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战后美国的保守主义历经巴克利时代、里根时代和布什时代，可谓歧异纷呈，派别林立，人物庞杂。特朗普主义的登台，掀开了保守主义由“一切针对自由主义”向“一切为了美国利益”重要转折的序幕。与以往的保守主义不同，特朗普主义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时代，不仅要面对传统的对手，解决常规的议题，还要应对诸如日益深化的全球化进程、持续升级的技术革命、迅猛崛起的身份政治、被反向激活的民族意识和国家主义，以及深陷困境的多元文化主义等一系列复杂而棘手的“后现代化陷阱”。为了追求美国利益至上，特朗普主义的行动逻辑简单而纯粹：将确保经济复苏、重塑保守政治、回归美国精神、坚持对等贸易、诉诸强势外交、重建美国军队作为政策重心，兑现承诺，拒绝空谈，捋更多的保守主义理念付诸实践。
关键词：大变局时代；保守主义；特朗普主义；“后现代化陷阱”
作者简介：庞金友，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新兴学科培育与建设计划资助项目、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杰出学者支持计划资助项目“当代西方国家理论最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DSICXZI80305)的阶段性成果。
虽然拥有西方三大主流政治思潮之一的美誉，但长期以来，保守主义根本无法与雄居主流地位数百年的自由主义相提并论，即使与光鲜讨巧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比也有些相形见绌。这与保守主义一度扮演反思、批判的角色有关， 与保守主义松散、脆弱的阵营结构有关，更与时代赋予保守政治的使命、职责有关。自20世纪80年代起，情况发生了改变。强势的里根总统一改巴克利时代的政治风格，实实在在地为保守主义者赢得了地位和声望，更为当代美国 保守主义运动树立了标杆和基准。随着新保守主义的深度发展，经过布什主义的短暂滞顿，特朗普的上任开启了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全新序幕。如何全面梳理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理论谱系和思想脉络，深度挖掘特朗普时代保守主义的现实困境与核心议题，客观评析特朗普主义的行动逻辑与政策重心，是理解大变局时代的美国政治，尤其是美国保守主义政治的关键所在。
一 “一切针对自由主义”：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理论谱系
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演进与发展，虽派别林立，人物纷繁，但基本脉络并 不难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针对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咄咄逼人的左派立场，以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以维沃(Richard Weaver)和柯克(Russel Kik)为代表的传统主义者和以钱伯斯(Whitaker Chambers)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基于对国家干预和“大政府”理论的共同敌意而逐渐靠拢。三股势力保持着相对的距离，成员相对稳定，阵营界线相对清晰。20世纪50年代末，才华横溢、能力超群的巴克利(Wilam Frank Buckley，J.）将三方势力集结在自己麾下，三足鼎立局面终结，战后美国的保守主义联盟宣告成立。
然而，这个保守联盟的阵营并不牢固，外在形式上的一团和气遮掩不住内在实质上的松散和脆弱。古典自由主义者崇尚消极自由，倡导消极国家观，视政府为个人自由最大的潜在敌人；传统主义者则珍视积极自由，推崇共同体价值，视政府为培育公民美德的积极力量。进一步说，传统主义者或多或少可以接受古典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生自发的市场经济和社会秩序，但绝不能接受毫 无规制的道德秩序和生活方式。两者在如何理解国家角色和功能、如何定位政府职能与权限这一现代政治最为核心的命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此外，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的温和立场一直为激进主义者所不齿。反过来，激进主义者的极端立场和暴力主张也为前两者所不容。面对历史悠久、根基深厚、政策鲜明的自由主义，自诩为其竞争对手的保守主义虽结成联盟，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但却后继乏力，且内斗不止。针对这一尴尬局面，保守派代表人物梅耶(Frank Meyer)提出“联合主义”，试图走折中路线，以缓解保守主义阵营的内部矛盾，调和各派别之间的价值分歧。在梅耶看来，尽管立场不同，表述各异，但现代政治追求的核心目标应该是一致的：建设并保卫一个开放的社会，置身其中的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由地追求有德性的生活；政府首要且基本的目标就是保障和维护个人的自由；浪漫主义的理想、乌托邦式的空想，虽然美妙无比但却不切实际，现代政治应该走务实、中庸的现实主义路线。这些主张虽未完全说服各方阵营，但在客观上起到了巩固联盟、团结人心的作用，对维护保守主义阵营的稳定和团结至关重要。
