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东北亚文化地志的角度，探讨了中俄东部边疆地带文化交流的理论基础、历史脉胳及现实意义诸问题。指出，中俄东部边疆地带的文化交流从理论上讲理应大有可为，然而既往的历史则表明双方在此地带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新的时代要求中俄双方就其东部边疆地带的文化交流作积极主动的努力。文化交流既是政治经济交流的前提，也是其最终追求的结果。中俄东部边疆地带的文化交流对东北亚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冷战结束后的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由两极走向了多极。以世界政治形势而论，由对抗趋缓和、求和平而发展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主旋律，各国之间双边与多边关系都在力求完善，就世界经济形势而言，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正构成国际经贸的一大趋势，各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市场竞争更趋激烈。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东北亚这个自近代以来一直为世界瞩目的热点地区，正以前所未有之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着广泛的交流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与此同时，学者们对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该地区经济区域化问题的探讨也日渐深入。相对而言，除散见于各处的零星论述外，就东北亚地区文化交流特别是中俄文化交流作系统考察的文章著述尚不多见。事实上，文化交流是政治经济交流的前提和基础，而从更广义的层面讲，政治经济上的一切交流实则就是一种文化的交流。据此，本文拟从东北亚地区文化地志这一视角，就中俄东部边疆地带文化交流的理论基础、历史脉络及现实意义等问题作一粗步探讨。其中浅陋谬误之处，尚祈批评指正。
一
“东北亚”这个概念，最初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政治区域出现的。就地域范围而言，它包括朝鲜半岛、中国东北、东西伯利亚、阿留申群岛、堪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即整个环北太平洋地区。这一区域，在经济上有着巨大的价值；在战略上则是前往中国腹里内陆或日本本土、欧俄乃至美洲的通衢或跳板，具有极重要的地位。[①]正因如此，自17世纪中叶东北亚地区被纳入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以来，它对中国、朝鲜、日本、俄国、美国、英国等国的社会发展和国际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用国际关系理论阐释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性只是一种视角。依笔者所见，东北亚地区所以价值巨大，关键在于该地区独特的文化地志。
“地志”一词一般用于诸如“军事地志”、“兵要地志”等军事术语中，用以概括某一区域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总体状貌及其具体历史发展情况和空间分布情况，以备制定军事战略所用。日本学者杉田一次的《从兵要地志看中苏战争》一书即是这方面的研究佳作。该书系统考察了中苏边境地带军事、经济、民族、地形、交通、水文、气象等现实和历史的情况；具体介绍了双方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及教育训练等情况；还分析了各自的强点和弱点以及交战后所可能采取的形式等。[②]由此可见“地志”一词涵盖面广、包容性强，兼有简洁性和科学性的特点。本文将“地志”一词引入文化学领域，复合而成“文化地志”概念，用来表示将某一地区自然的和人文的现象作文化上的诠释和总体把握，以更清晰地揭示该地区各种文化形态的生存土壤、分布状况、各自特点、运势走向及其交互关系，从而对该地区作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考察。
那么，东北亚地区究竟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地志呢？我们可以将之简要概括为：自然资原极为丰富、民族构成十分复杂、社会制度形态各异、经济发展很不均衡等几个方面，而从总体观之，这几个方面都融铸于在东北亚地区共存且特色鲜明的世界之大文化形态中：
其一、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涵盖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其总体特征是：以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以封建大一统政权和宗法等级制度为支柱的社会结构，以勤劳勇敢、俭朴淳厚、崇尚礼仪为主要特征的民族精神；以重视传统、追求和平安定、人寿年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为主要内容的价值取向。
