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国当代保守主义既是一场观念运动，又是一场政治运动。它产生于冷战时期，目的是为了应对苏联的挑战。在苏联解体后，它发展成推动全球化的重要思想观念。全球化造成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激化了美国的社会矛盾，并最终导致特朗普上台。这一政治动向在思想上表现为保守主义阵营的分裂，民族保守主义成为一股新的思想和政治力量，它为民族主义辩护，试图借助国家力量解决美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并因此成为支撑特朗普执政的重要思想来源。理解这一新的动向，对于把握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思想走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作者孔元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本文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1期，发表有删节！

导言

2019年3月，美国保守派期刊《首要事务》（First Things）刊发了一封宣言式的联名信——《反对过时的共识》，引发美国保守派阵营内讧。该宣言指出，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充分暴露出美国保守主义阵营的内部分裂，保守派在特朗普竞选问题上分化为不同的派系。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经过两年多的分化重组，新的保守主义立场开始明晰化，各方逐渐意识到，随着2016年特朗普的胜选，旧的保守主义共识已经瓦解，任何试图复兴前特朗普时代的保守主义共识的努力不仅有误导性，而且甚至是有害的。宣言呼吁，承认冷战期间旧保守主义共识在对抗共产主义方面的贡献，不意味着要守着僵死的教条，而是应当在政治时变中寻找新的共识。

无独有偶，2019年7月14—16日，在埃德蒙·伯克基金会的赞助下，一群对现状不满的保守主义政客和评论家聚集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一场“民族保守主义会议”。在会议演讲中，以色列哲学家、埃德蒙·伯克基金会主席约拉姆·哈扎尼（Yoram Hazony）宣称：“今天是我们的独立日。我们宣布跟新保守主义决裂，我们宣布跟新自由主义、经济放任主义决裂，跟人们所称的古典自由主义决裂。有一样东西联合了我们所有人，那就是民族保守主义。”[1]

在这群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推动下，美国保守主义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出现了强劲的复兴。伴随着这一思想复兴运动，在二战之后勃兴的美国当代保守主义也进入新一轮的思想转换期，并在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枷锁中发展为一场具有强烈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新的思想和政治运动。

战后的保守主义共识及其演变

美国当代保守主义是在极端左翼与极端右翼的思想夹缝中发展起来的，并在对苏联的全面斗争中获得一种自觉性，它在思想上表现为从“新右翼”向“新保守主义”发展的狂飙运动[2]。美国新右翼产生于对美国新政自由主义的反动，表现为商业精英和社会保守人士的观念运动，融合了经济和文化保守主义两股思潮。1960年代之后，美国左翼运动在苏联的影响下趋于极端，而新右翼思想在强调放任主义与社会保守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无法在观念上形成一股连贯的保守主义思想，包括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等在内的公共知识分子发展出一个“新保守主义”阵营，它在经济上主张资本主义与国家控制相结合，在文化上主张尊重传统与接受社会进步相结合，在政治认同上倡导自由公民权。经过这种改造，新保守主义在内部问题上形成一种节制的道德观，通过一种“中道政治”凝聚了国内社会各阶层的诉求，然后将这种共识外化为一种普世主义，形成对抗各种革命和激进观念的强大思想力量。

苏联解体后，新保守主义者沉浸在全面胜利的乐观主义信念中，在失去一个可以对峙的敌人之后变得更加激进，开始试图按照美国模式塑造全球秩序，并进而发动一场全面而系统的经济、政治和思想运动，这就是全球化运动的肇因。后冷战时代唯我独尊的优越意识让美国人相信，自己是负有天命的世界民族，承担着实现经济繁荣和政治和平的历史使命。要兑现这种承诺，就必须将美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与世界的经济繁荣同步起来，在全球配置经济生产的要素和资源，从而得以让其他国家和地区分享美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受此驱动，自由放任主义成为美国经济决策的底色，它试图在劳动分工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构造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通过经济全球化，推动货物、人员、资本的自由流动，实现资本、货物等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自己的一系列著作中对该理念做了系统阐释，他指出：

分工早已超越了政治联盟体的界限。今天，没有一个文明国家直接通过本国的生产自给自足地满足了自己的需求。所有的国家都指望从国外进口商品，并用出口本国商品来支付进口。禁止国际商品交流会对人类文明造成严重损害，将葬送成千成百万人的福利，甚至其赖以生存的基础。[3]