现实是残酷的。无论保守主义者如何励精图治，如何志存高远，如何奔走 呼号，对于稳居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来说，主打情怀和传统牌的保守主义尚未对其形成实质性的冲击，更谈不上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威胁。这一态势保持到20世纪70年代，直到新保守主义的横空出世。所谓“新保守主义”是指来自上述战后三大保守主义派别之外却又认同保守主义精神、倡导保守主义情怀的新兴保守主义势力。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理想幻灭的社会主义者和务实的社会民主派知识分子是新保守主义的中坚力量。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原属自由主义阵营，但战后数十年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路线和改革方案让他们大失所望，作为“认清现实的自由派”，他们高调脱离左派阵营，公开反对自由主义路线，对自由主义的垄断地位发起了猛烈攻击。不得不说，声势浩大的新兴保守势力“在为美国保守主义赢得巨大声誉的同时，也摧毁了自由主义长期以来不证自明、无可憾动的合法根基和理性源泉”。
与此同时，美国的草根阶层开始崛起，底层民众的民粹意识有所觉醒。率先行动的是一些新教福音派、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在他们看来，美国正在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现代自由主义乃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不论是有良知的个人，还是有抱负的政府，都不应该坐视不管。要让政治冶漠的信众们重回公共领域，要让基督精神重返心灵世界。逐渐地，这场运动由宗教领域扩展到公众领域。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普通民众开始接受并传播这一理念，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街头，投身于捍卫传统道德和有德性的生活方式的街头运动。这股势力被称为“宗教保守派”或“社会保守派”。
新保守主义在1980至1989年里根总统的任期中，将美国保守主义运动推至崭新的高度。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主义、激进主义、新保守主义再加上宗教保守派，可谓人才济济，阵营繁荣，风头正盛。里根由此也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灵魂人物“一度达到了巴克利式的辉煌：成为保守主义象征性领军人物和让各大派别和谐共处、服务于相同目标的盟主”。在20世纪80年代保守主义运动表面繁荣的背后，无法掩饰和回避的是 保守主义内部的分歧和矛盾。派别林立、成员庞杂、意见纷杂、立场多元，这是80 年代保守主义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随着90年代冶战时代的意外终结，作为与冶战铁幕息息相关的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保守主义在失去假想敌的同时，也失去了团结协作和坚守联盟的必要。毕竟，反共立场与批判自由主义一样，是保守主义阵营长期以来不可或缺的黏合剂。保守阵线的全线崩溃与保守政治的迅速退缩，也就不难理解了。
率先登场的是以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Buchanan)为首的自称“旧保守主义者”（Paleoconservatives)的反思派。他们认为，新保守主义已经不是 保守主义了，必须重拾保守主义传统，再塑美利坚的民族形象，必须坚决反对高税收，反对克林顿的医疗计划，反对控枪运动。这一主张自然引起新保守主义者一轮又一轮的围攻与讨伐。这种混战局面一直持续到“9·11”事件的爆发。此次危机成为已显颓势的保守主义得以喘息的契机，全球反恐再度将保守主义阵营紧密地团结起来。保守主义随后进人布什时代。
小布什时代的新保守主义具有三大特征：一是笃信“贵族式的统治自觉”，倡导政治精英主义；二是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坚持扩张政府规模和职权的“大政府主义”；三是在国际政治中奉行道德帝国主义，诉诸无休止的对外战争，不断干预他国内政。小布什一再重申一种“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在他看来，美国人不应该抱怨战争，不应该抱怨中产阶级的危机，更不应该抱怨大规模移民对社区的冲 击。这种布什主义并非里根主义的延续，只能算作不伦不类的“大政府-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一直破坏乃至败坏从林肯到里根以来的保守主义者的工作，后者一直坚持一套共同的原则和常识性的理解，即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政府的 职责是保护美国人民，而且只应该是美国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更有批评者认为“两任布什总统扼杀了里根的遗产，没有借助里根在海外取得的胜利，进一步实现他在国内树立的目标。相反，他们拥抱了社会民主的冲动，用政府取代了人类的核心制度(如家庭和教会)。正是在这一点上，建制派保守主义迷失了方向，慢慢变成进步主义左派的影子，亦步亦趋，只不过比他们慢了几拍”。因此，这种保守主义也被称为“建制派保守主义”或“世界主义的保守主义”。
