1月1版，第263-264页）
李零认为，“西方”和“东方”这一组对立的概念，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古典时代，“西方”指的是希腊、罗马，“东方”是波斯和中近东（西亚北非）；“西方”并不等同于今天的欧洲，“东方”也不等同于今天的亚洲。中世纪，蛮族入侵，把罗马以北的地区加进来，“西方”才等于今天的欧洲。
近现代，“西方”的概念进一步扩大，加进了美国，加进了英联邦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东方”也加进了南亚、东南亚、东亚和北亚。
现在的世界，依然使用“两分法”，倒也简洁明了，整齐划一，就像幼儿园似的：排排队，分果果。
整个世界，发达国家，都属于“西方”，落后的国家，都属于“东方”。也就是说，地主、富农，资本家，都在“西方”，贫下中农，都在“东方”。记得老辈冯友兰也说过类似的话，中国的上海，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东方之珠”，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但是，人家美国不这么看，人家觉得世界上的城市，非纽约、巴黎、伦敦莫属，上海这个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人家眼中，依然属于乡下。
“西方”，不仅代表着富有，而且是“自由世界”、“民主国家”的化身。“东方”，那还用说，不是明摆着嘛：不仅贫穷，而且，“不自由”，“不民主”。绝大多数国家，还笼罩在“东方”的阴影之下。
亚细亚，太阳升起的地方。
“东方”盛产文明古国，腓尼基、亚述、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这一点，“西方”承认。在他们看来，“西方”才是正常的儿童，“东方”，只是长不大的小孩儿。
大航海，地理大发现，海外殖民，风正一帆悬。“西方”自1500年，在和“东方”的博弈中，风头日盛，神圣化“西方”的同时，不断妖魔化“东方”，甚至，变本加厉，把触角伸向了漫漫文明史。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东方专制主义。也就是说，东方国家的专制，可以说是，几千年一贯制。东方，不仅，现在是专制的，很久很久以前，就是如此。
从古典时期开始，“西方”就开始与“东方”打交道。像希腊，小国寡民，遇到大块头——波斯。不来一点“夜郎自大”，怕是没有面子。希腊体量很小，波斯体量很大。这是事实。问题是，“西方”国家，也想体量大呀，要不然亚历山大攻打波斯干嘛呀！亚历山大说波斯“专制”，亚历山大攻下波斯，比起波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怎么解释呀！
偏偏编排——“东方专制主义”。这么一说，所谓的文明古国，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文明古国，胎里带，都有“专制”的老毛病。
希腊，这可是欧洲人的精神家园，欧洲文明的源起，不是“两希文明”吗，希腊和希伯来。欧洲人眼中，希腊就是一朵花，怎么夸都夸不够。希腊到底怎么好？据说城邦制度，开出过一朵民主之花。“东方”也被说成“专制”之花的发祥地。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希腊”就是好来就是好，“波斯”就是坏来就是坏。希腊，以后陆续换成“欧洲”和“西方”，波斯，以后陆续换成“亚洲”和“东方”。这不高下立判吗！
要是事情如此简洁明了，也倒好了。遗憾的是，哪里有如此黑白分明的历史？所谓“民主”，所谓“专制”，都是“欧洲”和“西方”对亚洲和“东方”的污蔑和不实之词。但，积非成是，众口铄金，东方几千年厚重的文明史，就留下两个字：专制，这合乎道理吗？
李零要为“东方专制主义”辩诬，否则，“东方”不仅在“西方”面前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而且，更可怕的是，“东方”丰富厚重的文明史，有被“格式化”的危险。因为，“东方”既然是“专制”的大本营，那么，试想一下，东方人看待东方的历史，还能够具有同情的了解与温情的敬意吗？
东方人丧失了历史的自信力，看待东方的历史，到处充满着偏见。回眸百年，不能不感叹，还是陈寅恪、梁漱溟、钱穆这样的老辈学人，慧眼如炬，具有免疫能力，能够平正看待“东方”和中国历史。
到了第四代学人，历史发生了倾侧。顾准、陈乐民两位先生，都是笔者素所崇敬的学人，他们对于古希腊，深具同情，但是，他们理性的天平，已经往希腊倾斜。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和陈乐民的《欧洲文明十五讲》，曾经温暖着我，给我以启迪。两本书渗透着深厚的“欧洲中心主义”，笔者亦曾深陷其中，很长时间，不能自拔。这是需要反思的。
从事世界史研究的，第四代和第五代，整整两代学人，整体上“沦陷”，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泥潭。这里面，大体上有两种情形：要么口头上反对欧洲中心主义，要么口头上，都不反对，甚至赞同欧洲中心主义。陈乐民先生有一本书——《欧洲文明扩张史》，实际上，就是，对欧美文明的扩张，持赞同的态度。
李零提到了顾准，可见，《希腊城邦制度》影响之深远。但，像李零这样，能从欧洲中心主义跳出来，除了高王凌、刘北成，可说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这里只陈述事实，而且是最简单的事实：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科学领域，还有文史哲人文学领域，在教学和研究中，有谁不是言必称希腊？
按照李零先生的理解，“西方”五百年来的大历史，先伸张君权，以反对教权，接续是抑制君权，伸张民权。“西方”为了走出中世纪，爹爹不亲爷爷亲，提起希腊、罗马，心里别提有多美。
其实，“西方”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和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风马牛不相及。现代政治，属于代议制，是“西方”摸着石头过河，误打误撞，成就的一种政治范型，和希腊，八竿子打不着。这一点，“西方”门清得很。只不过，几千年相沿成习的“自大”，“西方”一时半会儿，还真不好改。