依照这一理念，只要保证完全的贸易自由，资本和劳动会被投放到能提供最佳生产条件的地方，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这在实践中要求美国在全球配置产业链，通过将美国本土打造为金融和科技中心，保留其在产业价值链的顶端优势，并将制造业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较为活跃的亚洲。通过消除国家边界，建立全球物流和供应链，建立世界范围的自由市场，美国资本家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熟练工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源源不断地为美国和全球供应廉价商品，而亚洲等地区的国家也可以通过利用美国的资本和技术，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发展。如此一来，既打造了一个美国及其贸易伙伴互利双赢的贸易体系，也摆脱了民族国家鼓动下的战争阴影，实现了一个经由贸易打造的自由、繁荣与和平的世界秩序。

这种经济逻辑的实现要求对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进行改造。政治结构的改造表现为全球治理对于民族国家主权原则的约束。为了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势，就需要建立全球治理的制度机制，从而一方面确定全球自由市场的法律规则，另一方面监管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避免它走向贸易保护主义。这一原则的逻辑后果意味着社会的政治组织向外延伸，直到形成将所有民族平等地统合在一起的世界国家。[4]由于主权边界的顽固性，这种逻辑在实践中发生蜕变，世界体系成为一个霸权国家、国际组织、民族国家和各种非政府权力共同开展行动的大舞台，在这方面，世界政府和民族国家都成为理想型的单一政权形式，而现实政治则表现为融合了君主、贵族和人民因素的“混合政体”，从而形成了充斥着多元混合层级的新帝国体系。[5]

处于这一治理体系顶端的美国政府不得不根据全球化的逻辑发生转变，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政府扩展为作为世界帝国的美国政府，以便更好地管理世界经济、保证政治稳定和和平。为了适应这一新角色，美国的政治结构发生转变，代议制政府转变为宣告制政府[6]，政治正当性原则转变为政治治理的绩效原则，政治立法权从国会转移给由官僚和司法机构控制的专家政府，国会成为权力的橡皮图章，用漫长的政治争吵来掩盖其失去决策权力的尴尬现实，并在这种程序性伪装中掩盖民主赤字的政治真相。

尽管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仍然将人民视为全球混合政体的一个环节，但他们也意识到，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发展为渗透到毛细血管的控制机制，从而使得任何组织化的人民反抗变得不可能，政治意义上的人民蜕变为一盘散沙的大众，他们作为无组织的群体游离于全球政治空间中，腐蚀着本已朽化的民族国家边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形成了两个超越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新社会阶层，一个是巨富阶层以及作为其财富管理者的政府和社会精英，一个是社会底层的移民阶层。巨富阶层通过各种有形或无形的俱乐部，操控着全球经济的走势，而那些驻扎在大学、政府、媒体、银行和智库的知识精英则不断为这些巨富阶层提供资本增殖、法律赋权和话语生产方面的专业服务，并凭借精干的职业素养跻身于“达沃斯阶层”的精英俱乐部中。由于民族国家边界控制的失效和全球化的利益驱动，大量移民和政治难民告别家园，成为追随经济机遇和寻求政治庇护的流浪者。这些人进入发达国家内部，寻求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在发达国家中的一些人看来，他们形成了抢夺就业机会、侵蚀社会凝聚力的外来部落，但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驱逐所带来的受害者身份又为他们在资本体系的核心地带生存赋予了正当性。为了为移民群体提供必要的生存救济，民族国家政府不得不承担起更多的社会福利职能，从而同时承担起巨富阶层的财富管理者和移民阶层的福利保障者的双重角色。

对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全面摧残促使新保守主义逐渐放弃在经济与社会之间妥协的中道政治，而不断普世化为作为世界帝国的美国的意识形态。为了迎合巨富阶层的经济诉求和道德趣味，新保守主义开始放逐阵营内部的文化保守主义，为了安抚移民阶层的道德焦虑，它开始吸纳左翼的文化多元主义，从而形成一个超越左右的新同盟。它在经济上追求超级全球化，鼓吹基于竞争的市场逻辑和效益原则——“能者多劳，适者生存”；它在政治上通过行政吸纳政治，进而发展出专家治国的贤能政治，以满足市场体系对于理性和效率的追求；它在文化上发展出一种复合的普世主义文化，一方面鼓吹肤浅空洞的自由民主观念以及由它引导和塑造的世界公民生活，另一方面鼓励在自由民主体制内部寻求差异的多元文化主义，通过承认和保护少数族群的权利，来洗涤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原罪。新保守主义相信秩序，认为只有依靠美国的绝对军事力量，才能保证世界的安全，为此，他们促使美国政府担当起“自由国际秩序”守卫者的角色，并通过积极的外交政策，来阻止核扩散和恐怖主义威胁等，从而实现普遍的自由、和平与繁荣。