当特朗普顶着重重压力和争议走进白宫时，美国的保守主义注定要掀开新的一页。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无论是与巴克利主义相比，还是与里根主义相比，抑或是与布什主义相比，特朗普主义都显得那么个性鲜明，那么格格不人。在那些号称“理性的保守主义者”或“纯粹的保守主义者”看来，特朗普主义不仅走不远，而且还会严重拖累共和党及其选民，只有他们才是保守主义堡垒的卫士。然而，这些批评者只断言了特朗普的不堪，却看不到自己正在与选民逐渐疏远。事实上特朗普比共和党的权威专家更准确地把握了保守派选民的关切。他将移民问题、毒品泛滥、失业以及宗教自由视为关键性议题，而这正是媒体、民主党人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共和党建制派所忽视或轻描淡写的。
他在这些议题上直言不讳，并且阐发出一种民粹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特朗普主义不是民粹主义，但却与民粹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美式的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传统中由来已久。从杰克逊到林肯，从罗斯福再到杜鲁门，一直到里根时期枝繁叶茂、开花结果。这种民粹主义异常敌视那些非代表性的、非民选的、不可问责的集中化的权力。它憎恶政府以及私人部巾的巨人症'，尤其抵触华尔街以及近年来的硅谷。它热爱国旗、热爱工薪阶级，并高度敬重那些保家卫国的爱国者”。④只不过，这一传统在特朗普主义和批评者那里却具有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前者认为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积极健康的、值得尊敬的思想传统；后者则认为这是一种对进步主义的病态回应，一种法西斯主义的变态形式。
纵观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脉络和理论谱系，不难看出：特朗普主义之前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色彩颇浓，尽管阵营林立，成员复杂，但针对和批判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始终是保守主义运动的中心议题；特朗普时 代的保守主义却是另一番情形，尽管分歧依然，争议不减，意识形态底色不变，但全面反思自由主义乃至保守主义内部各阵营的立场和路线，深度调整内外政策，重构美国国内格局和国际秩序，再塑美国精神和民族意识，已经成为保守主义阵营的新共识。母庸置疑，美国保守主义运动正在酝酿一场大变革，虽然一切只是开始，甚至可能遭遇风暴和波折，但大势已显，趋势不会改变。
二、“后现代化陷阱”：特朗普时代的现实议题
与以往保守主义所处的时代相比，特朗普主义的时代形势更严峻、问题更复杂、任务更艰巨。尤其是进人21世纪，世界进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时代。
从颠覆性发展的经济格局到结构性演进的政治秩序，从局部性爆发的文明冲突到革命性升级的信息技术，从根本性扭转的价值观念到多样性崛起的社会思潮，新现象、新变化层出不穷，新矛盾、新问题不断涌现。这些变革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是多维度、全方位和深层次的，既是难得的契机，也是重大的挑战。除了要面对传统的对手，解决常规的议题，保守主义还要应对一系列全新的议题。
其中，最棘手、最难缠的就是需要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后现代化陷阱”。
所谓“后现代化陷阱”，是指现代化进程发展到较高阶段后所遭遇的困境与危机。它具有如下基本特征：一是必然性。现代化的发展并非总会一帆风顺，并不总是指向正向的进步和发展。岔路、弯路、歧路都是正常的，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二是破坏性。它源自现代化，却反噬现代化。溯着启蒙 时代的美好目标和梦想，各国现代化的探索之路却波折不断，险象环生，一旦应对不慎，甚至有跨向反现代化和退回前现代化的危险。三是高阶性。只有 现代化达到一定程度才会遇到问题。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现代富贵病。那些 现代化程度低或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连遭遇陷阱的资格都没有。四是个殊性。虽然后现代化的困境是必然的、是普遍的，但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各国在何时、何地、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方式呈现出来却各自不同。20世纪末，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重构、经济形态的变迁以及工业生产水平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升级，全球化、市场化、资本化和民主化进程进人深度转型期。作为战后逐渐霸占世界舞台中心的超级大国，美国开始遭遇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全方位、多维度的冲击与挑战，危机四伏，困难重重。“后现代化陷阱”表现愈加明显。
