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左翼激进自由主义的四大困境

特朗普代表的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保守主义，是对奥巴马、希拉里为代表的左翼激进自由主义思潮的反向运动。特朗普的上台，可以看作是美国文明自我纠偏机制的产物。特朗普主义在美国的崛起，实属物极必反的钟摆效应的结果，可以说，也是美国政治中的一种自然的常态现象。多年来，以奥巴马、希拉里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左翼，所推行的一系列国际与国内政策，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困境与负面效应。只有理解了左翼激进自由政治近年来陷入的困境，特朗普政治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大体上看，左翼激进自由主义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美国产生的负面影响。全球化确实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人类市场经济的集体经验演化的自然过程。但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实施过程中，发达国家的资本，在逐利本能的驱动下，不断流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美国资本的大量外流、国内工作机会的流失、失业率的增加，以及产业空心化。在全球化的现阶段，这就意味着美国是全球化的相对失利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右翼保守主义的“逆全球化”，是对西方现阶段全球化运动的一种反向调节与重新适应过程，是对全球化造成的美国产业空心化的一种自我修补与自我防御反应。

其次就是左翼平权主义。奥巴马与希拉里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性别、种族、族群与阶层之间的平等，他们强调运用政府力量，对少数族裔、弱势群体与低收入群体进行福利倾斜，为非洲裔、拉美裔、同性恋等弱势群体与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们，提供财政与社会福利保障。从人类进步的角度来说，平权主义是一种高远的理想。但是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却造成社会经济领域中一系列弊端，造成了另一种新的不平等，即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一个不工作的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如果证明自己足够贫困，每个月就可以从政府得到1400美元补助，每年这一单项收入就有将近17000美元。这接近于一个美国蓝领超市售货员的税后年薪。在欧洲情况也是如此，几年前的英国电视新闻报道，一位多子女的家庭妇女，每月可以稳拿900英镑的生活补贴。根据英国福利标准，她的全家将搬入价值50万英镑、由纳税人的钱建设起来的新公寓中去。这些费用是通过层层税收从中产阶级收入中挤出来的。一位美国大学里的办事员曾告诉笔者，自己在奥巴马上台后，他的1/3收入被当作税赋交给政府了，他们家在高额税收的压力下，生活已经接近于贫民阶层了。

事实上，欧洲与美国的激进自由主义的平权运动，是一种具有道德优势的“政治正确”，平权主义与福利主义有利于左翼从普罗大众中获得更多选票，但超前的福利政策已经对欧洲与美国广大中产阶级造成沉重的税赋压力。在全国经济发展不景气的条件下，推行全民医保，固然符合左翼人士对崇高理想主义目标的追求，但这种美国式的平权主义“大锅饭”，影响了美国整体的竞争力与经济活力。而在欧洲，这种平权主义与福利主义的后果近年来比美国更为突出。

第三，推行更为宽松的对移民的边界开放政策。在左翼激进自由主义者看来，这既是基于基督教文明的道德信仰，也是对扩展“美国梦”影响力的政治实践的支持。在他们看来，那么多外族人来投奔自己，正表明美国文明的强大道德感召力。然而，这样做无疑把外部的文明冲突、民族/种族冲突与宗教冲突，大规模地移入了美国社会内部。事实上，这种左翼自由主义的移民边界开放政策，在欧洲比美国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

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是典型的左翼移民政策的实行者。她让100万的穆斯林难民进入了德国，引发了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问题。据统计，荷兰鹿特丹市的穆斯林实际比例已经超过40%，法国穆斯林人口已经激增到该国人口的10%；2011年英国人口普查结果就显示，东伦敦地区的穆斯林比例已经达到35%，这几乎是十年前的2倍。而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调查，61% 的英国穆斯林希望“英国生活在伊斯兰教教法的统治之下”；在法国、瑞典与德国的伊斯兰教徒聚居区，清真寺的伊斯兰教法，在当地民意支持下，已经取代了政府的世俗法律，维系着聚居区的社会秩序。由此确实引起了文化、种族、民族冲突与恐怖主义的问题。西方著名的伊斯兰史学者刘易斯认为，如果西方再不做出改变，那么21世纪结束的时候，欧洲将不可避免地被伊斯兰世界所征服。

第四，在左翼的激进自由主义的普世民主理念支配下，美国要充当中东民主革命的“国际宪兵”。美国耗费了大量资金与军火，推翻了中东一个又一个的威权政治强人，却打开了恐怖主义恶性泛滥的潘多拉盒子。多年来积累的国民财富用于体现“普世价值”的民主战争，造成债务规模的攀升，耗尽数以万亿计的巨额财富。激进左翼政治造成高达1/3的美国人生活于贫困线之下。在左翼自由主义者看来，打倒“非民主专制主义者”就是天经地义的“政治正确”，至于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历史负面后果，与他们的行动无关，也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