民族保守主义理念及政策

后冷战时代的进步愿景让人们沉浸在全球大同的美梦之中，并促成了新保守主义的全面胜利。但随着事态的进展，人们很快发现，新保守主义的承诺都没有兑现，全球化不仅没有带来普遍的繁荣，反而加剧了美国国内的经济不平等；不仅没有带来普遍的自由民主，反而加速了美国国内政权的集权，并形成新的压迫；不仅没有实现普遍的和平，反而让美国陷入到无休止的军事冲突中。超级全球化缔造了全球市场和世界经济，却又无法完全摧毁民族国家，建立真正的世界政府。这使得它无法在全球层面解决经济失衡带来的社会问题，为民族国家的社会保护埋下了伏笔，从而彰显出全球化进程的悖论。[7]

后冷战时代美国新、旧保守主义的争论充分暴露了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保护之间的张力[8]，但由于彼时全球化尚处于盛期，美国的社会矛盾尚不足以全面激发旧保守主义的战斗力。2008年之后，随着美式全球化弊病的全面凸显，美国的阶级斗争和种族冲突逐渐白热化，最终促成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带动了另类右翼运动在美国的兴起。作为一场杂乱运动的集合，它融合了欧美多个保守主义传统，并具有更多的自发性和草根色彩。[9]在特朗普就任总统的这三年之中，这场来自草根的群众和思想运动渐渐成为保守派精英的政治自觉。为了为特朗普的政治战略和政策提供观念支撑，也为了发展更为系统连贯的保守主义原则，这些人开始承认战后保守主义的脆弱联盟已经瓦解，保守主义需要新的旗帜、理念和政策，它的核心就是为民族主义辩护，这在理念上表现为对世界主义共识的批判，在政策上表现为动用国家力量，全面介入经济社会生活，重塑公民政治。

（一）民族保守主义的理念

1. 批判世界主义共识

民族保守主义指出，新保守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结盟后，形成推动全球化的普世主义力量。相应地，被新保守主义放逐的文化保守主义势力被迫通过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战争表达自己的不满。普世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张力所揭示的思想图景超越了冷战背景下的左右对立，形成了世界主义与本土主义的新对立。世界主义一方面承认普遍人性的价值，从而追求世界公民的最高力量，但另一方面提倡对合理差异的尊重，从而陷入到两种价值的冲突之中。[10]这种张力恰好同时满足了巨富阶层、移民阶层以及凭借专业知识充当这两个阶层的管理人角色的政治和文化精英的价值理想，从而成为跨国阶层的思想共识。[11]

由于打破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世界主义者成为在任何地方（anywhere）生活的人，他们或者享受着精英教育所带来的体面生活，或者为躲避战火而被迫过着全球迁徙的流浪生活。与之相应对，本土主义者则是必须在某个地方（Somewhere）[12]生活的人，他们的认同更为确定，往往是建立在对某片土地或某个群体的归属之上，因而对于快速转变的时代和社会更容易感到不安和沮丧。当他们感到被自己国家和时代所抛弃的时候，往往会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而产生愤怒，抵制社会变迁。对美国而言，前者主要是在美国东西沿海大城市生活的巨富阶层和移民阶层，后者则主要是生活在美国中部、体现着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的白人劳工。这些凭借二战之后的经济繁荣迅速跻身为美国中产阶级的白人工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大多在中西部地区传统的制造业行业或者大城市从事劳力和服务工作，由于经济全球化带动的产业转移和人口流动，他们先是面临去工业化带来的失业压力，然后又在再就业过程中面临廉价移民的竞争和排挤，体面工作变成维持生计的廉价劳动。经济处境恶化滋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家庭衰落、童年创伤、毒品泛滥、社区凋零、工作尊严丧失。由于行政过程和专家治国垄断了几乎所有的决策过程，他们无法通过传统的代议制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政治代表性的丧失使得他们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日益空洞和多元的普世主义又压制了传统基督教所能给予的心理慰藉的空间，从而带来一种虚无的人生态度。在一种讲求竞争和个人成就的精英文化理念的主导下，他们的失败不再被视为国家和社会的责任，而是自己的无能。面对着日益窒息的生存空间，他们只能通过毒品、暴力和自杀寻求自我安慰和救赎。

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不仅没有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反而制造了新的压迫，它不但激化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而且将这种不平等引入到美国内部，带来发达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由于后殖民研究的强大力量，第三世界被经济殖民的命运能够通过文化抗争的形式得到缓解，从而为它们进入欧美主流文化提供了空间。但全球化引发的内部殖民却无论在经济上还是话语上都被世界主义叙述所遮盖。对那些被抛弃的本土白人而言，世界主义对陌生人的普遍尊重恰恰包含了对他们的忽视、遗忘甚至排斥，它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恰恰包含了对于本土白人文化的压迫和歧视，充斥着精英的虚伪、矫情和做作，它的普遍性形成了一个新的铁笼，带来了一种新的独裁和暴政统治[13]，因而不啻为一种帝国建构的政治哲学，而它以自由之名所施加给世界的不宽容和暴力使得它成为一种新形式的帝国主义[14]，从而为 “中部美国激进主义”（Middle American Radicals，MARS）[15]的泛起提供了土壤。

