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晋国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春秋史。
在一堆晋国国君中，最赫赫有名的，自然是非晋文公莫属。他在城濮之战中一举击败强盛一时的楚国，“取威定霸”，确立了晋国在中原地区的霸主地位，跻身于“春秋五霸”之列。这固然是晋文公本人主观努力、麾下三军将士效命的结果，但同时也是春秋以来晋国长期发展壮大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晋献公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晋献公的父亲是曲沃武公，此人洵非简单人物，他以“小宗”的身份，凭藉优势的武力攻灭了翼地(今山西翼城东南)的晋国“大宗”晋缗侯，以庶夺嫡，成为晋国新的统治者，是为晋武公，时在公元前679年。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晋武公登基“作威作福”才二年，就寿终正寝了，其子于公元前676年即位，是为晋献公。晋献公较之乃父更有魄力和手腕，其文治武功，为晋国的迅速崛起、跻身于春秋大国行列(原先晋国乃蕞尔小国，军队只有一军，史称：“晋，偏侯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他晚年的糊涂与荒谬，却使得他未能最终完成晋国称霸中原、号令诸侯的宏伟大业。
从现存的《左传》、《国语》、《史记》等史料记载的情况看，晋献公绝非一位平庸的君主，而是一位颇有雄才大略的领袖。他有比较明确的国家战略发展方针，深谋远虑、举重若轻。这就是在政治上对内以血腥残忍的手段削弱同姓公族的势力，大力度强化中央集权；对外故作姿态，显示“尊王”的态度，以捞取优厚的政治资本；在军事上一方面积极扩充武备，增强军力，“先为不可胜”，另一方面“该出手时就出手”，伺机吞并小国，打击戎狄势力，开拓疆土，进而争霸逐雄。在这一高明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晋国走上了迅速强盛的道路。
当时的周天子，龟缩于洛邑一隅，风光不再，不招诸侯国待见，可他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与姬姓大宗，还有可资利用的剩余价值。晋献公知道这一点，所以即位伊始，就和虢公一道，风尘仆仆地前往成周朝觐周惠王，接受周王的赏赐。为了更进一步密切与王室的关系，晋献公又伙同虢公、郑伯，一起为刚刚当上“天子”的周惠王操办隆重的婚礼，出资赞助周卿士原庄公到陈国，迎接陈国公主陈妫到成周和周惠王完婚。
场面上的事要做，实质性的事更得干，公元前655年，晋军攻灭虞国之后，晋献公慷慨大方，“归其职贡于王” （《左传·僖公五年》），即把虞国的贡纳和赋税呈献给周惠王，解了周室缺钱少粮的燃眉之急。这些做法，与其父晋武公在位之时发兵攻打周室，杀死成周的夷邑大夫夷诡诸，逼走成周执政大臣周公忌父的行径不啻有霄壤之别。晋献公就是通过这种姿态，轻轻松松赢得了“尊王”的美誉，在一众诸侯国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声誉！
双管齐下，多头并进，在大张旗鼓“尊王”的同时，晋献公还不遗余力地巩固和强化中央专制集权。诛杀“公族”，就是这方面最重要的措施。所谓“公族”，即是由历代国君的庶子所繁衍枝蔓而形成的宗族。旷日持久，他们人数膨胀，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经常对君权构成严重的威胁。晋献公的前辈就是晋国“公族”的一支，曲沃桓公、庄伯、武公以“小宗”身份兼并“大宗”，最终攫取晋国政权的血腥历史，晋献公耳熟能详，有切身的感受。他当然不愿“投桃报李”，让同样的历史悲剧轮回到自己的身上，因此，他一直处心积虑、步步为营，致力于翦灭公族,以加强君权的斗争。
为此他采讷大夫士芴的计谋，在诸公族之间蓄意制造矛盾，挑动他们自相倾轧、自相残杀。在“公族”势力遭到相当程度的削弱之后，晋献公于公元前669年在聚地(今山西绛县东南)筑城，让群公子居住，同年一个寒冷的冬天，晋献公亲自统领大军，出其不意围攻聚邑，亮出屠刀，大开杀戒，尽屠群公子，使大权集中于国君之手，结束了内患，安定了统治。当然，这一残忍的举措也带来了明显的后遗症，即导致春秋后期晋国公室卑弱衰微，异姓贵族势力乘机坐大，操纵国政，把持军权，最终走上“三家分晋”的不归之路。
在彻底解除了“公族”对君权威胁这一后顾之忧后，晋献公开始大刀阔斧地展开对外的军事扩张。要对外开拓发展，首先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为此，晋献公我行我素，毫无顾忌地打破先前周王室所规定的晋国只能拥有一军的数量限额，于公元前661年将一军增扩为两军，他本人亲领主力上军，而由太子申生统率下军。