其二、以斯拉夫东正教为核心的俄罗斯文化。其基本要素是“源于拜占廷的精神和艺术以及源于蒙古征服者的结构和制度。”[③]它和西方基督教文明同宗又带有浓厚的东方斯拉夫文化的遗产，热衷集权、崇尚武力、坚韧不拔。
其三、揉“东洋道德西洋艺”于一炉的日本文化。有学者认为日本文化呈现出一种矛盾并存、兼容并蓄的“杂交优势”，从而形成杂交并存的多元文化复合结构。[④]著名学者周一良先生将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注重朴素、简单、纤细；家族观念强；“包容性”；重实际而不注抽象思维；注模仿并在模仿中有所创造。[⑤]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历经衍生、定型、发展等阶段。以上所述三种文化形态的基本特质都是其定型阶段表现最为突出的，具有文化内核的性质，以后虽经发展而增添了现代意蕴，然其内核依旧，所谓万变不离其宗。这样三种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在东北亚地区冲突、碰撞、交流、融汇，使东北亚呈现出既复杂又独特的文化地志。其中从经济现代化的角度讲，日本文化独领风骚，树立了成功的典范；而中国文化和俄罗斯文化则都尚未找到通往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日本文化的成功得力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环境和国际环境，中俄两种文化的新生无法走日本文化模式的老路。
文化形态的整合是文化新生的必由之路。文化学原理告诉我们，不同的文化形态中具有许多普同性的成份，这种普同性既体现在不同类型的文化都具有相同的结构，也表现在它们都具有选择、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功能。正是基于这种相同或相似的功能，各种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才有可能，某一种文化所发明创造的一些文化特质才有可能传播到其他文化中去，从而成为各种文化的普同性的新成分。[⑥]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史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但是，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产生的效果看，其对日本产生的积极影响远远超过对中国；一个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泱泱大国对于一个资源贫乏的弹丸小国，其文化交流自然只能奉献的多索取的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正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按理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会对中国大有裨益，然其岛国经济结构决定它只能把中国作为巨大的经济渗透市场；而其在二战期间留给中国及整个亚洲人民的群体记忆也影响着双方全面的文化交流。尽管如此，中日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
反观中俄间的文化交流，则相形逊色得多。其实，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意义上，中俄文化交流理应大有可为；而其东部边疆地带之文化交流则不仅有地缘上的优势、历史上的基础，更有内外因素的相互促动，因之更具其特殊的现实意义。
二
从理论上看，尽管中俄两种文化形态是不同质的，但在这两种文化形态背后，却不乏相同或相似之处。
首先，就文化的生存土壤——地理环境而言，中俄文化均生长于陆地。丹纳说过：“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共同的生长环境缔造出某些相似的民族性格，诸如坚韧、保守等；同时也使得双方在迈向近代化的道路中显得比那些濒海国家步履艰难得多。当然，不同的文化渊源也造成这两种陆地文化差异巨大，如中国文化憨厚平和，俄罗斯文化则颇具扩张本性。
其次，两种文化都长期与封建（农奴）极权政体相伴随；
第三、两种文化都经历了社会主义阶段，都深深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印迹；
第四、两种文化都曾在西化道路中历经坎坷。中华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冲突、融合道路已为人熟知，俄罗斯文化亦复如是。近代俄罗斯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就是在西方文化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过程中实现的。可以说几百年来—从彼得一世的争取西化到叶利钦的西化冲动，俄罗斯近现代历程中的艰难曲折一直是伴随着西化运动的坎坎坷坷，这一切既为俄罗斯民族的成长注入了生机，也使它形成了更为独特的民族个性，并在这个民族的发展史中凝结了深刻的悲剧。同中国一样，俄国从它面对外部世界的那一天就有一种极强的民族使命感，并因此在民族求存图强的道路上形成了一种坚韧不拔的民族性。