2. 为民族主义辩护

随着保守主义向世界主义的演化，一个本来旨在保存美国社会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理念发展为一个旨在发动全球性“革命”的思想理念，在美国“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世界也在改造着美国，到最后美国文化的精髓蜕变为一个空洞的普世主义外壳，它遮蔽了文明之间的差异、公民与外国人之间的差异，甚至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异，大同世界成为西方社会的警钟和丧钟。为了让美国从全球化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更是为了“拯救”西方文明濒于崩溃的命运，民族保守主义祭出了民族主义的大旗，试图从新的政治囚笼中实现解放。

在这些人看来，民族主义的优越性可以从自然、历史和当代政治三个维度予以解释。从自然的维度看，民族是人类自然感情的载体，是人类认知和感情的制度体现，民族构成人类群体活动的自然场所，反对它就是反对人类本性。历史地看，民族主义是最好的政治秩序理念，它是古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寻找神的应许之地的艰难路途中，发展出的一种心灵的力量。它之所以被人误解，源于二战期间纳粹政权的历史污点。由于纳粹德国的历史暴行，人们对民族主义产生一种深刻的恐惧，从而在二战之后力图通过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来消除民族主义产生的土壤。但事实上，纳粹的罪行不是民族主义带来的，而恰恰是因为没有坚持民族主义的政治原则，“尽管德国国家/民族社会党(German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也即俗称的“纳粹党”，因national一词同时有国家和民族的双重含义，故而且用国家/民族社会党来表示。)挂着‘民族的’头衔，希特勒绝不是民族主义的主张者。为了取代民族国家秩序，他从德国第一帝国受到启示，试图建立一个第三帝国”[16]，从而走向了对外扩张征服的帝国主义道路。因此，纳粹的历史不仅没有驳斥，反而更加确凿地证明了民族主义的历史价值。

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当代西方的民族大觉醒跟压制少数族裔或者入侵国外领土没有关系，而是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和弱势的一种反动，它来源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衰落，因而是防御性的。在美国，民族主义认为，联邦政府放弃了基本的看护职责，从而破坏了多数公民的信任和感情。它没有确保边界安全，没有为管理和同化移民提供必要的手段和措施；它将立法权授予国外组织、国际机构和国内的官僚阶级，对于公民的利益和价值缺乏照顾；它默认甚至积极促进了民族的碎片化，从而分化出种族、宗教和其他多种群体，并且顾此失彼。[17]

民族保守主义者的民族主义立场非常微妙，要理解它，关键在于区分三种民族主义立场。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大多数坚持信经民族主义(Creedal Nationalism)的看法，它将国家认同理解为一些抽象的政治原则，具体到美国就是人权、财产权、法治、资本主义等观念，一个人只要宣告忠诚于这些信条，就能够成为美国民族的构成部分。这些信条就如同宗教中的教义那样，构成世俗主义者的政治信仰。极右翼的民族主义多从血缘和种族出发，认为美国民族主义的核心是白人血统。在民族保守主义看来，第一种立场太肤浅，在建构国家认同、组织共同行动方面不够深刻和有力量，而第二种立场又太极端，很难为日益多元的美国社会所接受。作为一种折中，他们认为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力量必须坚持民族构成的文化因素，但又不能让它泛化为白人种族主义。美国的民族理念不是几条抽象的原则，不是只要读懂和理解了这几条原则就能消除文化融合的障碍，但也不是凭借血缘维系的生理规则，而是在代际之间传承、在人际交往中塑造出的一种文化意识。要获得这种文化意识，就必须在真实的美国大地上，在美国家庭和社会的纽带中，吸收一种属灵的神秘力量，并通过它的启示，来完成自己身份的转化和皈依。[18]

（二）民族保守主义的政策导向

将民族主义从它的历史污点中解脱出来，承认它的正面价值，目的是为了重建被全球化所撕裂的美国社会和政治制度，让美国回归民族国家的政治原则，它对内要求用国家干预取代自由放任主义，通过对困难群众的帮扶，再造公民政治的社会基础[19]，对外要求放弃陷入军事冲突的帝国冒险，回归以现实主义为基准的外交政策。其具体内容可概述如下。