第一，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商品和劳动力流动与交换的速度和频率不断攀升，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城乡的壁垒被打破，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世界公民等现代观念广泛普及，经济样态、价值观念、生产形式渐渐趋同。作为战后最具影响力的发达国家之一，美国既是全球贸易的轴心，也是文化输出的基地，更是移民迁徙的目标国。随着移民数量的激增，美国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利益格局频频洗牌，社会分化日趋严重。
第二，技术革命持续升级。当今世界正在大步迈人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特征的数字时代。技术是一把双习剑，在为人类带来便捷、效率和舒适的同时，也对传统政治格局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和影响，在政治秩序的构建、政治观念的传播、政治话语权的转移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政治正以某种方式在改变着”。一方面，异军癸起的新兴媒体开始与一度一统天下的传统媒体全面较力，普通民众与政治精英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扭转；另一方面，网络参与的碎片化、社交网络的部落化对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自媒体时代，受五花八门、形态各异却拥有惊人的同质化力量的社交平台的蚕食、抢夺和挤压，传统的公共话语、大众空间与社会根基岌岌可危，个性话语、小众空间与私人领地却喧嚣尘上“。第三，身份政治迅猛崛起。自启蒙时代以来，强调个人优先于集体的价值选择成为个人主义思潮的灵魂所在。进人当代，随着个人主义的深度发展，个人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积极，被过度推崇的个人价值、被过分强调的个人选择将现代”人“推向了一个近乎神化的危险境地，集体利益、普遍价值和基本善则被动后退，备受冷遇，甚至面临边缘化的危险。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不断削减普遍个体对公共领域、公共生活的关注度，不断松动个体对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依赖感。这种畸形的发展态势最终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局面：自由至上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疯狂生长，社会信任和政治共识消解耗散，公共利益和共同体权威则面临崩溃瓦解的命运。于是乎；”以个人主义为内核、以 个体和私人为表征、以情感关联和文化认同为轴心，围绕各式各样的身份属性而形成的群体、组织和网络最终浮出水面“。进人21世纪，后物质主义浪潮喧嚣尘上，人们越来越珍视非物质的精神和意义，注重主观的体验和感受，并以此建构政治认同，激发社会运动。在最近几轮的总统选举大潮中，涉及移民、宗教、种族、性别等身份属性的议题占比持续攀升，政治精英和竞选团队乃至普通民众越来越习惯于诉诸身份政治题材制造政治议题，影响选举议程。
第四，传统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被反向激活。随着大量外来移民的涌人，美国本地民众渐感不适。外来移民群体结构多元、成员复杂、利益诉求多样。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抢占就业机会，心安理得地分享社会福利，不断提出权利诉求。渐渐地，他们已不满足于最初的平等、反歧视要求，开始以各种方式表达对美国制度、法律和习俗的不满，甚至提出”差异公民“优等待遇”等非分要求。对此，美国民众既失望，又委屈，更心下不平。他们开始重新审视“我们是谁”的问题，这种普逼遍的、被动的身份焦虑反向激活、同时也变相强化了美国本土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这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意识觉醒，在“失落的低收人白人群体”铁锈地带“的白人工人以及大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当中最为流行。和弱势群体、少数群体与非主流群体的诉求不同，这种”回应性身份属性“是为了自我保护，在摆脱”反向歧视“的同时，还有恢复原有优势地位和上层身份的初衷和企图。