如果说，中俄两种异质文化从整体而言具备这些普同性因素，那么其在东部边疆地带则相通之处更加明显。文化传播学理论认为，两种文化形态的中心区往往具有强烈的文化差异，而其边界处则往往是模糊的、重叠的、中俄东部边疆地带正是如此。就中国东北地区而言，它虽属中华文化圈的一分子，但同时带有鲜明的关东文化特色。按照中华文化区的划分，它属胡文化区；而依据经济文化类型说它则属渔猎、采集、狩猎三位一体的北方新型文化复合体。因此关东文化是中华文化的边缘文化类型。一些学者对关东文化的概念、内涵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有益的探讨，[⑦]笔者不同意有人将其历史地位拔高到“除中原以外，其它任何地区都不能超越她”的程度，但毫无疑问，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独具有北方边缘地区文化特质也十分明显。这既体现在农业、游牧、渔猎以及农牧相结合的多种经济形态并存，也体现在农业文化、草原文化及渔猎文化等诸种文化形态混杂。地理上的阻隔造成的关东地区的塞垣文化意识，给关东文化精神打上了封闭性、保守性与趋附性的印迹；连绵不断的战争和人口迁徙所赋予关东地区的多元文化意识，则同时给关东文化以强悍、旷达和包容的精神特质；而平川沃野与寒天冻土的地理环境也赋予关东文化质朴、厚重、务实、求真等相应的文化品格。总之，与中原文化相比，以“礼”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在关东文化中淡薄得多，而萨满教的广泛信仰也表明关东文化对宗教的疏离态度较之中原文化更甚。
与之相应，俄国的东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同样也是斯拉夫东正教文明的边缘地带。本来，俄国便“不是我们西方文明的成员”，[⑧]其远东地区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就更小了。相反，在明清之际，汉文化圈曾幅射至此。只是到了1860年代，西方工业文明的逐渐渗入才使得这里形成东西两种文化形态对峙的局面，这种状况使得该地区的文化特征较多地保持住了其游牧民族的本色。这一点与中国关东文化十分接近。另外，在地理环境、民族构成及信仰萨满教[⑨]等方面，二者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特征。而“文化特征的某一方面比较接近的民族间的融合或地域性融合显然相对要容易得多。”[⑩]
边陲地带、过渡地带往往是文化相互激荡，从而创造的地方。中俄东部边疆地带是人口、民族、资源、经济乃至社会结构出现剧变的地区，边界以内的同质性与边界以外的异质性在边界上造成强大的“地理梯度和地理势能”[(11)]二者可以转化为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巨大效益。因此从理论上讲，中俄东部边疆地带之文化交流大有可为。“一个大文化的边缘地区，往往是容易造成对本文化最大的影响的地区。”[(12)]东部边疆地带的文化交流无疑将会对中俄双方全面的交流带来深刻的影响。
三
然而，从既往历史来看，中俄东部边疆地带文化交流却远远未能达到其应有的水平。
古代斯拉夫民族与中国相距遥远，难以接触；即使有所接触，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与局限性，谈不上文化交流。只是到了17世纪，俄国由西伯利亚进入黑龙江流域与中国为邻，作为两个民族接触前沿的中俄边疆地带，其文化交流始频繁发生。总体观之，中国在这一双边文化交流中始终处于被动状态，而俄国与中国的所谓“文化交流”主要采取传教、迁移和武力征服等形式，这些形式往往又搀合在一起。
在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签订以前，中俄双方东部边疆地带的文化交流基本处于和平发展时期。尤其在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署以后，双方边贸逐步发展。在黑龙江地区，俄国不断派商队前来齐齐哈尔从事贸易活动，推动了以双方邻近居民间互通有无为特征的“互市”贸易的繁荣。[(13)]经贸上的“互市”引起文化上的交流。这期间，沙俄曾派遣60余名大学生、医生、艺术家、科学家和将近100名神职人员来中国学习和传教。中国的四大发明、丝绸、瓷器以及万里长城、宫廷和园林等建筑艺术等对俄罗斯民族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到十月革命爆发，中俄东部边疆地带的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俄罗斯对中国东北的征服这一形式进行的，带有强制性和不平等的性质。满清政府对东北地区长期的封禁虚边政策造成该地区的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给正在努力寻求近代化的俄国资本主义势力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拓殖领土、掠夺资源、加速原始积累的良机。于是，以《瑷珲条约》（1858）、《北京条约》（1860年）、《中俄密约》（1896年）、日俄战争、中东铁路等为标志的强制性的“文化交流”在中国东北地区全面展开。其政治结果是东北逐渐沦为半殖民地，文化上则形成了带有浓厚半殖民地色彩的文化渗透。从中俄东部边疆地带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这一时期客观上出现了一些对双方影响深远的文化结果：
首先，中国东北地区大量土地的丧失在文化上造成了中国关东文化被部分 地汲纳进俄罗斯远东地区文化，形成一种非自然的结合。