1. 产业政策

回归民族国家，首先要树立国家相对于经济全球化力量的自主性，从而让它有能力保护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经济重建要求发挥政府的能动作用，不再放任市场机制的全球配置能力，而是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实现全球产业链的重新布局，通过美国的产业复兴，解决美国公民的就业问题，通过帮助公民保持生活独立，让他们有能力抚养家庭、参与社区、自由选择。由于美国主流保守主义都不赞同积极政府的主张，民族保守主义的这一倡议在保守主义内部引发了一场到底是要自由市场还是要产业政策的大辩论。

“法律与自由”网站编辑理查德·雷因施（Richard Reinsch） [20]信奉哈耶克主义，相信市场万能，认为产业政策不仅有悖于美国的立国精神，而且将导致美国更加贫困。他指出，美国的宪法精神就是商业精神，国父们将财富视为劳动的结果，而不是国家授予的恩惠和特权，尽管财富的生产和创造需要国家提供的规则保障，但它最终将在市场原则的驱使下，在企业家精神的激励下，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贸易，以便追求要素的自然流动，从而实现财富的最大化。在此基础上，理查德反对经济民族主义者的论断，他们认为美国的社会问题只能通过回归制造业加以解决，为此要通过关税和其他保护措施来干预市场。他认为，民族主义的贸易政策只会让美国变得更加贫困，美国服务业创造的新就业机会足以消化过剩的失业人口，回归制造业的口号混淆了美国真正的问题所在。根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St. Louis Federal Reserve）的数据，从1953年至2015年间，美国制造业在名义GDP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但在实际GDP中的比重却一直很稳定，这意味着在过去70年间，美国制造业一直跟随美国经济保持同步增长。其中的原因是，随着自动化设备的引入，美国逐渐淘汰了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样做虽然增加了失业率，但是提高了生产效率，优化了美国的资源和要素配置。

由此可见，美国就业流失的原因应该归咎于技术改进，而不是贸易政策。由于美国制造业的生产效率较高，通过关税或者其他干预措施人为地实现制造业回流，违背了生产要素的流动规律，将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最优配置。更糟糕的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一半以上产品都被投入到国内生产流程之中，这些关税成本将被使用这些产品的美国本土企业负担，并最终被转嫁到美国国内消费者头上。美国工人阶级是自由贸易的最大受惠者，因为他们的绝大部分收入都被用于购买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费品，关税提高后，他们不得不承担这些额外的成本。最终的后果就是，保护主义让美国人变得更加贫困了。

欧伦·卡斯（Oren Cass）认为，美国应该采取产业政策。[21]他指出，市场经济不会自动实现要素的最佳配置，如果遵循经济学理论，将制造业全部转移，最终将摧毁国家经济的根基。为说明制造业对于经济的重要性，欧伦罗列了三个层次的理由。第一，如果决策者只关心分配结果，那么他只需要对科技和金融领域从业者征税，然后通过政府的再分配措施即可实现其想要的结果。但如果他认为每个人、家庭和社区都应为社会贡献生产价值，那么国家经济就必须为不同地域和不同能力的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通过创造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来满足社会的长期需要。[22]第二，制造业对于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更为重要。包括传统制造业、资源提炼、能源生产、农业、建筑业等在内的制造业提供了稳定、报酬丰厚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对那些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而言。因此，如果一个社区将制造业转移走，它将失去可进行对外交换的生产物品，从而陷入资源枯竭，最终走向生存性危机。第三，制造业对于完整供应链不可或缺，并在生产和创新互动中起着关键作用。有一种谬见认为，创新和生产构成供应链的两个环节，可以各自依其要素禀赋寻求最优的资源配置区域。但在欧伦看来，二者不能轻易剥离，技术创新只有依托完整的产业链才有可能保持活跃，没有制造业支撑的技术创新必将成为无源之水。

欧伦认为，为扭转不平衡产业结构以及解决要害部门的投资不足问题，美国政府应该模仿德国和日本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具体方案包括资助基础科学研究；资助先进材料、机器人等应用科学的研究；通过补贴和特定机构为私营企业的研发和商业化提供支持；强化职业教育，为高等教育中的工程学等学科提供更多支持；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简化规制负担，为能够增加工业能力的项目提供快速审批通道；为生产性劳务所获得的利润提供税收优惠；疯狂报复破坏市场竞争的重商主义国家；对美国资产的境外所得征税，以便使美国商品更具吸引力；对诸如通讯业等涉及关键性供应链的行业强制提高国产化率等。