第五，多元文化主义深陷困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一直被美国人视为是解决族群问题的最佳方案。但没有想到的是，迈人21世纪不到20年，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已经千疮百孔、漏洞百出了。之所以出现如此结局，恰是因为多元文化主义暗含一个无可避免的内在矛盾：除非不让少数族群意识到自身的差异性，否则就会激发少数族群成员的族群认同；族群认同一旦形成，势必将不断与国家认同和公民认同疏离。没有哪个国家或政府能够做到让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一无二致、毫无差别。在现实生活中，少数族群遭排斥、歧视的现象极为普遍，抗议、示威此起彼伏。不仅如此，一些激进的少数族群甚至提出”差异公民“的诉求，要求获得比普逼公民更优厚的薪酬和待遇，从而招致美国本地居民的强烈不满，一种久未出现的排外情绪正在美国各地潜滋蔓长。
三、“一切为了美国利益”：特朗普主义的行动逻辑
作为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和政治人脉的政治素人，初登总统大位的特朗普，不得不草草搭建一个行政班子，政府成员大多是经人推荐的。经过一年的时间，特朗普熟悉白宫的政治运作后，开始了频繁的人事任命。特朗普选人的标准很简单：在政治和外交上奉行强硬立场，在意识形态上倡导新保守主义，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美国国家利益至上，必要时不拒绝军事手段，在共和党中属于鹰派阵营。随着外交、经济及国家安全几个关键部巾的人事更迭的完成，特朗普初步建立起与自己理念、原则和立场最为一致的执政团队。特朗普不在意哪些理论和方针是共和党或民主党的，也不在意哪些经济政策和贸易主张是温和的或激进的，他只在意能否维护美国利益，能否确保美国利益至上。从这个意义来说，特朗普主义的行动逻辑简单而纯粹：兑现承诺，拒绝空谈，将更多的保守主义理念付诸实践。
第一，确保经济复苏。美国经济的振兴与繁荣，是特朗普主义的首要任务。为此，特朗普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地确保“两升两降”：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工资水平稳步提升，税收和失业率持续降低。有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的CDP比2017年增长超过3%，第三季度CDP的实际年增长率为3.4%，第二季度为4.2%，工人的工资实现近10年来最大的同比增长。与之相应的是，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也飙升到了近18年来的最高点。与此同时，自特朗普执政以来，已经增加了近500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达到惊人的4%以下。特朗普还颁布法合确保妇女优先的经济权利，使妇女失业率达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值。通过签署《减税和就业法案》，特朗普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清除美国经济复苏障碍”的规模空前的减税方案。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此次减税方案基于四个基本理念：一是为普通的、辛勤工作的美国人减税；二是为美国企业减税，恢复企业竞争力，让美国人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收人；三是让税法更简单、更公平、更通俗易懂；四是鼓励美国公司回归，海外资产回流“我们将会为中产阶级减税，为普通美国民众制定更简单、更公平的税法，我们将带回那些离开我国的工作和财富”。
第二，重塑保守政治。从政治光谱的角度，很难简单描画特朗普的立场，因为“特朗普在名义上是共和党成员，政治光谱属于右翼而非左翼。但是仔细考察他的心智取向、政治理念(如果有的话）和政策主张就会发现，他在贸易和对外政策方面比希拉里·克林顿更左，但在移民议题上则比传统共和党更右。他鲜少通过主流媒体发言，而是惯用群体集会以及网络广场——推特， 像古希腊的民意煽动者那样与拥趸直接发生联系。与另类右翼一样，他不了解也不珍视民主传统和基本价值，不断挑战 '政治正确性'的边界，突破社会习俗和常规的底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一特征像极了激进右翼的个性和风格。虽然特朗普不属于这个阵营，但他对右翼政治的崛起绝对贡献不小。
过去几十年来，主流的保守主义一直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将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隔绝在主流政治理念之外。但特朗普通过无与伦比的破坏力，轻松地终结了保守主义在右翼政治中的主流地位，成功地突破了“政治正确性”的底线，为另类政治在美国政治中的崛起寞定了坚实的基础。另类右翼攻击的目标是主流保守主义和共和党的建制派力量，他们的目标不是革新，而是革命： 废弃保守主义，取而代之。在另类右翼看来，，主流保守派最大的问题不是对左翼自由派的背叛束手无措，而是对自身对右翼政治的背叛束手无措“在另类右翼眼中，问题不在于主流保守派面对自由派对自由主义的背叛视而不见，而在于主流保守派对于自身对右翼政治的背叛视而不见。因此，与主流保守派的任务不同，另类右翼从未打算把自由主义从进步主义手中解放出来，而是力争把右翼从传统保守派的手中解放出来”。