亚里士多德，这么伟大的智者，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何以不待见民主？在古希腊，“民主”这种带有暴民气息的制度，为亚里士多德这种贵族所不喜，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亚里士多德的“师爷”——苏格拉底，不就死于“民主”制度吗？
问题是，亚里士多德，已经超脱了一己之私，运用理性和智慧，思考制度安排。欧洲政体，古典时代分为三类六种：君主制和僭主制是一人统治，贵族制和寡头制是少数统治，共和制和民主制是多数统治。“亚里士多德说，这三组词，都是前边好，后边坏：君主制最好，贵族制其次、共和制又其次；民主制是暴民政治，寡头制和僭主制是暴君政治，都不好。”（《读〈动物农场〉》（三），《鸟儿歌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1版，第58页）
现代政体，流行的是民主制，这里面，存在很大的混沌。依照李零的话，民主一锅粥，专制一锅粥。为什么一锅粥呢？还不是“西方”给弄乱了。“西方”神圣化自己的历史，吹牛不打草稿，倒也没有多少了不起。问题是，“西方”非要给“东方”扣个大帽子——专制。
李零一句话，就把“西方”解构了，“西方”从古希腊就民主，一直民主，干嘛非要闹民主革命呀！
五百年来，“西方”世界充满着战争与革命，同时，也把战争与革命带向“东方”，在李零眼中，五百年来，这个世界是“战国”的时代。“西方”并不是先有了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的理念，而是为了掠夺与侵略，在全球扩张。很明显，1493年，伴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掠夺，“教皇子午线”的确立，“西方”和“东方”的概念，正式创生。全球化，看看是谁的全球化。
2000年冬天，李零身处东京，这里到处庆祝“千禧年”。李零回到北京，有一堆电话，约写新世纪来临的感言，在中国的知识界，大概，只有李零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这种悲哀是双重的：李零眼中，这个世界，依然是“八国联军”宰制的世界，格局没有变化；中国的知识界，浸淫在欧风美雨中，不知自拔，举目四顾，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何等的悲凉！
2001年，“九一一”事件爆发，这一事件，在李零看来，轰然倒塌的何止是大楼，而是一个帝国。在李零心中，“九一一”不仅是一个悲怆的时刻，而且，还是，一个帝国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九一一”之后，李零参加了天则所的讨论会。这一会议，给李零刺激之大，不亚于“九一一”本身。一贯逆着风潮的李零，受不了这种集体举手表态，“你要我表态，我就是反对。”
李零对中国知识精英，很是不屑：他们走上一条与美国工农兵（红脖子）相结合的道路，所思所想和美国的愚夫愚妇差不了多少，甚至，连美国的右翼都不好意思说出来的话，中国的知识精英，都大言不惭。
写于2004年的《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和写于2011年的《环球同此凉热》，都是李零义正辞严的回应。
“九一一”之后，这世界，突然出现“恐怖主义”，在李零看来，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即使最狭隘的恐怖主义，根源也在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一手遮天。我们低估什么也不能低估了美国的作用。大道理总是管着小道理。”
（《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何枝可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1月1版，第218页）
这个世界，依然被“八国联军”所宰制。这是一个严峻的事实。西方宰制东方，美国宰制世界。美国，承袭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的衣钵，是这个世界的龙头老大。这就是李零眼中的世界。至于全球化、普世价值，这些在不少知识精英眼中“香喷喷”的东西，在李零眼中，简直是“臭大粪”。
百年中国，血流成河，泪流成河。
位于“东方”的中国，踏踏实实学习“西方”，甚至不惜与传统决裂，到头来，中国是什么？历史，两个字：专制；现实，两个字，专制。好不容易，经过六十多年的奋斗，终于富了阔了。但在欧美看来，依然是门外汉。也就是说，中国怎么也学不到家。
中国所面对的，是一个世界体系。
“战后，美国是世界体系和全球化的龙头老大，既是军备竞赛的领跑人，也是赌博经济的大庄家，比武器装备，比经济实力，两手都很硬。他们对自己的国民别提多好。国内，经济繁荣，生活水平高，秩序井然，法律保障好。这些，谁都不否认。但制度有制度的成本，制度有制度的代价，强国离不开垫背的，这条不能忘。”（《读西洋世界军事史》（下），《何枝可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1月1版，第280页）
“美国的工，全世界打；全世界的钱，美国花；能源，全世界供；污染，全世界担。这样的大国瘾，谁都想过。但穷富相依，祸福相随，全世界的贫弱和战乱就是这个代价。我们别忘了，全世界的乱子也归美国管。”（《读西洋世界军事史》（下），《何枝可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1月1版，第280页）
李零先生深有感慨地说：这样的大国不好当。
李零心中，依然没有忘怀帝国主义发达史。“西方”国家，五百年来的崛起，是通过抢劫和掠夺。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大国的崛起，不通过抢劫，而走另外一条路。
李零眼尖，2006年《大国崛起》电视政论片里面的那种心情，和1988年的《河殇》，如出一辙。将近二十年过去了，中国依然还梦想着大国崛起。
世界处于一个岔路口，中国也处于一个岔路口。
中国心里想的究竟是什么呢？
是与美国顶岗换班，还是改弦更张，走上另外一条路？
这是作为兵家的李零先生，内心深处的忧虑。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015年1月2日，书菜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