由于美国政治体制的局限，政府决策难免受制于政治过程而无法趋于完美，决策过程会被利益集团捕获，产业政策也存在扭曲市场的风险。但欧伦将实行产业政策视为改变现状的一个机会。在他看来，在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教唆之下，中美日益形成一个互补的自由贸易联合体，并因此严重扭曲了美国国内市场，被抛弃的美国工人被迫孤独地与贫困搏斗。为拯救这些人的命运，他呼吁经济民族主义者们挺身而出，通过大胆地干预市场，为美国工人的利益而战。

欧伦在其著作《工人的过去和未来：美国工业复兴愿景》[23]中对该问题做了进一步阐明，指出产业政策的实质涉及美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问题。他指出，美国战后经济思想的两个支柱是做大蛋糕、增强消费，这具体落实为以私营经济为驱动的经济增长和以福利国家为保障的社会再分配措施，其消极影响是忽略了对生产者的培训和教育，从而不利于发展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和维持长期经济稳定。在此背景下，产业政策被视为政府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即从以债务驱动或者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回归以工人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之举。

2. 社会和移民政策

经济重建的目的是为了社会重建，它一方面要求纠正经济不平等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另一方面要求抵抗各种亚文化对于传统基督教文化的侵蚀，通过提高社会凝聚力，塑造有归属感的政治共同体和公民政治，通过重建家庭、社区、国家环环相扣的同心圆结构，实现道德秩序在多元与凝聚、动态与稳定之间的平衡，打造个人主义时代下的新社会契约。[24]

这一初衷对内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放弃政府在文化事务上的中立角色，通过积极参与文化战争，反击自由派对于美国社会的毒害；其二是通过各项积极的社会政策来医治美国的社会弊病。就前者来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彼得·蒂尔（Peter Thiel）对左翼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的批评[25]，比较激进的是宗教右翼分子苏赫拉布·阿马里（Sohrab Ahmari） 提出的取消政教分离的主张，他认为自由派敌人将精英机构变成了自由放任主义者和异教徒的大本营，在应对这些敌人时，以德报怨不是正确的应对态度，以直报怨才是更可取的路径，为此，他主张抛弃国家在宗教事务上的中立态度，积极利用国家力量来击败自由派敌人。[26]就后者来说，民族保守主义者们认为，国家的作用是要促进美国社会的健康和和谐，他们要求利用国家的力量来应对毒品危机、青少年沉溺色情的问题，并解决美国产业空心化、城镇人口流失带来的社会问题。他们的政策主张包括带薪家事假（paid family leave）、儿童税收抵免（child tax credit）、联邦资助的孕期护理和产前护理、多子家庭减免所得税等一系列措施。

民族保守主义者在对外方面的主张主要涉及移民问题。他们认为，美国需要一种更加现实主义的移民政策，从而能够保存自己作为西方国家和第一世界国家的特质。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埃米·瓦克斯（Amy Wax）。在其近期发表的相关论文中，她从民族主义立场为限制移民提供了系统辩护。[27]她指出，美国需要更加平衡和成熟的移民改革方案，并将它转化为具体的法律和政策，实现这一点要求将移民话题从左翼的道德话语裹挟中解脱出来，认真考虑美国本土白人的民族主义感情。

瓦克斯从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看待这种民族主义感情。经济因素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移民政策的后果并不是皆大欢喜，而是有输有赢，它的后果并没有被平均分配。精英阶层是移民政策的受益者，因为大规模涌入的移民使得美国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更加便宜。相应地，底层的普通美国工人成为移民政策的受害者。大量廉价移民的涌入迫使美国本土的适龄劳动力离开了就业市场，由于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更愿意从事那些本地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所以他们为雇主所青睐，并替换了那些受过更好教育的美国人。[28]第二，由于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占用了大量的政府服务和福利，因而为美国纳税人额外增添了很多负担，这些花费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移民带来的收益。

文化因素主要指移民的政治认同问题。在这方面，瓦克斯认同文化差异型民族主义的观点，认为抽象的信条无法实现对移民的真正吸纳，如果再承认他们追求差异的权利，他们将成为美国社会难以消化的病毒，从而侵蚀美国健康的制度和公民体系，加速美国社会的极化，因而是不道德的。

考虑到这些经济和社会条件，瓦克斯认为将移民的数量和增长速度维持在较低水平上是比较稳妥的方案。根据这一逻辑，对于移民就要进行选择性接纳。来自西方世界或者第一世界的移民共享着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因此应该受到欢迎；大部分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要么不理解，要么不认同美国的价值观，这些人很难被同化。他们获准进入美国后，将把原生社会的腐败制度、无能政府、无法无天的行为和社会恶习带进美国，长久下去将颠覆美国的公民道德和社会团结。