左翼激进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

近20年来，左翼激进自由主义已经成为美国本土的主流价值，席卷了学界、媒体与主流社会，并获得了“政治正确”的强大话语优势。知识分子越来越大面积地倒向民主党。据2016年的一项调查（Econ Journal Watch），高校教师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比例，已经达到12∶1。还有人粗略统计，在美国大学中，20个教授中就有19个属于左翼自由主义人士。据称，作为左翼思潮对立面的持保守观点的教授上课时，教室里门可罗雀，选课的学生都少得可怜。

西方左翼激进自由主义，在中国民间往往被戏称为“白左”思潮，其内在思想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声势？又为什么最终却会陷入困境？

左翼激进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可以说是一种以民主平等价值为基础的建构理想主义。希拉里的败选演说，说出了左翼激进主义的关键词，她说：“永不放弃去相信，为正确的事情而奋斗是值得的。”“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这句话确实说到了民主党左翼理想主义的精神内核。

什么是建构理想主义？在左翼激进自由主义者们看来，现实世界并不是经验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由人们所发现的“美好”价值通过人类自主行动而建构起来的产物，只要人们拥有了好的价值，并将这种价值付诸实践，通过民主选举获得了广大国民选票支持，就可以运用政府力量，来实施以美好价值为蓝图的大社会。世界就可以建构成人们所希望的样子，美好的价值，加上以美好价值为号召的选战行动，就可以实现他们所认为的美好世界，就是他们所认为的左翼政治真缔。

在左翼激进自由主义者看来，福利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平权主义，边界对异质宗教与种族开放，以民主的“国际宪兵”的姿态在中东发起民主革命，都是“为正确的事情而奋斗”，都是追求他们心目中的美好价值的道德实践。而“好的世界”就可以经由他们的努力建构出来。正如有位学者指出的，“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伴随着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的行动潮流。进步主义是美国知识分子足以自傲的地方，美国的进步主义认为，知识分子不仅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还会把正确的事情付诸实施。至于经验与社会约束条件，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进步主义是‘用知识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行动纲领，是在现代性概念激励下的自我革新”。

其实，古今中外的激进主义，都以这种建构理性作为普遍原则，作为构成社会的第一原理。当他们用这一尺度来评价现实并由此而形成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时，他们的坚定信念使这类知识人士说话似乎很有气势，对听众很有吸引力，他们直接诉之于人的心灵需求，因此很能激发人们的热忱，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奥巴马当选前那些催人泪下、激动人心的话语，诉之于文明教化的人们的理想情怀，让平庸世俗生活中对现代性已经感到厌倦的人们，获得了浪漫的激情与道德升华，实际上都是由这种左翼激进元素构成的。

从人类历史来看，无论古今中外，知识者自许的建构理性（或称“社会工程设计理性”）是根据道德理想，通过抽象思维，把复杂事物予以简化，但简化的结果往往忽略了经验世界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多元性、多面性以及多义性。运用简化的理性思维，而不是经验试错来作出判断与历史选择，其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然而激进左翼政治家们对现实的判断往往是教义式的，道德说教式的，他们并不关心行动的后果。如果你说，这样做消极后果会比积极后果多得多，甚至会使已经获得的好的形势发生逆转，他们对此并不关心。他们会说，你的行动符合道德价值与真理就可以了。事实上，以自认的美好价值与建构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左翼激进派，都是浪漫主义者。其实，当笔者听到希拉里说出前面提到的那句话时，就感觉到如果希拉里上台，对于美国人民来说，奥巴马种下的苦果，将在美国持续下去。

为什么左翼思潮在欧美发达国家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我们可以从思想史、文化史与政治发展的不同角度来加以考虑，大体上可以看到欧美文化中以下四个因素的作用。

第一，从思想史角度来看，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自由主义从务实的经验主义，经由笛卡尔式的理性逻辑演变，已经在现代思想中转向建构理性主义，转向大社会的工程设计蓝图。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可以把自由、平等的价值当作建构世界的第一原理来追求。

第二，西方文明中基督教的救世主义与普世主义，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价值自我认定，左翼自由主义者们把平等、平权、福利、个性自由视为所有人固有的权利来予以肯定。他们这样做时，经验事实、常理、经济发展阶段的约束、人性中的幽暗面及种种内在与外在的制约条件，均不在他们的考量之中。

第三，左翼激进自由主义者的“泛凯恩斯主义”倾向。他们把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扩展到非经济的社会领域，把政府干预视为实现平权运动的手段。