其次，为了配合俄国对中国东北的武力征服，一批以传教士、探险队为先导的文化团体纷纷进入东北腹地，进行调查研究，客观上促进了俄国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了解，加强了俄国国内“中国学”的研究。[(14)]反过来，中国东北地区文化也受到俄罗斯文化的浸染，特别是在中东铁路修筑过程中和其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一、宗教渗透。据统计，从1898年在哈尔滨修筑圣尼古拉教堂开始，到1923年，沿中东铁路一线，已有38座东正教教堂。[(15)]在广建教堂的同时，俄国人还广播教义。广收教徒，东北地区在1898年尚只有几百名教徒，而迄至1922年哈尔滨教区建立时，骤增至30万人。[(16)]直到今天，中国东北境内仍有不少东正教堂遗迹和不少教徒。其二、经济关系的变化。在决定修中东铁路之时，俄财政大臣维特即宣称，该铁路将“开创各民族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常常引起各国之间既定经济关系的根本变革。”[(17)]以哈尔滨城市发展为例。哈尔滨原是松花江畔的一个小渔村，在修筑中东铁路的过程中，俄国人1898年开始在这里建立码头，设立木材加工厂，使之成为中心车站。到清末，居民已达6万余人。此时，哈尔滨城市带有浓厚的俄罗斯文化色彩：俄式建筑到处可见，俄国商店在1910年则占整个哈尔滨商店总数的90%，达143家之众。[(18)]而1902年设立的华俄道胜银行，几乎完全控制了哈尔滨乃至东北地区的金融活动。凡此种种，使东北边疆地区经济体系被强制性地纳入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轨迹。[(19)]其三、思想文化的变迁。军事的征服必然导致文化的碰撞，碰撞的积极后果是东北地区新式文化应运而生。新式教育的创立、新式学堂的发展、边疆文学的产生、文化设施的建立、新闻报业的出现等都是其具体体现。[(20)]
这一时期，俄国为了开发远东及开掘金矿，在中国东北招募华工。据各方面的资料显示，1906年至1910年入俄境的中国人约55万，[(21)]这些华工对中俄文化交流也起到了直接作用。
总体观之，这一时期中俄东部边疆地带的文化交流虽产生了一定的客观效果，但它们是建立在中俄两个民族不平等的基础上，故这时的文化交流并非常态的文化交流，其所达成的文化中某些领域的交互作用是有限的，更不用说广义上的文化整合了。
十月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中俄（苏）文化交流的性质虽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文化交流的内容多偏于政治思想的传播和军事力量的合作；当然，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对中国文学界的影响也是十分重大的。不过就总体看来，文化交流仍是相当有限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共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社会制度使中苏间的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据统计，1950—1965年，苏联出版有关中国的书籍达1，014种，其交流的盛况可见一斑。但我们今天用历史的眼光反思这一时期的双边交流，尽管其成就颇大，却带有中国向对方一边倒的性质。这种也属非正常状态的文化交流，自然与当时中苏两国的具体国情、政治思想以及整个国际大环境紧密相连，因此一旦双方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文化交流便也戛然而止，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作为前沿阵地的中俄东部边疆地带文化交流还是中俄（苏）整体文化交流（双方东部边疆地带自然是交流门户），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非常态的；而中俄（苏）双方也极少从东北亚地区文化地志的角度去探寻其东部边疆地带文化交流的重大意义，这一切都归因于具体的历史原因。昨日不再，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进行正常的文化交流，是中俄双方在新时期理应达成的共识。
四
冷战结束以后，东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贸易更加紧密。东北亚地区各国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为了整个地区和每个国家的发展与繁荣，不分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平等、互利、保证彼此需要、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和文明竞争的原则上进行合作，十分必要。
俄罗斯同前苏联相比，已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一个亚太国家，而且由于苏联解体后远东海港具有日益增长的作用，东北亚地区对俄罗斯显得更加重要。但由于种种原因，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中暂时还没有发挥主要作用。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远东本身的生产技术基础和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和不配套，在短期内如果没有俄罗斯的积极扩大对外合作，恐怕不会改变这种不利局面。这便要求俄罗斯使其经济加速适应东北亚一体化进程。
反观中国，目前也正进入改革的关键时刻。随着南部沿海特区的开放、上海浦东的开发、以三峡工程为契机的中部地区的崛起，东北地区这块自然资源丰富的“风水宝地”也越来越为社会各界和政府部门所重视。