3. 外交政策

由于理论与现实、外交与内政路线之间的差异，民族保守主义围绕外交政策的讨论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我们可以从哈扎尼的理论视角出发，对该问题展开分析。他在其著作中建构了两种世界秩序的愿景，一种是民族国家秩序，一种是帝国秩序。哈扎尼将清教徒建构的秩序置于后罗马帝国的政治空间中，将其视为欧洲民族国家的原型，将洛克以降的自由主义学者建构的秩序视为帝国秩序，指出二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承认政体的多元性，奉行尊重主权、不对外扩张的外交政策，后者奉行自由意识形态，并为了自己的大同理想，不惜干涉它国内政。

从这一视角出发，作为反抗自由帝国的一种努力，民族保守主义的外交路线应该是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主权和独立，这意味着美国政府要结束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等地的帝国冒险行动，放逐任何参与这项事业的共和党人，弹劾对国会的宣战权视而不见的总统，将驻外军队召回美国，确保边境安全，重建美国。这使得民族保守主义的外交路线带有孤立主义的色彩。

但另一方面，放弃自由霸权的理想主义，也意味着回归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传统，它要求不再从理念出发，而是基于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实施多样的外交政策，因而它既可能是防御性的，也可能是进攻性的。放弃了道德主义的伪装后，民族主义有时候会变得更加赤裸和残酷。从美国政府和公共舆论关于中美贸易战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真切地嗅到它的火药味。从民族主义视角出发，关税战当然是民族保守主义反抗跨国公司的阶级战争，它试图通过人为抬高跨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促进资本回流，加速本土制造业回归，从而解决白人的就业问题。但与此同时，关税战也是一场国家安全方面的较量，当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霸权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民族保守主义者压制的爪牙可能变得更为狰狞。这也意味着，民族国家秩序看起来很美，但它并不太平，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到底谁是通向永久和平的通道，答案仍然是开放性的。

结论

二战期间民族国家之间的残酷斗争留给人们的教训，加上冷战塑造的普世化意识形态遗产，共同造就了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进程，它试图通过对民族国家秩序的全面改造，实现普遍的自由、和平与繁荣。作为一种观念话语，美国当代保守主义始终与这场运动保持同步，为了对抗苏联，它在冷战时期发展出系统的新保守主义的观念，并在后冷战时代发展为主导美国政党和全球政治的思想观念。全球化自身包含的悖论最终引发了民族国家的反抗，它在美国表现为保守主义思想阵营的内部分裂，并分化出民族保守主义的保守主义立场。

民族保守主义在理念上拥护民族主义，在政策上主张国家干预，从而全面重建民族国家的政治秩序。它既是一场观念革新，也是一场政治运动，试图通过对保守主义理念的改造，为特朗普执政提供系统的思想引导。而作为一种回应，特朗普在总统就职典礼上怒斥全球化造成的“美国浩劫”、骄傲地宣传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在联合国大会上为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所作的辩护都毫无疑问地展现着民族保守主义观念的影响力。可以说，这场思想运动已经内化为特朗普的执政理念，并将对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和共和党的纲领调整带来深远影响。

另一方面，美国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并非是一个仅限于保守主义阵营的议题，而是反映了美国政治的一般走向。比如，2020年美国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所提出的经济爱国主义（economic patriotism）[29]，在内容上就与民族保守主义的立场高度重合。这意味着，为了解决全球化给美国造成的财富分化、民主赤字、国家认同危机，重建民族国家将成为美国政治的当务之急，因而民族主义政治可能成为一个跨党派的共识性议题，民族主义复兴将成为影响全球政治走向的深远议题。[30]

新共识的形成使得民族保守主义超越了简单的“反动怀旧症”（reactionary nostalgia）[31]，而是蕴含着一股革命、解放的力量，它通过将自己的诉求建立在对自由霸权的幻灭之上[32]，并试图通过对它的压迫性后果的反抗，来实现美国人民的整体自由。但这仍不能抹杀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立场本身的暧昧性，这种暧昧性鲜明地体现在它对“民族”的独特理解方式上。它批判经济不平等，主张社会公正，因而有社会主义色彩；它批判政治官僚化，主张人民的权利，因而有民粹的成分；它批判过度个人主义的美国文化，主张集体认同。这一认同链条从家庭出发，经过社区到达国家/民族，环环相扣，凭借其深刻的文化内涵维持其完整性。这种部分与整体的统一，以及对同一性的追求，最终将落脚于美国的白人基督教文化。

在这个意义上讲，民族保守主义的复兴反映的是美国乃至西方文化所面临的一场生存危机。它当然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诉求，但它最深刻的地方是期待一场灵魂救赎，从而将西方从物质主义和科技主义的精神荒漠中拯救出来，从资本主义的平庸生活中拯救出来，从历史终结的“末人”世代中拯救出来。当历史从目的论结构中解脱之后，它重新开始了古典世代的大循环，在解放人的同时，也把人重新拖入与时间的紧张关系中。为了缓和这种紧张关系，民族保守主义重建了一个虚假的“人民”的精神偶像，并甘愿通过这种集体性的狂欢甚至牺牲来追寻世俗生活的神圣意义。或许，它最终是想制造一个新的幽灵，它通过返回过去，构造一个面向未来的新图景，从而通过超越时间达至永恒。[33]

本文注释

[1] Yoram Hazony, “Why National Conservatism?”, https://nationalconservatism.org/presenters/yoram-hazony/.