第四，一人一票的选举制，让推行平权福利主义的政客有了源源不断的民粹选票保证。以上四个因素的相互结合与相互依存，并经多年的发展，使左翼激进自由主义俨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世界的话语霸权与“政治正确”。

事实上，这种左翼自由主义使美国文明丧失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一种文明如果出于对多元性的尊重而过度向外部开放，让异质人群大量进入其中，却又没有体制文化自身的整合力量来融合他们，这种文明的特质就会淡化，久而久之就会在文明冲突中陷于瓦解与危机。所有这些，都使美国产生越来越严重的政治、经济、文化、种族、社会问题。事实上，欧美文明正处于这种危机之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美国右翼保守主义作为反向运动的崛起，这是美国政治中的钟摆效应，是美国文明中的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纠偏机制。

特朗普的主张与左翼激进自由主义正好相反。在全球化问题上，特朗普强调要通过“逆全球化”来吸引资本回流，缓冲全球化的压力；在经济领域，主张自由竞争而不是国家干预；在平等问题上，强调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客观现实与收入差距，对于激活经济竞争的激励作用；在国际问题上，倾向于美国利益为基础的本土民族主义。特朗普对进步主义方式来完善人性的说教持怀疑态度，相信文明冲突的客观存在与复杂性，相信文明融合的漫长阶段性，更信赖一个民族自身的传统与道德秩序，更相信经验对理性的纠偏作用，对抽象的建构理性抱怀疑态度。

特朗普未来将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但总体上说，特朗普对希拉里已经取得的选战胜利，是保守主义对激进主义的胜利，是务实主义对浪漫主义的胜利，是经验主义对建构理性主义的胜利，是现实主义者对理想主义者的胜利，是“白右”对“白左”的胜利。

特朗普的施政倾向与政治价值观念，与其说是“民粹主义”，不如说是美国保守主义。尽管特朗普表现出一些看上去颇为粗鄙的、咄咄逼人的，甚至有时很夸张、很怪异的风格，但这种美国牛仔式粗犷性，更多地是对精致的左翼理想主义的反向运动，是选举政治下选战风格的钟摆效应。

在商言商，中美应避免意识形态化的恶性互动

对于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变局，应该予以平常心来理解。希拉里是一种理想主义者，但是这种左翼理想主义过于超前了。在一个民族国家对峙的时代，在异质的宗教、种族、民族国家之间矛盾激烈的时代，左翼激进自由主义想单凭自己美好的想象与浪漫的激情，去建立一个平权的世界，这种良好的愿望可嘉可叹，但在民族国家林立、文明冲突日趋激烈的时代，确实有点超前了。

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面对特朗普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政治家。中美关系现在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作为全球化中“受损者”一方，他表现的某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性”姿态，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受益方，我们有必要表现出宽厚大度的守势，要避免一触就跳，以攻对攻，要有“知其雄，守其雌”的智慧与定力。由于我们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思维特别发达，因此，要特别警惕我们的革命意识形态思维被重新激活，把这种商人政治家策略性的进攻姿态，误判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并错误地用“斗争哲学”来与这个“帝国主义者”决斗。一旦进入以牙还牙的决斗状态，对方也被自己的“意蒂牢结”所支配，把改革开放的中国看作是“共产主义”敌对者来应对，用更强硬的姿态来回应，这样就形成了“硬硬互动”的恶性循环。

特朗普本质上是一个以经验为本能的商人政治家。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就要“在商言商”，力争双方都能清晰地看到对方利益所在，然后进行讨价还价，用利益的妥协与交换，来实现合作共赢。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人从浪漫革命思维转向实践理性思维，中国人的经验主义哲学，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大洋彼岸的同样是经验主义者的对方的内心世界。

应该说，在中美关系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时，中国著名企业家马云在会见特朗普时传达了中国希望与美国通过发展友好关系以实现合作共赢的愿望，并展示了阿里巴巴乐于为美国增加100万个工作岗位作贡献的意愿。他正是以企业家的经验与智慧，用“在商言商”的方式，用双方看得见的利益协商，促成双方坐到常识理性的谈判桌上来。在最关键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家表现出了成熟的政治智慧。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美之间也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中美双方的政治精英们都是从意识形态上处理这种关系，冷战时代来临，这就让中国失去了宝贵的现代化良机。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好不容易迎来了中美关系的新契机。

当下我们又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我们一定要用常识理性的清明眼光来看待世界。中国与世界，中国与美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实在太重要了。我们必须以清醒的常识理性，来处理复杂的中美关系。我们这个民族毕竟比30多年前更为成熟，我们应该有足够智慧来度过这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