特朗普主义的盛行，势必给美国民主的困境火上浇油。进人21世纪，美国民主陷人重重困境。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经济状况的恶化。民主制度之所以长期繁荣，是因为人们坚持自己的财富会不断增加的乐观预期。但近些年现实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却是贫富差距拉大、工资增长停滞、不平等加剧和劳 动力市场萎缩，人们对未来生活越来越悲观，这就削弱了人们对体制的信心，促成了激进主义和极化政治。与其说美国民主正在崩溃，不如说它正在恶化，“我们的分歧不仅出现在政治方面，而且深深植根于社会中”。二是政治信任的危机。民众与政府彼此之间不再信任。社会生活中出现大量的“不宽容群体”，生活环境不同，价值追求各异，缺乏达成共识的社会基础，更没有沟通交流的必要。数据显示，1960年，5%的共和党人和4%的民主党人反对他们的孩子与政见不同的人结婚。2010年，这组数字分别上升到46%和33%。政治分歧的黑手正在无情地撕裂美国社会。三是政治信念的匮乏。政治淡漠流行，人们不关心政治，投票时也毫无理性而言，更多的时候只是追求一种模糊的不确定议题和导向，甚至常常屈从于固有的阶层观念。人们对民主原则的信心日益低落，对于传统政治价值的认同开始模糊，对民主制度丧失了信心，种族认可和愤怒情绪不断攀升，身份政治的泥潭日益显现。
特朗普如何应对这些困境呢？为了迎合恐惧和仇恨，特朗普捋民众的愤 怒直接引向了“穆斯林人境禁命”和“墨西哥边境高墙”，而这些政策实际上没有一项会给特朗普支持者的生活带来实质的改变。也许，这原本就不是特朗普的目的。为了坚定信念，重拾信心，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这种建立在对历史的神化、理想化之上的政治话语，不会鼓励选民们去思考未来，而是促使他们转而开始思考已经失去的东西。这种怀旧情绪是一种精心设计 的策略，有遮掩特朗普缺乏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嫌疑。更为关键的是，特朗普主义正在毁坏美国民主的“柔性护栏”。众所周知，规则、惯例和习俗一直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强大支撑，如法治原则、新闻自由、三权分立、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等。这些都是现代民主不可或缺的规则体系，民主制度的灭亡往往是从打破这些不成文的规则开始的“美国人普遍尊重他们的那些古老 的道德习惯和政治体系，因为这些习惯和体系包含着他们对秩序的理解。美国之所以能够避免肆虐许多现代国家的混乱不堪且充满暴力的变化，可以说，对某些持久的秩序原则的坚守居功至伟”。特朗普为了叫停通俄调查，开除了一位联邦调查局局长；让家庭成员进人白宫担任要职；任意批判媒体自由；从未放弃自己的商业利益；两党之间的对抗不断升级以至白热化。人们遗憾地看到，在特朗普时代，传统和原则对美国民主制度的稳固作用不仅没有获得实质提升，反而越来越受到削弱。
第三，回归美国精神。作为里根式保守主义的代表，特朗普极其重视美国精神的回归和再造。他在不同的场合一再重申信仰的可贵、家庭的重要，主张将信仰和家庭而不是政府和官僚作为美国生活的中心。因为在美国，我们不敬拜政府，而是敬拜上帝“。上任后，特朗普致力于捍卫生命权和宗教自由。2017年5月，他颁布了一项行政命爷，以图促进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
不久，他又再次发布条例，依据宗教信仰和道德信念，为奥巴马医改的避孕强 制措施规定了新的或扩大的豁免。特朗普尤其强调法治传统和国家精神。”我们捍卫我们的宪法，并且我们相信国父的智慧。我们的宪法是伟大的。我们赞美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英雄，而且我相信年轻的美国人应当被教导去爱自己的国家并且尊重它的传统“。°
第四，坚持对等贸易。作为商人的特朗普，一直认为世界贸易处于长期的失衡状态，美国吃亏最多。上任后，特朗普随即着手对美国与欧洲、中国、日本、韩国的国际贸易展开调查，调查的结果恰好证实了他的判断。在他看来，长期和巨额的贸易赤字会造成大量的就业外包，从而导致地方企业的倒闭，甚至导致某一生产领域的空白，不仅就业减少，就连技术人员都消失了，这对于这些产业和领域来说是不可恢复的永久损失。为此，特朗普先后宣布对进口钢材征收25%的关税、对进口铝材征收10%的关税、对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巨额关税。此举一出，全世界震惊。媒体、华尔街、企业财团、共和党精英及众多经济学家纷纷表示反对。人们担心关税风波一起，不仅有违自由贸易的原则，更可能引发贸易战争，后果极可能是两败俱伤。这实际上源自特朗普对实体经济的热爱、对产业工人的感情、对没落的制造业帝国的一种情怀，绝非一时兴起，任意为之。特朗普想要的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案：打破既定的规则，改变现有的格局，彻底消除贸易赤字。特朗普也有自己的打算。在他看来 铁锈地带”的复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能唤起制造业工人的存在感和自豪感，其象征意义重大，政治意义更是非凡，可能远超经济意义上的简单评估。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受到共和党党内的不满和批评，但却反而赢得民主党的一片喝彩声。
特朗普上任后的第一要务就是修改贸易协定，扭转贸易逆差，建立公平、对等、透明和平衡的贸易规则和环境“我们在公平和对等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并达成了新协议。对我来说，对等是贸易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因为我们被全世界许多国家不平等地对待。现在，我们正在改变这种情况”。为此，特朗 普四处奔走，不惜一切代价，以图建立旨在保护美国产业和工人的贸易协议。