[2] 参见孔元：《意识形态与帝国政治：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演变与危机》，载《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第134—140页。

[3]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

[4] See Ludwig Von Mises, Liberalism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Ralph Raico (trans.), San Francisco: Cobden Press, 2002, p. 148.

[5]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309页。

[6] Christopher DeMuth, “Trumpism, Nationalism, and Conservatism”, 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 Vol. 19, No.1, Winter 2018/2019, pp. 33-35.

[7] 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廖丽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8] 孔元：《意识形态与帝国政治：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演变与危机》，载《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第140—142页。

[9] 同上，第143页。

[10] 奎迈·安东尼·阿皮亚：《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苗华建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11] Senator Josh Hawley’s Speech at the National Conservatism Conference, https://www.hawley.senate.gov/senator-josh-hawleys-speech-national-conservatism-conference.

[12] David Goodhart, The Road to Somewhere: The Populist Revolt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s, Hurst, 2017, pp. 1-45.

[13] “Various, Against the Dead Consensus”, First Things, March 21, 2019, https://www.firstthings.com/web-exclusives/2019/03/against-the-dead-consensus.

[14] Yoram Hozany, The Virtue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8.

[15] John Judis, “The Return of the Middle American Radical: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rump Supporters”, National Journal, October 2, 2015, https://www.nationaljournal.com/s/74221/return-middle-american-radical.

[16] Yoram Hazony, The Virtue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8.

[17] Christopher DeMuth, “America’s Nationalist Awakening”,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0, 2019.

[18] David Brog, “Roots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National Conservatism Conference, https://nationalconservatism.org/presenters/david-brog/.

[19] J.D. Vance, “Beyond Libertarianism”, First Things, July 26, 2019.

[20] Richard Reinsch, “The True Costs of an Industrial Policy”, Law & Liberty, July 23, 2019, https://www.lawliberty.org/2019/07/23/the-true-costs-of-an-industrial-policy/.

[21] Oren Cass, “Resolved: That America Should Adopt an Industrial Policy”, Law & Liberty, July 23, 2019, https://www.lawliberty.org/2019/07/23/resolved-that-america-should-adopt-an-industrial-policy/.

[22] Oren Cass, The Once and Future Worker: A Vision for the Renewal of Work in America,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18, p. 2.

[23] Ibid.

[24] Yuval Levin, The Fractured Republic: Renewing America’s Social Contract in the Age of Individu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6, pp. 4-5.

[25] Peter Thiel, The Star Trek Computer Is Not Enough, https://nationalconservatism.org/presenters/peter-thiel/.关于身份政治的讨论，参见孔元：《身份政治与世界秩序的演变》，《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4期；孔元：《身份政治、文明冲突与美国的分裂》，《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12期。

[26] Sohrab Ahmari, “Against David French-ism”, First Things, https://www.firstthings.com/web-exclusives/2019/05/against-david-french-ism.

[27] Amy L. Wax, “Debating Immigration Restricting: The Case for Low and Slow”, The Georgetown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Vol. 16, Special Issue, 2018, pp. 837-864.

[28] Amy L. Wax & Jason Richwine, “Low-Skill Immigration: A Case for Restriction”, American Affairs, Winter 2017, https://americanaffairsjournal.org/2017/11/low-skill-immigration-case-restriction.

[29] Elizabeth Warren, “A Plan for Economic Patriotism”, https://medium.com/@teamwarren/a-plan-for-economic-patriotism-13b879f4cfc7.

[30] John Judis, The Nationalist Revival: Trade, Immigration, and the Revolt Against Globa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Global Reports, 2018. Rich Lowry, The Case for Nationalism: How It Made Us Powerful, United and Free, New York: Broadside Books, 2019.

[31] James Traub, What is Liberalism?: The Past, Present, and Promise of a Noble Ide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9.

[32] John 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1-20.

[33] Guillaume Faye, Archeofuturism: European Visions of the Post-Catastrophic Age, Budapest: Arktos Media Ltd.,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