中俄双方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东北亚将带给各自的重大利益，而以意识形态划分国际格局的僵硬状态的结束，使中俄有可能在正常状态下进行广泛的交流——这种正常状态意味着，中俄双边交流不再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也不再是过去尝试过的在对抗和力量平衡的基础上来保障安全，而是在两国国格平等、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去谋求安全与合作。显然，这样的安全可以有一个比较可靠的基础，这样的合作可以达到真正的广度和深度。
正因如此，中俄东部中边疆地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全面展开，势头良好。这里之所以强调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原因在于文化交流是一切交流之根本，更是政治经济交流的终极目的，诚如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史专家入江昭所说：“国际关系的本质乃是文化关系。”从现实发展来看，以下几方面因素促使中俄东部边疆地带文化交流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
其一、中俄双方边贸进一步稳定发展的需要。自苏联解体以来，中俄东部边疆地带之边贸发展十分迅速。俄远东近800万人口与中国东北1亿多人口本身就构成一个很大的市场；而从满洲里—黑河—绥芬河—珲春的4000公里中俄边疆线，是历史悠久的边贸市场，30多座中方城市可辟为开放口岸；两国经济条件与发展的差异也使双方互补互换的贸易有长久的生命力，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列·季塔连科乐观地称中俄双方是“独一无二的贸易伙伴”，[(22)]江泽民对俄罗斯的成功访问更会推动中俄边贸的发展。但是，近几年双方边贸的实践也表明，其功利性和不稳定性十分明显，忽冷忽热现象十分突出。如，前几年黑龙江边贸十分红火，但从1993年底到1994年的骤然变得十分冷清，1994年上半年黑龙江边贸实际进出口额比上年同期下降了41%。[(23)]原因很多，但从深层次考虑，缺乏必要的文化交流乃根本原因。如前所述，中俄过去的所谓文化交流多是非常态的，不是固定的、循序渐进地通过交流加深两种文化的相互深入了解。而放眼全球，凡是在文化上缺乏深入广泛交流的国家，其双边经贸活动必定大受影响，反之则相得益彰。中美贸易磨擦和大中华贸易圈的合作是一正一反两个典型的例证。因此，中俄既往那种“雾里看花”式的文化认同如不代之以全面正常的文化交流，则双方边贸只能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而不可能持续稳定的发展。由此观之，中俄东部边疆地带之文化交流意义重大。
其二、中俄双方边界安全之保证。自近代以来，中俄双边的交往或多或少带有边界冲突的特征，在其东部边疆地带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既是双方政治友好的隐形障碍，也是制约经贸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对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也影响深远。边界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一种文明的冲突。这既表现在野蛮民族对文明民族的侵扰，也表现在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征服。总之，经济文化落后乃是边界冲突或不安全的根源。中国的东北地区尤其是边境地区经济相对落后，而俄罗斯远东地区长期的闭关自守也严重地制约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原材料为其发展方向的做法使得该地区成为俄罗斯和日本、朝鲜等邻国的“集体殖民地”[(24)]，增强了该地区分离主义倾向，中俄东部边疆地带之相对的经济落后构成双方边界安全的潜在威胁。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现象。随着双方对该地区战略布署的调整以及经济政策的改变，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势不可挡。在这样一个有利的背景下，双边加紧文化交流无疑会给经济的发展增添润滑剂，促进该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其三、国际环境的压力。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未来国际关系的冲突之源将是各个不同文明间的冲突。这虽有些危言耸听，却也不乏真实的颗粒暗含其中，它表明，在全球逐渐一体化的今天，任何国家不可能以一己之民族利益来求得生存空间，而只能加强同各国的合作与交流。邻近国间的交流显然更为重要。亨氏将世界文明分为八种，俄、中各居其一，在他看来，俄罗斯更多地属于西方文明的分子，是西方文明“争取”的对象。[(25)]透过其貌似公允的笔触，不难看出，亨廷顿乃至整个西方政论界意欲重归冷战之老路，以东西两种文明之对垒取代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之分野。美国对中国一再制造各种障碍，日本一再就侵华战争开脱罪名，日、美、西欧对俄罗斯的时冷时热等等，无一不深刻地反映出这一点。