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日本国内保守主义势力日益壮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继续奉行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政策方针。从国内层面来看，受政治资金滥用、政治丑闻层出不穷、个人编号卡数据安全问题、“新资本主义”难以有效推行、民生问题蓄积已久等因素影响，岸田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已经跌破自担任首相以来的最低值，正从持续数月的“危险水域”滑向“下台水域”。为提升政权支持率，在国内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岸田内阁将着力点放在了外交和安保领域。其大力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下的价值观外交，进一步发展、深化与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等国的合作。在安全保障领域，不仅通过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谋求“强军修宪”，而且将日本经济问题上升至国家安保层面，与美国等盟国加强半导体供应链领域的合作，扬言要遏制乃至排除所谓“外部威胁”。
对东亚地区安全施加影响
当前，日本不仅借助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东亚地区安全施加影响，还在美国的支持下，强化了外长防长“2+2”对话、《物资劳务互换协定》、《互惠准入协定》、美日印澳四方机制、战斗机联合研制等，同时加强与印度、“全球南方”、北约等国家的关系。这些举动都将为东亚安全形势带来深刻复杂的变化。
首先，强化同所谓“志同道合”伙伴国家的合作，寻求“印太”国际事务话语权和主导权。这一年日本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在鼓噪和“引领”东亚话题，借乌克兰危机加大对台海问题的炒作，呼唤美西方“东顾”，以加强与北约国家的防卫安全合作，强化日美同盟和日本与北约的“准联盟”关系。其次，渲染“周边威胁”，借机提升日本“防卫力”。日本2023年版《防卫白皮书》大肆渲染日本正面临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称周边国家不仅大幅增强军事能力，而且快速扩大并增加导弹发射和军事威慑活动。日本所谓的“周边威胁”包括中国、俄罗斯、朝鲜等。日本《防卫力整备计划》明确了2023至2027年日本防卫开支总额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预算规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水平，突破了战后以来防卫费不超过GDP1%的限制，防卫费支出将跃升至世界第三位。第三，推动与同盟国和“准联盟国”的防卫合作。日本在强化日美同盟、四国机制的同时，特别重视与北约及其成员国密切联络，加强安全防卫合作。2023年5月16日，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表示可探讨北约在日本设立联络办事处。7月12日，日本和北约发布了新的安全合作四年计划，加强双边军事合作。8月18日，美日韩首脑举行戴维营会谈并通过了三国合作中长期指针《戴维营原则》，其中强调“将推进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自由开放的印太’”。
日本还将“经济安保”纳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路径上明确提出要促进经济安全保障政策，确保日本经济自主、技术拥有优势和“战略不可或缺性”，主张通过安全保障政策确保日本经济增长的国际环境，实现安全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主张与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合作强化国际规范，扩大所谓自由和公平的经济秩序，确保各国遵守国际规则和标准。日本高度重视供应链安全问题，试图构建基于经济安保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2023年5月18日，岸田文雄会晤全球著名半导体企业高管，呼吁大家积极对日投资并与日企合作，以此希望加强日本在半导体领域的竞争力。5月20日，日本担任主席国的七国集团（G7）广岛峰会更是把讨论尖端半导体出口管理等经济安保议题作为主要议题之一。11月2日，日本政府发布了《加强与经济安全相关的产业和技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提出将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计划将半导体、氢能源、冷链和数字货币等供应链迁至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墨西哥、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旨在创造未来产业并占领“印太”地区市场。
对华政策早已失去战略主动性
在对华关系方面，岸田政府延续了安倍执政时期的外交理念，对华政策失去了战略主动性，愈发表现出追随美国的特点。其依托日美同盟强化“印太构想”及其安全机制，在G7峰会、APEC会议期间也无不表现出明显的针对中国的负面态度。2023年4月11日，日本外务省公布的《外交蓝皮书》中充斥着“中国威胁论”，延续了2022年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文件的主基调，在老调重弹的同时，言辞更加激烈，明确将中国描述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5月在日本广岛举行的G7峰会，除七国首脑外，岸田还邀请韩国、印度、非洲等国家代表以观察员身份与会，旨在拉拢这些国家为G7峰会的理念站台。在这次会议上，日本首次将“印太”与“经济安全”作为G7峰会的单独议题，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等文件中炒作涉华议题，妄谈台海局势，对我东海、南海等和中国核力量说三道四。
此外，日本还企图通过加强日印安全合作来牵制中国。近年来，日印合作从经济层面扩展至军事、安全层面，并且项目越来越多。除了政治层面的领导人会谈和访问、经贸层面的投资计划和高铁合作项目外，两国还通过“马拉巴尔”军演、由外长和防长参与的“2+2”会谈等机制开展安全合作。