在兵强马壮的基础上，他动用军队主动向外出击，于同年先后灭掉耿（今山西河津东南）、霍(今山西霍县西南)、魏（今山西芮城东北）等诸多小国。次年，晋献公再接再厉，又派遣太子申生率军讨伐东山皋落氏（今山西垣曲东南，系赤狄氏之一支），凯旋而归，“败狄于稷桑而反” (《国语·晋语一》)。与此同时，晋献公还先后派兵攻灭了周围的骊戎诸多小国。
在初战告捷的有利形势下，晋献公又将进攻的矛头指向实力更为强盛的虢、虞两国。他虚心听从大夫荀息的建议，用向虞国假途伐虢、一石两鸟之计，于公元前658年两度出兵攻打其南部近邻中最强盛的虢国，经过激烈的厮杀，终于将晋国的战旗插上了虢国国都的城墙，一举吞并了虢国。并且在凯旋回师的途中，背信弃义，厚颜无耻地对虞国发动突然袭击，轻而易举、水到渠成地灭亡了虞国，取得了对外兼并扩张的重大胜利！
通过多年锲而不舍的经营，晋献公已使原来不起眼的晋国一跃而成为一个令人忌惮的大国，即据有河、汾间之沃壤，即今山西、陕西、河南之间三角地带之重要地域，幅员辽阔，地势险要，攻守可恃，战略主动。军事实力强大，君权高度集中，国势日益兴盛。已完全具备了东进中原，角逐霸权的基本实力。
晋献公智勇双全，干练老辣，在政治、军事上多有建树，然而他毕竟还不具备充当一代霸主的素质，尤其是在其晚年，他生活上奢华侈靡，沉湎于酒色，直接酿成晋国内部的多年动乱，使得晋国与中原霸主的宝座失之交臂。
骊姬之乱，就是晋献公人生中的最大败笔。公元前672年，晋国攻打骊戎，骊戎兵寡将微，节节败退，危在旦夕。为了解救危难，骊戎的国君剑走偏锋，祭起“美人计”的法宝，将两名美女敬献给晋献公。其中年龄稍长的那位叫做骊姬，她容貌出众，聪颖乖觉，又深富心计，善于察颜观色，曲意逢迎，因此很快博得晋献公的欢心，大受恩宠。
在这之前，精力旺盛的晋献公曾先后娶纳贾君、齐姜、北狄狐家两姐妹等女子为妻妾。其中，齐姜被立为夫人，生育有一子一女。男孩即后来的太子申生，女儿即日后的秦穆公夫人，史称穆姬。北狄狐家姐妹中，姐姐生了公子重耳，妹妹生了公子夷吾。本来按周礼“立嫡不立长”的原则，只有夫人齐姜所生育的申生才是理所当然的君位继承者。
然而，骊姬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她嫁给晋献公之后，生有公子奚齐，随其陪嫁的妹妹则生下公子卓子。为了使自己的儿子奚齐在日后能继承君位，长期保有她自己的权势，她利用晋献公对她的宠信，千方百计、机关算尽，翦除和排斥了包括太子申生在内的诸位公子。而晋献公这时则完全昏头昏脑了，任凭骊姬胡作非为，遂使骊姬的阴谋一步步走向得逞：先是让晋献公废黜齐姜而改立自己为夫人，接着又用权谋促使晋献公派遣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等人外出镇守曲沃、蒲、二屈等地，远离晋国的政治中枢；随后又设毒计陷害太子申生，迫使他自缢身亡，并逼迫重耳和夷吾分别逃奔狄国与梁国，终于让自己的儿子奚齐当上了“太子”，费尽心机完成了废嫡立庶，把持晋国政治的基本步骤：“尽逐群公子，乃立奚齐焉。始为令，国无公族焉。”（《国语·晋语二》）
但是，骊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传统的道德观念，而她在整个过程中又屡授奸计，损害了相当多的贵族的既得利益，因此人心尽失，遭致人们的仇视与反对。晋献公生前，大家慑于他的淫威，敢怒而不敢言，不敢公然跳出来作对，可是，自然规律无法抗拒，老迈的晋献公总有撒手归西的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了，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咽下最后一口气，骊姬失去了最大的靠山，就再也罩不住晋国的政治了。那些当年被边缘化的贵族们集结在一起，亮出刀剑，一场政治大动乱终于爆发。祸起萧墙，血肉横飞，骊姬和她的心腹亲信顿谢陷入了灭顶之灾。其继位为君的儿子奚齐、侄子卓子先后丢掉脑袋，她本人也丧命于其政敌的屠刀底下。
动乱甫定，夷吾在血泊中登基，可此人实在是个扶不起的小人，才能不及乃父晋献公，而残暴荒淫实则过之。而继他而立的晋怀公更是“一蟹不如一蟹”，晋国的争霸大业遂受到非常严重的挫折。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归根结蒂，就是晋献公晚年的昏庸无道。换言之，晋国在晋献公统治时期，本就可以建树起名垂青史的煌煌霸业，但正是由于晋献公未能在生前妥善处理好君位的接班问题，而使一切付诸东流。
这种局面的改变，一直要到重耳归国，成为晋文公后才得以实现，可是这已是到公元前636年了，可是，这一耽误，就是数十年的时间。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晋献公的作为，再一次证明了这的确是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历史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