就东北亚地区的文化地志而言，大洋彼岸的美国、近在咫尺的日本、居于身后的西欧都时刻注视着中俄这两个大国在该地区的一举一动。在这种情况下，中俄双方显然应该冷静地看待现实世界，如前所述，中俄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有着相似的历史命运，而其东部边疆地带从理论上看属文化“亲缘”关系，历史上的接触又客观上奠定了双边交流的基础，因此中俄东部边疆地带之文化交流或文化交汇而非文明冲突才是合乎逻辑的发展轨迹。汤因比早就指出，俄国人如果想及时地西方化而又想把它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他们就必须有创造性”[(26)]，中俄双方东部边疆地带的文化交流与整合不失为其创造性的一种源泉；而中国东北地区的进一步发展无疑也必须以与俄东部边疆地带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基础。
总之，中俄实现其在东部边疆地带的文化交流，既有双方丰富的自然资源作基础，又有经济结构的互相补充作后盾；既有历史上交流奠定的基础，又有现实的压力作推动，其意义实不容低估。而如何更好地实现这一地带的全面文化交流，则有赖于双方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的共同努力，也有待于学者们更深入地研究。
注释：
① 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页。
②(24) （日）杉田一次：《从兵要地志看中苏战争》，战士出版社，1983年。
③ 姚海：《俄罗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页。
④ 叶坦、赵光远主编：《文明的运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页。
⑤ 同上，第9—11页。
⑥ 刘守华：《文化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60页。
⑦ 参阅：赵文翰：《关东文化与关东戏剧》，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李治亭：《关东文化论》，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李治亭主编：《关东文化大辞典》，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
⑧ ②⑥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1、142页。
⑨ 刘小萌、定宜庄：《萨满教与东北民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引言。
⑩ 赵世瑜、周尚意：《中国文化地理概说》，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12页。
(11) 胡兆量等编著：《地理环境概述》，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19页。
(12) （美）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6页。
(13) 孔经纬：《东北经济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页。
(14) 中国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编：《俄苏中国学手册》前言。
(15) 黄心川：《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简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7页。
(16) 同上，第44页。
(17) 鲍里斯·罗曼诺夫：《俄国满州1892—1906》，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8页。
(18) 《满洲事情》1—4辑。
(19) 石方先生的《中东铁路的修筑对哈尔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载《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4期）一文对此有较详实的论述。
(20) 杨余练筹编著：《清代东北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五章第三节。
(21) 转引自汪文琦、廖鸿钧：《中国文化与俄国》，载耿龙明、何寅主编：《中国文化与世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06页。
(22) （俄）米·列·季塔连科：《“冷战”后的东北亚与俄罗斯的利益》，载（俄）《远东问题》，1994年，第5期。
(23) 王立军：《北疆中俄边寅发展试析》，载《俄罗斯研究》1995年第5期。第45—46页。
(25) 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lons?",Foreign Affairs,Summer,1993,Vo1.72,No,3.
原文来源：《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延吉)1996年第02期 第12-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