他首先成功地与加拿大、墨西哥谈判达成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USMCA），以取代“过时”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新协定将会激励美国数十亿美元的汽车和汽车雾部件的生产，从而能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利益，，同时也为美国农业创造了一个更自由、更公平的市场。在此基础上， 特朗普开始与欧盟接触，希望能够建立新的贸易关系，努力消除跨大西洋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他还专门成立了美英贸易和投资工作组，为英国“脱欧”后的新型自由贸易关系寞定基础。特朗普也向万国邮政联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交了退出通知。此外，为了保护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内产业，2017年，美国政府监督了82起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调查。特朗普所有的努力只为一个目标——“保护美国工人，为我们的农场主和牧场主而战，维护美国的竞争创新优势，确保我们的企业获得更大的市场准人，最重要的是，把就业带回美国”。
第五，诉诸强势外交。特朗普在外交上一直坚持将美国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对等原则，反对差异政策，不惜强硬手段。重塑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地位，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旋律。在欧洲，特朗普联合盟友对俄罗斯采取了有史以来最为强硬的制裁措施，兑现了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捋美国大使馆迁往那里的承诺，并高调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亚洲，他积极介人朝鲜半岛的核危机，并与金正恩见面协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在多方努力下，目前朝鲜已经停止了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同时，特朗普还通过投资和伙伴关系，努力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合作框架的建立。
第六，重建美国军队。特朗普从不承诺放弃激进立场和极端手段 对我们友善的人，我们待他们以友善。对我们不友好的人，我们报复的力度是他们无法想象的。这是我们的处世之道“。上任后，特朗普主张重建军队，竭力捍卫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他签署法案，先后于2018年和2019年投人7000亿美元和7160亿美元用于国防。特朗普还签发了《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试图改善美国的威慑政策和应对核威胁的现有能力。他还对阿萨德政权伊斯兰国”采取了空前的强硬政策。此外，特朗普尊重美国对退伍军人的承诺，确保退伍军人得到应得的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特朗普还为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争取到创纪录的731亿美元的资金，先后签署 Q017年退伍军人上诉改善和现代化法案》和你久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为退伍军人、现役军人及其家属提供更多的教育福利。
一切都在发展和变化之中。特朗普主义不是美国左派政治的终结者，不是传统派或建制派保守主义的简单对立面，甚至也不是美国保守主义未来走向的唯一代言人。特朗普主义追求的目标其实很简单：重拾美国传统，再塑美国精神，让美国成为美国人的美国，一切为了美国和美国人的利益。为此，特朗普不惜动用非常手段和极端办法，不惜触及“政治不正确”，不惜改变既定规则和现有格局。时代决定政治，政治统摄思潮。无论是保守主义思想，还是保守主义政策，时代之需是原动力。特朗普主义的出现，有鲜明的时代背景、深厚的社会根基和实在的国情民意。“保守主义的理念正努力争取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如果美国人不愿成为革命性的力量，他们就有能力成为大多数美好高尚的文明要素的拯救者”。特朗普主义能走多远，终将由美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技术、观念等诸多因素合力决定。然而，可以断言，特朗普主义作为美国保守政治的特殊形式，必定深刻且持久地影响美国政治尤其是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走向和趋势。自此出现一个重大的时代拐点也未可知。一切只能拭目以待。（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